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梯頂端的平臺上飄散《荷塘月色》，黃桷樹蒙著一層苔粉的根鬚間倚著兩口音箱，幾撥人跳著「壩壩舞」。我在這裡等候陳天。
樹下小販攤子上十幾年前幾塊錢一張的黃碟，已經換成了儲存電影的u盤，我似乎認出了他的臉。當年在大都會後身通向較場口的橫街上，在魚販子和五金商店中間的交界地帶有一排賣碟的。那時還沒有發生夫妻看黃碟事件，三級片袒胸露點的封面可以公開擺放在魚城的地攤上，一眼掃過去有些白花花的，只有黑乎乎的毛片需要口頭詢問。我的口味也沒那麼重，只需要掩藏起臉上的些許熱度，蹲下去撿起一張李麗珍、葉玉卿或者「亞洲第一美胸」楊思敏的碟子來，交上五塊錢，就可以回家在vcd上享受幾十分鐘的快感。那時候蒼井空似乎都還沒有出來，更談不上被人叫作阿姨，眼前這個賣盜版電影u盤的中年人，臉上黃桷樹根一樣縱橫的皺紋也都沒來得及生長出來。這麼多年過去，他只是一步步離開解放碑，把地盤從大都會後身挪到了十八梯這片廢墟頂端。
下過一陣魚城常見的小雨，「壩壩」地面上有很多積水，人們跳舞的影子倒映在水光裡，縈繞又分離。這並非常見的廣場舞，穿梭的人影中，一個老年人和一箇中年女子是固定的舞伴。老年人又高又瘦，中年女子面目黧黑，骨瘦如柴，穿著一套帶褶的黑色短裙。兩人的影子若即若離，似乎在貼近中保持著某種無形的距離。老年人略微仰著頭，臉上現出某種遠離這裡的神情，似乎並不能安心投入。
旁觀者告訴我，他們並不是熟人，魚城人把中年女子叫「對對娃」，專門陪這種老年人跳舞，一場舞收幾十塊錢。老年人和中年女子跳完幾曲後，樂曲停頓，兩人分開休息一會兒，我過去問他一曲舞多少錢。老年人臉上仍舊帶著矜持的表情，又似乎被問到有些窘迫，低聲說「我們是老關係」，就別過臉去。
兩位骨瘦如柴的中年舞女，看起來是從當年的金竹宮或者食品舞廳轉來的，她們當中的一個，就是小芹在遺書中提到的證明人嗎？我在食品舞廳裡有沒有見過她？心裡有一絲緊張起來。我不禁背過臉去，向平臺腳下張望。
平臺外沿緊臨十八梯，倚靠欄杆望下去，陽光下廢墟冒起似有若無的青煙，氣味也隱隱地蒸騰起來。兩天來從我住的穆斯林大廈十三層連鎖酒店房間俯視，巨大的廢墟沿階梯兩側鋪展，從頂端的較場口，一直延伸到下半城的厚池街。最初讓我注意到它的，並不是視線，而是一走進房間聞到的氣味，從十八梯的底端升上來。它過於龐大的體量，在細雨天氣中仍舊在發酵，不能安分地待在下半城。兩臺在廢墟上忙碌的挖掘機顯得渺小，可以忽略不計，它們發出的聲音被細雨淋溼，清冷遙遠。整條厚池街已經消失，我疑心從前租住的那幢居民樓還在不在，因為廢墟上的煙靄，這樣望下去看不真切。
廢墟的頂端保留著幾幢板壁房，或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蘇式灰樓，就在跳「壩壩舞」的平臺旁邊，靠外的板屋拆除了一半，伸著長短不齊的檁條茬子，像被劫掠過的山寨。人們跳舞的同時，最後的拆除正在進行。兩臺挖掘機擺動鐵臂，杵頭髮出沉悶卻又蓋過音箱的聲響，鑽碎那些和鏽蝕蛛網一樣的鋼筋纏繞的水泥塊；時而又揮動鐵臂，像擺弄紙盒子一樣輕易地劃拉那些薄薄的木板和焦黃報紙裱糊的牆面，讓寒磣內景沒有保留地暴露在天光下。「壩壩」上的一部分人湊到了平臺邊緣，張著嘴巴，睜大眼睛打望著，似乎他們明白，這是十八梯最後一場拆遷。兩個過街吃小面的人低聲談著九龍坡安置房的價格，他們是住在過渡房裡的本地居民，即將搬到那裡去。平臺「壩壩」上跳舞看熱鬧或者賣小貨的人，多數是不相干的過客，暫時聚集到這裡。
向更遠處望出去，長江像一條寬大的略微擺動的帶子，似乎離蓄水前更寬了一些。再過去是煙霧蒸騰的南岸，林立的高樓把從前的荒坡和灌木踩在腳下，南山的背景隱藏在一層霧靄中，一條依稀的輕軌帶子向著魚洞延伸，代替了以往的公路。那裡是我的肺結核初次發病的地方，似乎立刻喚醒了胸部疼痛的感覺，像昨天一樣新鮮。
這次回魚城，輕軌從華新街出站，駛上魚澳橋，嘉陵江對岸的魚中區就矗立在面前，似乎是越過護城河進入某座城寨的隘口，卻又即將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界，我在心裡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隔江近似屏風的佈景上，樓群和崖壁相互攀緣著升高，不知誰是主角，誰是背景，沿著嘉陵江岸佈置延伸。沿嘉陵江岸行走的輕軌像一條帶子，一會兒穿出那些樓房，一會兒又消失，似乎是為了固定這幅佈景。在佈景的最上方兩路口的位置，出現了魚城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的大樓，帶著一個像電視塔那樣的針尖，那是為了接收全市的急救資訊。
我想到了小芹隨身帶著的那根針，始終沒有見她拿出來過，也不知道它在什麼樣的場合下曾被使用。它可能早就被弄丟了，和它的主人一樣，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隨江水流逝了。
還有紅萍，她早就化成了一把骨灰，不知被撒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曾經棲身的那片棚屋，就在急救中心大樓針尖背後的那面坡下，順腳一直滑下去，會跌落到菜園壩火車站。十八年前第一次走出火車站出口，我沒想到會和對面山坡有什麼關聯，它那時看上去是深綠色的，散落的窩棚都淹沒在南方盆地的綠色裡。如今那片棚屋和那面山坡的綠色，都不知是否還存在，她的父母可能流落到了城市某個角落，不會對別人提起他們養女的故事，就當是終生不會去醫院檢查透視的一個病灶。
再過去一點，山頂的樓房下面是佛圖關公園掛在崖坡上的一幅綠色，底部是一片竹林。小絮離開魚城回鄉的前兩天，我們曾經去那裡遊玩，在竹林間的茅亭裡拍下照片。照片上她微微向上掠著嘴角，似乎是來魚城後唯一的開心時刻。那天我似乎重新愛上了她，從頭開始談一場戀愛，卻只有兩天時光的期限。
我留心辨認，眼前的這幅景色，每次回來是否都變了一點兒。樓群的位置更加顯眼，山坡退到了背後，慢慢地被樓群踩到了腳下，原來的嶺際線變得模糊了。大樓越來越多，綠色的佈景也就朽壞了，正在被撤下來。懷舊的心情並不合適，即使是像這樣一次旅行，似乎是要放棄又留下一點什麼。
昨天在家鄉小鎮上那家派出所的櫃檯前，姐夫陪著我拿到了那張蓋有藍色騎縫章和鋼印的戶口準遷證。這樣，依靠姐夫和派出所長的關係，加上兩條芙蓉王香菸的作用，我終於結束來回輾轉，只需要再奔波一次，就能把戶口從人才市場的抽屜裡取出來，落在一個長久的地方。
不會再有個中年女聲每年在固定時間打來電話，用著懶洋洋的、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問我是否要延長戶口掛靠和交納檔案代管費用了。最初兩年為了交錢，我每次都自己回魚城一次，後來有兩次請陳天代繳，再後來可以銀行轉賬了，那個中年女聲卻始終沒變過——漫不經心當中帶著一絲莫測，每一次的響起都會提醒我，你的身份還只是掛在某個地方、某顆釘子上，只需要不知從哪裡來的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落。
