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一個清晨，我從較場口的辦公室下班，站在十八梯石坎頂端，感到身體失去了重量，像一個現成的天使。
失去身體的感覺不是一下子出現的。大半年以來，我在報社做夜班編輯，隔兩天要熬一個通宵，清晨在白濛濛的天光下回家，頭和腳步輕飄。過了幾個月，身體需求越來越少，飯量下降，性慾幾乎消失了。我不再去跳舞，晚上小絮偶爾的暗示會讓我不耐煩。有時覺得這是一種安心的狀態，似乎漸漸擺脫了自己的肉體，靈魂獨自生活，像我少年時代想要的那樣。
但身體能承擔的也越來越少。爬上租住的五樓覺得很累，趕不上身前的老年人；傍晚上班時爬十八梯的石坎到報社，更費時良久，像一個衰弱起皺的老年人，要在途中歇幾次，讓落後的呼吸跟上來。呼吸本身成了很大的負擔，像一種強加給我的東西。
歇氣中有時想起階梯的譬喻。前幾天我跟陳天、李影一起從解放碑大都會頂樓「外婆橋」回來，宴請的主角是陳芬，主題是向大家介紹陳芬耍的朋友。這是沈文明去世之後大家第一次聚餐。本來也喊了吳海子，他當了晨報的編委，值班看大樣脫不開身。
「陳芬還是個官哦。」回來的下坡梯坎上，我問陳天。
「她是市紀委的一個處長。」
我走在他前面，邊下階梯邊說：
「像吳海子跟陳芬他們，站在比我們高一級的階梯上，我們伸出手來可以拉住，甚至關係還會很親密。而我們的手往下伸，又會拉到比我們低一級階梯的人。我們和兩邊的人都是好朋友，可是他們之間沒有聯絡——他們隔了兩級階梯。」
「同樣，吳海子他伸出手能夠夠到的人，我們也夠不到。所以有人說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過時了，但人生的階梯又是分明的。」
陳天沒有回答，只顧注意踩著生了苔蘚的梯坎，似乎我多餘的話，給這場散步添了小小的冷場。這在我們當中是不常出現的。
或許是我的話不合適，或許他只是在回想，剛才聚餐上見到陳芬耍的朋友，是沙坪壩一個派出所的所長，看上去微微有些發福，兩人就要結婚了。這是沈文明去世一年半後的事情，沒有什麼可說的。那天陳天的話顯得很少，只是感謝陳芬幫李影找了在魚城的工作。
在十八梯頂端，我一時沒有邁步下坎，擔心自己一腳踩空，會脫離地面飛起來，到達沒有重量的地方，背上甚至長出透明的翅膀。就像我有一次對陳天說的：沒有這根陽具，我就是個天使。
這是以前沒有的身體感覺，它一直在那裡，是一副我沒法撂下的擔子。像剛到魚城，和報社司機小黃從菜園壩取回上海託運過來的書，小黃搭把手卸在地上就離開了，我獨自搬著蛇皮袋上七樓，在來去的十幾趟中，淌著黏稠的汗水，領受著經過的人猜疑的目光，像是支取了出生以來所有儲存的力氣，卻只是開頭。
夜班之前的日子，和陳天、萬群他們走在去金竹宮的路上，幾個一起分來魚城的外地研究生，據說是報社專門決策「引進高層次人才」的成果。萬群說到頭天一個大款師兄來，請他去了牡丹夜總會。
他講，那個「妹妹」像女學生，特文靜。他問她一月能掙一萬多吧？她說哪有這麼多，也就是五六千。「你划得來？」「那你讓我幹什麼？」她嘆氣，「能當‘媽媽’就好了，一個月兩三萬。」忽然反問：「你願不願當‘鴨子’？找錢比‘媽媽’還高。」女人又笑，打量他：「可是當鴨子也要條件，一要能侃，二要能幹。」萬群的體型那時還清瘦，算不上能侃又能幹。
「今晚跟我走啊。」他儘量老著臉皮說。他第一次進夜總會可沒這麼出息。人家問他「怎麼來的」，他竟說：「同學帶我來的。」他從此沒忘過這句回答。小姐微笑了：「我大姨媽來了。」
「大姨媽是啥子？」我的問題讓大家笑了起來，跟著我就似乎明白了，臉上似乎有些紅了，只是又想：為什麼不待見大姨媽呢？母親沒有親姐妹，談不上對姨媽印象的好壞，只能說當初讀《紅樓夢》，對薛姨媽的形象不是很感冒，生了一個呆霸王，又加上有心計跟林妹妹爭物件的女兒。臉紅的感覺很快消退了，讓位於另一種留戀的感覺：這樣散步的小小佇列不會有許多次，由於小絮在這裡，他們並不帶我，去哪裡並不重要。
萬群說大姨媽只是藉口。「小姐一般不願意跟你走，怕不安全。」眼下去金竹宮跳個舞，就簡單得多了。這是我的初次，類似「開處」，他們卻是有規律地去。那裡的優勢是實惠，能夠摸到真東西，而且不是《在細雨中呼喊》中兩個少年所謂的真東西，卻花不了幾十塊錢。
那是一個巨大的防空洞。從道門口附近街面往下走，一條甬道長長下降，壁上掛的小燈有幾分詭秘，地底傳來的音樂聲含有惶恐，我們像在走向一個巨大的、出自歷史的儀式深處。到達底部是黑壓壓的人群旋渦，一種喧鬧且浮動的東西像煙一樣籠著，其中確實含有大量的煙。舞場是兩部分，一邊是茶座，一邊是舞池，買了五元錢的票之後，撩起簾子進入舞池，最初一刻什麼也看不見。
這個龐大的空間無從把握輪廓，沉在黑暗的海底。眼睛漸漸適應了，人的輪廓顯現出來。我發現不少的人和我一樣，站立著等眼睛適應，然後邁入黑壓壓的人堆之中，中心的人在挪動，這是一個龐大的中心，體毛那樣緊緊糾結在一起，幾乎看不出單個的人。而邊緣在四處遊動，一群群男人來去像虛無主義者，穿過大量站立等待的舞女。他們交換著冷靜的眼光，成交者示意，就拉起手加入中心。我驚訝於這裡無數的女性，如果男性也是無數的話。這原來是個巨大的交合儀式呵。中心那裡的動作曖昧不清，我心情緊張，在人群中徘徊，手指在褲兜裡按著紙幣，已變得汗津津。
我的前途莫測，直到第一個女性主動招呼我，她看上去溫柔可親，二十五六歲的年齡，她的話語和臂膀消化了我的不安。按照同事們的囑咐，在她的引導下，我很順利地摸到了她的乳房，這是一隻豐滿的乳房，並沒有下垂，然後又是一隻，它柔和的形狀像一個島，一下就讓我徹底地平靜，憂慮都退到模糊的遠處。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廠裡看倉庫的文員，由於工資太低出來跳舞。她還在參加大專自學考試，前不久剛過了兩門。我對她說自學考試很難的，不如上函授。她說函授貴，反正慢慢考。她打了點香水，但並不討厭。周圍的氣息複雜濃烈，暗中大型空調在呼呼轉動，音樂甜美，催眠著人的嗅覺和聽覺，明知曖昧，卻聚集不到生理反感的程度。
肯定是有問題的，其實冷靜地想，肯定有。手心和胸脯上的黏液，在核心的昏暗燈光下，忽然看見一個舞女在為舞客手淫。那時全部的惡一起甦醒，這裡的本質顯露，霎時無法忍受，推掉懷中的異性，草草付了錢跑走。黑暗中的她感到突然，困難地辨認鈔票。但我無法擺脫尚在旋渦中的夥伴們，一個人走出甬道。我有些反感下身，但被乳房的曲線組成的天際線吸引。乳房是人頭上空的救生圈。
我見識乳房的數量迅速增長，進入一個磅礴的世界，童年的我也從來夢不到這麼多隻乳房，它們滿空飛舞，挑起對飽滿的、柔軟的、俯就的世界的渴望，絕望地永無止境。五十年前，在俄羅斯邊疆地區一棟癌症病房樓裡，患乳腺癌的少女阿霞把乳房懸垂在少年焦姆卡臉上：「你吻吻它吧，吻吻它吧。」她流著淚，第二天它將被扔進垃圾堆。對那一刻的少年焦姆卡來說，他嘗試了人生全部的溫柔和殘酷，這對一個孩子是否太重又太輕了？
這大概是一個地下指揮部吧，一個歷史場所，現在卻埋藏了魚城快感的秘密。那樣壯觀的場面，對我而言沒有再現過，即使我之後還去了多次，當初的震撼卻消失了，我成了煙霧瀰漫下攢動人頭中的一員，無從分別。也許是場面太過龐然，金竹宮後來由於消防問題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裡，同事們無所事事，直到偶然聽說了新的地點食品舞廳。在那裡，我意外與小芹重逢了。
煙氣浮動的燈光下面，她在一排穿著單薄等候客人的女孩當中，個子顯得細高，似乎並不適宜出現在這裡。我們的眼光相遇，最初都霎時避開，或許出於震驚和尷尬，怎麼會在這裡？我想過在什麼地方和她擦肩，朝天門碼頭或是解放碑的路面，停下來搭訕兩句近況，又匆匆作別；為什麼是在這裡，彼此以這種身份？沒有別的舞客向她伸手，也許和周圍的女孩相比，她單薄的身體實在不算性感。她正要往回走，我邀請了她。
我們像其他舞伴一樣摟在一起，慢悠悠地轉著，沒有說話。她的身體溫順地貼著我，和其他舞女的溫順沒有兩樣，這就是當初我在宿舍樓頂和水房魂牽夢繫的身體，沒有了那份躲閃和疏遠，但又顯出遲鈍。雖然在我懷裡，卻似乎離得更遠，帶著某種煙氣和汗意，變成了另一個身體，我摟著的小芹也變成了另一個人。兩曲終了，我給了她二十塊錢，她回到了候客舞女的佇列裡，我隨便再找了一個舞女跳了兩曲。過了一會兒我再去找她，一時沒有找見，疑心她走了，後來燈光變亮，她從舞池中間退了出來，和一個舞客分開，輕輕往衣兜裡塞一張鈔票。我又邀請了她，跳完一曲之後，就跟她到旁邊的長凳上去坐著，問她為什麼會到這裡來，似乎她不該先問我為何來舞廳找樂子似的。這是我們在舞場裡說的第一句話。聽到她的回答時，我似乎有一種釋然又可惜的感覺，她的聲音沒有變，仍舊是那個在水房的滴答聲中讓我感到心中一動的聲音，似乎在煙氣的薰染下預先獲得了某種豁免權。
她說，自己離開報社印刷廠之後，有好幾個月沒找到工作，在魚城漂著，租房子的錢都沒有了，只好到一個也是湖北過來的女孩那兒去擠。那個女孩在朝天門布店售貨，自己沒多久辭了職，介紹小芹頂了她的崗位。布店裡一月掙七八百工資，一天站櫃檯的時間太長，下班之後基本只能睡覺了。幹了一年，她覺得實在沒意思。到魚城以來的幾年經歷，和當初出來的想法不一樣。那年她從宜昌上船，帶著一股離家出走的快意，坐著上行的輪船來到朝天門。看到岸上高低矗立的燈火，還有「魚城港」幾個顯眼的大字，好奇這個城市的燈光位置都特別高，整個建在一塊高高的石頭上。順著石階一步步爬上去，就有了很多的憧憬，心想自己會夠到解放碑的燈火，沒想只能停在南岸和下半城的位置，在氣息憋悶的車間屋頂下或者燈火暗淡的馬路旁邊求生活。一天手裡拿把塑膠尺子，除了量布就是裁布，有時還要從車上幫忙卸布，覺得自己的雙腳被粗糙的布匹纏死，失去了知覺，身體要被布裹起來，像在鄉下夭折的女孩子，年紀輕輕地下葬了。她不甘心這樣，找不到出路，又不願意回家去面對繼母那張從來沒有掛上去過的臉。
