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真實人性的資料

柳鳴九

在作者已經就她這部小說寫了一篇序、對她的創作意圖作了一些說明之後，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再說什麼，但是，正因為作者是唯恐讀者對她作品的理解不符合她的原意，才在序言裡說了不少話，所以，當這個作品的譯本問世、並實際上存在著如何理解它、如何評判它的問題的時候，看來譯本序仍有必要。不難理解，圍繞著如何評價一本書的問題，有時可能比作者創作一本書的意圖要複雜一些，甚至要複雜得多。

這部小說的題材來自本世紀。相對地說，尤瑟納爾較少寫當代，她的小說主要都是寫歷史。《阿德里安回憶錄》是虛擬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阿德里安的自述，《苦煉》以十六世紀一個知識分子的事蹟為題材，《象水一樣流》中的中篇小說，有的是寫十六世紀義大利的戀愛故事，有的是寫十七世紀荷蘭普通人的經歷，《東方奇觀》則更是由一些古代異國的傳奇所組成。她真正以當代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只有兩部：這就是《一彈解千愁》與《一枚傳經九人的銀幣》，前者的故事發生在十月革命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戰爭環境中，後者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義大利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動。

《一彈解千愁》所反映的時代歷史內容是非常尖銳的。那時，蘇維埃紅軍與外國干涉武裝、白俄武裝力量正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進行拉鋸戰，故事的三個主人公都出身於註定要滅亡的貴族階級，都置身於註定要毀滅的敵人陣營，在一支駐守著一個城堡的白軍隊伍裡，最後，出走的出走，戰死的戰死，逃亡的逃亡。按照我們過去讀蘇聯那些描寫十月革命的文學作品的經驗，很容易就會認定，這是革命戰爭的題材，貴族階級臨死前掙扎的題材，也很容易帶著過去閱讀的慣性期望並要求作者寫出紅軍的英勇、白匪軍的殘酷、腐朽、貴族分子的精神空虛與頹廢以及他們滅亡的必然性，既然小說中出現了一個從自己的陣營中出走、投效了紅軍並參加了革命戰爭的女主人公，那麼她就應該是叛逆者、革命者的形象，作者就應該寫出她的革命精神的生長過程，寫出一些無損於她作為一個革命者的精神品德。

經驗並不一定是真理，更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經驗主義往往不大可靠。可惜的是，我們一些人常常不自覺地過分執著於過去的閱讀與評論的經驗，甚至把某一種經驗視為絕對的真理。既然根據過去的經驗，只要一涉及寫出身於舊世界、舊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革命戰爭中的經歷與命運，就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當作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且還帶著對這種模式的理念，帶著這類蘇聯文學的經驗去衡量其他的作品，那必然就會責怪尤瑟納爾的《一彈解千愁》有根本的缺陷，責怪她只看到戰爭的殘酷，看不到革命戰爭的正義性，同情沒落的貴族階級、為他們唱輓歌，醜化叛逆者、革命者，等等。事實上，這種指責也的確已經存在。這種出於經驗的評判是否合理？如果一個作家是在寫一個歷史時期、一個地區的全貌，是在表現一次革命戰爭的宏觀圖景，是在描寫一代人的歷程與歷史命運，那末，對她作上述種種要求還是應該的。問題在於，尤瑟納爾的創作意圖並非如此，固然，她在自己的作品裡也反映了整個戰爭的某些形勢、戰區生活的一角以及沒落的階級力量徒勞無益的反抗，但她並不是要寫一個時代、一次革命、一場戰爭，她在這部作品裡是要寫一個愛情的故事，通過這個故事來剖析人性中的層次，探測人性中的深度，表現人性中的戲劇變化以及它在實際生活中所造成的事件與變故。在這裡，戰爭生活的浮光掠影、酷烈鬥爭的某些細節，只不過是作者在研究與表現人的內心生活時偶爾地、點滴地觸及而已，只具有某種背景與伴奏的性質，因此，你怎麼能把這樣一部作品作為一次革命戰爭的形象歷史來加以要求？你怎麼能要求它達到《聯共（布）黨史》的歷史論斷的高度？

可以說，這完全是一篇愛情小說，在這裡，作者幾乎把全部的筆墨都用來敘寫男女主人公埃裡克與索菲的愛情悲劇，而它作為愛情小說，又是屬於《阿道爾夫》的型別，即主要篇幅都是用來展示與分析愛情的心理，而不是用來敘述愛情故事的具體情節，至於作為愛情悲劇，它的故事無疑是驚心動魄，不僅結局以男女主人公的死而告終，而且，女主人公還是死在自己情人的手裡，就象梅里美娜震憾人心的《卡爾曼》一樣。