從考上大學轉為商品糧戶口開始，我從來沒有想過它還會回到那個小地方，從省城輾轉到上海、北京、魚城，最後竟然沒有找到落腳之地，只能葉落歸根。不論如何，這裡畢竟讓它懸掛了那麼長時間，這次遷戶，就算是結束一場過於漫長的告別。
還有那篇十幾年當中一直未完成的故事，叫作記憶之城。第一行文字是我在魚城的出租屋裡敲下的，現在那些早年的文字已變得陳舊，如果是寫在紙上，字跡一定已經斑駁泛黃，墨跡漫漶莫辨。它一直沒有出生，卻已經衰老了，像是先天不足的胎兒。
「你把它寫完吧。」上次和小絮在微信上聊天，她再次提到了這件事。當年從小縣城那間臨時的婚姻登記處門面裡走出來，各自小心翼翼地把綠色封皮證書放進衣袋，感到莫名地鬆了一口氣，心裡又有些空落落。小絮對我提起了這件事，說是「留個紀念」。說起來，雖然結婚多年，從家鄉到上海再到魚城，只有在勞務市場出租屋裡的三年，我們是像其他夫妻一樣，在一起長期生活過。
我知道，這麼多年過去，它還沒有完成，需要尋找些什麼，作為延遲出生的憑證。那些在魚城孕育的人物、情節和地名，它們沉睡了多年，需要再活過來一次，尋找今天的身份。也許已經沒有它們的位置，連魚城骨子裡也已變身為另一座城市。如果這一次它們沒有復活，那就再沒有活過來的機會了。
需要一個契機，我知道自己內心一直在等待，當半個月前陳天在微信上久違地聯絡我，發給我那篇很久沒有發表的稿子，這個契機意外地出現了。
是小芹的死亡。
小芹的屍體是在朝天門下游幾公里的唐家沱發現的，這是魚城下游第一個龐大的回水灣，有一個專門的水上打撈隊，每年都會發現很多具浮屍，因為面目泡脹腐爛，難以辨明身份。小芹的身份得以確認，是因為她特意在身上綁了一個密封的塑膠袋子，袋子裡裝著她的遺書和身份證，遺書裡說自己的死跟任何人無關，純粹出於厭世。看起來她是從朝天門碼頭投水的，這也是當年她離開家鄉湖北，初次踏上魚城地面的地方。她說明了自己是職業舞女，再從前是印刷廠女工，還提供了兩個可以證明的熟人。她說明自己身份的目的，是希望不要解剖她的遺體。當然，她這個遺願其實並未得到滿足，水上派出所按照處理浮屍的慣例做了解剖，以確認死者不是中毒身亡後被拋屍江中。
陳天因為在魚篼報社跑水上公安口，接到了這個線索，打算寫一個舞女跳江的故事。他在派出所看到了小芹的遺書，得知了她的姓名和那兩個證明人的身份。意外的是其中一個聯絡人叫羅玉英，是當年魚篼報社印刷廠的女工，陳天和我都認識。先前他看到小芹身份證的時候就覺得眼熟，再加上這個聯絡人，使他確認了眼前泡脹變形的浮屍就是當年我和他都有過交往的小芹。稿子最終沒有發表出來，因為那一段時間魚城正在召開「兩會」，不便發表這種調子過於灰色的報道。陳天心情沮喪，因為他下了很多功夫，當作自己很久以來最重要的一篇稿子來寫。半年以來，那具浮屍一直逗留在他的眼前，干擾得他心神不寧，終究使得他決定把稿子傳給了我，他說：「你和她的交情更深。」
我的震動自然不下於陳天，即使並沒有目睹浮屍的狀況。自從「非典」那年和她在食品舞廳告別，我不知道她後來經歷了什麼，遺書中也只有簡單的說明。能不能找到另一個證明人，弄清楚她在魚城最後歲月的情形？她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
我想讓小芹再活過來一次，連帶那些曾經發生過的情節和隱秘。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趁著我和魚城告別的關口。
在我回想的當口，輕軌已然穿越黃綠色的嘉陵江面，到達魚中區城寨的隘口。
再開始一次，然後結束吧。
放晴一會兒的天空忽然再度收緊起來，下了一陣小雨，「壩壩」上的人聚攏到兩棵黃桷濃密的蔭下，無視雨水地繼續跳舞。瘦高的老人離開了，他的舞伴一時無事可做，我上去和她打了個招呼。
她有些不解地看著我，似乎拿不準我是顧客還是某個熟人。我說：「我是小芹的朋友。你認識她嗎？」
她遲疑了一下，回想著道：「小芹？」忽然想起來地說，「我不是，你問問她吧。」指了指另一個正在陪矮胖老人跳舞的中年女子。
「壩壩」上還在跳的只剩下他們一對。終究結束了，兩人拿出手機，老年人掃了一下中年女子的碼，她就站在黃桷樹下躲雨。我湊過去把剛才的問話重複了一遍，又加了一句：「你是李子吧？」她有點驚訝，注意地看了看我，臉上的皺紋略微放鬆下來，過了一下說：「你是來問她跳江的事情吧？該說的我都跟警察說了。都半年時間了。其實她啷個要自殺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她害病以前跟她住過一陣。」
「她害的是什麼病？」
「乳腺癌。」
我立刻想到從前小芹同我說過她媽媽得乳腺癌的情形。
我說：「能不能找個地方聊一聊，我請你喝杯飲料。」李子抬頭看了看仍舊落雨的天，說「好吧」。我們用手遮著頭，就近走向馬路對面的日月光中心，那裡有幾家咖啡館。這會兒人都不多，我隨便選了其中的一家。走進去時李子顯得有些遲疑，給她點飲料的時候，她要了一杯冰淇淋奶昔，飲料上來的時候，李子端詳著杯子裡面冰淇淋的形狀說：「我好久沒到這種地方來耍了。」
坐下來之後，李子說：「知道我為啥子跟你來不，其實，我認識你。你在食品舞廳跟小芹跳過舞，給她送過絲巾。這麼多年過去，你也沒啷個變。」
我恍惚回想那天我送絲巾給小芹的情形，煙霧騰騰的舞廳裡，她和三四個年齡差不多的姐妹站在一排，我走過去把絲巾交給她，小芹臉上露出了微笑，旁邊幾個女孩「哦」地叫起來，似乎暫時脫離了舞廳的情境，目睹一場約會。看來眼前的李子就在那幾個女孩中間，當然那時候她還年輕，臉上沒有溝壑，也不像現在這樣骨瘦如柴。
李子說，小芹那次從湖北迴魚城之後，她們又在舞廳裡跳了很多年，一直到年齡越來越大，一層層的年輕女孩冒出來，邀請她們的舞客越來越少，掙不到稀飯錢的時候。她們無處可去，只能轉移到壩壩跳舞，掙幾個老年人的錢。
「有一段時間，我們就在這下面租房子住。」李子抬頭示意窗外十八梯的方向。小雨匯成扭曲的水滴在窗玻璃外側落下，較場口的景色變得模糊，路口的紅燈綠燈像是在夜晚。
那時候十八梯還沒有開始拆遷，從下半城到較場口都是密麻麻的棚戶區，有的下層是木板，二樓還是住了幾輩子的竹笆房，經過煙熏火燎都變成黑紅色了。李子和小芹就租住著這麼一間二樓的竹笆房。走進一樓，完全是黑的，只有樓頂上一片明瓦投下一條光線，穿越層層疊疊像帳子撐起來的蜘蛛網，亂成一團的電線和蜘蛛網纏裹在一起，分不清是哪樣。房東和另兩家租戶住在一樓，到二樓要爬一段又窄又陡的梯子，不知道是哪個年代建造的，踏上去咔咔直響，陽塵抖落，真擔心一腳就會把梯子踩塌。她和小芹合住的房間只有巴掌大，窗戶緊貼著坡上一幢房子的木板牆壁，幾乎透不進光線，大白天也完全是黑的，只能晚上回來睡個覺。沒有衛生間，洗澡要到一樓的水房裡拿盆盆接到衝，上廁所要去巷子裡。煮個面也只能在一樓用煤爐子，房東老太太有時還撿些劈柴回來燒。因為魚城的夏天實在太熱，要死人，房間裡裝了一部二手空調，就是這部像毒蚊子嗡嗡響的空調把價格抬了上去。兩個人在這裡合住了三年，不知哪個背時的私用「熱得快」，導致電線短路，一把火燒得渣渣都不剩，消防車進不來巷子，只好在十八梯頂上「壩壩」裡架雲梯往下噴水，就是今天她跳舞的那個「壩壩」，好歹只燒掉了幾家人戶，死掉了幾個人，房東老太太也沒跑出來。就是這次火災之後，政府開始說要重視十八梯棚戶區的安全問題，說消防已經爛包了，只能引進開發商整體拆遷。房子燒掉之後，她退到湖廣會館旁邊另外租了一個轉角房子，價錢要貴一些，小芹就租不起了。