後來她發現，當初介紹她去店裡的姐妹雖然不上班了，卻手頭寬綽，經常請她吃飯，沒事就去逛解放碑大都會。問她才知道，可以晚上到舞廳去跳舞，好耍，又能來錢。小芹擔心自己不大會跳舞，姐妹說也不需要會跳，小芹不大相信這樣的事。後來週末跟著去了一天，看了半場，才明白，心裡覺得這樣的事自己做不來，臉紅。姐妹說頭兩回臉紅，後兩回就習慣了，也沒啥，裡面黑燈瞎火的，誰也看不清你。主要是來錢快，一首曲子就五塊十塊的，又不費力。想到在布店裡一天十個小時地站著，一月七八百塊的工資，這裡小姐妹一晚上就能掙一百多，能到解放碑吃東西，逛大都會買包包鞋子，好幾個姐妹都在這樣跳，再回想起在印刷廠裝訂車間被排擠的遭遇，小芹終究忍不住下了舞場，站在了等候舞客挑選的人行列裡。起初在黑暗裡臉紅到發燒，感覺自己要燃起來，也覺得吃虧，挑舞客，遇到那種特別過分的，直想把舞客的手拽下去，後來也就習慣了。只是每天回家，一定去巷子口的大眾浴室，好好洗一個淋浴，那些舞客的手掌痕跡，似乎就像樹葉從身上落下了。
小芹也堅持著小姐妹們教給她的底線：上身可以摸，下身不行，遇到那種客人一定拒絕，寧肯吵架撕破臉。因為這是小姐妹們和站在對面一排的老舞女的區別，是跳舞好耍和賣身的區別，是年輕和年老色衰的區別。至於出臺，更是不常見的事，一般是肯掏很多錢的人，或者長期包場的熟客。
我們像普通的舞客那樣跳舞，只是每次我都多給她一二十元錢。有一次在舞廳散場後，小芹跟著我去勞務市場，爬上七層樓梯，又避開房東太太的視線進了我的租屋。「我好少做愛的。」在我們上床之前，小芹正正規規地用著這個字眼說，就像她在印刷廠宿舍樓裡第一次跟我搭話，似乎從那座宿舍樓到這家舞廳，一切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畢竟有什麼暗中改變了。當初我在水房和走廊裡曾那樣渴念的身體，似乎遠隔銀河，縹緲如同星雲，如今這樣來到我的身邊，仍然有一分過於苗條，似乎額外減去了一點什麼，又多出了舞廳裡的汗味和一股菸絲氣息。我在她的乳尖上嚐到了濃濃的鹹味，來自今晚不同舞客的手掌撫摸，其中也包括我的。
後來小芹告訴我，來我家那天她在身上藏了一根針。如果上了床她並不想發生什麼，而我不想就此打住，那根針就會拿來對付我。那是一根頂大號的、用來縫紉帆布的機針。
我背上有點發涼，不敢讓她拿出那根針來看一下，也不知道她藏在什麼地方。我只是小心著不碰到這根針。我們躺在床上聊到彼此的過去，難怪她在南坪時從不吐露自己的家世，似乎正像那些小說裡的情節安排，她的故事裡除了父母離異和繼母的不待見，還要添上生母的乳腺癌。母親離婚後狀態很糟糕，父親也不管，只有她找錢給母親治病，因此她跳了大半年舞沒存下錢。
我說癌症治不好。
「是啊，可是不給她治，她的咪咪爛了，看上去真的很煩呢。」小芹心事重重地說，分不清她說的是病情預後，還是眼前已經發生的事實，讓人無從目視，尤其是我正在撫摸她咪咪的情形下。
那次上床後我給了她兩百元錢，但是在按價付賬之餘，我們之間似乎有了一種莫名的關係，直到她說出「女朋友」這個詞。
我停在梯級上，眺望坡下的魚城，層層沉積的舊磚房或木屋，長江掩映在幾幢高一些的樓房身後，露出寬闊不失蜿蜒的腰身。江面那邊是有些迷茫的南岸區，剛剛開始修建的南濱路，露著一些生荒的地面。遠處南山的丘陵地勢一直通往雲南的山脈，那裡竹林聳起托住了陰影。河流與幽深的竹林纏繞不休，來自竹林又歸於竹林，植被茂密地遮蓋了陽光，掩護了陳獨秀的墓。植被又是在蒸騰，陽光下綠色的雨，使我想到遠古的四川農民，李白和蘇東坡的童年、初戀、眺望、遠行。
南坪是我初來魚城住過的地方，已經很久沒去過，就像把東西丟在地上再也不去撿。小絮倒是在那裡上班代課，但用不著我去探視，她也似乎不情願這樣做。這是長年奔波後些許的成果，從人才市場到招聘單位，黑壓壓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龍，厚厚疊壓的簡歷材料下寥寥的機會，蹩腳條桌後招聘者麻木不仁又故作深沉的臉，簡直就是蠱惑人心的圈套。我更願意在市場外等待，幾次等到小絮一臉通紅地奔出來，原因是招聘者對她說了一句英語，而在老家學校教英語的她腦子一片空白，像課堂思想走神被她叫起來提問的學生，完全找不到那句回答。在這個人數過剩的市場裡，每個應聘的人似乎變得越來越小，直到跟人才完全不沾邊，卻無法擺脫這個過程。
奔波的歷程從上海就開始了，在畢業前那個蒸熱的暑天，上海西部連片聳立又毫無差別的寫字樓看起來彷彿氣化了。我們在其間上上下下，有的好歹得到了一個盼望，或許只是一個微笑，一個較為和善的態度，一句隨後等通知的套話。給人帶來希望，希望又變為失望，像白天奔波的汗水很快變鹹，和晚上在南區宿舍樓硬板床上擁擠的汗水膠著在一起。
有時候開始怨恨那些故作親和的話語，輕巧地許給似有若無的希望，就像春天裡的一次前鑑。一個叫普爾弗之類的外語培訓公司大規模招聘，初選通過後要求到上海面試，而小絮的學校課程請不開假。打電話說明情況，招聘的女人在電話裡煞有介事地回答：「我們希望給所有人提供機會，但不能保證你錄用，是否來你自己考慮好。」咬咬牙，還是讓小絮來了。在我那張曬燙的單人木板床上安頓下來，去遠在郊區的這家公司，一直走出高樓的邊界，到了濛濛稻田之中。
我們都意外上海會有這樣的稻田，甚至沒有找到正路。小絮穿過窄窄的田埂去面試，我在稻田邊草地上躺下來，翻看手裡拿的藍英年譯的《日瓦戈醫生》，似乎第一次懂得了那些刻畫藍色天空和纖細樹枝的句子，還有糅合著詩歌與方言的漫長對話，像民謠的吟唱一樣永無休止。蜻蜓有時擦過我的額頭。讀完一章，小絮從普爾弗出來，說前來面試的人排長隊，可能那個女人給所有投簡歷的人都發了面試通知，他們大約是借招聘來做企業宣傳。
我沒有說什麼。我們沉默地在稻田中間逛了逛，似乎對這裡有某種感情，但知道不會再來了。小絮要趕回陝西去補課，面對無故曠工的處罰，過來時下的莫大決心，顯得有點可笑。
夏天裡接到一個面試機會，去到一個破舊的工廠區之類的地方，整座社群似已廢棄，大樓面目蒙塵，小絮從樓道走上去，尋找那家據說是開在這座空蕩大樓裡的公司。我開始擔心她的安危，似乎這裡會上演誘拐、綁架、失蹤的情節，但我仍舊被一種東西阻礙，沒法陪她走到樓上的辦公室，徘徊在空蕩蕩的樓下，懸著心等到她走下來。小絮說樓上只有那家公司的門牌，一個面試的男人，對她印象似乎還好。但這個地方太清冷，也不太敢相信這家公司，即使通過了恐怕也不敢來。我們離開之後沒有下文。
不管怎麼說，那麼多次失敗下來，總算有了這麼個代課的地方，告別了在各個人才市場穿梭的軌跡，在家中單單等候我歸來。當我在一天「掃街」的奔波之後，回到南紀門那處光線不足的出租屋，敲門等待小絮來開啟，看到她的神情由寂寞到看見我露出的喜悅。在整個魚城只為等待我，為的是阿里巴巴念著「芝麻開門」的咒語，而小絮真的變為了一粒芝麻，這麼小，沒有了重量和需求，我卻無法像她希望的，把她裝進衣袋帶走。
似乎沒有這個機會的話，再也拿不出一絲心力，只有破產或者回陝西，卻又來了這麼一根吊人的蛛絲。每天八節課和十五塊一節的收入不可謂不辛苦，「好歹我可以養活自己了」，第一天下來，小絮啞著嗓子卻似乎有幾分高興地說。她還沒有學會如何用低一點的聲音講課並壓服一幫城裡的小孩，不過慢慢地也會找到一點分寸。我們從南紀門搬到了十八梯光線較為明亮的租屋，漲了一截租金，我也從熱線部到了夜編部，生活告別了奔波的過往，安置在這段上下坡的階梯軌跡裡，像一個總是在這段路上，挑著一副看不見的擔子的「棒棒」。
第一次走出菜園壩火車站，迎面圍上來的「棒棒」嚇住了我，手裡圓滾滾的竹棒和急切貿然的口音像是要明火執仗。濃郁的口音，含有一種陌生的質地，如同這個城市的本名，天然含著一個「重」字，無從解脫。「魚城大嗎？有農村嗎？」「有，魚城是大城市，大農村。」從上海過來之前，在電話裡只問了這兩句。到了魚城，並未真正下鄉。就像當初大學畢業回家鄉的法院，想著紮根鄉土寫小說，以為自己可以承擔泥土的重量，卻失敗於旁人的眼光，「他來這裡幹什麼？不行才回來的吧。」報社校對室那些人的猜疑，「說是引進高階人才，特別好的留在上海了，也輪不到咱們。」
上一次過江，是週末去商學院列印稿子。
走進新式的學校高門樓，拱形線條帶有雕花的廊柱，有點仿古卻帶著洋氣的味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古老卻落寞的校園大門很不一樣。初來魚城自制的「作品集」，是去魚城大學列印的。它兩扇水泥墩子的沉鬱大門，完好儲存著另一個時代的陰鬱質量，那暗紅的字跡似乎生來如此，不曾被雨水和歲月沖刷：「教育為了工農兵」「無產階級大學」。後來我看到沙區紅衛兵墓，墓碑跟這兩根柱子像極了。院中草木葳蕤，我的大學生涯，似乎就淹沒在這樣的盛夏荒草中，辛苦而急促地穿過記憶，一些木板房子的微紅色內部使我感到了神秘的親切，想到了朦朧久遠的儀器、課堂和心靈的往事。
在復旦一間霜白的、四面是暗紅木格窗的教室裡，高老師為我推薦稿子。他有一個同學在北京某雜誌，最近當了常務副主編。樓板輕輕踩一腳就引起迴響，似乎在一口井中，窗外有點點飛花。對復旦現在就是這樣的記憶，一種東西離開久了，變得沒有理性地浪漫。電話打了，稿子寄過去，一直不見迴音。一個月後我打電話問，說還沒看。給高老師說，他連說沒問題，同學有些忙，畢竟是做主編的人。
