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我九歲，是一個名為「科曼切人」的團隊的成員，滿腔集體主義精神。除了週末，每天下午三點，我們的頭領會在一六五公立學校的男生出口處接我們二十五個科曼切人，學校位於一〇九大街，靠近阿姆斯特丹大道。我們推推搡搡地擠進頭領那輛經過改裝的商用客車，然後他開車把我們帶到中央公園（按照他和我們父母達成的費用安排）。天氣好的話，我們就玩橄欖球，或者足球，或者棒球，看季節決定（也很隨便）。如果下雨，頭領就毫無例外地帶我們去自然歷史博物館，或者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每個星期六以及大多數國定假日，頭領會一大早開著他那輛看起來特寒磣的破客車到各家門口來接我們，然後一路駛出曼哈頓，到比較開闊的範科特蘭公園或者帕利塞茲丘陵。如果我們一門心思光想運動，就會去範科特蘭，那裡的場地都是標準尺寸，對手的隊伍裡也不會出現嬰兒車或者拄著柺杖的氣呼呼的老太太。如果我們科曼切人一心向往露營，就去帕利塞茲風餐露宿一番。（我記得有一個星期六我走失了，在利尼特指示牌和喬治·華盛頓橋西頭之間，那個路段比較複雜。不過我挺鎮定。我挨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坐下，儘管眼淚汪汪，可還是開啟午餐盒，照吃不誤，我心裡多少有個信念，我覺得頭領一定能找到我。頭領總能找到我們。）

頭領不和科曼切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名字叫約翰·蓋蘇德斯基，家住斯塔滕島。他是一個極其害羞、溫文爾雅的年輕人，大概二十二三歲，在紐約大學法律系讀書，總之是個令人難以忘懷的人。我不想在這裡彙總他的諸多成就和美德。順便說一句，他是鷹級童子軍，差點就成了一九二六年全美橄欖球職業聯盟賽的阻截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曾被紐約巨人棒球隊力邀參加試打。我們每一場亂鬨鬨的比賽都由他做裁判，他是個公正、冷靜的裁判員，既擅長鼓動士氣，又懂得如何平息戰火。我們這群頑童，無論最小的還是最大的，全都衷心地熱愛敬重他。

頭領一九二八年時的相貌我仍然記得很清楚。如果願望能換算成英寸，我們全體科曼切人都會迫不及待地把他想象成一個巨人。不過現實是，他身高五點三四英尺，敦敦實實——肯定最多那麼高。他的頭髮是藍黑色的，髮際線特別低，一個肉鼓鼓的大鼻子，上身幾乎跟腿一樣長。他穿一件防風夾克衫，肩膀顯得很有力，但是又窄又斜溜。不過，那個時候，頭領在我眼裡簡直是將巴克·瓊斯、肯·梅納德和湯姆·米克斯所有最出眾的五官特點融洽地集於一身。

每個下午天快黑下來的時候，眼看要輸的那一方便有藉口說看不清場內的小騰空球或者球門區傳球，這時我們這些自私的科曼切人就會迫切地想起頭領說故事的天才。在那個點兒，我們通常已經滿頭大汗，非常煩躁，會為了坐到離頭領最近的位子而打起來——不是用拳頭就是用尖叫。（車廂一左一右各一排藤椅，左邊那排多出三個位子——是整輛車上最好的位子——一直延伸到駕駛座邊上。）頭領總是等我們全都坐定了以後才爬進車頭。然後他跨坐在司機座上，面朝我們，開始講「笑面人」的連載故事。頭領的聲音很尖，但是抑揚頓挫，彷彿男高音。他的故事一旦開講，我們就會從頭至尾興致盎然。「笑面人」恰恰是最對科曼切人胃口的故事。它甚至也許頗有經典作品的深度。這個故事在講述的過程中會瀰漫延伸直至充滿整個空間，但其精華部分始終可以打包帶走。你可以把它帶回家，也許一面坐在浴缸裡等著水流盡，一面還琢磨著「笑面人」的故事。