「不曉得為啥子，她的花費比我大。」李子想小芹可能是要接濟在老家的娘，但按說得了癌症這麼多年，應該也死掉了。或者是小芹大手大腳慣了，譬如她要抽菸。跳「壩壩」舞的收入本來就比在舞廳裡低好多，小芹的習慣卻改不了，說是心裡憂愁，沒有煙過不得。李子嘆了口氣說，租不起房子之後，小芹就開始到舞客那裡去打游擊，賴在那些老光棍家裡，湊合一段是一段。有時候人家有家室，她還硬擠到人家屋裡去，搞得雞飛狗跳，能賴多久是多久。這樣下去，老客人得罪光了，跟她跳「壩壩舞」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小芹不是魚城本地人，她不像我們，好孬還有個後方。」李子說，近些年政府搞扶貧搬遷，她在老家的房子也納入了搬遷範圍，分到了一套安置房，雖然是在鎮子上，自己還貼了萬把塊錢，到底老了有個安身的地方，還有個同母異父的弟弟。小芹是湖北人，又是城鎮戶口，就沒有這個政策，老家也什麼人都沒有。她在世上完全是無依無靠的。這可能也是小芹憂愁的原因吧。
一個來月之前，小芹在剛才那個「壩壩」跳舞的時候，忽然對李子說不想活了。她吃驚地問「咋個回事」，小芹說咪咪裡頭有個包塊，像針刺的疼，她去醫院檢查了一下，說是得乳腺癌了。雖然不是晚期，治療要花大筆的錢，她連稀飯錢都不夠，也沒得醫保。「我跟媽一樣的，遺傳的。」小芹說，媽媽得病之後拖了四年，她不想像媽媽那樣拖下去。
「當時我聽了心裡很亂，可是也沒什麼好主意，只是勸她想開點，這頭客人又來邀請了，草草地分了手。那以後我再沒見過她。有時候我想發個微信給她，又不知啷個說。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忽然來找我，才曉得她出事了。」
「看到她的照片，泡得完全不像她了。她本來比我還瘦些，身上一兩肉都稱不出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李子用力啜著冰淇淋奶昔，就像這杯甜品下肚能使她枯瘦的身體略為胖上一點。窗外的雨漸漸地更小了，並沒有完全停，魚城的天氣就是這樣，真像是牛毛，涼意穿透皮膚又像是針。我又想到了小芹身上曾經帶著的那根針。她可能從來沒有使用過，最後只是刺傷了她自己。而我不也是一個刺傷了她的人嗎？
李子喝完了她的奶昔，穿過牛毛細雨回壩壩去上班了。我繼續在日月光裡坐了一個鐘頭，然後到「得意世界」入口等待陳天。
「得意世界」入口的對面是從前的魚篼報社，頂樓上殘存的日報社標識還沒取下來，「日」字已經剝落。原來報社租用的兩層大廳已在重新裝修，傳來電焊和打鑽的聲音。我在樓面上徒然尋找從前報社痕跡的時候，聽見陳天在背後喊我。他的嗓音還是那樣容易辨認，就和轉頭看見他鏡片背後發光的小小眼睛一樣，肩背的佝僂增加了一分，增加了匆匆趕路的感覺。和十幾年前我們剛到魚兜晚報熱線部一樣，他揹著一個採訪包，一瞬間我覺得他是從那篇小說裡走出來的，豁免於現實中的變化。
魚城正在召開一場世界馬克思大會，早上陳天採訪完了會議籌備組，從大坪過來找我。
我們去「得意世界地下美食城」吃了飯。這是從前報社在凱旋路電梯旁的時候，我們日常一起吃飯的地方。眼下租金上漲，報社搬去了江北，陳天回來的時候就少了。比起剛開張的年頭，這裡顯得空蕩，兩家關著門的店鋪圍上了停業裝修的防雨布。
上次回魚城，在這裡一起吃飯的除了陳天，還有萬群。兩人有一大年沒見了，起因是陳天的老婆琉璃給萬群介紹女朋友，這頭陳天說好了，那頭萬群臨時不肯去見。陳天覺得萬群不給面子，萬群則說陳天「沒搞清輕重。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關係能跟那個女的比嗎？你怎麼能為了那個女的，和我絕交」，陳天聽後有些侷促地點頭，兩人算是和解了。這頓飯萬群買了單，他手頭比陳天寬鬆，眼下他是魚城社科院一個研究所的主任，解決了研究員職稱。離婚之後，他一直沒再成家。
多年前回魚城採訪，我住在萬群家裡。晚上回去時我在路上買了一盆紅色的熱帶多肉花卉，公交車經過兩路口時急轉彎，花盆險些摔破，落了一些泥土出來，我用手捧回去，手上沾了一些土。萬群媳婦是個喜歡繡花的山東女生，跟著萬群來到魚城，她手頭老有手帕鞋墊之類，最初萬群看上的也就是這一點。可那時他想好耍，一門心思想離婚，寧肯不要房子，媳婦說他是故意的。她停一下針，手中枕套剛剛繡出一朵並蒂蓮的輪廓，聽天由命又帶有一絲決絕地說：「我不會讓他好過。」接著又紮下一針去，花朵的顏色似乎紮在心臟上那樣殷紅。
我的一盆花沒能挽回他們的婚姻，那座大房子加上存款歸了媳婦，萬群淨身出戶，終究得到了他想要的自由，卻再也沒能結婚。
萬群問小絮還在不在老家，我說她在美國，他們都吃了一驚。離開魚城後幾年，我們離了婚，以為小絮會一直待在那個深山小鎮，面對學生和課堂度過下半生了。誰知離開了我，她倒像是從過去的一層簾幕中走了出來，在網上用外語聊天，交往了一位美國醫學博士，嫁到了大洋彼岸，成了那座深山裡的傳奇。我從未想過小絮身上有這樣的力量，似乎以往她只是在人群中收縮了自己，就像她說的，要把自己放在我的口袋裡。
結婚後她發來美國居住的小樓照片，和一片長在草地上的苦麻菜。她在路旁偶爾發現了苦麻菜，正是小時候經常打回家摻玉米糊當飯吃的那種，過後在自家草坪上種了一大片，春天開出一盞盞的黃花。她說：「看到這裡也有和家鄉一樣的東西，心就安定下來了。」
我想到她從前從女媧山寫給我的信：「我喜歡山茶花，這裡遍坡都是。不過也有很多苦麻菜開的小黃花，我以前並不喜歡它們，只把它們當野菜。但因為你喜歡，我也喜歡了。」信封裡夾著一朵壓平的小黃花，它的花瓣本來就平平的，疊在信封裡看不出來。
而我在北京一直輾轉，沒有方寸的地方種下一棵屬於自己的苦麻菜。只有那些無根的文字，作為在世的證明。萬群也到北京去讀了兩年博士，畢業後又回到魚城，離開了日漸衰落的報紙行當。
只有陳天還在《魚兜晚報》。
「沒有朋友。」他幾次在qq和微信裡跟我這麼說。我想這是他有點勉強地和萬群和解的原因。沈文明去世後，小圈子的聚會就散了，陳天和吳海子很少見面，另有一個朋友去了成都。我離開魚城後，陳天失去了最後一個可以聊的人，雖然我們之間的話題常常很不一樣，對於插滿了他書架的哈貝馬斯或者齊澤克，我大體只知道個名字。
讓人有些尷尬的是，那次和萬群和解的飯局之前，陳天自己也已和琉璃離婚，而且是陳天主動提的。飯局之後，陳天和萬群也再沒有見過。
