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後，我在網路上搜尋s先生的蹤跡，事實上，我幾乎已經無法記起他的全名，但他坐在長沙發裡，不怎麼嚴肅也不親切，不像個師長而彷彿另有所思的人的形象，一直還留在我的腦海裡。

「你確定有必要這樣做嗎？」s先生說，「你認為研究與創作會相互衝突嗎？"

「對我而言，有一點。」

「很多事情其實是共通的。」

「我知道。我一點都不反對。」我大膽反問，「但這其中總有順序之分，不是嗎？」

「正是如此。」s先生抓到話題的重點，速度變得明快，「我的建議正是，順序上，你可以先成為一名學者，再去成為一個創作者。」

「我之所以談到順序；如果有順序——」我顯得語無倫次，彷彿抓到了重點，但又找不到詞彙將之說得簡潔有力。我停住，s先生看著我，等待我的回答。

「若以順序來說，我的想法卻是，先成為一名創作者，再去成為一位學者；這正是此刻我的問題。」

s先生沉默了。研究室內的空氣變得有點凝重。我自知說了十分率性的話。恐怕這幾年來，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麼率性的話，就連對自己也不曾說得如此明白。

但這些話是正確的嗎？我不知道。s先生嘴角浮上一抹不明的笑意。我猜不准他是贊成還是反對？是嘲笑還是有所鼓勵？這個疑惑，即便十幾年後我依舊沒有解開，也沒有機會向他求證。記憶裡，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陷在一片沉默裡。

s先生是個研究魯迅的學者，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過魯迅。可以說，我們很少談什麼，我不過是一個寄放在他名下的學生，一年之後就還回去，沒什麼太大瓜葛。同樣地，如果不是指導教授w先生把我託孤給他，我恐怕也不會注意到同校園裡有這樣一位先生。他走路的腳步不很快，很少出席校園活動，很少領帶西服正式打扮，有時襯衫上甚至是有皺褶的，他不怎麼梳整的頭髮，不怎麼活氣地說話，讓人感覺他甚至不怎麼情願來上課，他並不期待課堂表演，不期待教學給他帶來什麼相長，當然他也不會期待知音。

我們的課，每週一早上十點鐘，來自不同院所的四五個人，s先生捨棄大教室，乾脆圍著研究室的談話桌上課。一個來自本鄉文學院的學生，兩位研究表象藝術、比較文學的日本人，我，以及一個經常翹課不到的韓國人，全是話少的個性，課堂氣氛不可能活絡，沉吟歎息，翻紙張的窸窣聲，窗外小鳥啼叫。

s先生的論文和他的同齡學者一樣：嚴格，細節，抓準進度，更甚他埋伏大量的線索，考據引述之後丟出來幾句尖銳的觀點，但在課堂上他全無那樣的性情，細節依舊，更多的是漫步，我們經常望著一頁文字發呆，等待一句夾著嘆息，長長的「そうか（這樣啊）」，要不就是帶著領悟或不以為然的「なるほど（原來如此）」。

秋天的駒場，滿樹滿地都是銀杏，s先生的研究室位於長廊的最末端，不是很常有學生來探訪，甚至他自己也不常來。全然不同於其他院所以研究室為家，日以繼夜相處的工作團隊，我們學生之間沒有頻繁的聯絡，先生也不知去向。

那天我早到了，從外頭望著微微泛黃的名牌。論文寫作期間，除了上課前後一些例行關照，我幾乎沒有來打擾過他。若非這一次必須跟他報告決定，徵求他在同意書上簽名，我應該是不會站在這裡的吧。

他顯然對我的要求感到意外，作為一個託養單位，他想必擔心這該如何跟我的指導教授交代，因而，難得慎重和我多聊了幾句。

我自然不可能跟他談到五月的事，在這個國家裡，私事是不宜多說的，我光開口說出創作這個理由就已經無比艱難。

我猜想，他沉默不是因為他同意我，而是因為他知道當下不適宜說服我。

很多年後，我記起他，模擬猜想他當時的心情。我對他的善意毫無懷疑。若說正確與安全，他給的建議當然值得，然而，他後來沒再堅持，那片沉默，似乎有不短的時間，我想，不僅我迷惘，恐怕他也迷惘著。

