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水門事件聽證會的那年夏天。利沃夫一家幾乎每天傍晚都在屋後走廊上看十三頻道重播的當天會議。農莊裝置和牛群賣掉以前，他們在溫暖的傍晚，總能從這裡觀察多恩正在山丘上吃草的牛群。房子外面是一塊麵積達十八英畝的草場。許多年來，他們在夏天將牛群趕到那裡，就不去管它們了。若是它們躲在附近，離開了人們的視線，穿著睡衣的梅麗總想在睡覺前出去看看。多恩會大叫道：「過來，孩子們。過來，孩子們。」人們上千年都這樣呼喚它們。它們會做出回應，爬上山坡，從沼澤裡、從藏身之處鑽出來，迎著多恩的聲音走過來，吼著回答。「我們這些姑娘不漂亮嗎？」多恩總這樣問女兒。第二天日出時，梅麗和多恩就去將它們趕到一起。他常聽多恩說：「好吧，我們穿過大路。」梅麗開啟大門，手拎棍子，帶上澳大利亞牧羊犬阿普。母親和幼小的女兒驅趕十二、十五或十八頭牲口，每頭重約兩千磅。梅麗、阿普和多恩把牲口圈起來，給它們喂草料，人手不夠時獸醫和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那個男孩也來幫忙。梅麗幫我喂草料。小牛亂跑時梅麗會追上它。塞莫爾來乾的話，那兩頭母牛會很不高興。它們在草地上亂踢，對著他直搖頭——梅麗不一樣，它們瞭解她，它們只是告訴她需要什麼。它們熟悉她，很清楚她會怎樣對待它們。
她怎麼能對他說「我不想談母親」？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母親到底做了什麼？她母親犯了哪樣罪？這些聽話的母牛的溫和的主人也有罪？
他父母上週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每年夏末都從佛羅里達來玩。多恩甚至不用操心怎樣招待他們。每當她從新房工地回到家裡，或從建築師辦公室開車回來時，他們早已坐在電視機前，她岳父正在充當委員會的助理辯護律師。她的岳父母白天觀看整個過程，晚上還溫習一遍。在白天留給自己的空餘時間裡，瑞典佬的父親就給委員會成員寫信，吃晚飯時讀給大家聽。「親愛的威克參議員：您對在騙子迪克的白宮發生的事情很吃驚吧？別做傻瓜，哈里·杜魯門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把他看穿了，當時稱他為騙子迪克。」「親愛的古內參議員：尼克松如同傷寒攜帶者，他接觸的每一樣東西都染上毒了，包括您。」「親愛的貝克參議員：您想知道b原因/b嗎？因為他們是一夥臭名昭著的罪犯，那就是b原因/b！」「親愛的塔西先生，」他給委員會里的紐約律師寫道，「我為您喝彩，上帝保佑您。您讓我覺得身為美國人和猶太人很自豪。」
他把最大的輕蔑留給了一個相對而言並不重要的人物，一位名叫卡門巴克的律師，此人安排募集了大量非法捐款用於水門事件的活動。他的那些醜行其實還夠不上這老頭的關注。「親愛的卡門巴克先生：如果您是猶太人，做出您所做的這些事，滿世界的人都會說：‘看這些猶太人，真正的守財奴。’可是，誰是守財奴，我親愛的鄉村俱樂部先生？誰是盜賊和騙子？誰是美國人，誰是歹徒？您流利的談吐絕對騙不了我，鄉村俱樂部先生卡門巴克。您的高爾夫球騙不了我，您的行為舉止騙不了我。我一直很清楚，您潔白的雙手實際上很骯髒。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您應該感到羞恥。」
「你們以為我能得到那個狗雜種的迴音？我應該把這些收進書裡出版，應該找人把它們印出來免費散發，人們就會了解作為一名普通美國人的感受。這些雜種……看啊，看看這位，看看他。」尼克松的前幕僚長埃利希曼出現在螢幕上。
