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樣不能說因為女兒乾的那些事就恨她——即使他能的話！要是那樣會更好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混混沌沌地生活在沒有她、她曾生活過、她也許依然生活著的這個世界上。如果行的話，他也可以去好好恨她一番，才不在乎她在哪個世界，過去或現在都行。但願他能回到從前，能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再次成為完全自然的人，而不是現在這個人格分裂的誠摯的吹牛大王，表面樸實而內心忍受煎熬的瑞典佬，看似穩如泰山、實際內外交困的瑞典佬，或者掩蓋了自己被活埋真相的偽瑞典佬。他在成為所謂的謀殺犯的父親以前，具有尚未分裂的整合感使他輕易獲得體能上的信心和自由，現在哪怕稍稍恢復一點也好啊。如果他真能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毫不知情就好了——要是他能像當年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充滿傳奇的瑞典佬利沃夫那樣就好了。如果他能說：「我恨這房子！」然後又變回威克瓦西的瑞典佬利沃夫就好了。如果他可以說：「我恨那孩子！永遠不想再見到她！」然後繼續生活下去，拋棄她，永遠地鄙視和唾棄她。雖然她沒有謀害卻仍然殘酷地拋棄了她的家庭，這種景象不管怎麼說都與「理想」無關，與之聯絡的是背信棄義，是犯罪行為，是妄自尊大和喪失理智。盲目的對抗和孩童般的威脅慾望——這就是她的理想。總在尋找某種可供仇視的東西，是啊，這遠遠超出她的口吃。對美國的強烈仇恨本身就是一種疾病。可他熱愛美國，喜歡當一個美國人，他那時卻根本不敢向她解釋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擔心激起她可怕的侮辱。他們生活在梅麗口吃的舌頭的恐懼之中。那時候他什麼影響力都沒有，多恩也沒有，他的父母也沒有。如果那之前她都不是他的，又怎麼可能再成為他的？如果將她逼入可怕的閃電戰精神狀態，她父親又非得對她解釋，自己對生他養他的這個國家有這種感情，那麼她就更不會成為他的了。口吃，口吃的小母狗！她究竟認為自己是該死的什麼人？
如果向她吐露，他小時候僅僅背誦四十八個州名就會激動得顫慄，想象一下她會帶著怎樣的厭惡之情攻擊他吧。實際上人們在加油站免費發放的地圖也常常讓他激動，他綽號的由來也是一回事。上高中的第一天，他們第一次到體育館上課，他拍著籃球跳來蹦去，而場上其他人還在忙於穿運動鞋。距離籃板十五英尺，他一連投中兩次——嗖嗖！嗖嗖！——這才剛剛開始。接著，這種輕鬆自如的方式令那位人緣很好、剛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來的年輕體育老師和摔跤教練亨利·「博士」·沃德大笑起來，他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從未在這體育館看見有人用這麼輕鬆自如的方式投球——朝這個瘦長的金髮碧眼的十四歲少年喊道：「瑞典佬，你從哪裡學的？」因為這名字將塞莫爾·利沃夫與同在一個班的塞莫爾·芒澤和塞莫爾·威西諾區別開來，所以一年級時人們在體育館都這麼叫他。然後其他教師和教練也跟著叫，隨後是學校的孩子們。到後來，只要威克瓦西高中還在，只要住在威克瓦西猶太人老區的人們還關心過去的事，沃德博士總被當成給瑞典佬利沃夫命名的人。一下就粘上了，就那麼簡單，一個老式的美國綽號由體育教師脫口而出，從體育館傳下去，一個將他神化的名字，這是塞莫爾所做不到的。這種神話不只是在他讀書年代流傳，而且留在他同學們的記憶裡，以至於在他們的餘生總都忘不了。他帶著的這綽號如同一本看不見的護照，越來越深地浸入一個美國人的生活中，直接進化成一個大個頭的、平穩樂觀的美國人，他那些相貌粗獷的先輩們——包括他那對美國性很看重的倔強的父親——也從來想像不到自己會成為這樣的人。
他父親與人談話的方式也讓他著迷，父親對加油站的小夥子用那種美國式口吻講話，「加滿，夥計，把前面檢查一下好嗎，頭兒？」那是他們開著德索托汽車旅行時激動人心的事，在滿是黴味的旅館裡過夜，蜿蜒著穿過紐約州風景優美、人跡稀少的鄉間小路去看尼亞加拉大瀑布。他們到華盛頓旅行時，傑裡還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那是他第一次從陸戰隊回家探親，與家人一塊去參觀海德公園，一家人站在羅斯福墓前。剛從海軍新兵訓練營來到羅斯福墓前，他覺得某種有意義的事情正在發生。最熱的幾個月在操場上的艱苦訓練使他堅強起來，皮膚曬得黝黑，當時的氣溫有些天曾高達華氏一百二十度。他默默地站著，自豪地穿著嶄新的夏裝制服，襯衣漿洗得挺直，後面無袋的卡其布褲子熨燙得光滑整潔，領帶拉緊，帽子戴在仔細修剪的頭正中，黑色正裝皮鞋擦得錚亮，還有皮帶——那皮帶最使他覺得自己像陸戰隊員，編織緊密的卡其布皮帶嵌有金屬扣——紮在腰間，曾這樣作為帕里斯島的新兵做過上萬次仰臥起坐。她到底是誰，要嘲笑所有這些，拒絕這些，仇恨這些，決心毀掉這些？那場戰爭，打贏那場戰爭——她也恨這個？在日本投降日，鄰居們一起湧上街頭，歡呼雀躍、相互擁抱、鳴響喇叭、在房前草坪上游行、敲打廚房裡的盆盆罐罐。他當時還在帕里斯島，母親給他來信講述這些，一共寫了滿滿三頁紙。那晚在學校後面的操場上舉行慶祝會，他們熟悉的人都來了，家族的朋友、學校的朋友、附近的肉商、食品商、藥劑師、裁縫，甚至連糖果店裡賣賽馬賭票的都來了，大家如痴如醉，長排長排的古板的中年人也瘋狂地模仿卡門·米蘭達，跳起康加舞。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直到凌晨兩點以後。那場戰爭，打贏那場戰爭，勝利，勝利，勝利終於來臨！再沒有死亡和戰爭！
