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板橋親戚、文壇前輩張我軍的長子，七十四歲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憶當年時說：「愛珍表姑（外婆）個性開朗、活潑、喜歡開開玩笑，我們都很喜歡她。當年你外公去世時，北京的臺灣同鄉都很為林家擔憂，但你母親扛起了這個家。後來她的果敢、幹練、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時鍛煉出來的。以你母親的聰明才智，是有條件念大學的，但她放棄了普通高中去唸北平新專，為的是一畢業就能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孤兒寡母留在異鄉，是不是很淒涼呢？不，一點也不會。三姨告訴我：「大姊經常在下班時帶些糖炒栗子、坑棗等回來，一家人晚上就圍坐火爐邊，在微弱的燈光下吃著，一點也沒有孤兒寡母的悲慼，這都是大姊帶給我們全家的。」母親在一篇文章中也寫道：「抱著一包熱栗子和一些水果，從西單向宣武門走去，想著回到家裡在窗前的方桌上，就著暮色中的一點光亮，家人圍坐著剝食這些好吃的東西，心裡盼望著，腳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親常說，她最愛看全家人圍聚燈下的畫面，即使那是別人的家庭或是畫報、電影上的鏡頭。

1990年，母親和父親二度來澳洲探望我們。有一天，我帶他們去參觀維多利亞畫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畫家佛瑞德·麥卡本（frederickmccubbin，1885—1917）的畫展。我們一邊參觀，一邊向母親解說。母親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視甚久，畫裡是一個小男孩坐在叢林地上，用手捂著臉哭得很傷心。在澳洲開拓年代，生活艱苦，父母雙雙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樹林裡。

母親說：「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從畫裡牽出來，送他回家！」

她買了一張複製品帶回去。

幾天後，母親從臺北打長途電話來說：「我把那張‘迷途’擺在書房裡，每次看著看著眼眶就紅了！」

「媽，那是畫啊！」我笑了說。

「可是你瞧那個年代也真有這種事的啊！」

「對，不只孩子會走失，大人也一樣，不過那是一種自願性的失蹤。」我說，「澳洲自古以來就有一種swagman，這種男人情願餐風露宿，有家不歸，就愛在外流浪。惟一的伴侶就是一隻狗。一旦客死異地，被過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簡簡單單幾個字：‘他沒有留下姓名’。」

「別說了，我簡直不忍心聽。」母親說，「家是最溫暖的地方，為什麼有人想離開家呢？我可不做這種事兒！我就怕曲終人散，客人走了，看著空蕩蕩的客廳，煙霧在燈下繞著，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哭。」

前幾年，母親熱衷學粉蠟筆畫，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她的畫，直到去年過年回臺灣，在母親書房的畫架裡才發現她的一疊畫作，除了少數幾張花鳥外，其他全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家園景象。

這是不是就是她常說的，「家是永遠看不厭的。」

黃昏時候，到了琉璃廠。我揹著相機，左手舉著錄音機，右手拿著筆記本，站在那條專賣古董和文房四寶的文化街上，西方遊客如織，一群群青年學子穿過這兒放學回家。「在椿樹上二條，開始了我成為一個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紮緊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黃辮子，斜揹著黃色布制上面有‘書包’二字的書包，走出家門，穿過橫衚衕，走一段鹿犄角衚衕，到了西琉璃廠……到了廠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對師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覺快樂、溫暖，但是第一次父親放我自己走去學校，我是多麼害怕。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地走下去，這是父親給我人生第一個教育，事事要學習‘自個兒’。」母親在《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裡寫道。我彷彿看到那個梳著小黃辮子，閃著好奇大眼睛、白淨可愛的英子，向我走來……

「以前廠甸到春節總排滿了攤販，後面有座廟，黃鳥叼籤算命的就在那兒。」不知什麼時候祖熾堂兄站在我旁邊說。

「黃鳥叼籤算命！」母親曾說過，她小時候最喜歡在廠甸看算命的指揮小黃鳥叼著命籤給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頭突然指向人群說：「這個小姑娘有個直挺好鼻子，主意大著呢，有男人氣，你們看著，趕明兒能做女校長！」

命運沒讓這個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長，卻成了作家林海音。

（本文作者為林海音的二女兒，從事寫作、編輯多年，曾與母親面對面工作十年。目前居住澳洲，著有《林海音傳》等十六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