「他讓我噁心，」瑞典佬的母親說，「他和那位特里西婭。」
「喂，她不重要，」她丈夫說，「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這一夥人，馮·埃利希曼、馮·哈德曼、馮·卡門巴克——」
「她還是讓我噁心，」她妻子說，「你會認為她是位公主，就像大家談論她的那樣。」
「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婁·利沃夫對多恩說，「會控制這個國家，把它變成納粹德國。你知道《不會在此發生》那本書嗎？真是一本好書，我忘記作者了，但是那種思想更適合現在。這些人將我們帶到某種恐怖的邊緣。看這雜種。」
「我不知道更恨哪一個，」他妻子說，「他還是另一個。」
「他們是一路貨色，」老頭告訴她，「他們可以互換，那夥人都這樣。」
梅麗的事。即使她在這裡，和大家一塊坐在電視機前，她父親還是會如此惱怒。瑞典佬明白這一點，但既然她已經走了，造成她這樣的後果，還有誰比水門事件這群惡棍更可恨？
還在越南戰爭期間，婁·利沃夫就開始將自己寫給約翰遜總統的信的副件寄給梅麗。他這些信對梅麗的行為產生的影響比對總統大得多。眼看十幾歲的孫女對戰爭和他一樣憤怒不已，並且開始有點出格的時候，老頭感到很沮喪。他將兒子叫到一邊說道：「她為什麼要在乎這些？她從哪裡搞到這種垃圾？誰給她灌輸的？和她到底有什麼相干？她在學校也這樣嗎？她不能在學校裡這樣幹，她會丟掉學校裡的機會，錯過上大學。在公眾場合，人們不能容忍這些，他們會把她的腦袋割下來。她只是個孩子……」為了控制梅麗，如果他做得到的話，讓她少這樣結結巴巴地噴發出憤怒言詞，他常裝做與她結成聯盟，給她寄去從佛羅里達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還在邊緣上寫下自己的反戰口號。他來玩時，從夾在胳膊下隨身帶來的專用資料夾裡取出自己寫給約翰遜總統的信，對她大聲朗讀——以他的努力來避免她傷害自己，尾隨這個孩子，好像他自己也是個孩子。「我們必須在萌芽時就把它掐掉，」他對兒子傾訴道，「這樣下去不行，絕對不行。」
「好吧，」他說——在他對梅麗讀了給總統的又一封請願信後，便想起美國是個多麼偉大的國家，羅斯福是位多麼偉大的總統。他自己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全靠這個國家，對他和他的親人來說是怎樣的失望，那些美國男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為別人的戰爭賣命，他們原本應該待在家裡和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你認為爺爺怎樣？」
「約、約、約翰遜是個戰犯，」她會說，「他不願停、停、停止戰、戰、戰爭，爺爺，因為您讓他停。」
「他也是個想盡職的人，你知道的。」
「他是條帝國主義走狗。」
「啊，那是一種說法。」
「他和希特勒之間沒有什麼區、區、區別。」
「你誇大了，親愛的。我不認為約翰遜不管我們。但是你忘了希特勒對猶太人做了些什麼，梅麗，親愛的。你那時還未出生，所以你不記得。」
「他沒有做過約翰遜對越南人做的那些事。」
「越南人並沒有被投入集中營。」
「越南就是一個大、大、大集中營！那些‘美國男孩’不成問題，就像人們常說的，‘及時把納粹黨徒趕出奧斯威辛，好過聖、聖、聖誕節。」
「我得和這傢伙講政治，親愛的。我不能在信上稱他為殺人犯，又指望他聽我的。塞莫爾，明白嗎？」
「我認為沒有作用。」瑞典佬說。