笑面人是一對富有的傳教士的獨子，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就被一群中國土匪劫走了。這對富有的傳教士拒絕支付贖金（出於某個宗教信條），土匪們一怒之下把小傢伙的頭放進一個木匠的虎鉗裡，然後把手柄向右擰了好幾圈。有了這樣一段特殊的經歷，這個孩子長大成人之後沒有頭髮，腦袋的形狀像只山核桃，臉上鼻子底下本來該長嘴的地方卻成了一個橢圓形的大洞；所謂鼻子也就是兩個塞滿肉的鼻孔。於是笑面人呼吸的時候，他鼻子底下那個醜陋、悲哀的裂口便會一張一縮，就像一個怪異的液泡（我自己這樣覺得）。（對於笑面人呼吸的樣子，頭領不是描述，而是學給我們看的。）陌生人看到笑面人這張可怕的臉都會頓時昏死過去；知道他的人會躲得遠遠的。說來也奇怪，那些土匪倒不忌諱他，任憑他隨意進出他們的匪巢——只要他用一塊罌粟花瓣做的淡紅色紗罩矇住自己的臉。這塊面紗不僅讓土匪們不用看見他們這個養子的臉，而且也能隨時知道他人在哪裡；戴著面紗，他總會散發出鴉片味兒。

笑面人非常非常孤單，每天早上，他一個人偷偷溜進（他身輕如燕）土匪藏身處附近一個茂密的森林裡。在那裡他和數也數不清的動物成了朋友：狗、白鼠、老鷹、獅子、蟒蛇、狼。而且，他還會摘下面紗，用溫柔悅耳的聲音和動物們用它們的語言說話。動物們可沒覺得他醜。

（頭領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故事講到這裡。從那以後，他的評書連載越來越離奇，讓科曼切人一個個聽得那叫一個心滿意足。）

笑面人是會把耳朵貼到地上的那種人，沒過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們最寶貴的黑道機密。不過他沒覺得這些土匪的路子有多了不起，於是迅即建立起他自己的一個更有效的體系。一開始規模很小，只是在中國的田野鄉間做個獨行俠，或偷或劫，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輕易出手殺人。很快，高超的犯罪手法，加上絕對奉行公平法則，笑面人竟然博得了不錯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大江南北。奇怪的是，最後聽說他業績的倒是那幫收養他的土匪們（正是他們最初把他的腦袋強擰上了這條不歸路）。得知笑面人聲名遠播後，他們嫉妒得簡直要發瘋。一天晚上，土匪們自以為已經成功地誘他熟睡，一個接著一個走過他的床邊，用他們的大砍刀一人給了他一刀，結果發現被殺死的是土匪頭子的老孃——一個嘮裡嘮叨招人厭的老太婆。這下土匪們更是要找笑面人報仇雪恨，最後他不得不把這些土匪都鎖在一個地下陵墓裡，深是深了一點兒，但裝修很考究。他們好幾次逃了出來，給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煩，但他始終不願意要他們的命。（笑面人身上那點兒俠骨柔腸的勁兒真能把我急死。）

很快，笑面人開始定期穿越中國邊境，到法國巴黎去，他熱衷於跟馬塞爾·杜法吉周旋鬥智，在這個以機智聞名世界的肺結核偵探面前炫耀他自己高超而有節制的天才。杜法吉和他的女兒（一個非同尋常的女孩，不過多少有點兒異裝癖）成了笑面人的死對頭。他們給笑面人佈下一個又一個圈套。笑面人則多半出於陪他們玩玩的心思故意一隻腳踏進他們的圈套，然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蹤，至於他是怎麼逃脫的，則半點兒蛛絲馬跡都不會留下。他會時不時在巴黎的城市下水道里留一張冷嘲熱諷的字條作為告別，字條總能及時被送到杜法吉的腳邊。杜法吉父女倆沒少在巴黎下水道里稀里嘩啦蹚著水瞎忙活。

