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小子被叫作瑞典佬。戰爭年代我還是個小學生，他在我們紐瓦克一帶已是大名鼎鼎，甚至對剛從老王子街猶太區遷來的成年人來說也不例外，實際上這些人還未完全美國化，對高中球星的所作所為也並不太在意。這瑞典佬名字有魔力，長相也不一般。我們國立高中雖以猶太人居多，卻沒有誰有一丁點像他那樣尖尖下巴，金髮碧眼，有一張維京人的呆板面孔。這就是塞莫爾·歐文·利沃夫，他降生在我們中間。
瑞典佬是橄欖球隊的邊鋒，籃球隊的中鋒，棒球隊的一壘手，籃球隊還兩次奪得市裡的冠軍，他是主要得分手。雖然瑞典佬很行，但這些運動隊的命運對學生關係不大，他們的長輩大都沒受過什麼教育，終日操勞，只把學業上的成就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儘管身著運動服、按官方規則進行比賽、對猶太人也沒什麼傷害，這種身體上的衝撞仍不是我們社群獲得樂趣的傳統源泉——只有學業上的進取才是。然而，只是由於這瑞典佬，我們這個社群才進入了一種關注自我、關注世界的幻覺，一種各地球迷共有的幻覺：幾乎像基督徒（他們想像中的基督徒）那樣，這些家庭竟然忘記身在何處，卻將希望寄託在一個體育專案上，最根本的是——忘記了戰爭。
瑞典佬利沃夫受到抬舉，在威克瓦西猶太人家裡像太陽神般被供奉，主要是因為人們對德日戰爭的恐懼。瑞典佬在運動場上的不屈表現，給那些因再也見不到兒子、兄弟、丈夫而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怪異的、產生錯覺的支撐力，使他們進入一種瑞典式的天真狀態，獲得爽快的解脫。
由於每次倒鉤球、過人躍起爭球、擲出平直球和左外場雙殺而獲得的這種讚美、這種聖化怎樣影響了他？就是這些使他成為一個穩重的、面無表情的男孩？或這看似成熟的冷靜只是一種外在表現，他在內心激烈地壓抑著整個社群對他的愛給他造成的自戀？高中拉拉隊為瑞典佬捧場不同於為鼓舞球隊計程車氣或為觀眾提神的喝彩，這是隻為他一人的有節奏的跺足禮，是對他貨真價實的、盡情展示的完美的狂熱，每當他在籃球賽中搶到籃板球或贏得一分，在橄欖球賽上推進一碼或截住一人，體育館裡就掌聲如雷，喝彩聲掠過市露天運動場，甚至在歐文頓公園少有觀眾的國內棒球賽上，雖沒有拉拉隊急切地跪在場邊，哪怕瑞典佬上來只擊了一球或在一壘就被自然殺出局，你也能多少聽到一夥威克瓦西鐵桿球迷在木椅上對他吶喊助威——喝彩聲由八個音節組成，其中三節是他的名字，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特別在橄欖球賽時，每重複一次速度就更快，直到狂熱崇拜頂峰，一陣裙襬飛揚的側手翻如爆破般襲來，十名強健的小拉拉隊員身著橘黃色體操服的身影在我們驚奇的眼前像焰火般閃爍……不是愛你或者愛我，而是愛了不起的瑞典佬。「瑞典佬利沃夫！押韻‘愛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韻‘愛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韻‘愛你’！」