「梅麗，我們的感受和你一樣。」她爺爺告訴她，「你明白嗎？相信我，我知道一讀報紙就氣得發瘋是咋回事。考哥林神甫，那個狗雜種。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親納粹，親希特勒，這個國家所謂的民族英雄。傑拉爾德·史密斯先生。偉大的比爾博參議員。當然我們在這個國家裡有狗雜種——土生土長的，很多這樣的傢伙，誰也不否認。蘭金先生、迪爾斯先生和他的委員會。來自新澤西的j.帕內爾·托馬斯先生。孤立主義者、頑固分子、愚昧無知的法西斯分子，他們就在美國國會。j.帕內爾·托馬斯之流的江湖騙子，最終被關進監獄的騙子們，他們的工資卻來自美國的納稅人。討厭的人們，最壞的一幫。還有麥卡南先生、詹納先生、芒德特先生、威斯康星來的戈培爾先生、尊敬的麥卡錫先生，都該在地獄燒死。他的夥伴科恩先生，丟人現眼。一個猶太人，一種恥辱！這裡和每個國家一樣，總有一些狗雜種，他們被外面那些有投票權的天才選進政府。報紙又是怎麼回事？赫斯特先生、麥考密克女士和韋斯特布魯克·派格勒先生，他們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動派走狗。我恨死他們。問問你父親。塞莫爾，我有沒有——恨過他們？」
「您恨過。」
「親愛的，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感謝上帝。你不必到處亂跑、仇恨你的家人。你可以寫信，你可以投票，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發表演講。上帝啊，你可以做你父親做過的事——參加海軍陸戰隊。」
「啊，爺爺——海軍陸戰隊員本身就是問、問、問——」
「那麼，讓它見鬼去吧，梅麗，參加另一方。」他說，一時失去控制，「那怎麼樣？你可以參加他們的海軍陸戰隊，如果你想的話。有人做過，真的，看看歷史。假如你想，等你長大了，你可以到那邊為另一方打仗。我不主張你那樣做，人們不喜歡。我想你很聰明，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喜歡。‘叛徒’這個名字不好聽。但是有人那樣做過，那是一個選項。看看本尼迪克特·阿諾德，看看他，他就幹過。就我所知，他到了另一方，從學校去的。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有勇氣，為自己相信的東西起來抗爭。他為自己的信仰去冒生命危險。但是，梅麗，據我看來，他碰巧走錯了路。他在革命戰爭中到了另一邊。我認為他錯到底了。現在你不會碰巧走錯，只會碰巧走對。這個家庭百分之百反對該死的越南戰爭。你用不著反叛自己的家庭，因為你的家庭並沒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見。你不是這附近反對戰爭的唯一的人。我們都反對。鮑比·肯尼迪也反對——」
「現在就要。」梅麗厭惡地說。
「好吧，就現在。現在比不是現在好，不是嗎？現實一點，梅麗——不這樣的話，毫無益處。鮑比·肯尼迪反對戰爭，尤金·麥卡錫參議員反對戰爭，傑威茲參議員反對戰爭，他還是共和黨人。弗蘭克·丘奇參議員反對戰爭，懷納·莫爾斯參議員反對戰爭。他真不錯，我佩服這人。我寫信告訴他了，還有幸得到他簽名的回覆。富布賴特參議員當然也反對戰爭，大家認為是他提出了東京灣決議——」
「富、富、富——」
「沒有誰說——」
「爸爸，」瑞典佬說，「讓梅麗講完。」
「對不起，乖乖，」婁·利沃夫說，「講吧。」
「富、富、富布賴特是種族主義者。」
