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彈解千愁》，這部以一九一四年大戰和俄國革命為背景的中篇小說，一九三八年寫於索朗特，而其發表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三個月，即一九三九年，因此是小說所敘述的事件過了大約二十年以後的事情。小說的題材距離我們既遙遠又接近，說其遙遠，是因為二十年來無數大大小小的內戰已經將它淹沒；說其接近，是因為我們仍舊沉陷在它所描述的那種精神恐慌之中，而且比任何時候都陷得更深。這部書曾受到一件真人真事的啟發，那三個人物在這裡分別叫作埃裡克、索菲和孔拉，幾乎就是一如主要當事人的一位至交向我描繪的那樣。
我曾被這段經歷所感動，也希望它會使讀者感動。此外，僅從文學角度來看，我以為它本身就具有悲劇風格的全部要素，因此非常適合歸入法國傳統故事的範圍，因為傳統故事似乎總是保留著某些悲劇特徵。時間的同一，地點的同一，以及高乃依有幸以其獨特的表達方式所確定的危險的同一：情節僅限於兩、三個人物，其中至少有一個人比較清醒，能夠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評判；末了，激情總要導致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而它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卻是以比較隱晦、比較不易察覺的形式出現。至於背景，這個被革命和戰爭隔絕開來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暗淡角落，根據拉辛在《巴雅澤》序言中闡述得極好的道理，似乎也符合悲劇表演的要求，因為，它使昨天的現實在空間上向後移動，而這種移動幾乎就等於時間上的遠離，因此，它使索菲和埃裡克的經歷擺脫了那些對於我們來說也許是日常瑣碎的事情。
我寫這本書的意圖不是要再現某個環境或某個時代，這僅僅是次要的。但是，我們所探求的心理真實與個別、特殊的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不可能象古典主義時期的典範作家那樣，有意對決定著某一事件的外部現實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我稱之為克拉托維塞的那個地方，本可能僅僅是發生悲劇的大廳，那些血淋淋的內戰插曲，也不可能僅僅是某個愛情故事朦朦朧朧的紅色背景。這些插曲造成了那些人物身上永久絕望的情緒，沒有這種情緒，他們的一舉一動便無從解釋。我對那個小夥子和那個姑娘的瞭解，僅僅來自別人對他們經歷的簡要概述，只有用他們的眼光看問題，他們才可能合情合理、完完全全地存在於真實的歷史環境之中。由於我所選定的題材幾乎純粹是一場激情與意志的衝突，於是我不得不查閱參謀部的地圖，向其他目擊者蒐集具體細節，尋找舊的插圖報刊，試圖從中發現那些發生在一個偏僻地區邊境上默默無聞的軍事行動，在當時的西歐所引起的微弱回聲和反映。後來，有過那麼兩、三次，一些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參加過同樣戰爭的人心甘情願地跑來，自發地向我保證《一彈解千愁》與他們的記憶很相象，對於我這本書內容的任何褒獎都不會比這更使我放心。
故事是用第一人稱寫的，並由主要人物之口說出。這是我常用的手法，因為這不僅可以排除書中作者的觀點，或者至少可以排除她的評論，而且還可以描繪出一個正視自己生活的人，他盡力去回憶自己的生活，並且多多少少能夠做出一些比較公正的解釋。可是不要忘了，由一部小說的中心人物向一群隨和、沉默的聽眾滔滔不絕地講故事，無論怎麼說也是一種文學的俗套：在《克萊採奏鳴曲》或《背德者》中，主人公都是用這種準確的細節和推論的邏輯描繪自己的，可這並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懺悔通常要麼殘缺不全，要麼羅嗦重複，要麼錯綜複雜，要麼含混不清。這些有所保留的態度，對《一彈解千愁》的主人公敘述故事當然會有好處，因為他在候車室裡給同伴們講故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去聽他。然而，這種俗套一旦被人接受，這類故事的作者就有權在書中描寫一個完整的人，讓他以其特有的語言習慣表達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並讓他具有或對或錯的判斷，以及他自己也未意識到的種種偏見，使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話猶豫不說，甚至還有遺漏忘記的地方。
