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魚城最後的一段時光，有一天我想徒步走到朝天門，坐輪渡過江，尋訪對岸的野貓溪。
這個想法來自來魚城後讀到虹影的一本小說《飢餓的女兒》，小說裡母親在朝天門碼頭下苦扛麻包，女兒則在南岸沿坡逼仄的棚戶區裡掙扎成長，一家人每天隔江來回。第一次到朝天門，看到對岸一帶山坡，保留著很多植物，低矮又缺乏規劃的房屋從植物中突出來，坡頂又似乎較為平坦。在半坡一處，矗立著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寫著「美心門」，這個牌子在我身處魚城期間一直儲存。夜晚，從燈火璀璨的魚中區看去，南岸山坡一片黑暗，叢林裡透出微弱的燈光，只有那個廣告牌光彩奪目，還不停地按電腦程式變幻閃爍。
從幾座像是居民樓的陳舊樓房看，這裡屬於工廠區。它們是坡上房子中的佼佼者，大多數則像是棚戶、吊腳樓、竹笆房，以及一些歷史久遠的木結構房屋。在兩面山坡中間有一處凹陷，似乎是一條溪水或水溝在奔流，但在朝天門不大看得清楚。後來有一天，忽然知道這就是野貓溪，虹影筆下六六的家鄉。
這是我讀到的最好的關於魚城的小說，六六生活的魚城和我身處的差別已經很大了，但依稀是一幕能夠連線起來的佈景，舞臺仍然支撐著吊腳樓的柱子，幕布也照舊刷著黑漆漆的積垢，汙水從上半城的佈景頂端流淌到下半城。合上書頁那一刻，我就產生了續寫一部魚城故事的想法。如果我當初來魚城以及在這裡的三年多時光會有什麼意義，那不就是這樣一篇故事嗎？甚至我生的肺部疾病也將是有意義的，我不像六六那樣在魚城出生，經歷過無可懷疑的飢餓、動盪、私生、墮胎的疼痛，但也觸碰過它黏稠晦暗的底部，深深浸染了潮熱氣候孳生的病菌，獻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肺葉。即使我離開了，我的某一部分也可以說留在了這裡，作為代價。
我須要停止眺望，過江去六六的生身之地尋找源頭。故事只能從那裡開頭，才能接續下來，即使那裡已沒有六六生長的任何痕跡，水館子、上坡梯坎或者有紅爪爪的可怕的公共廁所，只剩一股奔騰的汙水氣息。
以前我常從報社所在的解放西路步行到打銅街一帶，有時再往前走到朝天門，也曾幾次坐輪渡去彈子石或江北，但沒有乘過去野貓溪的班次，似乎不能隨意成行。生肺病之後，這樣漫長的路線成為禁忌。眼下小絮回了陝西，肺部的病灶鈣化，離開魚城的日子似乎正在接近。雖然投出的求職信並沒有得到那家南方報社的反饋，大約在魚城跑街的經歷不夠有分量，我還是打算去遙遠的北方再碰碰運氣。離開之前，我想實行這個腦子裡耽擱了很久的想法，不然在六樓出租屋吊扇下方攤開的稿紙就無從落筆。這是我作為一個異鄉人，虧欠那個飢餓的魚城女兒六六的。
走過報社門前火鍋店的時候，依舊有一隻剔得千瘡百孔的全羊掛在門前架子上，性命的血氣化為死後的羶，正當中午，依然招徠了不少的食客。晚上我曾路過這家湯鍋，聽到奇怪的笑聲，幾個夥計簇擁著把一個人按在白天吃湯鍋的磁桌上，似乎是跟他開玩笑，搶他兜裡的錢和呵他的癢，老闆在一邊吩咐，又像是一個夥計白天撅了油，大家從他身上搜出來，笑聲裡含有尷尬和痛苦。我走到了街口折回來，那幾個夥計還在忙活，我震驚地看到：他們是在殺一隻羊，已經湧出鮮紅的血，接了一個盆子，羊發出最後的哀鳴，就是剛才的「笑聲」！
我在凱旋路拐角的店裡吃了一碗鋪蓋面。這片地帶正在拆遷，麵店門面上寫了帶圈的「拆」字，搭上了腳手架，吃麵和來往川流不息的人們卻若無其事。這個拐角伸得過於靠近路口，似乎它有天會被一頭撞毀。這個片區的生活也像是多出來的部分，出世以來沒有一處是打理過的，完全不同於一牆之隔的報社。房屋高低參差，屋頂帶著丫丫叉叉的天線，和亂麻一樣老化的通電線路，連線著路口歪斜的電線杆，似乎每天都會被撞歪一次。春意渺無痕跡，連托爾斯泰描繪的彼得堡街磚縫隙裡鑽出來的小草也找不到。從小店間的縫隙打望，裡面深深的巷道，黑暗不透光，像是突然會有一隻手伸出來，把人拉入無底的黑暗中，就此遭遇不測。
我剛到熱線部的一天，白天從南坪到朝天門跑了一圈沒有線索，甚至到一處賣「力加力」內褲的服裝市場裡去轉了一圈。傍晚我去銀行取了交房租的錢，身上帶著存單。這一帶街區又停電，我卻不想回家。我想到同事們把同一期分配來的我和陳天的稱呼為「哈兒」，和用方言對我們研究生學歷的簡稱為「粘粘兒」。晚飯時我對小絮發了脾氣，一頓和往常差不多的晚飯，我忽然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一定要改變，換一種生活。」我當時定是語氣沉重，嚴肅地拿著筷子沉思。
小絮有點天真、迷惘地問：「怎麼改變呢？」
我忽然發火了：「怎麼改變？你能自己養活自己，就能改變了！」
這是為了「失掉的好地獄」：女媧山的學校。當初決意到魚城來，一天之內拋掉那個公職的時候，可沒想到成為今天的局面。
我不明白怎麼說出了這句話，像我以前一樣，虛弱又殘忍。那個夜晚開始變成徹頭徹尾的悲劇。我一齣口就明白，這句話我說過多次了，每說一次，它傷人的力量都是和上一次不同的，到這一次，它一定擁有了毀滅的力道。我明明白白地感到了小絮神經反應的過程，由刺激、屈辱到疼痛再到失去清晰的感覺，失去人格，變成一團模糊的抽搐，類似蜘蛛遭了蜜蜂的毒針。作為旁觀者，我看到一幅《綴網勞蛛》的圖景：她在辛苦地維護，我在蓄意破壞，她修補得越勤，那張網就越引起我的仇恨，而引發的破壞更大，這樣最後的結局必定是大的崩潰。這種聯想使我無法忍受。我明白了電腦術語系統和魯迅的小說都用「崩潰」這個詞。
也許，我忍受得了小絮流淚和隨即引起的頭疼，她的眉心驚悸的跳動，她現實中的受苦，甚至我有時想到的——死亡、自殺，最好是絕症，甚至說我有這樣的潛慾望——卻忍受不了這種圖景的想象。這也許是心肌的發育，生理上不能戰勝的缺陷。我軟了，怨氣變成了無奈的痛苦，意識到自己完全無能、因而加深的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痛苦。有一次，她要看電視，我不讓她看，她說「你剛才看了，我為何不能看」，自顧自看。我就進裡間，把線拔了。我聽到小絮在外間驚訝地「哦」了一聲，心裡忽然一酸，再也硬不下，又把線接上了。我的心靈經歷了一個小悲劇。
那天我讓小絮自己垂淚，順著大街走下去，看到一些門道里點著很小的燈火，由火光裡清晰地看到內部：樓梯、飯桌、掃把、小櫥；似乎這些在小火照耀下也縮小了，比街面略低，人們的渺小生活貼著馬路呈現，像閱覽欄裡貼上的習作。坐在小火下邊的人，抬頭望我，他們那向上的目光，使我感到夜的隱秘。有三三兩兩的人站在街角，都形跡可疑，類似狄更斯作品裡倫敦街頭的人物。經過他們身邊，我身上起了雞栗。
陳天說過的景象：半夜裡十元旅館裡橫躺豎倒著人，街頭野雞和「棒棒」在一副黑帳子裡哼喲，一個吸白粉的人來到門口，懇求店老闆：「給我十元錢吧，就十元錢。」他的懇求悲哀而執著，變形尖細的聲音穿過夜空，像那些被遺忘的空了的泔水桶、老化電線發出的哀鳴，帶來了迫害和死亡的威脅，使陳天毛骨悚然。陳天為什麼來到這裡，躺在這樣的床上，同樣是真相不明。「我感到後悔莫及。」他很可能已在這個不祥的夜晚就此走失，遇害，或者夜晚本身被毀滅。現在他只能躺在這裡，聽天由命。唯一的希望是天明。等到天明，一切聲音忽然全部消滅，生活迴歸了正常，人們都在黎明安然入睡了，讓一直醒著的陳天難以置信。這或許不是報社的暗訪任務，我知道他對下三濫的女人、斷背、群交這類東西有知識上的興趣，就像他鑽研的福柯對同性戀有興趣。
但這不過是我敏感。他們什麼表示也沒有。那些燈火下打望我的目光其實也非常呆滯，剛過了吃晚飯的時間，胃裡和腦子裡是飽的，只不過有緩慢的蠕動，需要一張麻將桌，在桌上一切才會活起來。今晚燈火正常，行人也大體正常，並沒有陳天說的那種人和事啊。那也許只有走進深的小巷，在更暗的拐角，而我捫心自問，會像陳天去那些地方嗎？不會。我知道這一點。這使我有點安心，也有點廢然。
正常街道的延伸掩蓋另一種延伸——時間，因為它寬敞筆直，合乎規律，讓心靈在安全的軌道上滑行，不用特別清醒的意識。這就是「逛街」的真義，是我們都須要逛街的原因。我不知何時已走下沿江的大道，我知道前方有高大的路燈、寬闊的路面，類似廣場通衢，在夜裡明亮而空曠。對於閒逛者或夢遊人，含著離奇的溫暖與寂寞，可以一直走下去，步履輕捷，如同大道上的一粒灰塵。一旦到達了灰塵，還會有什麼更極端的呢？我渴望這樣的行走，不論今夜昨夜，像那個孩子，在席里科的正午廣場上（此刻燈光明亮正是正午），奔向港口、碼頭，只是我手中沒有鐵環——一件遊戲人生的道具，我從小就玩不轉鐵環（這是誰說過的？卡夫卡嗎？），卻使我更強烈地感到遊戲的魅。
很長一段圍牆，沿路栽著黃桷樹，似乎一個個人靠牆站著。
有一個地方忽然出現一個洞，從洞口一看，吃了一驚，外面是虛空——崖下雜樹林，從這裡倒下的一堆垃圾，偎依在崖腳，似乎是唯一的襤褸生靈。我打寒噤，有人在背後推我，慌忙離開危險的邊緣。
從前這裡是一個「棒棒雞市場」，下苦了一天的男人還掮著棒棒繩索，就來這裡找一點樂子。那些穿著喪氣的衣服，毫無姿色的女人們，看起來就像他們原配的妻子，雙方卻在黃桷樹的陰影下進行交易，據說吃快餐只要五塊錢一次，比棒棒飯貴兩塊，也不知他們在哪裡交易。有次我路過這裡，正好趕上警察打擊，過後黃桷樹身上都繞上了警戒線，這麼查封了一段時間，市場就消失了。現在又出現了這個洞，是為什麼呢？
但從這個洞裡，我嗅到了長江的氣息，幾乎是清新的，沒有白天的腥味。前天，我去江心坐了，江心現在露著一大片石頭，和不少的人、紙張。我知道，去那裡坐也沒什麼好處，帶著空虛的氣息回來。我還是去了，經過一個腌臢的通道，與馬路平層是廁所，緊挨著一元一夜的棒棒旅館，二樓是倉庫，角落裡的尿坑，沒有燈光；底樓又是廁所，管理員在門口吃飯和收票，錯落的牛毛氈棚頂，原來是白色，現在卻像一種胡辣湯顏色的階梯；階梯底下一家飯館，一些人擺桌子吃血旺，他們坐在垃圾中間；通道的暗處，一些水從繁華的街道的後還流出來。