報業的衰落動盪讓陳天不安。「穩定，我想要穩定，動盪讓我厭煩。這可能是我的弱點。」眼下他找了關係想調入魚城日報，當一個普通記者，和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一起跑會議寫稿子，比他們更認真一些，散會後跑上主席臺去問官員的想法。這樣他似乎也找到了一些十幾年前做記者的感覺。至於會議本身，他並沒有像過去提到馬克思時那樣，總是侃侃地談上一些什麼。
地下城裡的氣氛有些空蕩，我們悶頭吃著各自的煲仔飯，陳天對付完了他那隻煲裡的滑雞，剩下兩隻冬菇，總算抬起頭來問：
「你還在那家雜誌嗎？」
像過去許多次那樣，我不得不告訴陳天，自己已經不在上次那家週刊了。就在這次來魚城之前。由於一篇不合時宜的報道，我所在的《烏鴉週刊》解聘了我，感覺這會是我最後一家棲身的紙媒，畢竟這個行當幾乎要消失了。但一旦離開，眼前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會去哪裡。
小雨變得更加若有若無，像是魚城通常的樣子。我提出步行逛一趟魚城，畢竟以後我可能很少會回來了。陳天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知道那篇一直未曾完成的小說，我們可以一起走過小說中提到的那些地點。陳天說：「順便去看看那個舞女跳江的地方。」
從地下一層出來，走過了魚城大轟炸慘案遺址，就是「得意世界」門臉的一個小房間，和鐵門旅館一樣裝著鐵閘門，裡面擺著一張小桌子，下面的方形入口似乎有個樓梯，卻從來沒讓人下去過，現在似乎已經封閉，加上一行標識「遺址隧道未開放」。我懷疑當年慘案發生的大隧道，已經消失在地下美食城裡，我們剛才吃煲仔飯的港式茶餐廳，是當年地下避難所的一部分。這似乎也是美食城生意做不起來的原因。「得意世界」的對面是大元廣場，這裡是老報社所在的地方，因為地價上漲，報社已經搬到遙遠的魚北，那一帶號稱中央公園的旁邊，卻已經接近了機場。大元廣場的頂樓上，殘存的日報社標識還沒取下來，「日」字已經剝落。原來報社租用的兩層大廳已在重新裝修，傳來電焊和打鑽的聲音。
如果想從這裡走到下半城，可以坐凱旋路扶梯，這個對外營業的電梯仍然存在，價錢由五角漲為一塊，也算是魚城的舊物之一，只是不像兩路口皇冠大扶梯或纜車那般出名。今天不知為什麼它關門了，或許由於乘客稀少。上一次與萬群和解的飯局之後，我和陳天也有過一次這樣的散步，從較場口步行到朝天門，當時特意沒有乘坐電梯，而是穿過一旁的老城門洞子走下去。城門洞很高，裡面的情形還好好的，有兩家賣小貨的商店櫥窗，像大轟炸遺址一半掩埋於地下，長年處於瀕臨倒閉的狀態，眼下乾脆關著門。一張舊沙發擱在路旁，似乎全無來由。下雨天給門洞增添了清冷的氣味。
城門洞里望出去很遠，前景是魚城特有的晦暗。斜坡的梯坎一直延伸下去，到達「之」字拐坡下一端的凱旋路，石階上是「棒棒」歇腳和報販打盹之處。眼下這道梯坎似乎前所未有地衰落，臺階生了青苔，青苔又已發黑，走下去的時候，似乎聽見雨滴墜落在條石上的動靜，儘管天並未下雨，也許是哪裡空調的滴水聲。
眼下我更想去走走從較場口「壩壩」俯瞰的十八梯。我們往回繞了一點，較場口變得有些認不出來了。以前它的山坡上聳立著吊腳樓的垛堞，中心像是有一處凹陷，現在那裡已經填充得微微隆起，開發了一溜商鋪和咖啡館、茶樓。靠外的邊沿則蒙著綠色防護網，正在進行拆遷，我們從腳手架下面的甬道穿行，走過依舊溼漉漉的平臺。人們仍在跳舞，旁邊的殘垣已經拆除乾淨，廢墟上再也沒有突出的標記，連一件成型之物也無從儲存。
只有十八梯本身還完好如初，顯得像是徹底爛掉的軀體中的一根脊椎，被上半城的重量壓得彎彎曲曲。以前十八梯一帶到處是這樣狹窄曲折的路線，穿過奇形怪狀的木板或磚石房子，從上半城到下半城，現在其他的線路都埋沒在廢墟中了。
沿著階梯往下走，經過了平臺底下一家火鍋店和緊挨著的公廁，再往下階梯兩旁就是瓦礫堆了。從前是連片錯落的棚屋，內情總是無法全然藏匿，細節近在咫尺：一頂落滿陳年陽灰的蚊帳，連同猶存微光的帳鉤，一件斜斜挑出晾曬的衣服，一個在天井縫隙光線中趴著小凳做作業的小孩，像是蜘蛛網籠罩下的小飛蟲，一路陳設在曲折蜿蜒的梯坎旁邊，和梯坎上擰成一股粗麻繩來去的人流，說不上誰是誰的背景。我想到小芹租住的房屋，就在這片曾經的廢墟之中，如今已杳無蹤跡。
「你記得那個發行員嗎？」陳天問，「坐在這段階梯上死去那個。」
那是我們來到魚城第三年的事情，酷暑的天氣，一個兼職當了晚報發行員的「棒棒」，年紀有五十多歲了，賣了一大早晨加中午的報紙，大部分報紙都沒賣出去，下午實在累了，坐在十八梯石坎一段轉角歇氣。太陽很大，他用一張晚報遮在臉上，倚靠在梯坎上打個盹兒。後來很久沒有動靜，旁人覺得不對勁，揭下報紙一看，他眉眼和嘴巴都緊閉著，已經沒有氣了。大約是年紀大又中暑了。他去世時還穿著晚報統一發的黃馬甲，晚報為這件事發了報道，還組織了一次捐款，用來給他辦喪事，和補助一下他墊江鄉下的家庭。
後來我走在這條彎彎拐拐的石梯上，總會想起這件事情。當時有點震動，有時也會想到我們自己，會不會突然倒在掃街跑熱線的途中，身上還揹著帆布的採訪包。後來也漸漸淡忘了，直到今天，階梯上的人群和房屋都已消逝，餘下稀落走過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像我們一樣來找尋一點什麼，雖然什麼也找尋不到。
我們一直走下十八梯底部，矮矮的圍牆裹著山一樣的廢墟，中間剩下幾條街的路牌，像是刻意為這些廢墟起了幾個名目。一棟帶有巴洛克拱券的民國建築，孤零零地立在廢墟中央，或許是當初哪個國家的領事館。我曾出於好奇走進去看過，它的內部被黑暗籠罩，上下分割出無數貧窮襤褸的空間，為棲居的眾多人戶所佔據，近於蜘蛛的巢穴，早已沒有往昔的一絲榮光，只剩下外表的大理石軀殼。數十年間，它半死不活地待在下賤卻活泛的鄰居之中，分享街上傳來的人氣和油煙味，如今總算擺脫了這些人群和蛛網，卻顯得無精打采。在它對面，一棵瓦礫堆中殘餘的黃桷的樹蔭下，莫名保留著一個「工人之家」的門樓，毫無關聯的它們，成了兩個僅有的倖存者。
這會兒陽光出來了，和在細雨中相比，廢墟似乎活了過來，聞到一種難以描述的酸腐氣息，讓我陳舊鈣化的肺部立刻找回了那年春天的記憶。疼痛似乎馬上就要回來，我不由加快腳步。難以想象這裡過去紅火的氣息，一路上嗆人又迷惑鼻孔的嗆辣子和火鍋料氣息升騰而起，夾雜著鴨脖子的糟味兒，地攤有無數名目的小貨陳設，並不畏懼腳步觸碰。布店裡張羅的被褥似乎搭到了街面上空，人們在床幔之下擦身穿行、進食和交易，每次我逛街都有一種進入洞房的恍惚感。
陳天告訴我，以往這裡叫花街子，是紅燈區，陪都時期報社是國民政府陸軍部，附近還有幾個大衙門和外國領事館，達官貴人下了班就過來喝花酒。
我依稀看見了六十年前的場景，日本轟炸機的翅翼剛隨天邊的餘暉消逝，夜晚的燈紅酒綠又開始復活。人們從隔壁的防空洞和廢墟中擁出，霎時重新填滿大街，喝花酒或苦酒灌醉自己，吃毛血旺、燒白和海椒，在女人身上或自己的汗液中尋求發洩。我懷疑身邊洶湧的是同一群人，不管是戰爭、飢餓或你死我活的鬥爭，都沒能改變他們身上尋找樂子和忍受苦楚的頑強本性。這條街道就在我租住的大樓身後，每次從樓上下來融入人流，似乎可以無窮盡地走下去，沒有出口。如今卻一眼望到了頭。
