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在羅馬的生活幾乎無拘無束。提比略人在海外，連他擔任執政官那一年都在日耳曼度過，指揮那裡的前哨堡壘抵禦蠻族部落的侵犯。極偶爾，他必須回羅馬的時候，會禮節性地到一到，又很快借口有事告辭。

在他執政官任期的翌年，我父親自作主張派人去日耳曼前線接替他的工作，命令我丈夫回羅馬履行他的義務。提比略拒絕了。我當時想，他做過的事情要數這一件最值得佩服；對他的勇氣，我幾乎肅然起敬。

他給我父親來信，指出他不願過公眾生活，願望是退隱到羅得島——他家族在那裡廣有土地——餘生用來從事文學和哲學的私人研究。我父親假裝動怒；我想他暗自得意。他以為提比略·克勞狄烏斯·尼祿所行的這一著正中下懷。

我常常思忖，如果我丈夫給我父親的信上言語由衷，不知我的人生將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