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聰明的小女孩，披著鬈曲的淡紅色頭髮，圓臉上有些雀斑，豐滿性感，總也逃不過羅斯卡先生的眼睛。我們這位體態肥大、有個紅鼻子的西班牙老師每天早晨當喬伊身穿毛衣到學校時，總要她起立背誦家庭作業。羅斯卡先生稱呼她為「酒窩」。令人驚奇的是，在我似乎毫無所獲的那些日子裡，人們能獲得許多東西。
因為語言的聯絡還不是完全的不可靠，喬伊形象持續地逗弄我，這不比羅斯卡先生受的影響少，我最後一次見她從政府大街跳上車到學校，當時她穿一雙古怪但有挑逗性的、敞開口的橡膠套鞋，明顯是她哥哥長大後不能穿才傳給她的，就像她漂亮表姐的安哥拉毛衣一樣。只要有幾行約翰·濟慈的名詩不知怎麼地在我腦海裡出現，我總會想到她在我身下的那種充實豐滿的感覺，她美妙的浮力是我這種青春期的男孩敏銳的雷達即使隔著馬車上的毛毯也感覺得到的。那些詩句是取自《憂鬱之歌》：「……儘管唯有嚼過歡樂之果/味覺靈敏的人方才有緣看見。」
「我記得那次出遊，喬伊·赫爾本。你在大車上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
「而我現在看起來像斯潘塞·特雷西，」她說道，突然大笑起來。「我再也不害怕了，可太晚了。我過去很害羞——現在再也不那樣了。哦，內森，我老了。」她叫道，我們擁抱著。「老了，老了，多麼奇怪。你那時想碰我裸露的胸部。」
「只要那樣就能讓我滿足。」
「是啊，」她說，「那時剛長起來。」
「你十四歲，它們大約一歲。」
「總有十三年的差異。那時我比它們大十三歲，而現在它們卻比我大十三歲。但我們肯定接吻了，是吧，親愛的？」
「吻啊，吻啊，吻個不停。」
「我練習過。整個下午我一直在練接吻。」
「和誰練？」
「在手指上。我當時應該讓你解開我的胸罩。若你想，現在也行。」
「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全班人面前解開一隻胸罩了。」
「真令人吃驚。當我準備好了，內森卻長大了。」
我們來回嬉笑著，緊緊抱住對方，腰向後仰，這樣更清楚地看到對方的面部和身體的變化，那是半個世紀的生活對人體的改變。
是啊，我們不停地打量對方，從頭到腳，用身體接觸，所花的那麼長的時間正如我在那架乾草車上疑心過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樣關鍵。這肉體，人們不管怎麼用勁也無法將自己剝離出來；只要是在死之前，人們都無法逃避肉體的束縛。早先我看見阿倫·梅斯納時，就好像在看著他父親。現在我望著喬伊，看到的則是她母親的樣子，那位襪子捲到膝蓋，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羅斯曼禮服店裡的肥胖的女裁縫……但我想著的則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的肉體對他暴君式的控制。這麼孔武有力、才華橫溢同時又孤獨寂寞的瑞典佬，生活從未使他變得精明，他並不想作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壘手度過一生，只想做個人們能認真對待的人，而不是一個為了滿足沒完沒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嬰兒。他想最好自己不是這麼個天生的體育奇才，似乎對一個人來說，僅有那種天賦是不夠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稱的更崇高的呼喚，而他的黴運便是找到了這種呼喚。校園英雄的這種責任感伴隨了他的一生。貴族義務。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種方式行事，早規定好了。你得謙虛，你得剋制，你得恭順，你得善解人意。這種英雄般理想化手段、這種被當做責任和道義壁壘的戰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這些都運轉起來，全因為那戰爭，因為那由戰爭引起的糟糕的不確定性，因為這個情感脆弱的社群裡的孩子們遠離家鄉、面臨死亡，人們被這個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剋制的小夥子如此深深地吸引，因為他有天賦抓住任何人扔到他近旁任何地方的任何東西。對瑞典佬而言，在荒謬的環境中一切就這麼開始了——難道還有別的？
一切只因另一樁事了結。一顆炸彈。
當我們在文森特餐館會面時，他堅持認為他的三個男孩是多麼地好，可能是因為他以為我知道炸彈的事，知道他的女兒，那個裡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樣對他作過嚴厲的評價。這麼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確實是這樣——即使在二十七年後，人們又怎麼能不知曉或忘記？可能這足以說明他為什麼忍不住，即使想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談談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諸多成就，也說明他首先想和我談的是什麼。他父親心愛的人遭到的「打擊」就是他的女兒——她像驚雷一樣落在所有人頭上。這就是他要找我談的——想我幫他寫出來。而我卻錯過了，我這個人的虛榮心使得我認為他絕不會那麼天真，可見我遠比談及的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餐館，我只從瑞典佬那裡挖到最淺層的珠子，而他想告訴我的卻是這個：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內心生活，這故事悲慘、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這是個終極團圓的故事，而我卻全錯過了。
他父親是上面的罩蓋，下面燃燒的物體是他女兒。他覺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錯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來了。發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來他還能掩蓋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時也能忍受一些，這次又向他襲來，勢頭比以前更猛。他盡力把一切拋到一邊：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個優秀的男孩。在我看來，早在一九八五年，在希爾體育場我見到他與年輕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將這些拋在一邊了。瑞典佬從地上爬起來，他確實這麼做了——有了第二次婚姻，對理智和傳統約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槍，可傳統重塑了一切，無論鉅細，形成抵禦不當行為的屏障。這第二槍也是對想做個傳統的、富於獻身精神的丈夫和父親的觀念的再次衝擊，要求他重新對作為家庭秩序的核心的標準條例和規定做出保證。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錯位的、特別的、不恰當的、難以接觸和理解的東西，他有這方面的天賦。然而，即使是瑞典佬這個上帝賜予了凡人該具備的一切品質的人物，也不能像決裂者傑裡指示的那樣去擺脫那個女孩，盡力完全擺脫那種瘋狂的佔有、父親的責任、對已失去的女兒的偏愛，抹掉那個女孩和那段歷史的一切痕跡，從「我的孩子」的歇斯底里中永遠跳出來。要是他真能漸漸忘記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沒有那麼偉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給予的最糟糕的教訓，可毫無作用。而當那發生時幸福不再同時降臨。這都是人為的，即使在那個時候也是以完全與自我和自己的歷史疏離的代價換來的。這可愛的、具有紳士風度的男人用他溫和的方式處理衝突與矛盾，這信心十足的前運動員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戰鬥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對抗不公平的方式（人類交手時難以根除的惡習），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種自然的高貴品質也就是他表現出來的那樣，他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已不可能再那麼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滿足於相信舊的瑞典人方式，但為了他的第二個妻子和他們的三個男孩——為了他們天真的完整性——他還是冷酷地假裝下去，他冷峻地壓制住自己的恐懼，學會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時間來試驗忍耐力。一場劫後餘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過的是雙重生活。