只有出租屋的大樓還在，儘管它毫無特色，背面只泛著一層生病的黃疸色，就像是廢墟前面的一堵磚垛子，還沒有電梯，卻因為體量顯得不小而躲過了劫難。
眼下這幢樓的面目發黑，讓人想起魚城冬天陰溼的雨，十五年間，它衰老的速度比我想象中更快。六樓的窗戶依舊安著鋁合金防盜柵欄，有一扇卻被人遮上了木條百葉窗，擋住了三年生活的記憶，還有最初那些文字出生的資訊，也使我沒有心力爬上依舊陡峭的臺階。那裡十有八九跟從前一樣，有一面擋住去路的鐵柵欄。就算那後面有什麼，我也早已沒有了鑰匙。不，這裡並不適合懷舊。
上一次來魚城，在和萬群那場飯局的前一天晚上，我穿過了樓底「鐵門住宿」的柵欄，沿著傾斜的通道入口往下走。
剝落的毛筆招牌掛在陳舊的鐵柵欄上，也許從一開始它就陳舊了，一個守在寒磣街邊無法走開的人，從來沒有過鮮亮的時刻，因此怠於加上一個「旅館」的名目。十五年來一直守候這樣的街景，不論是誰也難免心生厭膩：街面是稀髒的爛泥，行人腳底踩著自己的黑色倒影，對面市場飄出剩餘的爛菜葉味道，幾個垃圾桶總是委屈地頂著劈頭蓋臉的垃圾，而不是安穩地裝在桶裡。對於從這條街上順路拐下來的人，難免不會有好臉色，這一點一直阻擋著我越過柵欄門限。
斜坡下拐角隱約看見幾個男人，藉著入口的微光打小牌，似乎是看守。有時一兩個「棒棒」半敞著衣襟，睡眼惺忪地走上斜坡出來，肩上捎著一根竹棒，只有他們可在這個地下世界出入無阻。
柵門頂上標明瞭床鋪價位，竟然仍舊是五塊錢，似乎這裡的時鐘被人為摁停了，停止在一個僵住的時空裡。在男女五塊錢一晚的床位之外，終究增添了十元的單人房和二十元的電視房，以及淋浴，似乎使它稍稍脫離了全然的「棒棒旅館」層次。或許是這一點，使我看似尋常地逾越了從來沒能嘗試的鐵柵門界限，向斜坡下的世界走去，心裡想著被詢問時該說些什麼理由。一個男人帶著竹棒走上來，與我擦肩而過，我不動聲色，走向拐彎處幾個打牌的男人，他們才是真正的關口，似乎仍舊是十五年前那一桌人，面貌像他們手裡落上微光的紙牌，早就玩舊了，卻沒心情換一副。
我從牌桌旁邊經過，心裡打著無聲的鼓。事先的答案在我心腔裡浮動，我到這裡找鄧要發。但沒有人出聲問我。我輕易就走過了入口微光的拐角，到了地下的黑暗裡。除了防空洞裡的舞廳，這是我第一次走入地下的魚城。
似乎哪裡有一兩盞電燈，隱約看出內情。這裡近於一個車庫，立著一些柱子，柱子之間的車位被隔成一個個小房間。主路兩旁擺著架子床，有一兩個人躺在床上。他們就是五塊錢一份的地下床位的旅客，也是主人了。節能燈在甬道深處投來沒有溫度的燈光，照亮了淋浴的字眼，字眼後則是上了漆似的黑暗。雖說是男女床位，卻幾乎看不到女人。
幾條狹窄的甬道通向深處，隱約顯出平行的一條甬巷，房屋都鎖著門。它確實不能叫旅館，不如說是地下的另一個街區，和頭頂的魚城平行存在。我不敢深入，怕自己顯出形跡可疑，只在路口探望。主路深處是一個倉庫，幾個男人在搬運地上的編織袋。一個男人問我幹什麼，我問這是地下旅館嗎，他急促地說「你找外邊的人」。我似乎得到了一個憑證，回頭走出來。
這裡和我從前多少次想象的不一樣，缺少夜晚的鼾聲、夢話和磨牙齒的聲音，還有髒話、黃段子和噴頭水聲的潑濺。我在這裡找不到鄧要發那矮小又肌肉發達的身影，不知道哪一張架子床上，休憩過他賣力一天後渙散的身體。也許在漆黑得反光的淋浴間牆壁上，依稀映出了逝去的影子，無從確認。
即使是單身在魚城做「棒棒」的時期，在鄰近的中藥材市場和解放碑之間奔波，按那位他喊大姨的房東吩咐，把二手冰箱獨力背上我租住的七樓的那段歲月，他也不甘於長年寄居於地下空間的一張床，在路旁吃一份三塊錢的「棒棒飯」。有時候他幫大姨搬東西上樓，也從來不久坐，放下了東西，就拿著棒棒下樓，邂逅時卻沒有忘了叫我一聲「冉老師」，讓我總覺得欠他點什麼。我沒來得及下決心走下鐵門後的通道去找他，他便離開了。在記憶之城裡，只留下了一個佝僂承重的背影。
我去北京後手機換號，丟失了他的小靈通號碼。這是我長久以來感到遺憾的事，即使是到了眼下，打算徹底作別魚城的時候。
從柵欄通道出來，我仍舊爬上了六樓。走廊口的柵欄仍在，鐵鎖卻不知何時去掉了，空蕩蕩地半開著，或許是由於樓下人流的減少，或者僅僅是年久廢棄。樓道變得更黑，只能依稀辨認房門的輪廓。我按照記憶，走到靠近走廊盡頭朝街的第二家，猶豫一下舉手敲了門。我不能總是站在黑暗裡，不然會顯得像一個從街面爬上來的賊。
屋裡有了遲緩移步的動靜，我緊張地準備著臉上的表情，同時在記憶中搜尋那張描過眉又有了皺紋的臉，二者顯得是出自同樣的勾勒，又因寬大顯得有些浮腫。
但開啟門出現在面前的，卻幾乎不像是這張臉。皺紋加深成了溝壑，又鬆弛成為肉皮，描眉化妝的痕跡完全消失了，顴骨的輪廓凸出，原本寬大的臉顯出幾分窄巴來，完全成了老年的形象，有些像是當年她乾巴的丈夫。耳垂上顯眼的金飾也消失不見，只是在一些無從說明的地方，還保留著過去的特徵，說明這是同一個人。屋子裡的光線也暗，百葉窗遮住了大半的逆光。
她疑惑地打量著我，我費力地開始述說來意，請她回憶十幾年前是不是有過我這麼個租客，當時是夫妻倆一起住的。我又提到當時在這間屋子裡的大爺，她終究想起來了這件事。我們在屋中間的大方桌旁坐下，這張大方桌還是十五年前那張，仍舊揩抹得發出光亮，不過頭頂的大吊扇和她本人一樣發黑了。當年我和小絮租住的隔壁屋子裡，也是這麼一臺大吊扇和一張方桌，不知它們現在是什麼景況。那盆掛在窗前的綠蘿更不知後來如何。唯一保留下來的，是在租屋最初寫下的殘缺文字，留在軟盤和電腦裡隨我輾轉四方。
後來我知道，她之所以記得起我，是因為我和小絮離開後不久，她賣掉了隔壁的房子，只保留這間，我是她最後一個租客。後來老頭子去世，大方桌上只剩下了她一個人吃飯，不過她每天仍然把每一方都揩拭乾淨。之所以安上了木條百葉窗，是由於老頭死後，她覺得這扇窗戶太大了，不耐煩每天清晨東邊的陽光從報社的兩幢大樓中間直穿過來，也不想聽街面湧上來的喧鬧。她也越來越少下樓，買菜都是給兩個小錢，請買了她房子的親戚帶上來。
現在樓下的喧鬧退卻了，也不必再擔心小偷隨時上樓來，但她晚上仍舊睡得不好。這幢樓逃過了十八梯片區的拆遷，因為成本太高，但周圍的高低房屋成為一片廢墟，仍舊使它前景未卜。說起來她本來就是老拆遷戶，當初住的祖屋面臨解放西路，因為建中藥材市場才起了這幢安置樓，把那片的住戶都遷上來，九層的樓房連電梯都沒裝。現在中藥材市場也毫無蹤跡了，整個十八梯片區要變成商品住宅樓盤，給買得起高檔房的富人住。
她並不想再經歷一次拆遷，因為這次不可能再就近安置，只會跟那些走了的街坊一樣，搬到遙遠的九龍坡去，離開她住了幾十年的這塊熟悉的地方。那樣她都覺得自己算不上「老魚城」了。但是即使待在這裡，周圍也全然變了樣，偶爾下樓她都認不出來了。
她問起了小絮，我沒法告訴她後來的事情，只能說我們現在仍舊在一起，「在北京」。
我開始費力地向她解釋這一趟的來意。當年我在隔壁租屋裡寫下了有關魚城的文字，其中有她的侄子鄧要發，作為「棒棒」這個群體的反映，但過於簡單。這次回魚城看到變化很厲害，就想續寫一下將要消失的「棒棒軍」。除了到老地方來看一下，還想聯絡她的侄子鄧要發，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幹「棒棒」這一行。
