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夫人解釋說，專賣局的這個人地位很高，得罪不起，於是我們的美國石油勘探家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弗雷家的沙龍。耶魯的男僕，一個叫作穆斯塔法·哈爾普特里的頭髮灰白的庫爾德老人，想出了另外一個辦法。「老爺，」他給耶魯出謀劃策，「我知道這個豬玀每天晚上去哪裡，你只消一句話，我就把他解決掉。」哈爾普特里解釋說，專賣局的這個人每天午夜都會從某個女人的家裡走出來。「那條街很偏僻。你只要下命令，我今晚就把他做了。」
耶魯拒絕了這個建議。不久之後，他的朋友們就安排他與亞歷克西·弗雷和好。這是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城裡施行了軍法管制，條令非常多，仇人很容易找到幾乎無窮無盡的機會來報仇。弗雷家的晚會違反了宵禁，於是在下一次晚會的時候，警察查抄了她家，逮捕了一半客人，據說警方得到了吃醋的菸草專賣局老闆的線報。
這個插曲讓耶魯感受到，他現在的生活已經變成了一場風險極大的遊戲。這場遊戲的最高仲裁者當然是傑馬勒帕夏。他只要一句話就能把幾乎任何人投入監獄，或者不經審訊就放逐到敘利亞荒原的某個鳥不拉屎的小村子。不過他反覆無常，很可能很快又把犯人釋放或者召回。
耶路撒冷的外國僑民要與傑馬勒保持良好關係，或者在關係不好時減輕受到的處罰，往往要仰仗兩個人。第一個是英俊時髦的中立國西班牙領事安東尼奧·德·拉·謝爾瓦·德·巴約巴爾伯爵。他接管了幾乎所有歐洲參戰國的領事工作，訊息靈通、神通廣大。威廉·耶魯和德·巴約巴爾伯爵的關係比較棘手：如果局勢惡化的話，伯爵是個很好的盟友；但是在遊獵耶路撒冷所剩無幾的單身美女的競爭中，他又是最可怕的對手。
為了日常的安全保衛，耶魯更有可能去找耶路撒冷社會的另一棟樑：一個叫作伊斯梅爾·哈克·貝伊·侯塞尼的風度翩翩的中年貴族，他是在1914年春向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出售克恩納布開採特許權的三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魯於戰前在巴勒斯坦長期居留時與伊斯梅爾·貝伊結下了交情。1915年，耶魯回到巴勒斯坦後，兩人又友善起來，到1916年春季，伊斯梅爾·貝伊已經是耶魯在中東最親密的摯友。而且，侯塞尼家族是整個南敘利亞最有錢有勢和受人尊敬的家族之一，而伊斯梅爾·貝伊是家族裡特別重要的一位成員。
外國僑民群體雖然有保護者，卻也有危險的敵人。其中最令人生畏的是一個定期悄無聲息地出入城市的年輕德國軍官，叫作庫爾特·普呂弗。巴約巴爾伯爵對普呂弗描述道，「儘管他外表無害，其實是德國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而且「天賦異稟」。普呂弗的輕聲細語已經很詭異，但真正讓他顯得非常危險的是，他是唯一一個得到傑馬勒帕夏不假思索的信任的德國人。如果得罪了庫爾特·普呂弗，那麼即便有巴約巴爾伯爵或伊斯梅爾·哈克·貝伊的力挺也無濟於事。甚至傑馬勒帕夏本人求情也沒用。一天下午，耶魯正在一對和他關係不錯的外國僑民夫婦家中做客，這時普呂弗和兩名警察破門而入。這對夫婦自稱是瑞士人，但她們其實是法國人，這在僑民圈子裡是公開的秘密，傑馬勒帕夏也知道。而普呂弗顯然是剛剛知道這個情況。他要求將這對夫婦流放，傑馬勒雖然不情願，也只能簽署放逐令。
1916年冬天，威廉·耶魯對普呂弗的權威非常忌憚，因為他發現，他自己、這個德國間諜，以及無處不在的巴約巴爾，在爭奪同一個女人——一個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姿色動人的美國猶太姑娘的芳心。這個姑娘擔心自己的美國追求者會被逮捕，於是向耶魯吐露，普呂弗經常向她盤問關於他和他的活動的情況。「顯然，我受到了懷疑。」
在戰時的敘利亞生存下去不僅需要一種精妙的自私精神，還需要鐵石心腸。耶魯是個生存能力極強的人，在這方面也不例外。一連幾個月，每天他在耶路撒冷城裡活動時都要踏過死屍和瀕死的人。每週他都聽說有失寵的人「被消失」，其中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絞死。為了在這樣的地方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也越來越冷酷無情，最終甚至會攻擊自己最親密的朋友。讓他後來感到非常尷尬的是，這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考慮；威廉·耶魯背叛友情，是為了石油。
