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和羅玉英的結婚招來了一些閒話，說他跟大學教授離婚找了個女工之類的，他說自己根本不想理那些崽兒和長舌婦。「他們以為自己高階，高階個串串兒。你還記得那年，晚報的人全體去參觀國棉一廠吧？那些女人面對紡織廠的女工，一個個都覺得自己好高階，裝出那種下基層送溫暖的樣子。那時候效益好點唄。現在晚報都快垮臺了，還有啥子好神氣的？」
我心裡有些紛亂，以前在印刷廠宿舍的交往，還有後來羅玉英來我家的情形，陳天都知道。他顯然是一副心照不宣的態度。最後我只說：「這是好事，不用管別人咋看。」
走到索道站下方，看到票價已經漲為二十元，來回通票則是三十元，就連刷卡也只是九折，而陳天的卡上餘額不足。這個意外的遭遇讓陳天很惱火。「這太不地道，已經沒有一點實用功能了。」
這座索道站看起來並沒有什麼改觀，灰色的建築和陳舊簡陋的電梯，看起來和從前兩塊錢的索道沒有區別。看起來它的漲價或許是靈機一動，但也許正是有意保持了廉價的舊日索道外表，讓旅遊者得到一種懷舊的感覺混淆。在二樓等候纜車的廊臺牆上，貼著幾幅有乘坐索道情節的電影劇照，透露了這份心思。電影包括《周漁的火車》《生活秀》《瘋狂的石頭》，以及最近的《火鍋英雄》，卻沒有我印象最深的《迷城》，以及最早的《霧都茫茫》。大約人們想把霧都的形象漸漸抹去吧，雖然它在日本人的轟炸機下救了自己的命。望龍門一頭的電梯口則陳列著一些齒輪、電動機部件，意外的是還有一個類似汽車的方向盤。
坐纜車的人比想象的多，陳天說前兩天國慶假期，排隊的人一直站到望龍門的馬路上。「魚城這幾年的旅遊有點火爆。」陳天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宣傳，可能電影起了關鍵作用，終於在某個時間點顯現了效果，它的立體城市的特徵進入了人心，纜車就像是為這個立體的形象勾勒了顯眼的眉目。「現在到魚城來的青年，把坐纜車視為他們的某種成人禮，將以前在電影裡看到的變成親歷。」隨著東水門大橋的落成，它原本和嘉陵江索道一樣面臨的生存危機，一夜之間轉為機遇，連前幾年已經拆除的嘉陵江索道，每年政協開會也有人一再呼籲恢復，儲存「兩江索道」全貌。這是誰也意料不到的事。
纜車在江面上晃悠穿行時，陳天和我擠在一車外地模樣的年輕人中，他們都湊著舷窗四處張望，由於是從南岸回魚中區，索道的坡度要小一些。「如果是從那邊下來，會有失重的感覺。」陳天說。
過了江心之後，纜車沿著江岸節節上升，像在無聲地登上一個個平臺。望龍門坡下的建築在我們腳底掠過，當中有整修之中的湖廣會館，似乎腳手架永遠不會拆除，屋頂之下那些獨一無二的繁縟雕刻，仍舊籠罩在住戶的煙熏火燎之中。沿江吊腳樓完全消失了，只有陡坡上有兩處拆遷了一半的木板房殘跡。幾年前我坐索道時，看到了江岸上最後一座吊腳樓，僅存的一根柱子在風吹雨淋中成了純黑色，不會回應外界的任何目光。如果抽掉它，整個上半城的生活或許會全部崩潰。但它終究被抽掉了，就像從未存在過，連同它支撐過的生活，而上半城的世界長得更高。
陳天指給我看兩幢灰色的舊樓房，由於建在地基狹窄的坡上，它們彼此獨立卻緊貼著，幾乎插不進去一根針，彼此緊緊吸引又排斥，像是那個年代的階級鬥爭。這顯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兩幢蘇式樓房，它們灰色的身影使我聯想到這一帶有一座民國的監獄，在發黃的檔案和回憶錄裡留下了記錄，又湮沒在高低錯落的棚戶板房之中，屋頂是老化糾結的電線，和下水道一樣密麻紊亂。我從來沒有搞清楚它的真正位置，眼下已和吊腳樓碎磚房一起風化消逝了。
我們走下望龍門這端的索道電梯口，一眼望見黑壓壓排隊的人，仰著好奇的外來面孔，延伸到大街上，還停著幾輛旅遊大巴。順解放路再往朝天門方向走是打銅街，這是我們上次步行的路線。
靠打銅街入口有一個明顯的拐彎，似乎是避開了外邊的什麼，對面半圓形的港務局大樓已經作古，變為一個基坑，就像是過度的剷除。街口不遠處的食品舞廳包裹嚴實，卻仍然開張著，四處是隔開工地的黃色標示牌，人們走到這家舞廳得再三繞路，踮腳蹚過地上的泥水。到達舞廳入口，女人們照舊在售票處存放外套，露出顯身材的內衣，免費入內，男人們則交錢入場；和關閉前的金樂門沒有兩樣，透露著它一貫兜售男女樂事的本性，在「舞友自重，文明跳舞，禁止色情」的標識下並未改過。
我們都沉默著，像是沒有望見食品舞廳入口的情形。即使身邊沒有陳天，我也已不會混在那些男人中走入舞廳，在煙霧和人體的汗味中探尋它和我的過往。我曾是暗訪者又是舞客，被年老色衰的舞女一把摟進肋骨，又在少女青檳榔一樣任人採摘的胸部感到柔軟的罪孽。眼下我已無訪舊的心情。我已不適應這種異味，就像非典那年在街對面煙攤眺望，震驚於那些穿過戴口罩的路人和消毒水氣味，零星拐入舞廳的男人。他們穿著灰黑的夾克，外表其貌不揚，進入狹窄悶塞的空間，無能為力又義無反顧地追尋自己的慾望，和那些不懈的舞女一樣，是懦夫又是勇士，而我是個三心二意的過客。
我想到了小芹，她會還在這裡嗎？那年最後一次在裡面見到她，跳了兩支舞就離開了，有種索然無味的感覺。似乎我們以前的情節都白費了。
那天下午出版面，我和校對室的一個女人大吵了一架，她是這裡資格最老的校對了，但也沒有校出過多少錯字來，這次是盯住了我的一個用詞。週末版的一篇副刊文章，寫到抗戰時期在鵝嶺路遇見陳立夫挑水的往事，陳立夫當時的身份，作者寫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我保留原樣，卻被校對室那個女人改成「國民黨政府」。我改了回去，又被她二校再改回來，我只好拿著清樣去了校對室。她說明明應該用國民黨政府，什麼國民政府，國民黨能代表國民嗎？我說這就是歷史的稱謂，陪都時期，當時的共產黨也承認。她說這是政治問題，給國民黨臉上貼金。
我想起來上一次她把稿子裡的「腦滿腸肥」改為「滿腦肥腸」，我改過來又被她改回去，拿著《現代漢語詞典》去找她，她還不服氣，估計是火鍋吃得太多了。我一下子火起來，說：「你一個校對，幹好校對的事兒，校錯字兒，不要干涉編輯的職責。」她沒料到我會這樣發火，「校錯字兒」這幾個字顯然讓她非常鬱悶，一下子又沒想到什麼回擊的詞，只是提高了聲調說：「你這是政治問題，給四大家族貼金。」我說：「什麼是四大家族？你知道陳立夫為抗戰時期的教育做了多少事，知道他窮得晚年靠養雞生活嗎？你校好你的錯字就行了！」
兩人相持不下，事情鬧到總編輯那裡，最後這篇文章換人編輯，「國民政府」中間仍舊加上了那個「黨」字。我一肚子氣下班，飯也沒吃就去了食品舞廳，在排隊等候客人邀請的舞女行列裡，意外看到了小芹。
半年以前，我和小芹跳舞的時候，她告訴我自己就要離開這裡，回湖北去了。我很高興，這也是我一直勸她的。她曾告訴我，她家在湖北荊門，爸爸是個小廠主，她從家裡跑出來的原因是父母離異，父親又成了家，繼母很不喜歡她。她和母親一直有聯絡，母親生了乳腺癌。前一陣她打了父親的電話，父親很高興得到了她的音信，很希望她回去。經過在魚城的這兩年，她也想通了不少事情。母親動了手術，似乎暫時也沒啥大問題，不需要她操心了。
「那你就回去吧。」在舞廳中間人群的昏暗裡，我和她一邊貼著慢慢挪動一邊說，心裡也感到某種似乎非分的失落。舞廳散場後，我去解放碑買了一條白色的披肩絲巾，下次去舞廳，在樂曲間隙送給了她。
她很意外，臉上的酒窩久違地出現了，一起等客跳舞的幾個姐妹臉上更是露出好奇的神情，被旋轉的射燈塗上了色，分割成閃爍的一片一片。就像那次在我的租屋，上床之後她問我：「你為什麼找我做女朋友？我又不乖。」
