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房裡，好多姑娘排成一行洗衣服，喧鬧的水聲和鬧聲，我也在其中。我錯拿了身邊女孩的盆，她一個小姐妹叫嚷起來，小芹卻是微微對我一笑，有一種無法捉摸的大方卻羞怯的神情，臉上顯出一個淺的酒窩，讓我心顫了一下。
小絮還在陝西，我算個準單身漢。長年的分居狀態中，我想象著一些意外的、邂逅的東西，我的心是在寂寞中，像一棵夜裡的樹生長，準備著每天去激動、渴求。招待所後牆下有很深鬱的一排樹，不清楚是什麼果實，我坐在樹下，看到樹葉對面的燈光，從一座兩層的居家小樓房瀉下。在這裡，它的陽臺和前庭對我都是開放的，那家人在陽臺上吃飯、衝頭、笑，近在咫尺卻無拘無束，一種親密的感覺引起渴望，增加了我的孤獨。遠處山坡上，似乎一道對立的屏風，矗滿了高挺的樓房，密密麻麻，像在一些小盒子裡透出燈光，似乎還依稀有人影，那裡面在做什麼，有什麼樣的人、情節？——我坐在花壇上，仰頭望招待所的窗戶，一層層充滿了燈光，水房還傳來水流的喧譁聲，混著人聲跌落，是誰在那裡，有小芹和她的夥伴嗎？
雖然住在同一層樓，認識的機會卻稀缺。我平日基本足不出戶，看書，寫點東西，包括我剛剛來貴陽的路上經歷，或者上大街逛逛。再走回來，要經過一條長的巷子。
那段時光唯一的娛樂，是有時在宿舍打打牌。只有我和陳天兩個不夠，他和打工妹們比我熟絡，認識了送報的一個女孩。這個女孩面目有些像少數民族，有種野氣，胸部高挺，走路筆直，又透著一股不馴，類似《金字塔》裡郵遞員女兒的「凌波微步」。她似乎一開始就崇拜陳天了，那時我們沒有方便的報紙看，她就利用工作之便，每天早晨送來一疊完整的報紙。對於我，她沒有注意。但她不會打牌。通過她，陳天叫過兩次打工妹來打牌。這天，她說去喊兩個女孩來，其中意外的有水房邂逅的小芹。
那次我肯定表現得很殷勤，我問了她的名字，從此我們算是正式認識了，見面都會打個招呼。
但我心中的慾念無與倫比地生長起來，可以說真有「神魂顛倒」這回事。我和小絮談戀愛時感覺很稀薄，這可能就是慾念和感情的不同吧。我在陽臺上望著她上班、回來、去食堂，她還沒有回來的時候，我在陽臺上看書，等她在樓下院壩露面的時刻。知道她回來了，我就坐不住地假裝上廁所，或去水房倒水，希望碰到她；我覺得我沒有勇氣說出「你來玩吧」這句話。但有一次去水房，正碰到她在洗衣服，她對我笑了一下，我就說出口了。
她來了。我有點手忙腳亂，又要大方地給她削水果，找凳子，屋裡總共兩張凳子，一張搭著衣服，這使我窘迫。又拿書給她看，儘管也許明知不適合；她借了一本巴金的《家》，說她看過電視劇。她坐的時間不太長，帶了一個杯子，說是借水，倒滿了，起身說「走」，我又不好挽留……
她又來了兩次。可是忽然，她像是不願意來了，也許是感到了什麼。
那時我陷入更深的焦灼。我傾聽走廊裡的說笑、腳步聲，我總是不願把門完全關上，抱著希望：她看到了燈光，會過來借水，坐坐。陳天買了一臺開水器，在這個樓裡，她們要喝上開水並不容易，水房裡大電熱水器的水溫往往達不到沸點。她過來借水，如果開水器處在斷電狀態，等待燒開總要一會兒；而水燒開了，如果她願意在這裡待一會兒，就會停留更多的時間，挽留她也更加自然。所以我往往將開水器斷電，但兩次她沒來，我又產生了這樣的顧慮：每次來都沒有現成的開水，久而久之，她可能就不來了。因此我又常常通上電源。
我沒有勇氣經常過她宿舍去找。我跟陳天去過她的宿舍一兩次，住著五個人，宿舍地面意外或意料中地髒，幾乎是黑色的，牆上掛了些毛巾被、太空被之類，後來我在朝天門市場看到特別多的這類東西。掛在一個小釘子上，凸出很高，一點不講究和諧，有一種掉下來的擔心。小芹有一個小錄音機，常常在放蘇永康、陳曉東的歌。她鋪位牆上還有一幅字，很大，字型有些斬截、傾斜，大體還成型，寫的什麼我忘了，是一句勵志的成語。我的《家》放在她的枕頭旁邊，一直都沒有還回來，她總是說沒看完。
陽臺上更亂，近乎神秘，用作換衣間什麼的。宿舍的門時常關著，只留一條縫，要想趁去水房或廁所之機探看她在不在，並非易事。在路上遇見她，她倒一定主動打招呼，可這往往造成我的憂慮，就是她可能根本就對我沒感覺，也就不會因為顧及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這是令人廢然的。如果她覺察到了我的感覺，她近來的姿態正是一種作態；還有另外的可能，只是出於女性防護自身的本能，又不想徹底拒絕我呢？——這些都是我，一個慾念焦渴的人無可奈何的。我不可能過於直接地催促她表態，如果我是一個和她同類的打工仔，倒好辦得多，君不見樓道里打工仔和打工妹成雙成對。他們親密卻聚散無常，並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據說這是魚城的本地風氣，敢愛敢恨。當然敢愛，也就有愛得深、愛得真的。小芹她們隔壁一個女孩，看上去不過十七歲，已經為八樓一個打工仔打了三次胎。小芹並不是魚城人，因此她一直說普通話，好在和周圍的姐妹溝通沒問題。問她是哪裡人，她不肯說。
並沒有人追小芹。有一次陳天上樓頂轉悠，看到很多粉筆和黑體字的塗鴉，有人寫了一句「小玲，我愛你！」他打聽了，李小玲就是這樓裡的。我聽了，不知怎麼，心有點跳，蠢動中還有一種欣悅，似乎他說的可能有錯，是「小芹」，這種心理自然沒有理由。但是心理就是不講道理。後來我爬上了樓頂，在陳天所說的方位仔細瞅摸，卻沒見到任何字跡。也許我沒有找對地方，也許被擦掉了；也許本來是隱秘的，不會輕易發現。
假如說我荒唐的想象竟屬實，就是說有一個打工仔在暗戀小芹，因為激情難抑，不堪輾轉反側，所以用這種不大規矩但也不算粗野的方式來表達。有另一個人和我一起在暗戀小芹，這其中有一種美，美好的感覺，連同她的名字有梅，這使我有一種微妙的欣悅和悲哀。望出去，濛濛的魚城，很沉重，有一種東西堵著，空氣中夢的阻礙，想起初來那兩天，覺得絕望了，怎麼看得穿、受得了！兩天一過，竟然也慢慢習慣了。下面是一片低窪地，有兩個小罐子，似無情似有情地冒著白煙。
比較有把握能經常遇見的地方是飯堂。但為了這一點，去飯堂的時機也要有選擇，一般應該在十一點三十分左右，這是她們中午固定的下班時間；去早了，飯吃完了她可能還沒來，乾等著不自然；去遲了，她可能不留在飯堂吃飯，這是經常的。活路一忙，她們就直接把飯端到車間去吃，甚至不離開車間，請人帶飯。小芹的車間我也去過一次。她邀我去耍，說沒什麼人管。
傍晚，我在大廠房下徘徊，圍著廠區散了幾趟步，終於決心踏上通往車間的樓梯。果然，車間門口有兩個人，看看我，倒沒問。車間裡噪音意外地大，不過完全不是負責摺疊書頁的小芹她們造出來的，而是來自剪裁紙邊的那兩臺切割機，它們一刻不停，效率極高地切割打工妹們手邊的勞動成果，催促她們一刻不停，摺疊、摺疊，眼手麻利，頁對頁，正合反，不出錯，出一張錯，要扣掉整個小組二十元錢。摺疊封面相對簡單些，內頁難。大家像一群鄉村的縫紉女工，埋頭工作，那嗡嗡聲就像來自她們手中看不見的機器。我走到小芹面前，有些無措、窘迫，她抬頭有些驚訝，忙叫我坐下，拿了一個凳子來，我感到女性的溫情。她的搭話和我的到來，在那種嗡嗡聲的覆蓋下不算引人注目。
我坐在小芹面前，看她工作。她手指特別細長，由於沾了油墨洗不淨黑色，加上繭巴（這是我後來握她們的手感到的），不能說是美。我仔細看過和感覺過她們的手，和我的相比，不像男人和女人的對比，意外地粗糙，有繭，像是一種故鄉的感覺打擊我。手掌是摩挲紙頁造成的，但手背也非常粗糙，不好找直接的原因，我覺得是一種無形的、類似階級的原因，全面造成了我和她們之間的這種差別。似乎是因為手指長，小芹幹得快和利落，她有一會兒專門放慢了速度，為我示範一張各面印滿字的整張大紙，如何疊成十六開的書頁，那簡直就成了一本書。我看她的手、低著的劉海和頭頂。這其實算是我和小芹關係中的美好時刻，除了勞動和一種由勞動產生的東西，沒有私心。
在飯堂裡沒有這樣自然。我常常想：何以在車間裡那種親切的、無間的東西，在飯堂裡就沒有了呢？我的舉止常常極不自然，目光追逐她，等待她，側過身望她。雖然帶著一種大膽和毫無顧忌的姿勢，心裡卻是忐忑多疑，一句不相干的話，一個未必是針對我的眼神，一次她有心無心的回應，就會使我隱含慾念的臉發燙。而她也不主動接近我，就好像車間裡的一幕沒存在過。是世間的什麼造成了這種情況？或是蠱惑人心的把戲。
傍晚，我的等待常常落空，因為飯堂的伙食很不好吃，她們往往上街去吃小面之類（假如晚上不加班），或索性在門口老頭子那裡買酸辣粉。老頭子基本風雨無阻，挑好幾個大罐子，幾個塑膠袋和一大蛇皮袋泡沫飯盒、小塑膠碗，酸辣粉就在一個大保溫罐子裡，有一種骯髒不堪的感覺，而似乎又若無其事，引人注目也熟視無睹。我試著買過一碗，酸酸的、特別溫乎乎的，難言的滑膩，叫我只吃了兩口就扔了，扔進牆根的垃圾草叢中，這種草叢埋藏在魚城的各個角落，深邃得勾人念想。那個沾滿了殘留汁液的小碗很煩，看起來比飯盒還難分解。她和夥伴們圍著老頭子舀這添那，快樂地端碗，顯然她們有別樣的心腸。
我看見小芹她們正在路口吃燒烤。按說，燒烤比酸辣粉還髒，油膩膩的烤架只能拿刀子刮，炭灰飛揚，大街上積著人世浮塵，尤其是這處燒烤攤身後是一處垃圾收容站，每天環衛工人揹著筒子打藥。周圍的火鍋店之類，又把垃圾隨意倒在儲藏罐外邊，和垃圾隨意相處著，熟視無睹，似乎非常自然。我記憶中燒烤中毒的事件不止一起，而小芹她們吃得有滋有味近乎貪饞，要了不少樣。當然有的比較貴，她們要的一般是豆腐皮子、土豆片、金針菇之類。這倒沒吃了壞肉得敗血症那麼可怕。
小芹正在吃一串藕片，她沒有要碗，就把長長的串兒舉到嘴邊吃，還在叫老闆多抹些辣子。瞧見了我，露出她那特有的純潔微笑，羞怯地邀請：「吃點兒！」我拒絕了，轉過身卻又後悔，似乎拒絕了比燒烤更多的東西。
入夜我望著對面廠房的屋頂，在兩幢廠房屋頂交會處，有一道縫隙透出燈光，在這裡我看不見它的真相，但覺得是一扇天窗。有一次，我坐在陽臺上，夜已深，一切都沉沒了，整個南坪類似一片黑暗的港口，又不見長長的黑影飛快遊蕩而過。我就注意到廠房頂上這線燈光。它像是從水泥中生長的，奇異地洩漏。我睡眠的鐘點差不多到了，但我坐著，等待打工妹們下班，她們竟然會做得這麼晚，直到夜深人靜。我開始想到該去睡覺了，今晚已沒有希望。這時，我注意到水泥中的光線熄了。忽然，院角傳來腳步聲和說笑聲，打工妹們人影闌珊，下班歸來。一線燈光和打工妹們就這樣建立了聯絡，神秘的、水泥生活中的心靈之系！但這也許是一廂情願。今晚，燈光熄滅，我心頭一陣清涼、揮發。但闌珊場景並沒出現。