現在他瀕臨死亡，支撐他度過雙重生活的東西不能再支撐下去了。老天見憐，那種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時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沒，現在卻整個地回來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為和對了不起的孩子們的父愛。在身患癌症的最後幾個月，這種恐懼又回來了，比以前更糟，她回來了，帶來更多的麻煩，這第一個孩子，就是她奪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盡一切辦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亂想，他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這時他想：「有這麼個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個作家，或許我可以告訴他……」但他把一切告訴了作家後又會怎樣？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給他寫信。我知道他寫有關父親、有關兒子的事，我給他寫信談談我父親——他會拒絕？也許他會對此回信。」丟擲的魚鉤為的是我。但我來則是因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魚鉤，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來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講給一位專業人士……」但他約我到那裡後，他卻不能講。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並不需要。他對此事有了別的更好的看法，他是對的，那一點都不關我的事。這對他有什麼好處？一點沒有。你找到某人，你會想：「我把這事告訴他吧。」但是，為什麼？這種衝動就是訴說，會使你解脫。那也是為什麼事後你會難受——你解脫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慘和糟糕，也不會因此而好轉，只會惡化。這懺悔般的袒露心跡只會使苦難加重。瑞典佬認識到這一點，他一點不像我想像的那種木頭人，他很容易就意識到這些。他意識到通過我也會一無所獲。他肯定不願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樣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時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隨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後回家，將故事藏在心裡，帶入墳墓。我錯過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錯過這一切。
現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們的媽媽會還待在裡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親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親肯定有九十歲了，在九十歲的年紀為她心愛的塞莫爾服喪。而那女兒，梅麗蒂絲，梅麗……顯然沒有來參加葬禮，和身材魁梧但對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見面，意欲報復的叔叔認為有責任將她抓來，交給警察。等傑裡走後，她離開藏身之地前來悼念，親自到舊裡姆洛克，可能經過偽裝。她和同父異母的兄弟們、繼母，還有祖母一道，為她父親的死號啕大哭……然而沒有，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對傑裡說的是真話，四處躲藏的女兒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該發生，至少對他是這樣。
這位戰無不勝的人物的毀滅真是慘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發生了什麼事，肯定不是發生在託姆金斯韋爾的男孩身上的那種事。即使在孩童時代我們就知道，對他來說事情不會像看起來那麼簡單，總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誰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的方式被搞得四分五裂？美國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鬆動脫落、一路飛旋來到舊裡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脫俗的氣質、他的榮光、我們對他的英雄角色使其擺脫自我懷疑的那種感覺，所有這些富於男性氣質的東西使我們認識到，他的死是政治謀殺，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約翰·r.土尼思的託姆金斯韋爾男孩的殉難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約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歲，是另一個命運的寵兒，也是一個渾身流露美國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歲時被人暗殺。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兒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約翰遜的戰爭、毀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認為，理所當然，他是我們的肯尼迪。
在這同時，喬伊告訴我她的生活，那時我心地單純，不過是個四下尋樂的少年，絕不會懂得她的那些事。喬伊向這個被稱為「同學會」的煽情的記憶之鍋撒下了更多在當時無人知曉的內容，沒有人會懂我們提及自己過去時仍然這麼天真單純、滔滔不絕。喬伊告訴我她父親怎麼死於心臟病，那時她才九歲，全家人住在布魯克林；她和母親以及哥哥哈羅德怎樣從布魯克林搬到了格羅斯曼服裝店所在的紐瓦克港口；她和母親睡大房間的閣樓上的雙人床，哈羅德則睡在廚房裡，每天晚上開啟沙發當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進去就餐，然後她才去上學。她問我是否還記得哈羅德，現在是斯科奇－普萊恩斯的一名退休藥劑師；她還告訴我就在一星期前還到布魯克林公墓去看她父親的墳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魯克林。她說，令她驚奇的是這墓地現在對她顯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幹什麼？」「我與他毫無顧忌地談話。」喬伊說，「我十歲時不比現在更糟。我那時認為人們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們三人在一起看來很好。」我倆在那裡隨著單人樂隊的終場歌曲搖晃著，聽歌中唱道：「夢啊……當你感到憂傷，夢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這些，」我對她說，「在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乾草車上時我完全不懂。」
「我也不想讓你知道，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不想讓任何人發現哈羅德睡在廚房裡，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讓你解開胸罩。我不想你成為我的男朋友來接我去玩，發現我哥哥在哪裡睡覺。這和你無關，親愛的。」