他在高中的最後幾個月裡，每晚讀報，追尋太平洋對面海軍陸戰隊的行蹤。他在《生活》雜誌上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糾纏在他睡夢裡的照片——在貝里琉島戰死的陸戰隊員扭曲的屍體，那是在被稱為帛琉斯的一串島嶼中的一個。在一個叫做血腥鼻樑山的地方，人們在以前的磷酸鹽礦井裡發現那些最後被火焰噴射器燒成炭渣的日本人，他們曾砍死上百名年輕陸戰隊員，十八歲的、十九歲的、幾乎和他一樣大的男孩。他在房間裡掛了一張地圖，用圖釘標註出圍攻日本的陸戰隊到了哪裡，他們從海上的小環礁，或一串小島上向日本人發起進攻，而那些日本人則從挖掘的珊瑚堡壘朝外傾瀉兇險的迫擊炮彈和步槍子彈。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他們攻下衝繩島，那是他在高中最後一年的復活節星期日，是他在那場失利的與西邊球隊的國內賽中擊出一個二壘安打和一個本壘打的兩天以後。第六陸戰師突擊上岸才三個小時就佔領島上兩個空軍基地之一的讀谷。他們十三天便奪取本部半島。五月十四日，而就在離沖繩島海灘不遠的地方，兩架神風特攻隊的飛機襲擊了旗艦「邦克山」號航空母艦——那是瑞典佬在與歐文頓高中隊的四對四的比賽中擊出一個一壘安打、一個三壘安打和兩個二壘安打的第二天——日本人駕著滿載炸彈的飛機撲向飛行甲板，當時那上面剛加完油、裝上彈藥、準備起飛的美國飛機正擠成一團。火焰高達一千英尺，直衝雲霄，在持續八小時的爆炸和燃燒中，四百名水手和飛行員喪生。第六師的陸戰隊員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佔領圓形山——瑞典佬那天在戰勝東邊球隊的比賽中又擊出三個二壘打——那也許是陸戰隊歷史上戰鬥最殘酷的一天。也許在人類歷史上也算是最糟糕的一天。日本人在該島南端的圓錐山上構築了蜂窩般的洞穴和隧道，用來隱藏部隊，那裡遭到火焰噴射器的攻擊，接著又被手榴彈和炸藥炸塌。白刃戰日夜不停，日本人的步槍手和機槍手被牽制在陣地上不能動彈，直到戰死為止。瑞典佬從威克瓦西高中畢業的那天，在六月二十二日——重新整理了紐瓦克市聯賽球員在單個賽季的二壘安打紀錄——第六陸戰師在沖繩島第二個空軍基地嘉手納升起美國國旗，進攻日本的最後的戰區集結地被拿下了。從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到六月二十一日——有些巧合，相差不過幾天，這是瑞典佬作為高中一壘手最佳和最後的賽季——一個大約長五十英里、寬十英里的島嶼被美軍以一萬五千條生命的代價奪得，日方的軍民死亡共計十四萬一千人。要征服北邊的日本本土、結束這場戰爭意味著雙方的死亡人數會增大到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瑞典佬還是去了，為了最後的對日作戰，他參加了海軍陸戰隊，就是在沖繩島、塔拉瓦島、硫磺島、關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傷亡驚人的部隊。
海軍陸戰隊。當名陸戰隊員，海軍新兵訓練營，各種方式折磨，隨口咒罵，生理上、心理上長達三個月的迫害，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經歷。把它當做一種挑戰，我是這樣做的。我的名字變成「伊歐」。來自南方的訓練教官就這麼叫利沃夫，去掉l和兩個v的發音——把子音都扔了——拉長兩個母音。「伊歐！」像驢叫。「伊歐！」「到，長官！」運動部主任鄧尼偉少校身材高大，是普渡大學的足球教練，有一天他叫住了這個排。我們稱之為「水手袋」的肌肉發達的中士喊列兵伊歐，我頭戴鋼盔跑出佇列，心跳個不停。我以為是母親去世了。我還有一個星期就將被派往北卡羅來納的勒瓊軍營，接受先進武器訓練，但是鄧尼偉少校不同意，所以我再沒有機會使用勃朗寧自動步槍。那就是我參加陸戰隊的原因——最想的是將勃朗寧自動步槍抵在腹部、支起槍管射擊。這就是我眼中的陸戰隊軍團，十八歲的小夥子配快速射擊、帶冷卻裝置的三十毫米口徑機關槍。那個天真無知的孩子多麼愛國。想使用反坦克武器、行動式火箭炮，想自我證明並不害怕，敢做這些事：扔手榴彈、使用火焰噴射器、在帶刺鐵絲網下爬行、炸燬碉堡、攻擊洞穴。想乘坐水陸兩用車進攻灘頭，想幫助打贏戰爭。可是鄧尼偉少校接到他在紐瓦克的朋友的來信，那裡面談到這利沃夫是個怎樣的運動員，這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明我是多麼優秀，所以他們重新委任我，讓我當新兵訓練員，把我留在島上打球——反正就在那時他們投下了原子彈，戰爭也這麼結束了。「你在我的部隊裡，瑞典佬。很高興有你在這裡。」一次突變，真的。只要頭髮一長好，我又回到人形了，不再整天被叫做「笨蛋」或者「笨蛋動動屁股」，突然間我成了訓練員，新兵得稱我長官。訓練員稱呼新兵你們這些人！趴下，你們！站起來，你們！快步走，你們，走！對這個從克爾大街來的小夥子是最好、最好的經歷。我這一生本來無法遇到的這些年輕人，他們帶著各地的鄉音，中西部的、新英格蘭的。有些農場男孩來自得克薩斯和南方腹地，我甚至都聽不懂他們的話，但還是慢慢地瞭解他們，喜歡他們。粗野的、貧困的男孩們，許多高中時是運動員，常和拳擊師住在一起，和娛樂圈那幫人混在一起。另一個猶太小夥子曼尼·拉賓諾維茲來自阿爾圖納，是我這一生中見過的最強壯的猶太小夥子。多好的勇士，多好的朋友，他連高中都沒念完，我在那以前或以後都沒有那樣的朋友。我一生中從沒有像和曼尼在一起時那麼開懷大笑過。對我而言，曼尼就是銀行的存款。從來沒有誰給我們送來傻瓜猶太男孩，之前訓練營有幾個，但僅此而已。曼尼參賽時，大家總會在他身上賭香菸。只要和其他基地比賽，巴迪·法爾貢和曼尼·拉賓諾維茲總是我們的勝利者。與曼尼交過手的人都說一生中沒有被人這麼兇狠地揍過。曼尼常和我一起組織娛樂活動，搞地下拳擊賽。形影不離的一對——猶太人海軍陸戰隊員。曼尼唆使那個到處惹事、體重一百四十五磅的自作聰明的新兵去和一個體重一百六十磅的人打拳擊，他認為那人會將這傢伙打得屁滾尿流。「要選紅髮人，伊歐，」曼尼說，「他會為你打一場世界上最好的比賽，紅髮人決不會放棄。」曼尼算得上科學家，他到諾福克去和一名戰前是中量級選手的水手比賽，他勝了。我早飯前帶領全營做操，晚上帶新兵們步行到游泳池教他們游泳。我們實際上是將他們扔進水裡——老一套教人游泳的方法，當一名陸戰隊員你必須會游泳。總得準備比新兵多做十個俯臥撐，他們常向我挑戰，但是我身體很棒。再就是乘車去打球，還飛到很遠的地方去。鮑伯·科林斯也在球隊裡，這聖約翰的大個子。