「是嗎？你說些什麼？來自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談談這些吧。我猜你就是這樣弄錯的，我的朋友。」她誹謗了他的一名英雄，這人曾起來反對喬·麥卡錫。聽見她這樣講富布賴特，他費了最大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對她破口大罵。「現在也讓我把要講的講完。我剛才在說什麼？講到哪裡了？塞莫爾，我到底講到哪裡了？」
「您講到，」瑞典佬說，不偏不倚地在兩個強人之間扮演調解人，這比做任意一方的對手要好些，「你們都反對戰爭，想阻止它。你們沒有理由爭論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就是您的觀點。梅麗覺得給總統寫信遠遠不夠。她認為毫無用處。您認為，不管是否有用，這是您能做的，您打算這樣做，至少繼續讓人們記下您的意見，以供日後參考。」
「確實如此！」老頭叫道，「喂，注意我在此對他說的話。‘我是個至死不渝的民主黨人。’梅麗，聽到了吧——‘我是個終身不渝的民主黨人——’」
可是他對總統講的任何東西都未能結束戰爭，他對梅麗說的任何話也未能在萌芽狀態掐掉那場大災難。家裡只有他早就看出它的來臨。「我看到它正在靠近，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我瞭解它，我感覺到它，我和它搏鬥。她已失去控制，出了某種差錯，我能聞到它的氣味。我告訴過你們：‘必須為那孩子想點辦法，那孩子有問題了。’然而大家總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你們對我說：‘爸，別緊張。’你們勸我說：‘爸，別太誇張，那只是一陣子的事。婁，別管她，不要和她爭論。’‘不，我不會把她扔在一旁。這是我的孫女，我決不會把她扔在一旁。我決不會放任自流，失掉一個孫女。那孩子有些神志不清。’你這樣望著我，好像我瘋了。你們都這樣認為。只有我沒瘋，我是對的，我完完全全正確！」
他回到家時，沒有誰給他留言。他一直祈禱有瑪麗·斯托爾茲的訊息。
「沒什麼事？」他對多恩說，她正在廚房裡用園子裡摘來的蔬菜做色拉。
「沒有。」
他為自己和父親倒上飲料，拿著杯子來到後面走廊，電視還在放。
「你們要做牛排，親愛的？」母親問他。
「牛排、玉米、色拉，還有梅麗的大牛排番茄。」他本來指多恩的番茄，可是說出來後並不糾正。
「沒有誰家的牛排做得像你們家那麼好。」等他這些話帶來的震驚消失後，她才說道。
「謝謝你這麼說，媽。」
「我的大孩子。誰還會想要個更好的兒子？」她說，當他擁抱她時，她在這一週裡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對不起，我想起了那些電話。」
「我明白。」他說。
「她還是個小姑娘。你常來電話，你讓她講，她總是說：‘嗨，奶奶！猜猜我要說什麼？’‘不知道，親愛的——說什麼？’接著她便告訴我。」
「來吧，你的狀態很久以來都太糟了，你能堅持的，來吧，振作起來。」
「我在看那些快照，那時她還是個嬰兒……」
「別去看，」他說，「儘量別看它們。你做得到的，媽，你不得不這樣。」
「啊，親愛的，你這麼勇敢，這麼讓人開心，我們來看你，心情好多了。我多麼愛你。」
「好的，媽，我也愛你。但是在多恩面前你不能失去控制。」
「是的，是的，不管你說什麼。」
「這才對嘛。」
他父親還在看電視——奇蹟般地自我控制了整整十天——對他說：「沒有新聞。」
「沒有。」瑞典佬回答。
「什麼也沒有。」
「是啊，什麼也沒有。」
「好吧，」他父親說，裝作認命的樣子，「好吧——如果是那樣，就別管它啦。」他繼續看電視。