「唉，要是告訴我，我會好受些。早點告訴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樣。」她說道。開始我們還在笑，但喬伊突然哭了起來，可能是因為那首該死的歌曲《夢》。我們過去常在這一個或那一個家裡的地下室調暗燈光，隨著這歌聲起舞。那時候花衣魔笛樂隊裡還有喬·斯塔福德，他們總是認真地、以固定和聲演唱這歌，和著四十年代那種病態緊張的節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擊打聲。她也許是因為阿倫·梅斯納成了共和黨人；二壘手伯特·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伊薩克縣法院報攤前擦鞋，他逃離那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醫生；朱里爾斯·平卡斯植上十四歲少女的腎，活了下來，但不得不靠藥物控制身體的排斥現象而導致全身顫抖；門蒂·格里克依然是個十七歲的毛小夥子；喬伊的哥哥哈羅德在廚房裡睡了十年；希裡馬娶了個幾乎只有他一半大、沒有讓他想割喉的糟糕體態的妻子，但他還需不厭其煩地給她解釋過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單影隻，連個孩子或孫輩也沒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話說，「類似那樣」。畢竟分別多年後，這種團聚將完全陌生的人們拉到一起待上的時間太長，那些任意發洩的情感也在我身邊慢慢滑過，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個無法無天的女兒在越戰時期帶給他和家人的狼藉名聲。他這個人，幾乎不瞭解自己的不滿，而在中年時才覺醒過來，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這些常態卻被謀殺打斷，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雞毛蒜皮的問題被無法調和的事件誇大了。美國可預見的未來從實實在在的美國曆史直接展現出來，一代又一代人逐漸變得更聰明，懂得上一輩人的不足和侷限，每一代人又一點點地脫離鄉土觀念，最大限度地運用在美國的權利，將自己造就成擺脫傳統猶太人風俗習慣的理想之人，不帶一點從前美國的那種不安全感和古老的桎梏，心地坦然地作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這種未來被打斷了。
失去了這女兒，這美國的第四代。這東奔西藏的女兒曾是他本人完美的複製品，如同他是他父親的完美的複製品，而他父親又是父親的父親的完美複製品一樣……這憤怒、討厭、人人唾棄的女兒絲毫沒有興趣成為下一個成功的利沃夫。她將瑞典佬從藏身之地趕出來，他似乎才是逃犯，將他趕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美國。這女兒和這十年的歲月將他獨有的烏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國滲入瑞典佬的城堡，傳染了每一個人。這女兒將他拉出嚮往許久的美國田園，拋入充滿敵意的一方，拋入憤怒、暴力、反田園的絕望——拋入美國內在的狂暴。
以前在這個國家裡，兩代人之間的給予和接受的關係是固定的。那時，每個人都知道他的角色，會認真對待規定，反覆去適應我們生來所處的文化氛圍。而現在為了成功，這禮儀上的後移民爭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我們超凡的瑞典佬以務農為樂的紳士的城堡裡那麼病態。一個人就如同堆積在一起的一副撲克牌，展開後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為他將要遭到的打擊作好準備。儘管他小心翼翼、處處表現出自己的善意，可怎麼能知道安分守己的生活需要這麼高的賭金？人們順從無非就是想降低賭金。漂亮妻子，漂亮房子，他的事業如施了魔法，把一個老人的那點事情弄得乾淨利落。真的不枉此一生，這是他的樂園。這便是成功人士的生活。他們是良民，只覺得幸運和感恩戴德，上帝朝下對著他們滿臉堆笑。有問題，他們調節。但一切都改變了，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沒有誰朝下面任何人露出笑容。還有誰能調節？人們生來就不會應付生活中的逆境，更別說應付不可能的事情。但誰又生來就會對付將要發生的不可能的事情？誰生來就會對付不可理喻的悲劇和苦難？誰也不會。人們毫無準備時悲劇往往降臨，這就是每個人的悲劇。
他從外部窺視自己的生活。他生活中的掙扎就是要埋葬這種東西，可他又怎麼能辦到？
在他的一生中，他從未有機會問問自己：「事情怎麼會成這樣？」當過去一切都很正常時，他為什麼要去費那番心思？為什麼事情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在那之前他一直承蒙上帝的恩寵，根本沒想到有這種問題存在。
一百個老人大膽地將時鐘調回到大家對時間的流逝毫不在意的那個年代，所有這些力圖復興我們班在本世紀中葉那種天真浪漫的激情隨著下午的愉快時光即將結束，這時我開始深思那個使瑞典佬臨死都大惑不解的事：他是怎麼成為歷史的玩物的？歷史，美國的歷史，就是你在書本上、在學校裡學過的那東西，卻一路鑽到平靜的、交通不便的新澤西州舊裡姆洛克，來到鄉下。這裡自從華盛頓的軍隊曾兩次冬季駐紮在鄰近的莫里斯頓那以後，歷史上就再也沒什麼可提的啦。歷史這東西，在獨立戰爭後對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並無大的波及，這次卻回到這些與世隔絕的丘陵地帶，令人難以置信地，帶有其可以預見的偶然性，跌跌撞撞地鑽進塞莫爾·利沃夫四平八穩的生活中，然後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廢墟。人們常用長遠的眼光看歷史，可實際上歷史是個突如其來的東西。
就在此時此地，我一邊摟著喬伊隨著過時樂曲的節拍晃動，一邊仔細考慮，試圖搞清是什麼造成那種命運，它一點不像人們為那位有名的威克瓦西三項全能運動員所勾畫的。當時這首樂曲及其渲染的傷感恰到好處，當時瑞典佬和他周圍的一切，他的城市和國家正處於繁榮的頂峰。那是人們最富有信心的年代，到處充滿富於希望的幻想。喬伊·赫爾本再一次被我緊緊地抱在懷裡，在她輕輕地抽泣聲中只聽見這昔日的流行曲向我們這些六十多歲的老人召喚。「夢想啊……一定會實現」，我將瑞典佬放到舞臺上。在文森特餐館的那天晚上，縱有上千個充分的理由，他也無法迫使自己要求我這麼做。就我所知，他也沒打算要求我這麼做。使我寫關於他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到那裡去的原因。也許只是我在那裡的原因。
籃球從不像這樣。
在我的孩童時代，他就觸動了我內心的東西，正如他對無數孩子做過的那樣，那就是我想改變自己的最強的想像力。但期望自己進入他人的榮光之中，無論作為孩子或作為成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從心理學角度出發，你若不是個作家則會一敗塗地；但從美學角度出發，你若是個作家也將一事無成。在其毀滅之中擁抱你的英雄，讓你的英雄生活在你的靈魂深處，而此時所有的一切都在削弱他，你卻想像著進入他的黴運中，不是將你同他處於崇拜焦點的那種無所顧忌的優越感聯絡在一起，而是與他悲慘衰落的惶恐共命運——啊，這就是值得我思考的東西。
所以……我和喬伊待在一起的時候，總在想瑞典佬和在這只不過二十五年的時間裡，從戰時在威克瓦西高中凱旋的日子到他女兒在一九六八年扔炸彈的歲月之間，他的國家發生了什麼，想到那種神秘的、令人煩惱的特殊的歷史過渡期。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戰爭不時引起的動亂、一些家庭怎樣失去他們的孩子而另一些卻沒有、塞莫爾·利沃夫一家作為失去孩子的家庭之一又是如何捱過來的。這些家庭富有忍耐力，是善良的，也崇尚自由意志，但他們的孩子卻變得狂暴、走進監獄，或者消失到地下，或者逃往瑞典或加拿大。我想到瑞典佬的大崩潰和他是怎樣把這想像為因自己未能盡職而造成的。一切從某一刻起必須發生。他是否是任何事情的原因都不要緊。不管怎樣，是他要自己負責的。他一生中都在這麼做，讓自己很牽強地去負責任，不只是要控制他自己，而且要控制任何無法控制的東西，獻出他的一切將他的世界聚合到一塊。是啊，災難的原因對他而言就是背離常理。瑞典佬對自己能有其他解釋？肯定是背離常理，就那麼一次背離常理，即使只是他自己把這看成是背離常理也罷。降臨到他頭上的災難起源於他的失職，他是這麼想的。