我這隊友是個令人害怕的運動員和酒鬼。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和鮑伯在一起，一連兩個小時不停地講為威克瓦西打球的事，然後吐得甲板上到處都是。愛爾蘭小夥子、義大利小夥子、斯洛伐克人、波蘭人、來自賓夕法尼亞的粗野的小私生子，還有離家出走的小子，只因做礦工的父親常用皮帶扣和拳頭揍他們——這些就是和我一起吃飯、睡覺的人們。甚至那個印第安人，是個切羅基人，也是我們的三壘手。我們稱他「小便刀」，與我們的帽子同名，別問為什麼。並不都是體面的人，但總的說來還不錯。好小夥子。組織了許多球賽，與班寧堡、切裡海岬、北卡羅來納，以及海軍陸戰隊的空軍基地比賽，戰勝他們，還打敗了查爾斯頓的海軍船廠隊。我們有好幾個男孩都能那樣擲球，有個投手還進了老虎隊，他們到佐治亞州的羅馬市、到佐治亞州的韋克羅斯的軍事基地打球。他們稱部隊裡那些傢伙「小狗」，打敗他們，打敗所有人。到南方去，見識一下我從未見過的東西，看看黑人的生活，遇見你想像得到的各種異教徒。結交漂亮的南方姑娘，找妓女，用避孕套，脫掉衣服壓到地上。到薩凡納、到新奧爾良，坐在亞拉巴馬州莫比爾市年久失修的酒吧裡，我非常高興看見海岸巡邏隊就在門外，還與第二十二團打籃球和棒球。我終於成為合眾國的海軍陸戰隊員，戴上了錨和地球組成的徽章。「那邊沒有投手，伊歐，朝這裡打，伊歐——」我成了這些來自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亞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的小夥子眼中的伊歐——這些沒受過教育、從美國各地來的傢伙都只把我稱做伊歐。在他們看來我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伊歐，我喜歡那樣。我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退伍，和一位叫做德威爾的漂亮姑娘結婚，經營父親創立的公司，而他自己的父親連英語都不會講。我還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恨美國？為什麼？他生活在美國就如同生活在自己體內一樣。他年輕時候的樂趣就是美國人的樂趣，所有這些成功和幸福都是美國式的，他再也用不著僅僅為了緩和她無知的仇恨而閉口不談這些。作為一個人，如果沒有全部的美國情感，他會感到孤獨；如果不得不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他會產生渴望。是啊，賦予他那些成就意義的每樣東西都是美國的，他愛的一切都在這裡。
對她而言，做個美國人就是厭惡美國，而他不願放棄對美國的熱愛，這和他不願放棄對父親和母親的愛是一樣的，和不願放棄自己的正直是一樣的。她對這個國家沒有什麼概念，又怎麼能「憎恨」？他自己的孩子怎麼能如此盲目地斥責這種給她的家庭提供每一次成功機會的「腐朽制度」？斥責她的「資本家」父母，就好像他們的財產不是他們三代人連續不斷經營的結果。三代人，包括他自己，都在製革廠的黏液和臭味裡艱難行進。這個家庭從製革廠起家，曾經和下層人中最低賤的人是相同的，和他們同甘共苦——現在成為她的「資本主義走狗」。在仇恨美國和仇恨他們之間沒有多大的區別，她很清楚。他熱愛她所仇恨、因生活中所有不完美的事情而加以責備，並想用暴力推翻的這個美國；他熱愛她所仇恨、嘲笑，並想顛覆的這種「中產階級價值觀」；他熱愛她所仇恨，並只想以她的所作所為進行謀害的這位母親。該死的無知小母狗！他們付出的代價啊！他為什麼不該撕掉麗塔·科恩的這封信？麗塔·科恩！她們回來了！這些有虐待狂傾向的搗亂鬼，她們有無盡的反叛天賦，從他手裡勒索錢財，為了好玩還從他這裡索取了奧黛麗·赫本的剪貼簿、口吃日記和芭蕾舞鞋。這些年輕的違法的畜生自稱為「革命者」，五年前惡意地玩弄過他的希望，現在又認為到了再次嘲弄瑞典佬利沃夫的時候。
我們只能站在一旁觀看使她變為聖人所要遭受的苦難。自稱為「麗塔·科恩」的信徒。她們在嘲笑他。她們不得不笑。因為比作為一個邪惡的玩笑更糟的就是不成為邪惡的玩笑。你的女兒是神聖的。我的女兒是任何東西和一切東西，除了那以外。她主要是太脆弱，被引入邪道，受到傷害——她絕望了！為什麼要對她講你和我睡過？並且告訴我是她要你那麼做的。你說這些話是因為你恨我們，恨我們是因為我們不做這種事。你恨我們不是因為我們魯莽，而是因為我們謹慎、理智、勤勞、遵紀守法。你恨我們是因為我們沒有失敗，因為我們工作努力、老實肯幹，最終成為這一行的佼佼者。我們因此興旺發達，於是你就嫉妒、仇恨、渴望毀掉我們。於是，你便利用她，一個口吃的、才十六歲的孩子。不，對你們這種人來說，沒有什麼算小，將她變成具有偉大思想和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狗雜種們。你們享受的是我們毀滅的前景。膽怯的雜種。不是陳詞濫調控制了她，而是你們用膚淺的陳詞濫調中最動聽的東西將她變成奴隸——而那個滿腹牢騷的孩子，以她的口吃對不公正的仇恨，對這些東西沒有一點防護能力。你們使她相信自己和被踐踏的人們是一樣的——將她變成你們的替死鬼，充當你們的幫兇。其結果是佛瑞德·康倫醫生死掉了，那就是被你們殺害以便阻止戰爭的人：在多弗爾一家醫院的院長，在小社群醫院裡建起一個有八張病床的冠心病治療室。這就是他的罪行。
要麼是有預謀的，要麼是出了差錯，那顆炸彈不是在村裡無人時的半夜，而是在早晨五點鐘爆炸，在哈姆林商店每天開門營業前一小時。當時佛瑞德·康倫把郵件投進信箱後正轉身走開，信封裡裝著他前一晚上填好的家裡開支應付的支票，他正在去醫院上班的途中。一塊金屬從商店飛出，打在他的後腦上。
