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麗

飯桌上，醃得青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裡嘎巴嘎巴的。母親在對座盯著我望了一會兒，突然笑說：「聽你嚼的聲音，真清脆，真好聽！」母親這麼開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親一向喜歡吃，也喜歡做，更愛做給別人吃。誰都喜歡到她家做客，也喜歡回請她，因為她能評賞出各家菜的優點，能體會主人在廚房的辛苦。她說過一句豪語：「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說：「吃東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樣。」

近幾年，母親糖尿病纏身，三餐頓頓得吃藥，每天還要注射胰島素，飲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樂趣被剝奪，可說是母親晚年的憾事吧！

偶爾血糖降到「接近」標準時，父親就會心疼地說：「晚上咱們帶你媽去外頭吃頓飯吧，你媽最愛吃……」想到這兒，我知道，母親望著我嘎巴嘎巴嚼著菜心，一定打從心底羨贊。

「媽，你也可以吃啊！」我說，「菜心多吃又沒關係！」

「不，不對勁兒。我的牙不好，吃起來不夠‘漂亮’。」

「漂亮」，好一個形容詞兒，我和父親都笑了。生病減少了母親往日的犀利幹練，但是語言仍然那麼生動俏皮。靈活的語言，正是母親作品引人入勝的原因之一。母親天生有一對敏銳的耳朵。小時候，我們常常在榻榻米上，興趣盎然地聽她學童年北京街頭的小販吆喝。她的記憶力真好，幾十年前街頭的情景，那聲調、手勢、吆喝的內容，好像一直留在腦海裡。她學著水果小販放下擔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頭來，便是一吆喝，包括產地、味道、價格、名稱都出來了，她說：「那真是意味深長啊！」母親學完了，總不忘分析那些小販夾上一兩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話。

1999年的夏天，為了撰寫《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我追尋母親的成長足跡，從南半球的澳洲飛回，踏上了北京——她從五歲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熾、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澤寧侄開車，我們訪問了北京師大附小、當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廠、晉江會館、夏家老宅、南長街、中山公園、廠甸等地。母親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舊事》頓時展現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號的夏家老宅，是一棟大小有八個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東面卻有三間坐北朝南的小樓房，母親嫁到夏家就住在這小樓上。大局改變後，這棟房子被分配給二三十家人居住，院子就被動消失，僅剩下才可過人的通道；三間小樓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無蹤。現在聽說要把這棟住宅拆了改建樓房。

想想當年，與寡母和弟弟相依為命的臺灣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個公公、兩個婆婆、八個兄弟、三十多口的書香大家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七十四歲的祖奎堂兄記憶猶新，他說：「六嬸（母親）和大家相處得很好，誰也對她說不出一個不字來。她並非逆來順受，卻也不會使人欺負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處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嬸經濟條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們是夏家兄弟中，第一個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嬸兩人擱在一塊兒，就是一個字兒，新！」

南長街是他們自組小家庭後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兒出生。在《宋媽沒有來》這篇文章裡，母親寫道：「我們在北平的家，小方院當中有一棵大槐樹，夏季正是一個天然的天棚，覆蓋全院。大的孩子在樹陰下玩沙箱，奶媽（宋媽）抱著咪咪坐在臨街的門檻上‘賣呆兒’。我伏在書桌上，迎著樹影婆娑的碧紗窗前書寫，只聽見疾筆沙沙。寂靜的下午常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

五十年後的今天，同樣寂靜的下午，我站在南長街的小方院裡，大槐樹沒了，臨街的門檻還在。我明白了，當年宋媽為什麼老愛抱著我坐在這兒，因為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的邊門，南、北長街又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人來人往，多熱鬧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連牢裡。外公自北京去收屍，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歲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從臺灣故鄉頭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兒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時，母親只有十三歲，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個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個樂天知命、識字不多的舊式婦女。母親在文章中提到：「在別人還需要照管的年齡，我已負起許多父親的責任了。父親去世後，我童年的美夢從此破滅了。」

為了節省開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離梁家園溫暖的小樓，住進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臺灣鄉親專用的晉江會館。在那兒住，不用繳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衚衕裡穿梭了一陣子，才找到破舊的晉江會館，裡面仍住有幾戶人，但早已不是臺灣老鄉了。

一家八口擠在小小的會館裡，會是個什麼情景呢？後來我在交大宿舍裡問祖奎堂兄，他說：「在我的印象裡晉江會館的氣氛很融洽，當時北京的臺灣人社團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屬於北京社團，又不屬於日本人，也不屬於真正的臺灣。住在裡頭的人彼此瞭解，抱得也比較緊，親密團結。我記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裡的燈光老是亮著，家裡一些說臺灣話的鄉親走動，氣氛很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