雖然這篇小說以其自述的形式與心理剖析的風格而完全屬於傳統小說的範圍，然而，它所表現出來的愛情，較之於傳統小說裡的愛情，卻別具一格。在傳統小說裡，對哥哥的友情最終都會以對妹妹的愛情為結束。索菲從十二歲到十八歲之間所讀的小說就都如此。本來，這種格局也是常見而自然的，那末，既然埃裡克那樣愛索菲的哥哥孔拉、而索菲又如此愛自己哥哥的這位好友，為什麼這種自然而然的結局卻沒有出現？相反倒是出現這種意外的局面：索菲要求埃裡克來槍斃自己，而她最後也的確是死在埃裡克的手裡。是由於有難以克服的客觀障礙或客觀干預破壞了他們的關係？是客觀環境或其他人為的因素不允許他們相愛？不，從事情的開頭到最後的結束，都不存在（至少可以說基本上不存在）這種客觀的阻力與障礙，使人感到驚奇的是，最後的悲劇根由完全在於他們的愛情心理，完全在於他們之間那種含混不清、捉摸不定、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情糾葛，完全在於他們作為現代人形象所具有的複雜的思想感情，完全在於人性的複雜。

是的，在傳統小說裡，愛情的色彩、愛情的線都是清楚分明的，愛就是愛，不愛就是不愛，愛有一定的方式，愛有一定的表現形式，愛有自己的規範，而在這裡，愛卻似乎要複雜得多。

這種複雜性首先表現在埃裡克身上，他是這場愛情悲劇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他對索菲是有感情的，有對自己摯友的妹妹那兄長般的感情，有無話不談、可以傾心的朋友式的感情，有作為一個青年男子對一個美麗少女的柔情，有不願她與其他男性來往的妒情，有被她的溫情與肉體所吸引而不能自禁的熱情，也有被她的軟弱與痛苦而打動的同情與憐憫之情，還有身處於同一革命風暴的衝擊下同命運的感情，等等。這些感情成分每一種都有一點，但哪一種都不是絕對的、主宰一切的，它們形成了一種含混複雜的狀態，遠非男女之愛中最常有的愛慕之情、佔有之情、結合之情那麼單一分明、集中純粹。而且，他寧可到妓女那裡去發洩自己的肉慾，卻從不曾對身邊這個更美、更有柔情、更有吸引力的索菲產生佔有的企圖，因而，他對索菲的感情又遠非一般的欲情可比，要比欲情深刻得多。儘管他們沒有結合成情侶，他們之間的感情在某種意義上卻又比單純結合了的情侶的感情更廣泛、更深厚。然而不論怎樣，埃裡克畢竟又沒有接受索菲獻在他面前的愛，而使得他拒絕了索菲的感情，同樣也是含混而複雜的，是他象兄長一般的感情妨礙了他去扮演情人的角色？是他對於索菲被姦汙後又不止一次委身於人而懷有嫉妒、因而不自覺地要在感情上對她進行報復與折磨？是他作為一個強悍的、妄自尊大的男性對女性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輕視？是由於他堅硬的意志力對索菲那種強烈但又脆弱的激情的一種擯棄？是象一個初次遇到女人愛情的男人經常有的那樣，產生了一種擔心、怯懦的情緒因而猶疑不定、裹足不前？是出於一種自私的虛榮心、不自覺地要從一個少女為自己而喪魂落魄的痛苦中得到某種滿足與樂趣？凡此種種，看來每一種都有一點，但哪一種也不是絕對的、主宰一切的，又形成了一種色調不單一、不明朗的狀態。

