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辦公室上頭的二樓咖啡坐下來，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研究室之外的場所談話。這空間彷彿把我們的關係也改變了，但這新的關係是什麼呢？變熟悉了的師生？朋友？都不是，找不到關係使我感覺很緊張，不習慣，話說得斷斷續續，詞不達意，不僅是語言的隔閡，更有一種個性上的內縮與拘謹緊緊規範著我們。
他簡單問我在這裡的工作內容，不幾句之後，我感覺到他緩了緩氣，動了動身子，像一般日本人那樣要說主旨前的預備神態，然後，他果真說了：「真是不好意思，你寫論文那年，我出國了，沒有給你幫助，很抱歉。」
那口氣是正式的，使我一下子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這是使你對學校失望的原因，那真是很不應該——」
「不，」我搶下w先生的話，「請別這麼說。」
我詫異他提起這件事，但很快又恍然大悟，也許，這幾句話，就是他把我從辦公室叫出來的主要目的。
內心激動，但也只能謹守禮節，輕描淡寫回應：「不，不是這樣子，沒有這回事，請不要說抱歉。」
「那為什麼不繼續呢？當時沒能跟你好好商量也是很不好意思啊。」
「是我自己沒有找老師商量，而且，不，不是這樣子的。」
我又重複了一次，然後轉開話題，「因為我獎學金用完了，申請新的也沒著落，所以，是經濟上有困難才中斷的。」
「啊——」w先生對這回答似乎鬆了一口氣，隨即又露出苦惱神色，「原來如此，是這樣子啊，那你更應該找我商量，總有什麼辦法可想的。」
我像以前當學生那樣受責罰似的低頭說：「對不起。」
w先生笑了笑，他看起來輕鬆多了：「那就看什麼時候回來吧。」
這話說得輕鬆，我卻吃了一驚，不知如何應答，拒絕太快，答應也沒有把握。
w先生像是已經把此行主題說完，兀自品起咖啡與欣賞外頭街景。這個話題，作為學生的我，除了表現出高興與感激的態度回答「好，謝謝先生」之外，說什麼都是不適當的吧。
二十六歲的秋天，我常在漫長的文字工作之後，帶著疲憊的雙眼與腦袋，出去散步。不遠處的公園裡有仙川自小金井、三鷹蜿蜒而來，很多人沿著河岸散步、跑步，櫻花時節這裡絕美但尚未為人所知。關於那片綠地，有些景象寫在第一本書的序裡。w先生曾對我說過，他喜愛那篇序裡的河邊散步。我不知道他閱讀我那隱晦的文字，是否也如我閱讀他繁複的文字，對是否完全瞭解其中語意不十分有把握，但我相信w先生所說的喜愛，因為那些景物自身，確實帶有一種撫慰人的靜謐，即使透過語言的隔閡，我相信生活在其中的w先生是可能理解那種感受的。
很長一段時間，東京在我的抽屜裡是封鎖而被歸類為不愉快的。我總不願回答他人關於東京的問題。事實上，在好漫長懵懵懂懂、作為一個學生的時光裡，如果我曾有什麼時候是腦筋清楚，與自己有所對焦，也不過那一兩年光陰罷了。
曾經我以為自己討厭日本，以為那樣對人的禁抑是我不要再忍耐的，那些滿天飛的卡通嬌媚之於我也是了無意義的，但很快我發現習於規範的日本社會看似秩序得要命，毫無個性，不過，那些瑣瑣碎碎的規範，某一角度來說，卻預留了人與人之間的縫隙。縫隙之間，如果真正空無一物，確實就是冷漠，可實際上，那些縫隙充填各種心思，比較好的時候，縫隙成為人與人之間（即使只是一丁點）不互相打擾的私人地帶，安全埋伏著不同的個性。比起外在框架的變革，大多數日本人，包括藝術、文學家們毋寧習慣往內部去協調自己，這使得他們在乎並尊重個人內在的感覺、感情，甚至瞬息生滅的情緒，在圖書館的辭典區裡，光情感用語可以自成一冊，在晚間電視劇裡，莫不以梳理日常生活各種小情緒為妙點，在文學小說裡，那些外在規範與內部個性的折衝、人與人間的縫隙，常常就是小說家寫之再寫的章節，豐饒細膩有時近乎偏執折磨的心靈。
年少時光，我總擔心自己在他人眼中呈現出孤獨的形象，而隨手抓了隨俗的語言、舉止來掩飾自己，甚至因而踐踏了自己。因此，當我發覺置身一個人與人之間有所距離，不至於被人親切而粗魯地妄下評論、侵犯打擾的時候，感覺平安地喘了一口氣，更好的時候，這文化對細膩情感的養護，使我如魚得水。我緩慢體驗著，也許，我以一種逃亡的姿勢離開五月所說充滿壓抑的地方，到頭來，反倒曲折地將自己投入了一種更復雜的內抑文化裡……