多恩服用了鎮靜藥，不能見人，但瑞典佬趕到諾斯和瑪麗·哈姆林的家裡，表示了他對商店受害的同情，並告訴哈姆林一家，這商店對多恩和他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和社群裡其他人一樣，這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後，他來到守喪的地方——棺材裡的康倫看起來還不錯，收拾得體，和平常一樣和藹可親——在隨後的一個星期，安排好多恩的住院治療後，他單獨拜訪了康倫的遺孀。他怎樣才得以趕到那女人家裡去喝下午茶的是另一個故事——另一本書——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她非常大度地招待他喝茶，他也用言辭表達了他們家的哀悼之情，這些話已被他在心裡排練了五百次，但在說出來時仍然很糟，甚至比他在諾斯和瑪麗·哈姆林面前講的話還要虛偽：「深深的、由衷的遺憾……您家的極大痛苦……我妻子想告訴您……」聽完他不得不說的這些話後，康倫太太平靜地回答，神情如此鎮定、和藹、富於同情心，瑞典佬恨不得逃走，像孩子似的躲起來，同時他有一種衝動，很想撲倒在她腳下，永遠待在那裡，乞求她的寬恕。「你們是很好的父母，用了你們認為最好的方法培養自己的女兒，」她對他說道，「這不是你們的錯，我一點也不怪你們。你們沒有去買炸藥，沒有製造炸彈，沒有安放炸彈，你們與炸彈無關。如果真像這樣，最終證明該由你女兒負責，我也只怪罪她一人。利沃夫先生，我為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難過。我失去了丈夫，我的孩子們失去了父親。但你們的損失更大，你們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從今往後每一天我都會想到你們和為你們祈禱。」瑞典佬對佛瑞德·康倫只稍微有些瞭解，在雞尾酒會上和慈善活動中碰過頭，他們在那裡都覺得很無聊。他主要是從這個人的聲譽才對他熟悉，他是一個對醫院和家庭具有同樣獻身精神的人——工作努力的好人。在他的領導下，醫院已經開始策劃一個建設專案，這還是醫院建成以來的第一次。除了那個新冠心病治療室，在他的日程中還有一個推遲了很久的急診室裝置現代化的專案。可誰又會在乎遠離城鎮的社群醫院急診室？誰又會關心人們從一九二一年起就開辦的鄉村綜合商店？我們談的是人性！沒有一些小災小禍和失誤，哪裡會有人性方面的進步？人們發怒了，就發洩出來！暴力必將遭遇暴力，不管後果怎樣，直到人民獲得解放！法西斯美利堅炸掉了一家郵局，裝置也完全摧毀了。
只是很湊巧，哈姆林商店不是一個美國的官方郵局，哈姆林家的人也不是美國郵政局的僱員——他家只是一個承包的郵政點，就為了幾個美元的收入而順帶處理一點郵政業務。哈姆林商店不是政府的機構，只是你的會計師幫你填寫表格的辦事處。但是對世界革命者而言，那不過是個技術性問題。裝置被摧毀！舊裡姆洛克的一千一百位居民被迫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驅車五英里去購買郵票、給包裹稱重、寄掛號郵件或特殊物品。這將讓林登·約翰遜知道誰才是老闆。
他們嘲笑他。生活嘲笑他。
康倫太太說過：「你們和我們一樣，也是這場悲劇的受害者。區別在於，對我們而言，儘管恢復需要時間，我們最終還是一個家庭，我們會作為一個充滿愛的家庭熬過來，我們會生存下來，並儲存完好無損的回憶，這些回憶也將給我們支援。對我們來說，並不會比你們更容易理解如此喪失理智的事情，但是我們還是和佛瑞德在時一樣的家庭，我們一定會渡過難關。」
她暗示瑞典佬和他的家庭不可能生存下去，她所用那種明白無誤和有力的口吻使他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一直懷疑她的仁慈和同情是否真像他起初願意相信的那樣無所不包。
他再沒有去看過她。
他告訴秘書自己將去紐約，為了捷克之行，他已經為秋天晚些時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作了初步的商談。在紐約他已經檢驗了捷克斯洛伐克生產的樣品手套，以及鞋、皮帶、筆記本和錢包。捷克人正在安排他到布林諾和布拉迪斯拉發的工廠的參觀。這樣他就可以親眼目睹手套的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和完成時更廣泛地抽查他們的產品。事實上已經很清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產皮裝要比在紐瓦克或波多黎各都便宜——甚至質量也可能更好。自從暴亂以後，紐瓦克工廠的生產工藝水平就開始下降，越來越糟，特別是維基退休、不再當生產車間工頭後，廠裡的情況更是如此。即使他在這次捷克之行看到的不能算那裡日常的生產情況，給他留下的印象也夠深刻。早在三十年代捷克人就把他們的優質手套傾銷到美國市場，多年來紐瓦克女士皮件廠都在僱用優秀的捷克剪裁工。那位被紐瓦克女士皮件廠聘為專職機械師長達三十年的就是捷克人，他照料廠裡的縫紉機，保障那些重負荷機器的運轉——更換磨損的轉軸、槓桿、墊片、線軸，無休無止地調節每臺機器的轉速和拉力——多好的工人，是對付在世上各種手套機器的專家，能修好任何東西。儘管瑞典佬向父親保證在他回來做出詳細報告之前，不會簽下任何合同將生產移到一個有共產黨政府的地方，他還是相信離從紐瓦克的撤出已經不遠了。
這次多恩的面目已經煥然一新，她開始有驚人的恢復，至於梅麗……是啊，親愛的梅麗，梅麗，我的寶貝，我珍貴的、唯一的孩子梅麗。我留在中央大街拼命維持生產，接受那些毫不關心我的產品質量的黑人的打擊——那些粗心大意、讓我陷入困境的人，他們知道紐瓦克沒有剩下可訓練的人來替代他們——是因為我擔心若離開中央大街，你會稱我為種族主義者，並永遠不再見我。要不然我為什麼還留在這裡？為了再見到你，我已經等得太久，你媽媽在等，爺爺和奶奶也在等。整整五年，每天中的二十四小時，我們都在等著見你，或者得到你的訊息，或者以某種方式得到你一個字，我們再不能延遲自己的生命了。這是一九七三年。媽媽成為一個嶄新的女人。如果我們還要繼續生活，現在是我們必須開始的時候了。
然而他所等待的，不是那友好的領事在他的捷克之行中用梅子白蘭地對他的歡迎（他父親或妻子如果碰巧打電話到他辦公室的話，肯定會這麼想），而是驅車十分鐘，從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到新澤西鐵路大街那家貓狗醫院。