揮去在文森特餐館就餐時的光環，當時我匆匆忙忙地得出最不經思考的結論——單純是對的，但從來不是那樣——我放到自己舞臺上的就是我們一路跟隨進入美國的這孩子，他是下一次浸禮的關鍵人物。在這裡人們就如同當年的新教徒一樣自由自在，作為一個美國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也不必非要做個發明了眾所皆知的疫苗的猶太人或在最高法院佔一席之地，也不是非得聰明絕頂、赫赫有名、成為人中豪傑，而是作為新教徒世界的同類，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國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隨著《夢之歌》優美的旋律，我使自己漸漸離去，遠離這團聚，我進入夢鄉……夢見現實的歲月。我開始注視他生活的內幕——不是孩子們對其勝利狂喜不已的那種神或半神半人的生活，而是另一位易受傷害的普通人的生活。隱隱約約地，看吧，我發現他在新澤西的蒂爾，在海邊的小屋，那個夏天他女兒才十一歲。當時她還離不開他的膝頭，還不停地用各種愛稱對他呼喊，如她所說，「忍不住」要用指尖去探測他耳朵到頭骨最近的距離的念頭。她用毛巾裹住身體，跑步穿過房間，到外面的曬衣繩上取一件幹浴衣，嘴裡大聲叫道：「誰也不許看！」好幾個晚上她冒冒失失地闖進他正在洗澡的衛生間，當她看見他時大叫道：「啊，對不起，我的天——」「滾開，」他對她喊，「滾出去——我的天！」那個夏天有一次在海灘玩耍後和他單獨駕車回家，被日光浴搞得昏頭昏腦的，她懶洋洋地倚靠在他光光的肩頭，她仰起頭，一半天真一半大膽地、早熟地裝出成年女性的樣子說道：「爸爸，像你吻、吻、吻媽、媽媽那樣吻我。」他自己也被曬得頭昏腦漲的，整個上午和她在大浪裡翻滾已是疲憊不堪。他朝下看見她游泳衣的一條帶子從肩上滑落，乳頭露了出來，那深紅色的就和蜜蜂螫過的腫塊一個樣。「不，不。」他說道，這使他們兩人都大吃一驚。「把衣服弄好。」他不管用地加了一句。她無言地順從他。「對不起，小甜餅——」「噢，我自找的，」她說道，盡力控制住眼淚，又成了他嘰嘰喳喳的可愛的夥伴，「在學校也一樣，和朋友一起也差不多。我一有什麼念頭就停不下來，我總被牽著走、走、走。」
好一會，他看著她臉色變得那樣蒼白或者說扭曲成那樣。她儘量把那個字拉得很長，特別是在那天，他幾乎都忍受不了。「走、走、走」而他比任何人更瞭解此時不能做的是什麼。如梅麗所說，她「開始瞎胡鬧了」。她儘可放心，作為父親他永遠不會在她開口時衝她大喊大叫。「冷靜些，」他對多恩說，「放鬆點，別管她。」但多恩控制不了自己。梅麗開始口吃厲害起來時，多恩就用手摟著她的腰，眼睛盯著她的嘴唇，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能做到！」可她自己嘴上卻說：「我知道你做不到！」梅麗的口吃讓她母親傷透腦筋，也害了她自己。「我不是問題——媽才是！」爾後老師也成了問題，她總在迴避梅麗，儘量不讓她回答問題。大家開始為她感到難受時，所有人都成了問題。後來她突然講話流利、不再口吃，大家的恭維也成了問題。她特別憎恨人家誇她說話流利。只要人家表揚她，她就完全失去控制。有時候，梅麗害怕到一定程度時她會說，「我整個系統要短路了。」看到這個孩子能這樣集中精力取笑此事，真令人驚訝——他這珍愛的快樂的玩笑家！要是在多恩的控制之下如此快樂就好了。但只有瑞典佬一人能接近她、改變她，儘管他總在剋制自己不要惱怒地衝她吼叫：「如果你真的勇敢些，流利地講話，你覺得會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嗎？」這種惱怒從未表現出來過：他不像她母親那樣把手扭來絞去。當她陷入麻煩時，他也不會盯著她的嘴唇，或像她母親那樣糾正她的話。每次她講話時，他不想將她變成不只是在這個家裡而且是在這個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用盡一切辦法，不讓她將這種恥辱變成愛因斯坦的特殊方式。他的目光告訴她，他會盡力幫助她，只要和他在一起，她想怎麼口吃都行。所以他對她也講過：「不、不、不要。」他做了多恩寧死也不會做的事——取笑她。
「走、走、走。」
「噢，小甜餅，」他說，就在這時他知道夏天裡雙方看似無意的玩笑——兩人細細品味的那種親密感，太美妙了，無法放棄，但又不能太認真去考慮，去過分重視，完全超脫肉慾。這會隨假期的結束一塊消失，她又將整天待在學校裡，而他也要回去工作，他們並不能輕易找回那種感覺。只是當他終於瞭解到這夏天的浪漫需要完全的調整時，他感覺的平衡才失調，一隻手把她拉過來，激情地親吻她口吃的嘴唇，這是她整個月都在索取的，可那時她只是朦朦朧朧地瞭解到她想要的是什麼。
他應該有那種感情嗎？他還來不及想就什麼都發生了。她才十一歲。這在當時非常可怕。這不是任何他曾經片刻擔心過的東西，這是一種你從未意識到的禁忌，是被禁止的、自然而然地認為絕對不能去做的事。你不過是輕而易舉地，儘管只在一剎那間，做了這事。在他整個的生命中，不管是作為兒子、丈夫，甚至僱主，他都從未向任何這類偏離情感條例的事情屈服過，他被這些條例束縛。事後他老在想，這種奇怪的父輩錯誤究竟是不是他的責任感垮掉了，他的餘生都在為之付出代價。這次的親吻沒有任何嚴肅的意味，也不是在模仿什麼，以後也未重複過，持續了五秒鐘……最多十秒鐘……但這次災難後，每次他刻意去追尋他們苦難的根源，尋到的便是那個反常的時刻。當時她十一歲，而他有三十六歲了。他們兩人都被洶湧的海浪和火紅的驕陽挑逗起來了，從海灘一塊愉快地往家趕的時候——他記得的就是這些。
但那時他也在想，那天過後他可能太故意離她遠些了，肉體上本來不需要離她這麼遠。他只是想讓她明白用不著擔心他會再一次失去控制，也不必擔心她自己純粹自然的糊塗念頭，結果卻誇大了那次親吻暗示的內容，過分在意其挑逗性。他繼續努力將此改變為一種完全無害的自發的關係，反而加重了這口吃小孩自我懷疑的負擔。而他所想的一切都是為了幫助她，幫她治癒！
那傷害是什麼？有什麼可以傷害梅麗？是那無法去掉的缺陷本身或者是將缺陷強加到她身上的人們？但怎麼做的？他們除了愛她、照顧她、鼓勵她，還給予她支援、指導和獨立，這些都在他們看來符合常理——而這個還未開竅的梅麗卻被玷汙了！扭曲了！瘋掉了！是什麼所致？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口吃——他們都沒有長大後引爆炸彈！梅麗哪裡出錯了？他對她做過什麼錯事，這麼嚴重？親吻？那次親吻？這麼殘忍？一次親吻就能將人變成罪犯？親吻的惡果？是他的退卻？那就是獸性？但好像不是因為他從此再沒有擁抱她，觸控她或者親吻她——他愛她。她知道這個。
一旦這種微妙的感情開始，自我反省的折磨就沒有盡頭。不管答案是多麼牽強，他的問題總沒完沒了，他這個人以前從沒有重要問題真的要問自己。那次炸彈事件後，他再也不能將生活看成理所當然的事，或者相信他的生活與他所想像的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他發現自己常常回憶起幸福的少年時光，他的成功，似乎這就是他們招致毀滅的原因。所有的勝利在他的審視下都顯得膚淺；甚至令他驚訝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惡行。在他記憶中的過去再沒有清白可言。他明白你說的一切所表達的要麼比你想說的多，要麼比你想說的少；你做的一切要麼比你想做的多要麼比你想做的少。你說的和做的肯定會起作用，但這作用卻不是你所想要的。
他所瞭解的那個瑞典佬，心地善良、舉止端莊、有條有理的塞莫爾·利沃夫，蒸發掉了，剩下的只有自我反省。他不能從腦海裡去掉那種想法，認為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他也無法訴諸那種有些邪惡的念頭——所有的一切都出於偶然。他被容許進入了一個甚至比梅麗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宮：這裡沒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夜晚待在床上時，他把自己的整個生活想像成一張口吃的嘴和扭曲的鬼臉——整個生活沒有原因和意義，糟糕透頂。他再也沒有什麼秩序的概念。一點沒有。他把自己的生活想像成口吃者的思維，完全脫離他的控制。