那可能是我作為一個年輕學生唯一顏色清澈的幾年，在我接觸到的小圈子裡（而無法聲稱是整個日本社會的縮影），雖然苦惱，但如此安靜，沒有粗暴的爭辯，即便爭辯也是詩意的。在那其中，w先生和s先生這樣的人，呈現出一種苦惱而維持平衡的形象；不是毫無苦惱，也不至於因為苦惱而失去了平衡——那是我願成為、與之親近的人物（雖然這樣的人物彼此之間往往正是不容易相互親近的），他們給了我作為一個人豐富的可能，w先生甚至成了我的小說人物：抽象的內在思維與外在現實發展的動態平衡，以及，沉默地一直保有著關於良心、理想（這種永遠不應該失去，但講出來卻往往讓人非常羞怯的字詞）之可貴性質的人。
不帶解釋離開東京在我內心藏著負疚，以外在語言來說，它容易被定調為遺憾，如當年學長為阻止我而說得斬釘截鐵的詞：你會後悔的；可在深處，我在乎的其實是對s先生與w先生的虛委以對。與s先生那一席話，若非我把寫作想得太輕易，就是對自己的能量太高估了。與w先生的二樓會面，是唯一可告解的機會，但我卻沒有說出口。日後幾次遇見w先生，逐年說起的是，孩子大學畢業了，就職了，再過幾年，結婚，然後，w先生笑著說自己當爺爺了。和w先生的師生關係如今已淡薄到倘若我放下歉疚也只是我一個人的事，輕輕地在這本書留下一個尾註罷了，就像把東京的最後印象寫在第一本書的序裡。我懷念那些河岸的安靜，雖然安靜有時使人感覺孤獨；人來人往，和善而淡漠，東京的確是個充滿隔閡的城市，但現在想起來，我卻非常喜歡那些隔閡。說來我或許曾經有過小小的信心，自己會在那個文化中得到某些療愈，那個文化折射在我當時的心中，有一種類似療養院的特質：安全，靜美，孤獨而冥想。我想，我是可以走過去的，抹除噩夢主的陰影，在那裡長大成人。
五月到東京來的時候，我們的相處除了舊時的不相合之外，也是兩個新文化的相碰撞。她是巴黎的孩子，靈魂大大敞開，追尋意義，沒有什麼現象不能用話語來加以拆解，且所有現象都該被話語拆解，被詮釋，彷彿這是一種心靈的戰術，智性的指標。我則愈來愈內化，對語言諸多懷疑，日本人那種只談天氣，漫不經心閒扯，不著痕跡把要說的話砌進去的方式，我不是不能接受。最早為日本人織就了小說寫法的夏目漱石，讀西方小說常為其間的男女情話過分露骨、放肆和直來直去而驚歎，在他自己的小說裡，主人翁即便想對戀人三千代表白，仍然堅持「用平常的詞彙已綽有餘裕」，日復一日緩慢推進、微幅起落的心境，寫了十來個章節，仍然什麼懸疑或高潮都沒有，忽而主人翁卻一轉而堅定明白：關係已經進展，愛的火焰已經燃燒過了；沒有語言的直指，顯露出來的往往不過臉色的變化：蒼白、紅撲撲、發青、難看極了。
如果我們沒有在那一年重逢，我與五月將會沿著這兩條文化線，各自走向多遠的地方呢？基底的不同加乘倍數演化出更多的不同，我們會更加變成徹頭徹尾不相似的人，在世上不同角落以不同守則過著自己的人生嗎？或是，她終將以那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我就和其他人一樣，從轉了好幾手的通知或者某一天的報紙，才知道了這樣的訊息？
那樣的情況，會有怎樣的不同呢？我能像阿糧那樣平靜地悲傷嗎？我會繼續留在東京？那時候，成城會更加接近一所夢中邊陲的療養院吧？五月故事既已在遙遠的星球燃燒終結，餘生我者合該以更冰涼的溫度在療養院終老，生命之書某一些頁數被撕去，難再前後連貫的故事，但我們依舊會克難地將之讀完。這座隔閡之城不會任意侵犯人，我儘可做個沒有歷史也沒有寫作的人，每天與植物與烏鴉對話，被某扇窗流瀉出來的鋼琴練習曲所安慰，用知識與技術把自己鍛鍊成腳跟站穩的人，就把五月身影留在活動中心那場最後相見，一種青春的基本色調，故事寫到那裡，打上句號。
這些都只是玄想了。故事讓人措手不及地拉到重逢這一章。當五月站在東京街頭，她整個人像異星球跑來的小精靈。當我焦急地打電話到航空櫃檯去詢問五月下落，接線小姐回想許久，抓出了線索：噢，你是指那位說話帶著濃厚法文腔的人嗎？是的，是的，就是那一位，她的飛機起飛了嗎？
