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別忘記能源。美國人不僅統治自己，還統治義大利、奧地利、德國和日本約兩億人。對戰爭罪行的審判正從地球上徹底清除所有魔鬼。我們獨具原子彈的威力，配給制即將結束，價格控制正被取消，在強調自我的浪潮中，汽車工人、煤礦工人、搬運工人、海運工人、鋼鐵工人，上百萬的勞動者不斷舉行罷工、爭取更多利益。星期天早上，在政府大街球場玩棒球和到學校後面的柏油場地上打籃球的全是剛從戰場活著回來的小夥子，鄰居、老表、兄長，口袋裡塞滿離家的酬金，退役軍人法案讓他們為所欲為，這在戰前是他們不敢奢望的。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六個月後，我們學校的高中班又開學了，大家正處於美國曆史上集體陶醉的最幸福時刻。能量的爆發向四下傳播，周圍的一切生機勃勃，犧牲和限制已經過去，大蕭條也不見蹤影，所有的東西都在運動，蓋子已被開啟，美國人又從頭開始，大家齊心合力。
最重要的事件奇蹟般結束，歷史的時鐘重新設定，一個民族的目標不再被過去限制，如果這些不足以令人振奮，那還有周圍的一切，大家共同的心願：我們這些孩子應該擺脫貧困、無知、疾病、社會的傷害和脅迫——最要緊的是應該擺脫默默無聞。你不能一事無成！要使自己有所作為！
大家都有潛在的焦慮，每天都能感覺到苦難的持續威脅，只有始終如一的勤奮方能免受其害，對基督教世界普遍不信任，許多家庭大蕭條後仍心有餘悸，擔心再受打擊。我們這個社群卻未陷入一片黑暗。這裡因眾人的勤奮而欣欣向榮，生活中有了崇高的信仰，果斷地指引人們走向成功，今後的生活必將更加美好。目標就是要有目標，目的就是要有目的。這條規律常在人們的歇斯底里中顯現。經驗告訴他們只需極少的敵意就能不可挽回地毀掉一生。長輩們因為反覆無常而情感負重太多，他們意識到與之作對的一切早已聯手，然而這條規律使得社群成為大家難以割捨之地。整個社群總是要求我們不得出格，不得遊手好閒，要抓住機會、利用優勢、牢記重點。
世代之間差異不小，需要進一步論爭的東西也有許多，他們不願放棄的世界觀和所崇尚的原則，隨著美國時代幾個世紀的流逝，我們一無所獲，只是變得老態龍鍾。他們反覆無常的性格與我們無緣。我們內部正在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敢於離他們多遠，這確實令人煩惱、矛盾重重。我們有些人敢於對他們那些令人窒息的觀點加以反擊，但兩代人的衝突從未像二十年後那樣劇烈，社群不再因誤解成為相互傷害的戰場。有的是批評指責讓人臣服，年輕人的求變能力被無數種要求、規定和戒律所束縛，這些限制終究無法突破。一條是因我們自己的現實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條則被時代普遍認為公正，這類禁忌還在我們孩提時候就完全接受，父輩根深蒂固的自我犧牲精神使我們荒唐的反抗意識消解，幾乎將所有不當的慾望泯滅。
我們大多數人還需聚集更多的勇氣——或者說更多的愚昧——方能挫傷他們要求我們達到盡善盡美的熱情，遠離許可的範圍去自由翱翔。他們要求我們做到既遵紀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們良心上無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絕對的控制完全落入他們成人之手，通過我們這一代，他們也盡力完善了自己。命運的這種安排留下無關痛癢的斑斑疤痕，卻很少聽說有人精神失常，至少當時如此。感謝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負並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殺傷力。當然，在有的家庭裡父母若將控制閘鬆動一點會好得多，但大多數情況下，幾代人之間的摩擦正好使我們向前邁進。
我這種認為我們樂於生活在此的想法錯了嗎？沒有哪種錯覺比得上長輩們的鄉愁所引發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裡成長，不可能與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貴族少年相提並論，我這種想法全錯了嗎？我是否真錯了，居然認為就在活生生的現實裡，生活的豐富已將我們的情感攪動到某種特殊的程度。哪裡還有這浩如煙海的細節將你團團包圍？細節，細節的無邊無際，細節的威力和細節的沉重——如同你死後墳墓上高達六英尺的塵土一樣，這無窮無盡的細節在你年輕的生命裡將你環繞。