眼下小絮已經不在這裡。停薪留職期滿，她接到了家鄉教育局的電話，通知她可以回去，調往另一所中學，逾期不歸，教師資格作廢。放下電話的沉默。「你做主。」猶豫再三的決定，卻又像不可阻止。畢竟我也會離開這座城市。好歹分到了一間報社的舊房子，剛剛買了電視和灶具，像有一輩子的打算。抽油煙機、嵌入式不鏽鋼煤氣灶，冷火與秋煙，就像在別人收穫過的田野上。女性啊，維修著自己的小巢，卻不知大樹要被雷電擊倒了。
小絮走的那天，我送她到菜園壩火車站，唯一的一次買票進了貴賓候車室，裡面栽了很多翠綠的大樹，還掛著鳥籠，似乎在一個植物園裡，細看才知道是塑膠的。小絮排隊走到了閘口，把票遞給了檢票員，忽然回頭來用力地望了我一眼。像是微笑，卻有一顆滾圓的淚珠，懸停在她的眼眶裡，像一個重疊的瞳仁。我也向她微笑了一下，感覺這一眼的交換裡有個約定，或許像永恆那樣堅固，卻也可能只含有淚水的脆弱，頃刻跌落。
回到報社見到陳天，他說：「你不該讓她走。走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前一段時間，李影也從陳天家裡走了。去年報社分房子，陳天比我多兩年工齡，住到了前排樓上，他在裝修上花了很大的力氣，吊了頂，用了實木地板，大家都說是準備做婚房。之後他定期從駐站的地方回魚城，我到他家去玩，常常看見他坐在木地板上靠著聯排書架吃柚子，地板映出了他的影子。那段時間他特別喜歡吃梁平柚子，之前或者之後，我都沒有再看到這種愛好。靠陽臺的牆上有一個s造型的紅色大梳妝檯，上面是琳琅的女性用品。眼下這個紅色的梳妝檯已經消失了。
李影是在陳天從涪陵回魚城之前離開的。畢業的那年暑假，李影去涪陵看望陳天。陳天不樂意她暑假去住，讓她安心在學校過gre，她也答應了，不料卻突然到來。陳天不在，李影對賓館服務員說她是陳天的女朋友，服務員驚疑地打量她：「是不是喲？前一段不是有個女娃兒經常待在這兒，我以為她是陳天的朋友呢。」
陳天回賓館以後，李影沒提這件事。不巧的是，不久一個熟人打電話來，李影接了電話，又轉給陳天。在李影關注的目光下，陳天想盡辦法圓場，那女人卻嘮叨不休，陳天不得不發脾氣結束通話電話。放下電話，他又不得不含糊地對李影解釋。
第二天又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李影總是靜靜地看著陳天。陳天感到一籌莫展，他完全無法對李影解釋自己在涪陵的生活方式。他開始勸說她回成都。李影還是想待在這裡，陳天的態度就漸漸不耐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節奏完全被打亂，也無法寫稿子。兩人為一件小事發生爭吵，李影攤牌了，說出她來到這裡聽到的事情，那些奇怪的電話，包括以前有一次，李影打電話過來，陳天剛剛由藍與白出來，頭腦洋溢著一種輕鬆愉快的情緒，儘管已經聽出她的聲音，卻莫名其妙地用普通話說了句「喂，你好啊」，語氣吊兒郎當，李影馬上生氣地結束通話了，陳天又打電話過去解釋。現在她也為這些事找到了答案。她說著這些事時依舊錶現得很冷靜。這讓陳天感到更加惱火。
爭吵的結尾，李影提出分手，收拾好她的東西走了，陳天也沒下樓送她。
當天晚上，陳天躺在床上，腦子裡一片空白，李影忽然打來電話說，她在大巴上經過考慮，決定回來，現在她在賓館大廳。「如果你屋裡沒有別人，我想上來。」陳天說「你上來吧」。一會兒，李影來敲門，陳天為她開了門。兩人沒有說話，李影把她的東西放到角落裡。那天很熱，陳天看到李影臉上流著汗，衣服也很髒，李影馬上就去浴室洗澡。她洗了很久，水開得很大，陳天透過水聲聽到她的哭泣聲。她一直在哭，像是無法止住的、歇斯底里的爆發。
之後陳天告訴我這件事情，使我驚訝的是，這次爭吵發生在我和李影在魚市場外的聊天之前。那次我們從魚市場一直走到濱江公園，在江堤上漫步，李影始終沒有提起爭吵的事，帶著輕柔的語氣回憶校園時光。「當時什麼都不懂，對人沒有判斷的標準，就像中彩，遇到什麼人就是什麼人，真是太危險了。現在想起來還後怕，如果不是陳天而是別的人，會是什麼樣子。」
當時李影剛剛畢業來魚城實習，是陳天請陳芬幫忙找的單位。陳天說，就在實習當中，她在單位組織的舞會上認識了一個老闆，很有錢。幾乎是在工作定下來的頭一天，李影對陳天坦白了這件事情。
李影要求陳天給她半個月時間，讓她在新人和舊人之間選擇，陳天答應了。他感到這是她對涪陵那個痛哭之夜的報復。兩人仍舊一起住在剛裝修好的房子裡。陳天把這件事告訴了萬群和我，我們都覺得不可理喻。「難道是兩盤菜讓她挑嗎？」陳天回家之後打了李影一耳光。這記耳光不是很重，卻徹底結束了兩人的關係。
最後離開的時候，李影說：
「陳天，你想想，我認識你的時候，還沒談過朋友，我一開始談朋友就是你。你跟我談朋友以前，已經談過了好多朋友吧？我們談朋友之後，你還交往了好多朋友吧？我一個女娃兒，把最好的青春都給了你。我覺得我不能算是對不起你。你連半個月的時間都不肯給我。」
李影不久就和那個老闆結婚了。婚禮舉辦之前，陳天不知怎麼想的，打了個電話過去，李影沒有聽出來聲音。陳天說不至於吧，這麼快就忘光了嗎？李影沒有回答，問「你有什麼事情」。陳天說「聽說你要結婚了，過得很好嗦」。李影說「是啊，我過得很好」。過一下她說：「我肯定會過得好，因為我再也不會和你們這類人交往了。幸虧你當時沒有給我時間。」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心裡一緊，不知道有一天，小絮會不會對我說出類似的話。
往前走是望龍門，像是儲奇門水碼頭一樣，始終不知道城門在哪裡，還有那座靠近江堤的監獄，隱身在過往的歷史裡，無從尋覓。就像在上海，明明知道提籃橋監獄就離外灘不遠，卻從未去過。傅雷夫婦自殺的地方，也不知究竟在哪一條街上。只是庸常地幻想過兩回，古董窗子、煤氣街燈、空曠街頭黃包車風一樣駛過什麼的，這些大路貨。
到魚城來，也沒去過江津的陳獨秀墓；去過西師，卻沒注意吳宓墓，也不知道他在這座偏僻校園裡寫下的厚厚一沓後半生記錄，連同他看到的躺在農大工具間的紅衛兵屍體。賴家橋和胡風、路翎。南岸林風眠隱居的大佛段（在電腦上能夠打出林風眠這個詞），向同事打聽了幾回，都不知道。後來卻有意外的機緣。一個南岸的小女孩，十四歲時失了一次戀，她母親從此把她關在屋裡，門窗都釘死，直到現在二十六歲。晨報曝光了這件事，女孩才走出了屋門，她喜歡唱歌，唱的還是十四年前的歌。這個女孩住的地方就是大佛段。但是這個機緣，我沒有去實現。其實這樣的情況還有。彈子石有一個小女孩父母離了婚，判給她母親撫養，母親喜歡後來生的孩子，不給她生活費。母親說是自己下崗，給不起，女孩說母親帶「自己孩子」上街，吃的一買就是十元的！女孩告了她的母親。想給女孩捐點錢，想到要通過晨報的記者，又罷了。
小絮離開之後，慾望隨著身體的重量回來，我又開始了從報社步行去打銅街的日程。眼下這段開始拆遷，街道兩旁總有一個老人守著的雜貨攤消失了，晚上經過時，黑洞洞的建築內單單一盞燈光，似乎是煤油燈，讓人想到不知何人留守。這段道路的古老歷史，或許即將結束，就像凱旋路拐角街區的內部，已經拆成一片廢墟，單單剩下一座帶有拱廊的民國樓房，卻像是已經腐爛，據說是要易地重建。相比於上半城的解放碑，這條同樣以解放命名的街道太過卑微和黑暗，註定要淪落消失。這些黑暗中的屋子，帶著風化的小青瓦前額，和紊亂無從清理的下水道，和我一樣只是過客。
只能半途而廢地生活。在望龍門外的碼頭上，有一次漂來一具屍體，停在一艘駁船下面。浮屍和我在下游唐家沱看到的男性一樣，是仰著的，女人則是趴著，似乎猶有禁忌，和虹影寫的正相反。幾個警察在船頭拿著一根杆子一直在撥弄屍體，由於他們只是使用一根杆子重複地撥弄，他們的打撈看來完全無望，甚至不清楚是為了打撈還是不相干的目的。有一下屍體動了，似乎要被撬起來，卻忽然脫落漂走了，看著漂入相鄰的輪船船底。警察們站著望了一陣，有人拿出手機打了個電話，一個人還到下游看看屍體是否漂出來，終於放棄收隊了。客輪的船樓上有個人，趴欄杆往下望了一會兒，似乎在考慮這件事情，後來也進艙關上了小門。
屍體依附在輪船船底，那座五層大船似乎正在午休，拉著窗簾，人們在艙室內平常地生活，進食、交談、夢囈，不知旅途通向何處，但肯定的是，他們和起身離開江堤的我一樣，不會到達任何地方。
那兩年東水門大橋還沒有建起來，街道一直平淡無奇直到在打銅街前面出現一個拐彎。我想到一部以人山人海為題的電影，來魚城尋人的表哥和打工的表弟在拐角路邊餐館吃擔擔麵，表弟不停地向碗里加辣子，當他的手第五六次伸向辣椒麵小罐時，表哥終於伸手阻止了。辣椒是窮人的味道，魚城人叫「海椒」，想不出和大海有何關係，卻有一種強化的意思，或許是「嗨」。整部電影我只記住了這個細節，腦子裡自動和這個拐彎處對應起來，似乎原本就在這裡發生。突然的拐彎是提示，我到這裡有個目的，儘管一路上可能淡忘，這會兒卻要明白地拾起來，像眾多遠近而來的男人女人，不發一言卻方向一致。
散場時分，從舞廳走出的男人和女人會經過這裡，有的可能住在附近，大多去搭通向南坪或牛角沱的公交車。人們裹著從舞廳存放處取回的大衣，步履匆匆，不發一言，和走入舞廳時類似，像是含有某種慚愧的堅決。前一段非典的時候，大街上行人稀少，不少戴著口罩，但我路過舞廳的時候，仍然看到有男人和女人陸續走入大門，存放身上的外套。他們走入舞廳黑暗的決絕使人吃驚，似乎那個支配了他們的慾望，要活過死亡本身，他們卑瑣的身形透出某種忠誠性，是他們維護著下半城的生活之秘。而像我這樣的揩油者，卻已在疫病的威脅前退卻，順從地退回了消過毒的日常生活。