在1915年春季第一次覲見傑馬勒帕夏之前，耶魯決定將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特許權申購分兩批呈交，因為他擔心，一口氣就獅子大張口地索要50萬英畝會造成不好的後果。但問題是，他早就得到了第一批25萬英畝的開發特許權，而沒有開工，到1916年春季就沒有勇氣索要第二批25萬英畝了。
他需要一個突破口來改變局面，但突破口在哪裡卻是個大問題，尤其是傑馬勒顯然已經開始領悟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玩什麼把戲了。1916年初，標準公司駐君士坦丁堡辦事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購買大馬士革周邊幾大塊土地的特許權，甚至請美國駐大馬士革領事塞繆爾·埃德爾曼當他們的排頭兵。但到3月，埃德爾曼與「該地區的最高層」——顯然是指傑馬勒——商談之後，卻向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發回了壞訊息。「傑馬勒說，他前不久去君士坦丁堡的時候，礦業部長告訴他，標準石油公司不是為了土耳其的利益工作，而是為了排除競爭。只要他們還對你們抱有此種懷疑，就無法獲得新的特許權。」
但在碰壁之後沒多久，耶魯應招前往傑馬勒在德國招待所的司令部。有一個好機會自己送上門來。總督解釋說，最近有前線軍官向他報告，南部沙漠裡一座山腳下有大片石油聚整合池塘狀。傑馬勒指出，既然這些石油已經漂浮在地表，立刻對其進行開採和精煉應當易如反掌。他請求耶魯幫他一個忙，親自去現場——貝爾謝巴以南的一座小山脈，叫作克恩納布——勘察一番。
耶魯當即意識到，這個所謂的「發現」其實就是希爾兩年前從朱迪亞地區一座山坡上看到的地方，他和魯道夫·麥戈文已經確定，那裡只有鐵尾礦而已。但現在不需要把這一點告訴傑馬勒帕夏。標準公司的這位代理人說，他很願意去勘察克恩納布現場，但請總督幫忙再給他批一些土地。他要離開德國招待所的時候，帕夏同意再給他巴勒斯坦的25萬英畝。
但耶魯在為下一次購買特許權的遠行做準備的時候，突然和他最好的朋友伊斯梅爾·哈克·貝伊發生了衝突。在前一年夏季，耶魯第一次大規模購買特許權的時候曾懇求伊斯梅爾·貝伊一同前往，並向他含糊地許諾，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會報償他的服務；雖然伊斯梅爾·哈克·貝伊在這些特許區沒有利益，但還是同意了。當然，這次合作對兩個人來說都遠遠不只是為了友誼。耶魯的其他隨行人員都是些腐化墮落的軍人和政府官員，有了伊斯梅爾·貝伊這樣有文化的人做伴，會愉快很多；而且耶魯也仰仗他結交甚廣的朋友解決頑固地主或趁機敲詐的地方官可能造成的困難。從伊斯梅爾·貝伊的角度看，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顯然要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在巴勒斯坦大搞開發，當然要儘可能地參與其中，分一杯羹。
但在1916年晚春，耶魯來找伊斯梅爾·貝伊幫忙去買地時，他卻退縮了。在阿拉伯人的經商之道中，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伊斯梅爾·貝伊已經看夠了美國人做生意的方式，知道耶魯給他報償的發誓賭咒一錢不值；他需要的是書面合同。面對這樣的要求，耶魯解釋說，他僅僅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一名收購代理人，沒有權力簽署這樣的保證書，但伊斯梅爾·貝伊「如果想知道我的個人意見的話，他最好信任公司」。
這對伊斯梅爾·貝伊來說還遠遠不夠；他告訴自己的朋友，如果沒有書面保證，他不能幫助他。
這讓耶魯陷入了一個困境。他和伊斯梅爾·貝伊相識已經兩年半，認識了他的全部七個孩子，而且經常在他的耶路撒冷宅邸用餐。像所有的真心朋友一樣，兩人也互相吐露了一些秘密：耶魯告訴對方，他戰前在耶路撒冷遇見了一個英國護士，希望有一天能娶她為妻；伊斯梅爾·貝伊則說出了自己對奧斯曼政府的鄙夷，尤其是對傑馬勒帕夏的怨恨。讓耶魯的困難愈發棘手的是，侯塞尼家族在巴勒斯坦如日中天。伊斯梅爾·貝伊的親戚遍佈政府高層，所以如果得罪了他，就不僅僅是兩個朋友分道揚鑣那麼簡單了；如果伊斯梅爾·貝伊要和耶魯作對，那麼先前為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敞開的所有大門就會被砰的一聲緊閉了。
