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深秋季節一個小陽春的午後，四點剛過。女傭桑德拉從廚房臨湖的窗子邊走開，嘴巴抿得緊緊的，自中午以來，她已經這樣來回地走了不下十五二十次了。這一次，她一邊走著，一邊心不在焉地把圍裙的帶子解開又繫上，在她那肥大腰身允許的範圍內把圍裙繫帶收到了最緊。接著她走回到琺琅桌邊上，把自己那穿著一身新制服的身子塞進了斯內爾太太對面的椅子裡。斯內爾太太已經做完清潔和熨燙，正照例在走去公共汽車站之前喝一杯茶。斯內爾太太戴著帽子，就是她一直戴的那頂挺有意思的黑色氈帽，不光戴了這一整夏，而且戴了過去整整三個夏天——經歷過創歷史紀錄的高溫天，經歷過生活的變遷，俯瞰過無數的熨衣板，還有一個又一個的吸塵器。「卡內基」的標籤還貼在帽子裡，已經舊了（也許可以這麼說），但依然堅守陣地。

「我不會再去犯愁了，」桑德拉宣佈道，她這樣說已經是第五還是第六次了，半是對斯內爾太太說，半是自言自語，「我下了決心，我不會再去犯愁了。有什麼用呢？」

「這就對了，」斯內爾太太說，「換了我也不會。我真的不會。把我的包遞給我，親愛的。」

餐具架上放著一隻真皮手提包，已經很舊了，但是包裡的標籤就跟斯內爾太太帽子裡的標籤一樣大名鼎鼎。桑德拉不用起身就拿到了包。她把包遞給桌對面的斯內爾太太。斯內爾太太開啟包，拿出一盒薄荷煙和一盒斯托克俱樂部的火柴。

斯內爾太太點了一支菸，把茶杯遞到唇邊，但立即又放回到杯碟裡。「這茶要是再不趕緊給我涼了，我就要錯過那班公車了。」她望向桑德拉，那一位正愁眉苦臉地瞪著牆上掛著的一排平底銅鍋發呆。「別再犯愁了，」斯內爾太太命令道，「犯愁又有啥用呢？要麼他會跟他媽講，要麼他不會。就這麼回事。犯愁有啥用呢？」

「我不是為這個犯愁，」桑德拉回應道，「我犯什麼我也不犯這愁。可話又說回來了，那孩子就這麼滿屋子悄沒聲息地跑，真是能把人活活逼瘋了。你根本啥也聽不見，明白不？我是說沒人能聽見他的動靜，明白不？就那天吧，我正剝著豆子呢——就在這張桌子這兒——我差點兒一腳踩在他手上。他就能那麼在桌子底下坐著。」

「嗯。我是不會去犯愁的。」

「我是說在他跟前，你隨便說個什麼字都得掂量好了，」桑德拉說，「真是把人逼瘋了。」

「這茶我還是沒法喝，」斯內爾太太說，「……這倒是挺嚇人的。隨便說個字都得掂量掂量。」

「真是把人逼瘋了！我是說真的。我也差不多已經半瘋了。」桑德拉習慣性地撣了撣膝蓋，彷彿上面落了麵包屑似的，一面哼著鼻子說，「才四歲大的孩子！」

「這孩子長得不錯，」斯內爾太太說，「那兩隻咖啡色的大眼睛，還有那什麼的。」

桑德拉又哼了一聲。「他那鼻子也一準會跟他爸的一個模樣。」她拿起杯子，沒事兒似的喝了一口。「我真不明白他們整個十月份待在這兒為點啥，」她一百個不樂意地說，一面放下茶杯，「我是說這會兒他們全都半步不往水邊去了。女的不下水，男的不下水，小的也不下水。這會兒沒人下水。他們甚至連那條倒霉船都不拉出去了。我不明白他們花那麼多錢在這上頭是為點啥。」

