勞倫斯在開羅情報單位工作的最初幾個月中，幾乎沒有去追蹤阿拉伯半島的局勢，或者甚至根本就對此一無所知。考慮到他幾乎是如痴似狂地將全部精力聚焦在敘利亞，這也可以理解。他結識英國駐埃及的東方文化秘書羅納德·斯托爾斯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斯托爾斯蓄著鉛筆一般的小鬍子，喜歡穿白色亞麻布西裝，在大部分英國人都穿軍服的戰時開羅顯得風流倜儻。他是個劍橋大學畢業的審美家，對歌劇、文藝復興藝術和古典文學有著百科全書般的淵博知識。他年輕時就來到埃及，在英國當局中擔任過多個職務，1909年被任命為東方文化秘書，當時他只有28歲。
他天生就很適合這個職位。除了在官方接待會和節慶活動（在開羅的英國人非常熱衷於這些活動）中如魚得水、玉樹臨風之外，斯托爾斯還是英國駐埃及總領事的得力干將，在幕後監視著埃及數不勝數的政治陰謀。1911年，基欽納勳爵就任總領事，斯托爾斯也飛黃騰達起來。基欽納很快就將斯托爾斯視為最值得信賴的副手——這位東方文化秘書在阻止庫爾特·普呂弗被任命為赫迪夫圖書館館長的行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1914年8月就任陸軍大臣之後仍然對斯托爾斯信賴有加。基欽納打算在戰後仍然返回在埃及的崗位，因此將斯托爾斯留在開羅，充當他的耳目。
但這還只是一個方面。在基欽納麾下，羅納德·斯托爾斯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密謀的關鍵渠道。這個密謀只有開羅、倫敦和麥加的極少數人知道。他掌握了或許是中東最危險的秘密。斯托爾斯視勞倫斯為摯友，把這個秘密吐露給他，幫助這個年輕的情報軍官踏上了那條將為他贏得名望和榮耀的道路。
至少在最初，兩人的友誼建立在非常普通的事情之上：他們都酷愛古典文學。頗有些迂腐的斯托爾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講到勞倫斯時說：「我們在文學上僅有的分歧是，他在荷馬和但丁中更喜歡前者，而對我偏好忒奧克里託斯而非阿里斯托芬不能苟同。」
在1915年冬天的某個時候，他們的討論轉向了當前局勢，具體說來，就是斯托爾斯正在為基欽納勳爵執行的秘密任務。
故事是在一年前的1914年2月發端的。麥加的埃米爾侯賽因的次子——32歲的阿卜杜拉·伊本·侯賽因來到了開羅。當時很多人都已經知道埃米爾對君士坦丁堡政權的幻想破滅了，但阿卜杜拉把事情推到了一個新境界；他得到一個機會短暫地拜會了基欽納，試圖摸一摸底細，如果漢志爆發阿拉伯起義的話，英國將會作何反應。
基欽納費了不少周折來回避這個問題。畢竟當時英國和土耳其還沒有開戰，英國是萬萬不可鼓勵後者的臣民造反的。兩個月後，阿卜杜拉再次到訪開羅，希望再見一次基欽納，基欽納就讓他的東方文化秘書來接待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在與基欽納談話時還努力說得迂迴一些，在會見斯托爾斯時就直截了當了。「他直言不諱地問我，英國是否願意贈送大謝里夫（侯賽因）12挺，或者是6挺機槍，」斯托爾斯回憶道，「我問他，要這些機槍做什麼用，他（就像所有重整軍備的人一樣）回答，自衛用。我又追問他，他才補充說，自衛指的是抵禦土耳其人的攻擊。我不需要上級的特別指示也能夠告訴他，我們絕不會向友邦的敵人提供武器。」
但與阿卜杜拉的第二次會議是在1914年4月，到9月時，局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已經是陸軍大臣的基欽納靜觀土耳其的動向，於是想起了先前與侯賽因之子的談話，感到阿拉伯半島或許有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在等待他。他沒有通過英國軍方高官或埃及的民政當局行事，而是向自己在開羅的老辦公室發去了一份加密電報：「讓斯托爾斯精心挑選一名可靠的秘密信使，去詢問謝里夫阿卜杜拉，假如德國迫使土耳其參戰反對英國，他和他的父親以及漢志的阿拉伯民眾是支援我們，還是反對我們。」
就在土耳其宣戰的時候，侯賽因的答覆來了，誘惑力極大。侯賽因表明，他會努力保持中立，但同時又暗示，如果英國提供足夠的外部支援，並且保證不干涉阿拉伯內部事務，他也許會率領他的「追隨者們」發動起義。