耶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看著他，說道：‘好吧，伊斯梅爾·貝伊，雖然我非常不願意這麼做，但如果你不同意和我合作的話，我就馬上去找傑馬勒帕夏，告訴他，你在跟我對著幹，你是親英分子，是站在英國人利益那一邊的。’」
這是威廉·耶魯個性的一個戲劇性轉變。1911年時，他為一位富裕的波士頓實業家工作。耶魯的父親已經破產，正處於絕望中，於是懇求兒子為自己引見這位實業家。耶魯感到利用自己的職位去安排這樣的會見是不道德的，於是拒絕了父親。僅僅5年之後，耶魯就為了一樁生意用死亡來威脅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不是死個痛快，而是要經過長時間的痛苦折磨，並且妻子兒女都會被流放、陷入赤貧。
但他的招數奏效了。「我一邊等待他的回應，一邊焦急地觀察著他的面部表情。」耶魯回憶道，「他非常突然地答道：‘我會幫助你。我會信任公司。’後來，只要我還是公司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他就一直非常忠實地與我合作。」
哈利勒帕夏的司令部是一座圓形帳篷，離庫特的前線有約4英里。三名英國軍官被蒙上眼睛，心急如焚地通過無人地帶，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終於被帶進了這座帳篷。
哈利勒大約三十五六歲，清瘦強健，褐色眼睛目光炯炯，蓄著土耳其軍官——其實是所有土耳其男人——都喜愛的八字鬍。雖然周圍的環境非常荒涼，他卻仍然保持著在君士坦丁堡的沙龍里培養出來的風流倜儻的氣概。奧布里·赫伯特在戰前曾擔任駐奧斯曼首都的榮譽領事，和哈利勒相當熟識，於是以幾句風趣話打破沉默。「我上一次見到閣下是在哪裡？」赫伯特用法語問道。
哈利勒的記憶力顯然很好。「是在英國大使館的舞會上。」他也用法語答道。從這開始，對話嚴肅了起來。
這一天是4月29日，三名英國軍官清晨就出發，爬過英軍戰壕前沿的壁壘，打著白旗走進無人地帶。他們前方是600碼的草地，野草有齊腰高，遠處就是土耳其軍隊戰壕的泥土護堤。他們走到大約兩軍戰線之間的中點，停下來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待土耳其方面發出回應。天氣越來越熱，他們周圍滿地都是腐爛的死屍，吞食腐屍的成群綠頭蒼蠅不斷騷擾著他們。最後，三人被帶到土耳其戰線，蒙上眼睛，扶到馬背上，被帶去哈利勒的司令部。勞倫斯幾天前墜馬負傷，膝蓋傷得很重，沒辦法騎馬；他被扶下馬，仍然蒙著眼，由一名土耳其士兵牽著，跌跌撞撞地走了4英里，來到哈利勒的帳篷。
三人在早上踏入無人地帶的時候，都深知自己的任務是非常可恥的。這次賄賂嘗試丟人現眼，愛德華·比奇始終沒有公開揭露任務的真實目的，勞倫斯只是極其隱晦地一筆帶過，而奧布里·赫伯特甚至在自己的私人日記中也無法下筆。在前一晚的日記中，他寫道，他們僅有的籌碼是「湯森的火炮、交換土耳其戰俘，還有另外一件東西」。這樣說已經非常含糊了，但最終仍然被認為太暴露；赫伯特的日記在戰後出版時，這句話被刪掉了。
但三位軍官在哈利勒帕夏的帳篷裡很快了解到，他們討價還價的籌碼其實還沒有這麼多。他們早上出發的時候還不知道，湯森越來越精神錯亂，突然同意無條件投降。然後他遵循軍事常規，摧毀了自己剩餘的火炮。這讓一心想拿到這些火炮的哈利勒帕夏火冒三丈，所以比奇、赫伯特和勞倫斯的本錢就只剩下了黃金。
為了挽回一點顏面，英國軍官們聲稱這些黃金是為庫特的平民百姓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他們說，在五個月的圍城戰中，無辜的百姓蒙受的苦難和被困的英國士兵一樣嚴重，給他們一些經濟補償也是理所當然的。哈利勒帕夏一眼看穿了這套說辭，當即拒絕了這個提議。
英國談判者在要求交出傷員的時候運氣比較好。庫特守軍已經投降，於是土耳其指揮官提議讓英軍輪船載著糧食過來，將傷情最重的傷員接走。土耳其人的讓步令軍銜最高的談判者比奇上校有了些勇氣，決定試一試他的最後一張牌：用英軍自進入伊拉克以來俘虜的奧斯曼軍人交換庫特倖存的身體狀況良好的英國戰俘。
哈利勒帶著狡黠的表情提出了另外一個建議：用英國士兵一對一地交換土耳其士兵，印度士兵和阿拉伯士兵則單獨交換。英國軍官們不太明白這個建議的用意如何，赫伯特指出，土耳其軍隊裡的很多阿拉伯士兵打得非常英勇，哈利勒應該很高興把他們換回去，這位土耳其指揮官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哈利勒拿起被英軍俘虜的戰俘名單，指出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名字。「或許我們10個土耳其人中有1個是孬種或者膽小鬼，」他說，「但100個阿拉伯人中只有1個勇士……你們如果願意，可以把他們送過來，但我已經判了他們死刑。我打算把他們絞死。」