但過了一段時間，那邊還沒來電話，高老師就讓我再拿了一篇稿子，一路寄給他。「也當作催一催。」我看了高老師的推薦信，說我的東西「初看平淡無奇，看進去了很有味」，又說：「以前你多次督促我給你一點東西，因為我生性疏懶，一直沒有還債。」這兩段話莫名使我感到一點難過，和對老師的歉疚。信又寄了，過了一個月，沒有迴音，我打電話過去了，那邊正在和人打牌，開始沒想起來，我說是高老師的學生，才「哦哦」地說道：「看了，看了，還可以，就是我們這裡比較強調現實，你的東西題材意義到底有限。」我問他寫得到底怎麼樣？對方停了一下：「風格不合吧。」又說他會給高老師打電話的。
後來我告訴了高老師，他沉默地點了點頭，說那個人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少見到高老師這麼動氣，我也覺得廢然。到現在我還常常思慮、後悔，是否這導致了我和高老師的疏遠，還是當初不該叫他推薦稿子。在幫我發表畢業論文這件事上，他也很失敗，雖然在自己的論文發表時他不同尋常地成功了。
廢然是一種常態，也許勝過「無聊」。當痛苦襲擊一個農民，他總是默默地受，等待著過去。過去了，就能深刻地體會「活命」這個詞。我想為一個老年的農民寫一首詩。這首詩只有了兩句：山頂籠上陰雲/農民步入老年。陳天說吳海子寫詩靠一種語言的天才，總能得到最合適的詞語。趙傳一首歌唱道：仗著天/我走路大步大步。我的任何一小步都笨重。以前以為上帝在支援我。用失敗來試煉我。肯定很多人都這樣想過。
今天我還是行動了，準備打出來寄給同學陳立。畢業後大家分飛，他分到上海某出版社。這是一個特別走運的結果，我曾想爭取卻失敗了。
陳立的哥哥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在法國當翻譯，出版社的老總出國旅遊，正好他做導遊，相處愉快。老總問到他有個弟弟在國內復旦大學，表示可以幫忙。回來兌現了諾言。上次電話中，他說已認識了不少作家和編輯，韓少功、海男等等，讓我有了東西可以給他寄過去，碰碰機會。「就是怕你出了名，不理我了。」
我對著電話狂笑：「怎麼會！」我說的是「怎麼會出名」還是「怎麼會不理你」？後者未免太自以為是了。也許就是這兩者微妙、隱秘的混淆讓我大笑，同時感到笑後面的抑鬱。
陳立不以為然地說：「那可是未必，你的那種風格，肯定會有人喜歡的吧。」指的是我以前寄給他的《唐詩故事》。
儘管自覺有點虛偽，心裡還是竊喜的。以前在大學裡，並沒給他看過我的什麼東西，沒覺得他是文學同道。現在他倒是——
眼下兩張軟盤在褲兜裡體貼著我，有一篇就是從《唐詩故事》中抽出來的加工部分。
自從辦公室的電腦爆發了一次病毒，副主任在他經常使用的那臺電腦上加了開機密碼，而那臺電腦又是這個辦公室唯一裝了雷射印表機的，我就失去了借公家之便打自己稿子這種小小的方便，雖說我以前也只是用一下機器，列印紙是自己買。報社附近列印店價格不合情理，輸出一張要三塊，最少也要兩塊，算下來兩篇稿子得花很多錢。根據我的經驗，大學裡的列印店應該比較便宜。我的目標預期是找到一家一塊錢一張的。
眼前的樓略為含有神秘，暗紅色、黃色，形狀有幾分像城堡，特別是立於高坡上的那些，這些使我陌生，不是我經歷的校園。想到傳說中從未見識的「大學城」，像失望的k站在村頭感到身處異鄉。只有門廊裡的傳達室和「男生止步」的標誌是我熟悉的。
一條尚未填好的深溝那邊，一座現代樣式的寬頂建築，走近後看出是食堂。燈火就要輝煌，它顯露出來的鋼筋結構和玻璃元件，有一種神秘淒涼，也許是由於那種冷色吧？傷感有時候包含神秘，蠱惑我自己。我的頭是微側的，我順著少人的潔淨水泥路走去的行為是生僻的，彷彿我打算什麼也不碰到。但是就在眼下，就在路邊，一對戀愛的學生勾肩走來，幸運滿足地微笑，女孩卻長得有幾分庸俗，使我對他們產生了一種「苟合」感，這真是一種破壞性的感覺。
奇怪，這裡仍舊不見列印店，小賣部倒是有幾家。我朝著學生宿舍樓走，那地方一定要養活這類生意的。但是我走了相當遠，還沒有見到宿舍樓，同時漸漸驚訝於這座新學校沒有歷史，倒能別具一格，或許是一種考究的洋氣。人造的不過度張揚的排場，除了佔有南山的地利，聽說還由於校長是現任常務副市長的弟弟，能得到撥款。
我在草坪和噴水池邊緣上走著，有時鑽進一片竹林，裡面有的部分已整治得很好，當然還有一兩對擁抱或獨坐的學生，像無可救藥地安靜的鳥兒。這使我感到一種手足情誼。一道月亮橋，幾處石階還有溪流，我沒有去看溪水，心裡卻判斷那溪是髒汙而又不超限度的，一個這樣的情境能容忍的限度。有一片地方還在整治，我踩著剛鋪上的鬆軟土堆，邁過一個界線，於是又回到了大路上，像是要急匆匆奔赴什麼地方。
我知道，我走路的樣子幾分像有角動物，昂頭，鼓起嘴巴，兩手倒背。在寬廣的操場上，這沒有妨礙。當我遇到越來越大群的學生，我這種姿勢就收斂了一些，脊背稍微彎曲，手貼緊兩肋，順從中含有期待。我意識到學生像潮水一樣湧來，很多跟過去的我相像的窮學生，邊幅不修，一眼看過去，內心的沉默和家境的卑微就現形了，無可掩護。
我也遇見了漂亮的女生，竹林裡戀人的情態還未消逝，有一種纏綿的東西開始隱隱活動。這種活動根本沒法提到桌面上來說，可是暗地裡仍然是需要出路的，又根本沒有出路，只能亂走一通，在某個部位又沉淪罷了。小絮來魚城之前，我的出路只有手淫或找妓女。這顯然不是理性的解決，算不上一種解決。跟妓女在一起，雙方總是要提防什麼，肉體擠壓之外其他是疏遠的。就算表現得羞澀、親切也不行。她來之後，似乎仍然沒有解決，倒像是加增了別的重量，讓人輕易不願伸手觸碰。
眼下問題卻忽然消失了，像是有一雙手替我拿掉了它。但我也有些心虛，這副輕飄飄的擔子，有天我也會忽然挑不起，一下子變得極其沉重，把我壓倒在地。就像走出辦公室時觸到頭頂的天光，總是特別沮喪，像有一塊毛玻璃壓下來，頭皮發麻。
春天的氣息些微飄來，我的胸口有輕微的疼痛。這是陌生新鮮的感覺，想離開這段軌跡，到那片有些迷茫的遠景中散散心，把無形的擔子放下一會兒。
中午，我租住的樓房被一片人聲抬起，連同我稀薄的夢境。睡眠到了末尾，像煎得太久的鹽改變了性質，近似於昏迷中的掙扎，一種對於睡去的懦弱迷戀，是我這樣過夜生活的人獨具的迷戀。我被吵醒了，卻不知是人聲中的哪個聲部，哪一次尖銳的發音，刺破了我稀薄夢境的被單，似乎有個尾音留在腦子裡，卻無從找尋。我待在床上，床頭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半天才想起這是從圖書館借來的。
正像李影說陳天：早上起來，會瞪著眼出神半天。
圖書館在兩路口坡地上，有幾排蘇式老房子，看上去像一個異鄉人走到這裡，臨時停下來在路邊歇息，卻再也沒動身。因為防火整修，裡面敲打得又破又亂的，仍有一種時間停滯的氣息，暑熱蒸著木窗格上暗紅剝落的漆皮，鐵質書架上厚積著灰塵。前不久，報道了一個女孩在開架書庫裡悶得休克。暑熱在這座城裡像黏稠的泥漿堆積，在人們彼此緊挨的背上相互流動，像鐵櫃裡關閉的空氣的絕望，又似乎是用舊了卻無法捨棄的象徵。一眼望不到頭的書感染了陳腐氣息，它們把偶爾增添的新書沉沉淹沒，使庫裡失去了一切活氣，陀氏的書就蹲在十九世紀的囚籠或地牢裡守望著，其他一些角落還囚著各自孤獨的靈魂。
同樣的悶熱，充塞在圖書館下方半坡的博物館裡，房子比圖書館更老舊，看來出自民國，所有的木格窗戶都關閉著，似乎被釘死了，沒有空調和電扇。一副陳列在沙盤裡的恐龍骨架，像是從侏羅紀的悶熱裡一直存放至今，那些已成化石的巨蛋或許受到催化醒來，卻又被暑熱催眠。不知道這座建築以前的身世，沒有任何的標識介紹，一切事物都在半死不活中，正如魚城無數的舊物，連同報社裡曾經的「國民黨政府陸軍部」禮堂，現在只是用於工會每月發東西，領回色拉油、紅九九火鍋料和衛生紙。
眼下這本書顯得過於沉重，我另外開啟一本《江文通集》，朗誦兩句「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固執地想把某種感覺儲存在心裡，但一戶人家哭喪的哀音更執著地飄進我的耳朵。我想起來剛才是被它吵醒的，類似一種謠曲，聲調咿呀，足夠的悲哀又悠長。我走到窗前，想看看是不是北邊的人家，那邊不是前不久才死過人嗎？辦喪事的時候，人們在巷子裡擺開牌桌，還要開一個卡拉ok演唱會，請來一幫野路子歌星和兩三個打鼓的樂手，聲情並茂。親戚們輪番為死者點唱，希望他熱熱鬧鬧地聽見。魚城的大街小巷，永遠熱鬧地演出故事，每個人都願當個角兒。連找勞務也是如此，非要擠在大街上，市場裡面卻冷清清。
那悲哀的聲音，並非來自北邊的人家，卻是從南紀門勞務市場升上來的。往下一看，只見密麻麻的人頭。剛來的時候，這一片擁擠發出的嗡嗡聲曾使我夢寐不安，非常後悔租了這套一室一廳，過了幾天卻適應了，像是其中含有強大的催眠力量。幾個警察驅趕著人群，他們每人手持一個電喇叭，發出單調重複的口令「走起，走起」，類似吟誦。若非如此，他們自己也很快要被人群的嗡嗡聲淹沒。走過來，走過去，他們使龐大的人群永遠停不下來，似乎只要不停地走動，就可化解一切矛盾，給患了腸梗阻的道路帶來希望。
但這是個多麼龐大的、不停蠕動的、充滿一切的、散發著氣息還伸出了觸角的活物啊！它不斷地產生矛盾，又不斷地達成和解。有時候矛盾突然激化為衝突，流動的人群忽然停止了，積聚在街心，像掀起了一個浪，四面是水流相激，越升越高，濺起了汙言穢語的浪花，最後終於成為驚濤駭浪，往往呼嘯地衝向其他街道。這時警察只不過是浪花上的一塊舢板，他們的工作在我看來因此完全必要卻無益。但大多數時候，他們能夠控制局面的根本原因是：這龐然大物受到某種虛無感控制，它揚起了浪花又將它們平息為虛無，發起了一個運動又猝然停止。這龐然大物還養活了沙灘上的拾貝者：賣盒飯油條，特別是那種一元錢一碗的餈粑飯的、擦皮鞋的、報販、棒棒旅館、公用電話攤子，當然還有乞丐。我想到柏拉圖的洞穴和市場意象，我就像在背對人間的洞穴裡，看到世事喧囂落到巖壁上的投影，面對飄忽不定的火焰，無從捉摸真相，儘管我成百次地穿過人群，就像我一次也沒有勇氣越過人流旁的「鐵門住宿」柵欄，走進地下的空間一探究竟。