「女朋友」這個字眼讓我有點發怔，一時找不到答案。在印刷廠宿舍樓上那群打工妹裡，還有站成兩排年紀輕輕來舞廳找錢的姐妹中，她確實不能算是乖的，有點過於消瘦，臉龐也顯得蒼白，畢竟她不是真正的魚城女孩。不是這個問題，但我和她的這種關係，又不好解釋，不同於我和其他任何一個跳過幾曲舞的女孩的關係，甚至也不同於我和當初小芹在印刷廠的朋友、另一個打工妹羅玉英的關係。我也沒有把羅玉英來過我家的事情告訴小芹。我是誰，在尋找什麼呢？
那天舞場散後，我專門請小芹和她的兩個姐妹吃了飯，給她餞行。小芹第二天搭船回荊門。那以後半年，我再也沒有在舞廳裡見到她，有時會想到她在老家怎麼樣了，是否在繼續上學，或者在爸爸的廠裡幹些什麼。有時跟她的小姐妹跳舞，還會問一兩句。沒想到她現在卻回來了。
小芹說，家裡待著還是不舒服，她兩個月前就回了魚城，想再次找工作，但工作還是那樣累，錢也就那麼多，看不到一點前景，姐妹一勸說，她就又回來了。
她這次穿了一雙流行的鬆糕鞋，但並不適合她，因為她本來身個瘦高，顯得我在跟一個踩著高蹺的女孩跳似的。我告訴她不適合穿這個。她微笑著，似乎覺得有點奇怪，又像在表示某種歉意。我覺得尷尬，似乎有個東西已經改變，不會再回來了。我匆匆跳了兩曲，給了她二十元錢，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跳舞。
我的跳舞生涯似乎是從那一次開始走向結束的。我不再常去舞廳，當我偶爾忍不住走進那裡，會擔心碰到小芹；即使我並沒有見到她，也覺得她在黑暗中某處看見了我，無聲地迴避了。假如她並未迴避，和另一個舞客摟抱著，我們在人叢中擠到了一起，又該如何面對彼此？無法做到冷著臉佯裝不認識。這樣的擔心，讓慾念也變得索然無味。
那塊由女朋友的錯覺和披肩絲巾編織成的簾幕被扯了下來，在赤裸裸的場景裡，我是一個過於蹩腳的演員，就像面對老資格的校對，我是一個編輯，卻無法在爭執中佔到上風。這個城市，這份報紙，都是別人的地盤。是離場的時候了。
不久之後，我離開了魚城。
現在小芹還會在裡面嗎？如果她在這裡，不是跟當初她和小姐妹們刻意要區別的老舞女一樣了嗎？她會很容易地順從舞客的任何要求，不再有矜持嗎？她還會有離開這裡的想法嗎？或者是像那些也曾經年輕過的舞女，再也無法離開了？
這種想法並不好受，即使我曾經只是一個尋找樂子的舞客，我們彼此只是無數舞伴中的一個，那條絲巾不能改變什麼，它只是花了七十元錢從解放碑買來的，並不像一條阿拉伯飛毯，可以帶她平安回到家鄉。那個家鄉，父親的小工廠，或許都是虛構的。我也沒有去看過她租住的房間，吃她說過要給我下的麵條。
我們認識的時候，為了趕白天的場，小芹和另外的姐妹一樣，辭掉了從前在朝天門布店的工作，在儲奇門附近合租了房子，每天來舞廳跳舞。說起來掙的錢多了，但是因為母親的病，她沒有存下什麼錢。她不適應魚城的氣候，太冷太熱，房間又沒有空調，容易生病，有時在床上一躺幾天，不能去跳舞，還要花醫藥費。
有一次小芹重感冒，合租的姐妹出去跳日場了，她從昏睡中醒來，想喝一口水。屋裡沒有桌子，水杯在做飯的案板上，夠不著，她伸手使勁去夠，一下子翻到了地上。大腦一片空白，渾身生痛，都不知道是哪裡痛，沒有一點勁，像下的麵條，只好那樣躺在地上，直到姐妹回來，才喝上了水。「那次我擔心自己會死，第一次怕自己會死，有點後悔從家裡出來了。」
小芹說這些的時候，我想到了賈樟柯的一部電影。一個小姐發燒躺在床上，口渴沒有水喝，勉強掙扎到院子裡，喉嚨湊在水龍頭下喝水。不知道小芹她們租住的是怎樣的房子。小芹說是衚衕裡面的平房，水龍頭確實是在院子裡，以後帶我去看。「我給你下麵條吃。」這是她平常給自己做的伙食。
我已很久沒有在家裡吃飯，即使是一頓麵條。小絮走後，我回到了初來魚城時孤身一人的狀態，但和從前不同，我像跌入了一個漩渦，一週四五次地去舞廳。當我有點心懷忐忑地走上打銅街的短短一截斜坡，我和身旁魚貫走入舞廳的舞客沒有什麼不同，眼神渾濁，透著一股色迷迷的嗅覺。我和那些趁闇亂摸舞女下身的中年禿頂男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像她離那個站在對面年老色衰的舞女大姐，也沒有多遠的距離。
一頓許諾的麵條，把我們倆從舞廳的昏暗中暫時帶走，在這個出租屋裡，似乎我們真的是邂逅相逢，談情說愛。令人安心的是，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的，只是掛在寒磣場景前的一幅幕布，如同舞場旁邊衛生間的門簾，門簾後女人們對著洗手池匆忙補妝，男人們使勁摳鼻孔和往洗臉盆裡吐痰。但這幅簾幕，我們都不想取下來。
陳天沒有在食品舞廳和小芹跳過，但他記得印刷廠的這個女孩子，以往常和羅玉英一塊出入。對於我和小芹的故事，他有些吃驚。
「你想不想進去看一下？」陳天望著舞廳的入口問我。
我們像十幾年前一樣結伴走進舞廳的門廊，票價漲到了十元。走上二樓掀開門簾，光線依舊黑暗，煙味撲面而來，舞曲似乎沒有更新，但人群的密度比起當初顯然小了很多。以前一排舞女等客的地方，等待的舞女少了很多，幾乎看不到年輕女孩。入場的沒有什麼年輕人，全然不如當年的盛極一時，似乎它的慾望飽受摧殘，從民國年代以來，早已垂垂老去，卻遲遲不肯死亡，維持著這副殘存的軀殼。一個袒胸抹粉的老年舞女示意我下場跳舞，我忽然看到在舞廳最後歲月的小芹，只是她從來沒有胖起來過。
我們一起去上了舞廳的廁所，洗手池更顯斑駁陳舊，仍舊有舞女中途過來補妝、漱口。走出舞廳的門廊，陳天說他沒有看過賈樟柯的那部電影，但看見過一個女孩子就著龍頭喝水，想沖掉嘴裡的味道。大學畢業後有一年時間，陳天曾經離開魚城，去一個親戚在人大西門外開的野菜城當文員，野菜城附設一家按摩城，陳天負責給按摩小姐做登記，保管身份證，有時也和女孩們搭搭話。其中一個女孩來自新疆，很瘦，看上去有些青澀，有次被一個畫家點了鍾，下鍾之後傳來吵鬧聲。陳天過去檢視，客人說好給二百五十元錢，下鍾只肯給一百五，說她服務不好。客人走後，新疆女孩趴在廁所的洗手池裡乾嘔，一邊撩水沖洗嘴巴，一邊挨著經理罵，眼淚和著頭髮泡在水裡，看上去狼狽又可憐。
過後陳天問她，她說客人變態。
陳天對她本來有點意思，一個人待在按摩城的宿舍裡，做夢還夢見過她。但是經過這一次之後，兩人很少說話，說話時陳天總覺得她的喉嚨沒有清乾淨。另外一個女生是湖北的，長得小巧玲瓏，有些像陳天分手不久的女朋友。有次她喊陳天去按摩間，陳天說自己沒錢，她說不要錢，陳天也沒有去，原因可能是覺得她長得像分手了的女友，心裡會疼痛，事後又懊悔。在按摩城的單身床鋪上，他常常徹夜難眠，心裡想著隔壁發生的事情。他漸漸感到，自己離開魚城是個錯誤，走了這麼遠，他並沒有能躲避記憶中的東西。
正好那段時間北京開世界婦女大會，全城掃黃，以前封閉的按摩間都要求門上方開一個探視框，禁止色情活動。野菜城生意大不如前，新疆和湖北女孩都離開了，陳天也就藉機離開北京，回到了魚城。
回到魚城後，陳天還在朝天門扛了幾天大包。我們剛巧走到朝天門的碼頭區，這裡的情形和打銅街不一樣，沿路有很多轉運批發的門市，一連幾家是經營布匹的。路邊堆著大捆編織袋裝著的布料，幾輛小卡車乘著夜色到達，一些穿著汗衫的工人扛著大包正在裝貨。陳天說，這是他剛回魚城乾的活，那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心裡跟自己有點過不去，索性跟著一個六十多歲的叔叔來到這裡，從朝天門服裝市場幫批布匹的客戶搬貨，裝上卡車，或者送到店裡。坡度比較大，得從碼頭一步步爬上來。因為身單力薄，被人瞧不上，他幹了半個月只好放棄，那個叔叔卻仍舊幹了下去。
我想到虹影小說裡在朝天門扛大包的母親。我一直想找到在這邊扛活的人，沒想到身邊的陳天就是。他交貨的那些賣布店鋪，就是小芹當初工作的地方，下班之後在路旁的小餐館裡，他也曾和那位人山人海中的表弟一樣，往碗里加上一勺又一勺紅辣椒，魚城人叫海椒。但在他的口裡說出來，又顯得輕描淡寫，似乎實在難以把身邊的他和揹負大包的經歷聯絡起來。似乎是在有了這段失敗的經歷之後，他終究變得馴服，走上了周圍人們都認為他應該走的道路，複習，考研，畢業後來到魚兜報社工作。