相距十分鐘路程，等上數年？就在紐瓦克，這些年？梅麗住在世界上這麼個地方，即使讓他猜一千次也不會想到。是他的智力有問題，還是她依然那樣愛惹事、那樣墮落、那樣瘋狂，所以他才想像不到她可能幹的任何事情？他想像力也很差？要哪種父親才不會這樣？這才叫荒謬。他女兒就住在紐瓦克，在賓夕法尼亞鐵路軌道的對面工作，還不到被那些葡萄牙人改造為可憐的唐內克街道的峭壁區的盡頭，只在峭壁區的最西邊，處於順著街的西沿將鐵路大道斷開的鐵路高架橋的影子裡。那外觀嚴酷的堡壘似的建築是城裡的中國牆，巨大的褐色砂石壘起二十英尺高，長達一英里多，只是被幾處汙穢的地下通道截斷。這裡與美國任何被毀掉的城市的街道一樣，帶有某種惡兆。這條早被遺棄的街道旁邊只有像爬蟲似的荒蕪的牆壁，上面甚至連塗鴉都沒有。只剩下枯萎的野草從鬆散的土塊裡冒出來，灰泥已經裂開被雨水沖刷，高架橋的牆壁上什麼也沒有，只是還顯示出疲憊的工業城市為紀念它的醜陋而作出的持續和有些成功的掙扎而已。
在街的東面是黑色的老工廠——南北戰爭時的工廠，鑄造廠、銅廠，一百多年來被高大煙囪湧出的滾滾濃煙燻黑的重工業工廠——現在連窗戶都沒有了，用磚頭和石灰漿擋住日光的照射，進出口處都用煤渣塊塞住。在這些工廠裡，人們失去手指手臂、壓爛雙腿、燙傷臉部，孩子們在高溫和嚴寒裡勞作。這些十九世紀的工廠將人們攪拌在一起艱苦地生產，現在成了無法穿透的密閉的墳墓。被埋葬在裡面的就是紐瓦克，一個不再動彈的城市。這是紐瓦克的金字塔：高大、烏黑、可憎，還密不透風，如同歷史上偉大朝代總會有的墓葬建築。
那些暴徒沒有鑽過這架高的鐵道——如果他們來過，這些工廠，所有這些，都會被燒成碎石堆，就像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後面西市街上的那些工廠一樣。
他父親過去常常對他講：「褐色砂石和磚塊，就有生意可做。褐色砂石在這裡開採，知道嗎？就在貝爾維爾旁邊，沿著河的北岸。這座城市什麼都有，那肯定是門好生意。將褐色砂石和磚賣到紐瓦克的那傢伙——他佔著天時地利。」
每逢星期六早晨，瑞典佬總會和父親一起驅車到唐內克去，收集這一週由義大利人在家裡計件加工的手套成品。當汽車沿著磚鋪的街道顛簸前行時，他們經過一幢又一幢可憐的小木屋，巨大的鐵路高架橋在視野裡顯得支離破碎。它不會走開。這是瑞典佬第一次遭遇到的人工建造的壯觀景物，它分割和矮化其他物體，起先這使他感到很可怕。當時他只是個孩子，即使在那個年代，周圍環境對他也有了很大的影響，有一種被它擁抱和進而去擁抱它的慾望。六歲或者七歲，也許五歲，也許傑裡那時還沒有出生。那些讓人覺得非常高大的石頭使這個城市在他的眼中顯得比實際上更加龐大。這條人造的地平線粗魯地在巨大城市的軀體上切下一刀——好像他們進入了地獄的鬼魅世界，這男孩看到的一切只是鐵路對人民黨改革運動做出的回應，他們要求在交叉口抬高鐵路以避免撞車事故和對行人的傷害。「褐色砂石和磚塊，」他父親羨慕地說，「有個傢伙真是從此無憂無慮了。」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們搬遷到克爾大街之前。當時他們還住在猶太教會堂對面的一幢三家人合住的房子裡，就在懷因萊特大街窮人住的那一端。他父親那時連一間閣樓都沒有，只是從另一傢伙那裡弄來皮料。那人也在唐內克幹活，他在車庫裡交易工人們從製革廠拿出來的各種東西。工人們把東西藏在他們的大膠靴裡，或者裹在工裝褲裡面。那個賣皮料的人自己也是製革廠的工人，一個高大粗野的波蘭人，結實的手臂上上下下全是文身。瑞典佬隱約記得他父親站在車庫的一個視窗前，拿起成品皮料對著燈光仔細檢視是否有缺陷，還在膝頭上用力拉，然後做出選擇。「摸摸這張。」等他們安全地回到車裡後，他總對瑞典佬這麼說。這孩子會像他看見父親做的那樣，將精緻的小山羊皮折起來，用手指欣賞地感覺那種精美，皮子柔軟光滑的質地和緊密的紋理。「那才叫皮革，」他父親告訴他，「塞莫爾，什麼東西使小山羊皮這麼細膩？」「不知道。」「那麼，小山羊是什麼？」「山羊小的時候。」「對。那它吃什麼？」「奶？」「對。因為這動物吃的全是奶，所以它的皮面光滑漂亮。用放大鏡看這張皮子上的毛孔，它們長得太精細，你甚至都看不清楚。但是，當小山羊開始吃草，皮子就不同了。山羊吃草，羊皮就會像砂紙。塞莫爾，做禮服手套最好的皮子是什麼？」「小山羊皮。」「真是我的孩子。但不只是小山羊，兒子，還要看製革怎樣。你得了解制革廠，就像好廚子和壞廚子一樣。你有一塊好肉，壞廚子可以將它毀掉。為什麼有的人能做出極好的蛋糕，而另一個不行？一種多汁好吃，而另一種則是乾乾的。皮子也一樣。我在製革廠幹過，要看化學品、看時間、看溫度，那就是區別所在。首先，不要買次等皮料，制一張壞皮子與制一張好皮子的成本是一樣的。制壞皮子成本還多一點——你在上面要多用工。漂亮，漂亮，」他說，「多好的東西。」他又一次充滿愛意地用指尖撫摩小山羊皮，「塞莫爾，你知道怎麼把它製成這樣？」「怎麼制，爸爸？」「在上面下功夫。」
有八家、十家或十二家移民分散在唐內克，婁·利沃夫把自己的樣式和皮料分給他們做。這些人來自那不勒斯，他們在家鄉時就是手套工人，其中最好的工人後來到紐瓦克女士皮件廠的第一處廠房上班，是在婁·利沃夫有能力租下西市街椅子廠樓頂小閣樓之後。年邁的義大利祖父或者父親在廚房餐桌上剪裁，用的是他從義大利帶來的法國尺子、大剪刀和小鏟刀。祖母或者母親做縫紉活，女兒們進行整理——熨燙手套——用老辦法，將烙鐵放進廚房的大肚爐子上的盒子裡加熱。那些婦女用的是古老的勝家牌縫紉機，這些十九世紀的縫紉機婁·利沃夫已經學會修理，都是他非常便宜地購進，然後修好的。每週至少一次，他得晚上驅車到唐內克去，花一個小時把縫紉機修好。其他日子裡，他白天黑夜都要到澤西城去沿街叫賣義大利人為他做的手套。他最早是在市區的主要街道上，將手套放在汽車的後備廂上叫賣。他後來直接賣給服裝店和百貨店，這些是紐瓦克女士皮件廠第一批固定客戶。那是在離瑞典佬現在站的位置不到一英里的一間小廚房裡，這孩子看到一雙手套由前那不勒斯工匠中年紀最大的師傅剪裁出來。他相信自己還記得當時就坐在父親的膝頭上，婁·利沃夫品嚐一杯那人自己釀的酒，他們對面的這位剪裁工據說有一百歲了，人們相信他曾為義大利王后做過手套。他用小刀的鈍刀片對一張皮子的邊緣反覆搓捻，把它磨光。「注意看他，塞莫爾。看看這皮子多小？世界上最難的事情就是把小山羊皮剪好，因為它這麼小，看看他怎麼做。你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一位藝術家。兒子，義大利剪裁工總更具藝術眼光，而這位又是他們所有人的師傅。」