「塞莫爾，你認為她還在加拿大？」母親問。
「我從不認為她在加拿大。」
「可是那些孩子都去那裡……」
「喂，我們不談這個好嗎？問問是沒錯，可是多恩會進進出出——」
「對不起，你說得對，」他母親說，「我非常抱歉。」
「情況並沒變，媽媽，一切照舊。」
「塞莫爾……」她猶豫不決，「親愛的，就一個問題。如果她去自首將會怎樣？你父親說——」
「你為什麼用那事去煩他？」他父親說，「他對你說了多恩的事，要學會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
「媽媽，您不該再去想這些。她走了。她也許永遠不想再見到我們。」
「為什麼？」他父親插話道，「她當然想再見到我們，我不相信你說的！」
「現在誰能控制自己？」他母親問。
「她當然想再見我們，問題是她不能。」
「親愛的婁，」他母親說，「有些孩子，即使在普通家庭，長大後也一走了之。」
「但不是在十六歲。看在上帝的分上，也不在那種情況下。你談什麼‘普通’家庭？我們就是一個普通家庭。這是個需要幫助的孩子，是個陷入麻煩的孩子，我們不是一個對陷入麻煩的孩子棄而不管的家庭！」
「她二十一歲了，爸，二十一。」
「二十一，」他母親說，「去年一月份。」
「可是，她不是孩子了，」瑞典佬對他們說，「我說這些就是想要你們別灰心，你們倆都應該這樣。」
「哎，我不會，」他父親說，「我還有那點理智，可以保證我不會。」
「是啊，你不必擔心。我只是認為大概永遠見不到她了。」
比起他們永遠見不到她來，讓他們看見他將她留在那個房間的地板上會更糟些。在過去的這幾年裡，他一直都在努力，如果不能使他們完全放棄，也要將他們引向適應，讓他們以務實的心態面對未來。他現在怎麼能告訴他們梅麗身上發生的事，找到合適的詞語來描述，又不至於毀掉他們？如果他們去看她，心裡對將要看到的東西沒有絲毫的準備。人們為什麼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非知道不可？
「兒子，你能肯定我們永遠見不到她了？」
「五年了，這麼長的時間過去了，這就是充分的理由。」
「塞莫爾，有時我走在街上，跟在人們的後面，如果一位姑娘個子高——」
他握住母親的手：「你認為是梅麗。」
「是的。」
「我們都這樣。」
「我忍不住。」
「我理解。」
「還有每次電話鈴響的時候。」她說。
「我知道。」
「我對她說過，」他父親說，「她決不會打電話的。」
「為什麼不？」她對丈夫說，「為什麼不給我們來電話？那是她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給我們來電話。」
「媽，這些猜測都沒有什麼意義。今晚為什麼不可以儘量少談一些？我知道您忍不住有這些想法。您不能拋開它，我們都不能。可是您得試試。您不能靠想像就讓想發生的事發生，儘量把自己解脫出來。」
「不管你說什麼，親愛的，」他媽媽回答，「我現在感覺好些了，只是談談而已。我不能一直悶在心裡。」
「我知道，可是我們不能在多恩周圍這樣悄悄談。」
比起和他無所顧忌的父親打交道——此人一生這麼多時間都處於同情與對抗、理解與茫然、溫和的親近與粗暴的挑釁的過渡之中——理解他母親並沒有那麼困難。他從不害怕和她鬥，從不會猜測不出來她站在哪一邊，或者擔心她接下去會被什麼東西激怒。不像她丈夫，她苦心經營的不是別的，只是對家庭的熱愛。她的個性很簡單，孩子們過得不錯對她而言是最重要的。很早從孩童時開始，他和她交談會感到似乎直接進入了她的內心。和父親在一起，他也很容易進入他的內心，但他會首先遭遇他的頭骨，那爭吵者的頭骨，他會盡量不流血地開啟它，取出想得到的東西。