英國軍官們認識到自己被耍了，於是拋下了這個話題。過了一會兒，哈利勒帕夏裝腔作勢地打了個哈欠，宣佈自己累了，還有其他很多事務要處理。於是救回庫特守軍的最後希望也付諸東流了。勞倫斯、赫伯特和比奇被帶離哈利勒的司令部，送到前線，但這時天已經黑了，於是土耳其人邀請他們在一座營地過夜。勞倫斯在日記中尖刻地說：「他們以土耳其方式給了我們一頓極其豐盛的晚餐。」
次日早上，三人被帶到河邊。在陽光下，他們看到一具又一具死屍被底格里斯河湍急的水流捲走。這些死人都是奧斯曼士兵，因霍亂、傷寒或戰傷而死，他們的指揮官非常冷漠無情，將屍體丟入河中，而不是埋葬。
就在這一天，湯森率全軍投降。他的部隊和企圖為他解圍而慘遭屠戮的援軍大多是印度人。英國指揮官們對他們抱有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他們視為不值得憐惜的消耗品；而他們在土耳其人手中將遭受更嚴酷的待遇。大部分印度戰俘被送到巴格達鐵路上當奴隸勞工，在庫特被俘的1萬名印度士兵和隨軍人員中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戰爭結束。
湯森將軍的命運比較好。他被帶到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個小島的美麗別墅中度過了戰爭的剩餘歲月。他可以使用一艘土耳其海軍遊艇，還經常到奧斯曼宮廷參加外交招待會。他的三隻心愛的約克郡蠸狗也和他一起去了君士坦丁堡。儘管庫特守軍瀕臨餓死，這三隻寵物狗卻過得相當好。1916年10月，英國國王授予湯森騎士勳位，一些土耳其政府官員向他發去了祝賀信。這說明，即便是在戰時，帝國主義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著同僚般的關係。
4月初的一個早上，一名騎馬的信使來到大馬士革郊外的貝克爾農莊，傳喚費薩爾·侯賽因去傑馬勒帕夏在城裡的官邸。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費薩爾在三個月前應傑馬勒的要求返回了敘利亞首府，與總督有很多交道要打。但在這天上午，費薩爾抵達傑馬勒官邸時，卻發現這裡的氣氛非常詭異地冷淡和拘謹。
上了咖啡、賓主寒暄一番之後，傑馬勒將一張紙推過桌面。這是恩維爾帕夏從君士坦丁堡發來的電報，講到了統帥恩維爾剛剛從費薩爾的父親（在麥加）那裡收到的信。這封信比最後通牒更強硬：侯賽因發出警告，如果青年土耳其黨希望繼續與他為友，就必須承認他是漢志的世襲君主，並立即終止在黎巴嫩對60名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的審判。
這讓費薩爾陷入了一個非常微妙和危險的境地。1月份他返回大馬士革之後很快發現，自他上次到訪以來，在敘利亞發動阿拉伯起義的成功機率已經大大縮減。由於傑馬勒的清洗，起義的很多政治領袖已經被放逐或藏匿起來，而意圖起事的軍人在加里波利十死九傷。費薩爾已經向父親報告了局勢的變化，但從這份狂暴的電文來看，侯賽因還沒有理解局勢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根據傑馬勒的記述，費薩爾對他說：「大人，您不知道我是多麼難過。這份電文肯定是什麼極大的誤解造成的。我可以向您保證，我父親沒有任何惡意。」
費薩爾把「誤解」解釋為他父親對土耳其語的不精通。顯然是某個書記員把他父親的阿拉伯文書信翻譯錯了，搞成了與他父親本意大相徑庭的東西。這天早上，在傑馬勒官邸，費薩爾提議向他父親發電報，解釋他的意思被誤解了，無疑能讓他父親立刻收回這封令人氣憤的信。
傑馬勒帕夏雖然對侯賽因及其兒子們的陰謀詭計已經膩煩透頂，但很喜歡看費薩爾侷促不安的樣子。他向年輕的謝赫下了逐客令，自己給埃米爾侯賽因寫了封信。他先解釋為什麼不能釋放大馬士革的被告——「政府如果寬恕叛國者，會被指控為軟弱無力」——然後指出，現在是戰時，國家的生死存亡懸而未決，實在不是侯賽因爭取世襲頭銜的好時機。這番好言相勸之後，他露出了獠牙：「我還想請您注意，假如政府僅僅是為了讓您在我們當前的困難時期歸順，就答應您的要求，當戰爭勝利結束之時，誰能阻止政府對您施以嚴厲懲罰呢？」
埃米爾侯賽因的土耳其語再差，也能理解這些言辭中的威脅。傑馬勒為了把自己的態度表達得斬釘截鐵，很快把注意力轉向黎巴嫩的作秀審判的被告們。儘管費薩爾不斷求他開恩，他還是在5月5日簽署了21名被判有罪的犯人的死刑令。次日清晨，死囚被押到大馬士革和貝魯特的廣場，當眾絞死。