這個前景讓基欽納大為振奮，於是很快發出了第二條資訊，大幅度地追加了賭注。基欽納寫道，如果阿拉伯人加入到英國的陣營，而不是僅僅保持中立的話，「英國會保障謝里夫政權的獨立和各項權益與特權不受任何外國侵略，尤其是不受奧斯曼人侵擾。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捍衛以土耳其人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並與之友善相處；從今往後，我們將與高貴的阿拉伯人為友」。
但侯賽因似乎有些含糊其辭。這位埃米爾在12月寫給斯托爾斯的下一封信中重申自己計劃「避免任何對英國不利的行為」，但表示，與土耳其的公開決裂必須等到未來的某個不確定的時機。事情就這麼耽擱下來了。在侯賽因發出這條資訊之後的幾個月內，麥加方面毫無音訊。
對勞倫斯來說，與侯賽因的秘密通訊的細節有如神的啟示。自到開羅以來，他花費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在敘利亞發動阿拉伯起義的可能性，這樣的起義幾乎肯定要依賴所謂的進步人士：對君士坦丁堡政權的腐敗不滿的商人和知識分子、渴望得到平等權利的少數派、對軍方的土耳其沙文主義滿腹怨言的阿拉伯官兵。他對阿拉伯保守派幾乎一無所知。
但從政治的角度，勞倫斯很快就理解了漢志的巨大潛力。英國與侯賽因結盟，就不會有人說英國煽動起義是為了吞併中東；埃米爾侯賽因是聖城的守護者，絕大多數穆斯林都不會認為他會與侵吞土地的異教徒聯手。恰恰相反，從漢志發起、由侯賽因領導的起義將會得到宗教界的認可，輕鬆地破解土耳其人和馬克斯·馮·奧本海默鼓吹的「伊斯蘭對抗十字軍」的宣傳。
但是侯賽因已經很久沒有任何音訊了，要判斷局勢究竟如何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他似乎的確兌現了恪守中立的諾言，因為他沒有響應奧斯曼政府的聖戰號召。但另一方面，他最近派了他的第三子費薩爾去敘利亞面見傑馬勒帕夏，然後還要去君士坦丁堡會見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費薩爾被普遍認為是侯賽因的兒子們當中最溫和與理智的一個，因此顯而易見的結論是，侯賽因正在努力與君士坦丁堡修好，漢志爆發阿拉伯起義的美好前景只是曇花一現，已經從英國人的手心溜走了。
但對勞倫斯來說，很快就有比揣測漢志政治更緊迫的事情了。到1915年4月初，英屬埃及的全部注意力都轉向了即將展開的針對達達尼爾海峽的海陸攻勢。
在4月的最初幾周，一支龐大的艦隊集結在埃及北部海岸沿線，而在海濱的帳篷城市裡，數萬名士兵正忙著拖運補給物資和訓練作戰技能。他們是新近組建的地中海遠征軍的成員，很快就要啟程，直搗土耳其敵人的要害。雖然等待的時光百無聊賴，但官兵摩拳擦掌、鬥志昂揚。
勞倫斯卻有一種不祥預感。自達達尼爾海峽行動開始以來，他就感到惴惴不安，現在他和開羅情報單位的其他成員被派到部隊集結地向指揮官們報告對岸的情況時，就更加心驚肉跳。勞倫斯在4月20日給戴維·霍格思的信中寫道：「地中海遠征軍的準備極不充分，既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也不知道可能遇到什麼情況，更不知道要做些什麼。」最讓勞倫斯瞠目結舌的是，地中海遠征軍司令部來到埃及時，手中居然只有兩份陳舊過時的1/4英寸：1英里的達達尼爾海峽地圖。
但英國戰爭籌劃者們的愚蠢行為才剛剛開始。他們決定，地中海遠征軍的主要登陸場將是加里波利半島，即達達尼爾海峽西岸的山嶺崎嶇的狹窄地帶。加里波利半島的寬度很少超過六七英里，向北延伸大約50英里才最終變寬，與歐洲大陸相連。在選擇具體登陸地點時，加里波利半島全線有多個地點可供選擇，地面部隊在登上山脊之後就可以下坡到達半島的東海岸，這個距離在有些地方不到3英里，這樣就能將奧斯曼軍隊一分為二，將山腳下的敵人困住。當然，最好的辦法或許是完全避開半島，在半島北端的薩羅斯灣登陸。在這個開闊的海灣登陸之後，不僅能夠讓所有駐紮在加里波利的土耳其軍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還可以一馬平川地直搗僅僅100英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最近被土耳其政府任命為達達尼爾海峽防線司令官的德國將軍利曼·馮·桑德斯最大的擔憂也就在此。為了防止英軍在薩羅斯灣登陸，他把自己的司令部和全軍的三分之一都部署在那裡。
