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夠，要每六個月一次。」
「好吧。我一定去。」
「你還是不錯吧？」他抓住我的肩問道。
「我身體很好。」
「嗨，我教你手淫，還記得？」
「我記得你幹過，門德爾。我自己想幹之前三四個月你就隨時要我幹，你常使我那樣。」
「是我。」他承認，並大聲地笑，「是我教跳級生祖克曼手淫的。這份榮耀屬於我。」我們這日益縮小的敢死隊運動俱樂部的禿頂一壘手和白髮左邊外野手擁抱在一起。透過他的衣服我觸控到的身軀證明了他將自己保護得多麼好。
他高興地說：「五十年過去了，我還在保持敢死隊裡的紀錄。」
「別太自信，問問笨狗。」
「聽說你患過心臟病。」他說。
「沒有，不過是心臟分流術，幾年前的事了。」
「討厭的分流術，他們將管子插進喉嚨，是嗎？」
「是。」
「我見過妻弟插著喉管的樣子。我也最想來這麼一下！」門蒂說，「我不想以最糟糕的方式來這裡，但笨狗老是打電話說‘你不可能永遠活下去’，我一再告訴他‘我一定能，笨狗，我不得不！’我真蠢，還是來了，翻開小冊子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訃告。」
趁門蒂去拿飲料和找笨狗時，我在手冊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寫著：「退休餐館老闆，孩子有三個，分別為三十六歲、三十三歲和二十八歲，孫輩有六個，分別為十四歲、十二歲、九歲、五歲、五歲和三歲。」六個孫輩中有兩個好像是雙胞胎，也許是他們使得門蒂如此懼怕死亡，或者還有其他原因，如依舊到妓院狂歡和穿時髦服裝。我當時該問問他。
那天下午我應該問大家許多問題。儘管有點遺憾，但我也知道對於我的那些總是以「不管怎樣……」開頭的問題，他們的答案也不會讓我明白為什麼自己有那種離奇的感覺：看不見的事情的發生和親眼目睹的一個樣。只需一個姑娘在拍全班合影時對攝影師說「注意別拍下皺紋」，只需和其他人一道對恰如其分的俏皮話開懷大笑，就能感覺到命運這個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謎，也是大學一年級的希臘羅馬神話課的第一篇作文題目，當時我寫的是「命運是被稱做莫依雷的三個女神，克洛託紡制生命之線，拉刻西斯掌握生命長短，阿特羅波斯剪斷生命之線」。命運變得完全可以理解，平常的事情卻變得不可思議，比如照相時我站在倒數第三排，一隻手搭在馬歇爾·哥爾德斯泰的肩上（「有兩個孩子，分別為三十九歲和三十七歲，有兩個孫輩，分別為八歲和六歲」），另一隻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兩個孩子，分別為三十九歲和三十八歲，有三個孫輩，分別為五歲、二歲和八個月」）的這種情形。
紐約大學有一個名叫喬丹·維薩的年輕的學拍電影的學生，他是後衛彌爾頓·維森貝格的孫子，和彌爾頓一道來拍一部我們聚會的紀錄片用來交某個課程的作業。當我不時地在房間裡四下轉悠，以自己過時的方法記錄下發生的一切時，我聽到喬丹正用攝影機採訪他人。六十三歲的馬裡琳·克普里卡告訴他：「這不像其他學校，孩子們不錯，老師也很好，我們所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歲的喬治·克斯岑鮑姆也說：「是這周圍最好的學校，有最好的教師，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歲的裡翁·古特曼插話道：「說心裡話，這是我相處過的最聰明的一夥人……」「學校在那時完全不同。」同樣年齡的勞娜·瑟格拉說。「一九五〇年？只不過才過了幾年時間，喬丹。」對另一問題，勞娜這麼笑著回答，但笑容裡沒有太多的歡樂。
有人對我說：「當人們問我是否和你一道上過學，我常告訴他們你怎樣在威拉克的課上為我寫那篇作文，《紅色英勇勳章》。」「但我沒有。」「你有過。」「我對《紅色英勇勳章》知道什麼？直到上大學我才讀過這書。」「不，你替我寫了關於《紅色英勇勳章》的作文，我得了個優加。我晚了一個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對我說：‘值得等這麼久。’」
和我講話的這人，小個頭，神情陰鬱，白鬍子修剪得很短，一隻眼睛下有道嚇人的傷痕，兩耳都戴著助聽器。時間在每個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一些人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那天下午我見到很少幾位這樣的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走起路來有點跛，拄著柺杖和我說話，呼吸沉重。我沒認出他，離他多近我也認不出，即使從戴著的姓名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誰是艾拉·珀斯勒？特別是我根本就不行，為什麼要那樣幫他？我真為艾拉寫過那篇作文卻連那本書都不屑於讀一讀？艾拉說：「你父親對我很好。」「是嗎？」「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幾次使我對自己更滿意，比和我自己的父親度過的整個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這些。」「我父親在我的一生中是個非常邊緣的人物。」「他幹什麼的？給我點提示。」「他靠擦地板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親總是鼓勵你好好學習，我父親要我乾的事，是給我買一套擦鞋工具在報攤前掙點錢。那就是他要我畢業後乾的。蠢極了！