這些處決和另外一個事件一起，終於讓青年土耳其黨和阿拉伯半島的雜湊姆統治者之間漫長而艱難的合作宣告結束。幾周之前，傑馬勒帕夏派遣了約3500名精兵到麥地那。他向侯賽因保證，這些部隊是去葉門（在阿拉伯半島西南角）的，但侯賽因並沒有相信，而是懷疑這些部隊是衝著他來的。在5月6日的處決之後，侯賽因認定，徘徊逡巡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於是命令費薩爾離開大馬士革。
在費薩爾準備動身的同一時間，傑馬勒帕夏接待了另一個有事相求的人——亞倫·亞倫森。在這位農學家再次擔任滅蝗專案領導人的四個月中，他在出差經過大馬士革的時候，經常到總督府來。他很高興地報告傑馬勒，第二批蝗蟲沒有產卵，所以在未來不會構成威脅；到3月底，蝗蟲數量已經開始減少。當然他沒有告訴敘利亞總督，他利用科學實地考察的掩護，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了一個猶太間諜網。
組建這個間諜網對亞倫森來說是件非常微妙和危險的工作。猶太人中有一派積極支援同盟國，另一派秘密地支援協約國，而絕大多數人只想置身事外。但幾乎所有人都堅決反對任何可能招致更多奧斯曼敵意的行為。甚至那些私下裡祈禱英國人早些來的人也只願意在英軍登陸之後幫忙，現在要做任何事情對大家都太危險了。亞倫森和法因貝格非常小心翼翼地試探朋友和熟人，才招募了10幾名志同道合、願意現在就為英國刺探情報的人士。
但這還只是理論。在冬天，他們在阿特利特海岸多次看到英國間諜船，而且英國人甚至向岸上傳送了訊號，但由於一連串的噩運，雙方始終未能建立聯絡。對亞倫·亞倫森來說，這個困境讓他發瘋。他們三次試圖與英國人取得聯絡，三次都失敗了，最後一次法因貝格險些喪命。1916年初春，他想出了一個新主意。
他在旅行途中得知，土耳其軍隊急缺潤滑油。其實，他很難不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沒有潤滑的車軸發出的刺耳尖叫已經成了巴勒斯坦持續不斷的背景音樂。有一天，農學家在閱讀一本科學期刊的時候讀到一篇文章，說一些歐洲科學家已經設計出了將芝麻籽油轉化為潤滑油的方法。奧斯曼帝國的芝麻籽是極為豐富的，於是亞倫森在5月的一天來到傑馬勒的大馬士革官邸，提議讓自己去德國學習這種提煉方法，以支援土耳其的戰爭努力。
此時，在奧斯曼帝國作任何旅行都需要許可證，而傑馬勒帕夏正是少數有權批准亞倫森提議的這種旅行的人之一。總督當然是滿腹狐疑。他並不真正信任亞倫森——其實他不信任所有的猶太人——而且前不久還出了亞倫森的助手在西奈半島遊蕩被抓獲的奇怪事情。讓這樣一個人脫離自己的掌心，哪怕是去盟國，也是風險很大的事情。
但是，傑馬勒的軍隊奇缺潤滑油，而紐約標準石油公司似乎並不急著滿足他的需求，儘管他已經在敘利亞給了他們面積驚人的特許開發區。總督以他一貫的唐突態度很快批准了亞倫森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許可證；到了那裡之後，科學家需要掃清更多的官僚障礙，才能前往柏林。但是亞倫森當然不打算留在柏林。他希望溜過德國邊境，進入某個中立國，在那裡與英國情報部門取得聯絡；至於具體如何找到英國情報部門，他還沒想好。
5月11日，勞倫斯登上一艘英國運兵船，從伊拉克返回開羅。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有兩個兄弟在這場似乎無窮無盡的戰爭中丟掉了性命。到1916年中，英國戰爭努力的山窮水盡已經在各條戰線暴露無遺，而在東翼的表現特別明顯。僅僅13個月內，英國就在「歐洲病夫」手下連吃敗仗，損失了約35萬人。三年前，巴爾幹民兵和武裝農民的烏合之眾就能連續打敗奧斯曼軍隊，而英國卻被奧斯曼軍隊打得一敗塗地。這還不算完，他最近的經歷在個人和歷史的層面都在極大程度上揭露了英國的沒落：挽救1.2萬名瀕臨餓死、丟盔卸甲計程車兵的徒勞努力，被迫參加向敵人卑躬屈膝、低聲下氣的行動，因為把士兵們投入絕境的將軍們不願去做這麼有損尊嚴的事情。
勞倫斯從伊拉克回來之後，有了兩個長期縈繞心頭的想法。第一是英印軍隊狂妄自大、稀裡糊塗地闖入伊拉克，不吃敗仗才怪：「他們完全靠蠻力衝進巴士拉。在伊拉克的敵人幾乎全是阿拉伯人，他們處於難堪的困境，即必須站在土耳其世俗主義壓迫者的陣營，去對抗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解放者的英國人，而英國人卻不肯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英印軍隊的指揮官們本來就有極強的優越感，輕鬆拿下巴士拉之後更是自我膨脹，不屑與當地人合作，甚至根本不願意去建立一條防守得住的補給線，而是魯莽地指揮部隊沿底格里斯河而上，走向滅亡。勞倫斯後來說：「英國將軍常常愚蠢地將自己在無知中得到的東西丟棄。」或許就是因為想到了英軍在伊拉克的慘敗。