他驚訝地發現她變成一個多麼小的女人。她身上沒有被骨質疏鬆症消耗的東西，卻在過去的這五年裡被梅麗消耗了。這位在他年輕時快活的母親，進入中年後人們也常誇她的青春活力，現在成了老太婆，彎腰駝背，受傷、迷茫的表情嵌在臉上的皺褶裡。當她沒有察覺到人們在注視著她時，眼裡總浸滿淚水。從那雙眼睛看來，她早已習慣生活在痛苦之中，可又驚訝痛苦竟是如此漫長。他少年時代的所有記憶（那些東西不管多麼難以置信，他知道是真實的，甚至近於冷酷、缺乏幻想的傑裡，一旦被問起也會承認）都是他母親罩著大家，那是一位身體健康、高個子、膚色淺紅、笑聲爽朗的金髮美女，在這充滿陽剛之氣的家裡，作為女人，倍感快活。小時候他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奇怪和驚訝，你居然憑著人們的笑聲就能和看見他們的面容一樣判斷出是誰來。在她當年有什麼值得笑的時候，她的笑聲輕盈，如同飛翔的鳥兒，升高，再升高，非常歡快。你若是她的孩子，那笑聲，還會升高。他甚至用不著處在同一間房裡，就知道母親在哪裡——聽見她的笑聲，他就能在房子的平面圖上標出她的位置，這張圖與其說是在他腦子裡，還不如說就是他的大腦（他的大腦皮層不是分成額葉、頂葉、顳葉和枕葉，而是被分為樓下、樓上和地下室——客廳、餐廳、廚房等）。
上週她從佛羅里達來時，感到壓抑的是藏在錢包裡的那封信。那是婁·利沃夫寫給被傑裡拋棄的第二位妻子的，他們最近才分手。丈夫讓西爾維婭·利沃夫去寄一疊信，可是她不能寄這一封。她到沒人的地方把它開啟，現在她到北方來把信給塞莫爾看。「如果蘇珊拿到這信，你知道傑裡將會怎樣？你知道傑裡會怎樣暴跳如雷？他不是沒有脾氣的孩子。他從來就不是。他不像你，親愛的，他不善於和人打交道。但你父親總是到處插手，結果怎樣他才不關心呢，所以他常常在不應該的地方插手。他所做的就是把這信寄給她，將傑裡置於不利的地位。那樣的話，你弟弟不知道會付出什麼代價——絕對糟糕透頂。」
這封信有兩頁，上面寫道：「親愛的蘇茜，這裡的支票是給你的，沒人知道這事。當這錢是你撿來的。請把它放在無人知道的地方，我什麼也不說，你也不要講。我想讓你知道，我心裡沒有忘記你。這錢歸你了，拿它幹什麼都行。我會照看這些孩子的。假如你想投資，我非常希望你那樣做，我的建議是買黃金股票。美元將變得一錢不值，我自己就剛投入一萬美元買了三種黃金股票。我給你這些股票的名稱：本寧頓採礦公司、卡斯特威普發展公司、西雷維根礦業公司，是些實實在在的投資專案。我是從《巴靈頓通訊》上獲得這些名稱的，這份雜誌從未誤導過我。」
釘在信紙上——這樣她開啟信時才不會飄落下來、掉到沙發下面弄丟的——是籤付給蘇珊·r.利沃夫的一張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她那天打電話來過後，已經拿到了一張兩倍這麼多錢的支票了。當時她哭著叫著請求幫助，她說傑裡早晨離開她，和辦公室新來的護士好上了。辦公室新來護士的職位是她自己以前的，那是在她和傑裡好上之前的事，最後導致傑裡與第一位妻子離婚。據瑞典佬的母親講，當傑裡發現那一萬五千美元支票的事以後，他就打電話來「用各種髒話」罵父親。那天晚上，婁·利沃夫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胸部疼痛，她不得不在凌晨兩點鐘請來醫生。