是啊，他人見人愛。糖果店老闆對我們其他人吼道：「嗨你不行！」或「小孩滾出去！」；對他卻尊敬地稱：「瑞典佬。」父母們微笑著親切地叫他「塞莫爾」。街上唧唧喳喳的女孩們在他經過時總誇張地表現出對他的傾慕，膽大的還會在他身後大叫：「回來，利沃夫，我的心肝！」而他對這一切卻習以為常，滿載著這些愛在社群四下游逛，顯得滿不在乎。這些純粹的、又無可指責的偶像崇拜般的諂媚言詞可使我們其他人心亂神迷、大做白日夢。而瑞典佬則不同，強加在身上的這些愛似乎剝奪了他的感情。眾人在這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的象徵——是力量、決心和極力鼓起的勇氣的化身，這可使我們高中的參戰軍人從中途島、薩勒諾、瑟堡、索羅門群島、阿留申群島和塔拉瓦環礁毫髮無損地平安歸來——在他身上看不到絲毫聰明和嘲諷干擾他盡職的可貴天賦。
對瑞典佬這種男孩來說，聰明和嘲諷就像揮球棒時多餘的甩動。嘲諷對人也是一種安慰，除非你一心想成為聖人，那另當別論。也許這就是被他壓抑的個性，也許它還處於睡眠狀態，或者更可能是，他什麼都沒想。他的超然態度和對作為毫無情慾的施愛物件表現出的被動，使他顯得即使不算神聖，也很出眾。他比學校裡其他所有人的品性更高貴，這讓他名垂青史，成為歷史的一種象徵，靠的是一種激情。那不是因為他打破威克瓦西籃球隊的紀錄——與巴利格隊交手時得二十七分——而是因為一九四三年極其慘淡的一天，當時五十八架空中堡壘被納粹德國戰鬥機擊落，兩架被高射炮射中，另有五架在轟炸完德國飛回英國海岸後墜毀。
瑞典佬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學，叫傑裡·利沃夫，骨瘦如柴，小腦袋，頭腦靈活得有點過分，長得像甘草根似的。他在數學上有點奇才，是一九五〇年一月畢業班致辭代表。傑裡和誰都沒有真正的朋友關係，多年來卻以他專橫、暴躁的方式對我保持興趣。這便是為什麼我從十歲起就和他纏到一起，常被他在乒乓球上打敗。那還是在溫得穆爾街和克爾街的轉角處、利沃夫家獨門小院精巧的地下室裡——「精巧」一詞指的是鋪著多結松木嵌板，很有點家的味道，而不像傑裡認為的那樣，是了結一個男孩的合適地方。
傑裡在乒乓球檯上的進攻性表現出的爆發力遠遠超過他哥哥在任何運動專案上的作為。人們聰明地將乒乓球的尺寸和形狀設計得不會打出你的眼球。不然，我才不會到傑裡·利沃夫家的地下室去玩呢。要不是想有機會可以向人們吹噓自己對利沃夫家瞭如指掌，誰也不可能把我拖進那地下室，那裡除了一隻小木拍，什麼防身武器都沒有。要論傷人沒有比乒乓球更輕的東西，但傑裡擊起球來心裡想的肯定是如何置人於死地。我以前竟未想到他的這種暴力展示與他身為瑞典佬利沃夫的同胞兄弟有什麼關聯。既然我想像不出有比做瑞典佬的兄弟更好的事——除非做瑞典佬本人——我也體會不到對傑裡來說很難想像有比這更糟的。
我不敢到瑞典佬的房間去，只是從傑裡房間出來上衛生間時往裡看過。他的房間就在房子背面的屋簷下，不很顯眼，斜面的天花板，開著天窗，牆上掛滿威克瓦西隊旗，恰如我所想像的典型男孩子的房間。從朝向草坪的兩扇窗戶可以看到利沃夫家的車庫，瑞典佬上小學時冬天常在那裡練習擊球，他把棒球吊在樑上，讓它晃盪——這大概是從約翰·r.土尼思的棒球小說《託姆金斯韋爾的男孩》中得來的靈感。我一眼就看到瑞典佬床頭的書架上擺著那本書和土尼思有關棒球的其他書籍，如：《鐵公爵》《公爵的決心》《冠軍的抉擇》《骨幹小子》《年度的新手》，都按字母順序用兩隻銅書立夾住，那是成人儀式紀念物——羅丹「思想者」雕塑的小型複製品。我隨即就到圖書館借來所能找到的土尼思有關棒球的書籍，從《託姆金斯韋爾的男孩》開始讀。對孩子來說，這書雖嚴肅但扣人心絃，簡單生硬卻直截了當、高貴厚重。書中講到一個名叫羅伊·圖克爾的男孩子，乾淨利落的投球手，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山區。父親去世時，他才四歲。到他十六歲時，母親又離開了人間。為幫助祖母維持生計，他白天在自家農場幹活，晚上到鎮上的「南大街麥肯茲雜貨店」打工。