有時人們在鍋裡炸肉丸，他記得有個義大利剪裁工總咕嚕咕嚕叫「切貝勒若……」，他撫摸瑞典佬的金髮腦袋時，稱他「皮斯惹爾」，意思是可愛的小東西，還教他怎樣把鬆脆的義大利麵包浸入番茄醬罐裡。不管後面的園子多小，這些人都種番茄、葡萄藤和一棵梨樹，每家總有個爺爺在。正是他釀酒，婁·利沃夫也總是用一種那不勒斯方言先與老人打招呼，還配上恰當的手勢，他的保留節目是一句完整的義大利話：「納曼諾拉瓦納德。」——一隻手洗另一隻——他把支付本週計件工資的美元鈔票擺在油布上。然後這孩子和他父親起身離開，帶上成品往家裡趕。到家後，西爾維婭·利沃夫會檢查每隻手套，用撐具小心翼翼地檢視手套每個指頭和拇指的每條縫。「一副手套，」父親告訴瑞典佬，「應該完全配對——皮料的紋理、顏色、深淺，所有這些。她檢查的第一項就是看手套是否相配。」他母親一邊工作，一邊教他在手套製作中會出現的所有毛病。人們教她辨認這些毛病，作為這種丈夫的妻子是必要的。她告訴這孩子，漏掉一針就會使針縫張開，但你看不出來，除非將撐具插在裡面用力撐開。還有一些本不該有的針孔，那是縫紉工扎錯了，卻想就這樣繼續做下去的緣故。有一種被人們稱為屠夫切口的毛病，那是剝皮時刀割得太深留下的，甚至在皮子刮好後它們還在。儘管你用撐具在手套上撐時，它們不一定裂開，但是人們一戴上就糟了。在他們從唐內克收回來的每一批手套中，他父親至少會發現一隻手套的拇指與掌心不相配，這讓他惱怒不已。「看見了？看吧，這剪裁工想在一張皮子上多剪出幾雙來，可他在這同一張皮子上剪不出一塊拇指的皮料了，所以他就作弊——從下一張上剪出拇指的皮料。但是它不相配，對我來說一點用都沒有。看見這裡沒有？指頭扭曲了，這就是馬里奧今天早上給你看的東西。你要剪指岔，或拇指，或其他東西，必須把它拉直。如果不拉直，就會有麻煩。如果他把指岔拉得不均勻，縫起來後就會捲成這樣。這就是你母親要尋找的東西，記住，別忘了——利沃夫家的人只做完美的手套。」只要他母親發現什麼毛病，她就會把手套遞給瑞典佬，他把大頭針別在上面，只插在針腳處，而不是穿透皮子。父親提醒他，「孔洞會留在皮子上。這與布料不同，布料上面的孔會消失。只能穿過針腳，永遠這樣！」這孩子和他母親檢查完一批手套後，母親就用一種特殊的線將這些手套簡單地串在一起，這線很容易拉斷。父親解釋說，顧客把它們拉開時，上面打的結才不會從皮子中拉過去。手套連好後，瑞典佬的母親就用薄紙把它們包起來——每副手套下鋪一層綿紙，折起來保護好每一副。瑞典佬大聲地為她數數，一打手套放進一隻盒子。早期的盒子並不漂亮，不過是普通褐色的紙盒，一端標有尺碼錶示大小。帶有金色鑲邊、燙著紐瓦克女士皮件廠金字的漂亮的黑盒子是後來才用的。那要等到他父親在班貝格的訂單上有大的突破以後，接著便是瑪瑟配飾商店的訂單。與眾不同、外觀漂亮的盒子，每隻手套上有公司的名稱和用金黃色和黑色的線條交織而成的商標，這不僅對商店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還深受精明的高消費階層顧客的青睞。
每個星期六，他們驅車到唐內克收這一週的成品手套，還順便帶去那些有毛病的手套，瑞典佬的父親在他母親發現的地方用大頭針做好標記。如果一隻手套上插了三根或更多的針，他父親就會警告加工的這一家，要為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做事，馬虎是不能忍受的。「婁·利沃夫賣出的手工手套必須完美無缺。」他對他們說道，「我在這裡不是玩遊戲。我在這裡和你們一樣——賺錢。納曼諾拉瓦納德，記住。」
「塞莫爾，小牛皮是哪樣的？」「是小牛身上的皮。」「紋理怎樣？」「紋理緊密均勻，非常平滑、有光澤。」「用來做什麼？」「大部分用來做男人手套，很厚重。」「什麼是好望角羊皮？」「是南非羊皮。」「直毛綿羊呢？」「不是絨，而是毛的那種羊。」「哪裡產？」「南美，巴西。」「答對了一半。這些動物生活在世界上赤道附近的任何地方，印度南部、巴西北部、橫穿非洲的一條地帶——」「我們是從巴西買的。」「是的，那不錯。你答對了。我只是想告訴你其他國家也有，你這就清楚了。皮料整理中關鍵的步驟是什麼？」「拉伸。」「永遠別忘了。在這一行，十六分之一英寸可使世界大不一樣。拉伸！拉伸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一雙手套由多少個部分組成？」「十個，十二個，如果算上捆紮帶的話。」「把它們數出來。」「六個指岔，兩個拇指，兩塊手掌料。」「手套行業的度量單位呢？」「釦子。」「什麼是單扣手套？」「單扣手套是指從拇指底部到頂部為一英寸長的手套。」「大致一英寸長。什麼是絲紋？」「手套背面的三排針腳線。如果不進行端拉，絲紋會跑出來。」「好極了。我甚至還沒有問你端拉的事。好極了。手套上最難做的線縫是什麼？」「凸邊縫。」「為什麼？慢慢想，兒子——很難。告訴我原因。」毛邊外向縫、間縫、單拉縫、短v形裝飾縫、鹿皮、摩卡羊皮、英國母鹿皮、浸泡、脫毛、酸洗、分選、整理、紋理上光、絨皮整理、粘襯裡、骨架線、無縫毛編織、切割縫紉毛編織……
他們驅車在唐內克來回跑，一刻也不停。每到星期六早晨，他都跟著去，從六歲一直到他九歲那年紐瓦克女士皮件廠成立公司、有了自己的閣樓為止。
貓狗醫院在一幢矮小的舊磚房的角落上，旁邊是一塊空地，堆積著舊輪胎，地上的野草長得幾乎有他一樣高，人行道邊上有破破爛爛的鐵絲網圍欄，他就站在這裡等女兒……她就住在紐瓦克……這麼久……在哪裡，在這城市裡什麼樣地方？不，他並不缺乏想像力——想像那些討厭的事情現已無濟於事，即使現在也不好弄清楚她怎麼從舊裡姆洛克來到這裡。沒有任何幻想能讓他抓住以緩衝隨後的震驚。
她工作的這地方使人覺得，她肯定不再相信自己的呼喚將改變美國曆史的程式。那房子生鏽的防火梯快要倒下來了，如果有人上去的話，它會從固定處鬆動砸向街面——這防火梯的功能不是在起火時拯救生命，而是無用地掛在那裡，見證人們與生俱來的無窮盡的孤獨。對他而言，任何其他的意義已被剝去——那房子不會有比這更好的含義。是啊，我們都孤獨，深深的孤獨感，總是這樣等著我們，甚至是一層更深的孤獨感。對它我們束手無策。不，我們對孤獨並不感到奇怪，儘管遭遇它時也許有些驚訝。你可以將自己儘量暴露出來，但結果是你暴露無餘，可孤獨尚存，而不是將感情隱藏起來，暗自孤獨。我愚蠢的、愚蠢的梅麗，親愛的，比你愚蠢的父親還要愚蠢，甚至炸掉樓房也沒有益處。不管樓房有無，都只有孤獨。沒有什麼庇護所可以用來對付孤獨——歷史上所有的炸彈攻擊都不起一點作用。最厲害的人為的爆炸力也不能觸動它。我的傻瓜孩子，令人驚恐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平常的、每天都有的孤獨。「五一勞動節」走上街頭和朋友一起遊行，慶祝它的偉大，把它當做超級強權中的強權，征服一切的力量。把錢花在上面、以它下賭注、崇拜它——不是向卡爾·馬克思鞠躬，我口吃的、憤怒的、愚蠢的孩子，也不是向胡志明和毛澤東膜拜——而是對偉大的孤獨天神俯首稱臣！