起飛了。就在此刻，剛剛起飛了。春暖花開，兩種文化、兩種性格的我們終究吵了一架。春暖花開，都心卻發生了地下鐵毒氣事件。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早晨光線如此明麗，春之絕美，信仰的幻覺卻實際犯下了暴力。
五月離開東京之後，地下鐵毒氣事件的快報、評論、雜談，充斥各新聞媒體，作為奧姆真理教團主要發言人的上祐史浩，每天出現在鏡頭前，相貌文氣，眼神無畏，和教團其他成員一樣高學歷出身，知識、語言的技藝對他來說並非難事，我經常盯著他的雄辯滔滔，各式關於教團與信徒資料，一層一層剝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這些人腦袋裡在想什麼？什麼信念讓他們去做這些事情？那個信念有哪裡錯嗎？聽起來沒錯啊？那到底是哪裡錯了？
這些人不也源於對生命有所迷惘？他們不也想追尋內心的安頓？解脫？車廂裡這每天擠得動彈不得、面無表情、早出晚歸、無望而無盡頭的生活，誰不在勉力尋找著解脫的方法呢？這些人和那些人有什麼不同？我腦袋裡有哪些環節鬆動或徹底崩壞了，面向世界的鏡頭劇烈搖晃，我感到無法評斷是非，感
到曖昧、感到有理卻也善惡難判。這些人初心以對、全無懷疑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完全另一套量表的價值與意義，幾近不可能的世界模樣，和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所篤信，所謂小說（fiction）之營造，是否有幾分類似？同樣出於懷疑與重建，同樣振振有詞的模樣，甚或，同樣對他人（現世）理解感到無望而轉過頭去的沉默……
對地下鐵事件投與共感，想必是令受害者憤恨氣結的事，但那些日子，我確實對自己共感於信徒的說法感到無所適從，內抑、孤獨、靜謐而強大的激情，對我而言的確有其吸引力，然而，這整個事件猛烈敲下的一槌正是，強烈的追尋也可能並生邪魔。我正目睹了一個因心靈之信而遍體鱗傷的人，五月完全讓心靈結束了她自己，地下鐵事件宛若一場寓言，拷問著我的腦子：心之能量可以無上限使用嗎？如果答案是no，那一直以來我相信的豈非玩笑一場？如果答案不是no，那麼，到底還有多少注意事項？到底還要鍛鍊到何等堅強？
作為一個核心幹部，上祐史浩在教團確定涉案之後被逮捕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整個地下鐵事件想來差不多就從上祐被逮捕之後，漸次被一種單調的灰暗色彩所填埋，事件開始被定論，觀點開始單一化，雖然新聞繼續在播，事件繼續在調查，但初期那種使人心頭浮動、回想起生命初衷的思想縫隙，漸漸就被邪教殺人等說法安全地填補起來了。
那也差不多就到了我離開東京的時間，時移事往，這事件卻一直像個纏亂的毛線球在我心上擱著。五月喜愛的村上春樹，後來以《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sup/sup兩本書關注了這個事件，後者尤其使我想起當年心情，b那曾經允諾於我的/b——這是書名的原意——到底是什麼？可信嗎？它終會來嗎？我初心不改嗎？村上可貴地連綴了宗教與藝術的執迷，也（不得不極度）保持清醒地釐出了一些界限。寫這本書的時候（多麼巧合地）在nhk看到地下鐵事件審判終結的新聞，長達十六年的司法審訊共判了十三名死刑犯，至於上祐史浩，這個年輕辯士，早在新世紀奧姆真理教重新命名另起爐灶的時候，一躍成了新的教主。
五月的故事在那一年終結，那同時也是日本因為阪神大地震而嚴重震盪失序的一年。某個角度來說，那是日本戰後一個斷裂點，一個長期維持的心理安全機制於瞬間燒斷了幾條保險絲，之於我，一所擬象的療養院爆炸了，熊熊烈火，心靈迷路的人跑了出來，做了傷害人的事。儘管那些謎團多少挾帶我們共有之迷惑與求索，但傷害千真萬確，沒法再以心靈為遁詞，世人也忽然把亮光全打到了狂人的臉上。那些議論，誇誇斯言，非常道德，非常人道，我沒法反駁，但就是覺得哪裡不對勁，可另一個彼方的相貌也使我心生恐怖。那樣的一年，亂碼的一年，我得關掉檔案，宛如埋葬自己的年輕時代於此地，按下磁碟重組，重新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