我初次走入舞場的金竹宮已經關閉，它再也沒有得到開啟入口的機會，就像這個入口根本沒有存在過，沒有那個龐大的地下空間，裡面交合的聲音、氣味和體溫都不知去向。那個空間失蹤了，退回了魚城的身體內部，或是等待有天再度被人挖掘，帶來難以預料的好處或災禍，就像後來那些電影裡演出的，它們總是觸控了一點點，又悚然退回，不敢實際地觸及那個封閉之秘。就像較場口的「大轟炸慘案」入口，發掘了一點點出來，專門造了一個房子，甚至擺上一張辦公室，做成一個參觀入口的樣子，卻從來不曾真正開放，沒有人知道入口深處的內情；或許已經被地面上「得意世界」的建築消除了，或許仍舊埋藏在這個世界底部，有一天死亡的氣息會和封閉的廢氣混合，像《一雙繡花鞋》裡特務留下的軍火那樣爆炸，再度令人震驚。對於這份秘密，我們都是三心二意的同謀者，金竹宮換了一個場所開放，卻再也沒有紅火過，那裡只有一些人老珠黃的舞女，地面上的食品舞廳一勞永逸地取代了它。
有時我從舞廳出來，會從食品舞廳往下走一點，燈光稀落，顯露出去碼頭的趨勢，兩旁是各種市場，盡頭朝天門的輪廓顯現出來。眼下這些門面，廣場改建了幾次仍舊人氣不旺，門可羅雀，碼頭上也沒有了虹影筆下扛著大包、沿著石階爬行的人，連替代的絞車鋼繩也已生鏽拆除。我來到魚城的那年，正是它拆除的時間，貨船都從碼頭移走了。
停靠在碼頭上的，只剩下客輪和躉船。那些躉船被粗大的鐵鏈束縛，連帶水下沉重的錨，出自鐵鑄卻像紙船一樣隨水位上下漂浮，排成一長列供行人經過。我常常幻想加入那些人流，踏上一班船前往不知名的遠處。有時會想到一部電影，乘船者中夾雜一名戴著手銬的特殊旅客，卻有著清白無辜的面容，乘船經過漫長的巴山夜雨，去到離我家鄉不遠的地方。但它們的數目不斷減少，眼下只剩下用燈火和喇叭聲迴圈招徠遊客的兩江遊船。
到熱線部初期，我曾從這裡乘船去下游，初次名正言順地走過躉船微微浮動的長條棧道，跟著那些提籠挑擔的人上船。這裡的人們來自鄉村，有著比城裡人矮一頭的個子、穀殼一樣的臉色和溫和樂天的外表，不會為大的痛苦陷沒，即使肩上有重擔，嘴裡升起的一縷菸絲，也能化去他們額頭凝結的皺紋。我的採訪包很小，心裡只有一樁母豬吃人的社會新聞，卻像比他們一生的心事和負擔更重。客輪順著兩江交匯的動盪水道下行，鐵質的底殼制約又傳達著那種顛簸，使人稍稍擔憂又仍可放心，感到船體和整條江河一起下行，似乎趕不上江水的流速。後來我坐上新開發的水上飛翼船，感覺就全不一樣了，順水的時候，船體也像逆流在和江水抗爭，不肯片刻和解；馬達帶動船身轟轟地顫抖，要把水體猛擲在身後，激起的水花擰成鞭子，猛烈地抽打著玻璃鋼舷窗；船和水之間失去了任何停泊起伏時的溫柔氣味，似乎宿命仇敵，人的心裡也急切不平靜。
客輪在江津的一個碼頭靠岸，人群和物什像在朝天門一樣湊集。我搭了一輛三輪摩的去到村裡，找到那個老人生前的院落，剛落過雨一樣潮潤寂靜，屋瓦完全變為黑色，為盆地陳年的雨水浸透。院裡歪斜的石板縫間也長出苔蘚，在極度清潤中腐朽發黑，人踏腳時要分外小心。一扇老式的木門鎖著，看不出什麼異常，似乎從未發生過那樁驚心的爆料，但村莊又確實經過了什麼變故，所有的人遠走他鄉，初次下鄉的我心中茫然。
後來我在鄰家找到了一個男人，他坐在門前編織籮筐，沉默地劈開一條條竹篾，似乎是村莊裡唯一的活人。我問了他，原來是老婆婆的堂弟。事情在他口中沒有什麼特別的：「老太太只有一個孫子，在遠處打工，兩個女兒各自成家，老頭子前些年去世了，一個人住著的。她養了一頭母豬，下些崽賺口糧錢。前一段她忽然發病死了，人可能是早上起來開門栓子，開了栓子人就倒了，大門沒開啟，也沒人曉得。我們也各有各的事，沒人去那個院子。母豬等到人餵食，餓急了，它還曉得跳圈，到屋裡卻找人，一拱門就開了，看到人倒在屋裡，到底是個畜生，餓急了就啃，啃完了依舊迴圈裡，餓了又去，吃了兩頓。我看大門敞開的，豬總往屋裡去，過去望才發現了，人後腦殼上和屁股上啃了兩個缺缺，已經有味道了。派出所的人來了一下，覺得不好看，喊她孫子回來，把人火化了，又出門打工了。母豬也賣了，夠辦喪事請人下力。就是這麼個事，過去個把星期了，值得你來一趟。」
他依舊編著竹簍，沒有從馬紮上起身。我走回老婆婆的院子，湊近上鎖的大門，有些心悸，姑且往門縫裡看了一下，也沒有什麼。報料中「吃人」的情形，想來明明瘮人，卻不知如何還原。
回去的路上，經過同樣青黑沉寂的瓦屋，屋後總是帶著一片竹林，新冒了筍殼。田間小徑上，一個農民挑著籮筐，一頭是自家新舂的白米，一頭是兩封油紙包著的紅糖和臘肉，大約是去送禮。這是盆地人的生活，一切驚心動魄的事物都自行淡化了，我找不著地方落筆。
回去寫的稿子受了批評，發了個豆腐塊，女主任撇撇嘴，說出了差，花了兩趟船票。我的第一次下鄉就這樣失敗，只剩下兩次坐船的經歷。我還來不及理解盆地的生活，之後成立區縣部，也由於小絮來魚城和生病失去了駐站機會。我始終是個一半的在場者，就像一本小說裡說的：因為他是詩人，是個半心半意的愛人。
渡輪有三班，另外的路線是去江北和彈子石。我曾坐船到彈子石，從下游有礁石的碼頭上岸，不久見到一幢外國風格的塔樓，有拱形的門窗和四面的石柱，附帶一個小院，院門前掛著一個牌子：「彈子石糧站」和「農機所」。一個女人在門口縫衣服，望進去可看見其他西洋式建築。我想這是哪段歷史留下的。在魚城，這樣的地方不少，其實像上海一樣，魚城也是近代的某種混血兒或者私生子，這是六六的身世暗示了的。可惜那個私生子，或者說魚城身上的私生血統，已經像六六的身孕那樣，在一個不乏革命清教徒氣氛的手術室裡被生硬拽出打掉了，不像上海的被精心挖掘出來。外來的人們談論的是紅巖或渣滓洞，魚城妹子以及好吃街並列三大件，並不覺得其中需要過渡。
前不久，陳天回城休假，喊我和他及他的同學一塊去遊渣滓洞。這位在深圳交行工作，每月有萬把塊錢收入，老婆也是銀行的，買了房子，買了輛富康車。我們乘公共汽車踏上聖途，剛上車我就問他：
「魚城的妹妹味道不錯吧？」
當我還是小孩子，門前有幾叢茉莉花——我從來沒想到這樣使用「妹妹」這個詞。那時我有個姐姐，經常打我；我有個哥哥，經常和我打架；我最想要個妹妹。後來，高中時代知曉了瀟湘館林妹妹。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真地想象割掉生殖器，它滲出汙濁的液體，帶累我的心靈滿足於純潔優美的想象。我覺得它終究會害我一生。實際上我那個想法就像我常常犯的那個預感的毛病一樣，是有道理的。
這一問唐突，但有出處。很早陳天就說，他有個同學要來，來了要見識見識魚城妹妹。這個同學經常出差，嚐遍了全國的姿色，上一次路過萬州，小試一番覺得不錯，這次專意要看魚城妹妹。昨天晚上，陳天約我的時候，說白天他陪同學上街，走到一處髮廊，他的同學洗了個頭，洗頭的時候談好了，就上樓去。陳天在底下等了四十分鐘，同學下來了，臉色紅潤，嘆息地微微點頭。陳天低頭陪他逛街，才走了兩步，同學掏出手機，撥通了深圳那頭：「喂，老婆嗎？你好哇——我在魚城挺好的，和同學逛街呢……」語調柔和，臉上露出體貼的笑容。
在車上，同學勉強地笑了兩下，說：「各地有各地的美。」我才發現本來同學的神態是莊重的，也許此時他已籠罩在革命教育聖地的情感之中，其他的東西都收下了桌面。不由覺得失言。快速行駛的車中，我們冷場了一會兒，經過一處十字路口，行人紛紛而過，對紅燈視若無睹，車子只好減慢速度。同學說：「一個城市，應該非常注重精神文明。深圳現在……」我恍然想起深圳似乎確實報道過抓精神文明，方式卻忘記了，或許黃馬甲之類，連同學講解的我也忘記了。到了渣滓洞，只見樹叢和野草地上，時時忽然矗起白晃晃的雕像，每一位都是一個烈士，不大分得清性別，更不知道哪位是江姐或小蘿蔔頭。一處很深的草叢中，半隱的門上掛著一個小牌子——狼犬室，輕易就讓我們回到了那些兇險年代的夜晚。我們經過了刑具室，往裡看那些鐵和火爐鉤子鐮刀之類，竟然是用來對付人的，觀看者一瞬間感到被非人化了，但火爐中的火苗卻是塗抹的油漆和小燈的紅光。
聽說這裡到了晚上，探照燈狂亂地轉動，忽然警笛齊鳴，狼犬狂吠，槍聲大作。人出場了，他們是特務和地下黨，烈士們被帶到刑場，鐵鏈牽住的警犬，狺狺地撲向遮蔽不住的人體，高唱《國際歌》，執行槍決——密密麻麻的槍聲，人們像植物一樣倒下了，卻又奇怪地站了起來。節目戛然而止，有人旋上了錄音機的聲鈕，「烈士」和「劊子手」團聚歡慶，原來這是新開發的「夜遊渣滓洞」的體驗節目。據說，經過這樣一次體驗，人的精神境界可以有所改觀。
同學在陳然和黃顯聲將軍的囚室久久流連。「我收穫很多。你們看，這幾句說得多好。」我們順他的手指瞧去，那是陳然在囚室寫下的座右銘：「臨財勿苟得，臨難勿苟免。」還有其他幾句記不得了。當時我想到了昆德拉評論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大體是講伏契克為什麼要留下文字？因為他渴望被人知曉。真正非人的死亡……寂寞地死去，無聲無臭，像一堆東西爛掉，是烈士無法忍受的。是昆德拉寫的嗎？同學嚴肅地走出了渣滓洞，我看到他在陽光下的場壩裡深深吁了一口氣，彷彿對那種莊重氣氛領受得過多。直到我們又走上大街，同學的面容恢復了輕鬆。晚上，據說他還要最後一次體驗魚城的妹妹，因為明天上午他得飛回深圳了。是的，他確實善於飛，一個類鳥飛行能手，他在地面上的時間經濟而緊促，我忽然想到「深圳速度」。
「下次還來。」同學擱下這句話。
站在渣滓洞的烈士雕像前，我並沒有像那個同學一樣生出很多感覺，江姐這個名字和她形象的質地，就像草地上那些白乎乎的雕像，對我來說太過遙遠而不可觸及，更常想到的是浮屠關公園的一尊烈士雕像，主人公是楊闇公，一個比江姐和出賣她的叛徒們早二十多年的共產黨員。
