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普利澤德，因為他希望儘可能遠離他是其公民的那座城市，也因為他覺得都柏林的其他郊區都顯得那麼難看，現代而造作。他住在一所昏暗的舊房子裡，從他房間的視窗，他可以看到那個廢棄的酒廠，也可以看到那條淺河的上游——都柏林就建在那條河上。他的房間裡沒鋪地毯，高高的牆壁上也沒掛圖畫。房間裡的每一件傢俱都是他親自買的：一個黑色的鐵床架，一個鐵的臉盆架，四把藤椅，一個衣架，一個煤鬥，一道爐圍，一些生爐子的鐵器，還有一個方臺，上面放著張雙人書桌。壁櫃裡用白木隔板做成了一個書櫃。床上鋪著白色的床單，一塊黑紅相間的腳毯放在床腳。臉盆架上掛著一面帶柄的小鏡子，白天，一盞白燈罩的燈放在爐臺上，構成它唯一的裝飾。白木書架上的圖書自下而上按體積大小排列。最底層的一端放著一套華茲華斯的全集，最高層的一端放著一本用筆記本的硬布封面裝訂起來的《麥努斯教義問答手冊》。寫作用的東西總是放在書桌上。書桌當中放著一部豪普特曼的《邁克爾·科拉默》的翻譯手稿，其中舞臺指導部分用紫色墨水寫成，還有一紮紙用銅質的大頭針別在一起。在這些紙上，不時會寫著一個句子，而且莫名其妙的是，第一張紙上還貼著張「拜爾·賓斯」廣告的大字標題。一開啟書桌蓋，立刻飄逸出一股淡淡的香氣——新杉木杆鉛筆的香氣，或者一瓶膠水的香氣，抑或是放在那裡忘記了的一隻熟過了的蘋果的香氣。
杜菲先生厭惡一切表示物質或精神混亂的東西。中世紀的醫生一定會說他患了精神憂鬱症。他的臉是都柏林街道的那種棕色，顯現出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他的腦袋又長又大，長著一頭乾枯的黑色毛髮，黃褐色的鬍子幾乎蓋不住那張顯得不和藹的嘴巴。他的顴骨使他臉上顯出一種嚴厲的性格；但他的眼睛卻毫無嚴厲的神色，它們從黃褐色的眉毛下觀察世界，使人覺得他是個隨時歡迎別人悔過自新而常常失望的人。他過著一種與自己的軀體拉開距離的生活，以懷疑的目光從側面注視著自己的行為。他有一種奇怪的作自傳的習慣，因此常常在腦子裡構想關於自己的短句，一般只包含一個第三人稱的主語和一個過去時的謂語。他從不對乞丐施捨，走路時步履穩健，帶一根結實的手杖。
多年來，他一直在巴格特街一傢俬營銀行當出納員。每天早上，他從查普利澤德乘電車來上班。中午他去丹·勃克餐館吃午飯——一瓶淡啤酒加一小盤藕粉餅乾。他下午四點下班。然後他去喬治街一家餐館吃晚餐，在那裡他覺得安全，可以躲開都柏林的紈絝子弟，而且那裡的價錢也誠實公道。晚上他要麼坐在房東太太的鋼琴前彈琴，要麼就在城郊四處閒逛。他喜歡莫札特，因此有時去聽一場歌劇或聽一場音樂會：這些是他生活中僅有的耗費。
他沒有伴侶也沒有朋友，沒有宗教也沒有信條。他過著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與任何人交流，只在聖誕節去看看親戚，他們死了時到墓地為他們送葬。他盡這兩項社交責任實是出於昔日的尊嚴，除此之外絕不承認任何支配公民生活的習慣常規。他馳騁自己的想象，覺得在某些情況下他會搶劫他工作的銀行，但由於這些條件從不出現，所以他的生活也就平平淡淡——恰似一個沒有冒險的故事。
一天晚上，在羅通達歌劇院裡，他發現自己坐在兩個女士旁邊。大廳裡聽眾不多，冷冷清清，令人不安地預示著演出要失敗。靠近他坐著的那個女士環視了一兩次空曠的大廳，然後說道：
「今晚聽眾這麼少，太遺憾了！讓人對著空座位演唱，實在是難堪。」
他以為這話是想和他攀談。令他驚訝的是她似乎一點不顯得尷尬。他們談話的時候，他試圖牢牢地把她記住。當他得知她身邊那位年輕姑娘就是她女兒以後，他斷定她只比自己小一兩歲的樣子。她的臉過去一定很漂亮，現在仍然還透著靈氣。這是一張鴨蛋形的臉，面部的五官清晰分明。一雙眼睛是深藍色的，穩重而堅定。當她注視時，開始像是藐視，但隨著瞳孔漸漸隱入虹膜又顯得有些混亂，在瞬間表現出一種感情非常豐富的氣質。瞳孔很快重新出現，這種半揭示出來的性格重又受到謹慎的控制，而突出她那豐滿胸脯的羔皮上衣，更明確地顯出高傲蔑視的色彩。
幾星期之後，在鄂爾斯福階梯音樂廳的一次音樂會上，他再次遇到了她，於是他便抓住她女兒不注意的時刻與她親近。她有一兩次提到她丈夫，但語氣並不怎麼像是一種警告。她的名字叫西尼考太太。她丈夫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來自里奧恩。她丈夫是一條商船的船長，往返于都柏林與荷蘭之間；他們有一個孩子。
當他第三次偶然碰到她時，他鼓起了勇氣和她約會。她如期而至。這是他們多次約會的開始；他們總是在晚上見面，並且找最安靜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杜菲先生不喜歡隱蔽的方式，當他發現他們被迫偷偷地會面時，他堅持讓她邀請他到她家去。西尼考船長力促他來訪，以為人家看上了自己的女兒。他早就失去了與自己妻子尋歡作樂的興趣，因此毫不懷疑還有誰會對她產生興趣。由於丈夫常常出航，女兒常常出去教音樂課，杜菲先生有很多機會和西尼考太太愉快地待在一起。他和她以前誰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冒險，因此誰也沒有意識到有什麼不妥。漸漸地，他們倆的思想糾纏在一起，十分投契。他借書給她，給她介紹種種觀念，與她共享他那種知識生活。她聽信他所說的一切。