因為這一晚的等待，我感到再見小芹是很難的事，幾乎有死別之感，第二天上午和中午她都沒出現。沒想到下午卻順順當當實現了，下午打飯，我們坐在了一張桌子上。她告訴我，昨晚上她們加班到四點，今天下午兩點才起床。
車過南坪轉盤，景色忽然變得荒涼起來，馬路有些坡度，似乎尚未馴服，兩旁是連片的五金橡膠零件店面，還未發展出合適的連排高樓。向更南方延伸，只有一些式樣蹩腳的住宅樓，毫無特色地排列著，似乎屬於某個過氣的工廠，難怪這條延伸線沒有特別的名字，只能以離解放碑的距離來命名：五公里，六公里，一直到九公里。
我想到那些招待所的傍晚。暮色降臨，陽臺宿舍上有了反光，我再也待不住，放下手中的書，下樓走過廠區，走出廠門，順著長長的爬坡巷子，遇見那些孤獨的草和樹，都委曲在路的角落，和我走的路不相關，只有一種類似隱喻的聯絡。一直走到大路口，這裡正在大興土木，有一條寬闊的大街，開闢了原來的荒地，要一直修到下江邊，為未來的南濱路準備。異常地寬，水泥打得極其規整，沿路卻還翻著新鮮的黃黑泥土，卷著花草，在它拐彎奔長江而去的地方，更有一面高的土崖，爬滿了花朵和野草，也許我把花的比例誇大了，覺得遍坡金黃。
它順著一條坡谷下行，就是我在招待所樓頂看到的，對岸半坡上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高層住宅樓，它們從野草中拔地而起，互相之間離得極近，堅硬的輪廓彼此侵犯，酷肖一片荒谷中的叢林，因見不到陽光而瘋狂地生長，似乎含著某種灰白暗淡的夢魘。設想它們有一天忽然全部變成煙囪，冒出濃煙，似乎也不奇怪。在這群樓房的下方，如同陰暗的高樹腳下更加黯淡的花朵，有兩間漆黑的棚屋匍匐在草和垃圾之間。它們的氣色完全是日曬雨淋後的死灰，很難想象竟是由有活氣和一定身量的人居住。如果濱江路通了車，這兩間棚屋也許會被修理？但也可能它們在繁華面前，被遺留得更徹底！
一個人在大街上走，心情不安地四處打量：凌亂的、毫無裝飾的店面，店面裡顯露的堆放的鋼管、橡膠、稜角閃爍的零部件，缺少較為柔和的飲食、百貨的人性事物，使整個街區有一種一成不變的荒涼節奏，又缺少通向深處的線索。剛來時我為了買一個塑膠盆，幾乎跑遍了整條街道。我看見了一個準軍事化的消防站，大部分的物體漆成紅色，似乎有警衛持槍肅立，這一定是我的幻覺。
以後，這一切漸漸有所改觀，新開了兩家作坊，賣新鮮出爐的麵包。似乎新發現了幾家快餐店和小超市，入夜，沿街新增的燈箱廣告使地面增色不少。當我沿著這條寂寞的道路走去，就體會到某種唯獨為我所有的東西，不會丟失，勝於待在空曠的屋子裡。走著走著想想我的爺爺、奶奶、外婆和已去世多年的母親，一輩子都生活在幾畝地裡。我又看見了那幢遙遠的草屋，在深入的山坳裡，站在八仙鎮上都看不見。婆婆至今棲息在那樣一間屋下，由於么嬸不夠賢德，她的房間甚至是不發出電燈光的，一入夜就遁形在荒涼的亙古裡，那亙古的夜！而我在魚城的街上走，感到一種密度過於擁擠的荒涼。大街加劇了我的飢渴。
一直到公路接近南山山腳，出現了商學院依山而建的新式門樓，荒涼平庸的局面才得以改觀。但這只是在圍牆以內，校門外依附於它討生活的社群，顯出和報社附近片區同樣的荒涼。上次我走了很久依舊沒找到打字店，隨著人流往高處走，發現來到了女生樓前面。幾個女生和我擦肩而過，聽到她們落下一片笑聲。
她們笑什麼不關我的事，我知道她們——三四個女生，站在自家的宿舍樓前有理由說笑，目空校園。除了笑可能沒多少事好做——比我能做的事還少。她們是怎樣從我的前方落到背後去的，這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但是她們笑的時間似乎太長了，周圍又很空曠，這種空曠使笑聲刺了我的心，我就回頭望。也許因為我本來想望，不料她們爆發出巨大的狂笑，這完全猝然，使我猝悟她們在笑我，她們一起對著我，我臉上陡然發熱了，這可能不是因為我羞澀。我像過客般走，手裡捏著一朵魯迅或安德烈耶夫式的小花，從刀叢中覓得小詩，我見慣不驚，知道臉紅不過是正常的生理反應，據說還有臉紅致死的，真是笑聲的刀叢！我越行越遠像樸素的帆，她們的笑聲不是微妙的送別嗎！這當中有著幸福，就像在一個市場上的木桶中！我終於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後身，有什麼特別不像話的，發現不過是毛衣下襬露在夾克外邊。我把它收進夾克，感到淡然的失望：她們發現的不過是這個？
這時我似乎才猝然明白：這裡已不是屬於我的地帶，沒有我找的東西。轉身走出校門，夜晚的街道（不如說是郊區公路）狹窄繁忙，燈光明明暗暗，打在一些馬路小店裡的角鐵、鋼螺上，變成清冷的碎片，預示某種特別的道路，這是從列印店中望出去的景象，完全改變了我平時的視野。果然列印店依附在校門之外，機器和紙被罩上一層黃色的霧，也許一切的列印店都是病態的，就像所有的咖啡館，當然還有迪吧，都是亢奮的。
我去過一次「零點」。那一次，聽說崔健來了，在迴歸迪吧，一百元一張的門票。陳天給我打了電話，我很興奮，拿了錢就去會合，結果陳芬和另一個女伴認為太貴，非要去蹦迪，他們說我要堅持的話可以自己看演出，我猶豫許久沒有堅持，於是去了「零點」。這裡的口號是「讓我們從零開始」。實際上沒有誰有耐心，人早就坐滿了，而搖晃從十一點半開始。到處在搖頭，音樂、燈光和人比賽誰搖得厲害，像真的有一丸藥物的作用。
我們桌子上端的一個女孩在劇烈地甩頭，就像舞廳裡那個跳舞的女學生。她們像是在武斷地拒絕一切。眼前一個黃白色的少女，像是從莫迪利阿尼的調色盤裡起來迎接我，或是生長起來，我願意想象我受到她專門的迎接。她穿的衣服很舊，有一種故人的感覺，她和店裡的氣息完全不可分。我問了價，原來這裡仍是一塊錢一張，和較場口的價格差不多。真是合乎預感：我來學院原來並不是為了輸出，真相是為了找點別的什麼吧！逛一趟吧！當然沒有輸出這個藉口，也就不會有真相，世事就是這樣。我在一路上所得良多，出校經過那段因為栽植樹木顯得狹窄的甬道，我想起了師姐。
我們在復旦校園裡的行走，黑暗中夾竹桃和柚樹向我們展開細微的鋒芒，路面靜默，落下一種潔淨的微光，這些光偶然來自附近的窗戶、小樓或空地，窗戶偶然有光，窗戶本身也是偶然，誰也不必注意。校園深廣，上海深廣，可是容不下這樣一個提問：還有幾步？將洞穿一切。就像眼前的少女，感覺親切，卻素昧平生，不知所措，一兩句話之後，我們之間出現了犀利的冷場。當然，我保持著正常狀態；我不至於失態丟臉；這一點當然能夠保證。沒有這個危險。可是我的什麼地方不適宜（也許就是想象？），或者完全是無心，竟使她現出意外無助的神態，忽然把我推給了旁邊一個青年，和她一樣消瘦、寡言。
女僕的靈魂
在地下室的窗前
沮喪地發芽
那個青年矮小得令人悲哀。他的不尋常讓人生疑：也許其實是他統治著這裡，造成了列印店的氣氛？雖然表面上看，女孩是主要原因。他們之間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可能完全是敵意、交鋒。當我監督青年列印出我的作品，看見她起身走到店門，無聊地望著街道。此前，她隨手撥了一個電話號碼，但一點聲音也沒有，不僅電話那頭沒有回應，她撥電話也是全然無聲的。她放下了電話。她很小，跟表妹一樣大，為何來這裡？怎樣來的？她又進來，在我旁邊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快。我想湊近對她說：「小妹，你打字不快啊。」像一個地道的魚城人，這不難，還很容易，我覺得我完全說得出。但我沒說，也許因為一切是絕望的。
小夥子不知怎麼弄丟了我的檔案，我記不清還有沒有備份。當時列印稿已出來了，我提出這份稿免費。小夥子什麼也沒說，少女在邊上，顯然也聽見了。他們露出一種聽天由命的神情。這是個聽天由命的店；它依附著學校，滿足於卑微的生意，沒想到去爭取什麼，也不用漲價、降價、熱情服務、打廣告、敲「棒棒」這些手段；這是個聽天由命的地段，人們生活在發出聲音的道路邊，發聲者和發光者是鐵，是橡膠車輪，是振動的磁鐵，而他們自己卻只是籲一口氣。
我拿著我的盤，走到大街上，還感染著列印店的氣氛。我在走，習慣性地走回家（為一個紐扣系定）。正像《唐詩故事》中，燈火闌珊的長安大街上，緩緩駛離的一輛香車後面，一個經過一場邂逅的青年的疑問：
「也許，他該就此自新，勇敢去追求，穿越重重門戶，打通層層關節」；但也許，他更該就此忘情於青樓，沉湎於酒色，來洗刷今天的回憶？
是啊，真的想起來，為了這樣一個普通的少女，普通的一面之緣，為了她對著街道無聊的一瞥，又有什麼不可失去，而且誰能說會毫無所得？停住腳步，轉身，並且重新走進列印店，打亂那裡面聽天由命的一切。你的生命將從此完全不同，和那個少女一起，還有那矮小的青年，你甚至可以改變這條街道，這個世界。你會失去的都是可以失去的。就像高更四十歲那年從上了二十年班的銀行出來，動身去塔希提。可是，我只是上車回家，像那個長安的青年，回到客舍去複習他的舉子課。為了讓他們相信我真是教院的學生，我還往回走了一步。這是有關係的，他們的價錢可能是專門針對教院學生，假如我引起他們的注意，下次來會不好的。我不快地意識到自己怎會是這種心思。我等車，我在等一輛稍微乾淨的車，可是一輛本地常見的、極為骯髒的車發現了我，停在面前不停地招呼我，極為執著，我也就上了這輛車。一上車感到幾乎坐不下去，但我沒有回頭下車，而是廢然地隨便挑了一個座位坐下，這時我又不好受地想道：我不僅無法改變一個列印店，甚至連坐一輛較乾淨的車的心願也堅持不了。這輛極為骯髒的車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一旦發現我，就牢牢控制了我，作為我的散步、算計和幻想的收場。