我們已經走在了江岸上，稀疏的路燈照著空蕩的階梯，沒有一個人影，漲潮的江水鼓盪躉船，發出低沉的聲音。躉船輕輕波動，看上去是鐵皮的，卻又顯得像紙殼那樣輕，用粗大的鐵鏈系在江岸上。只有靠近兩江交匯處的半島盡頭高處，有一個地方始終在轟鳴，燈光從傾斜聳峙的峰垛傾瀉下來，是在建的來福士廣場。據說腳下疊壓了魚城由宋到明代的兩道城牆，當時開挖基坑出土時，很多人一再呼籲也未能保護下來。像以往很多次一樣，有一個新發現，往往在混亂之中什麼也沒有做，就被重新埋入地底。在建的樓群蒙著綠色防護網的身影那樣高峻龐大，有些疑心它們會把魚中半島壓沉到江底去，有一天這裡將不復存在。
但眼下我們還能走到半島盡頭，坐在碼頭的石階上，身後不知什麼地方的鼓風機呼呼作響，兩江匯合的水面微微波動，遠處一艘夜航的客輪緩緩逆水而上，幾乎不發出聲音。對岸彈子石和野貓溪新增了很多樓房，從前半坡「美心門」的巨幅燈箱廣告消失了，只剩下燈火稀微。也許我曾經溯源而上的野貓溪已不復存在，那部《飢餓的女兒》小說中主人公六六的生活佈景終於徹底消逝，不再留下任何痕跡。身下這塊我坐了不知多少次的地方，它一定也有了很多次變動，但並不引人注意。每次回到魚城，我願意沿著解放西路一直走到這裡，待上一會兒，這樣像是在事後能夠經歷那些變化，當我不在場時漸次發生的。
陳天一直看著眼前黑暗的江面，似乎要在微微的起伏波動之外，再看出一些什麼。過了很久，他身子背過去遮住江風，點燃了一根菸，慢慢說起了跟琉璃離婚的事。「你記得那次我給你打電話，請你幫忙去拿發表論文的雜誌吧？」
我記得那件事。當時琉璃在大學要評教授職稱，權威期刊採用論文是硬性要求，發表之後由於發行很慢，需要自己去雜誌社庫房直接拿出來，好趕上提交期限。陳天給身在北京的我打了電話，當天是週日，我第二天一早坐地鐵5號線轉10號線，穿過半個北京到健德門附近一座樓房裡找到了這家雜誌社，開條子交了六十元錢買兩本雜誌，又穿過連線兩座樓房的通道找到管理員，進入庫房。裡面是一個龐大的倉庫，堆滿了觸及屋頂的各類雜誌，大多沒有開封，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塵灰味。這個蒙塵的倉庫裡，一沓沓不起眼也不會在市面上見光的雜誌，卻有著權威或核心的身份，決定著遙遠的地方很多人的命運，不時有我這樣的人急匆匆趕來，交錢買發表自家文章的雜誌。因為是剛出，經過一番折騰，總算找到了需要的雜誌，交條子後走人，當天快遞去魚城，趕上了週四提交論文成果的最後期限。
陳天說，那篇論文是他和琉璃反覆討論後成稿的。「裡面有我的心血，我好些年沒有這麼認真地對待過一篇文章了，包括報社的那些稿子。」從前琉璃發表的那些學術論文中，也有陳天的參與。
琉璃當上教授不過三十二三歲，成了她所在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陳天卻兜轉了一圈仍然是記者。陳天覺得這沒有什麼，但老婆當上教授以後的事態，卻慢慢地超出了他的預期。
琉璃參加的學術會議越來越多，一個月經常有半個月在外邊，兩人的交往圈子也不搭界。她不僅在學術界交遊廣泛，還認識了不少地方政府和商界的人，畢竟傳播學院經常要和這兩類人合作。慢慢地，兩人不再一起參加飯局，回到家裡也越來越沒有話說，琉璃更常做的是逗尼采玩上一會兒。偏偏老婆當上教授之後，陳天又在崗位競聘連任時失敗，自己的心理狀態也變得不對勁，平時和琉璃走在一起，聽到別人說什麼話，就以為是在說自己與老婆不般配，連他的個頭也顯得比琉璃矮一截兒，或許因為陳天的駝背變得嚴重了。飯局上有人開個玩笑，譬如說陳天跟著老婆吃香喝辣，更會讓他心裡半天不是滋味，他覺得這些玩笑一半都是真的。琉璃對這些玩笑似乎又有幾分受用，並不制止。家裡的氣氛愈加沉默，沉默久了變為口角，口角又累積為爭吵。琉璃覺得陳天變得越來越敏感，甚至不可理喻。
有一天琉璃回家洗澡，手機一時沒有鎖屏，陳天一時心動拿起來看，上面是一個男人對琉璃的問候，喊她寶貝，叮囑她喝了酒回家小心，約她下次在成都開會見，一塊游泳泡溫泉。這個男人陳天聽琉璃提起過，是成都某大學的一個教授，兩人常在學術會議上見面，這次大約對方是來魚城開會。陳天放下手機，抱著頭坐了一會兒，忽然站起來去敲浴室的門，開始是敲，後來是拍，他拍門的動靜把尼采嚇得「喵嗚」一聲，躲到屋外竹林裡去了。
尼采大約是在陳天身上聞到了老虎一類的暴虐氣息，這種東西沉睡了多年，那一刻在陳天身上醒來了。琉璃驚疑地披著浴巾出來，陳天劈臉給了她一巴掌，琉璃的浴巾掉在地上，頭髮還在往下滴水，赤身裸體地站在那兒哭了起來。一瞬間，陳天想起了當初李影在涪陵賓館的浴室裡一邊洗淋浴一邊大聲哭泣的情形。他知道，一切已經無可挽回了。
兩人在幾天之內辦好了手續，琉璃搬去了她在大學分的房子，帶走了自己的所有東西，把江北的房子留給了陳天。兩人在經濟上從來都是各自獨立，辦理起來倒是不麻煩。琉璃只提出了一個條件：帶走尼采。陳天答應了。
陳天閉著嘴巴，從鼻子裡吁了一口煙，緩緩地說，琉璃帶著尼采離開之後，屋子變得很安靜，安靜得像是地上到處有墜下來的針，他不敢稍微重一點地走路，否則會耳鳴。他產生了和當初從特鋼廠被開除後相似的感受，在魚城已經沒有自己的安身之處，在這座一天天高樓林立的城市裡，他是個外鄉人，比旅遊者還要疏遠。如果不是和我一起，他根本不會想起來到朝天門碼頭，坐在黑暗中鼓盪的江水面前。但是這一次，他已經沒有了出走的勇氣，好比眼前的江水被大壩包圍起來，失去了流速，變得越來越渾濁、凝滯。和琉璃的離婚，似乎耗掉了他身上最後一絲勇氣，是他面對世界的最後一次反抗，卻又如此徒勞無益。
我不知道拿什麼話去安慰陳天，只是想起了自己的一些心事，不知道自己在那座北方的大城還會待上多少年，在那裡沒有一個人和一隻貓等著我，甚至沒有陳天在魚城擁有的房子和戶口。連我身上新揣著的二代身份證，地址也只能寫著跟我沒有了多大關係的魚城。
回去時我們走了上半城的路線，爬上朝天門高高的階梯，空蕩蕩的穿洞裡沒有什麼人。小什字的街道也寥落了，曾經在一部娛樂電影裡出現過的羅漢寺現著門樓垛堞的輪廓，在對面的協信星光廣場的映襯下顯得暗淡，並不適合存放寶石，馬路上的窨井蓋得好好的，並不會忽然從下面鑽出一個笨賊來。再往前走是棉花街，緊臨九尺坎上方，我打算就近打聽鄧要發棲身的棒棒屋，陳天陪我去找這個「曾經的同行」。
街口的圓形石頭上坐著兩個吃完飯在歇涼的「棒棒」，棒子仍舊靠在身邊。我們走近年紀大的一個，看得出他收工後喝了兩杯啤酒，神情顯得悠閒，耳朵上夾著一根菸，也許已經被他忘掉半天了。我先用有點生疏的魚城話跟他打聽棒棒屋，陳天又重複了一遍，他打量了我們半天，問我們要「做啷個」，後來告訴我們自己在棒棒屋住，那裡沒得啥子看頭。他姓謝，入「棒棒」這行十幾年了，一直在棒棒屋住。我說了鄧要發的名字，遞上一根菸，他想了一會兒說：「我記得他，搭手扛東西不耍滑藉力。只是他早走了，娶了堂客，搬去江北啥地方了。」他捻著手指間的紅塔山煙，等到我給他點上了，大約是看我們失望的樣子，說：「我帶你們去棒棒屋，問問別的人。」
從九尺坎走下去，到了階梯底部，光線就比頂上的棉花街少了大半。棒棒屋靠近嘉陵江岸，是一幢老式居民樓的底層。繞到後門進去，裡面空間很大，看起來是留作人防工程的半地下層，一盞電燈灑下昏黃的光線，照得幾十張架子床明明暗暗。大部分人已經入睡，架子床上傳來深深淺淺的鼾聲，安放一具具赤裸上身的軀體，到處籠罩著一股汗氣。沒有蚊帳，對於鋪位上長年磨礪的皮肉，蚊子們似乎也無可奈何。
這裡的條件看來並不比鐵門旅館裡好出多少，除了一個近似陽臺的門廊，接受著從九尺坎高處灑落的剩餘光線，即使是在白天也不會有多明亮，卻是僅有的晾衣服所在。一扇半高的牆隔開了兩副便槽和一個水龍頭，沖涼和排洩都在這裡解決，尿鹼使便槽完全變成了黃色，一股沖鼻的氣味壓過了外間的汗味，說明這裡只是男人的世界。
