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潘達特里亞這個島不久，我就養成習慣在黎明前起床，觀望東方破曉的初光，一望便是幾年。這樣守望晨曦幾乎成了一個儀式；我會在朝東的窗子前靜靜坐著，目測光線從灰到黃到橙到紅的變化，最後失去顏色，變作一種照臨世界的不可想象的澄輝。光明注滿房間以後，我會用上午的時光來閱讀一冊我獲准從羅馬帶來的藏書。這一室的藏書屬於我享有的極少數的奢侈待遇；然而無論再給我什麼，也恐怕只有它能讓這流放生活將就過得下去。因為我重新回到了自己離棄多年的學習中，如果我沒有被拋到這樣的寂寞中，我可能也不會重新拾起它來；有時我簡直覺得，企圖懲罰我的世界對我做了一樁它想象不到的善行。

我想到，這樣的守望和這樣的學習，是多年以前我曾經習慣的一種例課，那時我才不過是個孩子。

我十二歲的時候，父親決定讓我放下童蒙的功課，接受他從前的老師阿瑟諾多魯斯的教導。在此之前，我除了在李維婭的監督下接受給女子的教育之外，就只練習過希臘文與拉丁文的閱讀和寫作，這些我學來輕而易舉；也練習過算術，這我學來輕鬆而無聊。那種學習是從容安閒的，我的老師每天任我招之則來，不拘鐘點，我也無須依循嚴格的課程表。

但是阿瑟諾多魯斯，這位嚴格而不留情的老師，卻第一次讓我憧憬起自己之外、家庭之外，甚至羅馬之外的世界。他帶的學生很少——屋大維婭的兒子們，包括她親生的和繼養的；李維婭的兒子德魯蘇斯和提比略；還有我父親多名親戚的兒子們。我是當中唯一的姑娘，年紀也數我最小。我父親已經向我們大家表明，一切由阿瑟諾多魯斯做主；不管學生們的家長擁有什麼名位職權，一切都憑阿瑟諾多魯斯說了算，他就是終極的權威。

我們必須黎明前起床，第一個鐘點便在阿瑟諾多魯斯的家裡集合，背誦前一天給我們佈置的功課——荷馬或赫西俄德或埃斯庫羅斯的詩句；我們要嘗試用這些詩人的風格來寫作；中午有一頓簡便的午餐。下午，男孩子們投身於修辭術和雄辯術的練習，並研讀法律；鑑於這些學科不適合女子，我可以將時間用於研讀哲學、闡釋我自選的任何拉丁文或希臘文的詩、採用當下吸引我的任何題材作文。近黃昏時，我下學回家，以便我在李維婭的指導下操持家務。漸漸地，下學成了使我愈發厭煩的事情。

因為隨著我體內開始發生讓我成為女人的變化，我的心靈也開始變化，讓我漸漸對一個我未曾想象過的境域有了憧憬。後來，阿瑟諾多魯斯和我成了朋友，我們常說起羅馬人不屑於任何不能達到實際目標的學習，他便告訴我，在我出生一百多年前，元老院曾經下令將所有文學和哲學的教師驅逐出羅馬，只不過那道政令無法執行。

如今看來我當時是快樂的，也許，我一生最快樂的就是那時候；但是那種生活不出三年就結束了，我得成為一個女人了。我被逐出了一個我剛開啟眼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