但我又開始計劃：車到較場口，寄掉了手稿，就到陳天、萬群他們那裡去，他們仍舊住在單位宿舍，我在那裡將下棋——對，這是我能夠肯定的——我將下棋，沒什麼會阻擋我，雖然不是最喜歡的圍棋。我可能跟陳天下，他前一段偶然贏了我一盤之後，對我就有些輕視了。想到這裡，我心裡湧起一股豪氣。
我在六公里下了車，順著一處山坳的豁口走入。本來打算坐到九公里，結果往這個豁口的一瞥吸引了我。
從公路沿線的山根向後退卻，往上了一點卻又凹陷下去，有很多的水，水多得盛不下，從一切高處溢下：田埂、屋角、溝渠、竹筒。只有一處屋子，這裡最破爛的甚至可能是石板屋，雖然我明白這裡沒有蓋屋的石板。屋子很矮，窗戶蒙著油紙，正像在家鄉歲月深處。屋裡有一隻小狗，寵物狗，它怎麼來到了這裡？周圍人家都是一些大狗，它跟著追逐來去。它們越過田坎，一下子就跑進了春天滿坡的李花。這裡的春天原來遠比城裡來得早，像在完全不同的季節。
李花使天空遠離，地面變深，我走過林子時一直深陷著。坡路上薄些，偶然停留在這裡，是凝結的世上的鹽，沒有被碰觸過，卻毫無輕柔感。遠望坡頂我的鄉村，真實的寒冷。
那些夏天，我總是從西安坐火車穿過秦嶺，換汽車到女媧山頂，步行十幾裡小路去看學校裡的小絮。
沿途只有我一人，密佈層層松林。道路很長，沉默越走越深，一些念頭逐漸又從心底冒出來。我想壓制它，不去理會，但還是想到那個女教師的故事。實際上，這個想法不是一直在我心底活動嗎？幾年前，這裡附近有個小學教師，也是縣城人，經常星期六回城。有一回大霧濛濛的，她獨自走在這路上——似乎就是這一段，給人拿磚頭砸了一下，昏了，那人強姦了她，是附近的一個農民，威脅她說「你要告了你也完了」。她偏去告了，那人給抓了，可是她的男朋友吹了，農民家裡說她害了他們家的兒子，煽動人到學校鬧，周圍農民也都討厭她。學校說她影響不好，停了她的工作。她申請調走沒人理。後來她就瘋了。當時聽小絮說完，我想想說：你帶把刀。小絮說：我每回都拿著一把剪子。我有些愧疚，想到她已經自衛。
我想象：她走到這裡，在鳥啼松聲的寂靜中，暗暗把手伸進衣袋，捏住小小的剪子。鐵給了她人生不一樣的觸覺。我低下頭，注意到路面佈滿兩旁松樹伸來的根系，彎曲蒼黑，望久了有些像蛇。小絮很少回家的一個原因：這些樹根，總怕哪一條不是根，是蛇，動起來。但這倒不是最可怕的。被蛇咬了，一定有訊息的。要是出了別的事，李家會不會知道？……老人看見她前兩天過身，說明她至少那時沒事。但假如那以後她又回來過，假如按照農民大略的語法，「前兩天」指好幾天，半個禮拜，甚至大半個禮拜？而這麼多天什麼都可能發生。假如小絮失蹤、遇害了（我終於小心翼翼地觸碰這個念頭，它具有隱秘的魔力），李家老人可能會不知情，而學校也不一定會知道，還以為她回家了或者上西安了，家裡人又會以為她在學校。這樣就誰也不會知道她出了事。眼下，隨著一種異樣的心理程式，這種可能性越來越踏實，竟然彷彿已成事實……我握緊手指想：我將找到那個人，殺死他。我將不顧法律；只能這樣做，絕對律令。
但這些想法後面似乎又有點心虛，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會做；結果必然是逃亡——不可能的逃亡，監獄，甚至黑色的槍口，生命，珍貴的生命和自由。或者，我將無聲地埋她，就演算法律懲罰了強姦者，我卻將負疚深重，因為不是我自己為她復仇，留給我的是思索、寫詩。
其實，報案不也是很繁雜的事嗎？可能遇到想不到的阻礙，一時的激動之後是無數的細節需要辦理。那將是我生活中面臨的最繁雜的任務，排斥其他一切可能。我忽然意識到自己走火入魔了，趕緊收回心思，自責。但我還是離開道路，往松林裡走了一步。望進去，深深的棕紅色，綿延無盡，像洞房，又像洞穴。我又走進去幾步。忽然覺出實在荒唐，心裡湧起畏懼，身上一激靈，我被自己嚇住了。我加快腳步走上正路。
將要接近院子，走來三三兩兩的學生，大概早上放學了。似乎剛才在林中聽見過鈴聲。孩子們赤腳，踩著枯葉，看見了我。有個落單的學生下到水衝出的壕溝裡走，那裡枯葉積了溝一半厚，顏色深黑。那些成群的學生則大膽地直視我，無所顧忌。第一次來，在教室外邊看到好多孩子赤著腳，端著有缺口的大土碗吃飯。有的碗裡沒有鹹菜，只有一點鮮紅的辣子，以此用力矇騙味覺。到底這裡是離公路十幾裡的地方！他們的目光是直勾勾的，我想到貼在小絮窗子上的目光。不知從我第幾次來開始，學生開始趴在窗臺上瞧，鼻子眼睛在玻璃上貼扁了，說他們也沒用。小絮的窗子開向山坡，從門口要繞過大半個學校，等出去攆，他們叮叮咚咚跑掉了。回到宿舍，他們的臉又露出來。關上窗戶，他們竟在玻璃上敲。罵他們，他們嘻嘻地笑，經常性的人有五六個。這樣的事情重複了多少遍，我失去了耐心。有一回我一缸子水潑出去，學生躲不及，大概潑了一臉水，可是過不了一會兒，他的臉又出現在窗子上，粘在那裡！奇怪的是我們沒想到安個窗簾，而只是拿傘撐開，擋在窗臺上。
小絮說，這裡的學生談戀愛的很多，大概是從收錄機上和電視上學來的，有幾戶打工的人買了電視機和收錄機回來。學校對門山坡上就有一家，房子隱在百年大榆樹裡，看不見，震耳欲聾的聲音，卻一天天冒出來。上課唱歌，學生唱的是「你是風兒我是沙」。一個六年級的學生，竟然有三個「老婆」，她們都很服他。晚上，男生們對著女生宿舍的牆壁撒尿。土牆已經塌了一方。隔壁教室裡，白天上課，鋪蓋堆在教室後邊，晚上鋪開就是宿舍，男學生就對著牆洞喊：「小桂，過來唦！」「劉月香，我想你！」牆洞被女生堵死了，男生老在試著掏開它，窸窸窣窣的動靜，就像很多老鼠在牆裡跑。本來這裡老鼠也多極了，有時它們打架會從破席子的天花板上掉下來，那席子破了一角，耷拉下來。
我內心似有畏懼，索性避開他們，在那棵大燈臺樹（也許是木瓜樹？）下等待。樹皮青黑，生滿蒼苔，但深沉的生機仍透出，龐大的樹冠籠罩村莊。學校歷歷在目，隔著一壟壟的水田。這情景於我很熟悉。有一次來女媧山，也趕上學生放學，天快黑暗，整個山村停電，一片昏昧，事物都顯得深了。我想到小絮就在這昏昧裡，似乎是她或者我生活中的一種永恆。縱然離開了這裡，情景依舊不會改觀，因為這不只是生活，卻近於預言和象徵。黃昏，我們來到牛欄旁，天上整個兒燒著晚霞，一頭成了暗紅的牛在近旁咀嚼，一些晚霞要遠些，似乎也永恆些，我們似乎是會永遠在這裡，又面臨倏忽逝去的刻骨憂鬱。而天空在冷下來，變成鋼青，就像那些鮮紅和彤紅從未有過。等我再開始走向學校，問題又臨到我面前：小絮不在該怎麼辦？這倒似乎比林中的懷疑更使我身心無力。問明訊息，馬上走回頭路？該找誰？——這些難題逼上來，充滿宿命。我不願意遇見很多人，讓他們猜疑：他怎麼倒來了？我不喜歡別人的驚奇。裡面有隻屬於我的、難於說明的隱秘。
那次我沒有見到小絮。整個學校諱莫如深，發生了一起成色不足的災難性事件，一個年齡最大的學生在課堂上不願聽講，拿自制的飛針紮上了小絮的眼皮。「當時我很鎮定地從眼皮上摘了下來，事後卻嚇住了。」小絮說。她收拾東西回到縣城，再也沒有回過那所學校，即使文教局警告說要開除公職，以後辦理停薪留職來到了魚城。我們終於告別了那條小路，和蚊蠅一樣釘在玻璃窗上捕捉我們的目光，卻沒有感到輕鬆。
坐在李樹下眺望，遠處李家沱江岸兩個大煙囪在陽光下吐煙，打破了這個世界的邊際線，讓我想到冒煙的世貿雙塔。那下面是一片工廠區，我和兩個同事去暗訪過。
公共汽車旅程悠長，從解放碑慢吞吞到九龍坡，穿過了魚城鋼鐵廠地盤到達雙坪，街景發生了變化，沒有什麼路燈，三輪車群集路旁，有些無所事事，卻不見一輛計程車。知情者說，這裡外來計程車不敢駛入，怕被跑三輪的本地工人們打。在一家茶樓裡，茶樓老闆娘原是鐵廠的工人，介紹廠裡所有的工人都擲骰子，無論老少，自從廠子破產，工人們無所事事，擲骰子的規模更大了，好多輸光了工齡買斷費。她自己也參加過，輸了千把塊，後悔收手了，這才想到舉報。
我們分頭走進廠區，有一種不祥的氣氛。除了一些賣東西的人，曾經的工人都無所事事，帶著他們還留有機器繭的手，無處安放而像幹部一樣背在身後。據說，每個人都可能是眼線，這個詞似乎難以和革命歷史中的「工人老大哥」相容。當然，也有工賊、內奸這樣的詞，但絕對是一小撮，而且一定有著當作標記的醜惡嘴臉。而這裡的人甚至面目模糊。所有的房子都是舊的，像陽光曬著的廢鐵，我走了幾個進深也沒看見賭場，莫名地失望。我在一個攤點上買了一瓶水，這裡的水積著灰塵，高出外面五毛錢。老闆娘打量我的神情也特別，似乎她不是在關心交易，不是在為自己的利潤操心，倒在擔心著別的什麼。我喝了一口水回來，頓然看見了場子。
高低幾十個人圍著兩條長桌，長桌上蓋著印有骰子圖案的花布，布上正開啟幾顆骰子，骰子旁邊有一大堆錢，莊家正收回這些下注的錢，不用手，而用一根耙子，就像餐廳裡做清潔時掃掉桌上的骨頭魚刺。人們看看這些被收掉的錢，拈拈手裡的鈔票準備下一注，他們每人手裡都拈著這樣的鈔票，就像舉著一種男女老少通用的證件。這樣完全的性別年齡分佈是讓人震驚的，這樣一個整體還顯露出高度的警惕性，總有幾個人的眼光望著外面。我喝著那瓶水走過去，加入人群中，我肯定是被打量了的，所幸我感到這個剛才旁觀不尋常的群體並非離我很遠，每個男女老少依舊是我熟悉的，實際上他們舉著錢盯著鋪子，臉上露出天真的樸實，就像不知道他們在參與一種弔詭的活動。須要防備的是那幾個莊家，清一色的小夥子，不清楚他們是否是工廠裡的人，我們的得到訊息是，他們都是一個老闆僱的下手。這個老闆在附近的幾個工廠區裡都有場子，把這一片工廠的錢都吸走了。我的同事把衣兜掏了一個洞，相機鏡頭探視賭場。我們在這裡受到相當的懷疑，為了掩飾我也下了一把，並且贏了，莊家一樣用他平靜老練的姿勢付錢給我。