來到棒棒屋的第一刻，我就知道鄧要發在這裡只是個過客。他孤身一人來到魚城，為的不是一直在路邊吃一份「棒棒飯」，抽兩包煙，在架子床上慢慢老去。不像棒棒屋裡多數的夥伴，他那時連一口解乏酒都不喝。
老謝走到自己的鋪位邊，和別人的一樣，除了一床看不出顏色的被褥和兩件汗衫，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他讓我們小聲一點，輕聲拍醒了上鋪的夥伴，問：「你還存的有鄧要發的電話沒得？」同伴咕噥了幾聲，開啟手機翻出來一個號碼，我就著諾基亞老人機螢幕的微光抄了下來。我把整包紅塔山給了老謝，輕手輕腳穿過鼾聲連連的棒棒屋，老謝跟著我們出來，在九尺坎的階梯上跟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大約是平時很少有人會聽他擺龍門陣。
老謝是綦江人，老家有堂客和孩子，年輕時來魚城幹過別的，在老家把樓房葺起了，後來因為想自由一些就開始當「棒棒」。他說眼下魚城的「棒棒」越來越少，生意幾乎做不下去，年輕人不愛入行，棒棒屋也只剩這處了。在這裡幾乎沒有找到堂客的希望，除了像他這種一年兩次和家小團聚的人，架子床上的軀體註定只能在單身中老去，現在這裡都是四五十歲的單身漢。所以鄧要發娶到堂客的訊息，大家都記得，他走的時候還散了兩包煙。「也是紅塔山。」所以今天老謝看著我裝的紅塔山，就願意帶我下來問問。
前不久棒棒屋出了一件事。有個老「棒棒」在這裡幹了二十幾年了，他的娃兒讀到高中畢業，前一段也從忠縣老家出來，打算跟著父親幹「棒棒」，一塊住在棒棒屋，老婆也接來了。九尺坎下去有段濱江路引橋，車剛從高架橋下來，轉彎速度很快，這裡沒有設定紅綠燈，又是從棒棒屋出行的必經之路，人們都是翻護欄來往。娃兒才出來不熟悉路況，前幾天給老漢去買包煙，翻過護欄遇到一輛車快速轉彎，躲避不及當時撞死了。肇事車輛逃逸，這一段也沒有裝監控，不知道找哪個，報了案也查不出來，娃兒至今躺在冰櫃裡，每天要交錢，派出所催著火化。「幾好的一個娃兒，可惜了。你說我們棒棒的命多不值錢。」近五年來，老謝親眼看到住在棒棒屋的夥計走了好幾個，「長期積累的，生一場病，就完了唦。」那些老單身漢，死了連骨灰都沒有地方擱，殯儀館燒掉隨便倒在哪裡了。
老謝自己打算幹到六十歲回鄉，就像通常搞工作的人退休的年齡。至於有將近七十歲還在幹「棒棒」的，那是沒有後代養活，掙一天吃一天。「沒得法。」比較之下，老謝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幸虧早年來魚城之前長了個心眼，把婚結了。」平時老謝不會虧待自己，下了一天力，喜歡喝兩杯啤酒，往常跟鄧要發搭夥的時候，扛完了活也一起喝過。「正好兩個人一瓶子，省點。」
告別了老謝，我和陳天步行回到較場口，在先前聚餐的日月光附近分手了，他的神情顯得輕鬆了一些，似乎暫時忘掉了和琉璃離婚的事情。他打的回江北，我走路回穆斯林大廈的酒店，十八梯頂端的平臺上燈光都黑掉了，還有一兩個逗留著，像是男女在做生意，魚城變得很安靜。我的腦子裡迴響著九尺坎棒棒屋裡的鼾聲。
「冉老師，你還是以前那樣，不過，你的頭髮少多了。」鄧要發說。接著他有些不好意思，摸了一下自己銅瓢樣的頭，「我的都光了。」
第二天傍晚，我打通了在棒棒屋抄來的電話，穿越兩路口隧道和魚澳橋，在江北大石壩一個叫下五村的街口見到了鄧要發。他帶我穿過一片高層住宅小區，順斜坡一直走到最下端，他租住在樓房腳下的一排簡易房裡，後身就是崖坎，似乎是一路退到了這裡立足。屋內光線黑暗，開著一臺舊電視兼作照明，手機顯示無服務，有時偶然跳出一格，可能被前面的大樓全部擋住了，連同坡頂灑下來的陽光。先前接到我電話，是他在外面做工的時候，通話中我聽到了打磨樓面的嗡嗡聲。
沒想到他還記得我的樣貌，這或許是出自他的職業習慣，記住了每一個相熟的客戶。又或者這是一句不會失誤的話，我也能反過來對他使用。
確實，他的頭像一具倒扣過來的銅瓢，被暴曬的陽光燒光了當年的毛髮，鍍上了一層金屬的反光。一大兩小佔滿了屋內空間的床鋪，和空中懸掛的各色衣服，還有三部幫別人搬家時揹回來的報廢洗衣機，說明他成了家，有了孩子，這是我沒能做到的。只是這些經歷，也給他原本黝亮的額頭添上了幾道勒痕，和一條鼓突的血管，像是藏在皮下的蚯蚓。他的媳婦是大姨撮合的夫家那邊的侄女，但很少聯絡。「雖說是親戚，畢竟身份差得遠，你說是吧，冉老師？」
他說著「身份」這個詞，叫我想到在六樓房間裡見到房東老太的情形，即使是她已經從當初的形象中退化，鄧要發仍舊自覺地維護著兩人之間的落差。對於我也是一樣，他叫起「老師」這個在魚城時的口頭禪，並沒有街頭巷尾那份隨意，倒有種鄭重，就像面對那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準備聆聽他們常常很是嚴厲的指示，擔心小崽兒又在班上惹了什麼禍。
昨天晚上十點多，鄧要發在大石壩的街上走，尋找離家出走的九歲小崽兒。前天晚上他從補習班接回小崽兒，督促他加時到十二點，完成拖欠的課後作業，結果今天下午放學後，小崽兒沒有回到一家人租住的小區坎下的石棉瓦平房。以前兒子有過類似的出走，遊蕩在商場裡徹夜未歸，後來鄧要發在過街地下通道里找到了他。那是夏天，眼下是小雪節令。
他走過了居住的下五村和附近的六村、七村，經過了騎士醫院，走到了大石壩商圈，在幾處大商場、兩家遊戲廳、一處量販式ktv和一家漢堡店外尋找，都沒有小崽兒穿著格子滑雪衣外套的背影。他還進出了一家菜市場，在那些攤點間轉悠，辨識擁擠又模糊的人臉，也無味地掃一眼攤點案板的尋常蔬菜，一天到頭，它們都失色泛黃了，像是老了的人臉。這裡也沒有兒子。他回到了下五村的家中，指望逐漸寒冷起來的夜氣讓小崽兒回來。到了近十二點，他又出去了一趟。
起了風，縮成一團的紙屑沿路滾動，像是一個無限地縮起背脊的小孩，被驅趕著不知去到什麼地方。這也使他的心緊縮起來。隱伏的蚯蚓在他不夠寬廣的眉心凸顯出來，似乎要破皮而出，只有每晚的兩杯酒能暫時安撫。等找到了小崽兒，或許會狠捶一頓，叫他再也不敢這樣。但找不到呢？如果一直不回來了呢？他想起玻璃貼著不透明薄膜的麵包車，把路過的小孩一把拖上車，拉上車門開走的傳言。他已經找不到小崽兒了嗎？他在石棉屋頂下的人生指望都落空了？
半夜兩點，第三次出門的時候，他穿著解放鞋的腳板開始發冷，而且隱隱疼起來，白天他挑紅磚上下了不短的樓梯。這天的活是在一片別墅區，進小區的時候要給保安交押金，防止他們順手拿什麼東西出來，或者隨處丟棄垃圾。他搭在運紅磚的車上進去才省了這回事。別墅有四層，一根棒棒擔兩隻裁成半截的塗料桶，每桶四十匹磚，脫了厚外套，只穿個短袖挑起來，沿著斜梯上樓，到了第三層的時候就吃力了，一步步地抵抗燒得很結實的紅磚的重力，偏要往上走，不自主地「嘿喲嘿喲」起來，像是小崽兒受了什麼委屈的時候。樓梯轉角逼仄，上了四層閣樓的門框又低，總讓人直不起腰又轉不過肩膀，棒棒在肩頭上略為滑動，早已磨平又麻木的兩坨死肉，也有一種遲鈍的不舒服感。不舒服的感覺，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只是變得更加遲鈍。
到了地方，「咣啷」一聲卸下紅磚，一層汗剛才收在緊繃的皮肉裡，這會兒戰戰兢兢地出來，又不能大出。總有一刻來不及直腰，像是倚靠著擔子在喘息，在答謝它饒過了自己這回。可是緊跟著還有下一回。下樓時看到裝修隊的人在安一扇大門，黃澄澄地發亮，說是銅門。一問，光這道門就要四萬塊。四萬塊的門啊，可以供他租七年房子。這扇銅門完全把鄧要發和夥伴們擋在外邊，一旦裝修完工，他們就永遠別想踏進一步。別說這扇銅門，連最外邊小區的路口都不行。除了為這一堆很結實的磚所出的力氣，他們跟這裡沒有任何關聯。話雖如此，但鄧要發並不覺得，需要跟自己的力氣去計較。