所謂社群，也許就是一個孩子自然會全神貫注的地方，是孩子們透過表象、瞭解事物本質的暢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個街區、每一座後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層樓、每一位朋友家裡的牆壁、天花板和門窗，都是如此富有個性，即使五十年後你也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種滲透更徹底？我們如此敏銳地記錄下身邊的事物，並用油毯油布、儀式蠟燭、燒飯氣味、蘭尚檯燈和百葉窗標示出社會等級的細微差別。相互之間，我們知道誰的櫃子裡有什麼樣的午飯、誰在塞德店裡訂下哪種熱狗；我們瞭解對方的身體，知道誰走內八字、誰胸部發育了、誰帶有髮油氣味、誰講話時老吐唾沫；知道誰好鬥、誰友好、誰聰明、誰愚笨；知道誰的母親口音重、誰的父親蓄鬍須、誰的母親在幹活、誰的父親已去世；我們也多少了解每個家庭因不同情況而面臨的人生難題。
當然，還有因貧窮、慾望、幻想和對恥辱的恐懼而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強烈動盪。我們每個人都處在絕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獨而隱秘，盡力約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斷反省，年輕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個年代，貞潔觀念仍居上風，年輕人還熱衷於自由和民主一類的國家大事。
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在腦海裡時常顯現，就像當年的同班同學一樣還記得真真切切。今天當我們再次相見時，那份強烈的情感也令人驚奇。最令人驚奇的是我們正接近祖父輩當年那把年紀。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們剛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們對將要發生的事毫不知情，現在卻瞭如指掌。一九五〇年一月的那個班級的同學都有了自己的歸屬——當年不能回答的問題全有了答案，未來的謎底已被揭開——這還不令人驚奇嗎？在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像我們這麼生活過，真令人驚奇。
這是一篇我沒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學聚會時發表的演講詞，與其說是講給大家聽，不如說是留給自己。只是在聚會之後我才開始構思這篇演講，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費力琢磨到底是什麼觸動了自己。演講的口吻對於一家鄉村俱樂部的舞廳來說太書生氣，也不是這類春風得意的人們到此想聽的。從凌晨三點到六點，我冥思苦想，覺得構思還不錯，萬分激動之中儘量去理解這種重逢內在的凝聚力和將我們像孩童一般聯絡到一起的共同經歷。儘管有貧窮與特權的等級差異，儘管有許多因家庭的爭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慮——幸運的是，人們後來發現這些爭吵並未帶來預料的那麼多煩惱——還是有某種強有力的東西將大家團結起來。它不只在我們的出生之地將大家連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維繫，並指導大家如何到達那裡。我們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標、新的效忠物件、新的內在——一種新的悠閒狀態，面對異教徒仍想堅持的反猶太主義也沒有那麼激動反感。這些轉變來自何處？在哪出歷史劇裡，在絲毫不像偉大的生活舞臺的教室裡和廚房內，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場？究竟是什麼的相互碰撞才產生了我們心中的火花？