除了她父親，那一年梅麗熱愛著的還有奧黛麗·赫本。在奧黛麗·赫本之前有天文學，天文學之前是四健會，伴隨而來的甚至還有使她父親有點煩惱的一段天主教狂熱時期。每次她到伊麗莎白去玩，德威爾外婆都帶她上聖吉納維芙教堂。天主教小裝飾品一點一點地進入她的房間，只要他還把它們當成小裝飾品，只要她不出格，一切都相安無事。一開始是圈成十字架的棕櫚葉，是她祖母在棕枝全日送給她的。那也不錯。任何孩子都想把它掛在牆上。然後是蠟燭，放在厚玻璃裡，有一英尺高，叫「不滅的蠟燭」，標籤上有一幅耶穌的聖心畫和一句祈禱詞：「啊，耶穌的聖心，他說：‘請求吧，你將得到。’」那不太合適，但只要她不點燃它，只放在梳妝檯上作為裝飾，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再就是一幅正在祈禱的耶穌的側面像掛在床頭上方，這一點不好，可他沒對她說什麼，沒告訴多恩，也沒對外婆德威爾抱怨，只是對自己講：「沒什麼害處，一幅畫而已，對她來說不過是一個英俊男人好看的畫，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的是這雕像，一尊聖母石膏像，是德威爾外婆放在餐廳臺架和臥室梳妝檯的那些大雕像的袖珍版。這雕像使他和她坐下來談談，他問她當利沃夫奶奶和爺爺來玩時，是否願意將這些畫和棕櫚葉從牆上取下來放進衣櫥裡，還有那雕像和不滅的蠟燭。他輕言細語地解釋說，儘管在她自己的臥室裡她有權利掛上自己想掛的任何東西，但奶奶和爺爺是猶太人，當然他也是，不管是對還是錯，猶太人不會掛這些，等等。當然，她是個乖小孩，想討人喜歡，特別想討爸爸喜歡，她小心翼翼，當下次瑞典佬的父母來舊裡姆洛克時不讓他們看見德威爾外婆給她的那些東西。於是，有一天，天主教的一切東西都從牆上和梳妝檯上永遠消失了。她是個完美主義者，做起事來全憑感情衝動，生活中全心全意地關注新的興趣，激情一過，所有東西，連同那激情一道被鎖進箱子，她自己又朝前走。
現在是奧黛麗·赫本。她從她所能找到的報紙雜誌仔細收集這位電影明星的照片或芳名。甚至電影時刻表——「蒂凡尼的早餐，2點，4點，6點，8點，10點」，她在飯後將它們從報紙上剪下來，貼到她的奧黛麗·赫本剪輯本里。好幾個月她進進出出，裝出個頑皮小姑娘的樣子，叢林小妖精一樣優雅地閃進自己的房間，對所有反光的物體都轉動賣弄風情的雙眼微笑著，只要她父親說一句話她便大笑起來，笑聲裡帶有人們所稱的那種「感染力」。她買了《蒂凡尼的早餐》的錄音帶，在臥室裡一聽就是幾個小時。他聽見她在那裡模仿奧黛麗·赫本魅力無比的腔調演唱《月亮河》，非常流利。不管她有多裝腔作勢、賣弄風情、自我陶醉於大膽表演，家裡沒有誰表示厭煩，更不會去管她腦子裡那個滑稽的不可能實現的美夢。如果奧黛麗·赫本能幫她減少一點口吃，就讓她繼續那滑稽表演吧。這女孩，有上天賜予的金色頭髮、邏輯心理、高智商、成人一樣的幽默感，並能如此對待她自己。她還有修長的四肢、富裕的家庭和獨有的執著，什麼都有，只缺流利。安全、健康、愛，可以想像的一切優勢——只是無法在點個漢堡包時避免讓自己蒙羞。
她多麼用功！放學後，她兩個下午去學芭蕾舞，兩個下午由多恩開車送她到莫里斯頓看口吃矯正醫生。星期六，她很早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後騎腳踏車跑五英里山路到舊裡姆洛克的村莊裡當地巡迴心理醫生的小診所，但這醫生有一種謬論。瑞典佬發現梅麗儘管拼命努力，可情況還是越來越糟，他氣憤不已。心理醫生使梅麗相信口吃是她的一種選擇，一種她表現出她特殊性的方式，當她意識到多麼奏效時便將自己封閉在裡面。醫生問她：「如果不口吃，你父親會怎麼看你？你母親的感覺又會怎樣？」他還問，「口吃給你帶來什麼好處？」瑞典佬不明白讓孩子感到要對她不能做到的事負責會有什麼好處，所以他去見這位醫生。到他離開時，真想宰了他。
從病因學上講，梅麗的問題似乎與她有這麼漂亮和成功的父母有關。瑞典佬竭力理解醫生的話，認為醫生的意思是父母的好運讓梅麗吃不消，所以她從和母親的競爭中退卻，任由她母親在她的頭頂上罩住她、關注她，結果便採取極端手段。另外，為了從漂亮的媽媽身邊奪走父親，她故意作踐自己，成為嚴重的口吃者，因而可以用一種表面的弱點操縱大家。「但梅麗的口吃使她自己很痛苦，」瑞典佬提醒他，「所以我們才帶她到你這裡。」「她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遭受的懲罰。」有一陣瑞典佬不明白醫生解釋的是什麼，他答道：「不，不，看見她這樣口吃我妻子難受得要命。」「也許，對梅麗而言，那正是好處之一。她是一個絕頂聰明、操縱心理很強的孩子。如果她不是，你也不會對我這麼生氣，只因我告訴你口吃特別能操縱他人，即使不是報復性的，也是非常實用的行為方式。」他恨我，瑞典佬心想。這全是因為我看起來的樣子。因為多恩的樣子，他才恨我。他嫉妒我們的長相。這就是他恨我們的原因——不像他那麼矮小和醜陋！心理醫生說：「父母對有的東西那麼關注，女兒有時卻認為這種東西很無聊，所以她的成長過程很艱難。除了母親和女兒之間的自然競爭，最要命的是人們會問小女孩：‘想長大後也成為你媽媽那樣的新澤西小姐嗎？’」「但沒人這麼問過她。誰問她這個？我們從來不。我們沒有談起過此事，這話題也沒有出現過。為什麼會談它？我妻子不是新澤西小姐，我妻子是她母親。」「可是人們會這樣問她，利沃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人們問孩子各種沒有什麼意思的事情，這不算什麼問題。」「但你確實也清楚，當孩子根本無法和母親比，還不能接近這種水平，她的感受是什麼，可能會採取——」「她沒有采取任何方式。注意點，我認為你可能將一種有偏見的負擔強加到我女兒身上了，讓她把這看成一種‘選擇’。她沒有選擇，口吃的時候對她而言完全是地獄。」「她常對我講的並不是那樣。上星期六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梅麗，你為什麼口吃？’她告訴我：‘口吃只是更容易些。’」「但你知道她那樣說的意思。她的意思很明顯。她指的是她就不用努力去做要不口吃就非得去做的事。」「我剛好想到她在告訴我比那含意更多的事。梅麗可能甚至感覺到如果她不口吃，那麼，噢，天哪，人們將會發現她真正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承受很大壓力的完美主義的家庭裡，大家不切實際地非常重視她講的每一句話。‘我如果不口吃，母親真的會從我身上看出搗蛋的劣跡，她將發現我真正的秘密。’」「誰說我們是個承受很大壓力的完美主義的家庭？耶穌啊。我們是普通的家庭。這是梅麗講的？關於她的母親，她這麼對你講？她會從她身上看出搗蛋的劣跡？」「沒講這麼多。」「因為這不是真的，」瑞典佬說，「那不是原因。有時我認為原因只是她的大腦反應太快，比她的舌頭快多了——」啊，他憐憫地看著我，聽著我笨拙的解釋。養尊處優的雜種。冷漠絕情、無心無肺的雜種。愚蠢透頂的雜種。愚蠢——這是最糟糕的。所有一切都因為他看起來的樣子、我的樣子，和多恩的樣子……「我們經常遇到有些父親不能接受、拒絕相信——」噢，這些人沒有一點用處！他們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請這狗屁心理醫生是誰的主意！「我並非不接受任何東西，見他的鬼。是我首先帶她到這裡的。」瑞典佬說，「我按照任何專業人士建議做的一切來幫她克服。我想從你這裡知道的是我女兒這樣做對她自己有什麼好處，她面部扭曲痙攣、腿部抽筋、敲打桌面、面色蒼白，這麼難受，你卻說她做這一切不是為了別的，只是想操縱她的父母而已。」「那麼，她敲打桌子、臉色蒼白時誰說了算？誰在那裡有權控制？」「當然不是她！」瑞典佬氣憤地說。「你認為我對她的看法不仁慈。」醫生說。「是啊……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她父親看來，是這樣。你可能從未想到過有什麼生理上的根據。」「不，我沒有說過。利沃夫先生，如果你想的話，我可以給你講些生理學理論。但那不是我能找到的治療她的最有效的方法。」
她的口吃日記。她吃過飯後就在廚房桌上把一天的事寫入她的口吃日記。看到這些東西，他最想殺掉的就是心理醫生。這傢伙最後還告訴他——作為「不能接受、不願相信」的那些父親中的一個——只有當她的口吃變得對她毫無用處，只有當她想以不同的方式與這個世界發生關係——簡而言之，只有當她能找到更有價值的東西來替代這種操縱意識的時候，她才會停止口吃。口吃日記是一個紅色三環筆記本，她遵照口吃矯正醫生的建議，把口吃時講的東西記錄下來。她坐在那裡非常仔細地回憶和記錄一天來口吃情況的變化，哪些場合最不容易發生、什麼時候以及和誰在一起時最容易出現，這時的她難道不覺得口吃是她最大的仇敵嗎？星期五晚上她和朋友急匆匆趕往電影院而將筆記本隨手丟在桌上，他讀到後的那種撕肝裂肺的痛苦有什麼可以與之相比？「我什麼時候口吃？有人突然提問而我又毫無準備，這時我容易口吃。人們看我時，那些知道我口吃的人，特別是他們盯著我的時候。儘管有時和那些不瞭解我的人在一起會更糟……」她繼續寫，一頁又一頁，用她非常優雅的書法寫下去——她似乎說在所有情形下都口吃。她寫道：「甚至當我做得很好時，我還是忍不住要想：‘他要多久就會知道我口吃？我會過多久便開始口吃並毀掉這一切？’」儘管每次都失望，她仍然坐在父母能看見她的地方，每天晚上仔細寫口吃日記，週末也不放過。在矯正師的指導下，她用不同的「策略」應付陌生人、店員和那些她談話比較安全的人。她和矯正師注意研究策略，以便應付與她關係密切的人——老師、女朋友、男孩子，然後是她的祖父母、父親、母親。她把這些策略記在日記裡，還將與不同的人可能談到的話題列表，寫下講話要點，預想最可能發生口吃的時候，做好充分準備。她怎麼能忍受所有這些自我意識帶來的苦難？要求她對隨時發生的事情先行安排的這種計劃，拒絕從這些單調乏味的工作退卻的毅力——是那個雜種所說的「報復手段」？這種不屈不撓的幹勁，瑞典佬從未見過，即使在人們將他訓練成為橄欖球隊員的那個秋天他也沒有這麼玩命，在他並不真正喜歡其暴力的運動中用頭奮力衝撞時也猶豫過，「為了學校的緣故」，他去做了，幹得漂亮。