在那種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會被自己的父親踢到一邊，內森，會最終變成脾氣暴躁的傢伙。我有個兄弟，我們不得不把他放進精神病院，你不知道這些，誰也不知道。我們連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許。他叫艾迪。比我大四歲，常常暴怒，將自己的手咬得鮮血直流。他叫起來像只郊狼，直到父母親使他安定下來。在學校，當人們問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寫‘一個也沒有’。我在大學時，父母給精神病院簽了許可書，讓他們給艾迪做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之後他就陷入昏迷，最後死去。你想像得到嗎？讓我到市街法院外面去擦鞋——這就是一位父親對兒子的忠告。」「那你幹什麼？」「我是個心理醫生。我是從你父親那裡得來的鼓舞。他是醫生。」「不準確。他穿著白大褂，但只是個看腳的醫生。」「每次和夥伴們到你家去，你母親總端上一碗水果，你父親常對我說：‘艾拉，對這事你怎麼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麼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裡從未見過一個蘋果。我母親已九十七歲了，我現在給了她一個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說實話，我認為她並沒有在我小的時候那麼傷心。我猜你父親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想死。他把失敗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誰或他談了些什麼，因為就我所記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經歷過的每天一樣，超出可以回想的範圍，也許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哪怕有許多個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對面站著相互作證。我最多能猜到的是，當艾拉在我家受父親鼓勵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有關父親問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著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絞盡腦汁也沒有一丁點印象。有些事從你大腦裡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遺忘，只因它們不夠重要。它就屬於那一類。而我所完全遺忘的東西卻在艾拉身上紮下根來，改變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遠，才懂得為什麼我們這一生總認為除了我們自己，大家都錯了。我們忘記事情不只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當它們太重要了，也會忘記，因為我們每個人記憶和忘卻的模式像迷宮一樣繞來繞去，成為和指紋一樣獨特的身份印記。難怪現實的碎片被有的人像傳記那樣看重，而對其他人，比如說在同一個餐桌上吃過成千上萬次飯的人，只不過像任意渲染的虛構物。但沒人會交上五十美元來參加高中同學聚會，只為了對另一個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議。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樂其實很簡單，就是看到自己還未被登在「紀念」那一頁。
「你父親去世多久了？」艾拉問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對誰？對他而言？我不那樣認為。對死去的人來說，微不足道。」這時，我聽到就在我身後，門蒂·格里克對人講：「你把誰搞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個人都搞了她，我也是。還有誰？」門蒂說。「黛安娜。」「對，黛安娜。沒錯。還有誰？」「瑟爾瑪。」「瑟爾瑪？我沒想到。」門蒂說，「聽到這些我很吃驚。不，我從未想搞瑟爾瑪，太矮。就我來說，軍樂隊的女領隊最好。放學後看她們在運動場訓練，然後回家手淫。塗了粉餅，可可粉色的粉餅，在她們的大腿上，那使我發狂。你們注意了嗎？小夥子總的說來還不錯，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們，你們看……不，第四十五次聚會不是來看臀部的最好時間。」「真的，真的。」另一位說道。這人講話很輕，似乎沒有在此發現門蒂那種任意發洩的懷舊情感。「時間對女人很殘酷。」「知道誰死了？伯特和尤迪。」門蒂說，「攝護腺癌。到了脊骨，擴散了。將他們消耗光了。兩個都一樣。感謝上帝，我去檢查過。你們檢查了嗎？」「什麼檢查？」另一個問道。「該死！你沒檢查？」「跳級生，梅斯納沒有檢查！」門蒂說道，把我從艾拉身邊拖開。