我從新澤西開車回來八小時後，這些模糊的、讓人無法入睡的問題和答案像影子一樣揮之不去。我輾轉難眠、煩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澤西十月下旬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遠離那些曾是孩童時代的家園、現在卻到處充斥著罪惡、瀰漫著毒品的街道，來到猶太郊區的一家鄉村俱樂部，這次聚會從早上十一點開始，在熱情洋溢的氣氛中持續了整個下午。那是在鄉村俱樂部高爾夫球場邊上的舞廳裡，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克瓦西的小夥子，他們原以為鐵頭球杆（那時被叫做九號球杆）是一塊肥鯡魚。現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記起當泊車員將我的車開到門廊的階梯前時，這次聚會的總指揮，瑟爾瑪·布拉斯洛佛友好地問我是否玩得開心，我告訴她：「就像硫磺島戰役後回到故里一樣。」
凌晨三點左右，我下床來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緒在頭腦裡嗡嗡作響。我伏案工作到六點鐘，終於把聚會演講詞寫得像前面這樣。只是當我用「令人驚奇」這句話把演講推向感情的高潮後，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驚，並能重新入睡幾個小時，或者說多少近似入睡，因為有一半的時候，我還在不停地記敘，回憶那些刻骨銘心的事情。
是啊，從高中聚會這麼美好的慶典上回來，很難立刻就躲進週而復始的日常生活裡。如果我才三四十歲，也許在開車回家的路上這三個小時裡聚會時的甜蜜感覺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二歲，對這類事情就難以把握了，況且剛動過癌症手術一年。不是我想抓住過去的時光不放，而是我現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遠離時光的世界，實際上卻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幾小時裡，我們擁抱、親吻、閒聊、相互招呼和回憶那些長遠看來其實並無大礙的令人難堪的往事。「看！誰來了？」、「啊，好長時間了」、「你還記得我？我可記得你」之類的叫喊聲此起彼伏。「我們是不是曾經……」、「你是不是那個孩子……」相互間所用的這幾個詞在整個下午任人們不斷重複，大家被同時拉進好些個閒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別走開，我馬上回來！」。當然，也跳舞了。臉貼著臉，邁著過時的舞步，和著「單人樂隊」的伴奏，那個伴奏的小夥子留著鬍鬚，身穿晚禮服，額頭上扎條紅色手巾（他至少是在我們和著《埃歐蘭斯》充滿激情的樂曲從禮堂列隊出來後，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伴奏，模仿納京高、弗蘭基·萊恩和辛納屈的風格。在那幾個小時裡，人們對時間長鏈，對被稱為時間的每一件事情該死的消失過程的理解，像對早上就著咖啡毫不費力嚥下甜甜圈一樣容易。頭扎手巾的單人樂隊奏起《騾馬車隊》，我陷入沉思，時間天使正從頭頂掠過，我們生活過的所有時刻都隨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結。時間天使當時肯定在場，和我們一起就在雪松山鄉村俱樂部的舞廳裡聽那小夥子模仿弗蘭基·萊恩演奏《騾馬車隊》。有時我看看大家，似乎覺得仍在一九五〇年，似乎「一九九五年」不過是高年級舞會的未來主題，我們都戴著可笑的紙殼面具，裝作已接近世紀末的樣子。那天下午的時光只是為了給我們自己某種神秘感而人為製造出來的。
分手時瑟爾瑪送給我們每個人一隻紀念馬克杯，裡面橘黃色的薄紙袋裝著六個盧吉拉奇甜餅，用橘黃色玻璃紙包好，再紮上橙褐（校園色彩）相間條紋的捲曲綢帶。這甜餅是來自我們班的學生，一個來自提尼克的麵包師的禮物，就像我放學回家吃上的那麼新鮮，那時則由我母親打麻將的俱樂部裡的一個菜譜銷售商烘烤。離開聚會不到五分鐘，我就剝掉雙層包裝，將六個甜餅全吃下，每個蝸形麵糰沾滿糖粉，縫裡夾著細小的葡萄乾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這些小東西，感受到麵粉與黃油、酸乳酪、香草、奶油、蛋黃和蔗糖混合的多種滋味，這是我從小就喜愛的東西。此時我或許也能體會到某種東西從我內森身上消失，如同普魯斯特所說的，當他辨別出「瑪德琳蛋糕的味道」：對死亡的焦慮，從他馬瑟爾身上消失一樣。普魯斯特寫道：「只需一嘗，‘死亡’這詞……就對他毫無意義。」我於是狼吞虎嚥，不停地將這種滲透油脂的東西塞進嘴裡，但到最後也沒有類似馬瑟爾那樣的運氣。