很快，笑面人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把大部分財產匿名捐給了一座當地隱修院的修士——一群謙卑的遁世修道者，主要的精力用在餵養德國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財產換成鑽石，放進鑲滿祖母綠的藏寶箱，然後若無其事地沉入黑海海底。他個人的日常所需極少。他只吃米飯和鷹血，住在位於西藏邊遠地區的一間小茅屋裡，那地方常年颳著暴風雪，屋子底下有一個健身房和打靶場。他和四個誓死效忠於他的盟友住在一起：一頭名叫「黑翼」的油嘴滑舌的狼，可愛的侏儒歐木巴，蒙古巨人洪——他的舌頭被白人燒掉了，還有一個迷人的歐亞混血女孩，這個女孩苦苦單戀著笑面人，又因為非常擔心笑面人的安危，有時候她為非作歹起來還真有股子黏糊勁兒。笑面人總是在一面黑色的絲屏風後面向他的隊友們發號施令。就連歐木巴，那個可愛的侏儒，都見不到他的臉。

我可以花上幾個小時護送我的讀者——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強制護送——往返於巴黎和中國的邊境，但我沒說我真要那麼幹。這個笑面人對我來說就是我自己的某個超級傑出的祖先——某個像李將軍那樣的人物，其卓越的品質深藏不露。這個幻想跟我一九二八年時的信念比起來算是很有節制的，當時我不僅認為自己是笑面人的直系後裔，而且還是他唯一一個倖存的合法子嗣。一九二八年的我甚至都不是我父母的親生子，而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冒牌貨，就等著他們幾時一個疏忽，我好趁機亮明自己的真實身份——最好是不用武力，但也不是說沒有這種可能性。為了防止我的假母傷心欲絕，我已經計劃在憑藉自己某種尚無法定義的，然而又是莊嚴恰當的能力闖蕩黑社會的時候也把她一起帶上。不過一九二八年的我最主要的任務還是處處留神提防。這場戲還得接著演。該刷牙刷牙，該梳頭梳頭，無論如何都得壓抑住我那發自肺腑的獰笑。

事實上，我並不是笑面人唯一的合法後裔。我們的團隊裡有二十五個科曼切人，或者說二十五個笑面人的合法後裔。我們在城市裡四處遊蕩，一個個滿腹心事、隱姓埋名，我們仔細打量電梯工，把他們當作潛在的最大敵人，我們撇著嘴熟練地朝哈巴狗的耳朵裡悄悄傳遞命令，我們用食指瞄準數學老師的額頭。我們總是在等待，等待下一個恰當的時機，讓近在咫尺的任何一顆平庸的心在瞬間因我們而充滿恐懼和崇拜。

二月的一個下午，科曼切人的棒球季剛開始不久，我注意到頭領的車子裡多了一個新裝置。在後視鏡上方的擋風玻璃上掛了一張鑲框的小照片，照片上是個頭戴學士帽，身穿學士袍的姑娘。我覺得一張姑娘的照片跟這輛車子裡一貫的純爺們氛圍很不協調，於是就直截了當地問頭領這個人是誰。他先是支支吾吾，然後承認這是個姑娘。我問他她叫什麼名字。他直截了當地說「瑪麗·哈德遜」。我問他這個姑娘是不是個演電影的之類的。他說不是，她以前在衛斯理學院唸書。半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他補充說衛斯理學院是所一流的大學。我問他，那麼把她的照片掛在車裡算什麼名堂。他略微聳了聳肩，我覺得那意思是說，這張照片多少有點兒像是被硬栽到他身上來的。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不管這張照片是如何被強制或意外地栽到頭領身上的——它反正就在車上待著了。並沒有跟露絲寶寶糖的包裝紙和掉在地上的甘草棒棒糖一起被清理出去。不過我們科曼切人對這照片也就習以為常了，它逐漸和車上的里程錶一樣不再引人注目。