這書出版於一九四〇年，書中的黑白插圖多少有點表現主義的誇張變形，恰如其分地運用瞭解剖學技巧，精心地描繪出男孩生活的艱辛。還是早在棒球運動被成千上萬球迷發揚光大之前的一個簡單的關於世俗命運之謎的故事。當時各主要球隊的隊員看起來不像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倒像面黃肌瘦的苦力，畫上似乎有點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苦行僧味道。大概每十頁左右就簡潔地描繪了故事中的戲劇性場面：「他要加勁了」，「不公平」，「納熱爾一瘸一拐地回到休息室」等。一張空白頁上用濃重的灰色墨水清晰地勾勒出一個骨瘦如柴、若隱若現的球員輪廓，猶如這世界上最可憐的孤魂野鬼，與自然和人類都隔離開來，或者將他瘦削的身影在球場草地上拉得老長，像只毛毛蟲。他身穿球服也毫無迷人之處，戴著手套的雙手像爪子一般。一幅接一幅的圖片清楚地表明：在大聯盟打球，儘管很威風，也不過是另一種勞神費力、報酬不多的苦差。
《託姆金斯韋爾的男孩》這書名可以改為《託姆金斯韋爾的羔羊》，甚至可以叫做《從託姆金斯韋爾走向屠宰場的羔羊》。在男孩從最開始的球隊耀眼新秀墮落到布魯克林道奇俱樂部末名小卒的生涯中，每一次勝利都附帶失意的懲罰或意外的打擊。這孤獨思鄉的男孩和道奇隊老練的接球手德夫·利奧納德之間逐漸形成一種堅固的依附關係，後者成功地教會他在聯盟球隊打球的方法，並以「面罩後那雙堅定的褐色眼睛」耐心教他如何進行無安打球賽。但這種關係在進入賽季六個星期後就被粗野地破壞了，棒球老手一夜間被俱樂部除名。「有種速度在棒球界無人提及：那就是球員身價漲跌的速度。」當這小夥子連續贏得十五場比賽（這位新手的紀錄沒有哪個聯盟的投球手能打破）後，在細雨中被剛贏得巨大勝利、縱情狂歡的隊員意外地撞翻在地。肘上的傷整個秋季未愈，使他無法再投球，那年剩下的日子就只好呆坐一旁當替補擊球手，只因他在本壘上的實力。過了飛雪的冬天，他回到康涅狄格，白天在農場幹活，晚上還是到雜貨店打工。他名聲很響，又成了祖母的好孩子。他刻苦地堅持鍛鍊，按德夫·利奧納德的話（「總想將右肩下垂向上擺動是致命的弱點」）去做，努力保持手臂擺動的水平高度。男孩在穀倉外用繩吊著球，寒冷的冬天一大早就用他「心愛的球棒擊打」，直到渾身冒汗。「啪……」擊打在球上，發出清脆動聽的聲音。到下個賽季，他已準備好回到道奇隊當個動作敏捷的右外野手，在第二壘就使擊球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像一員猛將帶領球隊拼搏到底。在賽季的最後一天與巨人隊的比賽中，才到一半對方已遙遙領先。男孩激起道奇隊員的勇氣，大家奮力反攻，在延長賽的最後，兩人出局，只剩兩人的情況下，他大膽衝刺、領頭跑壘，力挽狂瀾，使道奇隊終於反敗為勝。他拼死一搏、飛身接球，撞到中外場圍欄上，以驚人的技巧把道奇隊送入世界職業棒球聯賽。而他自己則「在右野深處綠色的草地中央痛得翻滾」。土尼思最後寫道：「薄暮降臨到球員的身上，降臨到蜂擁而出的觀眾身上，降臨到用擔架抬著毫無知覺的軀體穿過人群的幾個人身上……只聽啪的一聲驚雷。球場驟然下起暴雨。」下來了，下來了，一聲驚雷，男孩們的《約伯記》就這麼結尾。