而現在，四個月過去了，他又犯老毛病。「塞莫爾，我該咋辦？他到處亂嚷：‘第二次離婚，第二次家庭破裂，破裂的家庭裡有了更多的孫輩，又有三個了不起的孩子失去父母的指導。’你知道他會怎樣鬧下去。這麼沒完沒了，日復一日，我想自己快瘋了。‘我兒子是從哪裡學到這麼擅長離婚的？我們這家有史以來誰離過婚？沒有誰！’我再也受不了了，親愛的。他對我叫喊道：‘你的兒子為什麼不去妓院？從妓院娶個妓女了事！’他還要和傑裡再鬥一場，傑裡也不示弱，傑裡沒有你這樣考慮周全。他從來如此。還在他們為那件衣服爭吵的時候就這樣了。傑裡當時用倉鼠皮做出那件衣服——你記得嗎？那時候你可能在服役。不知傑裡從哪裡弄來倉鼠皮，我想是從學校裡，他為某個姑娘做了一件衣服。他覺得自己做了件使她高興的事。可是她收到這東西后，大概是通過郵遞，緊緊裹在盒子裡，蓋子一開啟，臭氣熏天，姑娘哭了起來。她母親打來電話，當時你父親氣得失控，他感到極度羞恥。於是，他們吵起來，他和傑裡，把我嚇得要死。十五歲的孩子朝著自己父親大喊大叫：他的‘權利’，他的‘權利’，人們能在布羅德街和市場街上聽到他喊的‘權利’。傑裡不肯退讓，他根本就不懂‘退讓’的道理。現在他不是朝著一個四十五歲的男人吼叫，而是朝著一個患有心絞痛的七十五歲的人吼叫。這次就不會是消化不良，也不是頭疼，只會是不折不扣的心臟病發作。」「不會有心臟病發作的，媽媽，鎮靜些。」「我做錯了嗎？我這一生從未碰過其他人的信件。可他怎麼能把這東西寄給蘇珊？她不會保密的，會像上次那樣幹。她會用來對付傑裡——她要告訴他。這次傑裡肯定會殺了他。」「傑裡不會殺他，他不想殺他，也不會的。寄去吧，媽媽。信封還在嗎？」「在。」「沒有撕掉？你沒撕？」「我不好意思告訴你——沒有撕，我用的是蒸汽。但是我不想讓他突然死掉。」「他不會的。他也沒有。你別管這事。用那信封把支票和信都寄給蘇珊。傑裡來電話時，你就到外面走走。」「他的心絞痛又犯了咋辦？」「如果他又心絞痛，你再叫醫生。你只是別管這事。你不可能防止他的自我傷害。那樣幹已經太遲了。」「啊，謝天謝地，我還有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自己有這麼多麻煩，經歷了這一切，可你還是家中唯一說話沒有完全喪失理智的人。」
「多恩支撐得住嗎？」他父親問。
「她不錯。」
「她看起來精神很好，」他父親說，「那姑娘似乎恢復了。賣掉那些奶牛是你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我從來就不喜歡它們。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需要它們。感謝上帝，她做的整容手術，我以前反對，可是我錯了，完全錯了。我不得不承認。那傢伙做得不錯。感謝上帝，我們的多恩看起來再也不像經歷過那些事情的人了。」
「他做得太好了，」瑞典佬說，「祛除了所有的磨難，使她的容貌復原。」她從鏡子裡再也看不到那些痛苦的痕跡。這是明智的行動：她從眼前直接將那東西除掉。
「但是她在等待，我看出來了，塞莫爾。一位母親明白這類事情。也許你能從臉上抹去痛苦，可是你無法從內心抹去記憶。在那張面孔下面，可憐的東西在等待。」
「多恩並不可憐，媽。她是位勇士。她沒有問題，她曾大踏步地走過來。」真的——在那一段時期，他堅強地忍受著痛苦，她卻取得重大進展，靠的是發現它無法容忍，靠的是遭它打擊、被它摧毀，靠的是徹底的自我暴露。她不像他那樣抵禦打擊，她承受打擊，完全崩潰。她重新站起來時，便決定放棄自我。這裡面沒有不值得讚許的道理——首先放棄的是被那孩子攻擊的面孔，然後是被那孩子攻擊的房子。畢竟這是她的生活，她將讓原來的多恩站起來，繼續往前走，這就是她最後要乾的事。「媽，我們別談這個。到外面去，我去生火。」
「不，」他母親說，好像又要哭，「謝謝你，親愛的。我在這裡陪你爸爸看電視。」
「你已經看了一整天，到外面幫幫我。」
「不，謝謝你，親愛的。」
作者「菲利普·羅斯」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