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去過那麼多次，dc的治療室到底位於醫院建築群的哪一個位置，我依然無法指認出來。印象裡，它從大廳往內裡走，與受病折磨的人潮一波波擦身而過，出了後門，再連線另一棟樓，愈到深處，人愈發少，直到山壁底鑽入瘦長建物，尋得電梯上四樓，門開是另一種風景，空中走廊，反覆幾次轉彎，我不知道自己又闖進哪一棟建築，或是回到哪一棟建築，空間標示上，四樓又變成了一樓，再搭一次電梯，直到看見那扇熟識的玻璃門，推開它，一條長廊指引我走到dc的研究室。

敲門，開門，裡頭不過一般尋常研究室光景，角落處擺了一幾二椅，我只消固定三四個腳步，走到那裡，選擇背對門的椅子，坐下來，然後，離開時重複同樣的路徑。可以說，在那間研究室（或者，在那種時刻，我們必須改稱它為治療室），我相熟的只是那張背對門、望著窗的椅子：一張來來去去、承載許許多多無以為繼之人生的椅子，給那段時期留下了最好的象徵與命名。

全然不同於文獻所描述，這個空間既不尊貴，也未必舒適，沒有躺椅，也沒有沙發，不過是一張簡單茶几，兩把（破舊的）面對面的椅子，絕大多數時間，dc不發一語，雕像一般坐在那裡，那過程經常叫人感到無望，可那雕像總讓人相信他仍傾聽著，在，他在，也在對岸的那張椅子裡。

我一直想為治療室裡的那張椅子寫點什麼，甚至是一本書，但那顯然超出了我的能力。離開那張椅子愈久，愈覺得要定坐在（對面）那張椅子裡而沒有受不了痛苦抱頭逃跑，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當然，有些情況，我們不能預設坐在（對面）那張椅子裡一定是個對稱凝聽的心靈，（對面）那張椅子裡的角色不一定總是能夠理解並給予祝福的人。dc坐在那張椅子裡，雕像般的姿勢，有時讓我錯覺他已經被來來去去的痛苦風化成石。sars那些年間，接連出現了好幾則精神醫師自殺的新聞，使我聯想到dc提過的詛咒或祝福。兩張椅子裡，誰是被詛咒的人、誰又是被祝福的人呢？如果未曾體驗/理解過詛咒的滋味，何能給人祝福？破碎的人來到這裡，想把秘密傾埋在這裡，這樣說，是電影《花樣年華》裡周慕雲的樹洞了，然而，坐在對面那張椅子裡的，畢竟是個人而不是棵樹啊。

人與人的感情，何嘗不是尋找樹洞之悲歡離合的故事；如果我們還能找到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一棵樹。五月在最終時刻找到了我，把無數傷害的秘密傾吐出來，以見證名之，如果她之後繼續活著，我或許明白是一個人，但她說完之後就轉身離開，我是一個人還是一棵樹呢？電影裡周慕雲（導演王家衛說：這個人完全是一顆破碎的心）轉身離開之後，下一個鏡頭繞回來，樹洞已被泥土封上了。我要做的就是那樣的事嗎？

dc長年坐在那張椅子裡，吸納種種摻著眼淚、謊言、憤怒、怨恨之失魂又落魄的故事，替破碎的人收存記憶於這世上的一個角落，且他不能只是封填，還要以理解與傾聽給予祝福，這是多麼需要能力的事？我在那張椅子坐下來，某個角度來說，見證使我破碎，我來到這裡是要一個傾吐嗎？把dc當成一個樹洞，那樣的傾吐會讓人釋懷，得以解脫與祝福嗎？

不。很快，這個答案便發出了聲音。我也很快覺悟到自己根本無法把dc當成一棵樹。更有一段時期，這張椅子之旅如同一趟苦行。你來到那裡，一點都不意味孤寂會憑空消失，更不表示會有人出來替你裁判：錯的是世界，而不是你。dc固然不反對，但也會提醒你：某些情勢實在是生命的必然，或是，念頭來去，固著於一個見解，以那個見解來詮釋全部，是否恰當。這些提醒是溫柔的，但對於陷在水裡的人，也可能是冰寒的波浪。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衍義。dc在吐出這些提示的時候，字詞往往極端簡短，象徵性的幾個字，他說得那麼幽微，簡單，彷彿不能輕易驚擾兩張椅子之間那一大片冰凍、洶湧，或是潛伏無數河怪的心靈之湖，他寡言，他斟酌，甚至他拒絕，把問號退還回去。

我離開那張椅子，不是因為失望，也不是因為對醫療不耐，而是，怎麼說呢？該簡單地說：是因為工作繁重使我沒有空再去；還是抽象地說：我漸漸從dc這份關係上長出了一絲信任，而這個信任拯救了我。那個治療室裡沒有錄音機，也沒有病歷，甚至連一本手冊都沒有，他不過是執著地想在他的專業裡留住人文精神的根，這是他的驕傲，但這可能也是他的謙卑，他的良心，他如此耗費，承受治療室的苦楚（一個靈敏之心作為一個樹洞的苦楚啊），然後露出那友善而思索的微笑，祝福坐在他對面那張椅子裡的人，能夠走出生命的苦境——這是一個人，初始，我總不相信這是真的，世界太粗暴，心太青脆，人人不過固守位置為己運轉而已，素昧平生，何必理解與祝福？再者，我不相信活著，能跳過削減與鈍化，而持續地打磨精細下去，倘若有人堅持如此，那時我看見的，若非導向死亡，即是瘋狂。然而，dc雕像般地坐在那裡，粗礪之中磨而再磨，保有溫度的手心去鑿塑粗胚；dc未必在藥物或是所謂心理治療這個步驟上治癒了我，而是以他的存在，漸次說服了我。