她慢慢開口了，說侄子幾年前由鐵門旅館搬到九尺坎一個叫「棒棒屋」的地方去了，往後也一直沒聯絡她，「不知咋回事」。
隔壁的房門鎖著，我也沒有進去再看一遍的心情，既然當初一起的小絮並不知道我來到了這裡，窗臺上懸掛的綠蘿也早已化為塵灰。我在柵欄門告別了曾經的房東老太，祝她保重身體，走下有些陡峭的六樓梯坎。這幢樓永遠失去了裝電梯的希望。
兩年過去，大鐵門住宿的招牌也依舊懸掛著，價錢也沒有變化，或許它的內情變得更為蕭條。南紀門人力市場似乎也還在，或許人們只是出於習慣，依舊來到這裡，站在永遠曬不幹的地面上討價還價。但過於稀落的人群，只像是過去人流的影子。自從中藥材市場拆遷，這裡的靈魂就和那股藥味一起消失了。對街的金樂門舞廳終於關張了，它掛上了一個招待所的門牌，二樓以前封閉的窗戶開啟，經過了快捷旅館的簡單裝修，曾經男女魚貫而入存放外套的門廳，幾位住宿的老年人蹣跚走入，在分隔的小房間床鋪上安放身體，對於這裡從前的歷史無從知曉。
哦，這裡也有我身體曾經的歷史。我在那處門廳裡不乏忐忑地買過票，看著那些女孩子在吧檯存放衣服，和她們一起走入二樓空間含混的黑暗，在暗中觸控陌生又顯得膩味的身體。她們不乏青春的身體去了何處，或許在煙霧和十元鈔票的汗氣中迅速衰老，我次數不算少的出價，也清算了她們青春的一部分。其中一個女孩子，父母在附近菜市場擺攤，脖頸裡清新的氣息總是混著一股接近腐爛的白菜葉味道。她的任務是在晚上菜市場歇業後，不斷地摘除掉當天沒有出手的白菜外邊的一層葉子，在魚城潮溼的天氣裡，白菜腐爛得很快。
另外一個女孩，身上總是帶著一股黏糊的油煙味，不用詢問，也知道是附近餐廳的小妹，下半場時就要回到後廚去洗碗燒肉。這股氣味讓一塊去跳舞的陳天想打她。她們和那片龐大廢墟里被拆毀的內情一起，從解放西路永遠地消失了，不知有無下一處落腳之地。
「你後來還進過舞廳嗎？」我問陳天。
他堅決地搖了搖頭。「那是瘋狂。」顯然他不願意提及往事。
只有上次步行去朝天門的途中，路過打銅街，陳天曾經對我講述過一次。
我離開魚城之後的半年裡，陳天從涪陵返城，調任夜班編輯，那時他剛剛和李影分手。李影拿走了她放在這裡的東西，陳天發現，竟然有那麼多，似乎收拾不完，直到裝滿了一輛小搬運車，這種搬運車是出版部用來運送報紙的。之後陳天還發現遺漏的一兩件物品，甚至過了很久，當偶爾穿一雙拖鞋或者找出一個很久不用的杯子喝茶，還會忽然感到李影留下的痕跡，而他會毫不猶豫地洗乾淨杯子或者扔掉拖鞋。這樣做的時候他感到一種迷信：李影的痕跡不可能從這間屋中完全去除。再往後，這樣的痕跡不再來打擾陳天，他過了一段完全自由的生活，感覺自己從過去中徹底走了出來。
但是不久後的一天，陳天忽然想到「那個人」，想到她曾在這間屋中留下的痕跡。他竟然起身尋找這種痕跡，看它是否還存在於屋中哪個地方，還懷著那種迷信，認為甚至數目上也和過去一樣多。但他搜尋了很多地方，從書櫃、衣櫃到廚房，卻沒有發現哪怕一丁點和李影有關的痕跡。不知什麼時候，它們從他這間屋中徹底消失了。也許那雙扔掉的拖鞋，就是最後一種；也許那個杯子上的灰塵是最後的線索——被水龍頭的流水衝進了下水道。
這時陳天忽然感到孤獨不可忍受。他開始頻繁去舞廳，因為要上夜班，一般是在下午去，為了避嫌，捨棄報社對門的金樂門跑去打銅街。漸漸地，他發展到了每週要去五次舞廳，每次待上三小時的程度。他邀請兩三個舞女跳幾曲，更多時候是坐在一旁長凳上，打量幽暗燈光中穿梭的形形色色人群，聞著瀰漫的煙味，心裡想著海德格爾。陳天平時每天抽一包煙，但在這裡不抽，空氣裡的煙霧已足夠。曲子和煙霧讓他的身體浮了起來，不輕不重，頭腦獲得了自由，「只有在那裡我能思考哲學」。
他思考沈文明遺稿中那幾個始終擋住他的命題：自殺不是真正重要的哲學問題，成問題的是人們自殺未遂，而且自始未遂。自始是從出生之初，還是從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身上某個部分死去的那一刻？如果是那樣，活下來的部分是什麼？如果是行屍走肉，為何還能夠反思？出路從來都是災難之路，那麼沈文明在臺上的猝然死亡，連同他中間醒來之際喝下的那碗醪糟，都是他有意的，是在實踐唯一的出路嗎？這些問題在舞場外令陳天頭痛，在這裡它們卻彷彿改變了高深繁難的性質，帶上了輕柔縹緲的意味，障礙似乎自動化解了。
當身體和頭腦略微變重，他就起身走入舞池，尋找中意的舞女跳上一曲。一天花掉三四十元小費走出舞場，帶著些許飄浮的感覺回家，等待晚上的夜班。很多事情像是被延遲了，無須在這個傍晚著手。第二天中午醒來，身體裡的某種感覺又會自動喚醒他。舞廳為他建立了一種生物鐘。
那幾個擋住他的問題或許解決了，但陳天為沈文明遺稿撰寫的講義並未寫出來，停留在八千字的位置。這似乎是一個他無法逾越的長度。他維持著去舞廳的習慣，一直到「唱紅打黑」來臨了，舞廳並未關閉，但加裝了探頭，可以清晰地捕捉暗淡燈光下男女舞客的面部和動作。探頭使陳天興味索然。「那太嚇人了。」想到能在監視屏上看到自己在舞廳裡的面目，他感到恐怖。
忽然，以前舞廳裡熟悉的氣味和聲音變得陌生。陳天感到周圍都是汗臭，還混著屁味，從許多肛門裡出來，卻被自己吸入頭腦。他走出舞廳，乾嘔了好幾次。此後陳天再也沒有回到那裡。
之後他找了一個情人，丈夫是搞銷售的，定期出差，出差時她就到陳天屋子裡來，總是穿著一件毛衣，手上還帶著毛線團和針，因此她有許多不同式樣的毛衣。陳天在沙發上摟著她，一隻手上拿著福柯的書，另一隻手伸進她的毛衣裡去，撫摸她的乳房。她的乳房和那些小姐或者年輕女孩的不一樣，有結了婚生過孩子的女人那種沉重和過分柔軟，像一隻注滿水的袋子，這樣的乳房莫名讓陳天有一種心安，可以集中精神讀手中的福柯，像在舞廳的煙霧中那樣思考一些疑義。她一直在織毛衣，每當讀完一頁時，她就暫時放下針，替陳天翻頁。奇怪的是，他沒有同她上過床，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慾望似乎從那些毛線團中一針一針抽走了。她也沒有提出來過。
這段關係持續了四個月，陳天讀完了兩本福柯，她的丈夫升職不再出差，她就不能來陳天家織毛衣了。陳天墜入了徹底的孤獨。
他想念她，一次次回憶那些場景，就像以前所有的男女關係，還比不上跟這個有夫之婦幾個月的相處。他需要有一個人在這間屋子裡、這張沙發上，哪怕她只是織毛衣，別的什麼也不做。對於一夜情或者短促的上床，他失去了興趣，也沒有再去尋找。他倒是常常在夜裡下班後走上黑魆魆的街道，去臨江門一帶晃悠，那裡有幾幢六邊形的老式高層住宅樓，背景是模糊的嘉陵江面。他只知道她住在這一帶，希望能碰到一個手頭總是帶著針線活計的女人，最後又一無所獲地回來。也許她告訴他的根本就是謊話，她根本沒有住在臨江門。這從她每次到陳天家裡時，身上的一種公交車氣味中可以辨別出來。那像是從沙坪壩或者彈子石，經歷了漫長的車程到達這裡留下的。
「不能再這樣了。」回家躺在沙發上，這個念頭從腦子裡冒出來時，陳天自己也感到意外。以前單身躺在旅館的床上時，他不是沒有想到過這些，但那似乎是一篇放在腦子裡一直不會動手的稿件，目的只是在此之前去寫許多篇完全不同的稿件。沒有料到這一天真的到來了，需要立刻動筆。是告別的時候了。