桑德斯完全沒有想到，英軍會在加里波利半島的最南端登陸，因為這違背了軍事邏輯的最基本原則，甚至有悖常識。在那裡登陸的部隊不僅暴露在居高臨下的守軍火力之下，而且還會遭到附近堡壘中剩餘的土耳其遠端火炮的狂轟濫炸。即便英軍能夠爬上高峰、佔領堡壘，土耳其守軍還可以緩慢地向北且戰且退，不斷挖掘新的戰壕，照搬在西線戰場讓各國軍隊癱瘓的靜止塹壕戰。在奧斯曼帝國3000英里的地中海海岸線上，實在很難找到一個更糟糕的登陸地點。但地中海遠征軍選擇的偏偏就是這裡。
除了傲慢輕敵之外（這對軍隊來說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條條框框），造成這個荒謬決定的另一個原因是官僚的頑固不化。因為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最初被設計為一場海戰，在任務擴大之後，軍方仍然以原先目標——掃清海峽——的狹隘視角來審視它的成功與否。籌劃者們非常盲目，無視其他可能最終達成同樣目標的方法。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加里波利戰役的英軍戰略家們倒不是說拒絕了其他的登陸場，而是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其他選擇。
4月底，地中海遠征軍計程車兵們在埃及海岸開始登上運兵船，跨越地中海東部，開赴加里波利。勞倫斯回顧了自己前幾個月的徒勞努力，不僅是亞歷山大勒塔計劃，還有他和開羅情報單位設計的其他計劃全都被擱置，不禁在給霍格思的信中發洩出了怒火：
「阿拉伯的事情已經徹底完蛋。我從未見過比這更可鄙的亂局。我們在那裡原本有個絕佳機會。這讓人氣得發狂。」信的結尾頗有些淒涼：「所以，如果可能的話，請繼續推動亞歷山大勒塔計劃；在我看來，那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勞倫斯寫信的這一天，即4月26日，他還不知道亂局將會一敗塗地。就在前一天，地中海遠征軍在加里波利登陸了。
4月25日早上約6時15分，「克萊德河」號（一艘來自利物浦的改裝過的運煤船）在加里波利半島南端赫勒斯角的一處略有弧度的小海灘（代號為五號海灘）靠岸。甲板下的船艙裡擠著約2000名英國士兵。在平靜海面上與「克萊德河」號一起靠岸的還有五六艘小艇，每艘都拖曳著好幾艘敞開式獨桅帆船，滿載士兵，一直擠到船舷上緣。離海岸約100碼時，帆船的船長們切斷拖曳纜繩，向船員們分發船槳，讓他們划船上陸。海岸上萬籟俱寂。正如英軍希望的那樣，在赫勒斯角的登陸讓土耳其人措手不及。
好在土耳其人沒有預料到英軍會在這個地點登陸，因為在五號海灘登陸的英軍部隊的準備工作極為草率——讓士兵乘坐無武裝、無動力的木船登上敵人的海灘還不算最糟糕的主意——如果遇到抵抗，麻煩就會很大。在亞歷山大港的船塢，工人們為「克萊德河」號塗裝了迷彩，但是時間不夠；所以，那天早上這艘運煤船接近五號海灘的時候，船身上柔和的戰列艦灰色被大塊的黃褐色底漆襯托出來，如果處在光照之下會非常顯眼。而且還有一個小問題，「克萊德河」號根本無法接近海灘。英軍的計劃是讓它在近海擱淺，然後呼叫幾艘漁船到這個缺口，連線起來，作為從「克萊德河」號到岸邊的臨時浮橋。登陸士兵需要從「克萊德河」號船首切割出的四個小門走出，通過兩塊跳板，登上漁船，走過漁船，然後才能最終抵達海灘。很難想象，英軍在攻打石器時代太平洋島嶼的登陸行動中會如此草率，更不用說對手是一支現代化軍隊了，但英國軍方高層對土耳其人就是如此輕蔑。
帆船接近海灘時，平靜的海灣上唯一能聽得見的聲音是船隻引擎的噪聲和划槳聲，還有士兵們的談話和笑聲，他們因為登陸很順利而舒了一口氣，說話聲或許太大了一點。前鋒船隻離海岸只有幾碼的時候，隱藏在海岸沿線戰略性制高點的土耳其機槍突然開火。
敞開式獨桅帆船裡的人們沒有任何逃生機會。這些船隻接二連三地被打成碎片，或者傾覆，身上背滿沉重灌備計程車兵們在激浪中溺亡，或者被纏在水面之下的帶刺鐵絲網上，被子彈擊斃。極少數活著登上海灘的人也大多很快被機槍的掃射打倒在地。