可是梅麗辛辛苦苦做的事對她自己沒有半點好處。在矯正師安靜、安全的密室裡，她被人從內心世界拉出來，據說她感到特別自在，能準確無誤地講話、開玩笑、模仿他人說話和唱歌。但一到外面，她發現口吃又來了，開始左右她，她想盡一切辦法，一切辦法，避免以b開頭的字，很快她就急促地亂講一通。下星期六那位心理醫生又要忙於對付字母b和「它無意中給她暗示的東西」，或者字母m或c或g「無意中給她暗示」的東西。而他猜測的東西沒有任何意義。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主意並沒有解決她任何一個難題。人們說什麼都沒用，到頭來全是廢話。心理醫生幫不上忙，矯正師不起作用，口吃日記沒用，他無能為力，多恩也不行，就是奧黛麗·赫本輕盈活潑的演講也沒有絲毫幫助。她實際上處於某種東西的控制下無法脫身。
太遲了：如同神話故事中天真無邪的人被誘惑喝下毒藥一樣，這活蹦亂跳的孩子過去常在傢俱上高興地爬來爬去，穿著黑色緊身連衣褲騎到每一隻大腿上。忽然間她向上躥高，轉而又橫著發展，長胖了——她背上和頸部的脂肪增厚，不再刷牙和梳頭，在家幾乎什麼都不吃，可在外面獨自一人時總在吃東西，乾酪牛肉漢堡配炸薯條、比薩餅、火腿、萵苣、番茄三明治、油炸洋蔥圈、香草奶昔、根汁汽水加冰激凌球、冰激凌澆巧克力醬和各種糕點。她幾乎一夜間變大，成了個行動遲緩、不修邊幅的十六歲、身高近六英尺的大傢伙，同學給她起的綽號為胡志·利沃夫。
口吃成為她割下所有撒謊雜種腦袋的彎刀。「你他、他、媽的瘋子！你冷酷無、無、情的怪、怪物！」只要林登·約翰遜在七點鐘的新聞節目一露臉，她就咆哮不已。對著電視上當時的副總統漢弗萊的臉，她叫喊道：「你這笨蛋，閉、閉上你撒謊的臭、臭嘴，你膽、膽小鬼，你、你骯髒同、同謀！」當她父親作為新澤西商人反戰協會特別小組的成員，和他們的指導委員會到華盛頓去見他們的參議員時，她拒絕了一起前往的邀請。瑞典佬以前從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他要不是希望以這種明顯的參與方式減少一點她對他的憤怒的話，才不會參加這個組織，並志願花一千美元為這個指導委員會在《紐瓦克新聞》上刊登抗議廣告。他說：「這是你的機會，你可以把心裡想的告訴凱斯參議員。你可以直接與他談。這不是你想的嗎？」「梅麗，」嬌小的母親對大個子、怒目而視的女兒說道，「你也許會影響凱斯參議員——」「凱、凱、凱、凱斯！」梅麗突然爆發，讓父母大吃一驚，一口把唾沫吐到廚房地板磚上。
她現在整天都在用電話，這小孩以前得采取她的電話「策略」才有把握拿起話筒後三十秒內喊出「喂」的一聲。她已完全克服了難受的口吃，但還不是她父母和矯正師希望的那樣。不，梅麗得出的結論是，使她扭曲的不是口吃，而是企圖改變這種現象的徒勞。發瘋似的徒勞。她可笑地將這口吃看得那麼重要，只是為了迎合裡姆洛克這些父母、老師和朋友的期望，這些人使得她過分重視了說話方式這種原本次要的東西。不是她說了什麼而是她說的方式使他們不安。要徹底擺脫口吃，她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發「b」這個音時，絲毫不去管他們怎麼難受。是啊，她已不關心自己開始口吃時敞開在每個人腳下的深淵；口吃再也不是她存在的中心——她該死的很有把握這也不會是他們存在的中心。她強烈抗拒扮演像裡姆洛克其他那些小女孩一樣努力去做、以便獲得大家的羨慕和喜愛的角色，她不熱衷於此——她將無用的舉止、對社會的那點關注和她家的「資產階級」價值觀都扔到一邊。她在自己的問題上浪費了夠多的時間。「我不想花一生的精力晝夜不停地同該死的口吃糾纏不清，而此時孩子們正被、被、被、被林登活生生烤熟，被、被、被約翰遜燒死！」
現在她的精力全都冒了出來，毫無遮攔，這抵抗力以前曾被用到其他地方，由於不再關心那種古老的障礙，她第一次享受的不僅是徹底的自由，還有令人振奮的對自己完全把握的力量。一個嶄新的梅麗出現了，在抗議「罪、罪、罪惡的」戰爭時，她終於發現有個難題值得她用自己驚人的力量去對付。她把北越稱做「越南民主共和國」，談起這個國家她帶有很深的愛國熱情，人們還以為她不是出生在紐瓦克的貝斯以色列，而是在河內的貝斯以色列，多恩這麼說道。「‘越南民主共和國’——我要是再聽到她說一次，塞莫爾，我準會發瘋！」他盡力讓她相信可能沒有她聽到的那麼糟。「梅麗有信仰，多恩，她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她也不會成為其最佳發言人，這背後有某種想法，肯定有許多感情因素，有許多同情憐憫……」
多恩現在只要和她女兒一談話，即使不發起瘋來，也會逃到屋外、躲進穀倉。只要她們兩人一塊待上兩分鐘，瑞典佬就會聽到梅麗與她的激烈爭吵。多恩說：「有些人只因為自己有令人羨慕的中產階級父母就會感到非常幸福。」「很遺憾，我沒有被洗腦到那種程度，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梅麗回答道。「你是個十六歲的大姑娘了，我能告訴你該做什麼，我也必須告訴你該做什麼。」「不能因為我十六歲就把我當女、女、女孩看！我要做我想、想、想做的。」「你不是反對戰爭，」多恩說，「你是反對一切。」「那你是什麼，媽？你贊成的是母、母、母牛！」
現在多恩一夜又一夜流著淚上床睡覺。「她是什麼？這是怎麼回事？」她問瑞典佬，「如果有人要挑戰你的權威，你怎麼辦？塞莫爾，我完全迷惑了。這是怎麼了？」他對她講：「實際上，她是個有頑強意志的女孩，有主見、有事業心。」「這是從哪裡來的？我一點也不清楚。我是個壞母親嗎？是這個原因嗎？」「你是好母親，是個了不起的母親。這不是原因。」「不知她為何這樣對待我。我不明白自己對她做過什麼或者她認為我對她做過什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是誰？她從哪裡來？我管不住她。不認識她了。我以前認為她很聰明，現在一點也不。她變得愚蠢了，塞莫爾，我們每次談話後她反而更加愚蠢。」「不，她只是對人有些粗魯莽撞，並不是完全有意的。她依然很聰明，十幾歲的孩子都這樣。是存在這種劇烈變化，與你或我都沒有關係。他們不過是隨意地反對一切事物。」「全是因為口吃，對吧？」「為她的口吃我們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們總是這樣。」「她因為口吃很惱火，」多恩說，「她因此也沒有什麼朋友。」「她總是有朋友的，還很多。而且，她已戰勝了口吃。口吃不是原因。」「不，是原因。你絕不會戰勝口吃，」多恩說，「你總是處於恐懼中。」「那說明不了現在的問題，多尼。」「她滿十六了——這是原因？」多恩問。「如果是的話，」他說，「也許很大部分原因是的，我們盡最大努力使她熬過十六歲。」「但是接下來呢？當她過了十六歲，她就會到十七歲。」「她十七歲時就不同了，到十八歲又不同。情況在變。她會有新的興趣，她將上大學——有學業上的追求。我們可以把這些安排好。重要的是常和她談談。」「我不行，不能和她談話。現在她甚至連母牛也嫉妒，要把人逼瘋了。」「那麼，我多跟她談。重要的是不要放棄她，也不要向她讓步，哪怕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相同的話題，也要保持和她交談。即使看起來沒有什麼希望也不要緊。你不可能指望說的話馬上就有效果。」「但她的回答會產生效果！」「別去管她怎麼回答。我們不得不對她講我們必須講的，即使這種談話看起來沒完沒了。我們要畫條線，不畫線，她就不會照規矩辦事。畫好線，她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會照辦。」「假如她仍然不呢？」「多恩，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理智、堅強一些，不要喪失希望或耐心，她總有一天會戰勝這種對一切都反感的心理。」「她不想戰勝。」「那是現在，是今天，但還有明天。我們所有人之間有一種聯絡，這是重要的。只要我們不放棄她，只要我們不停止交談，明天就會到來。當然，她令人發瘋，我也不認識她了。但如果你沒有讓她耗盡你的耐心，如果你繼續和她交談，不放棄她，她最終會復原的。」
儘管看起來沒有希望，他還是談啊，聽啊，保持理智。這場戰鬥似乎不會終結，他很有耐心，只要發現她太出格便畫線約束。不管她在回答時公開表示出何等惱怒、怎樣的嘲諷、刻薄、難以捉摸和虛情假意，他還是堅持詢問她有關政治活動、校外情況、新交的朋友等事情，語氣溫和但執著，這使她惱火。他向她打聽星期六到紐約去的情況。她在家裡總是隨意地高聲大叫——她還是個從舊裡姆洛克來的孩子，一想到她在紐約可能遇到的那些人他便感到驚慌。