我寂寞——她還是個孩子時就常對他這麼講，他怎麼也想像不出她是從哪裡學來的這句話。寂寞。這是你能從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嘴裡聽到的最難受的話。但她那麼快就學會說那麼多次，開始就輕鬆自如地說出來，如此聰明地使用——也許那就是她口吃毛病的根源。在其他孩子還不會說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已令人驚奇地學會了所有這些話，這些含義太多的話語，甚至包括「我寂寞」。
他是她能交談的人。「爸爸，我們談談吧。」談話的內容經常是關於母親。她總是告訴他媽媽對她的衣服說得太多，對她的髮型說得太多，媽媽想把她打扮得比其他孩子更像成人。梅麗想留帕蒂那樣的長髮，但媽媽想把它剪掉。「如果我像媽媽在聖吉納維芙教堂那樣穿制服，她會很高興的。」「媽媽保守，就這麼回事，但是你也喜歡和她去購物。」「和媽媽上街最好的事是能吃到美味的午餐，很開心。有時也喜歡挑選衣服。但媽媽還是說、說、說得太多。」中午她在學校從不吃媽媽為她準備的東西。「白麵包加大香腸讓人作嘔，肝泥香腸也討厭，午餐袋裡的金槍魚也水太多，我喜歡的只是弗吉尼亞火腿，但要去掉硬皮。我喜歡熱、熱、熱湯。」她把熱湯帶到學校時，總會將保溫瓶摔壞，不是第一週就是第二週。多恩給她買來特別防爆的保溫瓶，她連那種的也能摔壞，這就是她的破壞力。
放學後她和朋友帕蒂一起烘烤食物，總是梅麗打雞蛋，因為帕蒂說打雞蛋使她難受。梅麗認為這很愚蠢，所以有一天下午，她當著帕蒂的面打雞蛋，帕蒂嘔吐起來。那就是她的破壞力——摔壞保溫瓶和打破雞蛋。還扔掉媽媽給她作為午餐的任何東西。從不抱怨，只是不吃。多恩開始懷疑到底是怎麼回事，問她午餐吃的什麼，梅麗也許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扔掉了。「你有時是個很討厭的孩子。」多恩對她說道。「我不是，如果你不問我午餐吃的什麼，我就不會那麼討、討、討厭。」她母親被激怒了，說道：「做到你這個樣子常常不容易吧，梅麗？」「我想，做到我這個樣子可能比靠、靠、靠近我要容易，媽。」對父親，她傾訴道：「我認為水果也並不是那麼叫人開、開、開心，所以我也扔了。」「牛奶你也扔了。」「牛奶有點熱，爸爸。」但在午餐袋底部總有一毛錢用來買冰激凌，這才是她想要的。不喜歡芥末，那是她在抱怨資本主義之前的那些年所討厭的另一種東西。「哪個小孩會喜歡芥末？」答案是帕蒂。帕蒂常吃三明治加芥末和融化乾酪。梅麗在和父親的談話中講，她「完全」不理解。融化乾酪三明治是梅麗最喜歡的東西。融化的明斯特乾酪和白麵包。放學後她總把帕蒂領回家來，因為梅麗把午餐扔了，她們要做融化乾酪三明治。有時她們只用箔紙化開乾酪。她告訴父親，到了萬不得已，她肯定自己只吃融化乾酪就能活下去。這可能是這孩子所做過的最不負責任的事——放學後和帕蒂一起用箔紙化開乾酪，狼吞虎嚥下去——直到她炸掉那家商店為止。她從不說帕蒂讓她煩惱，害怕傷了帕蒂的感情。「問題是當人們來到你家後，過一會你就討、討、討厭他們。」但是她在多恩面前顯得似乎想讓帕蒂多待一會。媽媽，帕蒂能留下來吃晚飯嗎？媽媽，帕蒂能在這裡過夜嗎？媽媽，帕蒂能穿我的靴子嗎？媽媽，你能開車送我和帕蒂到村子裡去嗎？
在上五年級時她送給媽媽一個母親節禮物。趴在學校的小桌布上，老師讓她們寫出自己願為母親做的事情。梅麗寫道，她願意每個星期五晚上做飯。這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太難得了，但是她把這事做好並堅持下來，主要因為這樣就可以保證一星期中有一個晚上能吃到烤義大利通心麵，而且做飯就不用去洗盤子了。在多恩的幫助下，她有時還做烤千層麵或填餡貝殼，但她自己做烤義大利通心麵。星期五有時也吃通心麵加乳酪，但大多數時候是烤義大利通心麵。她告訴父親，雖說保證通心麵的頂層烤得又硬又脆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看著乾酪融化。當她做烤義大利通心麵的時候，他就負責飯後的收拾，總有那麼多東西要洗，但他喜歡做這些。「做飯有意思，打掃卻不然。」她對他吐露道。可他在梅麗做飯時的感受卻不是這樣。他聽一位客戶講在紐約的西四十九街有家飯店的烤義大利通心麵全紐約做得最好，於是他就開始每個月帶家人到文森特餐館去吃一回。他們會先到無線電城或去百老匯聽音樂會，然後再到文森特餐館。梅麗喜歡文森特餐館，一個名叫比利的年輕侍者喜歡她。後來才知道，他有一個弟弟也口吃。他告訴梅麗那些到文森特餐館就餐的電視明星和電影明星的事情。「看到你爸爸坐在哪裡？看他的椅子，小姐？丹尼·托馬斯昨晚就坐在那張椅子上。你知道當人們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時，丹尼·托馬斯說些什麼？」「我不、不、不知道。」這位小姐說。「他說：‘很高興見到你。’」於是，星期一上學時，她就把前一天紐約文森特餐館的比利告訴她的一切在帕蒂面前複述出來。還有比這更幸福的孩子？更不具有毀滅性的孩子？更被父母寵愛的小小姐？
沒有。
一位穿著黃色休閒褲的黑人婦女，像用後腿站立的運貨車馬匹一樣高大，她穿著高跟鞋踉踉蹌蹌地走上前來，遞給他一張小紙條。她臉上傷痕累累。他知道她來是告訴他，女兒已經死了。那就是紙上所寫的，是來自麗塔·科恩的便條。「先生，」她說，「能告訴我救世軍在哪裡嗎？」「這裡有？」他問道。她看起來好像不認為這裡有，但是她回答道：「我相信是有的，對。」她舉起那張紙條。「是這麼說的。你知道在哪裡，先生？」任何話開始或結尾帶「先生」一詞實際上意味著「我要錢」，所以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些鈔票遞給她。她東倒西歪地走開了，穿著那雙不合腳的鞋子消失在地下通道里，隨後他再沒有見到任何人。