梅斯納現在已是梅斯納先生了。阿貝·梅斯納，矮個子、膚色黝黑、體格魁偉、伸頸屈背，是梅斯納清潔公司的老闆——「五小時清潔服務」的招牌掛在政府大街上，一邊是修鞋店，那裡總播放著義大利電臺的節目，人們坐在半高的旋轉門後面等拉爾夫修鞋跟；另一邊是洛琳的美容院，我母親曾從那裡帶回一本《銀幕》雜誌，我在上面讀到一篇題為《喬治·拉夫特是個孤獨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驚訝。梅斯納夫人，像她丈夫一樣是個體格健壯、普普通通的矮個子，和丈夫一起打點公司的事務，有一年曾和我母親在政府大街上一個售貨亭賣戰爭債券和郵票。他們的兒子阿倫和我從幼兒園開始就一同上學，跟我一樣在小學裡跳級。阿倫·梅斯納和我常被老師扔進同一個房間，遇到重大節日的集會需要演戲時就叫我們拿點節目出來，好像我們倆是喬治·考夫曼和摩西·哈特一樣。戰後有好幾個賽季，梅斯納先生——奇蹟般地——成了紐瓦克熊隊和揚基3a鄉村隊的乾洗匠。有一年夏天，在一個偉大的日子裡，我被阿倫招去幫他把為熊隊乾洗好的隊服送走，換了三次公交車，穿過威爾遜大街，來到拉貝特體育館的俱樂部。
「阿倫，天哪，你還是老樣子。」我說。「我還能是誰？」他答道，捧著我的臉吻了一下。「阿爾，」門蒂嚷道，「告訴跳級生，你聽到希裡馬跟他妻子說的什麼。跳級生，希裡馬娶了個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醫生，當時他很沮喪。心理醫生對他講：‘我讓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體時，你會怎麼想？’希裡馬說：‘我想我會割開自己的喉嚨。’所以他就離婚了，然後娶了這個非猶太人秘書，六英尺高，三十五歲，大腿長得不得了。阿爾，告訴跳級生她說些什麼，這長腿子。」我們倆這麼笑著緊抓住對方肌肉減少的手臂，阿倫說道：「她說：‘為什麼他們都叫馬迪、猶迪、杜迪和圖迪？若他的名字是查爾斯，為什麼要叫圖迪？’希裡馬對她說：‘我真不該帶你來，我知道不應該。我也解釋不清。沒有誰能夠解釋，這不能解釋，就那麼回事。’」
那麼，阿倫現在怎麼樣？由乾洗匠養大，放學後為乾洗匠幹活，他本人也恰似一個乾洗匠，現在卻成了帕薩迪納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親的袖珍清潔器商店裡，有一幅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加框凹版相片掛在熨燙機上方，旁邊是市長梅耶·艾倫斯坦的親筆簽名照片。阿倫告訴我他曾兩次擔任共和黨代表團成員參加總統選舉大會時，我想起了這些照片。當門蒂問阿倫是否能給他幾張玫瑰碗球場的票，我常和阿倫到布魯克林去看道奇隊星期天的兩場連賽，那一年羅賓遜登場。我早上八點出發，就在街角乘車到賓夕法尼亞車站，轉地鐵到紐約，再轉地鐵到布魯克林，來到艾比茨運動場，從午餐包裡拿出三明治吃起來，這時人們還未開始擊球練習。球賽一開始——阿倫就用他持續高亢的嗓音對聯賽進行全程講解，把我們周圍的人都逼瘋了——還是這個阿倫·梅斯納，從夾克裡掏出小筆記本仔細記錄。我從他後面瞥了一眼，只見他寫下：「為門蒂·g搞玫瑰碗的票。」
沒什麼意思？不精彩？無重大事情發生？是啊，你怎麼理解得看你是在哪裡長大的，以及你面臨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阿倫·梅斯納不能說是來自默默無聞的家庭，但一想起他像個鄉下佬似的在艾比茨運動場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臨近黃昏時，光著腦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們那些街道上運送乾洗衣物，人們自然會認為他註定不能享受玫瑰聯賽這類事物。
很少有誰能坐在一個地方吃雞肉飯吃這麼久，差不多過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大家享用了果餡卷和咖啡後，宴會才算結束。來自梅普爾的孩子們登上演奏臺唱起梅普爾大街校歌，一撥又一撥的同學再到麥克風前說上幾句，如「這一生值得」或者「為你們大家感到自豪」，人們相互拍拍肩，摟在一起，組織聚會的十人委員會在舞池裡列隊舉起手來，單人樂隊奏起鮑勃·霍普主演電影的主題歌《感謝記憶》，我們為他們的辛勤勞動鼓掌致謝。馬文·勒博，這個「撒一次尿都比我對自己的兩次婚姻更深謀遠慮的傢伙」，給我講了他付離婚贍養費的煩惱。他父親曾把一輛龐蒂克汽車賣給我父親，以前我們去叫馬文出來玩時，他都給我們這些孩子每人一支大雪茄。以前對人最和藹的朱里爾斯·平卡斯，因移植手術後的長期恢復吃了不少環孢素，現在顫抖得很厲害，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驗光配鏡業。他平靜剋制地告訴我他是怎樣帶著一隻新換的腎前來聚會：「若不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於腦出血，我現在也活不了。」希裡馬身材高大的年輕妻子對我說：「你是這班上的作家，也許你能解釋這些。為什麼他們都叫猶迪、杜迪、馬迪和圖迪？」謝利·明斯科夫，敢死隊的另一位球員問我：「你在麥克風前講你沒有孩子，這是真的？」我點了點頭，他大吃一驚。他抓住我的手說：「可憐的跳級生。」只是在所有這些都結束後我才發現傑裡·利沃夫就在我們中間，他遲到了。
指英國人吉爾伯特和薩利文創作的、於一八八二年上演的嘲諷輕歌劇。
苔絲狄蒙娜為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主角奧賽羅的妻子，受伊阿古誣陷被其夫扼死。
兩人均為美國劇作家，合作創作的戲劇《你不能拿走》（1936）曾獲得普利策戲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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