這份信任，其後並沒有使治療室變成一個簡單的地方，甚至連再多一點的傾訴也沒有達成，更明白地說，正是因為信任可能開啟傾訴的門扉，所以，我離開了。可是，dc雕像般坐在那張椅子裡的神態，彷彿定格成為一個象徵，以至於即便我離開了治療室，只要想及那個象徵，一場儀式，一個走迷宮的自我收拾就可以開始。帶著dc這樣一個陌生人的信任與慈悲，我與現實世界之間存了一個系點，接下來的問題成為：該如何懷著那些傷害的故事繼續生長下去？不能忘卻，又不能時時記得；傷害的故事往往既美麗又醜陋，那其中，無論如何，曾將一個人最好的可能、最壞的黑影展演到極限，如果我不足以理解那其中的內容，也沒有什麼資格去儲存這些——

《憂鬱的熱帶》，中譯本登陸臺灣是九。年代初，大學剛畢業，我把這本書當成學術書，放進了初旅的行囊裡。從琉球那霸航向九州福岡的客船上，時光減速，開啟它，一字一字慢讀，學術搖身一變成了私語錄，每個用字都帶著豐饒的個性，隱藏那麼多細節，個人的反思，抒情的語調，一個人類學大師忽而還原成了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啃咬自己的年輕人，那些所謂的旅行、探險，原來不是以獵奇混淆他的視野，不是以野蠻殲滅他的情思，而是相反地，把他帶入更多的自省、更多的情思。

第六十七頁，李維提到「生手的天真」。容我把它抄錄在這裡：

帶著生手的天真，每天我都站在空蕩蕩的甲板上，興奮地望著那片我從來沒有看過的那麼寬廣的地平線，用好幾分鐘的時間注視著四分之一的地平線，觀看整個日出日落的過程，代表著超自然的鉅變之起始、發展與結束。如果我能找到一種語言來重現那些現象，那些如此不穩定又如此難以描述的現象的話，如果我有能力向別人說明一個永遠不會以同樣方式再出現的獨特事件發生的各個階段和次序的話，然後——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我就能夠一氣發現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秘密：不論我從事人類學研究的時候會遇到如何奇怪特異的經驗，其中的意義和重要性我還是可以向每一個人說個明明白白。

要回頭說明這段敘述如何安慰我內心飽受傷害的文學認知，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寫在這裡，只能說，當時我是連一本文學書都不願放進行囊的年輕人，把尚未打通的知識所導致的生活混亂，代罪羔羊似的歸因於文學對心靈的誘惑。那趟旅行，我的念頭簡單而強烈，想遠遠離開文學，不再戀棧這兩個字，比任何一個不瞭解文學的人還重重踩踏文學，宛若信徒踩踏基督的臉以證明我對文學再也沒有幻想。

偏偏李維這本書，在那趟旅行裡，以一雙已經洞悉魔術的眼睛，心平氣和、輕描淡寫的口吻，提示我：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事情沒有那麼複雜，要不，過了複雜這一山，你會再被帶回來的。

「生手的天真」節錄於《日落》，二十六歲的李維前往新世界，在甲板上，興奮地，手拿筆記本，一秒一秒記下日落景觀的瞬息光影。長達三四千字的記錄，無人能與之相比的精細，在時隔二十年寫作自傳之際，隻字不改地被錄了下來。

那是用盡了凝視，一秒也不捨得錯過的文字，企圖心強烈而樸素，想將親眼所見加以凝住，工筆描繪事物具體面貌的同時，也詩意地交雜了理論與歷史的玄想。這份出於原點，李維稱之為「生手的天真」的記錄，不盡完美，但不可替代，其中熱情滿懷，如蒙神助的感覺，讓人終老仍然著迷，仍願顫抖著手去試。

我多麼巧合地在（彼時已經顯得零落，現時更是完全不存在的船之旅）甲板上，為他這樣珍重生手的可貴而被安慰了。看起來如此偉大、深沉的靈魂竟曾有過一個階段，以那種生手的天真，然而也是充滿無可替代之興奮熱情，凝望世界，固執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種語言——如果我有能力向別人說明——

是的，這兩個簡單的句型，就是一切的動力。我想的，不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嗎？如果我能找到一種語言——如果我有能力向別人說明——這個語言與能力不就是文學？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在我心中變得那麼複雜呢？這個老人像在營地裡趕蚊子那樣揮了揮手，把我整片寫滿密語濃言的大黑板，瞬間擦個乾淨。我自省，或許，是我錯看了寫作的問題，那些幻覺、錯覺、怨念、提戒之心，是凝望著黑板（白稿）的我的問題，而不是寫作的問題。寫作問題沒那麼大，大且難的是那些「如此不穩定又如此難以描述的現象」，那些「永遠不會以同樣方式再出現的獨特事件」，一個心靈與新世界之遭逢：天空、海洋上下倒錯的視野也好，終年無雪、草木不生的氣候也好，所謂純潔的野蠻人也好，景觀新得令人驚歎，也讓探險家大惑不解。

李維的航行，在登陸新世界之前，進入了鬱悶的赤道無風帶。「在這片海域內，兩個半球特有的風都吹不到，所有的帆下垂好幾個星期之久，沒有一絲風吹動它們。」那是新舊世界之間的過渡，毫不快樂的海洋，平靜無比的天氣，幾乎看不到生命跡象。李維在這裡回顧了古代航海者（他們心中並不是要發現新世界，而只是要證實舊世界的歷史），也描述了早期探險家那些因為視野有限所釀出來的怪異想象：長得像鱷魚的蛇、牛頭四腳的魚、一棵不長水果而長綿羊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