開始接觸這個名字，是由於一本紙張發黃的舊書，在大都會後面的地攤上偶然看到，花了三塊錢買下來。這本暗紅封皮的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日記，記錄了不滿二十歲的他在上游潼南小城的苦悶，一面參加進步運動，一面和同伴一起在大街上攔住女孩子，「驗臉盤子」，回到住所又責怪自己無恥。在不斷加深的自我分裂之下，終於離鄉到魚城投入更大的事業。沒過幾年，當上了魚城地下黨第一任書記的他在魚城去武漢的輪船上被捕，在浮屠關被殺害。
日記到離開潼南為止，全書其餘是為黨起草的一些檔案和公開發表的文章，正義凜然，和日記中的氣息全然兩樣，無從知道那個建立了魚城地下黨組織，和最後被捕就義的「領導人」，是否身上還潛藏著那個先前苦悶叛逆的少年。意外的是，編者把日記保留了下來，我因此知道了在錚錚鐵骨的烈士身上，也藏有一個卑瑣如我的平凡人，像是卸下了某種心理負擔。這是在參觀所有的烈士聖地時從未感覺過的。
此後在浮屠關公園遊玩，在靠近山頂的交界，意外看到了楊闇公的雕像，身披風衣，手拿禮帽，身體微微前傾，似乎從朝天門碼頭出逃時急於上船的姿勢。雖然氣宇不凡，但有了先前的印象墊底，也不覺得如魚城大學的領袖像宏偉疏遠。雕像是就地在山岩上開鑿，觸手粗糲，保留著巖體的質地，連通一些微小的裂紋，似乎傳遞了某種內心隱秘。支撐這尊雕像屹立的，也許不全是理想的支柱，倒是內心痛苦的鞭策？
在楊闇公雕像的身後，懸崖下另有一塊較小的墓碑，墓主陳鞠旅，身份標明為解放軍駐魚某部高參，去世於1952年。我對墓主的身份和去世年份起了疑心，回頭一查果然是國民黨黃埔將領，新中國成立前夕起義，鎮反時被關入學習班。因為一同起義的兩名將領先後脫逃，其中一位被秘密處決，墓碑看來是數十年來家屬要求重立，年代與楊闇公塑像大體同時，但地處懸崖之下，略為卑溼，已爬滿黃綠苔蘚，似乎墓主生前身披戎裝，和軍旅盡瘁的理想一起年久褪色。
雖然死得不明不白，無從和鄰近的烈士相比，但比起出賣江姐的叛徒，好歹有了個遲來的名分。到週末部之初，為了一組魚城解放六十週年的專題，我每天坐公交往返沙坪壩檔案館與報社，在泛黃的舊報紙和卷宗裡泡了一週，尋找劉國定和冉益智的材料。兩人都是江姐的上級，被捕後卻沒有堅持多久，江姐成了他們的叛徒投名狀。其中的劉國定，似乎是為妻兒的安危所迫，新中國成立後被捕的供詞裡，充滿懺悔之意，冉益智則更硬一些。兩人的結局，是和近百人一批在某處江邊抵著後腦槍斃，魚城俗稱「敲砂罐」，身後自然無從得到一塊墓碑，或許成了江上的浮屍，順水漂流了，剩下一個叛徒的名字釘在時間的柱子上，名字後面的內情已失去意義。
我想透露一點叛徒名目背後的什麼。在那張集體「敲砂罐」的舊照片上，黑乎乎的江岸上有依稀的積雪，我想用陽光下轉瞬即逝的雪來形容他們，後來為了籤版過關，又加上一個「髒」字。在魚城，我只看到過一次下雪，雪落在黑色的屋頂和稀爛的地面上，立刻就髒了，也存不住。或許留下一點溼潤，是在世的最後痕跡。對於我來說，這個城市的陽光太過強烈了。
順著浮屠關的山崖一直走過去，經過半坡的芭蕉林，可以走出很遠，一直到一片坡底的竹林，密密封閉的竹叢中有一個亭子。小絮回家鄉之前，我們來這裡玩過一次。定下了回去，她似乎放下了壓力，人倒顯得滋潤了些。或許兩年的堅持，對我們來說都到了橡皮筋拉伸的盡頭。我們在亭子裡坐了很久，周圍沒有遊人，聽見枯凋的竹葉落下的簌簌。好久沒有這樣的時刻了，小絮試著把頭髮打成一條辮子，沒有頭繩就用手挽著，我說她是竹林裡出來的狐狸精，她擺出表情讓我拍了不少照片，有一張是用牙齒輕咬辮梢。我們還接了吻，似乎回到了戀愛之初，我們在西安的日子：那些校園和古城牆腳下的散步，四塊錢一碗蘭州拉麵的味道，帶著一點青蔥，像那些拉長又青澀的吻，學校電影院裡《苔絲》結尾巨石陣的微光，驚慌又安謐。那段日子結束得太快，小絮畢業回鄉，接下來就是女媧山的場景，似乎相隔太久拍下的兩張照片，雖然在時光的膠捲上連續著，場景卻已全然切換。
那天我似乎重新愛上了小絮，她像也意識到這份氣息，我們沒有愛惜膠捲，直到陽光消逝，竹林佈下陰影，取景框裡已看不清面容，只餘留戀的輪廓。只有在這夕陽穿過竹林的辰光，我們有這樣的場景，在她離開之後，我像一個叛徒，很快背離了竹林的記憶。也許我從來沒有認真地愛過她，沒有珍惜過那些時刻，總是半心半意，和那些發黃卷宗上的叛徒沒有兩樣。這使我的生命難以留下印記，像以後通車的輕軌，輕易穿過了那片青色。似乎什麼也沒改變，卻倏然無從挽回。
過了很久我知道，彈子石碼頭那幢樓房原是法國水師兵營，1894年開埠後的史蹟。眼下它毗鄰宏升捲菸廠高大的煙囪，牆壁或許受了薰染，像長期吸菸者發黃的臉。它像楊闇公文集裡的日記段落一樣，意外地保留了下來，眼下被提起的原因是有人將它改造為一座咖啡館，人們可以駕車從新修好的南濱路直達，坐在樓廊上享受法國風味的咖啡。
順著江岸的道路走，直到一個高大的庫房。這是我從未見過的一類建築，令人震驚地高大，覆蓋了整個斜坡，一直伸到江中。它那樣異常的高大似乎是一個謎，它的鋼架屋樑與供人在高處行走和操作的舷梯令人眩暈，而它雄偉穹蓋下的情況卻荒蕪不堪：兩條伸下江面的鐵軌間長起了雜草，到處是生了鏽的廢棄機器，而在穹頂底下還另有一間小屋，不知道有何用處，或許是六六和殘疾的五哥撿麻袋裡洩漏的黃豆、摘香蔥苗的纜車軌道？如果說以前這裡發生過盛大的事件，那顯然也和眼下無關，這裡只有帶來聯想的遺蹟，鐵軌也不再像往常可能的那樣伸到江邊碼頭，碼頭被江水帶走，只剩下幾堆水泥遺蹟。這也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帶地區的歷史。人們一直在議論從朝天門架一座大橋，但在我離開魚城的日子，這座橋還像我剛到魚城時一樣遙遠。
一個夜晚，我在下游水邊，聽到遠處一艘輪船上傳來的歌聲，層層窗戶的燈光。看不到船上的人，但似乎聽得到聲音。
這是一處灣，這樣的大船停泊，肯定有故事在那些窗裡。我在灘上，枯糙的幾株植物隔著水面，既近又遠，因為水面，一切實質變縹緲了，平常的錄音機的歌聲，也輕柔寧靜，也許這就是輪船上的歌總是不一樣的原因？水改變調子。這是真正的輪船，可以出海，它的前景在這個夜晚預示給我，卻只是眺望。我從未乘坐這樣的大船，在夜裡，這處港灣並不在魚城城區，它為什麼停泊在這裡？或許一場擱淺事故，沙灘很淺，真有人在這裡下船，似乎涉水走上來。也許船上並非有眾多旅客，他們是神秘的人。
我是從下游回來。我順著星光往下走，或者是乘班船，到第一站望江機器廠下船。那是個大的沱，碼頭就是一塊突出的岩石。沱裡發生過一起嚴重的渡輪沉船事故，似乎死了九個人。接到主任派活，因為城區出租費不好報，我坐公交繞行江北趕到現場，時間似乎已經過了整年，靠江一帶拉起了公安的雙色警戒線，擋住一溜車輛和看熱鬧的人，只看到水上倒扣一個船殼子，救援船已經靠岸，沒有任何其他跡象。殼子扣住了一切，我怎樣完成採訪？一直以來的焦慮在此刻更為濃重，似乎我的飯碗也像那隻船翻扣了，裡面並無值得一探的內情。主任的傳呼解脫了我，他發資訊說，立刻撤回，有關部門已經發了一律不準報道的禁令。
我鬆了一口氣，卻又像立刻不甘心起來，最後再盯著那船殼看一眼，似乎可以肉眼穿透生鏽的鋼板，看透底下封閉的世界。我也第一次想到，原來船並不是坐著一點點下沉，也不是全部沉沒，而是一定這樣倒扣著，留一點點底在水上的。船殼底下或許有一些空間，殘餘著空氣，是否還有幸存者用來呼吸，一口口地節省，等待外界的接濟？但救援船隻已經撤離，沒有一探船底究竟的想法。身邊的人們談論著，船上總共有三十多個人，只救了幾個人上來。我帶著慚愧又輕鬆的心情離開了現場，第二天日報發表了九人死亡的報道，但我一直沒忘記那個翻扣的船殼子，和永遠無法確定的真實數字。
似乎為了挽回這次有頭無尾的採訪，以後我從朝天門坐客輪來過一次，在鎮上逛逛，儘管在錯位的時間裡無從挽回什麼。這過去是個大廠，它的鎮子生活在往昔回味中，沒有大的動靜，正像腳下的回水灣，連帶著大片被切割出深壑的沙灘。沙非常細，就像是那些往事被分分秒秒消磨又洩漏。江面沒有了那個倒扣船殼的痕跡，甚至人們都像統一被封了口，無從打聽。幾艘生鏽的大船船頭鏈系在沙灘上，連帶模糊的陽光，使人想到永久的寂寞。一艘非常大的船剝去了船艙的外殼，只剩下一個倉庫似的骨架，但什麼樣的生物擱淺在江岸上，能遺留這麼大的骨架？裡面不時迸發出火光和聲音，在搞電焊和切割。這裡像是個修理廠，有多少被肢解的小船的靈魂，幽禁在這座水上監獄裡？在它旁邊不遠處停泊著幾艘近於報廢的船，一艘在艙身上寫著「烏江王子」，而另一艘是「長江公主」。船體的乳白色在陽光下有些幹，細小的裂紋現出鐵鏽，從遠處看來是兩隻被廢棄的天鵝。而我在舊日的報紙上也曾讀到報道，稱「烏江王子」號是烏江上的天鵝，這艘現代化千噸客輪的首航結束了烏江只能靠小駁船航行的歷史。
看來這裡是魚城船隻們的收容所，又是殯儀館。從白船到黑鐵，隱秘的程式，適合在這記憶之地進行。
在朝天門上游的碼頭上，我看見過一條叫「長江皇后」的船，它比「長江公主」高出兩層，顏色也似乎經過重新粉刷，顯得新一些，不知道兩者之間有何聯絡。每過一段時間，它會停留在那個固定的水位上，紅色的水上消防隊的旁邊，這個消防隊在一艘三層的暗紅色的船上。那段江面一排停著許多客輪，每一個都帶著幾層的小門、走廊和圓形窗戶，小門的楣是圓拱形的。有人從小門走出或在窗戶後凝望，他們的生活和這裡只有短時間的關聯，他們停泊於此地的姿態帶有想象的輕微波動。多年以後聽到「長江之星」客輪在荊江發生的江難，我想它是否就是當年這些船舶親屬中的一員，經過了改裝，歷經三峽變遷而倖存，逃過了親戚們黯淡的命運，卻無從預見最終的災禍。
輪船的秩序很整齊，就是波動的幅度也相似，只是在洪水來臨時稍微被打亂，那時它們平素牢固的纜繩隨波輕輕擺動，躉船似乎有一兩艘掙脫，一些嚴整的界限被輕易越過，化為汪洋，水草的糾纏又模糊了水域。船升到和濱江路平行的位置，似乎它們要越過大堤駛入城內，其實堤內的城市更高，船隻無處可去，只是樂天順命。