他們的操盤似乎很規範，只是在骰子搖完後，再任眾人下注，通常是押大押小。如果誰押對了，他們也會很痛快地付出錢來，給人群中那個人扔去，從來不會發生什麼差錯，整個氣氛是友好的。莊家怎樣贏錢呢？我們曾經和爆料者探討這個問題，她說莊家表面上看來是公平的，實際上主要是贏那些投上了勁，失去理智的人，這些一般的下注者不過是烘托氣氛的。曾經有一個老頭一天輸掉了工齡買斷費，兒子和他斷絕父子關係。不久我就看見了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老頭先是站在一邊看，似乎非常冷靜不動心。其間莊家輸了兩次，都是輸在大上，此後老頭開始下注。他忽然在大的一頭扔下一張五十的，顯然讓大家注意了他一下，因為這麼久除了一個小夥子下過一次五十，大家一般都是十元五元。小夥子贏了，一連兩次，大家要跟著他押，他又沉默地走掉了。而老人是那麼沉著。莊家看他一眼，拿起缸子，是小。老頭的五十元和其他很多鈔票一起被兜走了，又被髮還給押小的人．再一次搖骰子後，老頭掏出一張百元，說：「我押它一百。」這次大家都看著他，有一個人對他說：「你那點工齡費莫幾下押了喲。」老頭不理他。莊家和老頭一樣不露聲色地擲骰子，並沒表現出一點手法輕重或速度的變化，但一切似乎忽然緊張起來，利索起來，剛才很多無關的小細節都一下子收起來了，這才是真正開場了。當然還有一些人在下小注，莊家還吆喝大家下，這一下吆喝似乎也和剛才不一樣，有著意之感。缸子揭開了，又是小。一百塊錢被扒走了，它扔在賭桌上引起的震動就只有那麼一小會兒，莊家的神情永遠那麼冷靜，不會承認這張票子帶來過什麼壓力，起過什麼作用，引起過他們心裡什麼樣的緊張。在捕獲這類毫無徵兆投下的飛鳥上，他們永遠是足夠警覺和利落的。
老頭沉著地又接連投下兩張，押「大」，這兩張很快又被收走了。老頭如此沉著，看來是充滿著信心的，但為什麼會一直出「小」，這裡面似有一種震撼的命運感，使人茫然失措。大家有點忘記下注了，只是盯著老頭。莊家看了人群一眼，有幾個人於是叫著「下注啊」「趁水漲了試試運氣」，並且帶頭押在「小」上，於是大家又紛紛扔下五塊十塊的錢，卻也有人還在等，想看老漢押了再押。老頭以一種特別的、存在於青年身上的姿勢，迅捷地掏出一張錢來，似乎扮演一個講義氣的無賴少年，說了一句「×的，我這回押個小看看」，似乎他為運氣擊倒放棄了固執，在放棄時仍舊錶現出果敢，就扔下去。
在這個老人身上是真的存在一個無知少年，還是運氣與賭場合謀對他的欺騙，直到他兩手空空才會明白？先前冷靜地觀察動向，果斷地出手，沉默的堅持，也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空洞幻象？偏偏這次出了「大」，大家似乎情不自禁地低呼了一聲，那些特意跟老頭反著押的人不由長吁了一口氣。錢很快消失了，老頭不再掏錢，離開了賭桌。起先勸他的人這次押了「小」，一邊接著莊家拋來的錢一邊說「我叫你莫押嘛」，老頭似乎為了回答他，露出微笑。他走出人群，頭很快地低下了，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五百元錢對他到底意味著什麼，也許就是一種感覺，手裡本來是沉的，什麼都沒有了，肉體被捅了一個洞，一時難以回味過來，才察覺肉體倏然衰老。
我小心地離開賭場，來到這裡固然會引起警惕，離開也叫人不放心，因此我不是向著大門而向著深處走去。在另一個地方，我又看到了較小規模的賭桌，由於扔下的注較少，我欣賞了一會兒這張花花綠綠的布，想到太極河圖之類的東西。它簡直是有點孩子氣，用來遊戲的。這裡保持著二十來個人，一直沒有掀起什麼高潮，莊家也一直平靜地扒走一些錢，送出另一些錢。
好一些的家庭都從這裡搬走了，很多房子是空著的，路燈瞪著瞎眼，文體活動室蒙上塵土。在附近的鐵道上，一些雞由於整天等待滿頭灰塵。有人說一些廢棄的洞穴中發生過強姦殺害案。我們走到一個大的廠區，像是一個大植物園，破產兩年不到，自然迅速重新統治了這裡，曾經的鐵軌也被人一段段撬走，我們到時還有人在深深的草叢中尋找鋼鐵。從屋頂長出了森林，一些機器的空眼裡纏上了翠綠的植物之繩。
我們奔波在工廠區白光光的大路上。像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電影，一群工人下班擁出大門和一群畜生被放出圍欄。白蘭度的《碼頭風雲》。洛爾迦的紐約印象。黎平和我是一組。幾個工人往車上裝著一種渣，只有湊近細看，才能從深黑之中辨認出紅。一些深色的廢水經過沉澱池，直接往江中飛瀉，它飛瀉時的顏色是紅的，形成一種小規模的荒原景象。下去感受的黎平就像極地探險者。我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應該在哪裡，路上還是江邊，行動還是思想？
遠處出現了白山。
白山來自剛才排出汙水的磷肥廠的磷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幾輛卡車盤旋繞上山頂，黃瓜低下頭，農民掏出小小的溝渠保護田園。我們在廠門附近的一家飯館吃飯，天氣酷熱，暗紅色的血旺，蒼蠅和燒白。我們談起了未來！我們是個戰鬥的小組，賓士於大路、政治與法律的狹徑中。皚皚的陽光下遠方無限，有著真正的寂寞，白山使這一切堅固真實，就像在非洲的一個小鎮上，使那個手術包含的死亡真實。大江伴著工廠區死去，好比手拉手從那些高煙囪上跳下，而我們是領會其中嚴重的意味者。
一個搞藝術的人說，他要把我家鄉田野裡廢棄的一座水泥廠，改造成後現代博物館。我的叔叔和嬸子在那裡工作，他們還在天天卸貨，攪拌灰泥，我住過一夜，沙發上積了一層灰和一些屁股印，門窗和蚊帳被堵死，一大早，世界傳來電線在混凝土之中的呼叫。魚城有一個故事。這是一個虛幻的秋雨天，泥濘的公路繞道，專為了保留美好的弧線，讓粉刷的紅木瓦屋和水田安靜地生活。雨中豎起了水泥廠的影子，卻沒有根基，我們的車穿透了它的混凝土胸膛，撒下的不是泥灰是細雨。這是一座懷著夢想到處遷徙的水泥廠，為雨水洗刷陳舊，在田野上是沒有家園的。它為什麼從遙遠的城市，從宛、洛那邊來到這裡？它本來是那裡的，現在卻變質了，和這裡的事物一起染上了懷鄉病。
一個溫柔的水泥廠是無法存活的，放下了惡的盔甲者，比從無盔甲者更易撲滅。那個人肯定搞錯了，雨水銷盡他的夢想。堅固的一切都將不存在，北京朝陽區大山子有一些人，活在被工人拋棄的工廠裡。給管道塗上油彩，對著機床喝黃色啤酒，在齒輪上漆革命語錄，以便每天絞死自己的新思想和靈感，他們的思想和靈感像真菌一樣生長得太快了，來不及收拾。他們說自己只是和數字在一起，這個軍隊留下的數字。城市要拆遷了，他們想把工廠或者那個數字保護下來，說這裡已有文物價值。他們早就這麼幹了。水泥廠，你屬於城市，你註定死去，他們榨乾了你的內容後放逐了你，你是現代大地上的漂泊者。
有一次我見到嘉陵江小三峽的一座水泥廠，在峭壁之下，那裡顯出戰役過後的廣大荒涼，或者一座要塞的遺存。沒有人了，有這麼多的建築，包括那些小窗整齊劃一的工人宿舍，像溫柔的鴿子籠或骨灰盒。人撤走後的房子是一種很不祥的現象。但還有樓梯、扶手，這些善良的意向，誘惑懷舊者。
從高聳的形狀來看，水泥廠本身就是超現實者。一個工人在這裡出生、成長，他的內心包含著多少死亡。那些多維空間中的乙烯管道，雙氧水的林叢，一個殘疾的工人在鐵皮屋子裡烤煤炭火，煤氣通過一節連一節的合金管道排出，公共大廁所裡也只有冰。廠區最近死亡的是聲音，氣味還活著，鐵烤久了有一股油脂味兒。工人們住的屋子剛剛只有頭頂高，以防北方來的風削平。有時一個老人告別了子孫，獨自住在一些照片和記憶裡。怎樣想象，生活竟然也可以這樣進行。
「你往後一定要記得我哦。」黎平說。
我意外嗅到了傷感的味道。光頭的黎平，以泡小妹妹出名，夜晚他進入曖昧的髮廊或洗腳城，始終扛著的攝影槍支急於繳械。他用過真正的槍支，沐浴過河西走廊真正的月光，如今卻精通於電腦和qq，不通英語的障礙也被他在彼世穿越。上次見到他，三十歲的他竟然把短髮染成了金黃色，顯然是為了哪一個妹妹，我感到一陣悲哀。在魚城，站在十八梯頂端眺望，內心的日子已成過去，我們雙手做出的一些東西朝生暮死。死掉的還會有我們的雙手。
我翻開陀氏的書，躺在李花上閱讀。拉斯尼柯夫和妓女索尼婭有愛情，罪和公義卻在規定它。上帝的公義向來是嚴厲的，在這裡，一個被原罪流放的人類集體中，沒有個人的位置，沒有委屈可言，焦慮從第一行到末尾一直燒灼著人們，無所逃避，只有放棄自身才能獲救。後來我想，讀這一本書一定是有代價的，我在這一小段緊張的時光中，肯定抵押了自己的一小部分生命，奇怪的是有時我們情願如此，多數人對他敬而遠之，卻總有人甘心去看他，和他立約。
我看完了書，在深深的李花地層中睡著了，青色和白色的花是涼的，這是一個和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像在冰中，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我肯定在此刻暫時擺脫了肉體的溫暖，就是我從有慾望以來一直依賴又反感的那些。如果一直這樣沉睡下去，我將成為植物，因此我站起來，走出李樹的陰影，這時我感到身體已經涼了。我在太陽下走，似乎是光著頭接受著陽光，像那些欄杆上攤曬的乾草，正在迅速地回暖，一直到曬成昏迷的紫色。
我像一個昏迷的人走到小路上，這時嗓子突然想咳，奇怪的是沒有平時想咳的急促感，卻有舒適的甜潤。我張開口咳在草地上，一些口水隨之落下，我又吐了一口，這時我忽然感到不對，一看之下怔住了：草地上是血。
甜潤依然在嗓子裡，在那裡，我的喉頭又開始發癢，一種致命的恐懼觸到了我。我試著忍住喉頭的感覺，中斷這個過程，往下走上公路，這段下坡路似乎比從家鄉到魚城更為漫長，是我註定走不過去的。腦子裡一片空白，卻又掠過了無數的畫面，陀氏陰鬱褶皺的臉像李花那樣層層疊放，似乎每口鮮血裡都包含罪孽，此時到了清算的時候。意外的是，死亡並非如我想象的鹹，倒是含有誘惑的甜，正如那些曖昧等候的時刻。
那些夜裡，我把第二天見報的國際新聞稿件操作好，已經兩點了。主任審過稿，和一個證券版編輯一起走了，整個樓層的大辦公室這一方，就剩下了我一個人。
現在的時間，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我感到這是屬於我的夜晚，也許正因如此，夜晚固有的性質傳給了我。我感到一種空虛，就像我不是在辦公室裡，頭上沒有人造木材和水泥，以及可能存在石膏和竹節的屋頂，而是在虛無的天空下。
我把《幾回迴夢裡回筲箕凹》拿出來，剛打了一兩行，又廢然了。這一段寫得鬆散，大河上的飛翔，山坡上的眺望，和先前沒有吃到的一樹五味子，看不出聯絡。是不是因為夢本來雜亂無章，寫出來也沒什麼意思？這樣一想，整個事情都沒意思了。