「我就不懂了，你怎麼能喝得上那茶。我連一口都沒法喝。」

桑德拉苦大仇深地盯著對面的牆。「要是能回城裡該多好。我沒開玩笑。我真恨這個倒霉地方。」她滿是敵意地看了斯內爾太太一眼，「你倒是挺好的，你是全年住在這裡。你的熟人也都在這附近。你不在乎。」

「就算燙死我也得喝了。」斯內爾太太說道，眼睛看著電子爐上面的鐘。

「如果你遇到這事，你會怎麼做？」桑德拉突然問道，「我是說你會怎麼辦？你說實話。」

這恰恰是斯內爾太太會一把接上的問題，就跟套上一件白鼬皮大衣一樣順溜。她立即放下茶杯。「這個嘛，首先，」她說道，「我是不會去犯愁的。要是我的話，我會另找一份——」

「我沒有犯愁。」桑德拉打斷她。

「我知道，不過要是我的話，我就會給自己——」

餐廳的轉門被推開了，房子的女主人波波·坦納鮑姆走進廚房。她矮矮的個頭，幾乎看不見臀部的曲線，二十五歲，硬硬的頭髮說不上是什麼式樣或顏色，夾在兩隻耳朵後面，耳朵倒是極大的。她穿一條齊膝長的牛仔褲，一件黑色高領套頭毛衣，腳上穿著襪子和一雙平跟船形鞋。波波這個名字有些滑稽，她的人從頭到尾也只能說相貌平平，可是——有一些面孔讓人恆久難忘，透著超乎尋常的感受力，一小塊一小塊分開很耐看——在此意義上，她是個絕色女子，獨一無二。她徑直走到冰箱邊上，開啟冰箱門。她雙腿叉開，兩手撐在膝蓋上朝裡張望，一面透過牙縫不成調地吹著口哨，臀部則配合著有些放肆地左右擺動。桑德拉和斯內爾太太都不作聲了。斯內爾太太掐滅香菸，不慌不忙地。

「桑德拉……」

「什麼事，太太？」桑德拉警覺地看過去，目光越過斯內爾太太的帽子。

「泡菜都沒了嗎？我想帶一塊給他。」

「都給他吃了，」桑德拉精明地回答道，「他昨晚上床前吃掉的。那時就剩兩塊了。」

「哦。好吧，我去車站的時候再買點。我是想也許能把他從那條船裡哄出來。」波波關上冰箱門，走到臨湖的視窗向外望去。「我們還要什麼東西嗎？」她在窗子邊問道。

「就是麵包。」

「我把你的工錢放在門廳桌上了，斯內爾太太。謝謝你。」

「好的，」斯內爾太太說，「我聽說萊昂內爾這算是出走了。」她短促討好地笑了一聲。

「看起來還真是這樣。」波波說，雙手滑進後褲兜裡。

「至少他不是跑到太遠的地方。」斯內爾太太說，又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

波波在窗邊稍稍側過身，這樣她就不是完全背對著桌邊的兩個女人了。「是的。」她說，把幾根頭髮捋到耳朵後面。她純粹提供資訊似的又接著說道：「他從兩歲起就經常往外跑，但從來沒有太離譜。他跑得最遠的一次——至少在城裡是這樣——是中央公園裡的林蔭道。離家也就幾個街區。他走得最不遠的——最近的——是我們家樓房的前門。他在那兒轉悠著不走，是要跟他爸爸說聲再見。」

桌子邊的兩個女人都笑了。

「那條林蔭道是紐約人去溜冰的地方，」桑德拉周全地告訴斯內爾太太，「小孩大人都去。」

「哦！」斯內爾太太說。

「他只有三歲。就是去年。」波波說道，從牛仔褲的側兜裡拿出一包香菸和一盒火柴。她點了根菸，兩個女人都興致勃勃地看著她，「別提多熱鬧了。所有的警力都出動去找他。」

「他們找到他啦？」斯內爾太太問道。

「當然找到他了！」桑德拉不屑地說，「你以為呢？」

「那天晚上十一點一刻找到他的，是——我的天，二月中旬吧，我想。公園裡一個孩子都沒有。只有搶劫犯吧，我猜，還有各色各樣的流浪漢。他正坐在樂隊演出臺的地板上，沿著一道裂縫來回滾一顆彈珠。人凍得半死，看起來——」