但是，這種文學形式也有它的缺點，這就是它比其它任何形式都更加需要讀者的合作；它使讀者不得不重新矯正通過那個以「我」自稱的人物所看到的人與事，就象透過水去看物體一樣。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迂迴方法，對那個被看作在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人是有利的，可《一彈解千愁》卻剛好相反，對敘述者不利的，恰恰是他一談及自己就必然會變形走樣。埃裡克•馮•洛蒙這類人的想法是言不由衷的；他害怕受騙，滿腹狐疑，總想對自己的某些行為加以說明，而這種說明卻是最有害的；他怕惹事生非，把自己包藏在堅硬的鎧甲裡，而真正的硬漢子是不穿這種撈什子的；他的自尊心不斷抑制著他的傲氣。由此產生的結果便是，天真的讀者很可能會把埃裡克•馮•洛蒙看作是虐待狂，是一個佩戴軍銜的畜生，而不是一個決心眼睛不眨地面對殘酷回憶的人，殊不知，一個畜生恰恰不會因想到曾經使別人痛苦而有絲亳煩煩擾；天真的讀者還會把這個人看作是一個職業排猶主義者，然而，他對猶太人的譏諷只是種族等級的陳腐觀念，在這種譏諷中，他不僅流露了對那位猶太當鋪老闆娘的勇氣的讚賞，而且還把格里戈利•勒歐歸入他死去了的朋友和對手的英雄行列。
正如大家所想到的，敘述者的自畫像同他現在或過去的樣子之間的差距，只有在愛與恨的複雜關係中才能最為突出地顯示出來。埃裡克似乎把孔拉•雷瓦爾降到了次要地位，對這位他所熱愛的朋友只提供了一幅相當模糊的肖像，這是因為首先，他不願意多講使自己觸動最深的事情，其次，同那些對自己這位沒有來得及嶄露頭角、長大成人便死去了的夥伴漠不關心的人，也沒有什麼好講的。也許，經驗豐富的耳朵會在他涉及到自己朋友的某些話語中，分辨出一種愛之過甚才會有的故作無禮、或隱含憤怒的語調。相反地，他之所以把索菲放在首位，甚至把她的軟弱和可憐的放縱行為都描畫得很美，這倒不僅僅是因為姑娘的愛情使他洋洋自得、甚至感到寬慰，而是因為埃裡克所奉行的準則使他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對待這位不討人喜歡的冤家。至於其它轉彎抹角的地方，就很少是故意的了。另外，這位頗有遠見的人無意間還系統而全面地談到了人在少年時所特有的衝動和回絕：也許，他對索菲的迷戀比他自己講的還要強烈；當然他對索菲的渴求遠遠超出了他的虛榮心所能容許的範圍；另一方面，在這位姑娘執著的愛情面前，他的反感和抗拒比他想象的更要多，男人初次碰到可怕的愛情時幾乎都是這樣。
除了這段以身相許的姑娘和拒絕愛情的小夥子之間的軼事外，《一彈解千愁》的中心題目首先就是描寫這個特殊的團體，描寫那三個人物在缺吃少穿、大難臨頭的情況下命運與共的生活。埃裡克與索菲尤其相象，因為他們都不妥協，並且喜歡走極端。索菲之所以會有那些失去理智的行為，主要是因為她需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貢獻出來，而不是想被某人佔有或博取某人的歡心。埃裡克對孔拉的愛慕超出了某種肉體、甚或情感的行為，他的選擇的確符合他那種苦苦修行的理想，符合他對可歌可泣的友情的幻想，是他生活觀的一部分，就連他那些色情的行為也是他痛苦折磨自己的一種表現。當埃裡克和索菲在本書結尾重逢時，我試圖通過他們那幾句值得一說的對話指出，他們之間的親密或相象，遠遠勝過肉慾激情的矛盾或政治歸屬的衝突，甚至勝過慾望遭挫折、虛榮心受損傷所帶來的怨恨，無論他們怎樣行事，那條情同手足的紐帶都會把他們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並使他們何以會有如此深重的心靈創傷得到說明。處在他們那種位置上，兩個人究竟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甚至他們之間到底是相恨還是相愛，都無關宏皆。
我知道，如果我補充一句，說自己決定寫《一彈解千愁》的另一原因是那些人物的高貴本質，我就會與當今的風尚背道而馳，應該弄懂「高貴」這個詞的意思，我用它所表明的是一種毫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精神。我不是不知道，這本書中的三個主要人物都屬於特權階級，並且是這個階級的最後代表，因此在這裡談「高貴」會有模稜兩可的危險。我們十分清楚，作為精神的高貴和作為貴族階級的高貴，這兩個概念並不是總能吻合在一起的，它們相差甚遠。此外，血緣高貴的理想盡管是人為製造出來，但它有時卻會在某些人身上培養起一種獨立、自豪、忠誠、無私的精神，就定義而言，這種精神就是高貴的，誰拒絕承認這些，誰就會墮入當今凡夫俗子的偏見之中。當代文學限於陳規陋習，常常拒絕把這種並沒有多少社會根源的基本尊嚴賦予它的人物，而埃裡克雖然也有偏見，可他卻承認了格里戈利•勒歐的尊嚴，並否定了精明的沃克瑪，這位與自己是同一地位、同一陣營的人的尊嚴。
十分抱歉，我不得不這樣強調了這些本應由其自身表現出來的來西。作為結束，我想應該提一下，《一彈解千愁》無意褒貶任何團體，任何階級，任何國家，任何黨派。我有意識地讓埃裡克•德•洛蒙有一個法國名字和法國人的祖先，也許就是為了賦予他這種絕非日爾曼人所特有的尖刻的清醒頭腦，而這種作法本身所反對的，就是把這個人物解釋為理想化的肖像，或者相反，把他解釋為某類貴族或德國軍官的漫畫肖像。《一彈解千愁》的成書，正是為了它所具有的人的資料價值（如果它有的話），而不是政治價值，因此，應該以這種方法對它進行評論。
1962年3月30日
《克萊採奏鳴曲》是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小說，寫於1889年；《背德者》是法國作家紀德的小說，寫於1902年。
作者「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其他小說
《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