我上了qq，看到了「淮南皓月」。我正想問她，打了一句：「上次你為什麼沒去？」
她半天沒有回答。我又打一句：「難道我真的那麼醜嗎？」她的頭像動了，一個小女孩。她的名字是「淮南皓月」。她本人三十五歲。「我去了。對不起。」
她的頭像忽然消失了。
那天，淮南皓月主動把我加為好友。我檢視她的資料是「蘇州」「蘇州人」。在「個人簡介」一欄，是兩句詩：竹影掃欄塵不動，月色穿階水無痕。我就問她在哪裡。我想，她也許到魚城來上學或出差。她說：「我是魚城人呀。」我說，那你的資料裡寫的是蘇州。她說：「啊，是這樣的，我特別喜歡蘇州，就把蘇州填成我的故鄉了。」我說，好啊，我也去過蘇州。（我想到從上海到蘇州的草原上火車賓士。草非常深，在車窗裡感到水杉青黑溼潤的氣息撲面，整節車廂裡沒有兩個人，竟然有些荒原上的畏懼。）我說，你真是個浪漫又詩意的女性。她問：「你為什麼這麼說？」我說，我看到了你資料裡那句詩。
問到職業，我告訴她了，問她，她說是產業工人。我問：產業工人是什麼意思。「這都不懂啊，大編輯。」我說我真的不太懂（有點不好意思的辯護，有些曖昧的故意），我是做國際國內新聞的。再說你這個詞太老了啊，像十九世紀的。她說：「啊，這是最新潮的詞了，你不知道？」我問到底做什麼，她說可以做的很多。我膽子有點大了，說總不會是李師師一類吧。她緊跟著打出：「我要是李師師，你是蔣誠嗎？」我不知道蔣誠是誰。「蔣誠是誰都不知道？但如果我是李師師，你是蔣誠嗎？」我說好吧，我是。我心中升起一種微妙的竊喜。「不過蔣誠好像是影視虛構出來的人物，除了皇帝，李師師的情人是周邦彥。」她說：「是嗎，你是學文學的嗎？」我說是。「那你喜歡沈從文嗎？」我回：熱愛。我問：你美麗嗎？她說不。我說，啊，不美麗你怎麼做產業工人啦。「你想到哪裡去了喲，莫亂猜，以後說不定要見面的。」我順勢說我們見面吧，她說你見了面會失望的。我說，只要你不是很醜。「你要求這麼低嗎？」淮南皓月忽然擔心起我的樣子：「怕你不是溫文爾雅。」「基本是吧。」「為什麼說基本是？」「有點不修邊幅。」「不是很邋遢吧？」「不是，是不喜歡外表勝於內心。」「那好，你在法院門口等我吧。」「是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嗎？」「8:30。」「好，8:30。我穿白襯衣，藍褲子，拿一本書。」
時間有點耽誤了，我急匆匆往法院趕。夜晚已有了夏天的悶熱，煩躁不安。我一邊走一邊想著這樣急切是為什麼。到了那裡，花壇上坐著一幫老太太和婦女，說些什麼。我穿著白襯衣，把書拿好，站直，在那裡等。這時我就想到了第一次見網友的經歷：剃著光頭，打一把暗色長傘，穿灰衣服，結果人家說她差點扭頭就走。我想蹲下去等，但我不能蹲下去，也不依靠什麼，這是小絮常說我的毛病。站得直，四面打量。街對面有兩家火鍋店，一些人從那裡進出、走過。有一個女人走了過去，過一會兒又一個女人走了過去。她們都使我心裡發緊。一個時髦的高個子姑娘保持輕盈地走到法院門口，在門衛室前探身，和門衛說笑，而後走進去了。我的心優美地跳了一下，她穿的是淺色衣服。但這不是她。
應該有目光在暗中看我，我把身體挺挺直，拿好報紙，我的白襯衣（其實不是純白的，是含有一種典雅的奶油白）稍微大了一點，我的褲子兜裡有手機和傳呼機，使它們稍微鼓突。除此以外，應該是可以的，我像是夜色中生長的一棵觀賞植物。
時間在我的葉片上爬行，又有一個女人走過來，她個子矮可是沒有長髮。長髮及腰——這是對夜色中的我最確切的安慰，最好的希望；我忠實於這個希望，像一盞指路的燈，引導我有勇氣去追尋、辨別，它戰勝了所有那些不祥的猜測、紛亂的動搖，沒有這個意象，我早就退縮、怯場了。像一株植物，我知道自己有多麼脆弱。但又一個女人走過去，仍然不是，我數得清只過去了五個，有兩個根本一看就不是，其他是男人或者和男人走在一起的女人，連她們我也懷疑過。可是人真的不多，都過去了，只有花壇上的老太太們還在那兒，偶爾看看我，像一齣古典戲劇中的歌隊。我看了看錶：八點四十。這是我第幾次看錶了？我等著，其實我是在等待數字從「40」走向「42」。一到這個點，我忽然離開了那裡，向中興路方向走去，走了幾步，我腳步越來越快，接著跑了起來——向著另一家可能的法院，我知道另一家法院：魚中區人民法院。
大約一站路的距離，我奔跑著，出汗，我到了那裡，馬路上一股汙水的鬱悶氣息，燈光很暗，沒有什麼人。在柵欄一邊的小巷口，兩對男女中學生在汙水的氣息裡說什麼，或者等什麼。只有這些。我往回走，避車過馬路，然後又跑了起來，超過偶爾的路人，我在出汗，在夜裡的魚城。我忽然想到幾年前在復旦校園的奔跑和行走。那天晚上下課，我在黑暗溫柔的路上走，同學老胡騎腳踏車趕上來，他說師姐就在後面，你慢點走。他的車影子暗中消失了，我沒有回頭看，而是忽然疾走，兩腿生風，像是決絕地完成一項沒有希望的任務，像走過水窪的蘭波，在師姐溫和的注視下。
跑回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門口，仍然只有花壇上的那些老太太，她們的陣容像是一個也沒有變化。冗長的戲劇！我輕輕喘著氣，發散著熱量。我的手機在兜裡，始終沒有響。等到了九點鐘，我終於放棄了，臨走看了看手上的書——竟然拿了一本《等待戈多》。
夜晚一過去，走在天光下的大街上，覺得恍惚。我也在交網友了？這個事實似乎比我的失敗更荒唐。以往那些在臺燈塗抹的書架前啃《韋伯斯特英語大辭典》的夜晚呢？那去林風眠故居拜訪的想象呢？似乎一直也不會去實現。
辦公室的兩位同事，本來並不熟悉網路，卻不幾天就成了聊天專家，各自手心裡有一大把女網友，又在現實中見了面，傳出一些微妙的新聞，當時也在報社颳了一陣風。
夜夠深了，夜又還沒開始透底，一條直臨著街的小巷子，也會有我的感覺，它有一個深腹腔般的領受器官。我們主要都不是生活者而是領受者，生活走過了我們，踏過了我們，車輛在小巷口子面前飛馳而過，幾個巷子深處的老人偶爾走進來。
隔檔的人問：「你在打遊戲？」
我才注意到編大眾話題的王力沒走，也在上網。我問：「呵，你在看美女？」他說沒。但我瞥見了他正在關掉的裸體網頁。這是新興的編輯部娛樂。
王力不願意承認的原因，大概因為他不只當編輯，還是個作家，正兒八經的作家，應該是魚城作家協會會員，雖然我想他不大會是中國作協會員那種身份。我們編輯部就有兩個作家，報社裡的作家更多，我從來沒和他們談文學的事，也沒讀過他們的東西，陳天的同學吳海子是個例外。今天晚上，我到電訊室打稿子，忘了帶開門卡，正在玻璃門前發愣，裡面有人來開門了，正是吳海子和他的手下，他見了我說：「你好。」我報以笑容：「你好。」我報以笑容是當然的，而且我知道，我的笑容要更熱情，而且爽朗。
吳海子原來是晨報副刊部的編輯，副主任。剛到魚城來時，他到陳天和我共住的宿舍看陳天，坐在黑暗裡陳天的床上，一堆哲學書中間預留的位置。不管怎樣，他畢竟接受了，沒有表示什麼。我問他魚城文學界怎麼樣，有哪些著名詩人，來魚城前大概是聽老師說過魚城有一些詩人。陳天在一邊抽菸，菸頭在黑暗裡一閃一閃，像個藏在暗中或甘心退居黑暗的鬼，忽然出聲說：「吳海子就是著名詩人啊！」我有點吃驚，關於這個問題，吳海子一直沒說什麼。我只聽陳天說過，吳海子原來詩寫得很多，什麼雜誌也發過，這兩年寫得少了。大概那個「少了」給了我一種心理安慰。
我們談到我的導師高老師，吳海子忽然說他知道，最近買了一本高老師的《在語言的閣樓上》，這又使我吃驚。
零點，值班者在二樓食堂「用餐」。新聞中心主任也是副老總陸地，忽然問我最近又寫了什麼沒有。他說：「我懷疑你從哪兒來的生活啊。看你寫的那些，好像還有點生活。」我吃驚地說：「陸總你看了我寫的小說？」邊上一個女編輯也說：「呵，已經讀過了啊？」陸地說是看了幾頁。我想那是《唐詩故事》。我微笑，說那不需要生活，本來就是虛無縹緲的。陸地笑說我看你寫的販茶葉、布匹之類，像是有些生活，怕是從書上看的吧？「情節嘛，純粹是鬼扯。」我又笑了。陸地對女編輯說：「寫得還可以，能發表，煙錢賺得回來。」又說：「我曉得他看了很多書。」女編輯說：「他是看了很多書。」陸地又說：「除了看書，你還是應該交些朋友，時常下些館子，諞一諞，作家都是這樣的。」就又含蓄地微笑了。
女編輯微笑講：「兩路口有一家叫作什麼的館子，就是魚城的詩人聚會的場所。那一次我們去，遇到一個長髮詩人，帶了一個小馬子，一點都不發育，很瘦的那種哦（我想見那個小馬子的樣子，很瘦很窄，平板板的胸脯，平板板的屁股），詩人兇得很，結果把小馬子還惹哭了吔。」詩人是魚城一個著名的詩人。陸地說：「文人們就是這樣。比創作，那是暗中比，桌面上是不比的，大家到了一塊兒，比什麼呢？」陸地用帶普通話味的考究的方言說，比騷，比葷段子。
副主任講他上網。一個網「蟲」名字叫「槍手」。副主任問他：
「你拿槍做啥子？」
對方打兩個字：「殺人。」
「殺啥子人？」
「殺女人。」
「你殺了好多女人？」
對方不答。副主任追問：
「說起兇，有沒得本事殺嘛？！」
對方反問：「你看我本事有好大？」
「鴨兒長硬了嘛，能進去了嘛。」
（鴨兒是魚城話裡的那話兒。）
那頭沉默了，半天，打出一句：
「叔叔，我今年十三歲。」
副主任大出意料：「你狗×的崽兒！」
女編輯咯咯笑了說：「你們曉得不曉得？魚城的作家，他們喊的是：一群小痞子，兩個老騷棒。」我笑起來，陸地也大笑，一種知情的笑，我問老騷棒是哪個，心裡想莫非是某某某，女編輯卻不答。陸地說：「魚城的文學不行。」我說是沒有在全國叫得響的。女編輯說：「那一群詩人，他們自己感覺還很好呢。」我問哪些？「李鋼他們啦。」
我想到來上海之前，到李振聲老師家裡去。到復旦小區，下了車還要走一段街，這些街很寬大，種著一點植物，有些寂寞，像田野。那座城市也往往寬廣而寂寞，除了外灘那些少數地方。有一個地方，是未完成的一座什麼建築，回來的路上，我望著它就想到了一個小縣城工廠的院子。我見過這樣的院子，機器、鐵鏽、雜草和光線，離奇孤單的幻想，因為李老師給我講了一個本科生寫的一篇小說。李老師正準備去日本，把我送給他的畫冊放到櫥櫃頂上。我跟他說了我去魚城。「魚城有一幫詩人啊，搞過一個星星小詩的地下運動。」
到了魚城，再未聽說過這個名字，似乎他們真是當年的地下黨，在火鍋和肥腸的熱氣中長年埋伏，到了晚上才偷偷鋪開稿紙發報，只有遠方的文壇能接收訊息。