我那時才十歲，從未讀過類似的東西。生活多麼殘忍，多麼不公道，我簡直不敢相信。道奇隊裡該遭譴責的是拉茲爾·魯根特，一個重要的接球手，同時也是個酒鬼，性情粗暴的傢伙，只知以強凌弱，對男孩嫉妒得要命。然而不是拉茲爾被人用擔架「毫無知覺」地抬下場，而是他們中最優秀的球員，這個被稱做「男孩」的農場孤兒。他謙虛認真、純樸忠誠、天真可愛。他勤奮刻苦、和藹可親、勇氣十足，是一個前途無量的運動員，一個風流倜儻、一絲不苟的小夥子。不用說，我把瑞典佬和男孩看成同一人，真想不通瑞典佬怎麼能讀這本使我幾乎落淚、整夜失眠的書？我若有勇氣和他講話，一定得問問他是否認為書的結局指男孩完蛋了，還是有可能東山再起。「毫無知覺」一詞使我感到恐怖。男孩在這一年最後的接球時喪命？瑞典佬知道嗎？他關心嗎？他是否想過災難既然能將託姆金斯韋爾的男孩打倒，也會將偉大的瑞典佬打倒？或者這本書不過是有關一個可愛的球星遭到粗野對待和不公正懲罰，關於一個極有天賦、完全無辜的人，其最嚴重的錯誤也不過是常常將右臂下垂再擺動起來而已，卻被驚雷怒吼的上天無情摧殘？——只是放在他「思想者」書立之間的一本普普通通的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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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街是富裕的猶太人居住區，說富裕是指他們比大多數家庭看起來富。大多數猶太人住在租來的兩三家，甚至三四家合住的房子裡，放學後我們總是去那裡的磚造門廊玩耍：擲雙骰子、玩二十一點、打街頭棒球，直到廉價的橡皮球被無情地擊打在階梯上，球縫突然爆裂開來為止。還在繁榮的二十年代早期，萊翁農場就被兩旁種著洋槐樹的街道縱橫交錯地分隔成一塊塊，戰後到紐瓦克的第一代猶太移民重組為一個社群。這種靈感主要來自美國生活的主流意識，很少模仿他們出生在王子街一帶貧窮的第三區、重建波蘭猶太人小村落的講意第緒語的父輩。克爾街的猶太人已有像模像樣的地下室、遮陽的走廊和石板階梯，似乎房屋正面就表現出這些大膽先驅者對美國化形式的渴求。利沃夫一家是先鋒中的先鋒，他們賜給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瑞典佬，一個我們想要的、同其他美國人相差無幾的男孩。
提起利沃夫一家，作為父母的婁和西爾維婭看起來一點不比我那出生於澤西城的猶太父母更美國化，也不比他們更有涵養、更會講話或更有知識。這恰恰更令我驚訝。除了那幢在克爾街的獨戶院落，我們之間差距不大，並不存在像我從學校學到的那種農民與貴族之間的區別。利沃夫太太和我母親一樣，是個喜愛整潔、舉止無可挑剔、相貌姣好的主婦，特別顧及大家的感受，總能給她兒子們自信。她和那個年代許多婦女一樣，做夢也未想過要擺脫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從母親那裡利沃夫兩兄弟繼承下來修長的體型、漂亮的頭髮。儘管她的頭髮更紅，有點鬈曲，依然嬌嫩的肌膚上有些雀斑，她也不像他們一樣有與雅利安人驚人相似的特徵，在街頭的人群中也不像他們看起來好像遺傳上的變異。
他們的父親不過五英尺七或八英寸，一個手腳像蜘蛛般細長的人，比我那個將焦躁遺傳給我的父親脾氣更糟。利沃夫先生在猶太貧民區長大，他們這些缺乏教育的猶太父親有意識地促成了勤奮好學、接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對這樣的父親來說，一切事情都是鐵定的責任，只有正確或錯誤，沒有折中的方法。他們的野心、偏見和信仰都難以更改，因為他們仔細想過一切並不像他們認為的那樣容易逃避。這些精力充沛卻能力有限的人既容易交友，又容易厭煩。在他們看來，人生最嚴肅的事情就是不管一切往前走。作為他們的兒子，我們應盡的職責就是去愛他們。