第一次關於紐約的談話。「你到紐約幹什麼？到紐約見誰？」「我幹什麼？去看看紐約，這就是我做的。」「梅麗，你幹些什麼？」「我做所有人都做的，逛商場，看看櫥窗陳列，女孩子會幹什麼？」「你和紐約的那些熱心政治的人攪到一起了。」「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你刷牙也是政治。」「你和反對越南戰爭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了。你是去見他們？是或不是？」「他們是人民，是的。他們是有思想的人民，他們中間有些人不讚、贊、贊成戰爭。他們大多數不信、信、信奉戰爭。」「那好吧，我剛巧也不信奉戰爭。」「那麼，你有什麼問題？」「這些人是誰？他們多大了？他們以什麼為生？是學生嗎？」「你為什麼想知道？」「因為我想知道你在幹什麼。每個星期六你都獨自一人到紐約去，並不是每家的父母都讓一個十六歲的女孩走這麼遠。」「我去參……我，你知道，那裡有人、有狗、有街……」「你帶回家這麼多關於共產黨的材料，帶回來這些書籍、傳單和雜誌。」「我想學學。你教我學習的，不是嗎？不光是讀書，而是要學習。共、共、共產黨的……」「是共產黨的。那上面寫著共產黨的。」「共產黨人的思想也不全是共、共產主義。」「舉個例。」「關於貧困、關於戰爭、關於不公平。他們有各種思想。你是猶太人並、並、並不意味著你只有猶太教的思想。是啊，共、共、共產主義也一樣。」
第十二次關於紐約的談話。「在紐約你到哪裡去吃飯？」「謝天謝地，不是在文森特餐館。」「那在哪裡？」「到其他人都去的地方，餐館、自助餐廳、人民公寓。」「住在這些公寓裡的是些什麼人？」「我的朋友。」「你在哪裡遇見他們的？」「我在這裡遇見一些，在城裡遇見一些——」「這裡？哪裡？」「中學裡，比如說謝、謝、謝麗。」「我未見過謝麗。」「謝麗就是班上表演戲劇時總是拉小提琴的那一位，記得嗎？她到紐約去為、為的是上音樂課。」「她也捲入政治了嗎？」「爸，一切都是政治。只要她有頭、頭、頭、頭腦，又怎麼能不捲進去呢？」「梅麗，我不想讓你遇到麻煩。你對戰爭很氣憤，許多人對戰爭都氣憤。但有些對戰爭反感的人不知道限度。你知道這些限度是什麼嗎？」「限度，這就是你所想到的。不要走極端。好吧，有時你不得不走該死的極端。你以為戰爭是什麼？戰爭就是一種極端。在這小小的裡姆洛克，這不叫生活，這裡沒有什麼極端。」「你不再喜歡這裡了。想住在紐約？喜歡那樣？」「當、當、當然。」「假如你高中畢業後會到紐約上大學，你會喜歡嗎？」「我不知道是否要上大學。看看這些大學的管理，看看他們怎麼對付反戰學生。我怎麼會想上大學？高等教育。那就是我認為低等教育的東西。我可能會上大學，也可能不。我現在還沒有開始計、計劃。」
第十八次關於紐約的談話。她有個星期六晚上沒能回家。「你決不能再這麼幹。你決不能和我們不瞭解的人過夜。這是些什麼人？」「決不要說決不。」「誰和你待在一起？」「他們是謝、謝麗的朋友。從音樂學校來的。」「我不相信你的話。」「為什麼？你不相、相、相信我也會有朋友？人們會喜歡我——你不相、相、相信這個？人們會招待我過夜——你不相、相、相信這個？你相、相、相、相、信什麼？」「你才十六歲。你得回家。你不能在紐約市過夜。」「不要提醒我多大了。我們都知道歲數。」「你昨天走時我們期望你六點鐘回家。晚上七點鐘你打電話回來說要在那裡過夜，我們說不行。你堅持要這樣，說有地方住，所以我同意了。」「你同意的，當然。」「但不要再這麼幹。如果你再這樣，你就再也別想一人到紐約去。」「誰說的？」「你父親。」「我們走著看。」「我再讓一步。」「讓什麼，父親？」「如果你再到紐約發現太晚時，必須找個地方過夜，你就住在尤曼諾夫家。」「尤曼諾夫家？」「他們喜歡你，你也喜歡他們，他們瞭解你的一切。他們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可是，我一起住的那些人也有漂亮的公寓房。」「他們是誰？」「我告訴過你，他們是謝、謝麗的朋友。」「他們叫什麼？」「比爾和梅里莎。」「那比爾和梅里莎又是什麼人？」「他們是人、人、人，同其他人一樣。」「他們靠什麼為生？多大了？」「梅里莎二十二，比爾十九。」「他們是學生？」「是學生。現在他們把人們組織起來為改善越南人的處境做事。」「他們住在哪裡？」「你想幹什麼？來找我？」「我很想知道他們住在哪裡。紐約有各種街區，有些好，有些不好。」「他們住在非常漂亮的街區，非常漂亮的房、房、房子裡。」「哪裡？」「他們住在晨邊高地。」「他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是的。」「這套公寓裡住多少人？」「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回答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你是我女兒，才十六歲。」「也就是說，我這一生都要這樣，就因為是你女兒——」「不，當你滿十八歲、高中畢業後，想幹什麼都行。」「那麼我們這裡談的是這兩年的區別。」「對的。」「這兩年裡將會發生的大、大事是什麼？」「你會成為自謀生計的獨立人。」「如果我願、願、願、願意，我現在就能自謀生計。」「我不想你與比爾和梅里莎待在一起。」「為、為、為、什麼？」「我的職責就是照顧你。我想你和尤曼諾夫一家住，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紐約並在那裡過夜。不然你就被完全禁止去那裡。你自己選擇。」「我到那裡是要和我想待在一起的人住。」「那麼，你不能再到紐約去。」「我們看著辦。」「沒有什麼‘看著辦’。你不能再去，夠了。」「我很想看你阻止我。」「想想吧，如果你不同意和尤曼諾夫一家住，你就不準去紐約。」「那戰爭怎麼辦——」「我的責任是對你而不是對戰爭。」「啊，我知道你的責任不是對戰爭——那就是我去紐約的原因。因、因為那裡的人們真正感到對戰爭有責任。當美國轟、轟炸越南村莊時，他們感到有責任。當美國把嬰、嬰兒炸、炸成碎、碎、碎片時，他們覺得應該負責。可你不會，媽媽也不會。你不會關心，哪怕只打攪你一天也不允許。你不會因此去別的地方過上一夜，不會為這事睡不著覺。不管以哪一種方式，你都不會真正關心的，爸爸。」
關於紐約的第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次談話。「我不能這樣談了，爸爸。我不願意！我拒絕！誰和父母這樣談！」「只要你還未成年，出去後晚上不回家，你就該和父母這樣談！」「但、但是你使我發、發、發瘋，這種敏感的父親，一心要了解人家！我不想被瞭解——我要的是自、自、自由！」「如果我是個不這麼敏感的父親也不想了解你，你會感覺好一些？」「我當然會！我想我肯定會的！你為什麼不他媽的試、試、試著改變一下，讓我他媽的看一看！」
關於紐約的第二十九次談話。「不行，你成年以前不能攪亂我們的家庭生活。到那時你幹什麼都可以。只要你還不滿十八歲——」「你所想的一切、所談的一切、所關、關、關心的一切，都是這個該、該死的小、小、小家、家、家庭的好日子！」「這不是你所想的？這不是你感到憤怒的？」「不、不、不是！從、從、從來不是！」「是的，梅麗，你為越南的那些家庭感到氣憤。對他們被毀掉而發怒。那些也是家庭。那些家庭也和我們家一樣，也想有權利享受和我們家一樣的生活。這不是你自己想為他們爭取的嗎？比爾和梅里莎為他們爭取的是什麼？使他們能得到和我們一樣的安全和平的生活？」「不得不住在這個無人知曉地區享有特權的中心？不，我想這不是比、比爾和梅里莎為他們呼籲的。這不是我為他們呼籲的。」「你沒有？那麼再想想。實話講，我認為過上這種在無人知曉地區享有特權的中產階級生活會使他們很滿足。」「他們只是想在夜晚能上床睡覺，就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過他們自己的生活，不再擔心睡著時是否會被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全是為了讓新澤西的特權階層的人們過上他們的和、和平，安、安全，貪得無厭、毫無意義、吸血鬼似的小、小、小日子！」
關於紐約的第三十次談話。梅麗在尤曼諾夫家過夜後回家。「啊，他們這麼慷慨，巴、巴、巴利和瑪西亞。過著他們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是教授，是嚴謹的學者，也反對戰爭。還有其他人在那裡嗎？」「哦，還有某個反戰的英國教授、反戰的社會學教授。至少他和他家人一起反戰。他們都一塊遊、遊、遊行，我認為這才叫一個家庭。而不是這些該死的母、母、母牛。」「看來那裡還不錯。」「不，我想和朋友在一起，不想八點鐘到尤曼諾夫家去。不管什麼事情要發生也是在八點以後！如果我想晚上八點以後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我可以留在裡姆洛克。我想八點以後和我的朋友待在一起！」「不管怎樣這還不錯。我們都讓步了。你不能在八點以後和朋友待在一起，但可以和他們待上整個白天，這總比沒有要好得多。你同意這麼做，我感到很不錯。你也應該這樣。你下個星期六還去嗎？」「我不會很早就安排好這些事。」「如果你下星期六要去就提前給尤曼諾夫家打個電話，讓他們知道你會來。」