我說：「晨報的吳海子還可以。」他們看看我，都不說話。這說得太近了。「我在解放碑新華書店，一本《第六代詩人選集》上看到他的一首詩，很長，叫《魚城》，寫得還可以。」在座的人還是沉默著。
長詩的開頭讓我有點吃驚。夜晚的幕布剛剛拉開，吳海子像我一樣，站在魚城某一處黑暗的房子後面，看著大街，大街的對面有一個人在等車。他縮著脖子，縮了很久了，本來想伸一伸，又放棄了，因為，「這不是一個引吭而歌的季節——」
夜總會或酒吧曖昧的燈光，像神秘空洞的外衣。城市離了這件外衣，就像樹木剝了皮，是不能存活的，濱江路那種過於明亮的燈光，喚起的只是不安。在空曠的路上、空曠明亮的廣場上、碼頭上有恐懼，鐵環轆轆滾動。而這裡充滿痊癒後腐殖質的溫馨氣味，關鍵的不是客人，是一位調酒師，滑稽的上帝。他面前擺有一溜盛有液體元素的杯子，深淺不一，正細細品嚐，為這個城市調味，找到一種脆弱和無窮小的平衡。這也許太難了，只是一個沒有真相的把戲，因此他也可以說是一位嚴肅的小丑，被派負了一個技巧過於複雜的職務。
我是那時喝酒的我呢，還是此時的調酒師或小丑？如果我是一個小丑，那麼一定是莫迪利阿尼寵愛的小丑，綠色的臉，綠色的褲子，悲傷的臉，僵硬的動作，藏藏掖掖的號角，打算吹響的，也許只是自己的末日：沙坪壩的大學生活，白天在大街上推銷眼鏡，散發名片，試圖走進別人的生活，改變那些岩石的印象，在魚城這座城裡比比皆是，屢遭修飾，類似一座燈火下樓臺的石頭城。一句由兩個人的夜晚吐出來的警句：「我們是各自孤獨的。」但警句只能說一次，那麼下一次幹什麼？——轟然走散，你本來還會等待下去，因為你天性善於等待而不慣於擔當，直到你在街邊遇到了那個算命先生，他說，他年輕時的夢想，是做一名偉大的文學家……
我依舊在等待，等待與一個人相對，一步一步走進這個夜晚。走到窗前，有些高，看得很遙遠，很暗，又現出某些燈火。我想到最近讀到的：遠的地方，在南泉那面，住著一個青年雕刻者，他和崇拜他而來的妻子和鹹菜罈子和菜地和石頭茅廁，他在石頭上雕刻，魚城的石頭有很好的石質——也許是酸性，硬度不大，便於雕刻，可是持久度如何呢——他正在漸漸有名，過上自由的生活，這基於他當初勇敢的選擇。他看上的是那裡的什麼，是霧嗎？他追隨什麼嗎？大約六十年前，也在那個地段，一個叫「大佛段」的地方，林風眠待在一間農家棚屋裡，畫著夢中的西湖。一待四年，就這樣徹底脫離戰前的歲月。西湖的夢氤氳成型，跟山城毫不相干，有的是溫潤高大的樹，說是樹不如說是溫暖柔和的疑團。海中神秘的房子，浪頭高處的遠山透出微光，總是有那麼點微光，那麼點驚異，使人無法輕易說懂得了一切，解釋一切。
在這裡，在辦公室裡無法解釋，甚至不能下決心去做一個區縣部記者。剛才在飯桌上，提到這件事：「我還是想去當兩年記者。」這是緊跟著「熟悉生活」來的勇氣。陸總說：「那就不必要了。有些可惜。」補充：「可惜了一個編輯人才。」陸總的神情很親切。他通常是嚴肅的。我忽然想到一個傳言：陸總可能要調走，到報業集團新成立的新女報，他不願意去。前一段陸地去新馬泰考察，聽說就是對他的一種撫慰。「莫隨便傳啦。報社的事，只有看到了紅標頭檔案才作準。」剛才上廁所出來相遇，女編輯洗著手，帶著幾分嚴肅地對我說。
我在洗手間的鏡子裡看到了自己，一張小丑的臉，在焦慮的線條下，藏匿著某些過早出現的鬆弛。這張臉上真的有什麼地方，和那些小痞子、老騷棒有區別嗎？
那天在金竹宮裡，接近十點，燈光亮了一些，忽然旋轉飛馳，炫目地打散擁在一堆蠕動的人群。音樂聲斷然改變，強烈的搖滾，蹦蹦嚓嚓使人心直抖，抖出一個場地，男人們退後，一些舞女開始急促地舞蹈、展示。我擠在男人的前排，看到一個小姑娘，扭著身子，急促地搖頭，她似乎忘了周圍的世界，只顧自己搖頭。她的馬尾一會兒遮住臉龐，她停下來略微攏起，又開始搖晃，她的面龐上有一種幻想的神情，舞姿是既開放又有某種壓抑的，也許是一種純潔感人的東西被濫用了，那種不安和魅力。
一等她跳完，我馬上去邀請她，摟著她，感受她的青春魅力，她不是那種主動的型別，但是平淡地接受了。我還摸了她的乳房，那是少女的扁圓形乳房，一種東西擊中了我，有種感恩的心情。她的臉向上望著，透出幻想的氣質，和跳舞時一樣，似乎她的人並沒在這裡，有時還自己哼著歌。她是個中學生，晚上出來跳舞。我問以後怎麼找她，她平淡地說每天她都會來這裡。「你為啥來跳舞呢？」我忐忑地問，這個問題刺了她，她望我一眼，乾脆地說：「我喜歡錢。」那一眼忽然讓我想到服藥的少女。我感到強烈的不安：「你家裡經濟條件不好是吧？」少女的口氣緩和了：「是的。」
她會是那個在被子下面不可觸碰的少女嗎？那個喊我叔叔的少女？難道沒有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啊，不管多微小。當時她躺在被子下，而在這裡，我撫摸了她的乳房，她平淡地接受，就像並沒有被摸到，不存在我這個人，只要我最後給她十元錢就行。後來我在舞廳裡還遇到過一個小姑娘。她看到我要把她往中間帶，硬邦邦地說：「不，就在這裡。」我知道她不讓人摸。一種負罪的心理立刻產了，不知怎麼辦好。心裡還有殘留的慾望痕跡，我對她說：「如果我們不是在這裡遇見，我們會成為朋友的。」她生硬地說：「不會。」我還摟著她。怎麼辦？
我終究走到了公路邊，隱約感到那個老人暫時放過了我，沒有把罪過和懲罰了結在這段小路上。來了一輛中巴，我招手上車，略佝著頭小心地坐下，對付著喉頭那種癢感，想贏得去醫院的時間。此時我確切地知道，再吐一口就是完結，是毀滅，這是一場結果未卜的鬥爭，而我的防備如此脆弱。我發現喉頭的感覺被壓回去了，這使我稍稍安心。
車子賓士，窗外掠過春天無常的形相，許多細節似乎是超脫地、與這個我無利害地出現在記憶裡：一間背靠坎堡的房子，門口是一種迅速賺錢的生意的廣告，讓人想到村莊附近的蔬菜地，不久前淋過糞，莖葉深淺地發白。門死死關著，看不到裡面有和有過什麼人與活動。這種廣告從此出發走向街巷，它們一開始就是沒有家的歹徒，垂死埋伏的反動派，在拐角處等待襲擊和被襲擊，背後藏著一個從人的群模中被剜掉的人形，或是史鐵生說的人形空白。
很久以後，我已在北京，有一天去西郊萬安公墓。當時是秋天，公路漫長，似乎到墓地來需要這樣長的道路，陽光的長影穿過植物，墓園裡很安靜，卻感到比外面多出無數溫柔。有一處碑，寫著「愛女溫縈之墓」，年代是1925年，女兒去世的芳齡是十四歲。我想到一箇中年人，女兒死去後，他在孤獨中的時光，遲到的死亡，女孩的靈魂長年縈繞父親，他的死亡到今天又過了多長時間。入口處不遠的這些墓碑都陳舊寂寞，在一片樹林中。有一些屬於基督徒，鐫著顏色已陳舊的十字架。「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處墓穴上這樣刻著。越往裡走越新近密集。平民是林立的一塊碑，更寒磣的則是一座亭子，裡面一格格貼著逝者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小墓穴，親密而無爭，彼此遙遠陌生的人們生前怎麼會預料此處會這麼擁擠緊密？照片大多是灰白的老年人，可是也有零星年輕的，他們的早逝給這片世界帶來了生動鮮明。
有相鄰的兩格，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從姓名看是兄妹，女孩在十九歲上死亡，男孩則在一年後的二十一歲上死去，1992年，當時我正上大學二年級。這兩張照片都非常鮮亮，女孩和男孩很相像很俊秀，下面的小龕裡擱著兩束鮮花。這樣的鮮花零星點綴著幕牆，就像是一道高的石坎上自然生長出來，驚心動魄後的遺存。
比較闊綽的是佔有一小方園地，豎起一塊白色或黃色的石頭，連巴金和馮友蘭，也不過佔有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領地。鄧廣銘教授的墓石相對更侷促些，左邊和右邊都擠著一名不出名的富人，像那本《魏晉南北朝史論》插在一些快速致富手冊之間。時近黃昏，墓園裡只有老人掃落葉，他忽然停下來，神秘地指著一塊比較大的石頭：「這是陳寶國他爹。」見我一時反應不及，又提醒：「大宅門——」「要幾十萬呢。」我想到馮友蘭那塊石頭應該在二十多萬的價位。有點太白太淺，感覺不太必要。
第二次，我在另一片樹林裡意外地發現一塊碑的背後刻著那首著名的詩：「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本以為這是近時的人引用為墓誌銘，正面卻看到「韋素園君」幾個字，旁邊又有一行小字註明是魯迅、白莽、殷夫立，正是魯迅清瘦略帶扭曲的字型。心中忽然一震，小路上那個老人的畫像再次顯現了，他曾在青年韋素園的床頭以拷問的目光長久地注視他，關切地確定了他的不幸，就像上帝本人揀選屬於他的那些容貌和靈魂。
前來探望的魯迅馬上看出了這一點，因為當時在青年身上已經顯示出那些被註定的特徵：清瘦的臉頰，作為肺病前兆的清澈幽深的眼神。但來訪者沒有提議將畫像換掉，他和牆上的畫像一起守著秘密，直到這塊碑成立。在他老去的身上，也藏著一個被註定了命運的青年，潛伏著那種不治的疾病。
經過漫長的時間和人群，在魚城那個春天的李樹林下，這種疾病來到了我的身上，幾乎一模一樣，在那個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人的注視下實現了。和八十年前一樣，他嚴肅和關切的目光只指出一種東西：罪和公義。他始終存在於我們這個時代中，儘管在車人如流的十字路口和扯著嗓子拿話筒吼的包廂裡，他似乎被排除了。他的關切中沒有溫柔，沒有可逃避之處。
那天我回到家中，像肩上扛著一個無形的冰箱爬上六樓，不過向上攀登似乎有一個好處，可以藉助重力讓甜味落回到胸腔裡。小絮已經下班歸來，事後她回憶，比起我說的經過，我嘴唇和語氣的蒼白更加嚇住了她，雖然我的嘴唇已在中巴上用心揩淨。我們馬上去解放碑附近的重醫三院門診，第一次沒有爬十八梯而是打了一輛車。那裡的醫生讓我做了胸透，看片子之後開了轉診條子，建議我去結核病防治所治療。我第一次知道現在還有這麼個機構，似乎是在少年的小鎮上聽說，卻擁有比眼前的大醫院更多的權威性。