在離開s先生的研究室之後，順序上，我既沒有成為一名創作者，也沒有成為一位學者，只是掉進了截然不同的職場生活，和他一樣，心不在焉的模樣。工作上有幾次機會去東京，然而就像再普通不過的商務出差，不觀光，不購物，時間空當隨便找家咖啡館打發，看商品目錄，看報紙雜誌，就是沒想過重返駒場，從來沒有想要去拜訪s先生。

唯在離職前最後一次出差，最後一天光陰，我動了念頭，像個觀光客搭上久違的井之頭線，一樣暗色的月臺，一樣陽春的東大駒場車站。s先生的研究室在九號館，我原本估計自己不會記得那是哪一棟樓，但一踏進校園，那些塵封的記憶便自然甦醒了，彷彿一切不過昨日，腳步自動走向九號館方位，爬上樓梯，沒有變，油漆依舊死白，光線不夠亮，二樓左轉，走廊到底，就是了。

s先生依舊在這個角落，門上名片更黃了。不用敲門，從沒開燈來看，他應該一如多年以前，不在裡面。

我那時的念頭是，啊，先生不知道變得多老了。

我拿什麼面目來見他呢？他恐怕連我這樣一位學生也不記得吧？回臺灣後，我曾想過把出版新書寄給他，對自己中途告退表示歉意，並承諾我多少守到了我們討論過的先後順序，可我總是延宕而後便打消了念頭，在他的教學生涯裡，這想必是件小事，更何況一個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學生。我再三提戒自己，這些回憶的種下與解釋，都只是我的想象，關於s先生在現實生活，在他人眼中，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可能全然不同於我的想象。有一些人適合於被想象，容易被編織進其他種種未必與他相關的故事，s先生就是那樣的人。

直到論文口試那天，掛名我指導教授的依舊是s先生。我不記得他那天是否乖乖穿上了西裝，只記得他坐在長椅的最旁邊，顯露了孩子氣的微笑。

原來的指導教授w先生還在外地，回程飛機，我們可能在高空雲層錯身而過。和w先生的緣分淺薄，註定了我的東京行只是蜻蜓點水，再多的文化衝擊、知識提點，都只是我一個人的事。

我以為我和w先生的交集就到此為止：狼狽，稀薄，太多的來不及。我第一次走進他研究室的時候，是個日文能力有限的年輕人，後來在課堂上我也常因為緊張而結結巴巴沒法流利說出自己的觀點，那種時候，s先生的眼神總是嚴厲的，雖然更多時候他其實是個怕生、體恤他人立場的人，但在先生這個角色上他無論如何是嚴肅的，那些年，他又忙，忙得沒時間顧全學生，他想大抵是先放出去野牧，時候到了，再圈進柵欄裡來訓練。沒料到，就在他回來的前刻，小獸跑走了。

想來是連基本禮數都放棄了，我沒給s先生寫任何一點關於輟學經緯、就職報告，或僅僅只是問候的隻字片語都沒有。自覺是一個唐突的外來客，打擾了，然後，又沒打招呼地走了。

直到兩年後，書店工作的階段，某日近午，總機撥內線進來，說是有個日本人找我。我估計是個體戶書商，或是對臺灣書有興趣的日本人，隨手抽了張名片，挾了筆記本，帶點職業倦怠從地下室的辦公室鑽出來，結果卻看到了w先生。

不像在駒場校園那樣總是西裝筆挺、不苟言笑，眼前的w先生穿著休閒，微笑，點了個頭。

我臉上表情想必是極為吃驚的，為自己在職場的狼狽面露羞慚。w先生體恤說他就住在附近飯店，來逛書店，想起我在這裡工作，便試著來找看看。

「突然打擾了，不好意思。」他說了客套話。

更該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我，毫無音訊回報的門生，w先生會知道我在這裡工作，想必是從同門學長那裡聽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