從「克萊德河」號出來的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工作人員一次又一次從有防護的鋼製船體中走出，嘗試將臨時浮橋連線起來，但幾乎當即就被機槍打倒，或者淹死在浪濤中。浮橋最終還是勉強搭好了，但走上跳板計程車兵成了機槍的絕佳靶子；從船裡走出的第一個連隊的200人中只有11人抵達海灘。跳板上的最早一批死者其實是窒息而死，被他們身後越來越多的死傷者壓在底下，悲慘地喪命。成功上陸的人也只能躲在一座六英尺高的沙石陡坡朝向陸地的一角，這還不足以防禦機槍子彈。到下午晚些時候，水裡已經死屍枕藉，現場的一位英國船長描述說：「岸邊的海水已經成了血紅色，幾百碼外都能看得見。」
到戰役第一天夜幕降臨時，加里波利的先頭登陸部隊已經死傷近4000人，比勞倫斯估算的用來控制亞歷山大勒塔的總兵力還多得多。馮·桑德斯將軍對敵人的愚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第二天仍然堅信半島南端的登陸只是個幌子，真正的主力部隊將從其他地方登陸。當地的一名奧斯曼師長——穆斯塔法·凱末爾中校自行決定不斷派兵去攻擊蜷縮在小小灘頭陣地的敵人，希望將敵人趕下海去。
英軍在赫勒斯角登陸的第一日的目標是佔領內陸四英里處的一座小村莊，然後進攻它北面不遠處的土耳其堡壘。在隨後的7個月中，英軍始終未能抵達那個村莊，但仍然不斷嘗試，付出了傷亡近25萬人的慘重代價。至於那位奧斯曼指揮官穆斯塔法·凱末爾，很快將名揚全世界。1922年，他拯救了重建的土耳其共和國，贏得了那個更為世人熟知的美名——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加里波利戰役中，雙方死傷總數達到約50萬人，但這場戰役的犧牲品還不止這些死在戰壕兩側的軍人。英軍登陸的那天，也就是4月25日，君士坦丁堡政權命令逮捕了約200名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和商界領袖，指控他們是潛在的叛變通敵分子。一場針對奧斯曼帝國的基督徒少數派的血雨腥風的「大清洗」就此拉開序幕，最終導致100萬亞美尼亞人和亞述人在隨後的三年中死亡，因此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場種族滅絕。
要過一段時間之後，勞倫斯和中東戰場的其他英國軍官才認識到，加里波利戰役還有另一個犧牲品：一場星火燎原的大規模阿拉伯起義，原本可以從漢志一直席捲到敘利亞北部、傳播至美索不達米亞的起義的機會斷送了。直到一年多之後，勞倫斯面對面與埃米爾侯賽因的輕言細語的第三子費薩爾交談，得知費薩爾在1915年春季北上之旅還有一個秘密使命的時候，他才瞭解到這個付諸東流的機遇的具體細節。
1915年1月，幾乎在得知麥地那總督企圖推翻他的陰謀的同時，埃米爾侯賽因在麥加接待了一個名叫法齊·貝克爾的敘利亞人。貝克爾是埃米爾的一個效勞時間很久、深受信賴的隨從，他此次拜訪時告訴侯賽因，自己同時還是青年阿拉伯黨的高階成員。青年阿拉伯黨是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秘密社團，總部設在他的家鄉大馬士革，在整個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都有組織。青年阿拉伯黨的領導層得知侯賽因在秘密地與英國人通訊，於是派遣貝克爾到麥加，向他提出一個建議：青年阿拉伯黨在敘利亞、埃米爾的部隊在漢志聯合發動反對君士坦丁堡的起義，由英國提供支援，侯賽因擔任精神領袖。
謹小慎微的侯賽因沒有給出確定的答覆，而是派遣費薩爾北上，執行雙重任務：摸清侯賽因家族在君士坦丁堡當前的地位如何，同時也判斷一下與青年阿拉伯黨結盟的真正前景如何。
費薩爾於3月底來到大馬士革，禮貌地謝絕了傑馬勒帕夏讓他住在總督府的邀請，解釋說自己已經接受了一個大馬士革望族——貝克爾家族的邀請。他在貝克爾家的高牆之內與青年阿拉伯黨密謀者們進行了長時間會談。他原本只打算在大馬士革短暫停留，就是因為這些微妙的會談，才待了三週之久。