渡輪是除了遊船之外，眼下儲存的東西。一塊錢的票，陳舊的輪渡，到江心略為停滯，似乎船舷齊了江面，一塊漂浮的礁石，逃不過漩渦的擺弄。我想起在檔案中看到，「文革」中被兩岸炮火擊沉的小火輪，南岸和魚中區和江北的紅衛兵各據一方，隔江互射，似乎所有的船都被擊沉了，僅有的水泥橋也被切斷，各處人們回到荒島和穴居狀態，有人伸頭看自己城市發生了什麼事，卻被流彈無情擊中。
那次在解放碑的西餐廳樓上，和《知音》的編輯一起，坐在過於寬鬆的沙發裡，和部門新來的女作家聊天，說起她十年前寫的一首關於沙坪壩紅衛兵墓的詩，發表在臺灣余光中等人辦的一份雜誌上。水一樣的月光中出現、復活和正在死去的紛繁意象。靈魂們晚上似乎會從墓裡出來，恢復他們的青春和愛情，卻被硝煙的氣味催促去遠征。我去紅衛兵墓那天是個好日子，公園裡只有那偏僻一角是寂靜的，或者說死寂，水泥圍牆死死的，石頭大門故意封住了光線，堵得很悶很死，像一個無法切除的瘤地附著公園。
轉過照壁，光線忽然陰暗，心情頓時緊張起來，兩扇門半關著，門上有孩子用粗大的筆跡寫著：「鬼！」地上似乎還有焚化的痕跡。鼓了鼓勇氣，走進大門，迎面一座高塔遮住視線，意外地龐大粗陋，似乎有意要使人心生壓迫，忽然那個時代的氣息震懾了我。沒想到在寧靜的公園裡，有這樣的地方。這座塔背後是幾十座這樣的高塔，每一座都同樣龐大凶惡，它們完全統治了這地方，松林、雜草是幫兇。我幾乎無法挪動腳步，也許我貿然進入了險地，面臨生命中一個很大的危險。但我蹲下來，剝落的石板上隱隱辨出歪斜的字跡，似乎出自少年的手，寫得倉促：「陳小弟，十六歲；賈向東，十八歲；李紅英，三十五歲；為發電廠保衛戰英勇犧牲。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
於是知道幾十年前的死難，當時叫「犧牲」。關於發電廠保衛戰，關於魚中半島「最後一幢樓」的爭奪。非典中魚城一座樓房被隔離。那裡下水道流出來的汙水要經過檢查，迷惑了環衛工人，因魚城的地下管線是亂的，從現代開始。我聽說過一些故事，卡車到來時滿載著機槍子彈，離去時卻裝著少男少女的屍體。不知為什麼，這些名字漸漸模糊了我的恐懼，我知道他們是在那段非正常時期的「橫死」，這樣的鬼魂冤氣也許幾十年不散，如果是夜晚，我不懷疑自己將遭遇死亡。但是現在，我仍然一座座地搜尋，低頭努力辨別那些幼稚的字跡，並且掏出筆記本記錄。我往深處走，直到完全被墓群包圍，一棵黑色的松樹倒在路上，純粹黑色的。有一種腐殖質泥土的氣味，幾分鬱悶，三面圍牆隔住了外界的聲音。
墓碑基座如此龐大，似乎唯此當得起「為革命而死，重如泰山」，形狀、顏色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擁擠在一塊，看得出是匆匆埋葬，來自不同派別的、在墓下長眠的人，現在共同造成了這裡的世界，以前卻可能是敵人，各自把死亡送進對方年輕的胸膛。並不是沒有成人，我發現年紀最大的有五十六歲，一個老工人，但大部分還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最大的一個墓埋了二十三人，名字都排不下，最小的是六人合葬。墓碑上一般刻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之類，大字是用來鎮壓那些用微小潦草的筆畫標識的亡魂。
據女同事說，原來這裡的墓地要大得多，大多是七、八、九那三個月，各派紅衛兵死了人，都拉到這裡的空地來埋，武鬥結束，各派又集中埋了一次，見縫插針，範圍一直到今天的人工湖一帶。那時這裡一片荒涼，又有松林遮掩，除了清明節，白天也少有人敢來。後來公園改造，附近又規劃用地，陸續拆了一大部分，直到有人提出，這片墓地有歷史價值，應該保留下來，才修了一道圍牆，把它圈在公園的角落。我看到有兩面圍牆上方，露出高層住宅樓，那裡的住戶想必日常會俯瞰到這片墓地，不知道他們夜裡是什麼感受？圍牆高處的世界日新月異，圍牆下卻永遠止步、凝固了。站在叢林裡，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一樣了，我對世界的看法甚至會有改變，當然包括對魚城這座城市。
靠近南岸的地方，激流中有一塊斜突的礁石，晚上亮起微紅的航標燈，有時想象如何上去，竟然真有人在上面釣魚，驚心動魄中帶著一絲平安。如果到達，生命也許將徹底改觀？我註定不能和他們同類，只是靠著渡輪喘息靠岸，把我和一大群人送上對岸的躉船，這裡的躉船直接靠著江岸，跨步踏上江灘橫亙的石頭，來到六六生活的山坡腳下。
新近修建了高大堅固的江堤，堤身上鑄有巨大的鐵鏈，人手很難挪動，在漲潮日這些鎖鏈用來綁縛輪船。爬上江堤，人們都朝兩個方向走，往下游是去往彈子石。另一方向，不遠處有大規模的涵洞修建工程，翻起山一樣的淤泥，看起來像不久前遭過大水災。江堤工程在這一帶的梗阻，自然起源於那條叫野貓的溪水，它就在我和人們的上方。從高處瀉落，惡臭和「嘩嘩」的水聲一起傳得很遠，水聲聽來正像是書中說的野貓哀嚎，我佩服先人們想出了這樣貼切的名字。有房屋危險地架在瀑口上，溪瀑就從地板下奔湧出來，沖刷著吊腳奔瀉，看上去難以忍受而驚心。這就是小說中那根歷經洪水而不折斷的吊腳柱，支撐的是售賣香味奇異卻餡料來路不明的肉包的水館子嗎？即使閱盡了六六的童年細節，也有些東西看來一時仍難完全領會：生活與惡臭和死亡離得這樣近，只有一層薄的隔板，一根柱子的支撐，而這樣的懸危狀況會長期維持，甚至長過一代人的生命。
也許哪裡存在著一個腐爛神，軀體不斷流出血腥之水，這個龐大冗長的軀體就隱藏在魚城內部，在鋼筋水泥樓、玻璃幕牆和泥土、植物之下，開了一些口子，日夜在腐敗消散。我知道這樣的口子，人們生活在口子上，血水將屋底作為通道，似乎一種合謀。不只是消失了的水館子人肉包子的秘聞，甚至在床下也有正在消融的血肉，成年累月的深處有陰謀。
很久後的一天，我從大坪醫院旁的街道往裡走，一直走到一處幹休所門口，等待被釋放不久的傅玉強。
我已到北京大半年，回魚城是為了採寫一篇清理超期羈押的稿子。從一個律師那裡，我知道了他辦理過的這個案例。
在上清寺附近一間有些簡陋的律所裡，他拿出好幾張報紙，上面有這個案子的內容，「在魚城，恐怕找不出更有典型的了吧。」有些自得地，「兩次判刑，最後無罪釋放，前後超期羈押八年。」
我閱讀了報道，案情大概是：在幹休所屋子的床下發現碎屍，裝在幾個塑膠盆子裡，當時傅家兩兄弟住在這裡，傅的哥哥出差在外，讓弟弟看屋子，傅玉強在這間屋裡已住了一週。碎屍是一個女性，以前與傅的哥哥有一定關係。但根據屍體腐敗程度推測出兇案發生日期是在傅的哥哥出差後，傅兄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嫌疑就落在了發現碎屍並向警方報案的傅玉強身上。
此後，傅被判死刑，但檢方和複核的魚城高院認為證據尚有疑點。經過多次發回重審，最後由市委政法委書記主持會議，決定判死緩，「留住人命以防萬一」。傅在看守所中度過三年，又服刑六年，其間不斷申訴，最後在2004年「兩高一部」清理超期羈押的行動中被判處無罪釋放，共被超期羈押近八年。
幹休所門口沒有路燈，只有附近小賣部過來的光，沒什麼人。四處可見的是水泥和鐵，許多地方被爬行植物或者殘損打上了同一種掌形印跡。在巷子口問第二幹休所，煙攤小販懶得指點，歪歪頭示意。聽傅玉強說，起初大坪還是農村，幹休所周圍是田園風光，在這一帶是最出挑的房子。後來周圍起了太多房子，幹休所被包圍在一片棚戶區中間，父母不習慣，搬回合川老家住了一陣，把房子留給兩個兒子。案件發生之後，幹休所要收回房子，父母又搬回來住著。傅玉強出獄之後，就和父母同住。
黑暗裡我有些不安，總是想到碎屍的情節。正像走進剛才的小巷，我走到了魚城很深的一個地方，也許是以前沒有到過的。
我快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傅玉強來了，正是一個瘦削沉默的形象。這樣的形象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我的不安。我們就像夥伴一樣一起走著，經過黑暗的花壇魚池，五六層的老式樓房，院落裡遇不到什麼人，黑暗的樓道，難免使人想到案件會在這裡發生。門沉重地開啟了，屋裡依舊黯淡，高的櫃子，到處是什麼巾，或者不如說是搭著的布，老人住宅的那種衰弱氣氛，還有似乎特意為了沖淡曾經有過的石灰味。傅玉強說，屋子重新刷了一道，床也換掉了，房間已經看不出當初的痕跡。
一個老人坐在沙發上，在兒子介紹和他站立期間，保留著某種氣度。他胸前彆著一個小小的徽章。
「謝謝你。」他說，審視著我，我感到他在辨別是否屬於同類。傅玉強和母親說著什麼，語速比較快，但是很柔和，身子微佝，頭髮已經花白，卻有一張青年的瘦削的臉。我感覺出他的柔和中有一點緊張和不自然，一種長期的壓抑在身心上留下的效果。按照坐牢的期限，他應該有四十來歲了。他的青年表情也應該是單調純潔的生活的結果。忽然我感到，他的父母很老了。而他還在這裡，跟著父母住。
傅玉強講述事情的經過。他起初住進這套屋子，是感到有些異樣，比如睡房地上有石灰，有洗過的痕跡，空氣裡還有一股什麼新鮮的味道，但當時沒多想。由於是冬天，敞敞門窗也就慣了，沒有特別感到氣味不舒服。之後在那張床上一直睡了七八天，中間有時伸腳，碰到床下的桶，覺得非常沉重，也懶得去挪。床上方還有一個大盆，用防水布蓋著，他也沒想到去看。這樣說的時候，他有點斜眼去看現在父母的睡房，那裡面和客廳的差別不大，似乎到處搭著毛巾。他和哥哥住這裡的時候，父母的臥室是鎖起來不用的，出獄後父母怕他想起往事，就把睡房換掉了。
「我就那樣過了八夜。」傅玉強說，第九天嫂子來看望，由於是沒進過屋子的人，一來就聞到一股不尋常的氣味。在嫂子督促之下，他拎出了床底下的塑膠桶，看到許多碎塊肉，開始以為是豬肉，嫂子湊近一看昏了過去。同時傅玉強像被一根大棒擊中，他看見了一隻人手，一根手指上還戴著戒指。