此刻不知為何，我的耳膜對於樓下聲音的旋渦感到極度不耐煩，江淹詩句的意境片刻揮發，也許是我的身體在一覺之間變得更輕飄了。我匆匆拿起陀氏的書，帶著空落的肚子出門。小絮去學校代課了，我鄭重地鎖好門：兩道三保險的暗鎖，加上兩道走廊裡的鐵門，上鎖時發出沉重的聲響。外一道鐵門是半年前加裝的，緣由是小偷的不懈造訪，以前靠裡裝的小門保護不了靠近樓梯的兩家，其中包括房東自家的住處。緊臨勞務市場，底層出口沒有裝門，順樓梯上下實在過於便利，很難阻止閒人的心思潑濺。
剛搬來的時候，房東大媽把著外一道鐵柵門驕傲地說，這多牢實，看看這鎖，「將軍不下馬」。她那胖大威武的身軀，由長年的魚城老火鍋滋養出來，似乎天然具有權威，耳朵下方兩隻黃澄澄的金耳墜輕輕晃悠，給這句話增添了分量。
沒想到不久後小偷從外牆排水管爬上六樓來，偷走了廚房的一隻電炒鍋。房東加裝了鋁合金防盜窗，選了一種窗格較細、便宜的，我疑心它的堅固程度，卻讓位於房東「不鏽鋼」的自信。
不料改天小偷再次爬牆上來，掰斷了一道窗格，在衛生間地上拉了一泡屎，屎附近還有兩個菸頭，卻沒有拿走什麼東西，看來是示威。奇怪的是也沒有發現他使用的衛生紙。想到當時我們睡在臥室，客廳通向廚房的門開著卻一無所知，真是不寒而慄。客廳裡倒想不起丟失了財物，想必除了一臺搬不動的二手冰箱，我們的租居生活實在缺乏財物。
對著那個窗格的大洞，房東也不免目瞪口呆，耳朵下面的兩個金耳墜也不晃動。安窗的師傅生意好，過兩天才能來，只能提醒晚上從外鎖住廚房，把菜刀都拿到客廳裡，晚上去上廁所的話把刀拿上。小絮又說不拿還好，拿了怕逼急小偷引起命案。她說的可怕景象使我也不敢提刀上廁所，只能拿一根木棒以示警戒。至於小絮，睡下後根本不敢去客廳。這樣的日子持續到五金店師傅來補上了窗格子，我想這對於小偷仍舊只是擺設，不料以後竟未再來，或許發現這家人並無餘財，而那一泡屎的示威已經足夠。
有一天房東回家，耳朵了少了金墜子，神情也大變，激動地給我們看耳垂帶血的豁口，講述正午的驚魂：她走在南紀門車站附近的街上，忽然耳朵一陣劇痛，跟著一個黃頭髮崽兒從她身旁飛跑而過，伸手一摸耳垂，摸到一手血，空落落的，金耳墜不見了！稍停才反應過來是被那個黃頭髮崽兒一把揪掉，想追上去，人卻早就在人流中沒影了，怒氣沖天又無可奈何。事後報案也無濟於事，民警做完冗長的筆錄，說最近這類飛步搶奪耳環或者手包的事很多，搶奪者大多頭髮染成各種不常見的顏色，為安全起見，建議她不要再戴金耳環，街上遇到染頭髮的小夥子離遠點。跟著去醫院治耳朵，縫了兩針，現在還留著一道疤痕，破相了！
房東憤怒地說，啷個社會變成這個樣子，她年輕時候，天氣太熱，全城老幼都鋪席子睡在大街上，沒聽說誰丟過涼鞋水缸子，一把扇子也不會有人偷。她這對金耳環是銀婚紀念品，現在剩了一隻，配也配不起來，也不敢戴了。「沒想到社會變成這個樣子，你們報紙要多報道，改善社會風氣！」這時她已經知道我在報社實習，剛剛開始跑訊息。
多年後在北京，和一個同事在北四環南邊的西湖春天餐廳吃飯，我清晰地回想起這個場景，房東失去的耳墜似乎仍在耳朵下晃動，樓裡的炙熱、吊扇的呼呼聲和樓下市場的喧囂連在一起，使我有一種要中暑的感覺。腦子裡面固執地出現一個小偷順牆上下的場景，他就像帶著一個吸盤，多麼光滑的牆壁對他也無濟於事，牢固地附著在我的記憶裡。這或許是由於這個同事寫的小說，裡面有一句描述他看見一個小偷——「極快地順著排水管溜下去」。小說的場景發生在廣州，主人公卻輕易地客串到了我的魚城記憶裡。
我沒有報道房東太太的這次遭遇和連帶的小偷拉屎示威的情節，儘管它夠得上一條社會新聞，我又很缺線索。似乎這件太切身的事情，只適合慢慢地過去，在市場嗡嗡的喧鬧中被人遺忘，最好是爬牆的小偷或搶走了耳環的小子和我們一起忘卻，生活才得以持續。連那些網咖失火，不良少年窒息身亡的事情也須忘卻，像那隻發出人一樣悲哀笑聲的羊一樣，被人忘卻。我想到那個睡在屋頂被小偷打洞的棚屋裡，打電話向我請求不要報道的少女，我們的生活都鋪在人們手邊，無從防禦，看起來的安全感不過是自欺欺人。
勞務市場的出口對面有一座教堂，顯眼的十字架俯瞰著熙攘的人流，似乎誰仰起頭來，就可能隨時被拯救，只是人們幾乎沒有這種心思。在校對室工作時，我趁著午休去過幾次。
是週日，講堂裡嗡嗡地鬧，非常悶熱。凳子是燙的，沒有彩畫玻璃窗，也沒有唱詩班，羊圈外緊臨洶湧的大街，怎麼保證不流失？耶穌說他愛走失的羊勝過羊圈裡的。一些跟著父母來的小孩在座位間穿梭，牧師在講臺上用我聽不懂的某種方言宣講，從他腳下擱的牌子看，是《傳道書》某節。他的聲音含混而悶熱，透出了心中的激憤焦慮。克爾凱郭爾保證說這正是使徒的本質。他不管不顧地講著，也許使徒們真的已經抓住了他，聽眾們卻是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雖然也有人打手機，或呵斥孩子，但整個氣氛是慵懶順從的。佈道終了，牧師說了一句什麼，剛才的人們忽然齊刷刷地站起禱告，座椅一片嘎嘎響，我驚異地發現，他們都能馬上準確地理解牧師的要求，像最好的信徒或羊群。這就是儀式！
後來一次，同樣酷熱的夏天。唱詩的歌聲飄浮在報社上空，我受了歌聲的吸引走進十字架下的拱門。兩排穿著白衣的男童和女童在講臺前站成高低兩排獻唱，其中有些孩子幾乎是嬰兒。他們每人手裡捧著一本讚美詩，神情專注地獻唱。在我走進教堂時，歌聲已經持續了不短的時間，一首接一首，中間沒有停歇。我漸漸感到驚訝，孩童們要演唱多長時間，也許一生，他們不是一般的演唱，真正是「獻唱」，為我們這些成人——除他們的父母——還包括我這樣不是信徒的人奉獻。
教堂裡這樣酷熱，孩子們頭頂上並沒有特殊的散熱裝置，他們站得密不透風，連續的獻唱中沒有一口水喝。座位上的成年信徒們也和孩子們一起歌唱，他們渾厚的聲音正像父母之愛的雲朵烘托著孩子們的歌聲。奇怪的是在教堂之外，聽見的只是唱詩班的童音，以及一個領唱者，這個嚴肅的年輕人嗓音甜美充沛，他的吐詞舒氣無不表明急於把自己奉獻，正是他在帶領著那些幼小的歌手，使歌聲的潮流方伏又起，永無止息。
忽然，孩子們當中發生了什麼。歌聲還在持續，一個老師跑過去，抱出一個極小的女孩。原來這個女童暈倒了，她太小了，穿著連衣褶裙像陷在一朵大花裡。女童閉著眼睛被抱出教堂照顧，孩子們繼續演唱，歌聲也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過了幾首曲子，一個孩子忽然又倒了下去。和先前一樣，一個成年女性抱走了她，孩子們繼續獻唱。他們的佇列沒有出現大的騷動，似乎他們習慣了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個小小的受難場，幼小的耶穌。誰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一個孩子的獻出？唱詩班的孩子大約來自虔誠的基督教家庭，他們的父母就坐在臺下，和孩子們一起唱歌。只有他們能不動聲色，有一種鎮定的默契。
又有一個孩子倒下了。這次是個男孩。女教師中止了孩子們的歌聲，他們一個個很有秩序地走下講臺，那個倒下的男孩也被抬走了。教堂裡出現了一段靜默，這時那個領唱者為在場的成人繼續領唱。他帶頭以無限的激情重唱了剛才中斷的那節，成人們跟上他歌唱，似乎剛才他們為孩子壓抑了自己的歌聲，現在他們的歌聲像海潮一樣，從低處湧了上來。炎熱更加酷烈凝滯，和歌聲一樣趨近永恆。
我去參加過週三的青年讀書會，在樓梯的拐角，看到廣告「今日宣講《馬太福音》第三章1-5節，由溫州秦同工主講（溫州話）」。是否魚城沒有自己合格的牧師？我對那些聽講的人更驚異了。我帶了一本《聖經》，但發現那裡的《聖經》是準備好的，還有一種讚美詩集，但不得帶走。大家像在拉家常，說著一種特別的語言，「姐妹」和「做工」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一位女信眾帶來了她的朋友，一個剛剛對信仰產生興趣的「慕道友」。主持會議的女同工很親切地歡迎她，用她那種特別的語言。初信者感到不大好意思，但又打定主意地探問了一個問題（大概是戰勝不了好奇心）：「信教會不會走火入魔？」女同工笑了，解釋了信教與練氣功的區別。「那能不能治病？」女同工說只要信教，心地平和，與人為善，就確實可以延年益壽，使徒們不是都很高壽嗎？她忽然指指一位信眾：「你叫她說說嘛！」
這位女信眾極其瘦弱，似乎是從最初世紀基督徒們的「墓穴」裡出來的，還帶有油燈的光和死亡的枯瘦氣息。她認真地捧讀著《聖經》，有一張基督著意要去拯救的、走失的、受欺的羔羊的臉。整個讀書會上（甚至包括同工），只有她帶來了這種氣息。她醒悟人家在叫她，不由得怔了一下，女同工微笑地說：「我們這位姐妹，身體很弱，原來也曾經為教會工作。」看來她有半截話沒有說。女信眾用低沉痛苦的聲音說：
「我以前因為生活痛苦，身體差，想自殺了，因為我找到了主，還能進入教會，為主殿做工。又由於信心未固，退出了教會，不能成為主的牧人。（這裡她嚥了一下。）主憐憫我，讓我的生活裡有了主，現在我還是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教會的懷抱——」