非典那年去採訪收集肉骨頭的老人之後，陳天接來了廣安鄉下的母親。父親早已去世，陳天有時想起那個毫不起眼的矮個兒男人，總覺得和自己沒有什麼關聯，除了他遺傳給自己的身高。有一次陳天曾經對著一時失落的我認真地說：「你有什麼好鬱悶的，你這麼高。」母親是另一回事，儘管他以前不喜歡房間裡有老年人的氣味。
之後半年的時間裡，陳天在中午醒來、睜開眼睛之前，就知道廚房裡有一個老年婦女，在無聲地做活計。菜刀切碎菜葉和骨頭，和偶爾碗碟的碰撞，是能聽到的細微聲音。吃飯的時候，兩人也只有簡單的對話：「鹽放多了？」「肉炒硬了嗦？」「沒的事，剛剛好。」週末晚上，陳天看電視或者用電腦，一直到深夜。母親很早就睡了。她根本不看電視。平時，陳天吃了晚飯又去上夜班，一直到半夜一點才回來，母親也已睡著了，或者是在床上暗地裡聽著陳天脫鞋的動靜。有時候，母親竟然一整天一句話也沒和陳天說。
離開魚城回達州的那天，母親還是沒有說什麼，只是收拾自己的包袱，把鑰匙交給陳天。陳天知道母親沒有說的那一句話，母親只是看著陳天，用眼睛在說：陳天，你已經三十六歲了。
陳天手裡拿著鑰匙，想到了金斯堡的兩句詩。他驚訝地感到自己心裡充滿陌生的溫柔，那種他以為早就死掉了的東西。
之後陳天利用跑教育口去大學採訪的機會，認識了一位女教師琉璃，他強迫自己再一次拿出當初面對李影的心力去追求琉璃，讓她包圍在哲學和激情編織而成的煙霧中，最終和她結了婚。然後是學習下廚房，艱難地練習不在琉璃面前抽菸，和上床時不讓她聞到口中的煙臭。即使是琉璃在美國進修一年間，他也從沒有進過一次舞廳，每晚影片，讓她看到自己和家中一切的狀態，徹底安心，正如她的真身在這裡時一樣。他放棄了憤世嫉俗的福柯，思考的物件轉向拉康和齊澤克。
在此期間，報業一天天衰落，陳天當上了編委卻又因為人緣不好下崗，變為普通中層幹部。他出租以前報社分配的房間，住進江北自己買的新房子裡，但到手的鈔票越來越少，感覺自己在魚城變成了窮人。
我去過陳天在江北的家，底層寬大的三居室，感覺像在光線蔭涼的廳堂裡穿梭，濃密的植被蔭覆了整個小區，「這一點是我們小區的特色，當初我們就是看中了這個。」住宅帶著一個小小的後院，似乎是可以種點菜的地，又像是玩具。水池裡偃臥著兩隻烏龜，家裡有一隻叫尼采的貓。琉璃不想要孩子，她比陳天小一輪，早早當了副教授，在我上一次見到陳天時更是晉升為教授，成為那所大學裡的學術新星，事業正在冉冉上升。尼采算是家裡的第三個成員。陳天在日記裡記述尼采的成長，對世界漸漸增長的好奇心，「八個月大了，它開始享受凝視的非凡快感」，彷彿待在山洞中俯瞰世界的查拉圖斯特拉。
晚上陳天凝視尼采溜圓的眼睛，會在裡面看到一個縮小的自己。陳天不喜歡照鏡子拾掇自己，這是他對舞廳攝像頭感到恐懼的原因，在尼采的貓眼裡，他可以帶有驚奇又安心地打量自己。正午時分，貓眼變成了一條線，陳天的影子就消失了。當陳天思考這一點的時候，他總是感到其中藏有無限隱秘可以窮盡此生，卻又察覺某種近在眼前的不安。
我們路過了報社家屬院，走到凱旋路和解放西路交界的地段。這裡有一個伸出去的尖銳犄角，以往是包裹了老街區的密麻麻小店面，前兩年我回魚城時已經包上了綠紗布，麵店門面上寫著帶圈的「拆」字，搭上了腳手架，底下吃鋪蓋面和來往川流不息的人們卻若無其事，似乎局面會一直持續下去。這次回來卻已全然拆除，餘下一片瓦礫，連同以前那些帶著執拗意味的老火鍋名牌——擱得平、方腦殼，似乎永遠在熬著，可以一直吃下去，也在一夜之間收場了。
犄角拆除之後，包在深處的一幢民國建築才顯露出來。不同於厚池街的領事館，它和周圍的破碎平房更趨於一體，大理石質的門臉長出青苔，顯出近乎腐爛的外觀，似乎那些保留了舊時風情的東西立刻就會脫落下來，變得和死去的鄰居毫無區別。眼下它孤零零地站在廢墟中央，等待下一步的處置，這次拆遷對於它來說，不知是姍姍來遲的幸運，還是多此一舉。
凱旋路越過解放西路向下延伸，一直到長江邊，是儲奇門水碼頭，從朝天門一直延伸過來的碼頭的最後一座。碼頭旁邊有一個魚市場，江船捕到的魚就地轉運上岸，批發給各處菜市場。那夜我和李影從凱旋路下來，走入市場的氣息領地。數不清的大魚在平臺上的塑膠容器裡翻騰，水變成了深紅色，看不見裡面的魚，難以想象在其中怎樣呼吸。腥臊的血氣籠罩著碼頭，似乎它們在斷氣前已被殺害。
幾個龐大的氧氣鋼瓶呼呼地往容器內輸入氧氣，保證它們不在裝車前斷氣，那些魚就像垂死的病人長出了手臂，緊緊抱住氧氣鋼瓶，偶爾有魚垂死一掙高高躍起，脫離了塑膠容器，卻只是摔打在沒有水的平臺或車廂裡，又被工人戴著塑膠長袖套的手抓住，扔回血水中。卡車輻輳，車燈雪亮，容器外的人聲、喇叭和容器內的魚躍一起鼎沸，使人分不清這是殘酷還是空前的盛況。
一些含有魚類身體的水流出來，形成長條的領域，穿過了我們腳下。路燈從身後高架橋照來，把這些領域和它們的陰影混在一起，還有兩個人的影子，李影很穩重地走在她自己的影子和這些魚類身體的流質上，使我對她的話印象深刻。
李影說到前不久寫好的關於菲茨傑拉德的碩士學位論文，這篇論文的選題和結構是陳天為她佈置的，兩人是同門師兄妹。李影完成了論文之後來魚城實習，住在陳天家裡，那幾天陳天出差採訪，讓我陪她逛逛。在魚市場外面，我發現李影說話的口吻和陳天很相像。她從菲茨傑拉德談到博爾赫斯，這是陳天的最愛，我似乎聽到了另一個陳天在說話。
我提到陳天最大的問題：沒有寫作的習慣，比較懶散。李影為陳天辯護，說他對哲學非常認真，為哲學付出了很多，又講到陳天的一些往事。這些事情大多是我知之不詳的，比如陳天在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複試中的失言。當時陳天的老師好不容易讓他通過了初試參加面試，面試老師問陳天怎樣理解法律，陳天說，在我們的國家，法律是一種現象，法庭審判的背後有一種法律現象學，法律本身始終是被加上括弧的。
「他如果不是喜歡胡塞爾的哲學，就不會說出那樣的話，他也就可以考上西政的研究生。」李影又分析了當初在魚城大學，陳天作為一個工科學生瘋狂喜歡哲學的原因：「在大學裡，他家境一般，相貌個子又平平，一點都不起眼。沒有哲學，他什麼也不是。哲學把他從旁人當中拔出，讓他進入了一個圈子。像沈文明、吳海子，他們都是大學裡出名的詩人或者領袖，陳天在他們之中是最不起眼的，但是他們包容了陳天，接納了他，讓他感到自己的價值。」
我曾經以為那樣的漫步聊天，只是以後可能發生的很多次中的一次，和我與陳天的漫步沒有分別，甚至他們就是同一個人，像我們在地上的倒影和魚市場的水跡難以區分。但那卻是僅有的一次，看起來像是一個人的他們，也很快分手了。
上次和陳天經過這裡，解放西路上沿途是綠色防護網包住的拆遷建築，傍晚黑燈瞎火，在腳手架和綠紗裹住的建築深處，卻透出一點亮光，說不清是油燈還是電燈，讓人想到駐守的不知是什麼人，也許是這條以「解放」為名的老街最後的見證者，自己卻對此一無所知。我寫下了兩句詩：
深處尚有燈光
窮人承受歷史
眼下改造已經完成，那些帶著小青瓦門楣和深不見底巷洞的老屋已不見蹤影，新的住戶尚未到來。再也不用擔心被一隻黑手拉入，就此失蹤，卻也嘗不到門洞口炸土豆的味道，聽不到二樓窗戶裡飄下的收音機節目。
