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一個月了，「愛爾·阿布」協會的助理秘書郝勒漢先生一直在都柏林上下奔走，手裡和口袋裡塞滿了一張張髒兮兮的紙，忙著安排一系列的音樂會。他瘸了一條腿，因此他的朋友叫他瘸子郝勒漢。他不斷地東奔西跑，常常在街角站上個把鐘頭爭辯理由，還作了筆記；但最後真正把一切安排好的卻是基爾尼太太。
德芙琳小姐因為賭氣才變成了基爾尼太太。她曾在一家高等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學了法語和音樂。她天性冷漠，舉止矜持，因此在學校裡沒交上什麼朋友。到了該結婚的年齡，她常被送到其他人家裡做客；在別人家裡，她的演奏和高雅的儀態很受人仰慕。她的才藝築成了一道寒冷的圍牆，她端坐當中，等待某個求婚者勇敢地衝破它，使她得到燦爛光輝的生活。但她遇到的年輕人盡是些平凡之輩，因此她也不鼓勵他們，而是私下裡大吃土耳其軟糖，試圖以此來平復自己的浪漫慾望。然而在她青春即將逝去、朋友們開始對她說三道四的時候，為了堵人們的嘴，她嫁給了奧蒙德碼頭上的制靴商基爾尼先生。
他比她年齡大得多。他說話一本正經，斷斷續續從他那褐色的大鬍子後面傳出。結婚一年之後，基爾尼太太發覺這樣的男人比浪漫的人靠得住，但她從未放棄自己的浪漫想法。他嚴肅、節儉、虔誠；每月第一個星期五他都去聖壇做禮拜，有時帶著她，但更多的是他一個人單獨去。不過她從未減弱對宗教的信仰，對他來說是個很好的妻子。在生人家裡舉行的聚會上，只要她稍微抬一下眉毛，他就會起身告辭；而當他咳嗽難受時，她會用鴨絨被蓋住他的腳，為他調一杯濃郁的朗姆酒混合飲料。就他這方面來說，他是個模範丈夫。每星期他都向一個協會交一小筆錢，保證在他兩個女兒二十四歲的時候，每人會得到一百英鎊的嫁妝。他把大女兒凱瑟琳送到一所好的教會學校學習法語和音樂，後來又付費讓她到學院學習。每年七月，基爾尼太太總是找機會對一些朋友說：
「我那好男人準備帶我們全家到斯格里斯去幾個星期。」
如果不是斯格里斯，那就是豪思或格雷斯通斯。
當愛爾蘭復興運動開始受人注意時，基爾尼太太利用女兒的名義給家裡請了一個愛爾蘭教師。凱瑟琳和她妹妹把愛爾蘭風景明信片寄給她們的朋友，這些朋友也回寄另外的愛爾蘭風景明信片。在特定的星期天，當基爾尼先生和全家一起去主教教堂時，彌撒之後總會有一小群人聚集在教堂街的街口。他們都是基爾尼家的朋友——音樂方面的朋友或者民族黨方面的朋友；他們說三道四，議論完之後，一起互相握手，望著這麼多手交來插去大笑，然後用愛爾蘭語互道再見。不久，凱瑟琳小姐的名字開始經常掛在人們嘴上。人們說她極富音樂天才，是個絕好的姑娘，而且對語言運動充滿了信念。基爾尼太太對此非常滿意。所以，當郝勒漢先生一天來找她，告訴她他的協會準備在安提恩特音樂廳舉辦四場系列大型音樂會，建議她女兒為音樂會伴奏時，她絲毫都不感到驚奇。她把郝勒漢先生帶進客廳，讓他坐下，接著拿出帶玻璃塞的酒瓶和銀質的餅乾盒子。她全神貫注地瞭解這件事的細節，又是忠告又是勸阻，最後簽了一個合同，寫明凱瑟琳為四場大型音樂會伴奏，伴奏費是八個幾尼。
對於一些微妙的問題，如節目單的措詞和節目的安排，郝勒漢先生都是生手，所以基爾尼太太便幫著他做。她顯得很老練。她知道什麼樣的「藝人」該用大號字寫出，什麼樣的「藝人」用小號字寫出。她知道第一男低音不喜歡緊接著米德先生的滑稽表演出場。為了不斷地吸引聽眾，她將沒把握的節目穿插在他們最喜歡的傳統節目之間。郝勒漢先生每天都來看她，就某些問題徵求她的意見。她無一例外地對他非常友好，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實上像家裡人一樣無拘無束。她把酒瓶推到他面前說：
「喂，自己動手，郝勒漢先生！」
在他自己斟酒時她又說：
「別擔心！喝就是了！」
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基爾尼太太從布朗·托馬斯的店裡買了一些漂亮的粉紅色軟緞，鑲在凱瑟琳衣服的前襟。這要花相當多的錢；但有時候花些錢是值得的。她買了一打最後一場音樂會的兩先令的門票，寄給那些自己不一定買票來的朋友。她什麼都沒有忘記，由於她，該辦的一切全都辦了。
音樂會定於星期三、四、五、六舉行。星期三晚上，當基爾尼太太和她女兒來到安希恩音樂廳時，她覺得那裡的一切都不順眼。幾個年輕人上衣胸前佩戴著鮮藍色的徽章，懶洋洋地站在前廳裡；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穿著晚禮服。她帶著女兒從他們身邊走過，透過開著的門向大廳裡迅速瞥了一眼，她這才明白為什麼這些服務員懶懶散散。起初她以為自己搞錯了時間。不，沒錯，已經七點四十分了。