警察到來之後，又從床頂的大澡盆裡起出了頭和一些軀幹。
門在哥哥走後是鎖上的，鑰匙只交給了傅玉強。哥哥很快被抓，因為死者和他有關係，嫂子為此還和哥哥打過架。但哥哥的嫌疑不久被排除，他在整個死亡時間段都遠在外地。
「那嫂子呢？」我一邊輕聲問，一邊筆記，不動聲色，實際微有不安。
但嫂子的嫌疑也被排除。一個是她沒有這套屋子的鑰匙，而屋子並無門窗被撬的痕跡。屍檢發現，死者的四肢是使用大斧砍下的，身體瘦弱的人沒有這麼大的力氣。警方還認定，兇案是由死者的熟人乘其不備擊昏殺害，而嫂子和死者積怨已久，不可能毫無防備。作案者沒有同夥。
「我們提出了一些線索，比如斧頭的去向，以及發案前的一些情況，但是警方把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我們一家身上，沒有往別處追。」
這時傅的父親激動了：「我的子女不會做那些事。他們為什麼只知道調查我的子女，抓了一個又一個，還說要把我也抓進去？為什麼他們不去追兇器的下落？」
傅玉強勸了他，繼續講述。哥哥嫂子都被排除後，差不多同時被拘的傅玉強嫌疑上升到最大，因為他也認識死者，又在上下皆有屍體的床上睡了多日而無知覺，諸多情節讓人懷疑。此時這起案子在魚城已傳得非常離奇，市委書記下令必須限期破案，穩定人心。公安機關開始動用一些手段，日夜審訊。
傅玉強擼起褲腿，我看到了這些手段在九年後留下的痕跡：一些從下往上排列的凹痕。
傅玉強承認了，和公安一起完成了兇殺的情節，那把斧頭傅玉強怎麼也說不出扔到了哪裡，最後的刑偵報告上只好說是犯罪嫌疑人匆忙中遺失了。由於疑點明顯，檢方對刑偵報告不滿意，兩次發回重審，看看過了期限，只好起訴到法院，法院又兩次發回重審。由於法律規定發回重審期限不能超過三次，中院一審判決死刑，但由於傅玉強當庭翻供並提出有刑訊逼供行為，法院事先和高院溝通，犯人上訴後，由高院行使複核權，提交市委政法委把關。
時值直轄後第一年「兩會」召開前夕，案子不能再拖，經市委政法委兩次協調，公檢法各執一詞，最後市委政法委書記拍板，按殺人罪論處，判死緩，說「留住人命以防萬一」。
這邊，父親始終在奔波。死緩也可能是這種奔波的成果，雖然這個成果太卑微了。
我把幾張報紙擺在桌上，要求傅玉強做出俯身看報紙的樣子，我拍照。傅玉強覺得報紙不夠。他找出了另外一些報紙，這些報紙也都是報道他那個案件的。他兩隻手肘撐在膝蓋上，託著下巴，開始看那些報紙。他馬上投入了那些報紙中，似乎並不存在拍照這件事情。我拍完了叫他，他似乎是回過神來，有點難以放下那些報紙。
「我到處求人，那些衙門，不把人當人，趕我們走啊！」父親說。他從沒想到現在的機關、幹部會是這樣。「我們那個時候，是怎樣對待老百姓的！那叫有事無事深入群眾，紮根在群眾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當區長三年，有兩年是跟農民一起過的年，有一年是跟化工廠工人過的中秋！」
「你看，我現在六十七歲了，始終掛著毛主席像章。我不怕人笑話，就是要掛著這個，牢記他老人家的教導，上那些大衙門，我也是掛這個！」
我湊近看，他上衣口袋下方，確實是一枚小像章。他嚴肅地讓我看，我感到了一種痛苦的東西。他坐在這兒，訴說自己家的冤情，保持著嚴肅的姿態。這是在他對我審視之後。他並不習慣這樣。只是從家庭遭受變故的那天，他開始面對很多事情。「有一次公安局的人指著我吼，說要把我抓起來！我說你來抓嘛！來抓我這個老革命！」這些事情他以前根本不可能想到過，就像根本想不到兒子會牽扯到罪，也從來沒有真正習慣過。他曾經指揮過公安部門。
現在他坐在沙發上，戴著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隱忍地表示著自己對現實的抗拒。如果說他並沒有什麼別的變化，比如一直戴著那枚毛主席像章，至少有一個地方變了，那就是隱忍。正是這一點顯示出我們作為弱者的無奈，在我們身上現實和內心發生的分裂。我想象他走進那些高門檻，從那些水泥和覆滿植物的建築一直到光鮮的、仿巴洛克的高大水磨石門廊。他從前者一直走進後者，這兩者之間其實是延續的，只是在他身上形成了斷層。
羅點點在一本書裡回憶，父親羅瑞卿被捕後，她走入鋪有吸音地毯的深重門戶，去找一個大人物、父親曾經的戰友和上級幫忙。她忽然感到自家已經被那個世界異化了，她來到這裡是溜進來的，「不可告人」，用當時流行的這個詞來說，她在此刻感到這個詞的力量。像一隻小老鼠走在貓的道路上，自己沒能完全收起的一點響動輕易被吸收了。像偷偷扎入革命肌體的一根小刺，懷著一點點目的，或者說一點點膿，隨時可能被覺醒的肌體排斥、擠出。聲音、灰塵和革命，一切都是定數，定數偶爾選擇落在了當時的羅點點和現在這個老人，曾經的革命幹部和區長頭上。我領會到他的堅強，差不多近似絕望。但忽然憐憫地感到，他在這當中缺少領悟，遠遠比不上兒子傅玉強。生活只是強行在他身上打下了幾處印記，他的心是一塊石頭，已經牢牢砌在他經歷的那個時代的牆裡。
「他們說我有關係，所以恨我，說就是要判我兒子死罪。我是有些關係，可是我兒子是無罪的，我是為了伸張正氣，不是走後門！」
雖然被釋放，但傅玉強在廠裡的工作丟了，身體有幾種病，四十歲了沒有結婚，現在他無疑是兩個老人最大的心病。這個事實面前唯一的可能也只是隱忍。
傅玉強得到了國家賠償，按一天八塊錢算，總共是三萬多元。「當時我在牢裡想，我的結果有兩種：或者真兇露面，我無罪釋放；或者永遠被關下去。實際上，我早就知道我被超期羈押了，也知道這是違法的。但是對我來說，當時的結果只有這兩種。」他翻著報道他案件的報紙說。
我看看身處的這間屋子。光線確實很暗，報紙都不怎麼看得清。所有東西都是屬於過去的，它們不再反射什麼而只是吸收，案件的氣息也變得衰弱了。包括老人胸前的那枚像章，雖然一再擦拭也黯淡無光。實際上，傅玉強並不需要接受我的採訪，他們從國家那裡已經拿不到更多的東西。我明白這一點，他們也明白，雖然老人還是提出國家應該考慮給傅玉強安排工作。
但當傅玉強送我走出來，再次經過那水池，我感到和他們分享了一個秘密，一個魚城的秘密。這間房子和它的年代一樣，停留在魚城深處。是這個秘密，而不僅是自身的遭遇在壓著傅玉強。也許他在替我們承擔這個秘密，這個魚城之謎。連同在一間屋中的父母也只是感受而不能替他分擔，而他也從未要求過，在父親對我述說時他一直保持沉默。我感到一種對他和自己的憐憫之情，但又有一種感覺：他在其中並非無所得。比起十幾年前那個享受幹部子弟待遇的國企工人，從險惡中脫身的他失去了不可衡量的東西，卻同時也獲得了靈性。我們這個世界中存在一種只有他能洞悉的隱情。
一部關於魚城的電影叫《霧都茫茫》，小時候看很有幾分恐怖，也許是當時能達到的恐怖極致。電影中偵查機關最後揭開了謎底，消解了我們的恐懼。這部電影來自地下小說《一雙繡花鞋》，我採訪傅家那段時間，這個作品正在打侵權官司——為了究竟是《一隻繡花鞋》還是《一雙繡花鞋》。在傅玉強事件中，偵查機關沒有揭開謎底，直到今天。和傅玉強走在一起，感到他瘦削的身影、發亮的眼睛，我忽然會莫名地感到恐懼，這當然不是想到他萬一真是碎屍兇手，而僅僅是由於他和碎屍聯絡在一起。忽然想到電影《富江》當中，黑色塑膠袋裡露出來的碎屍上的一隻眼睛。這隻眼睛有它的生命。
到週末部不久，聽到魚城商界一件大案的傳聞：一個國企老總因金額上億的偷稅罪入獄，在獄中病死。但他死後有一種傳言出來，是他說過自己非死不可，「我不死，魚城官場就要地震」。另一種傳言是他是自首入獄的，而主動入獄的原因就是想走險棋求活命，但獄中還是沒能逃過死亡。他自己也曾經說過：「我是死中求活，但我活的機會很小。」他病死以後，這件案子就沒了下文，後來就沒有了這件案子。人們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魚城最大的一件案子。
幹休所往下走不遠，就是那個瀑布，整個大坪到斜臺子地帶的汙水在地下傾斜匯聚，到斷崖的口子突然奔瀉下墜，形成七十多米高的瀑布，彌滿整個化龍橋峽谷，成為魚城最大的景觀之一。
峽谷中的蔬菜碧綠得反常，空氣中有濃重的酸，泛著白沫的汙水從高處瀑布腳下奔流成溪，灌溉兩岸的碧綠田園。據老人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溪水裡多有魚蝦，從幹休所修建的年代開始，水漸漸變濃變酸，魚蝦就死絕了。站在谷口鐵路橋上眺望，有三條大小不一的瀑布墜下，形成扇形流域。汙水湧到谷口消失了，進入一個農貿市場和幾戶居民屋地底，直到在化龍橋下重新出現，匯入嘉陵江。
整個魚城地段的嘉陵江兩岸崖坡，不知有多少汙水排放的口子，有的通過管道，掩蔽於滋潤的植物，有的則埋伏於水底。汙水往往就從兩家的房簷之下，從一個雨水口流通，源頭不明。有一段時間，江心定期出現一條長几十米的黃紅汙水帶，臭氣逼人，市民向報紙舉報曝光，查處很久卻無法落實來自哪家單位的出水口。一名政協委員透露，實際上，從民國以來，魚城的地下管網就沒有一張完整的圖紙。而這些汙水口大多有「溪」的名字或記憶，如野貓溪、溉瀾溪、海棠溪、大溪溝、花溪。我曾經提出一個選題，叫「溪聲日夜入城市」，想調查魚城主城區到底有多少條溪，這些溪水的記憶和現實，和房屋、人們的關係，但因為調查難度而擱淺。
汙水谷斜伸出的一段崖壁是虎頭巖。巖壁有很多小墳墓，每一座裡面埋著一盒骨灰。岩石上一格格鑲著一張瓷質小照片，為苔蘚潤溼，黑白有些模糊了，看上去像古代的事物。有一段時期，在谷底一直蜿蜒升到巖下的小路上發生過很多起強姦案，施暴者是一個國有工廠的青年工人，優秀團員，他的施暴物件大多也是廠裡的青年女工或優秀團員。他用一隻口袋矇住對方的頭，按在堆滿了落葉的路邊。週末部設立了舊案版，挖掘魚城的歷史，專職記者是黎平。