說完後就低下頭，不再補充什麼。她的語氣中有一種極度的負罪感，似乎是要哭出來了，她給聚會帶來了沉默。我想到她在進行語言的贖罪，而她常常被要求當眾進行這場贖罪，又以自己的罪過為見證。此時眾人對她既有對罪人的憐憫，又有不尋常的畏懼。既是玩味，又是忍受。我感到了這種畏懼、不快的氣氛，籠在每個人心上。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帶去了這樣一種氣氛，弄得大家只想擺脫他。他抱怨著杯子的苦味，最親密的信徒們聽得也不耐煩，一個個睡著了。他卻要他們警醒。女同工連忙用她那特別的、親切的語言，說起一個什麼話題，氣氛才又輕鬆起來，我感到大家都吁了一口氣。這時我忽然感到：這種語言在這裡並不是自然的。女同工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讓那個女信徒發言的時候，心裡也一定非常矛盾。
後來我們學唱讚美詩，使我憶起在上海時走進南京路口「沐恩堂」，聽唱詩班獻唱。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現實中聽到唱詩班歌唱。但是教堂中的氣氛究竟是幾分現實幾分幻想？學了一段讚美詩，大家休息，一個信眾問同工工作苦不苦，同工感慨地說，苦啊，總是遇到不理解主的意旨的人，他們只知道基督的話「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轉過去讓他打」，一提起教會就是這兩句，還提出過分的要求：「你們反正是把臉都可以給人家打嘛。」你說不是這個意思，他們就說你虛偽，是鴉片。比如前一陣長江洪災，就有外地人跑到教堂來，自己說是災民，啥都淹沒了，要教會救濟。救濟了，發現他們其實是騙人。「當然，這些欺騙我們的人，我們也要為他們祝福，祈求主寬恕他們。」她微笑了。
她的微笑忽然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西班牙電視劇，國王的弟弟在密室裡，對著主受難的十字架懺悔，虔誠熱烈的祈禱中，忽然迸發出惡狠狠的詛咒：「主啊，你殺死那個小男孩，把他的靈魂打入地獄，給他釘上釘子吧！」但馬上醒悟到罪孽，撲倒在神壇改口：「啊，不，主，你祝福他吧！」可是等他站起身來，慾望又佔了上風，比第一次更惡毒地衝口而出：「殺死他吧，把他釘死吧，像人曾經釘死您一樣；劈開這畜生吧！」——當然，小男孩，有可能成為國王的人，或者就是基督本人，終於被他毒死了，在兇手本人也被折磨得近乎昏迷的神志下。我知道我不該這樣想，為了自己，為了今天來參加讀書會的活動。
我出聲：「我雖然不是一個信眾，卻一直對宗教很感興趣，心靈也常常產生痛苦的猶豫。我想獲得堅定的信念，像在愛人如己上。有些事，我們是努努力能夠做到的，應該去做；有些事，是做不到的，也就沒有問題；有些事是可能做到可是很難的。比如在公共汽車上讓座，這是可以做到的，我也去做了。可是當我坐長途火車，車上很擠，一位婦女就站在我身邊，看上去累極了，但如果我把座位讓給她，我就要站上整天和整夜，這種情況下，怎麼辦？」
我的問題顯然不得體，它打斷了剛才家常的氣氛。其實，在剛才的氣氛裡，我一直有個感覺，我是混進來的，藏在信眾和新來者之中（像狼混在羊群之中？），「同工」顯然注意到了我，也許還有點提防我。在語聲消失後的寂靜裡，我有些尷尬，我看到剛才那個女人帶幾分尷尬地笑著，也許是覺得迷茫。大家都不自然，這是我造成的，故作嚴肅，我為我的問題感到臉頰發燒。最後女同工微笑地對我說：「你覺得自己能做的，就讓，不願讓，你就坐著。」當時這句話使我覺得受了諷刺，是對我剛才打斷氣氛的一種回擊。但也許不是這樣，她是想安慰我。溫情會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現，誰知道呢？她又加了一句：「總之我們有主，一切聽主的安排。」
這次以後，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我很長時間沒再上教堂，直到那次聽孩子們獻唱。總體講我上教堂的次數是很少的，也許比我買《聖經》的次數還少，在上海和魚城，我買過可能有五本《聖經》自讀或送人。也許，比起基督教來，我更喜歡《聖經》本身？餘華接受採訪時說，他正在學習《聖經》的語言，他覺得《聖經》是語言的最高境界。《現實一種》像鋒利的刀子切割黑色橡膠，只有極細微的「剎」聲，李振聲老師說是「如此純粹」。我並不喜歡這種語言，不喜歡黑色橡膠，當然比起祖師爺羅伯·格里耶的報廢橡膠來，餘華畢竟激烈得多，這世界的靈性與其被格里耶之類的橡膠悶死，還不如叫他一刀子剜了！他學「《聖經》語言」的成果我也看到了，《黃昏裡的男孩》之類，似乎太快了。他不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人。
兩個月以前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看羅扎洛夫的《角落》，外面很冷，類似墨水瓶裡某個結冰的彼得堡。在書店裡，我曾在一個角落裡陷入兩難選擇，我最終捨棄了著名的《落葉》，挑了《角落》，但回來發現這是一本教育書。由於我想寫一篇描寫小絮離開了的學校的小說，我仔細地讀了這本書。那些關於教育的字詞發出一種神秘的東正教氣息，不停地誘人走進啟示之夜。在這種氣息中我徒然構思，卻不知我的小說已漸漸縹緲，最初成型的一些情節往深處走向虛無，穿過一道神奇的走廊，那是一種解構平凡字眼的氣體。
無聊地開啟電腦，再次收到高老師回覆的電子郵件，他已從澳大利亞回上海了。
「你的心境還是那樣起伏不定。看來，在這個大家都拼命攫取的時代，能理解你的人真的不多……」
我讀到一種讓人擔心的調子。我勾勒出了某種委婉的、曲折的疏遠，像一個站在黃昏河對岸的人說著，雖然話本身並無什麼跡象。這不過是開始！也許應該這樣讀：我也不理解！
「其實，人生的痛苦無可逃避。我近來也深感學術的無能……」
忽然想到高老師說的一句：「大家亂搞。」
那是在電話裡，令人意外的一句。談到現時代，高老師講了朱文小說裡一段父子對白，當時爺倆泡在澡堂裡，身上擦滿肥皂。忽然停電了，一片漆黑，大家在黑暗中等候，有人寂寞地吹起了口哨。還有些人沒事幹，繼續往身上擦肥皂。父親（我想）很氣惱，因為電和燈光是好東西，有電不至於讓大家沒有事做；沒有事做，就會停下思想，這是多麼不好的事。兒子卻不這樣看，他比老子有遠見得多：「最好全城停電，大家亂搞。」在燈光下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往身上打肥皂，一旦黑暗了，可乾的事就更多，簡直是千載難逢，哪還有機會左思右想。
他坐在一堆肥皂泡中，心神已經遠遠越出了這個澡堂子，流進大街小巷，大步邁開隱秘的步伐，和黑暗勾肩搭背，一同尋找這個時代的核心秘密，這秘密是由搞小動作到大破壞的快樂，比如（雖然他不知道這算是追隨詩人伊沙）在城市的陰影裡對著牆根很響地小便、焚燒塑膠來搞行為藝術，或由他——一個門外漢、一個過了時的紅衛兵來主刀變性，當然也可以是豐胸。他真的可以搞出讓人人瘋狂的樂子來，假如大家想到在沉悶的僵局中提拔他的話。當然他也並不覺得懷才不遇。他和所有新人類一樣，對憂思具有良好的絕緣效能。
高老師的學術之途正在上升期：年前被破格提拔為教授，今年出了兩本精緻的書，一本是在三聯書店。他只有三十五歲，幾乎和陳天一樣大，而陳天現在和我一樣，只是一個普通的碩士生，連中級職稱也沒有。新書之一《魯迅六講》放在我的案頭，高老師說，這本書得到了薛毅或是王曉明的稱許，我私下想道：也許是傳世的。高老師還計劃寫一本描述式的文學史，也是語言史著作，揭示現代文學家在語言和心靈之間的處境，這本書他在去澳大利亞前已著手了。
高老師的愛人在澳大利亞，已經有了綠卡，他在上海的孤身狀態，經常出現在我腦中，像車站黑暗空間前溼漉漉的枝條上的一朵花瓣。帕斯捷爾納克把火車站比作忠實無比的保險櫃，儲存的可不光是離別！《兩個人的車站》裡，鋼琴家在候車室裡捱了火車司機——他的勞動人民情敵——一頓狠揍，專門打臉，還像小雞一樣被提起來扔了出去。一部小說裡，有個叛徒叛變了，是因為他受得了酷刑，卻忍受不了敵人往他臉上啐唾沫。啐唾沫，這太下賤，太不把人當人了，這人的自尊被轟毀了。
晚上，我忍不住給高老師打了電話。我坐在床上打手機，坐下去的時候忽然想到：現在我一般都坐在床上，像童年家中那隻賴窩的、不生蛋的母雞，正襟危坐的時候很少，落凳子就有懶散的感覺，是否我已經廢掉了一部分？我想到了復旦大學同學汪習波的臀部，堅實無情，一氣坐穿無數夜晚。他的理想是早日登上《文學遺產》，他的腳步像帶著鐵器巡夜的警察一樣踏實。原來高老師的丈人剛得了心臟病，他為此奔波。
上海的夜晚，那些校園和校園外的大街，細籬柱編織的院子，一兩個地方露出枯的竹棍尖，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裡的燈光，彎曲的街道，牆根的一堆土，過街天橋下有人在拉小提琴。誰往帽子裡放下一枚硬幣。高老師走過五區，去外灘燈光昏暗的房子，朋友們和女性的繡凳在等他，水泥和微微昏暗的光線，懸在瀝青路面上半尺的空間，隨清秋而來，掀起一線車影。這裡曾發生胡河清自殺的事件。
我說，高老師，你講的神與人的關係，宗教的誘惑，我在大學的一位老師，現在巴黎大學，他也跟我談這個問題。
高老師說：「哦，他信仰宗教？」緊跟著又問：「他是基督徒嗎？」好像緊張。我說是的，他講的跟你還不一樣，你說的還是含有一種理想，儘管神的名很容易被盜用，包括「人文精神」「美好」「愛心」這些詞。他說的則是盡一個基督教徒的本分：好好做工，樂於助人。高老師用那熟悉的、有點澀的嗓音說：「是的，基督徒是這樣。」我說：「那該是很難的。」