在舞臺後面的化妝室裡，她被介紹給協會秘書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微微一笑，和他握了握手。他是個小個子，臉色蒼白，缺乏表情。她注意到他的褐色軟帽隨隨便便地歪戴在頭上，說話的聲音平平淡淡。他手裡拿著一張節目單，一邊和她談話，一邊把節目單的一端嚼得稀爛。他似乎對失望的事並不覺得沉重。郝勒漢先生每隔幾分鐘就到化妝室來一次，報告票房的情況。「藝人」們不安地互相交頭接耳，不時地看看鏡子，把手裡的樂譜捲來捲去。將近八點半的時候，大廳裡稀稀落落的聽眾開始要求演出。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走進來，茫然地對室內微笑一下，說道：
「喂，女士們和先生們，我想我們最好現在開始演出。」
基爾尼太太對他極其平板的音調報以輕蔑的一瞥，然後以鼓勵的語氣對她女兒說：
「準備好了嗎，親愛的？」
她找到個機會，把郝勒漢先生叫到一邊，請他說明究竟是怎麼回事。郝勒漢先生也不知道。他說委員會安排四場音樂會是犯了個錯誤：四場太多了。
「還有這些‘藝人’！」基爾尼太太說。「當然他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可實際上他們太差。」
郝勒漢先生承認這些「藝人」不怎麼樣，但他說委員會決定讓前三場任其自然，把精華留在星期六晚上最後一場。基爾尼太太沒說什麼，但隨著平庸的節目一個接一個在舞臺上出現，臺下原本不多的聽眾越來越少，她開始後悔自己真不該為這樣的音樂會破費。周圍的東西使她生厭，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茫然的微笑也使她大為惱火。不過，她並沒說話，而是靜靜地等著看音樂會如何收場。將近十點時音樂會結束，人們匆匆地趕回家去。
星期四晚上的音樂會聽眾較多，但基爾尼太太很快發現大廳裡到處是持免費券的人。這些聽眾舉止不雅，彷彿音樂會成了一場非正式的彩排。菲茨帕特里克先生似乎洋洋自得；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基爾尼太太正在憤怒地注意他的行為。他站在幕布邊上，不時露出腦袋，與樓廳角上的兩個朋友交換笑臉。那天晚上在音樂會進行當中，基爾尼太太聽說星期五的音樂會要被取消，委員會準備竭盡全力確保星期六晚上座無虛席。她一聽到這個訊息，便到處找郝勒漢先生。正當他拿著一杯檸檬汁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出來送給一位年輕女士時，她一把抓住他問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的，這事是真的。
「不過，當然，那不會改變合同，」她說。「合同上寫的是四場音樂會。」
郝勒漢先生顯得很匆忙，建議她找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去談。這時基爾尼太太開始警覺起來。她把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從幕布旁叫開，告訴他她女兒簽了四場音樂會的合同，因此，按照合同的條款，不論協會是否舉辦四場音樂會，她女兒都應該得到原定的報酬。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沒有很快抓住問題的關鍵，看上去好像無法解決這個難題，便說他會把這事提交到委員會討論。基爾尼太太怒火中燒，氣得面頰直顫抖，她極力忍著不使自己發問：
「請問到底誰是‘委員會’？」
她知道那樣做不像是有教養的婦人所為，因此她保持了沉默。
星期五一大早，一群群小男孩被派往都柏林主要街道，散發一捆捆傳單。各家晚報也都刊登專門的短文或廣告，提醒愛好音樂的人別忘了第二天晚上的精彩演出。基爾尼太太寬心了一些，但她覺得還是把自己的疑慮向丈夫講講為好。他仔細聽她講完之後說，或許星期六晚上他最好和她一起去。她同意了。她尊重她丈夫，覺得他就像郵政總局那樣，是某種偉大、安全、穩定的東西；雖然她知道他的才智有限，但她讚賞他那作為男性的抽象價值。她很高興他提出陪她同去。她又把自己的計劃考慮了一遍。