再談談死亡和慾望，這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是種可以理解的極端要求，預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隨便怎樣觀察死亡，無論什麼，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們進門時拿到的小冊子上所說，畢業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現住在佛羅里達……兆頭不錯，這意味著我們在佛羅里達現有的人還是比死去的多一點（多六個）。另外，整個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裡都將這些男人戲稱為男孩，女人戲稱為女孩。有個從佛羅里達趕來的男孩告訴我，在下飛機後從紐瓦克機場到利文斯敦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車急忙趕路，卻兩次被迫到加油站找廁所，只因受不了身體顫抖。這人叫門蒂·格里克，一九五〇年被選為班上最帥的小夥子。在一九五〇年，他是個身材魁梧、睫毛長長的美男子，是我們最重要的吉特巴舞者，喜歡四處對人叫喊：「帥呆了！」他有一次被他哥請到奧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裡到處是拉皮條的，實際上也就在離他父親開的布蘭夫德酒館不遠的街角。他後來承認自己連衣服都沒脫，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機械插圖》雜誌，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幹事」——門蒂算得上是班裡最像少年犯的一個了。正是這個門蒂·格里克（現在叫伽哈）帶我去亞當斯劇院聽伊利諾斯·賈奎特、巴迪·約翰遜和「紐瓦克本地的」莎拉·沃恩唱歌。他曾買票請我去聽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樂會。他在一九四九年還搞到票，和我一起到桂園觀看美國黑人選美大賽。門蒂曾三四次帶我到澤西電臺（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比爾·庫克的現場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臥室的黑暗之中聆聽比爾·庫克的「音樂大篷車」節目。開場曲為艾靈頓的《大篷車》，那極富異國情調，飽經滄桑，兼有非洲與東方的節奏，肚皮舞的鼓點，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聽。就是緊裹在母親剛剛洗過的被單裡，公爵親自演奏的《大篷車》還能令我衝動不已。先是「咚！咚！」的開場鼓，開士巴聲中傳出悠揚婉轉的長號聲，再就是舞蛇的長笛徐徐吹起。門蒂把它叫做「勃起的音樂」。
到waat電臺比爾·庫克的工作室去時，我們乘14路車到市裡，幾分鐘後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樣，靜靜地坐在他玻璃隔間外面的椅子上，比爾·庫克將離開麥克風出來見我們。唱片機上放著「黑人音樂」，此時聽眾們正悠閒在家，庫克誠摯地與兩個瘦高的白人機靈鬼握手，他們身著從亞美利加商店買來的單排扣西裝和從專賣店買來的襯衣，大翻領。（我身上穿的是專為這晚上的活動而從門蒂那裡借來的衣服。）「我將為你們放點什麼？」庫克優雅地向我們問道，那種圓潤共振的嗓音是門蒂在電話裡和我閒聊時總愛模仿的。我點的是那種音調優美的東西，如戴納·華盛頓「小姐」、薩萬娜·邱吉爾「小姐」等——在當時音樂主持人放的這些性感「小姐」音樂是多麼吸引人啊——而門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賞水平在種族上要權威得多，他點的音樂家則是通俗沙龍鋼琴手羅斯福·塞克斯、艾偉裡·喬·亨特（「當我失去心愛的……我幾……乎發瘋」）等。門蒂似乎特別喜愛一個四人樂團，叫做「雷—奧—沃克斯」，特別加重第一個音節，完全就像來自南方、放學後為門蒂父親商店送貨的黑人小夥子梅爾威·史密斯那樣發音。（門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貨。）