「其實各人有各人的神，」高老師說，「你平時看宗教方面的書嗎？有興趣嗎？」
我腦子裡最先浮現的是一本《圓覺經》，前幾天它曾經待在我的床上。哦！我思想的溫床！佛說空中本無花，我們看見的花不過是我們眼中的翳。有時候，在西安，《空花》卻是一篇古老的黃色小說，《二拍》中的和尚，有奇怪又豐富的性經歷。另外一些晚上，我看見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煙霧一樣的「孽」飄下的落葉。放下電話，我本來打算開頭寫構思的小說，卻忽然起身，到報社去找陳天他們。後來，我和他們一塊去了金竹宮跳舞。
眼下教堂似乎關著門，就好像那次聚會之後，它永遠對我這個不信者關上了大門，我不知道那個生病悔改的女信眾怎樣了，她會再次離開，回到街上混雜的人流中嗎？但其中唯有毀滅，雖然看上去完全若無其事。人流鬆鬆散散地走著，卻並非沒有負擔，我想到了房東在這裡被扯掉金耳環的情形，又聯想到六十多年前這條路上的一場「新生活運動」，要求行人走人行道，不隨地吐痰，誤碰別人說聲「對不起」，當然還有靠左走。眼下自然是亂走一氣，說不清什麼叫舊社會，什麼又是新的。我穿過人流去搭一輛從彈子石到南坪九公里的車，它在南紀門藥材市場對面有個站點，這裡也是我和李素琴見面的地方。
「呵，你就是冉記者啊——」那天我走進辦公室，她望著我站起來，手裡拿著一份報紙。
因為很少有人到辦公室找我，氣氛顯得有些異樣。她有一張類似孩子的臉，眼睛水汪汪的很活潑，甚至有一絲令人不快的曖昧，頭髮卻幾乎全白了。我不由說「你坐」，她就照舊坐下，眼睛依舊帶著奇怪的笑意，似乎在等待。我一問她，她就舉起那張報紙說：「這篇報道是你寫的唦？」
是我前一段參加市裡的「《國家賠償法（1994年）》釋出三週年紀念會」寫的稿子，我抓了一個新聞點——市委副書記在會上講到一個現象：魚城市每年財政下撥三百萬國家賠償金，用於錯案超期羈押等國家行為對私人權益侵害的賠償，但從《國家賠償》法釋出到現在，總共只用出去幾萬元，「甚至很少有要求國家賠償的案子報上來。這一方面說明群眾要求賠償的意識淡薄，另一方面只能說是底下機關在捂蓋子」。稿子發表的名字就叫《賠償資金為何花不掉（主）行政機關執行不力打折扣》，發在當天社會版頭條。
我說「是的」，但她詢問的口氣似乎透著不信任，讓我有些不舒服，也許由於我的名字前面印的是「見習記者」？她接著說：
「我看了這篇報道，既然你寫了——我有些自己的事情——不好說——」
還是吞吞吐吐的調子，有些奇怪的微笑。我注意到她的臉幾乎還是微紅的，加上水汪汪的眼睛，也許就是它們與白髮的對比讓我不習慣。「幾十年了——要說一下子也說不清——總之是很慘的，最慘的那種——你曉得唦——」
她似乎在極力對我暗示，要我明白一種曖昧的東西，這種態度使人不快，甚至像是輕佻。但我還是感到了一種小心翼翼的閃爍，含有不祥的意味，作為記者的「職業意識」開始醒過來，剋制著自己因不習慣而來的某種厭煩。
「起因是醫生——冉記者，醫生是救人的唦，這個醫生倒是害人——害的手段，對女的來說，就沒得那麼慘的了，當時我年輕，不明白，後來才曉得，落了一身的病，也不能有婚姻，可以說毀了我一生——」
「他為啥害我？也是因為我年輕，不懂。他是來給我扎針灸，過程當中他就起了歹心，那個意思——冉記者，我當時年紀小，二十幾年了唦，不懂，真的是不懂他的意思，都不是說拒絕——他就恨我呢，給紮了不該扎的穴位，就是——」她停了一下，專意望我一下，還是那種閃爍的微笑，我想到「做作」這個詞。也許她確實不知道怎樣來說這種事，對於她來說，那是始終無法掌握的，甚至她心裡也不知道怎樣對待這件事，看起來像是在賣關子。
「你是小夥子，跟你也不好完全說，反正就是最扎不得的地方，他用的是長針，有一指長——扎穿了呢，引起盆腔炎，不能結婚了。後來再檢查時我才曉得，醫生說根本不能扎那個穴位，就好比死人吶——」
我被她的語氣震動，但同時冷靜地在想，她的話還沒有講出來多少，醫生的事很難辦，過去那麼多年了，也許無法寫一篇稿子。她又說：
「其實我要找的還不是他。事情過去這麼多年，無憑無據，後來還是他個人向我承認的，他當時是起了歹心。」
李素琴的語氣溫柔，甚至有一種回味的調子。也許是長年的這點回味讓她眼光閃爍和臉頰微紅。
「他承認了？」有必要確認這一點。
「他是承認了，好比是你我兩個，都沒外人在場，他說：我是那麼做過，這會兒我也承認，可是有外人在的時候，我可以承認，也可以不承認——」
她停了一下，似乎放下了這件事，接著說：「我要找的主要是廠領導——」
她知道了之後，一方面去找他，一邊找單位領導。領導上一直不處理。「我一直害病，又是單身生活。」中間經過幾年，為了打破單位的沉默，逼得他們出面表態，她打了醫生，當著單位領導的面，拿了一塊磚頭，砸了他的頭。「他流了血。」這句話的調子也是溫柔的。
單位領導來處理，說她亂鬧，誣陷人，又打人，有精神病，做了一次診斷，說她要有親屬監護，待在家裡，不適合參加工作。「就是這麼個檔案，剝奪了我工作的權利，也造成了輿論。」她依舊是淡淡微笑著說，「周圍的人都把我看作瘋子。就這個檔案，也不給我看，說的是在家休養，按月給我發基本工資，由家屬照料我的生活。後來我聽到周圍的輿論，才知道不對勁，幾次去找，要檔案看。他們說，檔案上並沒有把我判作精神病，是我自己朝那方面想。但是影響已經出去了。」
她拿出檔案。這是一份廠黨委1984年×號檔案，上面寫著：
——因不適應工作，決定其在家休養，由親屬監護。
「‘監護’這個詞只能針對兒童和精神病人，這就是說你是精神病人哪！」
「對呀！可他們就是不承認。」前兩年，書記、廠長換屆，廠改叫公司，轉制了，好多人下崗，她的工資也停了。她去找公司，公司說她沒有能力上崗，當然不能拿工資。她說當初是把她定成精神病人，叫她在家休養，發的基本工資。公司領導說：「啥時給你定過精神病？」「我給他們看檔案，他們說，這檔案上哪一處說你是精神病？」
她要求公司仍舊維持以前的待遇：「我一個人在家裡荒了二十來年，什麼都不會了，就把我作為精神病，發給基本工資就行。」領導奇怪地盯住她說：「你說把你作為精神病，你拿哪一條來證明你是精神病？」
就這樣，她現在只能領魚城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月一百八十元，病又沒好，要常常吃藥。「你看，」她在她那個布袋子裡掏，掏出來一個存摺，上面密密麻麻布滿了存款、取款日期，一般是月初存入一百二十元，幾天後開始取出，一次取十幾元，到月底前幾天就取完了。「除了六十元生活費，都存起來，取的都是為了買藥。」
我想到自己到工商銀行存錢，一般是一次一千到三千，一個月要存兩次。第一個存摺上的數字突破一萬，當時有一種類似驕傲但又發虛的心情。一塊分配來的牛莉領到工資說：「這裡簡直就是個錢庫啊！」現在有幾個銀行系統的存摺，封面各不相同。手裡這本起了毛的、軟乎乎的存摺，和我第一個突破一萬的存摺有相同的封面，紅色的，屬於工商銀行。我那個存摺擱在櫃子裡很久，已基本不使用了，裡面躺著一萬多元錢的數字。
「看了你的報道，我在想，我這種情況，一二十年了，給我個人的人生造成了這樣大的傷害。雖說起因是醫生，但單位領導和醫生串通一氣，也造成了對我的侵害，我覺得應該得到補償，恢復以往的待遇。」
我考慮了一下，說很困難：證據只有「監護」二字，又時過境遷。想到她吞吞吐吐的態度、奇怪的要求，「也許她真是精神病呢」的念頭輕輕閃了一下。現在只有去找公司領導，做報道。我這樣說了，沒想到她說：「最好不要報道——」
我吃驚了，「報道」是我的唯一武器啊！
「因為這件事的過程，涉及那些不好說的方面。」她望著我，困難地說著，意思似乎是讓我慢慢明白，「報出去以後，對我傷害更大——」
「那我就沒辦法了啊！」
她的眼裡閃出一種光。
「我想——既然你寫了這個報道，你肯定也認識管賠償的人，我想通過內部——」
我才明白她起初對我審視的態度，並且條件反射式地產生了反感，想幹脆一口拒絕她了事。正想出口，看到她望我的目光，和孩子式的、仍舊帶著那種曖昧的微笑。我從會議上拿回不少檔案，也許其上署名的發言人，真有某一個可以管她的案子？馬上我就明白這種念頭的不切實際，但還是讓她留下了材料，也許只是由於生理上的難於出口拒絕。材料包括那份檔案、一些藥費單子等等。「我研究一下，明天給你答覆。」「那我明天怎樣見你？」「中午吧。」想一想我又說：「下午吧。來了你給我打傳呼。」
她看著我拿好那個大檔案袋子，好像還要說什麼，那樣似笑非笑，似乎並不能放心。我又想到「見習記者」，只想她趕快走，似乎從我一接過袋子就後悔了。
回到宿舍，我懷著一種被動的心情去翻那一堆會議材料。這些材料自然也裝在一個大信封裡。自從畢業，「信封」的含義就不大一樣了。上學時候，信封令人盼望。每天去食堂打飯前後，正是通知信件在傳達室掛出的時間。從宿舍出發，和從食堂回來，都懷著期望，幾乎是飢餓，特別是投了一些文學稿之後。有些信封裡的內容會令人失望——比如說一封包含兩句鼓勵的退稿信。從信封的外表、大小，信件厚薄上，就可初步判斷內容好壞，但看到信，目光接觸到信封和手觸到信封那一刻，仍然比沒有信件要好得多，而這是慣例的情形。
到報社工作之後，信封的含義變化了：發工資。信封上標一個紅色號碼，你的號碼，裡面是根據號碼來的薪水。有些是臨時性的、意料外的收入，還有本部門單獨發的，要避開別部門的眼睛，至少是象徵性地要回避的收入，這時信封就有了避嫌的含義。拿在手裡，有一種含混的感覺。