十六歲那年死了父親，跟著舅舅出門，二十三歲來到魚城，寄居在大姨樓下的地下室裡，肩上多了這根棒棒，鄧要發沒有想過放下來。後來娶了有兔唇的老婆，他沒有覺得她嘴唇上少了那塊肉不可接受，他不覺得每天拿起棒棒之前還要幫助老婆掃頭一道「壩壩」、老婆的工資卻只供她個人花是一件大事。
後來當老婆要求離婚，原因是她在他離家幹活時出軌，出軌的物件不過是另一個掃「壩壩」的男人，他也不覺得捶過老婆一頓又跟她講理顧惜娃兒是天大的窩囊——雖說他從此不好意思去見大姨，怕暴露了兩口子的矛盾，心裡又總覺得對不起人。他的想法只是在兩個娃兒身上，尤其是小崽兒。
然而這會兒小崽兒卻失蹤了。如果沒有上一次在過街地下通道找回小崽兒的好運氣，他所接受的這些事情都白費了。
他就像家裡那隻總是捉不住的小老鼠，鑽進了哪條縫裡消失了，甚至已不在這個可以觸及的世界。難道自己錯了嗎？不應該逼小崽兒做作業？應該讓他隨隨便便地長大，像自己一樣背起棒棒，繼續幹這一行，娶一個兔唇的掃「壩壩」的老婆？這一行或許會消失，魚城那些上下不平的山坡會夷平，電梯代替了梯坎。這是一個要被高樓壓到地下的職業，連鄧要發這一輩都不知道能幹多久，雖說一起抬水泥的老蘇還說，他要當「棒棒」到八十歲。他覺得這一行自由，用自己的力氣就完了。鄧要發心想：你莫吹牛，總有失去力氣的一天。
這一夜，鄧要發沒有找到小崽兒。
離開索道站，陳天顯然不願重複上次的路線，他提議我們橫穿解放碑，去看一下洪崖洞。我們走過魚城百貨大樓，路過了以前的魚城人才大市場。當初這裡像花街子我居住的樓下一樣熱鬧，定期舉辦人才招聘會，我曾兩次陪著小絮來這裡應聘。
炎陽照得白光光的廣場上設好了招聘席位，排著長龍。長龍並不整齊，總在來回扭動，不斷被人插斷。相比之下，招聘席位總是顯得稀少，要費盡力氣才能排到前邊去。即使到了席位前，大部分也只是遞上一份簡歷，聽桌子後面的人淡淡說上兩句，順手把簡歷放在已經疊得很高的一摞上去而已。即使自己在家中準備得分外精心，拿在手裡也顯得很有分量，這時也忽然變得輕飄，令人惘然若失，只有身上擠出來的汗液變得沉重，還好不時吹來的江風能帶走一點。
但希望也似乎被江風帶走了，有時候我懷疑，在這種地方根本沒有工作可言，就像我在上海時去過一個招聘會，一間不大的屋，坐滿了指望一舉改變自己命運的人，教師、工人、幹部、學生。機率在這裡是多麼小，也許根本不在這裡，而在我們去不了的地方，在重重門道的背後。這裡只不過擺設一扇門面，找一個百裡挑一的尖子來裝門面，而我自然不是那個出挑的尖子。
眼前那些煞有介事排列得整齊的招聘席位和頭頂一排排懸掛的用人資訊，都不過是裝點門面的幌子而已，在魚城根本沒有那麼多機會，其中自然更沒有小絮的。因為她應聘的是外語職位，都要求當場說上兩句英語，席位後面的人也像是真懂行似的，收起了魚城味道的普通話，大概是用外語問了小絮一個問題，這時我總是看見小絮扭頭飛奔出來，臉漲得通紅，像是中暑了。席位後面和旁邊的人都迷惑不解，我問小絮也不說原因。後來知道她的頭腦一片空白，根本聽不懂招聘的人在說什麼，儘管她在那個小山村裡教了三年英語。
兩次這樣的經歷之後，我對於陪小絮跑人才市場失去了信心，有時在解放碑魚城百貨大樓買東西時，遠遠瞥見圓柱形矗立的輪廓就會覺得尷尬。我們再也沒有來過這裡。
眼前的人才大市場顯得空蕩，玻璃外牆像是蒙上了一層灰塵，有些裱褙過的痕跡。在它旁邊出現了一個空敞地帶，有一幢紅色屋頂的新建築，像是一個展覽館，在周遭顯得很獨特。陳天說：「這是以前國泰劇院的地方，現在是美術館，你想去看看嗎？要從下面才看得出來。」
去美術館的路上，陳天接到了一個電話，他用魚城方言回覆，從內容聽起來那頭應該是羅玉英，大約是告訴他自己去印刷廠上班了，晚飯給他做好了焐在家裡。掛上電話之後，陳天沉默了一會兒。或許是因為剛才提到了小絮的現狀，陳天忽然提起他經常想改行去當小學教師。「你記得吳海子吧？」他說。
剛去北京的兩年，回魚城的時候吳海子在魚洞子火鍋請吃飯，陳天也在座，當時吳海子剛剛當上晨報的編委，他夾著一塊魚頭送到我碗裡，對我說：「以後你每回魚城一次，我請你吃一次飯。不能多，請你吃一頓。」這是吳海子第一次請我吃飯，我一直記得他微微發福的臉上的微笑，讓我想到當年西南師範大學校園裡那個在大雨中朗誦海子詩歌的少年。之後吳海子又當上了晨報的副總，我們並沒有再一起吃飯，陳天說他們也很少再見面。偶爾會聊起，吳海子新寫了兩首詩或者某篇小說，發表在文學雜誌上。他已經跳槽到魚城一家老牌的摩托車企業，做了公關總監。
陳天說，吳海子跳槽到摩托車企業之後，趕上外派美國，把孩子帶去上了兩年幼兒園。回國之後，孩子在魚城本地的學前班裡完全傻掉了，因為他在美國幼兒園學到的觀念，到這裡完全是錯的，譬如上廁所排隊，所有人都會插到他面前去，最後他尿在了褲子裡，與小朋友分享玩具，別人拿走了就不再還給他。這個孩子崩潰了，哭著要回美國。現在他可能適應了，但尿褲子的陰影已經磨滅不掉。如果他在陳天的班上，事情可能會不同。
我想到了鄧要發的小崽兒。他很自在地翻撿我帶去的果凍和開心果袋子，和姐姐爭搶，並不覺得自己昨夜的失蹤有什麼了不起。他私下拿了同桌的變形金剛回家，徹底玩毀了它，第二天被投訴，卻覺得自己只是玩了一下，為此父親在棚屋牆上寫下了「約法三章」中的一條：不拿不是自己的東西，違反嚴懲。然而並沒有什麼用。那所濱江小學裡，班上都是像他一樣的打工家庭子女，在那裡他從沒感到什麼不適應，卻不願意待在課堂裡。
那個失蹤之夜後的清晨，鄧要發接到了學校班主任的電話，說小崽兒早晨自己去上課了。
班主任讓鄧要發趕到學校，簽下一份安全事故責任書，宣告男孩走出校門之後發生的任何事故與學校無關，否則拒絕接收小崽兒上學。
詢問小崽兒得知，他昨天放學後去了化龍橋的同學家附近，兩人在商場逛到太晚，公交車停開，沒法過江回來。同學回家，小崽兒在翠湖旁邊的一條長凳上過夜，拿一幅撕掉的廣告布蓋在身上禦寒。天氣太冷，他只睡著了一小會兒，其他時間一直醒著。清晨寒氣太重，公交車開班後他就搭車去學校了。
班主任讓鄧要發不要體罰男孩，免得再次出走。但鄧要發想不出別的法子，甚至找不到一句話可以跟男孩說。這天他沒有出工扛活，在家裡抽悶煙，想著今後的打算。
老婆上班掃「壩壩」去了，沒有活她也很少歸家，家裡只有一隻頂細小的貓，用來逼鼠。老鼠咬壞了窗簾和二手冰箱的電線，冰箱到現在也未修好，開門就聞到一股食物放久了的黴味。這隻小貓進家門之後，老鼠就不叫了，雖然它看上去如此細小，路都走不穩。怕貓是老鼠的本性，就像下苦是「棒棒」的本性，他只是指望在兩個小孩這輩上擺脫這個行當。他不明白，為什麼小兒子不願讀書，似乎那是比當「棒棒」下苦更苦的事情。似乎他故意要往沒有前景的路上走，讓他內心小鼠的恐懼成真，就像有一天來了一隻小貓，即使是這樣的仄角，他也沒有機會再待下去。
老房子越來越少了。以前在盤溪，一連片都是棚屋，還有竹笆房子，現在都變成了樓盤。變成小區的過程裡，有他一挑水泥一挑磚出的力氣、流的汗。下五村小區也將開發建高層寫字樓，這排石棉瓦平房會全部拆掉，到時可能再難找到租住的老房子了。唯一的辦法是租小區房，但每月一兩千元的價格讓鄧要發不敢想象。像搭夥拖水泥的老陳那樣跟別人合租，拖家帶口不方便。至於買房，更是看起來就不可能的事。到了那時怎麼辦，鄧要發只能先不去想。小兒子夜不歸宿這件事，卻讓這種前景變得似乎迫在眉睫。
就算高樓全部建成了，他和妻子老了被排擠回鄉下，兒子和女兒怎麼辦？鄉下還有他們的位置嗎？
鄉下的房子在長江岸邊，前兩年上鎮子還要坐船。房子外貌看上去是過得去的兩層小樓，但根基處在滑坡帶上，牆壁已經有手掌厚的裂縫，黃桷樹根順著裂縫爬上去。這是老丈人的房子，除非萬不得已，鄧要發不願意到那處屋頂下棲身。但在魚城有棲身之地嗎？
鄧要發越想越覺得小崽兒不明白自己的苦心，菸蒂和心頭都越來越苦。他開啟裝散酒的瓶子，給自己倒上了二兩。這是他近幾年養成的習慣。菸絲聚濃了心思，酒又像是將它化開，眼前的一切都漸漸消散了，就像他下力搬磚修建的那些小區，似乎並不存在，連同那些沉重又光鮮的銅質大門，在竣工之際，就會對他砰然關上。