但是有一天，我們在去公園的路上，頭領把車停在第五大道的人行道邊，在六十幾街口，離我們的棒球場足有半英里遠。大約二十幾個後座副駕駛員齊聲要求頭領做出解釋，但他毫不理睬。他只是換了個講故事的坐姿，面朝我們，然後急匆匆地開講一段新的「笑面人」。然而，他故事的頭還沒怎麼開呢，就有人敲起了車門。那一天頭領身體的反射機能格外靈活。他幾乎在椅子上呼啦轉了一百八十度，使勁一把扭開車門把手，一個穿著海狸皮大衣的姑娘鑽進了車裡。

我這輩子一共只見過三個姑娘確實是第一眼就讓人感到奇美無比，那種美是無法歸類的，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記起來。第一位是個瘦瘦的穿黑色泳衣的姑娘，在瓊斯海灘上很費勁地要撐開一把橘黃色的傘，大約是一九三六年前後。第二位是一九三九年在一艘加勒比海的遊艇上看到的，她把自己的打火機朝一隻鼠海豚扔過去。而第三位就是頭領的姑娘，瑪麗·哈德遜。

「我是不是遲到很久了？」她笑吟吟地問頭領。

她還不如干脆問一句她是不是長得很醜。

「沒有！」頭領說。他有點兒神情激動地看看坐在他邊上的幾個科曼切人，示意他們讓個位子出來。瑪麗·哈德遜在我和另一個男孩中間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麼的，他叔叔有個鐵哥們是販賣私酒的。我們把能讓給她的地方全讓給她了。然後車子發動起來，跟往常不一樣的是，車身竟然很業餘地往前猛衝了一下。我們全體科曼切人鴉雀無聲。

在開往平日停車點的路上，瑪麗·哈德遜身子往前傾，興致勃勃地向頭領細數她錯過了哪班哪班火車，又趕上了這班那班火車。她住在長島的道葛拉斯頓。頭領非常緊張。他不僅壓根兒沒說上一句話，而且幾乎聽不進她說的話。換擋桿的圓把手竟然掉了下來，這我還記得。

我們下了車，瑪麗·哈德遜還照樣跟著我們。我敢肯定等我們走到棒球場的時候，每個科曼切人的臉上都會掛著「有些姑娘還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回家」的表情。而事態真正變得不可收拾，是在我和另一個科曼切人丟硬幣看哪個隊先攻球時，瑪麗·哈德遜竟然表示她也想參加比賽，一副滿心渴慕的樣子。此種要求招來的反應再鮮明不過。之前對於身為異性的她，我們科曼切人還不過是瞪眼瞧瞧，這會兒我們可就怒目而視了。她衝著我們微笑，這倒有點兒讓人不知所措了。這時頭領接手了，結果卻是暴露出他天生的不稱職，之前還隱藏得挺好的。他把瑪麗·哈德遜拽到一邊，好讓我們科曼切人聽不到他說什麼，看起來像是很嚴肅、很一本正經地在跟她講道理。最後，瑪麗·哈德遜打斷了他，她的聲音我們科曼切人聽得一清二楚。「但我確實想，」她說，「我也想，玩球！」頭領點點頭，然後試圖再跟她說理。他指指內場，溼漉漉，又坑坑窪窪的。他拿起一根標準球棒，讓她看看有多重。「我不在乎，」瑪麗·哈德遜一字一句地說，「我大老遠地跑來紐約——看牙醫，又這又那的——我要玩！」頭領點點頭，但這次他讓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回到本壘板，「勇士隊」和「武士隊」這兩個科曼切球隊正等在那裡，他看著我。我是「武士隊」的隊長。他提起我們隊中外場手的名字，那個男孩生病在家，他建議瑪麗·哈德遜補中外場手的缺。我說我不需要一箇中外場手。頭領問我不需要中外場手是他媽的什麼意思，我呆住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頭領說髒話。更糟糕的是，我能感覺到瑪麗·哈德遜正衝著我微笑。出於面子，我撿起一塊石頭，朝一棵大樹扔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