半個月之前，我到菜園壩火車站附近一幢經營皮革的商廈去採訪。這幢商廈裡經營的商戶聯名舉報，商廈的承包商在他們入住前收取每個攤位三千元押金，承諾保證商場的安全和運營，並保證半年內一定讓商場「活」。然而商戶們的生意一直不景氣，更要命的是進不了正規渠道的貨。原來該幢商廈設計上存在問題，未經檢驗，建造中又資金鍊斷裂，商戶們搬入時大樓尚未完工，到現在工程還是擱置，自然辦不到經營許可證，商戶們因此不能合法進貨經營，只能打擦邊球。
舉報者之一楊文化是個瘦小的男人，他說自己剛剛從墊江老家來到魚城，貪圖這幢商廈招商優惠，把一點本錢都壓進去了，脫不了爪爪，想撤鋪子老闆不退押金。楊文化的皮貨門面在商廈二樓，和整層市場一樣生意蕭條，籠罩著沉悶的鞣皮氣味，襯得他發亮的眼睛像是健康不良。他指點我從消防通道爬上沒有裝修完畢的三樓，空蕩蕩的只是一個樓架子，繞了一圈走，小心翼翼地避免從沒有欄杆的缺口摔下去，最後在一間堆滿雜物的「辦公室」裡，見到了商場的管理人××經理。採訪之後，經理送我從後面下樓，塞給我一個信封，說裡面裝有商場的一些情況資料，對報道有幫助。我拿著信封走下幾步階梯，忽然感覺不對勁；開啟一看，裡面是兩百元錢。
我的心裡有些震驚，這是我第一次拿到這種東西。考慮了一下，我返回三樓，退掉了那個信封。後來商廈老闆還是不知找到了報社的什麼關係，稿子最終沒有發出來。楊文化打來了電話詢問，說聽說我收了老闆的紅包。我只好把退還信封的事情告訴了他，說我的稿子已經交了。楊文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們相信你。現在只好等合同期滿，搬離這座樓了。」
從那以後，信封在我眼中成了一種曖昧的東西，須要提防和判斷，它青春純潔的形象一去不返——
我開啟那個大信封，一張張翻找檔案，找到認為比較合適的幾張，拿在手裡。但此時我的信心完全消失了。這個變化來得很突然。我跟檔案上的人名毫無關聯，只不過去開了個會，從這些檔案上獲得了他們的名字。擁有這些檔案，似乎意味著什麼不同，可說到底有什麼不同的？我感到自己接下了一個太大的任務，我根本無力去完成：也許竭盡我的力量，得到的反而是不祥的結果。這種事本身味道不對，超出了記者的行為範圍，就像濱江公園那些可疑的角落，最好遠遠避開——
說到底，我的任務就是寫稿子，只有稿子發表對我才有意義。就算我幫她成功了，對我又有什麼意義？我心頭充滿了失敗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我開始想怎樣對她說，把材料交還給她。我覺得這樣做比當初索性拒收還可惡，也許應該告訴主任。下午我見過主任一次，但沒有把材料拿給她。也許會被她說一頓，讓自己在她眼裡顯得愚蠢，這是我想都不願去想的。主任對我的印象，就是我工作乃至生活的一大部分。要是沒有收下她的材料多好啊，會是多麼輕鬆，如同失重的感覺。也許一切其實很簡單，說兩句話，交給她，走人。後來我開始有些惱恨她。她那水汪汪的、似笑非笑的眼睛看著我，似乎是譏諷、不信任。就算我幫了她，她說不定也以為是「報社」的功勞，未必歸功於我這個「見習記者」。
第二天一早，傳呼的嘀嘀聲我從沉重的夢境中生硬地拔出，李素琴留言說馬上過來。我讓她在藥材公交站等，不要到報社來。匆匆趕到站牌下，她已經來了。看見她那種特別的神情，複雜的心情又湧上來，我沒等她開口，直截了當說：「你的事情，我考慮了一下，不行。」
我感到了自己使用的腔調，又解釋了一兩句。她似乎不為所動，淡淡微笑地看著我，忽然問：「你給你的主任說了嗎？」
我忽然非常氣惱。她果然從未看得起我。我用一種含有懲罰性的鄭重語調說，給主任說過了，主任說沒有辦法，報社也不是什麼有實權的單位，可以搞定那些事。我驚訝自己鎮定地說出了這些話，同時也不免擔心她真的會去找主任。我處於負罪的、辯解的地位。
沒想到她忽然完全平靜了，眼裡那種似笑非笑的神情突然消失，她低下頭說：
「我也曉得不好辦——」
那些曖昧的、輕佻的感覺，忽然從她身上全部消失，她變得柔順沉靜，充滿了包容和悲憫。我的惱怒頓時消失，負罪感使我結巴起來，輕聲說：「關鍵是你又不想報道——」
這像是尋找最後一個理由。她似乎沒有注意到這句話，說「謝謝你——」就接過檔案袋，轉身走了。這使我想到，以往她那種神經質的、捉摸不定的姿態，不過是由於含有希望，因為希望太不真實，也就使她的表情顯得不真實了，現在希望完全破滅，她又回到了真實之中。我看著她走，轉身離開了車站。就這樣，這件事過去了，我再也不會見到李素琴，我做的荒唐事沒留下什麼痕跡，也不會有什麼後果。我感到非常輕飄，正是我昨晚面對檔案袋時想要的感覺，但並不好受。
公交車在擁擠的人流中緩慢蠕動，不斷有扛著藥材包裹的人穿越街道，人們提到這裡總是說「藥材，藥材」。車上和車下一樣擁擠，兩個「棒棒」跟隨採購的老闆上了車，帶著幾個大編織袋，散發出一股藥味。為了這幾個包的體積和應買的貨票，一身皮裝的老闆又和售票員交涉了幾句，隨後說「算了嘛，我買就行了唦」，一邊掏出還算鼓脹的錢包來。兩個「棒棒」似笑非笑地倚著竹棒看僱主買票，一副只是賣力、其餘無干的神氣，似乎還由於僱主出錢坐車有點得意。
我又想到了菜園壩火車站出口他們梁山兄弟一樣的面容，心想那次搬書上樓，我怎麼沒想到叫他們呢？在勞務市場旁邊樓上租房子，房東買了一個二手冰箱，叫了一個「棒棒」背上六樓，是她孃家的侄子，我簡直震驚他半裸的單薄背部，可以一個人負擔起那個冰箱，從一樓一步步背上去，冰箱縛在他的背上傾斜得像一座山，一個人怎麼可能完成這趟任務，任何時候也不能倒下來，聽說那樣製冷的溶液會倒流，冰箱就壞了。跟在後面看不見他的人，我有些擔心他會在下面遇難，而我也必然被殃及，我們像是走在命運攸關的懸崖邊。
他卻那樣一步步地走上了六樓，才從冰箱龐大的體積下直起腰來，露出汗水黏稠有勒痕的背部，像是受了某種鞭刑。頭髮凝結在一起，似乎棒梢之外的另一副繩結。房東沒有付錢，只是拿一塊籠屜下擱了大半天的西瓜給他，他接過西瓜，露出笑容說「姨，我走了」，大約是拿著在下樓的階梯上吃掉。我知道了他叫鄧要發。後來又找他從解放碑新世紀百貨搬過一臺電視，知道六層樓的行價是三十，冰箱比電視要更貴些，背一臺上六樓，可能要花掉他半天力氣的儲存。他不時替大姨搬東西，報答她對自己的某種照應：逢年過節的一碗燒白肉，平時的舊衣服，包括當初他剛剛來到魚城，指給他當「棒棒」的門路，領他到樓下的鐵門旅館住宿。
我知道他就住在這幢樓的地下，卻沒有一次下去找過他。那像是一道不適合跨過的界限，或許打擾了他生活的內情。
眼下這兩個「棒棒」不知送貨到哪裡，或許要去南坪，他們回來是否要自己掏車費，這樣想時車已到了長江橋頭石板坡一站，僱主領著他們下車了。看來他們要爬上陡直的梯坎，送到石板坡上的某個鋪子裡去。這是一趟大活，他們伏下去挑貨的肩膀已經鼓突出了肌肉，剛才的漫不經心似乎是為此刻做準備。坡上高低錯落的棚屋，看起來矗立在遙不可及的高處，下面沒有路徑攀登到達，像是鳥類的巢，邊沿的房子只是憑藉一根柱子支撐，稱作「吊腳樓」。我疑心那根發黑的木頭怎樣支撐起全部的生活重量，就像龐大的冰箱下鄧要發窄小的背部。但它們就是這樣過日子，帶著被歲月和雨水徹底洗刷的外表，隱埋內情，直到成為不合時宜的景觀，被強行清除出局。
在經濟部做記者期間，一天晚上的十二點，我還守在辦公室，接到熱線。
一個男人急促地嚷：「出人命了，自殺了，能不能來一趟？」然後是一個女人驚惶的聲音。我一問地方很遠，其實並沒有死亡，多問了兩句，男人焦躁起來：「哎呀，來一趟嘛！我是她鄰居，我接你嘛！」
我打了個計程車。車上我想到那個少女的服藥，又看計價器，還想到本月的稿量，總是覺得很難，很難，這樣的一天應該有個終了。到化龍橋，計價器上顯示二十多元。下了車，我打了個電話到那個男人家裡，就在那裡等。夜深了，街道很寬闊，特別是化龍橋這一段，我身邊還有一些人在打小麻將，一些人從一些小門進出。我有一種身處礦山的不安。過了一段時間，那個女人來了，領我走上立交橋，這本來是不應該的，一些車輛飛快地從身邊擦過，當然也有長時間的冷場。可是人行的路也不知在哪裡，總是不安。我們走到一處坡下，夜色中的坡和坡上的棚屋，還在一個老魚城裡，無法從坡上下來。
由曲折的狹路往上走，總擔心它和我們會一起消失，因為在一個破爛的環境裡，不像是往上，像是往擁擠處。也許我們可以變成螞蟻，僅僅一小點空間就可滿足的小蟲。伸出手就觸到屋簷，一縮頭就鑽進下水道。她給我講述著：丈夫早走了，她和女兒相依為命。晚上女兒回來，昏昏沉沉的，問她也不說。忽然又想作嘔，流清口水。「我哭了，問她，她才說吃了藥的。吃的安定。後頭她睡了，睡了一整天，有時候睜眼睛望望我，眼光都是懵懵懂懂的，她以前不是這樣子呵……」她流淚了，「要是她今後咋樣了——」
原因她沒說明白：「可能是前兩天，班上組織春遊，一個人要交二十元錢，我們又沒得錢。我就說算了嘛，我們不去了，她也說算了，就沒去。同學春遊過了，總是問她‘你啷個沒去吔’，她又不好說的，總是就氣到起了。」她的聲音又歸於抽泣，但我們仍在爬坡；一步步走上去，對於做記者的我，對於做母親的她，是必走的路。「她的父親呢？」採訪本暗中攥在了我手中，一種很劣質的黑色塑膠封皮，就像廢棄橡膠。這種橡皮使我暗暗絕望。「他到南邊去了，也沒回來，也沒寄過撫養費……」階梯上急促的回答，也許想稍微轉一下身，面對走在下面的我。
我看見了山頂的星光，襯出棚屋區的黑暗。那間房子我也看見了，高處蹲著一個巢，忽然來到我們腳前，以木頭在黑暗中那種溫柔虔誠的姿勢。地上的溼潤，也許是青苔，頂上的星光。但對這些東西不能多出神。木板的門輕易開了，不像防盜門那樣嘩嘩的動靜，電燈亮著，以它不同於日光燈的光線，顯出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間，擺著家庭的所有東西。水桶，衣櫃，一輛貨郎小車，桌子，蜂窩煤爐子和其他小物件，它們沿牆圍了一週，在剩下的窗腳意外地讓開一張床。這張床上的景象突然出現，暖色的被子和床單，有一種夢幻的氣氛，和其餘物件完全不同，不是席夢思，但很寬大、溫柔，甚至完美，是要人手佈置的。微微隆起的被子有一種感人至深的東西：被下睡著一個少女。