來到君士坦丁堡之後，年輕的謝赫遊刃有餘地與另一個陣營過招。在與青年土耳其黨三巨頭的另外兩人——恩維爾和塔拉特，以及剛剛抵達的馬克斯·馮·奧本海默會談時，費薩爾再三表示，他的家族對奧斯曼事業忠貞不貳，甚至與恩維爾簽訂了一份似乎終於解決了君士坦丁堡與他父親之間很多問題的協議。5月中旬，感恩戴德的奧斯曼政府為他安排了一場盛大的送別儀式，他在海德爾帕夏車站登上了返回敘利亞的火車。
但他駛入的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加里波利登陸幾周之後，已經有數萬名亞美尼亞人被逐出家園，流放遠方。費薩爾透過火車車窗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飢腸轆轆的婦女兒童——非常可疑的是，很少看到男人——在刺刀的威逼下，蹣跚地走向老天才知道的什麼地方。在提議的阿拉伯起義的問題上，更嚴峻的訊息在大馬士革等待著他。費薩爾從他的青年阿拉伯黨盟友那裡得知，該地區的很多以阿拉伯人為主的部隊——密謀者打算在起義中依靠這些部隊——已經被調往加里波利的屠場，換成了忠於政府的土耳其部隊。
儘管局勢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或者說恰恰是由於這種變化，青年阿拉伯黨密謀者們給了費薩爾一份檔案，敦促他將檔案帶給他的父親，然後再送到埃及的英國人手中。這份檔案就是後來所謂的《大馬士革草約》，包括了一系列條件，如果能得到滿足，並且得到英國人支援的話，青年阿拉伯黨或許仍然能夠發動起義。費薩爾啟程返回麥加的時候，《草約》的唯一一份文本就藏在他最信賴的保鏢的靴子內。
3月份，在準備迎接費薩爾訪問敘利亞的時候，傑馬勒帕夏認為，要想駕馭桀驁不馴的侯賽因，埃米爾的第三子就是最後的希望。事實上，敘利亞總督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儘管判斷的出發點是錯誤的。6月，侯賽因家族在他們的夏宮召開了秘密會議，阿卜杜拉和阿里勸說父親立即發動針對君士坦丁堡的起義，而最近目睹了加里波利戰役惡果——亞美尼亞人成群地倒斃在安納托利亞的公路邊、敘利亞北部的阿拉伯部隊被分散——的費薩爾主張謹慎行事。
勞倫斯要到將來才會知曉這一切。在加里波利登陸之後的日子裡，他在開羅的薩沃伊飯店讀著前線發來的一連串噩耗的戰報。這時他還對《大馬士革草約》和英國在敘利亞和漢志的潛在盟友一無所知，不過這倒也不是壞事。青年阿拉伯黨密謀者和侯賽因告訴開羅方面，讓他們起義的必需前提條件是，英軍必須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一切都取決於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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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森說，他曾親眼看見「阿拉伯嬰兒被母親放在樹蔭下，臉都被成群來襲的蝗蟲吃掉了，哭喊聲才被聽見」。這個說法或許是誇張了。見alexaaronsohn，iwiththeturksinpalestine/i，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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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爾是阿拉伯國家的貴族頭銜。其最初本意有軍事統帥的意思，最早用於哈里發派駐在外的軍事統帥及各地總督，亦有作為最高階貴族稱號。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內亂，各地總督與哈里發之關係越發疏離，最後不少地方的埃米爾與哈里發之間的從屬關係僅僅是象徵性的，埃米爾遂在此權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軍政大權，併成為當地的君主。