那條先前模糊的小蚯蚓又鼓突了出來，就像真的有一條蚯蚓藏在他的額頭裡。
我在陳天的微信朋友圈裡看到過一條狀態，他提到自己學過工程、文學、法學、文化理論和哲學，自信可以教好一個小孩子，尤其是喜歡培養他們的政治敏銳性，為未來的政治人物做鋪墊工作。「在夜深的時候，對這點，我很自信。」如果陳天去到小崽兒的班上，面對一群「棒棒」、清潔工和保安的子弟，他能喚起他們的政治敏感，還是像小崽兒的班主任一樣，只能要求鄧要發籤下責任書？他會像當初的維特根斯坦一樣束手無策嗎？
陳天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說：「有這種想法並非受維特根斯坦影響，他是一個失敗的小學教師。」
和羅玉英結婚之後，兩人並沒有特意避孕，但一直沒有孩子。他有點懷疑，長年接觸油墨和菲林，可能損害了羅玉英的身體，但也有可能是自己長期抽菸熬夜的習慣帶來了毛病，對此陳天並不打算求醫問藥尋根究底。實際上，比起自己生一個孩子來教養，吸引陳天的始終是面對一群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如何啟發引導他們成為社會人，甚至成為政治人。而自己的孩子由於有親情的牽絆，是很難做到以平常心教育的。「這就像我在涪陵的時候採訪一座廟，住持曾經告訴我：他不近女色並不是為守色戒，而是一旦和某個特定的女性戀愛結婚，就沒有辦法平等地對待世上其他女性，違反了眾生平等的教訓。」
在剛剛看得見紅房子屋頂的時候，我們仍舊談起了維特根斯坦。他撇下哲學家頭銜和煌煌家產去的德國南部幾個蠻荒小山村，他對天才學生的鐘愛，他編的德語方言小詞典，還有他修好的那臺蒸汽機。「如果不是修好了蒸汽機，他在那裡肯定待不了那麼久。」工科背景出身的陳天，顯然在這一事蹟上找到了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更多相同處。問題在於，維特根斯坦歧視女學生，揍她們，最後為家長驅逐，上帝伸手迫使他回到了劍橋哲學系的教席上，這才是他最合適的位置，儘管他本人如此厭惡，以至於把他最親近的哲學弟子都打發去幹醫院清潔工和修鍋爐一類活。
陳天說自己不會揍學生，但那些家長——「他們確實讓人害怕。」對於陳天來說，家長是等待陽光哺育的一片小樹林背後的蠻荒黑夜，他還沒有觸到樹枝就可能被黑暗吞噬，正如他在報社編委的位置上來不及施展，就被民主評議的票數拉下臺，理由是他管理方式粗暴，不尊重記者編輯。我勸陳天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就像非典那年採訪，你走進一位老奶奶家中，她的整個房間囤積著撿來的肉骨頭，一直堆到屋頂，長出深深的絨毛。你想到要贍養她，照顧她的晚年。那個場景很哲學，但你首先得知道她兒子怎麼想。」
「很長一段日子，我一直覺得自己不是在活著，而是自殺未遂。」陳天不經意地提起了沈文明遺稿中的這個名詞，這麼多年，除了兩次婚姻的反覆，他或許在腦子裡一遍遍翻閱那篇五千字的文章，琢磨裡面每一句看起來沒有說穿的話。我忽然想到，他的闡釋始終沒有越過八千字的長度，或許不是出於懶散，而是不知道在故友的文字之外還有什麼出路。和羅玉英結婚之後，兩人的上下班時間有錯位，陳天仍然要獨自打發大量的時光，即使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忙著燒頓飯做些家務，沒有多少交流。有這麼一個改行去教學生的想法，並不需要真的去實行，但想一想這個念頭，畢竟會帶來某種安慰，就像腦子裡總是存有一篇稿子，雖然一直沒有動手去寫。
現在去日報當記者，除了穩定，至少可以開始寫稿子。讓陳天內心遺憾的是，他沒有培養起寫作習慣。如果能夠動筆，那麼至少在魚城，他有很多可以寫的東西，譬如眼前的紅房子美術館。
我們走到了紅房子的下面，看到它確實造型不一般。寬大的紀念性屋頂之下，橫向伸出一垛長短不齊的條子，可以看作裸露參差的檁條，也可想作吃麻辣燙烤串時堆積的一把竹籤子，完全打破了正常的天際線，魚城人稱它「筷子樓」，稍微拉回了日常的經驗範圍，但仍舊不能平復其帶來的震動。這樣的建築出現在老魚城的臨江門附近，完全是另一種東西，為此拆除了以前民國風味的國泰劇院，又佔據了很大空間，引起了人們激烈的爭議，陳天卻樂見其成。
這顯然是一個外來的設計師的作品，它的血緣和這裡沒有一點關係。我想到了和朝天門相對的江北魚咀上的一棟建築，上次來魚城時還沒有完工，它不規則的外形讓我有種強烈的不適感，卻又感到好奇，似乎它像變形金剛一樣，落在這處原本荒涼的江岸之上，在模仿什麼，又在偽裝什麼。
陳天說，那是大劇院，它的造型構思是一堆礁石。它們和洪崖洞不同，洪崖洞是按照老魚城的風格，稍微改造了一點，大家都喜歡。那裡可以望見大劇院。
洪崖洞是順崖壁建造的幾層茶樓咖啡館，可以俯視腳下的嘉陵江，以及跨江的另一座斜拉大橋，依舊有輕軌嗖嗖地過去。陳天說這和東水門大橋連通，是姊妹橋。紅茶要五十多元一杯，坐在不免狹窄的茶座上，咖啡館裡駐唱歌手的歌聲顯得有些聒噪。和剛才在臨江門街頭賣唱的歌手一樣，聲音是外地人的。
這裡以前是一片吊腳樓群，我一直疑心它有不少的洞窟，卻從未探尋過，直到離開魚城以後讀到一本被鎮壓的地主崽子回憶錄，寫到他在幼年逃亡魚城期間，夏天總是白天到長江一面的望龍門坡上，躲避由江北來的烈日，晚上則穿過解放碑，來到嘉陵江這側的洪崖洞，在有幾尊殘缺塑像的洞窟內睡眠，像一隻小鼠藏匿在魚城的陰影裡，躲過了那些灼人的陽光。
眼下它已經變成了精心設計過的茶樓酒肆，被說成是《千與千尋的神隱》的靈感來源，雖然還保留著垂直的層次落差，卻再也不需要任何一根吊腳的柱子。當年的洞窟也不見蹤跡，那些含有畏忌和隱秘的內情，已經徹底被馴化，變成一種讓人感到舒適的東西。我想到了翠湖後身虎頭巖的情形。
昨天下午，在小崽兒曾經出走過夜的翠湖前，我有些迷路。它處在「香港天地」和另一座在建中的樓盤之間，和這些高層樓盤一樣，完全是憑空長出來的，當初那個黑暗坡地的街區，走入深處，似乎僅一盞燈火在世。香港天地的廣告是「打造魚城真山真水」，但眼前的翠湖正像出自人手應有的那樣，有著清澈又淺露的水面，一些部位有意露出的鵝卵石，木板鋪就的步道，栽種成蔭的紫薇和桂花樹，以及樹下步道上得體的長椅。我在一張椅子上躺了一會兒，沒有什麼人經過。兩個工人在露出的湖底修理水閥，靠裡豎著一些隔擋的廣告牌，使人感覺這裡是剛剛建好，卻又經過了樹木的換季。最靠裡有一道鐵柵門，裡面保留著幾塊菜地，菜葉青黃不接，標示是「家庭農場」，供附近的高尚業主親近生態，親自耕種。
廣告牌擋住了深處的情形，這裡看不到山谷的內情，疑心它已經消失了。那些從高處居民腳底奔騰揮發的汙水，瀰漫山谷的腥臊氣息，往年單身女性屢屢遭劫的舊案氣息，在這清澈碧綠的大湖、靜謐的林蔭步道面前，如何存在？這是兩個天地，不能共存。
我仍想一探究竟。離開了翠湖，走上一旁被大幅廣告牌隔開的施工道路，奇怪這裡沒有人擋住，在塵土和車聲中一直往裡走，轉過一個彎，從前的山谷漸漸在前方顯現出來。
鐵道仍然存在，我剛才一直疑心它和新開發的樓盤不能相容，被取締了。依舊從菜園壩火車站穿越隧道而來，從佈景之後掠過。鐵路橋下方有一座小型水泥攪拌廠，但還保留一片樹林，林中一間舊式瓦屋，像一個低調的單位，有著半世紀的歷史，瓦頂上染了青色，粉牆現出一分暗青，與樹林相互侵入，又相依為命，等待某天的一併剷除。當初我沒有注意到這間瓦屋，也就沒有寫下它。
山谷還在，仍舊露有一些菜地的青色，坡頂建築長高了，代替了以往瓦片參差苫蓋的天際線，似乎壓住了山谷。奔騰的汙水瀑布去了何處？
我看見幾條水泥被覆的坑道裸露在外，從谷頂搭下，彷彿以不經心的手額外包紮的繃帶。它們出現在這裡，顯得過於突兀而不必要，一個外人難以猜到底細，面對這樣龐大的事實，卻又無從著手去探尋內情。