我在床邊一個凳子上坐下，母親坐在身邊。少女看上去安穩地睡著，我產生了落空的擔憂，但又有安心的感覺，因為這張床的氣氛，這少女，一種溫柔親近的家庭場景，在平時是掩飾迴避的，現在這樣袒露地向我顯現，和其他的家庭用具混在一起，無可遮蔽，這裡面有無可救藥的、溫柔又痛苦的東西，而我的身份不再是孩子，可以隨意進入私密的空間，我的身份是一個記者。我開始輕聲地採訪：她叫什麼名字？上初幾？她吐過以後就好些了嗎？女人俯身聆聽了一下。「她還是‘呼’‘呼’。」她說，「出不來氣樣的。」「沒去醫院？」這個問題使我自己不安了。女人猶豫了：「吃了些酵母片。聽說的……我們也沒有錢，記者老師你曉得唦。」
對，我曉得，前一陣魚醫附三院，花了上萬塊錢治瞎了自己眼睛的某農民（或者叫犯罪嫌疑人），拿炸藥包在門診部炸死了主治的李醫生、護士和自己，堅硬的牆和柔軟的肉體被炸出了大洞，到現在可能還沒補起來。誘因是他眼睛裹著紗布聽到李醫生招呼同事：「快去大都會買這種衣裳啊，好便宜，降價了，才一萬二千塊一件。」醫療保險的方案一直下不來，有人編了這樣的順口溜：「住房改革老窖掏空，教育改革家長逼瘋，醫療改革養老送終。」晚報週刊把這個順口溜登了出來，遭到有關部門的黃牌警告。黃牌制度是這樣的：三次警告，老總下課。成都的《蜀報》和《天府早報》，就是那時關閉的，理由是「整合報業資源，建立報業集團」，晨報的老總就是這樣從成都過來的。
我開始感到一種彼此微妙的尷尬：我隱約覺得少女的情況不像在電話裡說的那樣嚴重，又因為自己這樣的感覺而愧疚，當然更不可能對她說；女人為女兒情況穩定高興，但把記者喊來了，女兒的情況又不危險，她也感到某種介於羞愧、歉疚之間的東西。由於這樣的心理，我們冷場了。我問關於她父親的問題，這時感到少女動了一下。她父親出走以後，女人並沒有離婚，原因是離了婚她和女兒將不能住這間房子，這面坡是她丈夫原來廠裡的地皮。就這樣還是鬧糾紛，電都動不動給她斷。但是由於沒有房產證，不算這個街道的居民，她吃不到低保。至於房產證，她說是有人趁她出遠門進貨翻屋頂進來偷走了，她懷疑是單位乾的。「這房子哪裡擋得住人呢！」我想說是危房，又沒說。
兩口子之間，似乎還有激烈的情節，我忘記了，那個黑皮塑膠採訪本也不知到哪裡去了。女人下崗以後，做過小生意，冬天賣棉拖鞋（胖頭，毛茸茸長著兩隻大眼睛，很逗笑的），擦過皮鞋，女兒上學，兩娘母就經常只吃一頓飯。「她還小的時候，有一陣子擱在外婆家，那兒另有兩個堂兄妹。後頭她忽然跑回來，就不去了。前兩天，她還去過一趟外婆家，喊她去，她硬不去，是那幾天我到外地進貨，一頓飯也做不成，叫她去吃幾頓飯的。不曉得這和吃藥有沒得關係。」
「我常對她說，我們兩個，我啷個樣都行，只要叫你有吃的，能上學。穿的雖說孬些，也總要有……哪曉得她……叫我多摧心啦。」女人又抽泣起來。我等了一下，再次向她核實服藥的經過，這時，我感到少女又動了一下，母親顯然馬上也感到了。我們也許在等待著，少女的眼睛終於睜開了，望著我。這時我忽然想到，她可能早就醒著，聽到了陌生人的聲音，惶惑著是否睜眼。她的目光流露著審視，和那些平日我在街上見到的少女類似，本來她也應是她們中的一員，只是我仍感到了母女間的某種相似。母親連忙對她解釋我是個記者。這顯然使她更惶惑了，我很不安，剛才在我的注視下，少女的她被迫還原成無性的孩子，沒有遮擋地躺在我這個陌生人的面前，現在她仍然無法擺脫這種晨況，只是因為磣而無從遮擋。這對她是不公平的。
我強作鎮定，問了她幾句，她簡短地回答，維持著審慎的樣子。我想她在懷疑這件事，用她孩子的經驗思考和體味這件事：一個記者忽然來了，而她躺在被子下。這意味著什麼？這超出了她的經驗。在我的內心深處，也生長著苦惱的懷疑，使我無法堅持下去。但為了「稿子」，我仍然儘可能地問了該問的話，就起身走了。
女人送我出門，我讓她回去，自己走下那段靠寒磣的星光照明的階梯。一次採訪完成了，我感到壓力消除了，聞到清新的夜氣，還感到某種前景：我可以一次次深入這種地方，這種場景，在微小的苔蘚和黑暗裡，有我的安身立命之處。但又有一種說不出的空虛，使我怔忡，也許不過是由於長期的壓抑吧，將我活路中的每一件事，變成了心上的物件。臨街的小飯館裡，油桌子顏色深沉，我和陳天奔波一天後在這裡吃飯。我們坐的地方很暗。今天又沒有稿子，辦公室裡也沒有線索。陳天曾在辦公室接到一個投訴，說某幢樓封死了人行樓梯，電梯又時好時壞，發生火災無處逃生。陳天到了那幢樓下，一邊想象上樓的前景：黑暗而發出響動的電梯，像是警告，昏暗的頂樓，堵死的樓梯，一個人待在城市的頂端，預感著生命中的凶信。可是電梯是完好的，平穩地滑行，到頂樓的樓梯暢通，預想中的稿件墜入虛無。
我低頭吃完自己的回鍋肉片，兩人走出小飯館。冬天來了，天漸漸變得陰冷，隔壁的羊肉湯鍋紅紅火火，整個店向大街散發大量的蒸汽和喧鬧，這種喧鬧簡直是全然無法分辨的，任何的話語都淹沒在裡面。店前支著木頭架子，倒懸著剝開的幾頭羊子，暗紅的肉，一隻活羊拴在架子下吃今天的草。它的頭不停地碰到夥伴們被撕下了皮的前額。
我再次違規走過高架橋，小心地避著卡車，來到有一桌人打小麻將的地方，幸運地搭上了一輛中巴。在車上我開始構思稿子，我感到近於一種憂思。到辦公室，趕完了稿子，已經一點多了，我趕緊拿到三樓夜編部，這又使我惴惴，不過心想：晚報最近重視「今晨訊息」。姓唐的主任在，我對他說了，聽到難為情。他說：「好嘛，擱在這兒。」我擱下稿子，離開辦公室，又感到輕鬆和廢然。爬上招待所，走進黑暗的房間，陳天在黑暗中磨牙。這是他的老毛病，像是一種奇怪的語言，竭力琢磨著一種意義，痛苦地琢磨不清。我脫衣服，幾星靜電從我的身上飄落，聽到門縫裡透進的微小風聲。還是肯定有一種不安，到底是什麼不安呢？我疲憊地睡著了，落進一個坑。
在混亂勞累的夢境中，尖銳的傳呼聲猝然前來，我驀然翻身，屋裡像睡下時那樣黑暗，藉著綠色的熒光，看到一個陌生又有幾分熟悉的電話號碼。急促地回電（手機剛買來不久，買來還興奮了一小會兒，像後來存款超過一萬塊時），聽到一個少女的聲音：
「你好，叔叔嗎？」
一種惶恐的溫情撞著我，我應了，她就問，語氣忽然變得生澀嚴峻：
「我那個事……不要用真名好嗎？……我怕影響不好……」
我忽然明白自己始終不安的原因了，慌亂不堪，我確實用了她的真名。我羞恥慌亂地解釋自己用了真名，可以不用真名，我開始沒注意到這事，還可以補救。她停了一下，我感到我們兩人的緊張惶惑。她終於又問了一句：
「可以不寫嗎？」
我趕緊肯定：「可以不寫，可以不寫。但是現在稿子可能已經簽過了，如果打算用的話，我一定馬上追回，不寫。這事兒確實對你影響不好。我馬上就去。」她說：「那謝謝你，叔叔。」（我比她大九歲？十歲？）我說：「我弄好了給你打電話，就是這個電話吧。」我馬上打電話問出版部，一個人接了，問他有沒有那篇稿子，給我看一下，如果有，要改成化名，不用也好。他說「我給你看看」。等了等，說沒有。我說是幾個版上都沒有嗎？他說「沒有，我看的幾個版都沒有」。我說「好」。再次感到一陣輕鬆，又惘然若失。
隨後我打了那個電話，告訴了少女。她母親也在旁邊，說：「真是，你半夜那麼遠趕來——」我又一陣羞愧惶惑，趕忙說「沒什麼沒什麼」，就掛了電話，動作那樣猝然——她們會以為我生氣了。
長江橋頭的轉盤特別擁擠，只有這一座過江的橋，往來南坪的車和菜園壩去朝天門方向的車流塞在一起。酷夏季節，我的汗液流淌在別人背上，別人頸背上也淌著我的，不管交換者是什麼人，上半身赤裸的「棒棒」或者一個穿吊帶衫的少女，此刻都失去了分別。車流圍繞著轉盤凝滯不動，像是一鍋濃稠的水泥，任什麼樣的手也攪拌不動。橋頭兩尊身披飄帶掩住關鍵部位的雕塑高高在上，優美而冷漠的姿勢凌駕於旋渦中的人流。這時我會想起那個傳說的工程師，和水泥一起被澆築進自己設計的橋樑裡。據說，他在施工中監督水泥澆注的溫度，湊得太近失足掉入，攪拌得滾燙的水泥一冷卻會報廢為硬塊，給國家物資造成損失，因此不能停止。攪拌機繼續澆下大量的水泥，工程師就留在了橋體之中。和紅衛兵墓地及望龍門監獄一樣，這是魚城的秘史，我們曾想做一期舊案揭秘，主任三思而止。公交車駛過橋身的時候，我猜想他在哪一截橋體裡，血肉之軀是妨害還是加固了橋體的質量，或許他的位置更適合這裡，而非橋頭引發風波的雕塑。
公交車開過了長江，鑽過迎面山頭下的隧道，到了南坪轉盤，下車的人很多，車上忽然鬆快起來。又一刻我恍然疑心：自己是否該在這裡下車。這是以往我熟悉的路線，走上一條岔路，前往報社的印刷廠，那裡的七層樓上有我的一間宿舍，同樓有印刷廠的幾十上百打工妹，當然也有很多打工仔，整天樓道里是人聲的喧囂。
有一天，我在水房裡遇到了小芹。
小芹很瘦，尖尖的臉，下了班，愛穿一身睡衣。這也許因為她們工作太辛苦，下半年裝訂雜誌，晚上往往加班到一兩點，下了班就鬆鬆垮垮。但睡衣外穿也是本地的風氣，隔壁住的陳天說，他來的頭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雖然他臉上罩著一副深度近視鏡，床上和手中時常都被胡塞爾、福柯的大部頭著作佔據，卻不妨礙雙眼在鏡片後面發出亮光，似乎那正是一雙穿過了哲學迷霧，被晦澀文字打磨出精光的眼睛。他是西川大學的研究生，比我早兩天到這裡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