他又等了四十多分鐘，本來要再等四十分鐘，或直到天黑，或者更久些。一個男人，身穿七百美元定做的西裝，卻像穿得破破爛爛的遊民那樣背靠在路燈杆上。從外表上看，這人似乎要去談生意、參加會議和社交活動，卻故意在火車站附近敗落的街頭閒蕩，也可能是城外的富人錯誤地認為自己到了紅燈區，假裝漫無目標地四處看看，而腦袋裡全是秘密，心裡（像以前那樣）想著其他勾當。麗塔·科恩也許講的是實話，一直都是實話，想到有那種可能，太嚇人了。他完全可能就這麼站在那裡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腦子裡還想著會在梅麗來這裡上班時抓住她。但是，老天見憐，如果用這句話說，只過了四十分鐘她就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是個女的，要是別人不告訴他來這裡找的話，他也許決不會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
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讓他失望。他感到似乎無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這是他兩歲時就掌握的東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連同他的鮮血，一起噴灑到人行道上，他也不會吃驚。要扛住這些太難，要回到家中，對著多恩所換的新面孔告訴她這些也太難。就算在那中間有技術最先進的烹飪臺、頂上有電動天窗的現代化廚房裡，也無法使她找到回頭的路。經歷一千八百個夜晚，憑著作為一名殺人犯的父親的想像力，他還是沒有想到她隱姓埋名時的這個樣子。要躲避聯邦調查局也不必這樣。她怎麼成了這副模樣，太可怕了。難道從自己的孩子身邊跑開嗎？害怕？她的靈魂需要安撫。「生命！」他對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讓她走！我們的生命！」梅麗這時已看見他，就算他早先有崩潰逃跑的可能，現在也晚了。
他又能跑向哪裡？還是去做那個盡幹徒勞無功之事的瑞典佬？那個承蒙上帝保佑、忘卻了自我、丟掉了思維的瑞典佬？那個從前曾經有過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許可以求救於那位笨重的、面帶傷疤的黑女人，期待自己能問她：「夫人，您知道我這是在哪裡？您知道我要去哪裡？」
梅麗看見他了。她怎麼會錯過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沒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著奮力拼搏、飽受折磨和忙於生計的人群中，而不像這樣致命空曠的街上，她也不會錯過他吧？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認出的、六英尺三的父親，是一個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親。她從街對面跑過來，這個可怕的生物，好像他自己還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時常常想像的那種無憂無慮的孩子——那個從石頭房子外面的鞦韆上跑下來的女孩——她撲進他的懷裡，雙臂繞在他的脖子上。從戴在臉下半部的面紗裡——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紗是從破尼龍襪撕下的一塊——她對這個她越來越恨的男人說道：「爸爸！爸爸！」無法對她加以指責，她與其他孩子一樣，似乎她的悲劇就在於她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他們拼命地哭，這位可以依靠的父親的中心工作就是維護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許哪怕是最小的混亂跡象——對他而言，將混亂遠遠擋在外面是直覺既定的通向確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賦予的每天應嚴格完成的任務——而這個女兒就是混亂本身。
指選美比賽組織方為每位選手配備的助理兼監護人。
位於美國大西洋城海濱道上的一座遊樂場。
梅麗的名字merry在英語中是快樂、開心的意思。
指簡潔、實用並做工精良。
法國東南部和義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遊勝地，以其用於出口和製作香水的鮮花而聞名。
指一九五四年上映的電影《蓬島仙舞》（brigadoon）中的世外桃源。
指威廉·腓特烈·哈爾西（1882—1959），美國海軍將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率領美軍取得數次重大勝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人在他的旗艦密蘇里號上正式投降。
美國教育家（1862—1947），因通過教育促進和平獲一九三一年諾貝爾和平獎。
約等於四十九攝氏度。
義大利語，chebellezza，意為「美極了」。
義大利語，’namanolava’nad，一隻手洗另一隻，即為「相互幫助」的意思。
原文為signorina，源自義大利語，用來稱呼女孩和未婚女性。
由基督教牧師威廉·布思及其夫人於一八六五年在英國倫敦建立的國際慈善組織，以軍隊形式作為其架構和行政方針，以基督教作為信仰，自稱「以愛心代替槍炮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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