在東水門附近的燈光裡，看見了大橋斜拉的身影，聳起在長江之上，魚中和南岸兩座城區之間，像是把一件不可能的事變為現實。陳天走在前頭，我們順著還沒有完全修整好的匝道走上了橋身，陳天接到一個分管編委打來的、很費時的電話，在橋頭等我。稍微往江心走上幾步，它過於龐大的脊背立刻讓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彷彿會在寬闊的橋面上走失，不由得捏住了懷中剛剛領到的二代身份證。這是我離開魚城後修造的大橋，以前只有石板坡和鵝公巖之間的一座公路橋，完全沒有這樣的氣勢。
大橋以兩根巨大的柱子支撐，斜拉橋面穿越寬闊的江面，車輛駛過時有微微的震動。橋身兩側有半人高的護欄，但我不敢靠近俯視，擔心著瞬間失足，似乎過於寬大黑暗的江面和高度，有一種巨大的吸力，會把微小的我拉下去。我感到自己無法抗拒那股吸引，即將翻越不高的欄杆，縱身躍下，墜入堅硬的江面。堅實的柱子似乎會給我依靠，我走向它尋求援助，但它過於巨大的灰色身體沒有可以親近之處，伸手無法觸及。我在這座大橋上全然是孤單的。
橋底黑暗的江面，有兩處航標燈火，微弱的馬燈光，下面黑壓壓的體積，是礁石。一艘載貨的大船，貨壓得與船舷齊平，緩慢地上行，似乎一點兒也沒有移動，是鐵質水流中的另一塊礁石，像是已在流動中鏽蝕死去，只有長久能看出一點點活氣。江流也像是鐵質的。我不敢長久凝視這艘大船，它鐵鏽敞開的平面含有磁性，散發吸力，將使人縱身一跳，被鐵砧的重力榨為肉泥。
這是我以前在魚城沒有的感覺。即使是坐兩路口到菜園壩火車站的皇冠大扶梯，也沒有這樣的眩暈感。大扶梯雖然坡度高過視線，會在眼前豎起來，有傾倒過來的危險，但畢竟可以手握扶梯，而我眼下不敢去觸碰橋欄本身。這是一個我全然陌生的魚城，它不再像吊腳樓依託一根柱子立身在懸崖，長久維持逼仄卑下的生活，試圖擺脫兩條江流自然的限制，而是變得更巨大，不只是交通而已。大橋上少有車流行人，無人知我命懸一線。
「那個舞女，就是在這裡跳江的。」陳天說。
我著實震動了一下，像是大橋在此刻微微晃動，有一種要摔下去的恐懼，趕忙伸手扶住鋼絲護欄。陳天看了看我，繼續說，根據水上派出所的調查，那兩天有人曾經在這座橋上目睹一個女子跳下去，身形很瘦，推測應該是小芹。
我實在難以完全想明白，她是哪裡來的勇氣，從這樣令人眩暈的斜拉橋上跳下去。也許人的內心死亡之後，肉體的死亡也就不那麼可怕了。但也許她只是像我一樣俯視江面，卻被江面過於巨大的磁性吸了下去。她肯定是把那個防水小包緊緊捆紮在身上，才免於在巨大的衝力中吹散；但或許由於她的身體過於枯瘦，失去了水分和重量，只是輕飄飄地落入江流之中吧，和我們發福累贅的中年軀體完全不同。
不論怎麼說，這裡是她人生的最後時刻，是告別魚城和世界的最後地點，可能就在我站立的地方。她不願意停留在多年來未完成的故事裡，終究自己選擇了結尾。
我們往前走了一截，又停下來俯視江面。我的腦子裡還在想著小芹的事，卻忽然開口問陳天：
「你想過離開報社，乾點別的行當嗎？」我自己也沒有想過會這樣問陳天。
「當然想過。」陳天似乎不假思索地說，這或許是因為他戒掉了抽菸的習慣。不然我會想象他掏出一支菸來，揹著江風點燃，再揹著吸一口，然後慢慢回答這個問題，讓菸灰無聲無息落入江中。在和琉璃離婚後，他曾短暫地恢復了抽菸，看來以後又戒掉了。他說，曾經有過兩次機會，吳海子還流露出讓他過去的意思，可是他一想到是寫軟文策劃之類，就覺得沒意思，雖說他也不覺得寫新聞稿子有多大的意義。前半年晚報成立了「慢新聞」部門，類似於特稿，不用趕時效。他萌生一些興趣，但老總一換，這個品牌又消失了，他只好把水碼頭的選題拿到日報去做。
我想我需要的並不是陳天的回答，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沒有答案。我們趴在欄杆上，腳下江水似乎靜止不動，看不出它的去向，縱然知道在底層的某個地方，它仍然是在緩緩流動著。
不遠處可以看到橫過長江的索道，兩輛纜車對開著，緩緩滑過江心，正像很多電影裡的場景。陳天說，我們可以一直走到南橋頭，再搭長江索道回程。嘉陵江索道拆除之後，長江索道曾傳出拆除的風聲，但它保留了下來。陳天說，票價已經漲到二十元，針對外來的旅遊者，不過他帶著本地交通卡，只要兩元。
我們走到了大橋南頭，這裡還露著土方和生荒的山坡，幾乎是我上次來的模樣。從這裡望過去，隱約看見從前報社印刷廠和家屬院的山頭，新起了一處樓盤，不知印刷廠是否還存在。透出燈光和轟鳴的車間裡，裝訂冊頁的身影中，固然早已沒有了小芹的身影，但是否還有羅玉英和她的夥伴呢？
「你還記得羅玉英吧？那個雲陽小姑娘。」陳天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不等我回答，他慢悠悠地說：「我和她結婚了。」
我有些石化的感覺。陳天靠在橋欄上解釋說，他知道我肯定會覺得奇怪，事情也跟半年前那篇稿子有關。他看了小芹遺書上的證明人，其中一個是羅玉英，發現是自己認識的，就到報社印刷廠去找她。羅玉英果然還在那裡。她負責質檢，在車間照看印刷機，手上還沾著擦拭滾筒的油墨。看到陳天，羅玉英顯得很意外，但還認識。陳天問她怎麼到了車間，羅玉英說報紙的發行量連年下跌，對外接的紙刊裝訂量也小了，工人大多遣散，她因為乾的年代長留了下來，調到車間來看機器。
「那你老公呢？」
「他也走了。我們離婚了。」羅玉英淡淡地加上一句。
對於小芹跳江的事情，羅玉英很驚訝，但自從小芹離開印刷廠，她們就沒有交往過，只能證明小芹早年確實是印刷廠的女工。採訪之後，陳天約她週末在南濱路吃了個飯。羅玉英走進餐館的時候，雖然換下了工裝，但身上還散發著淡淡的菲林味兒，陳天甚至覺得她的辮髮有點變藍了，但十幾年過去，她的整個人看上去並無太大變化。羅玉英講了十幾年來的經歷，結婚之後她一直沒有生育，她去檢查了兩次沒有問題，反倒是小李的身體有些狀況，醫生說可能是在印刷車間待久了受影響，但公婆一直認為是羅玉英的原因，鬧了很多矛盾。後來印刷廠裁員，小李去了外地，跟一個女的相好了，那女的懷上了孩子，婆家就更相信是羅玉英的問題了，堅持要離婚。出了這樣的事，羅玉英也只好離婚了，在魚城單身待著已經有兩年時間，工作時間長，也沒有心情去相親找物件，她很久沒有出來跟人吃飯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羅玉英轉頭眺望江面，手不自覺地掠一下辮梢，陳天忽然想起她當年在印刷廠宿舍樓的姿態。她的眼睛似乎也有一點點藍，帶著某種幻想的意味，這麼多年過去並未磨損，江水讓眼光稍稍溼潤了。陳天覺得嘉陵江水這一刻正在上漲，一股潮汐在他心裡湧動起來，他身上麻木的部分正在活過來，回到了當初剛到魚兜晚報的歲月。「我們結婚吧。」他說。
她緩緩地轉過頭來，似乎沒有聽真這句話，但並無驚奇的表情。就像當初在印刷廠宿舍一樣，對方任何的言語和動作，都不會讓她表現出意外，就那樣淡淡地接受了，讓人猜不透她是懵懂，還是知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