沿途遇到一些工人，也能聽到機器的轟鳴，意外的是這條施工道路一直無人攔阻，半坡上的兩棟居民樓使我明白，它須要容忍本地居民的出行。這兩棟居民樓並未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似乎還來不及新鮮，就侵蝕變舊了。居民樓外邊有一些乾枯變黃的大豆地，一個老婆婆在地裡忙碌。走到這裡，聞到一股特別的氣息，讓人不適卻含有某種熟悉，聽到隱約的聲音，來自一個水泥墩子的窨井蓋底。似乎我隱隱接近了某種線索。
俯近窨井的縫隙，剛才不確定的氣息變為沖人頭腦的腥臊，井下坑道中渾濁黃綠的水流奔湧，山谷的真相似乎立刻回到我眼前，它並未消失，只是封蓋起來了，在洩漏的縫隙之中，儲存著它的本性，毫無改變。那位腐爛神並未離場。
但這裡只是序幕。我走過居民樓，穿過工人休息的棚屋，懷著微微悚懼，一直走到一條最粗大的水泥繃帶下端。這是以前瀑布的位置，如果它仍存在，奔騰的氣勢不可能容許我走到如此之近，或許已經遇難。
眼下我似乎仍有這種危險，隔著水泥繃帶聽見轟隆的響聲，這條舊日生活的瀑布並未減弱聲勢，像一個意志未全被囚牢磨損的囚徒，如果繃帶瞬間破裂，瀑布恢復本性，山谷瀰漫腥臊水霧，谷底優雅的社群消失，翠湖決堤氾濫，高尚樓盤遇難，只有鏽蝕的鐵軌倖存。人們是如何大膽，才敢包裹了這條瀑布，似乎危機就此解決。這就像《一雙繡花鞋》裡特務埋在魚城地底的「塔崩」，終有一天將洩漏，於是無可收拾。
只有虎頭巖仍在高處，似乎削減了一些外圍，仍保留巉巖的輪廓，或許只是最堅硬的部分保留了下來。施工中的隧道和基坑隔斷道路，瀰漫著巨大的轟鳴聲和乳白色塵土，只有另闢蹊徑。我跟著一個放學回家的孩子，走入半坡的居民小區，意外發現一座臨時搭建的鐵橋，只容一人攀爬穿越，上面寫著「禁止逗留」的標示，小孩若無其事地過橋，我跟隨其後，心裡提防被人當作惡人。再經過另一鐵橋，上面標明的拆除日期早已過時，經過兩段小路，竟然來到了虎頭巖下面。它的底部已經被覆，削減了一些輪廓，或許從前嵌入巖壁的骨灰龕，業已消失在水泥的面具中。它本身能儲存下來已是奇蹟，或許是由於巖頂的一家單位。順著巖下的便道，一直走上大坪，在幹休所附近新開闢了一條道路，以往的棚屋變成了驗車所，汙水溝全無痕跡。但在道路邊沿可以看出，腐爛的氣味只是被包裹了起來，在懸崖邊緣露出了水泥的繃帶。
我來到了虎頭巖頂端，這裡是魚城市防空警報中心，以前大約是城區的制高點，現在高樓環伺下已經不再顯著。遠遠近近仍可望見城區的輪廓。一條新建的步道迂迴向下，帶有半邊橡膠路面和瞭望的欄杆，順著步道走去，裡邊是修建整齊、似乎剛剛移植上去的草皮，草坡上方的崖壁，以為不會有特別的事物了，但忽然又出現了記憶中的骨灰龕。
它們並無改變。也許死亡是最為耐受變遷的東西。在陳年枯萎藤蘿的勾勒下，墓窟的方正面目大多已經剝落，但還保留著昔日的線條，有的帶著名字，像一座廢棄醫院中龐大的藥櫃，或是陳年軍火庫的儲存。
在這座山岩最後堅硬的骨骸上，它們執著地留守，和近在咫尺的整潔草地全無關聯，卻被人手強行安置在一起，在草地和巖壁的邊界上，柔和的地域忽而變為生荒驚心，有種不動聲色的互不退讓。這是那個魚城最後的骨骸，或許也由於遍身的墓龕保留下來，成為城區中心的化石。這最後的分界和對峙，不知尚可持續多久，就如巖頂那防空警報中心的單位，或許不久將為某座大廈的頂端代替，而旁邊的植樹造林基地，鐵門閉合，內情封存。
在附近的一帶山岩上，還綿延著這樣密麻又似有某種整齊的巖窟，一些上面鄭重地寫著名諱，其中一座寫著「出生於1969年，1991年過世」。墓門泛出杏黃，保留了當初的底色。另一些卻被人破壞，裡面蕩然無存，令人懷疑當初是否安放過什麼內容。在它們下面，先前的荒坡也已修建草地步道，安裝著路燈，在草地的中央，卻也保留著一兩座土塋，生著完全不同卻不便觸動的荒草，說明著新舊生死的邊界。
站在虎頭巖下的步道眺望，看見江對岸的溉瀾溪坡地，也生長出了座座樓盤，當初一座半停工被私人收購的工廠，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就連那些陪我秘密進入廠區，在內臟一樣千迴百折的管道和蒸汽叢林間逡巡的工人，也說著一件自己為之蓄積半生，卻忽然變為陌生的家事。他們眼下或許在一個遙遠又平常的社群裡，疏離了那份鬱積的義憤，等待退休後的晚景。但也許那份鬱積，像堅硬的巉巖，一直存在於內心某處。那篇發表在遠方一份報紙版面上的報道，不知能否給他們的下崗命運帶來些許改觀。
我來到這裡是去見傅玉強，他居住的第二幹休所在虎頭巖背面附近。電話裡再次聽到他的聲音，讓我有些寬心，又似乎含有某種失落。那是一種蛻去當年停頓的少年氣息，經歷種種丟棄，然而活了下來的聲音。我曾經想象，經由八年間詭異而悲慘的遭遇封印，他在現實中的河床中不管漂流多遠，再也不會被打磨得光滑柔和，原封儲存在我未曾成篇的故事裡，等待我今天的續寫。
他到幹休所的門口來接我。體型沒有變，還是從前的他，眉頭間仍有深深「川」字印跡，正像洪水過後的河道。神情如同預料，和聲音一同鬆弛了一分，又平和了一分，正如和他見面的我一樣，變得溫和而腐朽，我在想要用怎樣和從前不同的語言來適應這種變化。他出獄後失去了原來的國有公司的工作，輾轉過好幾個企業，現在歌樂山頂的一傢俬人電纜廠工作，當司機兼幹雜活業務。公司似乎也撐不了很久了。他仍舊住在父母的房子裡，每天早晚開著麵包車往返歌樂山。
父親已經去世了，成為南泉山坡的一處墓碑，家裡剩了一張他的遺照。父親生前用積蓄和傅玉強三萬多元的國家賠償款再次裝修了房子，為他張羅娶了一個鄉下媳婦。媳婦沒有工作，又添了一個九歲的女兒。母親還在，用她的離休工資撐著家用，彌補他每月兩千多元工資的虧空。一旦她離世，將抽掉這個家庭的柱子。
幹休所周圍已變樣很多，擁擠的大片棚屋已經消失，建成了兩個小區和一條商業街。幹休所外貌經過了一次整修，仍舊顯得有些落伍，院子裡也沒有什麼人。家裡進一步褪去了往事的痕跡，那股石灰水的嚴峻氣息，上次就出自想象，眼下更杳無痕跡，過去發生的事情顯得不真實。臥室裡兩面牆上，一邊是女兒得到的各種微紅色的獎狀，一邊是兩幅兒童畫作，表示著他父親的身份。唯一的痕跡保留在他的眉頭，總是習慣深深地皺起，像在深思一個化不開的念頭。九年前他盯著一沓報紙深思的神情，完好地出現在我眼前。
案子沒有破，這或許是他眉頭溝壑的來由，那具碎屍的陰影沒有完全離開傅玉強，它默默藏匿在床底下，虜獲了他前半段的人生，像附近奔騰墜崖的汙水，雖然裹在了水泥坑道里，但依舊散發出難以擺脫的氣味。自從第一次聽說他的遭遇，我就無法把案情和幹休所腳下山谷奔騰瀰漫的氣息區分開來。始終沒有破解的案情，也像是虎頭巖高處那些頑固不化的骨灰洞龕，任憑腳下的景緻遷易萬端，仍舊不為所動，似乎保留著這座城市最後的隱秘。
「唱紅打黑」期間，公安局長提出複查舊案，傅玉強和哥哥曾經想向公安局申訴複查，被律師勸住了。律師覺得，王局長無非是借舊案來打人，這樁無頭命案牽扯太廣，可能成為一根棍子，他的親戚中有八個人在公安系統，這根棍子說不定會捎帶落到親戚頭上。
律師在魚北一處新落成的寫字樓十九層的律所辦公室等我。這個在我的故事中一閃而過的人顯得比當初顯赫，午休時倚著真皮沙發靠背，雙腳架在辦公桌上打了個盹兒，疲倦還沒有完全散去。那幾年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風波，沒有讓自己陷入同行的困境，也慢慢爬升到了合夥人位置。他代理過黑社會性質團伙的案件，也遇到過從鐵山坪「基地」出來噤若寒蟬的同行，避免深入地觸及內情。他確實蒐集了死者的一些線索，譬如她生前人際關係複雜，推測的案發當天還有一個外地木匠和一個手臂文了一條蛇的「哈兒」來找過她，被巷子口煙攤的小販看見了。但公安機關並沒有往這方向查，自己如果深入下去，可能會惹上「做偽證」的麻煩。「想想北京來的那個姓李的。」