雜湊姆家族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稱，近代曾統治過漢志王國、伊拉克，至今仍統治著約旦。其始祖是定居於麥加的古萊什部落雜湊姆（約464年—？）。雜湊姆的原名是阿穆爾，「雜湊姆」的意思是「掰開面餅的人」，這個稱號的來源是某一年麥加旱災時雜湊姆拿出自己的食物賑濟災民。雜湊姆的曾孫即為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將其女兒法蒂瑪許配給侄子阿里，法蒂瑪生有兩子，哈桑和侯賽因，侯賽因的後人發展成為現代的雜湊姆家族。雜湊姆家族世代居住於麥加，獲得了謝里夫的稱號，身為「聖裔」的他們多年都在伊斯蘭世界備受尊重。
關於侯賽因與青年土耳其黨關係史的細節，見antonius，ithearabawakening/i，pp.125-58；baker，ikinghusainandthekingdomofhejaz/i，pp.12-45；kayali，iarabsandyoungturks/i，pp.1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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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奧克里託斯（約前310～前250），古希臘著名詩人和學者，西方田園詩派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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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tohogarth，april20，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6.
lawrencetohogarth，april20，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7.
guinn在ibritishstrategyandpolitics/i，p.70中指出：「這行動現在發展成了達達尼爾海峽戰役，其政策的急劇變化——從主要是海軍行動變為完全的陸地作戰——是在很短時間內在現場決定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lawrencetohogarth，april26，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8.
關於1915年4月25日加里波利登陸作戰的最初階段，已經有許多著作問世，其中最重要的是alanmoorehead和peterhart的著作，書名都叫作igallipoli/i。從軍事科學的角度，最權威的作品或許是robinprior的igallipoli：theendofthemyth/i。
weldon，ihardlying/i，pp.68-69.
「阿塔圖爾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
在中世紀，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以後，亞述人由於沒有全民改信伊斯蘭教而成為受壓迫的物件。在近代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內的亞述人由於信奉基督教，同亞美尼亞人一樣，也遭到了屠殺，許多亞述人被迫離開故土，開始流亡。小亞細亞地區（現在的土耳其）的亞述人數量銳減。亞述人由於迫害和戰亂，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開始了世界範圍的大離散。目前，全世界約有300多萬亞述人。
關於費薩爾1915年的大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之旅，詳見dawn，ifromottomanismtoarabism/i，pp.26-31；tauber，ithearabmovementsinworldwari/i，pp.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