第二天是週末，小絮卻要上班，她不能請假，因為是替請假的人代課。我查了地圖，從解放碑坐了公交車去九龍坡。線路冗長，因為重醫並沒有開藥，我擔心昨天的症狀復發，還好心頭沒有特別的感覺。我能些許感到自己的體溫，這是眼下屬於我的東西，經過了昨天的危機，它似乎恢復了無辜的本質，值得我用心去保住。
車子經過了兩路口、大坪、袁家崗、黃桷坪，感覺一直開到了靠近魚城鋼城的地帶，遠處看得見大拐彎的長江，終於在一處上坡路口停下來。需要我走上這段小坡，去尋找地圖上的結防所，似乎是最後的體力考驗。坡上是密密麻麻全無規則的居民樓和門面，彼此不留餘地疊壓在一起，似乎此外的世界都不算數，一定要擠在這一塊，簇成一個混亂卻緊密的圓心，實在看不出這裡怎能容下一家有來頭的單位。門牌號也是錯亂的，我打聽了兩個來回仍舊莫衷一是，被幾個賣香菸和清水豆花的小販指點來去，最後終於發現一塊舊木牌，淹沒在一堆門面招牌之中，像是「院內有住宿」之類的所在。
走進去之後是一個四合院落，正和童年的那些公家房子近似，完全被四圍筍子拔節一樣的居民樓和它自己出租的門面包在裡面。像鎮醫院一樣的掛號室和門診室，醫生掛著塑膠管發黃的聽診器，就診的人一律穿著青黑衣服，似乎在這裡，世界完整地折舊了。我再次走進帶有骷髏標記的放射科，站在幽暗中龐大陌生的機器面前，按照指令把胸部貼上去，和在魚醫三院的感覺不同，似乎回到了那條小路，再次面臨生死的判決。只有那些穿著青黑衣服偶爾咳嗽的人，給我帶來莫名的安慰，原來在我之外，魚城還有這麼多人，與這種陳舊的疾病有關。
我的診斷結果不輕不重，醫生開了幾種陌生卻又有某種熟悉感的藥，有一種異煙肼，爸爸叫它「雷米封」。最重要的要求是嚴格，在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裡按部就班，不然的後果，醫生沒有說，但沒有表情足以說明其嚴重。另外囑咐在開放期不能密切接觸人，夜班要立刻停止，須要請一段時間病假。我終於意外地擺脫了那間與白天無關的辦公室，卻想不到是以這樣的方式。
奇怪的是那些苦中帶澀的藥片，一旦開始服用，從前輕飄虛無的身體忽然恢復了感覺，右上肺有了清晰的疼痛，似乎一點點浸透肺泡，正像診斷說的「浸潤式結核」。似乎病菌以前催眠了身體，想暗中把這個過程進行到底，眼下卻在藥物刺激下做出反擊，刺痛了肺葉，力圖把它們受到的痛苦傳遞給我。回想那次在李花上看書的經歷，猝然中斷了催眠的過程，老人的面容浮現時仍舊嚴肅，卻透出了一絲憐憫。
我拿著病假條到報社請了假，每兩週一次到結防所複查的日程，之後變為每月一次，再到三個月一次。那趟行程漫長的公交車，帶著我一次次地穿越魚城，來到這個我原本陌生的地點，見到全然陌生的一些人。在那段上坡路上，我能夠從步幅和身姿，辨認出和我一樣去看病的同類，並且知道有些人是發現後初次就診。有次在一家小餐館裡，兩個人講到桶狀胸，是長期患結核後形成的，其中一個半撩開衣服，讓人看到他那副像一隻木桶的胸膛，有些無言的驚心動魄，在這裡卻又似尋常，還有骨結核和淋巴結核這些令人生畏的名詞。相較之下我們似乎都是幸運者，帶著劫後餘生的表情。
這些穿著嚴肅的青黑衣服的病人，神情面目似乎都是農民，來自遠離市區的地方，這似乎也是一種遠離生活中心的疾病，挑選了那些沉默卑微的人群。我不經意廁身其中，報社的同事都會覺得奇怪，當然現在我已暫時歸入另類，不合適與他們密切接觸。
每次複診完，拿了藥，我會從另一側走出那個擁擠的街心，來到一條毗鄰農田的馬路上，從緊密的樓群包圍中忽然來到城市邊緣，可以看見遠處魚城鋼廠的煙囪和管道，遠處的長江。一兩個似市民又似農婦的女人在路旁洗衣服，這裡的水龍頭裝在路邊，沒有加鎖，幾個防空洞也無鐵柵欄封閉，被人裝了門板，派上了儲物間的用場。我不急於回城，無所事事地遊蕩，想到那些天和黎平暗訪的下文，或許就在這片混沌的田野裡。
田野下著細雨，像陳年起毛的線，我們在青色的泥中前行，似乎是在綠色的深溝裡，翻起綠浪。無窮的玉米湧動，舉報人的家在深處，昆蟲在暗綠的世界裡蠕動，它們的心靈始終是青色，有些竟然是透明的。我們很快到達了一個小鎮，這樣的小鎮似乎是坐在地上。看不到幾個人。
賭場在一條路旁邊。我走過那扇門，看到一屋的人。我走過去，到了通往深處的那條路旁。這裡真青啊，越深入就是往青裡走，離開這裡不回來。幾個村民打著赤腳，路過我身邊。路上溼潤的泥和水窪，柔和的腳印。現在我像是跟賭場無關，確實是這樣，我是為了這溼潤的草和水窪來到這裡，這個路口，並丟失了自己。但我很明白自己將走回去，經過賭場，或者徑直走進去。幾個農民走過我身邊，我動身走回，走近那道門。我稍微走過了一點，似乎和這裡沒有關係。沒有人注意到我。
但我隨即轉身走回去，到人們中。高處、低處，是老的小的農民的腳杆，沾著泥。泥腿中透出兩張桌子，鋪滿骰子，有繭的手擲下的元票、毛票。果真像舉報人說的，這裡的錢都被吸走了，現在場子很小。人們維持著熱鬧的氣氛，似乎他們意識到了並且想逃避這裡的淒涼。
這是鄉村的盛宴，往門外望出去，陰天一片茫然。小鎮上空蕩蕩。如果這個賭場散去，讓農民們幹什麼？心底的空虛會像潮溼的氣息無孔不入。就讓害蟲在田間肆虐，讓莊稼以露水為養分。鄉村本來就空掉了。人們在這裡擠得很緊，害怕身後襲來的清冷。越是領受過漫長寂寞的人越害怕寂寞，而這裡已有幾萬年，和工人區完全不同。
我看見了一個小孩子，又看見一個婦女。他們都站在人群中，手裡捏著幾張元票望著別人投注，神情嚴肅忘我，也可以說是柔順的，對眼下賭場、周圍人們的順從，使他們獲得了內心的平安。也許實際上他們對桌上那些凌亂的紙票沒有大的慾望，以至於那個小孩子贏了後，要莊家喊了半天才想起來接錢，他的歡喜忽然甦醒，臉上一剎純真的燦爛，那一刻不能說他是個小賭徒，雖然別的時刻他又完全是個賭徒。也許這裡其實和解放路上的禮拜堂一樣，是個皈依的儀式，這是一個唱詩班的孩子吧？也許有人在注意我，我抽出兩張元票，也和他們一樣，眼巴巴地盯著桌子。這時我感到內心的柔和順從，我真的到他們當中，和他們一樣了，周圍是我的鄉親，我的臉和四周的很多臉擠得很緊以至混在一起，辨不出我，但我分明又是個暗訪者！我的天性中是否有偽裝和純真的混合，我是偽善者？
我投下一張兩元，輸了。我略微計算了人數，走出人群。這時我看到，派出所就在不遠處，幾乎是這裡的門戶。我們的車停在剛進鎮子的一個地方。
黎平告訴我，他想到可以開警笛嚇唬他們一下，我們報社的採訪車是通過關係裝了警笛的。這建議大家都說好，但我心裡很緊張，臉上還帶著笑，似乎是在品味這件事。我們掉頭開車，要過賭場的時候忽然拉響警笛，拉響的同時我轉回了頭或閉了眼，實際上刺激超出了我能承受的限度，心要跳出心口的痛苦，雖然我的臉上還帶著笑。黎平把他的大相機對準賭場出口，咔咔地拍，我們的車子也很快離開那裡，當時的情景是我後來聽黎平說的：人們狂奔而出，往屋後的田地中奔逃，霎時賭場裡已空無一人。剛才的女人和小孩呢？黎平拍下的照片裡，只有一個打手的面孔向這邊張望。很快他也跟著人們逃掉了。
他們消失在綠色深處，回到他們生身之地和最後庇護之所，默默腐爛，或者在一陣猝然狂歡中死亡，哪種出路會好些？我感到先前警笛的虛張聲勢，在我的內心，是和他們一樣空虛的病灶，似乎無可救藥。
幾個療程過後，我感到身體的重量漸漸回來了一些，右上肺疼痛的感覺被喚醒之後又逐漸減退，漫步的距離逐漸延長了一些。有時候時間還早，我會一路走到附近的動物園去，
這似乎是一座不走運的動物園，因為僻遠少有人來，動物們籠罩在入夏的暑熱裡，毛皮黯淡，鬱鬱寡歡。我常常在狗熊區的圍牆外俯視，看著它在狹小的領地裡慢騰騰地走動，無精打采，有時揚頭試圖從零星的客人那裡碰運氣，弄到一瓶傾倒下去的可樂。最鬱悶的是那頭北極熊，似乎完全被這裡的暑熱弄得發矇了，身上白色的毛皮變黃剝落，像大塊的黃褐斑，沒有人願意看上它一眼，更別說扔一條小魚給它。當初把它從遙遠的家鄉弄到這兒的目的，已經完全消失。
我想到自己中午去報社食堂打飯，一個人避開眾人，坐在一張空桌子上進食，接受同事幾分關心又保持距離的目光。雖然醫生說開始服藥就不再有多大傳染性，但畢竟主動避嫌更合適。只有陳天和萬群仍舊居住的單身宿舍，我偶爾還會去。在那裡遇見了知名已久的沈文明。
宿舍陰暗，窗戶堵在石壁下，這反映出了魚城的地勢，關上門就沒有明顯的光源，光線的運動和飄浮成為隱秘難言的、如同人心中的運動。我坐在自己曾經的床上，沈文明像吳海子一樣坐著黑暗裡陳天的床，那張床一大半亂堆著哲學書，也可以說他是坐在福柯、哈貝馬斯、柏拉圖、黑格爾一群人中間，連同幾本《新華文摘》。腳下也有幾個紙箱子，限制他腳的伸展，但他顯得泰然。陳天說，他這個同學的哲學思想，已經超出了對整個西方思想史的理解，追求一種融合，最近，他正處在思想的一個開悟期。
還在印刷廠宿舍樓的時候，在陳天有關海德格爾政治性的論文上，我看到過沈文明的許多批註，有一處用極粗大的字寫下：「謬誤！完全謬誤！」另一處是：「危險！你在往反方向鑽洞，而且已經鑽得相當深了！」我記得那篇論文裡有荷爾德林的詩：上天灑下了靈感的叢林，叢林腳下雪水奔流，是我無數次在風景掛曆或畫片裡看到的景象，遠處或者還有上帝的雪山和天空。
如同被賣到了天堂的監禁中
我存在於阿波羅走過的地方
這首詩使我想到另一首：前天吧，我路過較場口，在一條小巷門口的一個書攤上看了新出的《書屋》，本來是想找高老師的文章，上面一篇大概是北大才子餘傑或摩羅的文章，引用了曼德爾施塔姆或布羅茨基的詩：
別睡去 別睡意沉沉
工作吧詩人
你已被永恆
抵押給了時間
陳天說，沈文明述而不作，曾經說希望陳天做他的秘書，二人共同把思想整理出來。我們並沒有說幾句話。一會兒出門的路上，我問他：「李澤厚說當今中國更需要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而不是純粹理性批判，你怎麼看？」他似乎無意回答，隨意說了一句什麼。走在我和陳天一邊，他個子要高些的，像坐在床上一樣，高高抬頭，眼睛平視前方，目光平靜而聰明。
送走沈文明，陳天講到他們和吳海子在大學裡是一個哲學-文學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以沈文明為核心。在那個大學，大家喝酒、寫詩、散步之外還打籃球，沈文明從來不參加打籃球，他只是侃侃而談。