關於紐約的第三十四次談話。梅麗未能在尤曼諾夫家過夜。「好吧，就這樣。你違約了。星期六不準再離開這個家。」「我被軟禁了。」「無期限地。」「你這樣害怕的是什麼？你認為我會幹什麼？我和朋、朋友在外面玩，討論戰爭和其他重要事情。我不懂你為什麼想了解這麼多。每次我到哈姆林商、商、商店去，你都要問無、無、無數個該死的問題。你為什麼這麼怕？你不過是個膽、膽、膽小怕事的傢伙，只是躲在這些樹林裡不敢出來。不要把你的恐懼拋灑到我身上，讓我也像你和媽媽一樣害怕。你所能對付的是母、母牛。母、母牛和樹木。可是，除了母、母、母牛和樹木外還有其他東西。還有人，真正痛苦的人。你為什麼不說出來？你害怕我會被人睡了？你擔心的是這個？我還不至於那麼愚蠢被人搞掉。我這一生做過什麼不負責任的事？」「你破壞協議，不用多說了。」「這裡不是公司。這不是交、交、交、交易，爸爸。是軟禁。每天在這房子裡就像被軟禁。」「你這麼幹我不太喜歡。」「爸爸，閉嘴吧。我也不喜歡你，我從來都沒、沒、沒有喜歡過你。」
關於紐約的第四十四次談話。第二個星期六。「我不會開車送你到火車站。你不能離開家。」「你要做什麼？把我擋、擋在家裡？你怎麼能阻止我？把我捆在兒童餐椅上？你就是這樣對待你女兒的？我不敢相、相、相信自己的父親用武力威脅我。」「我不用武力威脅。」「那你怎麼能讓我待在家裡？我不是媽媽那些啞巴母、母、母、母牛中的一個！我再也不住這裡，永遠，永遠也不住。冷、冷漠、平靜、鎮定先生。你這麼害怕的是什麼？你為什麼這麼害怕人們？你聽說過紐約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嗎？人們從世界各地趕來就是為了感受紐約的生活。你過去常常要我去經歷一切事情。為什麼就不能到紐約試試？總比被遺棄在這裡好。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就是因為我有自己的主意？不是你先提出來的？不是你深思熟慮為家庭作的計劃之一，也不是事情本該進行的那個樣子？我所做的就是坐上該死的火車到城裡去，每天成百上千萬的男男女女就這麼去工作。結交壞人，但願上帝不要讓我有其他想法。你娶了個愛爾蘭天主教徒，你家裡人是怎樣看待你結交壞人一事的？她嫁給一個猶、猶、猶太人，她家裡人是怎樣看待她結交壞人一事的？我能比這更壞？也許和一個梳著非洲大蓬頭的傢伙外出——這是你害怕的嗎？我想不是，爸爸。為什麼你不去為重要的事情擔心，比如戰爭，而不是你這濫用特權的女兒獨、獨自乘火車到大、大城市去？」
關於紐約的第五十三次談話。「你還未告訴我，如果我乘該死的火車到城裡，我會遭、遭遇到什麼可怕的該死的厄運。他們在紐約也有公寓房和屋頂，他們也有鎖和門。不只是在新澤西的舊裡姆洛克才有鎖。還是想想吧。和‘愛’押韻的塞莫爾·利沃夫？你認為所有陌生的東西都是壞、壞的。你想過沒有，有些東西對你陌、陌生卻是好的？作為你的女兒，我也會有一種本能在適當的時候和好人在一起？你總認為我會以某種方式亂搞。如果你對我有信心，就會認為我可以和好人湊到一塊。你對我沒有一點信心。」「梅麗，你知道我談的什麼，你和政治極端分子搞到一起了。」「極端分子。只因、因為他們不同意你、你的觀點就極端。」「他們是些有極端政治思想的人……」「要幹成任何事情靠的就是堅強的思想，爸爸。」「但你才十六歲，他們大你這麼多，比你老練得多。」「那是好事，所以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極端就是因為一些對自由的誤解把一個小國家炸、炸、炸掉，那才是極端；把男、男孩子的腿和睪、睪丸炸、炸、炸掉，那才是極端，爸爸。乘汽車或火車到紐約去，在上鎖的安全的公寓房裡過一夜——我看不出來這有多極端。我認為只要可能，人們每晚哪裡都可以睡。告、告訴我這有什麼極端。你認為戰爭壞、壞嗎？哦——極端思想，爸爸。那不是極端思想——是有人對某件事關心，而想盡力去改變。你認為那是極端？那是你的問題。對有的人來說，盡力拯救他人的生命比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更有意義——這是極端？不，另一種才是極端。」「你說的是比爾和梅里莎？」「是啊，她退學了，因為她有比得到學位更重要的事。阻止屠殺對她而言比一張紙上的學、學、學士兩個字更重要。你把這叫做極端？不，我認為極端是當這種瘋狂行為還在進行時人們卻像平常一樣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當人們受盡來自四面八方各種剝削時你卻每天繼續穿上西裝、繫著領帶去上班，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那才是極端。那才是極端的愚、愚蠢，一點也不假。」
關於紐約的第五十九次談話。「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又退學了。我給你講過。他們住在晨邊高地。」「梅麗，給我講得還不夠。那裡有毒品、有粗暴的人，是個危險的城市。梅麗，你可能陷入許多麻煩，有可能被強姦。」「就因、因為我不聽父親的話？」「那並不是不可能的。」「女孩子不管他們是否聽父親的話都有可能被強姦。有時父親也強姦。強姦犯也有孩、孩子，那也使他們成為父親。」「告訴比爾和梅里莎，請他們到這裡來和我們度週末。」「哦，他們真的想到這裡來玩。」「喂，你九月份到學校去怎麼樣？你最後兩年去讀預備學校。也許你待在家裡和我們一塊生活夠了。」「總在計劃，總在考慮最恰當的方法。」「我還能做什麼？不計劃？我是男人，是丈夫，是父親。我經營企業。」「我經營企、企、企業，故我在。」「有各種學校，有些學校裡有各種有趣的人，有各種自由……你去和學校的指導老師談談，我也會去諮詢——如果你很煩，討厭和我們一起生活，你可以到學校去。我知道你在這裡再也沒有什麼可乾的了。我們都認真想一想你到學校的事。」
關於紐約的第六十七次談話。「你可以在莫里斯頓，在舊裡姆洛克這裡隨心所欲地積極參與反戰運動，你可以在這裡把人們組織起來反對戰爭，在你們學校——」「爸爸，我想照我的方、方式幹。」「聽我講，請聽我講。舊裡姆洛克這裡的人們不反對戰爭，他們恰恰相反。你想唱反調？就在這裡對著幹。」「在這裡為此事做不成什麼。我怎麼幹？繞著商場遊行？」「你可以把這裡組織起來。」「要裡姆洛克人反戰？那就大、大不相同了。反戰的莫里斯頓高中。」「對啊，把戰爭帶回家。口號上是這樣吧？那麼就這麼辦——把戰爭帶回你住的鎮上來。你想不受歡迎？你一定會變得非常不受歡迎，我可以擔保。」「我並不想不受歡迎。」「但是，你會的，因為在這裡這是個不受歡迎的角色。如果你在這裡竭盡全力反戰，相信我說的話，你將引起很大的震動。為什麼不教這裡的人們反戰？這也是美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很小一部分。」「這些人也是美國人，梅麗。你可以就在村子裡積極地反對戰爭，用不著去紐約。」「是啊，我可以在客廳裡反戰。」「你可以在社群俱樂部反戰。」「一共就二十個人。」「莫里斯頓是縣政府所在地，星期六到莫里斯頓去，那裡有反戰的人。封泰因法官反戰，這是你知道的。阿威利先生反戰。他們和我在反戰宣傳上籤過字的。老法官和我一起到華盛頓去過。你也知道，這裡的人們不太高興看見我的名字在那裡出現。但那是我的立場。你可以在莫里斯頓組織一次遊行，你能設法辦到。」「而且莫里斯頓高中的報紙也會報道。那將使軍隊撤出越南。」「我知道你善於進行反戰演說，在莫里斯頓高中已經很有名氣了。如果認為不重要，你為什麼還去幹呢？你肯定覺得這重要。對這場戰爭，美國的每一個人的意見都重要。梅麗，就從你住的這個鎮子開始吧，這就是阻止戰爭的辦法。」「革命不在農村開、開、開始。」「我們沒有談革命。」「只是你沒有談革命。」
那是他們不得不進行的有關紐約的最後一次談話。談話起作用了。雖很艱難，但他很有耐心，態度堅決，所以終於起作用了。據他所知，她再沒有去紐約。她接受他的建議，留在家裡。隨後，她把客廳變為戰場，把莫里斯頓高中變為戰場。一天，她出去把郵局炸飛了，一同毀滅的還有佛瑞德·康倫醫生和村裡的綜合商店。那是一座木結構的小房，前面掛著社群的公告板，還有一隻舊桑納可水泵和一根金屬桿，商店主人諾斯·哈姆林每天早上都在上面升起美國國旗，打從沃倫·甘梅利爾·哈定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就未中斷過。諾斯和他妻子還管理著郵局。
傑裡的暱稱。
美國職業棒球小聯盟中排在第二的實力等級，僅次於3a。小聯盟球隊一般附屬於大聯盟（mcb）母隊，為其青年球員或受傷、棄用的球員提供訓練、康復和比賽的機會。
原文為法語，是歐洲一種起源於中世紀封建制度的傳統觀念，認為貴族階級有義務為社會承擔責任，即「地位越高，責任越大」。
英語為4hclub，一個美國非營利性青年組織，於一九〇二年創立，它的使命是「讓年輕人在青春期儘可能地發展潛力」。「四健」（4h）分別代表健全頭腦（head）、健全心胸（heart）、健全雙手（hands）和健全身體（health）。
復活節前的星期日。
指胡志明（1890—1969），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
多恩的暱稱。
利沃夫，英語寫作levov，和「愛（love）」有相同韻腳。
美國第二十九任總統（192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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