在更為哲學的層面上，勞倫斯從庫特得到了對帝國主義事業的越來越深的憎惡。他後來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我們為了這些東西付出了太多的榮譽和無辜的生命。我和100名德文郡義勇兵一起沿底格里斯河而上。他們年輕、整潔而歡快，充滿了快樂和逗女人兒童開心的本領。從他們身上，我深深感到，作為他們的親人，作為英國人，是多麼幸福的事情。我們就把成千上萬這樣的人投入烈火，投入最慘烈的死亡，不是為了打贏戰爭，而是為了強佔美索不達米亞的穀物、大米和石油……在我看來，我們所有的臣屬省份的價值加起來還不如一個死了的英國人。」
但勞倫斯決心不讓一切都白費。在返回埃及的14天旅程中，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一份長篇報告，描述了自己在伊拉克耳聞目睹的一切，對英印軍隊的碼頭停靠和倉儲系統、高階將領的庸碌無能、戰略的愚鈍不堪，統統毫不客氣地狠批了一番。但他的這番努力仍然是徒勞。開羅軍事情報機構的高階軍官們讀了勞倫斯怒火沖天的報告，並得知這份報告將要呈送給駐埃及英軍的總司令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認定這份報告太直言不諱，不能拿去刺激將軍的神經；在報告被送給默裡前不久，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勞倫斯的最直白的段落剪掉了，於是讓庫特的慘痛教訓也付諸東流。這些審查者做得非常徹底，據信勞倫斯的伊拉克報告原本只有一份被完整地儲存了下來。
1916年春季，英國在中東已經與多方締結了多個互相矛盾和牴觸的協約。誰要是想為這種可恥行為辯護，倒是能方便地找到幾個有力論據。
或許最顯而易見的論據就是，古人云，在情場與戰場大可以不擇手段。到1916年5月，全歐洲範圍內已經有數百萬青年死亡，未來還將有更多人喪命；如果兩面三刀和無法信守的虛假諾言能夠推動戰爭早日結束，誰能反對呢？
還有一個語義學的問題，就是究竟如何定義「獨立」。這個詞在今天的含義一目瞭然、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在1916年卻並非如此。對於帝國主義時代晚期的很多屈尊俯就的歐洲人來說，獨立並不是說讓土著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的國家，而是一種家長制：一輪新的「白人的負擔」，即對土著民族進行教化，當然還有剝削，一直到他們在未來某個無法確定的時間對現代文明有了足夠的理解，能夠自立為止。對於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僅英國的大部分高階政治家這麼想，歐洲所有國家的政治家恐怕都是這麼想的——來說，「獨立」與「委任統治」、「控制區」或「宗主權」之間的距離並不像其他人眼中那樣是一道鴻溝。
還有一個簡單而玩世不恭的論點：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互相矛盾的諾言沒什麼要緊，因為這一切說不定只是學術討論。即使是最樂觀的帝國主義者也必須承認，英法兩國目前雖然還沒有輸掉戰爭，但肯定不像是要贏的樣子，現在就坐地分贓，實在有些荒唐。至於埃米爾侯賽因，他早在戰前就叫嚷著要起義反對君士坦丁堡，但到現在一點動靜都沒有。如果阿拉伯起義果真發生，協約國果真贏得戰爭（這兩件事同時發生的機率太小了），對付侯賽因的問題就只是小菜一碟了。走一步算一步再說。
按照一般流傳的說法，在1916年6月5日早上，埃米爾侯賽因爬上了他在麥加的宮殿的一座塔樓，用一支舊火槍向城內土耳其要塞的方向開了一槍。這是起義的訊號。到這一天落日時，漢志全境的侯賽因支援者已經向一些土耳其據點發動了襲擊。
命中註定的是，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促成起義的那個人卻永遠不會得知起義爆發了。當天下午5點前不久，英國皇家海軍的一艘戰列巡洋艦「漢普郡」號駛出了蘇格蘭北部的港口，運送陸軍大臣霍拉肖·基欽納前往俄國。不到3個小時之後，「漢普郡」號在公海觸了德國水雷，很快沉沒。船員和乘客幾乎全部遇難，基欽納也葬身大海。
就在兩週前，勞倫斯在伊拉克的任務失敗，回到薩沃伊飯店繼續伏案工作。他的未來似乎和過去不會有什麼不同：文書大戰，繪製地圖，撰寫永遠不會受到重視、永遠不會付諸實施的戰略和報告。但是，麥加的訊息傳來之後，他很快就將得到他夢想中的那種戰爭，他本人也將一舉成名，進而演化為一個傳奇。
macdonoghtonicolson，january7，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882/16.