陳天說，沈文明的上身比例長，下身短，這也是他從來不運動的原因。
「他天生有一種能力，一坐下來就成為話題的中心。他有一種很親和的態度，讓你自然而然地信服。就像他到了出版社，也能當到工會主席。」
沈文明生活極有規律：每天幾點起床，幾點散步、考慮問題，幾點上班，都是固定的。這跟陳天形成了截然的對比。他從來不看很久的書，似乎也用不著。他眼下是單位的工會主席，和以前一樣，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在於能把一切複雜的關係、事情處理得很好，簡單而令人信服。就像在小組裡，凡有演講，都是他做主講人，他能說服大家，把任何一個問題闡述得很清晰，很乾淨。
眼下，沈文明、陳天和吳海子還保持著三人定期聚會。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說沈文明現在的房子比較窄，又有小娃子，等到搬家以後，我可以和他們一起去。
我從來沒有用可樂餵過狗熊，看著那些人的動作，倒是常常想到一個叫劉海洋的清華學生用硫酸潑狗熊的事情。兩種液體的顏色是近似的深褐色，讓我想到張開嘴的熊和豎起後腿、伸出可樂瓶子逗弄它的遊客之間的曖昧心思。這個過程結束之後，人和狗熊恢復了比先前更加無聊的神氣，世界仍舊了無生氣。另外一個常去的地方是象房。和抑鬱又想得到一點好處的狗熊相比，大象總是那樣莊重沉默，邁著尊嚴的步子，即使是小象，身上也有一種莊重的氣度，不會輕易被人的挑逗打動。我會倚在手臂粗的圈欄外邊，出神地眺望上半天，心漸漸地沉落下來，忘了自己身在何處。
回到家裡，會聞到一股中藥味兒，是到家的小絮在為我熬藥。這是結防所醫生建議的，抗生素吃久了影響脾胃又傷肝，要用中藥來陪護。熬藥之外，還要燉雞湯。後來家裡熬藥實在太麻煩，改在了中醫院代煎，熬雞湯就成了小絮代課之外的主要任務，一罐罐入口的雞湯讓我的身體迅速胖了起來，由一張薄紙幾乎變成了紙袋。小絮還買了兩盆綠蘿，掛在臨街的窗戶上，據說可以過濾由市場蒸騰上來的混濁空氣。它們青綠得有些奇特的葉片，本性和眼下的世界全不相干，有時我可以把心一時寄託在上面，像是噴灑後懸掛的一滴露水。
自從生病，我和小絮的關係有些變化，似乎單單對於她沒有迴避我的呼吸，已經感到歉疚。她最近又換了一個學校，奔波和課程沒有減少，家裡的事情卻增多了。有時我想起初來時的那次對話，似乎我們的關係已經倒過來，病痛使我變得軟弱無害，不再會損傷她。這又使我產生一種畏懼，似乎這種狀態不會長久，有時我似乎希望病不會好起來，那些壓迫得使人變得粗暴的慾望，不會隨著復原的肉體回來。而她一心一意照料這個身體，對所有內情全然無辜。
小絮上班時，除了去結防所，我的時間大致打發在床頭看閒書和靠窗眺望的來回上，有時會不自覺數起床與窗子間的步數，想到伏契克的「從門到窗子是七步，從窗子到門是七步」，和筲箕凹煤礦借書給我的那位礦工，一隻手斷了，凌亂的單身宿舍裡，一個小床頭櫃的面容和他一樣染著洗不淨的煤黑，即使礦裡有讓農民羨慕的澡堂子，和驚詫的光屁股。床頭櫃開啟，是一個小世界，密密麻麻地裝訂起來，都是超出了群山和土屋界限的，或者說是煤礦上神秘的小金庫。十歲的我在他親切慈祥的示意下，抽出了我依稀聽過的一本《絞刑架下的報告》，暗紅的封皮，似乎礦難中的一攤凝血。我鄭重地捧在手裡，卻由於路上看書的一個趔趄，弄破了書皮，還染上髒汙，這讓我很久不敢還給他，迴避他探詢的目光，最後在催促下終於歸還時，心裡充滿驚恐，無可挽回的追悔。他沒有多說什麼，但沉默的責備讓我像是上了那個刑架。直到今天，我心裡的一部分，從來沒有從那兒下來。
之後煤礦倒閉，礦工離開了那個山村，下落不知，比起那些手腳完整的同事，他的人生此後會由於缺少的那隻胳膊，逐漸缺失越來越多的事物，除非那隻小書櫃裡的奇蹟能夠搭救他，這是當初他看起來比礦場裡其餘人富足的原因，而我卻造成了一方小小的損害。我幾乎再沒有想到過他，為了包裹這次小小的損害，我的心變硬了，直到肺葉疼痛的提示。
待在這裡，我仍舊常常聽見那個固執的哀音，徒勞地俯視人群辨識它的來源，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動身下樓，帶著忐忑感走入人群，才弄清了它來源的真相。
下樓出門，走到人群的旋渦邊沿，我驚奇地看到，那個驚醒我日間昏睡的嗚咽聲，根本不是什麼哀樂，或者某種童謠，原來是一個無腿的乞丐，坐在一個滑輪車上，由一個少年推行，面前放了一個飯盆，裡面扔著些角子。這並不稀奇，每天都有這樣缺腳少腿的乞丐。別緻的是他懷裡還抱有一個收錄機，這收錄機可以說是嶄新的，還配著一個話筒，話筒拿在他身後的少年手中。歌聲就是錄音機放的，少年拿話筒跟著唱，我聽到的那種奇特而悲哀的謠曲，就是這兩種聲音的混合。老人抬眼皮望我，我心一驚，他的眼神在那瘦得奇異的臉上顯得乾癟而尖銳。
我避開他的目光，看到他身邊有一塊牌子，上寫「瞎子」，我感到了一種幽默，這分明是他的廣告牌了。那悠揚的謠曲，也使這一切類似某種肥皂劇。圍觀的人很多，然而不是因為稀奇，而是無事可幹。也許還因為這對老少造出的聲勢比較大，像《書屋》上「莊周」酷評餘傑：「提到他，當然絕不是因為他有傑出的成就，而是由於他鬧出的聲響。」蹦床。肯德基裡的蹦床。還在上海虹口區一個什麼公園裡看到過，和老楊去買一條褲子。老楊已經從嘉定廣電局跳到《檢察風雲》雜誌社又跳到《修辭學習》，這恰恰是當初他和我一起去參加文藝出版社那個會議的目的所在。
當然，按照慣例，給錢的很少。這確實並不新鮮，我想起前幾天這市場上類似的一個聲音，是一個女聲抑揚頓挫的歌或哭，她在每一段之後，總要以一聲哽咽的「苦哇！」作為韻腳。她的整個大腿全爛了，那裡像是一場天火後的史前世界，好萊塢大片中的場面；我移開目光，去想《南方週末》一篇的報道。
那是去年春節前夕，我讓小絮回孃家，自己出門旅行。在從張家界駛往襄樊的火車上，由南往北，景色越來越荒涼。我站在一節車廂的連線處，身邊的人換來換去，其中兩個吸著煙，穿著大衣，小老闆的樣子。他們帶來了風又帶走了。我在看上車前買的那份報紙，看到一篇報道，是對一個乞兒的跟蹤，那個小乞兒的恐懼是：有一天他或許會被兩個生意人模樣的人弄到鐵軌上，讓飛駛而來的火車碾斷他的雙腿，然後去為他們乞討掙錢。在魚城的傍晚，你坐在一家火鍋店或者大排檔裡吃東西和流汗，從那條大街，會有小女孩走來，臉擦得白白的，身背吉他，把一份點歌單遞到你面前：「叔叔！點首歌吧！」如果你身邊還有一位也在流汗的女士：「給阿姨點一首吧！」如果你和她在解放碑的燈光中閒逛，玫瑰花伸上前：「叔叔！買花吧！」「為了愛情！」純潔的愛情。像那首歌，《賣花姑娘》。
據報道說，這些小姑娘後面都是有黑手的，一個女記者試著追蹤過，還出了一本書，叫《××暗訪》，可這是在她被酒吧老大打傷，躺在醫院裡，有了名氣之後。「黑手」之類讓我起了恐懼，似乎我在這些穿大衣、吸菸、像生意人那樣沉默和來去的人中間，也是一個小孩子。我的旅途一路根本沒有遇到任何危險，卻自行地失敗了。
也許是我天生害怕「黑手」之類的東西，也許是由於我們洞穴記憶中的恐懼，現在大白天的陽光和喧囂的人群，讓我忽然一陣發昏，有一種陽光下的罪惡之類的聯想。這種聯想跟那個乞丐無關，因為我已經走開了。我已經很久沒有施捨了，這跟在上海和剛來此地的情形有根本變化。上海的乞丐不多，剛來到魚城，乞丐的慘狀使我驚訝，無疑比其他地方高出了幾個碼子。我還有一種類似敬意的東西。我給引起了這種感覺的乞丐施捨，但並不是說我真正相信他們。我還似乎產生了一種信念：就算我眼下遇到的是一個「專業戶」，晚上會拿著零錢換來的百元大鈔進夜總會，可總有時候我給對了頭。而我如果徹底不給，對那些老實又出色地乞討的人就不公平。類似貝克特晚年的信念。
但是隨著震驚的感覺慢慢消退，施捨的行為就減少乃至很難出現了，這時我才覺悟：那種「信念」也不過是一種快感，是受了刺激的反應，神經習慣之後，快感也就消失了。你不可能指望乞丐這類事物一直為你提供快感。當然，我逐漸在相反方向產生了一種厭惡，也許不過是對於快感消失的牴觸心理：我對這裡的乞丐的極端化產生了反感，對使用喇叭和說明牌這樣的職業化方式有美學上的反對，似乎他們褻瀆了什麼。這樣一種美學上的考慮，使我輕而易舉地擺脫了拒絕施捨必然會帶來的心理壓力。
眼下我想到那個缺少了一隻胳膊的礦工，他會流落到這群人之中嗎？或者我有一天成了桶狀胸，失去了所有力氣，會不會從小絮的救護中失足，墜落到人群的旋渦裡，就像我從六層樓的窗臺跌落下來？
不，我寧願像沈文明那樣的死亡。去他新家聚會的約定沒有實現，前兩天忽然聽陳天說，他去世了。出版社工會組織人去南山上玩，沈文明站在臺上給大家講幾句話，當時正好停電，有點熱，沈文明講了幾句忽然暈倒。旁邊的人連忙掐人中，拿溼毛巾擦臉，人已經救轉來了。有人說「你喝碗醪糟不」，他喝了一碗，忽然就又不行了，往醫院送，半路就走了，醫院診斷是腦出血。
事後陳天聽陳芬說，沈文明一直有腦血管痙攣的症狀，有時血管會在額頭上鼓起來，像蚯蚓一樣地嚇人，但他從未跟陳天提過。他很少寫東西和這個也有關係。最近半年，他動了考北大哲學博士的心思，又開始寫那篇五千字的論文，論文脫稿了兩天，就出了事。
陳天說，沈文明的葬禮還是很風光，市委來了人，中央組織部也來了人，說明他在各方面的影響。他輕輕嘆息，似乎從中找到了一點無可挽回的損失中的安慰。
我想這樣的規格，是否適合一個哲學頭腦的死亡。心裡想到自己，在幾十年前是絕症病人，丟失在白色李花掩埋下的體溫，不會再回來，逃不過老人的拷問，也不會有隆重的弔唁。我已不是當初走出菜園壩火車站的那個我，會被「棒棒」驚嚇，護住胸口有母親照片的錢包，護住一件長久儲存的珍貴之物。
好在科學發明了鏈黴素和雷米封。它挽回了軀體的毀壞，把一個被拷問過的、有桿菌的靈魂和醫治好的軀體強行結合在一起，不管其中明顯的不協調。只要身體沒有中途退場，這漫長的旅程還要繼續。
多年以後，我寫下了一首給小絮的詩：
在那個炎熱的城市
我欠下了你一個肺
也就是半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