門蒂有天晚上大膽地陪梅爾威·史密斯到燈塔街保齡球館上面的俱樂部——利洛伊德館裡聽比博普爵士樂現場演奏，白人很少到那裡去，只有音樂家無畏的苔絲狄蒙娜才會去冒這個險。也是門蒂·格里克帶我第一次到市街的電臺錄音棚，從十九美分的櫃子裡挑選便宜的唱片，並在隔間裡試聽後再買。戰爭期間為了鼓舞國內戰線計程車氣，七、八月份每週一個晚上在政府大街廣場舉行舞會，社群的大人小孩和學童們玩到深夜，圍繞我們在夏天沒完沒了地打棒球的油漆過的白色壘座歡笑著來回奔跑，門蒂常常到熱情高漲的人群裡亂竄，鼓動那些願意聽沒有格倫·米勒和湯米·道爾西那麼出名的音樂的人到學校後面昏暗的泛光燈下跳舞。也不管插滿旗子的臺上正演奏著曲子，門蒂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在奔忙，嘴裡唱道：「卡爾多尼亞，卡爾多尼亞，是什麼讓你的大腦袋如此堅硬？岩石！」他一邊唱，一邊歡快地宣佈「免費」，就像路易斯·喬丹和他的鼓吹五人組樂隊的音樂一樣狂熱。不管哪個敢死隊員只要想聽這類音樂，不論何時，或因何種怪異的原因（玩小賭注的七張牌遊戲，無數次地看他抽屜裡廉價「色情連環畫」中的畫片，或偶爾圍成圓圈手淫比賽時），他都樂於分享。沒其他人在家時，我們便鑽進他那邪惡的臥室。
門蒂曾是威克瓦西最聰明的男孩，差不多是眾人仰慕的孩子榜樣，性格游離於輕微的令人討厭的膚淺平庸與大膽的讓人羨慕的離經叛道之間。現在還是這個門蒂，到了一九九五年，忽然回來卻舉止無禮，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斷冒犯他人。這個矮小機靈、骯髒齷齪、瘋狂愚蠢的門蒂·格里克還是來了，並沒有待在牢裡。（他曾勸我們在他臥室地板上坐成一個圈，四五個敢死隊員褪下褲子，為贏得放在中央罐子裡的幾美元，比賽看誰先「射精」。那時我就認為他最終肯定會被關進去。）他也沒下地獄。（當他在利洛伊德館差點被一個有色人小子刺死時，我認為他肯定會到那裡去。那小子「大麻煙抽多了」，或其他原因，反正都一樣。）門蒂只是個退休的餐館老闆，他有三家名叫加爾斯格里爾的牛排餐廳在長島的郊區，沒有比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學聚會更讓他聲名狼藉的地方了。
「門蒂，你不必擔心。你身體還是不錯的，容貌依舊，真令人驚奇，看起來很好。」
他確實這樣。他經常曬日光浴，身材修長，是高個臉窄的慢跑者，身著黑色鱷魚皮長靴和黑色真絲襯衫，外套綠色羊絨夾克。只是長滿銀白色頭髮的腦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個討厭鬼因曾經那樣生活過而遭到的報應。
「我注意身體，那不是我想說的重點。我給笨狗打過電話。」馬迪·「笨狗」·謝福是我們三人在玩棒球時組成的敢死隊裡的明星側擲球投手。從這次聚會的名冊看，他註明的是「金融顧問」（這似乎與我記得的不同，當年他特別怕見女孩，這個娃娃臉的笨狗曾把朝著牆壁扔硬幣的遊戲當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個孩子，分別為三十六歲、三十四歲和三十一歲，有兩個孫輩，分別為兩歲和一歲。門蒂說：「我告訴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邊，我也不來。在我乾的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應付該死的暴徒。但這次我從一開始就應付不了。跳級生，不止兩次，而是三次，我不得不停車去方便。」
「是啊，」我說，「多年來我們儘量將自己塗抹得讓人看不透，而這恰恰把我們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嗎？」
「可能吧。天曉得。」
「我們班上有二十個死了。」他給我看小冊子後面標題為「紀念」的那一頁。「有十一個男生死了，兩個是敢死隊的，伯特·貝格曼和尤迪·奧倫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檔，伯特是二壘球員。「他們倆都死於攝護腺癌，又都在這三年裡。我常查血。自從聽到尤迪的事後，我每六個月查一次。你檢查過嗎？」
「我查過。」當然，我再也不會去查了，因為已經沒有攝護腺了。
「多久一次？」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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