在索菲身上，同樣也存在著複雜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作為一個女人，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所面臨的矛盾，比埃裡克與孔提都要尖銳得多。她是一個貴族小姐，具有上層社會的教養，但她在革命以前就已經與革命者有了聯絡，從那裡得到了新知識與新信仰，形成了她的社會地位與新思想影響的矛盾。革命的爆發衝擊了她生活與社會地位的根基，又形成了革命與自己切身利益的尖銳矛盾。她不得不置身於為自己的生存利益而反抗的沒落階級的行伍裡，而正是在這個行伍裡，她喪失了她的貞操，造成了身心上的創傷。她在本階級行將徹底崩潰的世界裡，在這個進行著徒勞無益的反抗而又充滿了悲觀與頹廢氣氛的行列裡，實在是看不慣、不以為然，但埃裡克的來到又使她穩定下來併成為這個行列中的主婦，這又加深了她內心世界與客觀環境的矛盾，在這個行列裡，她僅僅只能以不向紅軍放槍來維持她精神上的平衡。她對埃裡克的愛情是真誠、熾熱而純潔的，似乎這是她在這個嚴酷混亂環境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但她在埃裡克那含混不清的感情面前，就象碰上了柔和卻使人困頓的軟壁，對此，她作出的反應又不是單純的、執著的愛的追求，而是一種越出了愛情規範的反應：與其他男性胡來。她這種行為是出於苦悶？出於報怨？還是由於失身女子在混亂戰時的某種慣性？這是難以說清楚的，但非常清楚的是，這種行為使得事情愈來愈糟，它引起了埃裡克的反感與憤怒，而埃裡克蔑視的態度與尖刻的言詞，又反過來在索菲心靈上造成了更深的傷口。如此反覆，如此惡性迴圈，終於索菲忍受不了這種痛苦，離家出走，投效了紅軍，等到再見的時候，已經是在兩軍惡鬥的戰場上。索菲被俘後堅強冷靜，拒不招供，她只可能被處死，而埃裡克的地位與職務也要求他非處死索菲不可，兩者個人的感情似乎都消融在各自的政治社會職能裡。然而，在這種階級性、集團性的尖銳對抗的關係中，仍然出現了沒有剪斷的個人感情的遊絲；出乎埃裡克的意料，索菲竟要求由他來執行死刑。埃裡克以為這是索菲仍然愛著自己的表示，即使他料錯了，至少索菲也是出於一種情怨，一種感情上的懲罰與報復，這個行動本身就在客觀上表明瞭，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之深，表明了直到最後他們之間仍有紛紜複雜、細緻微妙的感情在牽腸掛肚。

這是一個使人感動、令人深思的愛情悲劇，但也是一個有點特殊性的愛情悲劇，它的特殊性來自男女主人公複雜、纖細的感情與嚴酷的戰爭環境的不協調與矛盾。如果這兩個主人公一直是呆在客所裡，呆在優雅的環境中，他們也許只會演出《傲慢與偏見》式的喜劇，在其中，猜疑試探、感情糾葛、矛盾摩擦、互相帶有酸味的言詞、情怨苦悶、失眠的痛苦，等等，可能都應有盡有，但決不至於鬧出什麼大事，但他們的現實生活卻是那麼粗硬、混亂、嚴峻、無情，而且戰火橫飛，充滿了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在這樣的環境中，個人之間的感情糾葛任其發展，後果是難以預料的。這兩個人物的出身與教養決定了他們感情性質與狀態，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傲慢與偏見」式的「對立」與「糾紛」，而這種「對立」與「糾紛」所帶來的愛情上的「陰差陽錯」，在嚴酷的戰爭條件下最後必然釀成那震撼人心的悲劇結果。

尤瑟納爾在寫這個愛情故事的時候，她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她所處理的故事畢竟是發生在廿世紀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階級鬥爭中，一次決定著兩種制度生死的革命戰爭中，而對這次鬥爭與戰爭，世界上又存在著兩種尖銳對立的黨性的評價，資產階級的評價與無產階級的評價。看來，尤瑟納爾力求超然於兩種對立的黨性立場之外，因此，她在小說裡，既寫了雙方嚴酷的戰爭手段，也寫了雙方人物所具有的人格與精神力量。在她筆下，革命者格里戈利•勒歐與白軍頭目埃裡克，作為個人，都有各自的尊嚴，當然，埃裡克又絕非一個正面的理想的人物，而在他的陣營裡，也還有沃克瑪這種面目可憎的人物。更為明顯的是，尤瑟納爾不僅力圖避免對這場戰爭作歷史社會的結論、對這些人物作道德倫理的評判，而且努力超出政治歷史的範疇，而集中力量於展示人性的狀態。她明白地說過：「《一彈解千愁》的成書正是為了它所具有的人的資料價值，而不是政治價值」。她的這個意圖值得我們重視，因為，人性畢竟是一個永遠有待探索的問題，在文學中，一份真正的人性的資料，要比一份關於某個具體事件的資料，更具有長久的價值。

1986年2月

作者「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其他小說

《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