「真要命了！」斯內爾太太說，「他幹嗎要那樣呢？我是說他幹嗎要跑啊？」

波波對著一塊窗玻璃吐了一個歪歪扭扭的菸圈。「那天下午公園裡有個孩子不知從哪兒聽說了假情報，跑到他跟前說：‘你這個傢伙真臭。’至少我們覺得他是因為這個才跑的。我不知道，斯內爾太太。我也是有點兒稀裡糊塗的。」

「他這樣幹有多久了？」斯內爾太太問道，「我是說他這樣幹有多久了？」

「嗯，兩歲半的時候，」波波像在報履歷，「他躲在我們公寓地下室的水池底下。在洗衣房裡。一個叫內奧米還是什麼的——他的一個好朋友——跟他說她的熱水瓶裡有一條蟲子。反正我們能從他那裡問出來的就是這些。」波波嘆了口氣，從窗邊走開，香菸上的灰積得長長的。她朝紗門走去。「我要再試一次。」她說，算是跟兩個女人道別。

她倆都笑了。

「米爾德里德，」桑德拉對斯內爾太太說，一面仍在笑著，「你要是再不走可就趕不上你的車了。」

波波隨手關上了紗門。

她站在房前草坪的小坡上，背上披著傍晚晃眼的斜陽。在她前面大約兩百碼處，她的兒子萊昂內爾正坐在他父親那條小船的船尾座上。船是拴著的，主帆和艏三角帆都卸掉了，此刻漂在水上，與碼頭延伸入水的盡頭剛好成一個直角。大約五十英里開外，一塊誰丟了或者不要了的滑水板底朝天地浮在水面上，但是湖上看不到一艘遊樂船，只有那艘正往利奇碼頭駛去的縣裡汽艇的尾部隱約可見。波波發現自己沒法把視線固定在萊昂內爾身上，簡直難得有些離奇。太陽儘管不是特別熱，卻格外耀眼，以至於任何稍遠些的影像——一個男孩，一條船——看起來幾乎都像一根插在水裡的木棍，搖曳飄忽，折影的效果。幾分鐘後，波波放棄了。她以大兵的架勢把香菸往地上一扔，然後就朝碼頭走去。

此時是十月，她的臉已經不會被碼頭木板反射的熱氣擊中。她一邊走一邊透過牙縫吹著《肯塔基寶貝》的調子。走到碼頭盡頭，她在右邊蹲了下來，膝關節咯咯作響。她低頭看著萊昂內爾。他離她不到一支木槳的距離。他沒有抬頭。

「啊嗬，」波波說，「朋友。海盜。臭狗狗。我回來啦。」

萊昂內爾還是沒有抬頭，但他看起來像是突然受到召喚，要顯示一下他的航海本領。他把那個不起作用的舵柄一把推到右面，然後又立即猛地拉回到自己身邊，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船的甲板。

「是我，」波波說，「艦隊副司令坦納鮑姆。孃家本姓葛拉斯。我來視察後舵手啦。」

這次有反應了。

「你不是一個艦隊副司令。你是個太太。」萊昂內爾說。他說出的句子通常至少有一處不恰當的呼吸停頓，因此他想強調的詞的發音常常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對他的聲音，波波不僅是傾聽著，她似乎也是在觀察著。

「誰告訴你的？誰告訴你我不是艦隊司令的？」

萊昂內爾答了一聲，但是輕得聽不見。

「誰？」波波說。

「爸爸。」

波波仍然保持蹲著的姿勢，這時伸出左手穿過兩腿間的v形空當，撐在碼頭地板上以保持平衡。「你爸爸是個好人，」她說，「但他可能是我認識的最大的旱鴨子了。進港以後我是位太太，這一點兒也沒錯——是這樣的，但是我真正的天職最初、最終，也永遠都是——」

「你不是一個艦隊司令。」萊昂內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