lawrencetoleeds，november16，1915，inbrown，ithelettersoflawrence/i，pp.78-79.
埃米爾·侯賽因和英國政府在所謂的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中究竟達成了什麼協定，一直是中東歷史中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形形色色的歷史學家們撰寫了汗牛充棟的書籍，都從這些簡短的信函中擠捏出適合自己的觀點或政治偏見的闡釋來。在很多人看來，主要的出發點在於，這些信函在語法結構上非常笨拙——埃米爾·侯賽因的措辭古舊而華麗，亨利·麥克馬洪的信則非常小心地營造出晦澀難懂的文風——因此從中可以得出天差地別的闡釋，而英國人並沒有故意要欺騙對方。事實上，一些歷史學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賽亞·弗裡德曼、伊利·柯杜裡和大衛·弗洛姆金，專注於麥克馬洪小心插入的修飾語，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英國人實際上沒有向侯賽因做出任何承諾。按照這種說法，既然沒有向阿拉伯人做出承諾，英國隨後當然可以自由地與歐洲盟友簽訂關於中東的條約，即所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但無論是從常識，還是根據當時的證據，這種論點都是站不住腳的。任何沒有偏見的觀察者，只要看看該地區的地圖，再花上幾分鐘時間去讀麥克馬洪和侯賽因的全部來往信函，就會很清楚地認識到，埃米爾·侯賽因相信自己得到了怎樣的承諾。另外，當時英國政府的行為也很清楚地表明，它相信自己已經對侯賽因許下了諾言，並且這些諾言遭到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破壞。證據就是，在將近兩年時間裡，英國政府花了很大力氣向侯賽因隱瞞《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存在，如果不是俄國的布林什維克政府公開了協定，無疑還會繼續隱瞞下去。
以委員會主席莫里斯·德·邦森爵士得名。有趣的是，邦森的父親曾是普魯士駐英國大使。
sykestocox，undatedbutlatenovember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882/2.
sykestogenerale.c.callwell，directorofmilitaryoperations，waroffice，august2，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882/13，f.367-71.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8.
切爾卡西亞人是北高加索的一個民族，在19世紀俄國對高加索的征服戰爭期間被驅逐到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各地。西方文學藝術中有不少以貌美的切爾卡西亞人為主題的作品。
德魯茲派是近東的一個伊斯蘭教獨立教派，屬於什葉派伊斯瑪儀派的一個分支，教義受到諾斯替主義等的影響，被伊斯蘭正統教派視為異端。
prüfertodjemalpasha，december5，1915；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柏林），roll21138，derweltkriegno.11g，band16.
metternichtobethmann-hollweg，december23，1915；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柏林），roll21138，derweltkriegno.11g，band16.
aaronsohn，「addendumto‘reportofaninhabitantofathlit，mountcarmel，syria，’」undatedbutnovember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783.
engle，ithenilispies/i，pp.62-64；florence，ilawrenceandaaronsohn/i，p.205。engle、florence和亞倫森的其他傳記作者將情況描寫得更嚴重，說法因貝格在貝爾謝巴遭到刑訊，在耶路撒冷麵臨被即刻處決的危險。但亞倫森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似乎與上述觀點矛盾，因為亞倫森是收到了法因貝格於12月29日從貝爾謝巴發出的電報，才得知他被捕了。而且，亞倫森隨後幾天的日記中完全沒有解救法因貝格的緊迫感，而且他得知訊息後過了兩週才去找傑馬勒帕夏求情。
chamberlaintohardinge，october22，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486，f.254.
從麥克馬洪與外交部的通訊（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486，f.204-8）看來，麥克馬洪10月24日給侯賽因的信中這個關於法國的條件從句是由英國政府高層精心炮製出來的。
tanenbaum，ifranceandthearabmiddleeast/i，p.8.