我父親是腳醫，多年來他的診所就是我們的客廳，他掙的錢剛夠維持生計，而此時的利沃夫先生則靠製造婦女手套富裕起來。他的父親，也就是瑞典佬的祖父，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從故國來到紐瓦克的。當時他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石灰桶裡鞣製剛剝下來的羊皮。他是和紐瓦克最粗野的斯拉夫人、愛爾蘭人，以及義大利移民一道幹活的孤獨的猶太人。魯特曼街的那家制革廠屬於專利皮革大亨t.p.豪威爾，是城裡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加工和生產皮革製品的企業。皮革生產中最重要的是水源，皮料在大水桶裡翻滾，髒水不斷流出，成千上萬加侖的冷水、熱水經過管道湧進湧出。有好的水源就能釀造啤酒和製革，所以紐瓦克兩樣齊全：大型酒廠和大型製革廠，而對移民來說，就有幹不完的潮溼、臭烘烘的苦活。
他兒子婁，也就是利沃夫的父親，十四歲時就輟學到製革廠幹活，幫助維持九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計，他不僅能熟練地在染料上用扁平的硬刷將羊皮染色，還會對皮料分類定級。製革廠兼有屠宰場和化工廠兩種臭氣，總在浸泡熬煮肉類和對皮料拔毛去脂。夏天鼓風機晝夜不停地對懸掛的成千上萬張皮子進行烘乾，低矮的烘乾房裡溫度高達華氏一百二十度，擺著巨大木桶的房間裡像洞穴一樣昏暗，滿地都是泔水，野人似的苦力們身穿厚重的圍裙，手拿鐵鉤和棍棒，把滿載的大車推來拉去，將水淋淋的皮料絞乾掛起。在十二小時一班的勞作中，他們被迫像牲口一樣忙個不停。這裡汙濁不堪、臭氣熏天，紅色、黑色、藍色和綠色的染料水潑灑一地，碎塊的皮子到處都有，地上盡是油窪、鹽堆和大桶的溶劑。這便是婁·利沃夫的「高中」和「大學」。令人驚訝的不是他變得多麼粗野，而是他有時依然能表現得那麼文雅。
他二十幾歲就從豪威爾公司畢業，帶著兩個兄弟成立了一家生產鱷魚皮包的小公司，替r.s.所羅門公司加工。所羅門公司是紐瓦克的科爾多瓦革之王，居於鱷魚皮製造業首位。有一段時間，這一行業似乎要繁榮起來，但大蕭條後，這公司還是衰敗了，三個忙碌大膽的利沃夫兄弟也破產了。幾年後，紐瓦克女士皮件廠開張，婁·利沃夫自己幹，買些次等皮貨，如劣質的手提包、手套、皮帶等，週末在手推車上賣，晚上則挨家挨戶推銷。唐內克區位於紐瓦克最東邊的半島似的突出地域，每一批新移民都將它當做剛來時的立足之地，東面和北面的低地被帕塞克河隔開，南面又以鹽鹼的沼澤為界。那裡的義大利人在故國時就會做手套，他們開始在家裡幫他計件加工。他提供皮料，讓這些人剪裁縫製成手套，自己再去推銷。戰爭爆發時，他正帶著一些義大利家庭在西市街的一個小閣樓裡縫製兒童手套。生意不好，賺不到什麼錢，直到一九四二年婦女救護隊意外地下了一筆大訂單——一種黑色有襯裡的羊皮手套，情況才突然大有好轉。他租借了一家舊傘廠，那是在中央大道和第二街交界處被煙燻黑的一大幢四層樓的磚瓦房。很快他就全買下來，還將頂樓出租給一家拉鏈公司。紐瓦克女士皮件廠開始源源不斷地生產手套，每隔兩三天就來一輛貨車運走。