有時，作為對他那些理論的回答，她也向他傾吐自己生活的某些真情。她還以近乎母親般的關懷，促使他對她以誠相待：她變成了他的告解神父。他告訴她，有一段時間他曾在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一些會議上幫過他們，一群樸素的工人在閣樓上點著暗淡的油燈開會，他覺得自己在他們中間像是個獨特的人物。那個黨後來分成三派，每派各有自己的領袖和開會的閣樓，於是他便不再去參加這種會議。他說，工人們討論時不敢大膽發表意見；而他們對工資問題又過分熱心。他覺得他們是面目醜陋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對精確的態度憤憤不滿，以為那是他們無法達到的閒暇的產物。他對她說，幾個世紀之內，都柏林不大可能發生社會革命。
她問他為何不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他反問她，為了什麼呢？略微帶有一點不屑為之的樣子。同那些不能連續思考一分鐘的、毫無頭腦的空談家爭論嗎？讓自己遭受愚鈍的中產階級的批評嗎？中產階級讓警察主宰他們的道德，讓經理主宰他們的藝術。
他常去都柏林郊外她那小小的別墅，而且晚上常常兩個人單獨在那裡度過。漸漸地，隨著他們的思想越來越深地糾纏在一起，他們也談論一些比較切身的話題。她的情義像是在異國他鄉的一片熱土。有好多次她故意不去開燈，讓黑暗籠罩在他們身上。黑暗樸素的房間，與世隔絕的環境，以及仍然在耳邊縈繞的音樂，使他們緊密地融合起來。這種融合使他得到了一次昇華，磨掉了他性格中的粗稜，使他的精神生活充滿了感情。有時候，他發現自己會不自覺地自言自語。他覺得在她的眼裡，他會上升成一位天使的形象。隨著他越來越喜歡自己伴侶的那種熱情性格，他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非個人的聲音，他能辨別出這聲音就是自己的聲音，而且這聲音堅持他保持不可救治的心靈的孤獨。這聲音說：我們不能把自己給出去，我們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這些話語的結果是，一天晚上，西尼考太太顯得異常興奮，她激動地抓起他的手，緊緊地把它貼在她的臉上。
杜菲先生大為驚訝。她對他的話的解釋，使他從幻覺中醒悟過來。他有一個星期沒去看她；然後他寫了一封信約她會面。他不想讓他們這最後一次談話受到干擾，不想讓他們那已經毀滅的懺悔式談話影響他們，所以他約了她在公園大門附近的一家小點心店裡相見。時值蕭瑟的秋天，儘管很冷，但他們仍然在公園的小路走來走去，差不多走了三個小時。他們同意從此不再來往：他說每一種聯絡都是導致痛苦的聯絡。他們出了公園，默默地向電車走去；然而這時她開始劇烈地顫抖，他唯恐她會再次失控，便趕緊向她告別，離她而去。幾天之後，他收到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他的書和樂譜。
四年過去了。杜菲先生又恢復了他平靜的生活。他的房間仍然井井有條，這證明他的精神也仍然循規蹈矩。樓下房間的樂譜架上塞滿了一些新的樂譜，他的書架上也添了兩卷尼采的作品：《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歡樂的科學》。他很少在桌上放的那沓紙上寫什麼東西。在他最後一次與西尼考太太談話兩個月之後，他寫的話中有一句這樣說：男人與男人之間不可能有愛情，因為他們不可能進行性交；男人與女人之間不可能有友誼，因為他們一定會進行性交。他不再去音樂會，怕萬一會碰到她。他父親去世了；銀行那位年輕的合夥人撤出了他的股份。然而他仍然每天早上乘電車進城，每天晚上在喬治街吃適度的晚飯，把讀晚報當作甜食，然後從城裡步行回家。
一天晚上，正當他要把一勺牛肉末和捲心菜送進嘴裡時，他的手停在了空中。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了晚報上的一篇報道，當時他正把晚報支在水瓶上邊吃邊讀。他將那勺食物重又放回盤子，仔細地閱讀那篇報道。然後他喝了一杯水，將盤子推到一邊，把那張報紙對摺起來捧在手上，將那篇報道翻來覆去地讀了又讀。捲心菜在他的盤子裡開始積起冷白色的油脂。服務小姐走到他面前，問他是不是飯做得不好。他說飯做得很好，勉強地又吃了幾口。然後他付了賬，走了出去。
頂著十一月的蒼茫暮色，他快步向前走去，他堅實的榛木柺杖有規律地敲打著地面，淡黃色《郵報》的報紙邊，從他雙排扣緊身外衣的側口袋裡時隱時現。在從公園大門到查普利澤德那條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他放慢了腳步。他的柺杖不再那麼有力地敲打地面，他的呼吸也變得沒有規律，幾乎帶有一種嘆息的聲音，在冬天的空氣中凝結起來。他一到家，立刻奔向樓上的臥室，從口袋裡拿出報紙，藉著視窗微弱的光線，再一次讀起那篇報道。他沒有大聲閱讀，但卻輕輕地移動嘴唇，好像神父讀彌撒序誦前的默禱似的。下面就是這篇報道：
b悉尼廣場一婦人死亡/b
b一起令人悲傷的事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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