這樁他一生最為看重的案子，化為一堆資料，留在電腦和記憶裡，只屬於逝去的那個晦澀的魚城，被深埋入地底，沒有機會活過來和索求答案。
或者，它寧願埋得更深，就此死去，不想翻身被人們挖掘出來，在新的世事裡尋求角色。
坐在洪崖洞的茶樓裡遠眺，果然看見江北魚嘴的大劇院，已經建好的它，外表是暗綠色的玻璃鋼，中心屋頂疊伏拱起，看上去更像是一座落下的鐵錨。它似乎是在尋求本地的某種東西，但玻璃鋼的材質和幾何體的造型卻提醒著，它跟筷子樓一樣，不是這塊土地生長之物。在它的腳下，是一片露著紅壤的荒地和雜樹林，幾個「老魚城」站在江邊狹窄的一溜沙灘上垂釣，情形和大劇院平臺上完全不同。
那裡原來是一片寬闊的沙灘，輪渡在江邊靠躉停泊，坐輪渡的人們走過狹窄的跳板，落腳到沙灘上，再順著舊日纜車的斜坡，緩緩走上一片古舊棚屋的江北。在那片棚屋裡，我採訪過一個用一輩子寫了一本自認為是「大書」的孤身老人，他的大書仍未完成，但紙張已經黴變，關節風溼讓他不能直立走路，適於下陷棚屋的屋簷。屋頂的青苔，和城門洞下的不同，比地上生活的顏色鮮明得多，像是他那本大書想呈現給世界的成果，卻無人注意。
「魚城變了。它在順從、滿足外來的想象。」我說。
兩座建築都是在前任書記治下開工的。陳天說：「你聞到了桂花香沒有？這也是他引進的，不光銀杏樹而已。他打擊那些老闆，不光是政治。那些老闆不懂，以為你當你的書記，我們不惹你就行了，還照從前的方法活。但他就是不想讓你們照從前的方法活。」書記下臺之後，這個過程並未中止，而且似乎到了一個臨界點，人們忽然發現了一個不同的魚城，從膠片和鏡頭裡走了出來，雖說它並不怎麼屬於本地人。
譬如壓住朝天門的來福士廣場，雖然想與隔江大劇院的鐵錨造型相對，模仿揚帆傾斜的姿勢，但體量卻過於龐大，壓住了腳下發掘的古城牆。陳天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有順從。」
「它順從了，所以死了。但是死了，才有活下去的可能。」這座廣場已經取代朝天門碼頭，成為魚城新的網紅打卡景點。
但眼前的景緻與從前住在棚屋裡的人無關，他們遠遠遷離了這裡，到了視野之外的地帶。就像姑且坐在茶樓裡的我，這次來魚城是了結我和魚城最後一點紙面上的關聯，免除每年三百六十元檔案加戶口掛靠費的贖價。
「魚城是大都市，你把戶口轉回老家做啥子嘛。」陳天說。
是的，多年來我不願想到這個結局，自己的身份回到那個偏僻小鎮，從考大學「跳龍門」，兜了一圈之後回到原地，連去香港也不能自由行。但我更怕年復一年接到那個一成不變的女聲電話，我害怕她慢騰騰的四川普通話，害怕那個伴隨著023區號的座機號碼，提醒我不是魚城人，不會自如地說這裡的方言，也不是這國家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只是暫時容許被掛在這裡，像一張勉強貼在電線杆上的小廣告，隨時可能被揭下來。
昨天上午，女戶警穿制服的胳臂一揮，那個騎縫鋼印不動聲色地蓋上，看起來手續是如此容易，以前來回的奔波折騰以及懸心，像是原本不存在，我有過的牽扯終究結束了。曾有過的租屋，一兩件自己買的電器，肺部患過的病痛，和租屋樓下的喧囂一起消失，只在我肺部留下鈣化的陰影。我從來不曾是這裡的人，比不上公園前墓碑上一個被鎮壓的「反革命」的名字，一份在南坪印刷廠的機器裡印出來的蹩腳報紙，被人匆匆一瞥後捲曲在街角。像一個遺落了相機的觀光客，來過又走，沒有留下曾觸及的什麼。
我想到了紅萍。從幹休所回來途中，公交經過國際村，我下了車走到路外去看，那裡曾是一整片棚戶區，依附在菜園壩火車站對面的山坡上。
眼前毫無棚戶區的蹤跡，變成了一個園林式的高層小區。小徑依山勢盤曲而上，點綴在綠地和噴泉之間。只是樓盤高處有一個觀景平臺，仍舊可以俯瞰菜園壩火車站條條排列的站臺，那是當初紅萍被父親撿來的地方，由於火車北站的建成受到冷落，鐵軌間長出青苔。
在這片整齊舒適的高層小區裡，毫無紅萍和父母曾經的居住痕跡，似乎她完全沒有在此世存在過，連同我們蹲在棚屋門口的對話，那句出自孩子口中，語氣鄭重的「我想活」。我看著腳下整潔舒適的小區，綠地上父母陪伴著嬉戲的孩子，心想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小心地放好那份加蓋了鋼印的證明，我走到不遠的嘉濱路上，這裡可以步行到輕軌站。嘉陵江的水緩緩流著，帶著渾濁的綠色，和往年似乎沒有變化。對岸的浮圖關公園，還有一片半坡上的綠意，但已經加上了一道輕軌線路的分割。當初和小絮遊玩照相的竹林，還有那座茅亭，已經無跡可尋。
我再次看了看手裡的遷徙證明，忽然想到不急著去輕軌站。紙面上曾經和我相關的地址，是否真實存在？畢竟在九年裡，這是我和魚城唯一被認可的聯絡。
按著戶口本上曾經的住址，我去到了華新村。這是馬路旁邊的一個老式小區，門楣上「雨軒」的標牌已經剝落，如同住戶陽臺陳舊發黑的百葉式護欄，不知出自何年的時尚，現在成了蹩腳裝飾。小區住宅樓依次列在馬路邊，像魚城很多順應坡勢的高低樓一樣，它的正面朝著馬路，有一層平街門面，按照單元依次標註著193、195、198到212號。看來我理論上的住址213號就在下一個單元，與一家美蛙魚頭火鍋、一家報廢汽車回收公司毗鄰，右手邊則應該是那個寫著「空調開放」的按摩房，它是214號。但我沒有找到213。所有其他的號碼都在，從210到212，再從214到219，唯獨沒有213，那個明明印在我身份證上的地址，遑論它字尾的那一長串數字：附22號12-1。
或許是號碼排列不完全規則，或許是標示不顯眼，213號的公然缺席不合情理，我來回又找了兩道，問了一個人，終究無從收穫。也許它藏在臨街樓房的後面。我從212單元的門廊走了進去，它的背面吊下去很高，我從平街層一直往下走，數了七層才到底。和平坡以上的樓層一樣，人戶全都緊閉著鐵閘門，底層牆上有一截向外膨脹的水管，使得整面牆壁像是膨脹起來了。走出大樓後身，確實在一處牆面上有一個數字，但這仍然是212。除了地上年久破碎的方磚間長出的青苔，和一樹被柴堆覆壓著開放的孟春花，我沒有見到別的事物。
可以確定，我理論上的住址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個數字，一個虛空中某處懸著的衣鉤，讓我的身份可以掛在上面。這是一個遊戲，我不能當真，如果213號真的存在，遊戲就難以為繼，樓道里每扇鐵閘門都不再安全，牆壁真的會膨脹出來，大樓崩塌。一旦這幢無形的大樓崩塌了，就會比眼前真實的大樓倒塌嚴重得多——它無比龐大，一個門牌內容納了至少22幢大樓（不考慮那個「附」字），每幢大樓至少12層，如果按照眼前大樓相同的層數，每層大約四戶，在華新村213號這個無形的鉤子上，掛著上萬名像我一樣的影子住戶。我們都是這個城市的幽靈。我不知道在街頭擦肩而過的行人裡，有多少是我的同類，他們是否曾經來尋找這個地址，或者在離開之時，從釘子上悄然取下行李，就像從未存在過。
「我們總算是又逛了一次唦。」離開洪崖洞的時候，陳天說，「你還記得那次在涪陵，我們過江去程顥演卦的易園，像今天這樣散步，聊天。你走了，我就沒跟人這樣聊過了。」
是的，我記得。我再也沒去過那座江邊小城，就像不知道會否再來魚城，見到陳天。在這座城市的穿梭遊蕩，以前看起來那樣永無休止，卻忽然間結束了，像一次也沒有過。
「你是要把我跟那個舞女一樣寫到故事裡去吧，連同今天的散步？」路上陳天想了一下問我。我說：「你是我魚城故事裡的主人公，很多年以前就是。」
「我不希望當你故事的主人公，有些事情還是讓它過去的好，聽起來沒有那麼令人愉快。」陳天說。
「不過除了你，也沒有人會把這些事情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