盛大的音樂會之夜到了。離開演還有三刻鐘，基爾尼太太和她丈夫及女兒便來到了安希恩音樂廳。不巧的是這天晚上下雨。基爾尼太太讓丈夫照看女兒的衣服和樂譜，自己在音樂廳裡到處尋找郝勒漢先生和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誰都找不到。她問服務員音樂廳裡是否有委員會的成員，結果費了半天周折，一個服務員才帶來個矮小的名叫貝爾娜小姐的女人。基爾尼太太向她說明她想見一位協會的秘書。貝爾娜小姐說他們隨時會來，並問是否她可以幫助做點什麼。基爾尼太太審視地看看這張拼命表現出誠實和熱情的老氣的面孔，然後答道：
「不了，謝謝你！」
小女人希望今晚他們的音樂會滿座。她望著外面的雨，直到溼漉漉街道的陰鬱感從她扭曲的臉上抹去了誠實和熱情。然後她小聲嘆了口氣說：
「唉，真是的！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天曉得。」
基爾尼太太不得不回到化妝室裡。
「藝人們」開始進來。男低音和第二男高音已經到了。男低音杜根先生是個瘦高的年輕人，留著稀稀疏疏的黑鬍子。他是城裡一家公司辦公樓清潔工的兒子，小時候，他就在回聲響亮的那座辦公樓的門廳練唱拖長的低音。雖然家境低賤，但他奮進向上，終於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第一流的「藝人」。他演出過大型歌劇。一天晚上，一個歌劇「藝人」病了，他曾代替那位「藝人」在皇后劇院演出的《瑪麗塔娜》中扮演國王。他的歌聲音域寬闊，富於感情，受到頂層樓座聽眾們的熱烈歡迎；然而不幸的是，他缺心少肺地用戴手套的手抹了一兩次鼻子，結果破壞了他給聽眾們的良好印象。他為人謙遜，寡言少語。他說「您」總是說得很輕，輕得幾乎讓人聽不見；而為了保護嗓子，他從不喝比牛奶更烈的東西。次高音貝爾先生是個滿頭金髮的小個子，每年都參加民間藝術節的競獎比賽。他第四次參加時獲得了銅牌。他對其他男高音極端擔心而又極端嫉妒，於是便以熱情友好的態度來掩飾自己不安的嫉妒心理。他的幽默就是讓人知道參加音樂會演出對他是個多麼嚴峻的考驗。因此他看見杜根時便走上前去，問道：
「你也來接受考驗？」
「是的，」杜根先生說。
貝爾先生衝著他的難兄弟笑笑，伸出手來說：
「握握手吧！」
基爾尼太太從這兩個年輕人身邊走過，到幕布旁邊去看看大廳裡的情形。座位正被迅速地坐滿，大廳裡迴盪著歡快的聲音。她回到丈夫身邊，悄悄地跟他說話。顯然他們在談凱瑟琳，因為兩人都不時地看她一眼。凱瑟琳這時正站著與一位民族主義者朋友、女低音希利小姐交談。一個臉色蒼白誰也不認識的女人單獨穿過房間。女人們投以敏銳的目光，盯著那裹在一個羸弱軀體上面的褪了色的藍色衣服。有人說她是女高音格林夫人。
「不知道他們從什麼地方把她挖出來的，」凱瑟琳對希利小姐說。「我肯定從沒聽說過她。」
希利小姐只好微微一笑。恰在這時，郝勒漢先生一瘸一拐地來到化妝室裡，於是兩位小姐便向他打聽那位陌生的女人是誰。郝勒漢先生說她是從倫敦來的格林夫人。格林夫人站在房間的一角，胸前不自然地捧著一卷樂譜，驚訝的目光不時轉換方向。燈影遮住了她褪色的衣服，但也像報復似的陷進了她鎖骨後面的骨臼。大廳裡的聲音越來越響。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一起來到。他倆都穿得整整齊齊，堅定而自信，在同伴中顯出富有的神態。
基爾尼太太把女兒帶給他們，親切地和他們交談。她想與他們處好關係，但儘管她極力保持禮貌，眼睛卻跟著郝勒漢先生的瘸腿來回移動。她剛一看到機會，便藉故告辭，跟在他後面走了出去。
「郝勒漢先生，我想跟你說幾句話，」她說。
他們走到走廊上一個便於說話的地方。基爾尼太太問他她女兒什麼時候能得到酬金。郝勒漢先生說這事由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負責。基爾尼太太說她根本不曉得什麼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女兒籤的合同是八個幾尼，她應該如數得到。郝勒漢先生說他不管這事。
「為什麼你不管這事？」基爾尼太太問道。「難道不是你親自把合同拿給她的？無論怎樣，如果你不管這事，我可要管這事，而且決心管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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