施暴者總穿一件雨衣，在一次猝然結束時，他來不及換掉雨衣，順鐵路跑掉的時候被人看見了，因而被抓。
鐵路從谷口越過，穿過隧道，一直通到火車站。軌道上積著落葉，看上去很舊了，其實是襄魚線的大動脈，十幾分鍾過一趟火車。2004年下半年的一個早晨，三個孩子在鐵軌上走，因為通宵上網後實在太累便在鐵軌上睡著了，火車從隧道中衝出軋死了兩個。從此以後魚城的網咖規定一律零點關門。
鐵路里邊的山坡有濃密的樹林。順著山坡往上爬，是兩條粗大的水泥管子，裡面水聲轟隆，隱隱看見坡頂的蓄水池。蓄水池裡是漆黑和雪白的汙水，坡頂幾間房屋的腳下是一片樹林，樹冠碧綠，而樹下五顏六色的垃圾炫目，那邊有一個屋下的洞窟，洞窟內是漆黑的，劇毒的水土溼潤地閃著黑色的光，純粹的黑色。這樣的洞窟似乎別有目的，顯得不可侵犯而莊嚴。洞窟的頂端是吊腳樓的地板，人們就在洞窟頂端生活。我相信極端黑色的毒性可以使任何足夠接近它的有機體馬上死去，這裡面有一種震驚的、神秘的東西，就如附近的佛窟，是同一種死亡的儀式和主題。
而在半坡濃密的樹林裡有不少墳墓，其中一座墓碑上寫著清光緒年。墳堆都不大，它們在格外寬大的樹葉下隱藏著自己，在城市的深處，拆遷難以到達的隱蔽處安頓了下來，要活得比城市長久。這像是《一雙繡花鞋》裡那些墳，據說特務在其中一些中埋下了油桶裝著的「塔崩」，在數十年中緩慢洩漏，汙染地下水，進入人們的神經，使魚城成為一座「死城」。而眼下他們更像是藏有一些不能觸及的想象和記憶。
溪邊一條石板路蜿蜒爬坡，正和六六從水館子回家的路線一樣，這時我相信自己是走到了地方。意外的是石板路比較潔淨，也許因為溼潤，一條條長石鋪得平整用心，顯出古老歷史，巴魚的遺蹟，這座城市的秘密和悲劇。一條粗大的鐵管順著道路延伸，顏色樸舊，大概是供應整面山坡的氣管道，讓人感到一種威脅。一些小孩子從上面走，我跟著下船的人群往上走，漸漸走上溪瀑的頂端，路里邊是一間保管室類的房子，板壁刷的暗紅漆剝落，門窗緊閉，也許已經廢棄。牆柱上還看得出毛筆的標語：「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旁邊又刷著一個新的大字「危」。路外就是溪瀑上空的吊腳樓以及懸崖，這裡更可看出惡臭的溪水離房屋底板是怎樣逼近，幾乎不到一米，也許屋裡人端著飯碗或做愛，從縫隙可看見溪瀑。漲水時又會怎樣？
小徑分岔，走路的人們四散而消失了，我順著一條路走去，不久變得很窄，石板消失了，我到達了原生的核心地帶。爬上一道坎，眼前忽然顯出一個大池塘，池塘嚴實地覆蓋著一層綠苔，誰新近扔下一個鐵桶，在綠苔面上砸出一個窟窿，窟窿裡的水烏沉沉的，一眼看去就非常髒汙，它之所以存在，顯然並非有任何用場，而是人們顧不上填平它。池塘過去是一片菜地，分成幾家的小塊，也覆著一片綠色，微小的菜秧在生長，但在地壟間，也可以看到廢棄的鐵桶之類。鐵桶的來歷一會兒就清晰了，菜地盡頭又是一面坡，扎滿了窩棚式的房子，人們把垃圾踩成了道路，在道路旁一處堆滿了鐵皮桶。一個人在用電槍焊著桶蓋，騰起一股小小的煙霧。
我聞到了鋼鐵的焦味，還有瀝青的氣息，瀝青燃燒著，在陽光下顯出暗紅的火焰，不知道和電焊有什麼關係，也不知道焊桶蓋的目的為何。也許整個事情我完全記錯了，那個男人做的是另一件事，燃燒的瀝青也是想象，瀝青味不過就是由電焊產生的焦味。但鋼鐵的焦味卻是真實的，是這裡人們生活的味道。因為天氣熱，兩個完全裸露的孩子在垃圾上跑著，那個搞電焊的人似乎也是裸身，電火花墜落在他們身旁，他們的皮膚髮出燒灼的焦味。
整個夏天，城市在日光透過薄霧悶熱的蒸烤之下，都籠罩著這種焦味。那層薄霧完全沒有任何水汽或溼潤，而是燙人的氣體的飄浮，是鋼鐵和其他金屬以及灰土、石頭在熾熱烘烤下氣化的煙霧，反而把酷熱加劇到令人窒息，也消滅了一切空氣流動的希望。即使在早上五點鐘，也沒有一絲涼意或風，人們的皮膚上結著汗鹼。因為要大量排汗，許多人通宵光膀子吃火鍋。如果人的皮膚是鐵，也許早就烤焦毀壞了。我常想到六六的學校，那個半坡上籠罩在悶熱中的院子，歷史老師宿舍的木窗，在高大的黃桷樹掩映下窒息，樹葉一動不動，一絲蟬聲也沒有，望出去是火熱渾濁的江水，似乎一江熔化的鐵鏽，或者老火鍋熬出的油。
有一次在十八梯頂端的一家火鍋店背後，看到兩個工人清理窨井，井底潲水油長年堆積，幾乎到了井口，顏色與裝在桶裡出售的板油幾乎一樣乳白，卻更堅硬，工人用斧子砍都砍不開。這是幾十年口福之樂的淤結，無法想象推給那些工人了事。我心悸地走開，擔心那硬殼之下封閉著沼氣，一旦深究內情，爆炸將瞬間發生，不僅是他們，所有食客和這座鬱積了太多內情的城市，都難以全身而退。
如同在那扇木窗裡，會發生西方書評裡說的「誘拐」「偷情」的情節，這樣的有高大植物的院子、這樣的木窗是我熟悉的，似乎在炎熱的夏天，只適合這樣的夢幻飄浮。我還想到餘華某一篇忘了篇名的小說，寫一個悶熱的夏天，在一座只有工廠的大城市裡，兩個男人在類似菜園壩附近的廠區進行一場決鬥，一方用菜刀，而另一方用他剛剛在工廠游泳池使用過的澡巾。經過暴力的極度衝突，兩個男人成了朋友，觀看的小孩則懂得了暴力和友誼的聯絡。
我走過了男人和孩子們，走上他們小屋面向的街，這裡的屋子和街道一樣微小，顯得像是一些孩子的作品，相比六六一家的蝸居並無改觀。人們生活的內容就在路旁手邊，切菜的墩子，鏡子和窗臺上有點髒汙的香皂盒；沒有掛蚊帳的床，因為這裡夏天掛蚊帳是要悶死人的，趕蚊子只能用蚊香；人們成群結隊到防空洞門口或者隧道里或者乾脆在大街上「擺」著，感受地底升起的涼意，男女老幼頭腳枕藉，也不管來去的車流。一個老年人在墩子上不停地搗血旺，刀口成了暗紅色。灶臺旁堆著柴火，屋頂留著煙道，出口凝結著層層油汙，門前菜墩子上有燒白肉，先是這裡已經擺脫了那女兒遭遇的飢餓。回望高樓聳立的解放碑，想到虹影書中南岸人的自卑，不知眼下襬脫了幾分。
往上螺旋著走，小巷逐漸變大，出現了圍牆，牆裡是大的樓房，順圍牆走到兩座工廠的大門口。雖然冷落，大字的牌子也生鏽剝落了，但還看得出過去的氣派，大概是國棉幾廠。
我到過這樣的一個廠，在嘉陵江邊，幾千架嗡嗡響的紡機，有熱度的車間，也許剛好不到人體難以忍受的程度，卻忽然警覺而驚異：在這裡長久的停留，意味著什麼？我們是報社的一群，是來「聯歡」的，行走在俯伏於機器的工人們中間，她們穿著白色的床單似的服裝，在千萬錠棉紗紡錘間像一些白色的蟲子。她們的臉和手紅著，一直是這樣。幾條長凳，一些缸子，不少的獎狀，玻璃窗上有些紙條撕掉後留下的痕跡，聯歡在這裡進行。「你們工資該有一千多吧？」一個女工帶著笑問和她拉手的我們報社一位校對。這位女工是優秀工人，剛才廠領導介紹，她一月能拿七百多！我們那位女校對沒回答，只是露出寬容的微微笑容。她一個月拿五千多，上一個夜班補助四十元，而她和那個女工一樣，也許不過是初中文化。我也在她們之中！剛才我曾到一架織機的角落，看一位工人如何紡織。她操作著幾十臺機子，從有些窒息的溫熱中均勻地抽出一條條線。現在我們坐在這裡，和工人們「聯歡」。這是一個正在改制中的廠子，下了三年脫困的死命令，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崗或買斷了工齡。在它厂部的大會議室裡，掛著鄧小平、江澤民視察的大幅照片。彩色照片放大成這種尺寸，有些模糊了，似乎特意要這樣，但或許是因為廠裡沒有好的數碼相機。
那次報社和工廠聯歡的背景是，魚城的棉紡廠下崗工人時常罷工，這些訊息從來不準報道，所以他們的行動，雖然在大街上逶迤堵塞，還伴隨著手臂揮動和激憤的標語口號，卻像從來沒有發生過，旁人只是默默旁觀又匆匆走過。這次的聯歡，似乎是對這種無視的某種補償，事後織機轉動的火熱工作場景和親切感人的聯歡場面會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似乎他們所有的處境由此得到了充足的報道，所有人的良心由此得到了安慰。先前我經過的江堤旁，還豎著一座倉庫的構架，有十層樓高，構架非常完整，卻沒有任何裝置和牆壁、門窗。這工業的、秘密的空間，如今就在路邊、在手邊顯現了，它的目的不明，似乎是造了一半忽然停止了，又似乎在這前夕被售賣、拆卸，只剩下今天的殘殼。它似乎就是到處在被售賣的國有企業的一個象徵物。
看來即使是在這個地區，由坡底到高處，等級也是逐漸提高的。最後意外出現街心花園，花壇植物蒙上了塵土，但地上還打掃得乾淨，幾個老人坐著玩小麻將，有隻鳥籠掛在旁邊一棵褐色枝葉的樹上，樹下有塊怪模怪樣的石頭。不是魚城常見的黃桷樹，不知是不是小說裡寫到的那棵苦楝樹。如果是，看來是到了六六和生父初次照面的三岔路口，大約後來略作改造，成了這麼個小公園，作為裝點工廠區的門面。六六生父站立的配鑰匙棚子自然早就拆掉了，這棵樹和石頭保留了下來。
再走一段很短的距離，忽然出現了大街，小說中寫的山頂大路。大街確實是一條公路，有郊區公路那種熱鬧然而非常令人不適的氣氛。這條公路一直通到彈子石。回望一片黑色窩棚和吊腳樓傾斜延伸到江邊，似乎全部處於一個滑坡帶上，不斷向下滑落，這正說明了居住者生活的趨勢。六六的家曾經就在這一片滑坡上，她像我一樣努力爬上了公路，到達了安全地帶。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有時間和機遇這樣脫險。
那天接到一個電話，說一個女孩被幾個人強姦，躺在路邊快死了。「躺在席子上。我實在忍不下心，你們來看看吧！」
地方是國際村附近一條街。中暑的夏天，透不過氣的窩棚，父親弄一個架子車讓她躺在車上。一點樹葉的蔭，樹葉也熟透了。人們在國際村來去，她在人們腳邊。塵土、暑熱和死亡。我連忙通知黎平，又想自己也去。這裡有東西打擾我，讓我在辦公室的轉椅上不安。
魚城的公交車上令人窒息。炎熱是凝滯的，沒有一點流動的跡象和希望。我又想到那條路。炎熱總是叫人想到死亡。我預先構想著極端的東西，有幾分畏懼，但肯定非去不可。