「resultsofsecondmeetingofcommitteetodiscussarabquestionandsyria，」november23，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882/2，f.156-60.
sykesandpicotjointmemorandum，「arabquestion，」january5，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767。在圍繞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的所有爭議當中，或許最貌似有理而其實不然的觀點就是，英國人已經明確說明，獨立阿拉伯國家將不會包括巴勒斯坦，而侯賽因清楚地知道這一點。這種觀點的主要鼓吹者是以賽亞·弗裡德曼，他的著作ithequestionofpalestine/i和ipalestine：atwice-promisedland？/i經常被人引用；弗洛姆金在iapeacetoendallpeace/i中也響應了他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基礎是麥克馬洪於1915年10月24日給侯賽因的信中的一個「修飾條件」。他寫道：「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區域以西的敘利亞地區，不能說完全是阿拉伯人地區，因此應當從獨立阿拉伯國家的範圍中排除出去。」弗裡德曼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指出，10月24日之後侯賽因有許多機會可以對排除巴勒斯坦的做法提出異議，但一直沒有提出。他在ithequestionofpalestine/i（p.90）中寫道：「收到麥克馬洪的10月24日來信之後，侯賽因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和貝魯特與阿勒頗兩省‘是阿拉伯人地區，因此應當由穆斯林政府來治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沒有將巴勒斯坦放在這個範疇之內。1916年1月1日，他提醒高階專員說，在戰後，他將向‘貝魯特及其沿海地區’提出主張，但沒有提及耶路撒冷地區。」弗裡德曼從侯賽因的這些省略得出結論，侯賽因在與麥克馬洪對話時顯然是預設放棄了巴勒斯坦。這種觀點的首要破綻是，巴勒斯坦的任何部分都不在「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區域以西」。這個地理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黎巴嫩和今天敘利亞的海岸地區。我說「大致」，是因為麥克馬洪的「地區」究竟指的是什麼，並不清楚。巴勒斯坦/以色列在遙遠的南方。更大的問題是，在與侯賽因通訊的全過程中，麥克馬洪非常仔細地列出了他將會尋求「修正」的地區，而從來沒有提到過巴勒斯坦。至於侯賽因自己為什麼始終沒有向麥克馬洪提出巴勒斯坦的問題，弗裡德曼和與他觀點相同的人似乎堅決要忽略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既然巴勒斯坦不在麥克馬洪描述的排除範圍之內，而且麥克馬洪在他要「修正」的地區中從未提及巴勒斯坦，那麼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說的。
lawrencetoliddellhart，notesfrominterview，undated；lawrencecollection，universityoftexas（勞倫斯收藏品，德克薩斯大學），folder1，file1.
lawrence，「thepoliticsofmecca，」forwardedbymcmahontogrey，february7，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771，f.151-56.
asquotedin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49.
asquotedin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49.
lawrence，「thepoliticsofmecca，」p.1；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771，f.152.
millar，ideathofanarmy/i，pp.204-5.
關於庫特駐軍的兵力，不同的歷史資料的說法差別相當大，從9000到12000不等。這個差別的原因是，有的統計算入了所謂隨軍人員的數量，真正的軍人的數量接近較低的估計。但這些隨軍人員和軍人一樣命運悲慘，所以應當將他們計算在內。
關於杜傑拉戰役的細節和艾爾默的行動，見warofficerecords（陸軍部檔案）158/668，f.75-127。
mcmahontocox，march20，1916，asquotedby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59.
rence，ilawrencebyhisfriends/i（1937edition），p.301.
laketosecretaryofstate（india），march30，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2768，f.36.
robertsontolake，march16，1916；warofficerecords（陸軍部檔案）158/669，no.197.
威廉·耶魯關於他在戰時耶路撒冷的生活的記述主要來自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s4and5.
ballobar，ijerusaleminworldwari/i，p.75.
edelmantosocony，constantinople，march29，1916；nationalarchives（u.s.）（美國國家檔案館）rg84，entry350，volume30，decimal300—general.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5，pp.7-8.
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32.
herbertdiary，asquotedbywilson，ilawrence/i，p.272。日記出版時（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28），這句話被改為：「我們和土耳其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交換的籌碼，幾乎只有交換俘虜。」
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34.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24.
戰後的英國政府非常一絲不苟地計算了在庫特被俘的英軍士兵的死亡人數——據crowley的說法（ikut/i1916，p.253），2592名戰俘中有1755人死亡，但對印度士兵就沒有這麼認真了，甚至在將倖存的戰俘送回國時也稀裡糊塗。據millar（ideathofanarmy/i，p.284）的說法，遲至1924年，還有先前在庫特被俘的印度士兵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回到家的。
nash，ichitralcharlie/i，pp.274-79.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216.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p.216-17.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9.
lawrence，isevenpillars/i，p.386.
lawrence，isevenpillars/i，p.25.
這份報告的原件儲存在德倫大學的溫蓋特檔案中。
baker，ikinghusainandthekingdomofhejaz/i，pp.98-99.baker的說法，起義的發起日是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