找到了路口，有點懷疑地走下去。會在哪個地方出現，永遠是猝不及防。這一片下去是個山坳，山腳是火車站，利用這一片山坡，出現了大片的窩棚村，成了一個街區。我走過了一個垃圾站，垃圾漏斗下面坐著幾個擦皮鞋的女人。我想到那女孩的母親是擦皮鞋的。
往下走的街道，路旁是一些老民居，還算成型，有的門窗利索，看起來是本地住戶。路外沿坡而下則是同野貓溪相似的一片窩棚。陽光暴曬之下，都顯得安靜，窩棚匍匐在自己的陰影裡。只有一兩個人和我交會。在第一間房子前有一輛大車，車前一個女孩正在拉屎。
這場景讓人極端難為情，我幾乎是忍受著走過去，注意到大車上還有一隻碗，但腦子幾乎沒有轉動。我究竟有沒有思索？就像我什麼也沒發現那樣，走了很遠，直到看到幾家門裡有躲著的人，就去問那個要死的女孩在哪裡。他們聽明白之後，朝那邊一指，這其實應該是我預料的結果，卻好像是才知道的一樣，點了點頭回頭走，心靈中上演著小小的戲劇！
我走得很慢，似乎非常艱難，再走到大車旁時，女孩已經坐到車上了。車上有一隻有食物的碗。大便似乎還在那裡，它阻止我過去和她說話，她頭頂的樹葉並不厚，這裡能有什麼蔭涼呢？我來到路外的窩棚，據說這裡是她的家。這時黎平也來了。又似乎是我一直走了過去，往出走，等到了他們，才一起找人。而我們回來的時候，女孩已經不在了，她坐在自家屋簷下，這個家是一個窩棚，在路外，和路里那些利索的本地房間相比，黑暗地匍匐著，倒似乎顯出潮溼蔭涼。女孩的母親回家了，原來她就在那個垃圾漏斗下擦皮鞋。看到我們來，她起初不明所以，知道以後說，主要是有幾個人，女孩不說，後來是「逼出來的」。曾經住過兩天院，醫生都挺好的，可是交不起幾千元錢，只好回來吃點藥。把女孩放在大車上，主要是屋子裡悶，出不來氣。我想到街上鄰居說的，她不喜歡這個不是親生的女孩，曾經趕她走。我拿這個問她，她說不是那樣的，澄澄是有一次離開家，那是她自己要去找她原來的家。女孩是滿月了被人放在鐵路邊，她家男人在火車站撿回來的，當時他們沒有孩子。「我還順著鐵路找了好久。」她說著就流淚了。
女孩一口接一口地喘氣，我們問不出什麼，就按母親指的去找幾個人：一個收破爛的小夥子，一個搞衛生的老頭，一個「棒棒」。聽母親說，他們是用糖哄她。我們找到了小夥子和那個老頭，都沒問出什麼，接著去找「棒棒」。走過幾段很窄的坎，來到一個窩棚，比女孩家的更黑暗蹩腳，幾乎是倒在坡上，裡面的牆就是斜坡，感覺是下雨落了進來，卻打著一口灶。整個窩棚有一種馬上要流失的感覺，只有那口鍋帶來一些鎮定。「棒棒」在屋裡，還有一個女人。
光著上身的「棒棒」很吃驚地站了起來，注意聽了來意，臉上很快出現了笑容。
「我怎麼可能幹那種事？我也是人唦。再說，雖說我是個‘棒棒’，打的是光棍，可我不缺女人。現在女人怎麼會缺？只要有錢，哪兒買不到？」他要我們會意地望了身後的女人一眼，女人一直佝著身子做什麼，應該是個擦皮鞋的。過程中他一直帶著這種力圖要我們會意的笑容，和剛才那個收破爛的小夥子與老頭的生硬不同。他們都被派出所傳訊過，不過「當天就放了」。
黎平一邊悄悄用胸前掛的相機給他拍照，一邊跟他聊，「棒棒」的身體轉向了那邊。在黑暗的窩棚裡，「棒棒」光著的上身很突出，這是成日被陽光和槓子磨鍊得渾圓光潤的上身。我忽然吃驚地看到：在兩個肩胛骨處，長出兩小叢毛，渾圓地向上生長，非常整齊，就像春天被修剪過的柔和植物。這是承受負重的竹槓子之處。
女孩的父親還沒回來。女孩換了個地方，坐在稍微更透氣的、朝向階梯的屋角，仍舊是一口接一口喘氣。她的整個臉和手都大，女人說她的腿也爛了，我看到了她小腿上的一處瘡疤。對我們的問話，她非常不耐煩，也許已經不理解，面對這張變形的兒童的臉，有一種虛幻和焦慮感。我忽然變得急切，佝下來面對她的臉：
「紅萍，你想不想活？」
她一時沒能理解，望著我。但這個問題顯然起了作用。「想活的話，你就要跟我說話，我是來幫你的。你把哪些人害了你和你的事說出來，我們給你報道，讓人家出錢送你住院看病。你想活嗎？」
「我想活。」她輕輕地說。我勉強聽得見，大概這是她能發出的最大聲音，但是聽得很清楚。
「你講害你的到底是哪幾個人。」
她開始說著名字，可是吐出來的是一些未成型的氣流，實在難以分清，說了幾個字又迫使她停下來，大口地喘氣。我擔心她會忽然死去。感到極大的失敗。一些人開始圍攏來，說些什麼。幸好這時女孩的父親回來了，他在較場口五金商場幹完了一天的搬運活。這是一個沉默的中年人。女孩想進屋了，自己是站不起來的，父親放下棒棒抱她起來，女孩浮腫的四肢耷拉在父親身上。女孩無力的四肢和半閉著眼的神情似乎含有一種責備，而父親佝得很深，幾乎是抱不起的樣子，承受著一種也許是比他搬運的五金電器沉重得多的重量，這種內心的責備把他——一個「棒棒」幾乎壓垮了。也許女孩坐在這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等父親到來，長年累月這樣，只有他的到來對她是有意義的。忍受的痛苦之外只剩下了父親，因此她的隱忍和責備就都落到了這個中年男人身上。
窩棚的頂非常低，頂下堆疊滿了雜物，有的色彩很鮮亮，可以說是五顏六色，編織袋、塑膠袋、廢紙等。順向一張大床，這應該是家裡所有人的床，空出一長條空間，盡頭油紙窗戶的亮光落在這個長條空間裡。床很潤澤。女孩被放在床上，但她不能躺下，躺下使她無法呼吸，只能半靠著，比在屋外更顯出焦躁不安。父親不停地為她打著扇子，這邊回答我們的問話。有一張紙，上面不周正的字跡斜斜的，寫著事件經過，須要用力辨認。而父親的話顯得隱晦。
女孩是四個月前生病的，到一箇中醫處去抓藥。這個中醫是認識的，把脈後說「不對啊，這不該是小孩子的脈」。父親路上就問她，她怎麼也不說，父親威脅說，不說就讓她回到火車站、鐵路上。澄澄就說了。為了報案形成了這張紙。「他把我叫去，拿糖給我吃，後來就脫了我褲子，壓在我身上。過了半個月，爸爸媽媽都出去了，他又來叫我。他說他喜歡我。」之後小夥子和那個「棒棒」也來，有兩次在「棒棒」那裡，一次在這裡。「棒棒」不給糖，威脅她「說出去殺你全家」，所以她怎麼也不敢說。
報案之後，三個人被抓了，但他們都不承認，當天就放了。民警說，他們也沒有辦法，「沒有證據」。女孩的病越來越嚴重，中醫說他沒有辦法，他沒遇到過這種事。女孩昏迷了一次，送到急救中心，開始沒有錢，醫生態度不好，一檢查，女醫生吃驚了，態度就好了，她說她沒遇到過這種事。紅萍的子宮完全壞掉了。加上她小時候就有心臟病，這可能是她被人丟棄在鐵路上的原因。女醫生勸他們去找婦聯，找了也沒用。一直欠了急救中心幾千塊藥費，醫生說實在沒辦法了，開了一些藥讓回來治。回來就一天天出不來氣，夏天又來了。腳背上都開始爛了。
說話被打斷了無數次，紅萍的呼吸會忽然急促窒息，煩躁不安，要父親給她調整枕頭，擦拭汗水。對父親的這些照護她總是非常暴躁，有一次猝然揚手打到了父親臉上。但我還是發現，從父親回來後，這間窩棚裡可以稱為幸福的東西有了一點，多了一點。母親說過，是父親把紅萍撿回來的，特別寵她。
父親只是默然柔和地做著這些，他長年負重的肩背現出柔和的輪廓，內心已經完全無可救藥了。紅萍的每一次窒息，都讓死亡的感覺離這間屋子更近一些。如果說我起初在屋子外面的走動中就想到了死亡，在這間屋裡死亡卻真實地一點點靠近了我們，控制我們，它的陰影已經越過父親善於承擔的肩背，落在躺著的女孩身上，也許就是對這種陰影的感覺使紅萍煩躁不安，而他分明看著這些卻無能為力。他的力量只在於對付那些電視機和冰箱，以及對應的樓梯！我們的到來，究竟能給他什麼希望，也許只是內心的溫柔讓他接受我們的採訪和提供給我們那張紙。與此同時，黎平在不停地抓拍父女之間的照片。
完事趕緊回報社趕稿，被標題折磨。最後產生一個名字：《誰來拯救小紅萍》。有點極端，但只能這樣。第二天有老闆聯絡捐款，有幾個電話。有點高興，住院、治療這些事，還沒怎麼想好。
晚上突然接到黎平的電話，紅萍死了。瞬間的驚心，披衣、起床、出發——已經繫上皮帶，但忽然倦怠，時間已晚，我讓黎平去，自己躺下來。內心猶豫不安。也許我覺得頭一天已經看到足夠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一次現場體驗，我並不真正關心紅萍的死亡；我感到了自己有這種冷漠的東西。也可能對死亡的拒斥和生疏阻礙了我，從深處說，我有一種不快、隔膜的感覺。那個跟我說話，回答說自己「想活」的孩子，浮脹得似乎有點喜慶的孩子死去了。那天我們面對面很難說話，已經有什麼把她和我們隔開，她因此煩躁不安。那個屋裡有塑膠袋、易拉罐和瓶子的鮮豔色彩，她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氣，偶爾以猝然的動作打斷什麼，我們那時伸手其實已經無法夠到她。
黎平帶回來紅萍的照片，我看了一眼。照片裡現出她的父親，他退在一邊，只提供一隻手臂，讓她安靜地躺著，但他臉部的一小條仍然不小心進入了鏡頭。這是一條被切割的臉，和臉上其他部分分開並且永遠被相片的邊界隔絕了。雖然這條臉幅度很窄，連一隻眼睛也不能容納，絕望和孤獨卻和一張整臉同樣強烈地表現出來。紅萍的臉則顯得很大，保持著浮腫，但已經現出硬的變化，眼睛閉著。兩隻手臂平放在身邊，我想起她對父親那些激烈的動作。在這裡，東西都被狹小的空間擠壓，它們不得不爭取空間，在努力表達自己的同時已經被扭曲，不管它們在狹小時間和體積限制下自我表達的意志是多麼強烈。
坡頂有一條從彈子石回解放碑的公交線路，也是這裡和隔江的城市連線的唯一道路。我沒有立刻搭車回城，穿過這條路繼續朝上走，一直到遙遠的山上去。我向裡面走，到了樓房快消失的地方，看到一個場地的入口，有石頭砌的門楣，附近一個石料工場，騰起打鑽的煙霧。開始有些不明白，忽然知道是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