特別值得慶賀的一樁買賣是與班貝傑公司做成的，比政府的那筆訂單還重要。只因婁·利沃夫與路易斯·班貝傑之間一次難得的會面，紐瓦克女士皮件廠打通了班貝傑這條渠道，成為優質女士手套的主要生產商。雙方在為市議員梅耶·艾倫斯坦舉行的宴會上湊到一起。艾倫斯坦先生從一九三三年就開始擔任市議員，也是唯一做過紐瓦克市市長的猶太人。一些班貝傑公司的高層人物聽說瑞典佬利沃夫的父親會到場，就趕來祝賀他兒子被《紐瓦克新聞》選為全縣籃球明星。婁·利沃夫意識到這是一生中難得的機遇，可以清除所有障礙、直達巔峰，他厚著臉皮，在艾倫斯坦的宴會上把自己介紹給了傳奇人物班貝傑。此人是紐瓦克信譽最高的百貨公司的老闆、有名的慈善家，他還給市裡捐獻了一座博物館。對當地的猶太人來說，這位權貴的重要性不亞於與羅斯福總統有親密關係的貝拉德·巴拉奇對全國猶太人的影響。據私下的傳言，班貝傑只是和婁·利沃夫握握手，最多問了他幾分鐘有關瑞典佬的事，利沃夫卻斗膽直言：「班貝傑先生，我們質量好，價格也公道，為什麼不能把手套賣給您的顧客？」不出一個月，班貝傑公司便來了訂單，第一次就要五百打。
到戰爭結束時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已是大名鼎鼎（在很大程度上也靠瑞典佬利沃夫的體育成就），是紐約州格拉威斯維爾南部最負盛名的婦女手套品牌之一，那裡是手套業的中心，婁·利沃夫用火車將皮料通過富爾頓維爾運去，由最好的製革廠加工。十年後，也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在波多黎各也有了分廠，瑞典佬本人成為年輕的董事長。他每天早上從紐瓦克西邊的家中乘三十多英里的車到中央大街上班，在經過城郊時可以看到早期移民居住區，那是在莫里斯鎮前面居民很少的山丘地帶一百英畝大的農場上，在富裕的新澤西舊裡姆洛克鄉村，離祖父利沃夫在美國開始從事皮革行業的廠房很遠，他當時用巨大的石灰桶把真皮泡漲兩倍後，再颳去橡膠一樣的肉脂。
瑞典佬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從威克瓦西畢業的當天就加入了海軍陸戰隊，急於參加結束這場大戰的戰鬥。有謠傳說他的父母瘋了似的、竭盡全力勸他退出陸戰隊參加海軍。即使他克服了海軍陸戰隊裡聲名狼藉的反猶太主義，他還想從進攻日本的戰役中活下來？但瑞典佬不可能被人勸阻，而不去接受這種男子漢的愛國主義挑戰，這是他在珍珠港事件時私下為自己定的目標。既然他高中畢業後國家還在參戰，就要爭做勇士中最勇敢的人。他剛結束在南卡羅來納帕里斯島的新兵訓練。據說那批陸戰隊員將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攻擊日本海灘，然而原子彈早就投到廣島。結果是瑞典佬只好作為「文體技術兵」，將餘下的軍旅生涯全在帕里斯島度過。他每天早飯前為全營領做半小時健身操，每週幾次為招待新兵安排地下拳擊比賽，大部分時間則為基地與南部各武裝部隊進行的球賽出力，冬天打籃球，夏天玩棒球。他在南卡羅來納駐紮了大約一年，與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姑娘訂婚，其父是一名陸戰隊的少校，曾當過普渡大學足球隊的教練。他給瑞典佬提供輕鬆的教練工作，為的是留住他在帕里斯島打球。在瑞典佬退伍前幾個月，他自己的父親到帕里斯島待了一星期，住在貝福特的旅館裡，離基地很近。直到瑞典佬與鄧尼偉小姐的婚約解除後他才走。一九四七年瑞典佬回家後進了東奧蘭治的烏普薩拉學院，二十歲時已有個非猶太人妻子，無牽無掛，最耀眼的是他曾做過一名猶太人陸戰隊員。還值得驕傲的是他當過新兵訓練員，那是在世界上最殘酷的軍訓基地啊。陸戰隊員由新兵營造就，而塞莫爾·歐文·利沃夫則幫忙訓練過他們。
我們瞭解這一切是因為中學的走廊、教室，到處都充滿著他的神話，我那時還是這學校的學生。我現在還記得每年春天總得兩三次到東奧蘭治的維京運動場看烏普薩拉棒球隊在星期六的主場賽。他們的球星就是第四位擊球員兼一壘手瑞典佬。在一場迎戰姆哈倫貝格隊的比賽中打出了三個本壘打，每當我們發現看臺上有個人身著套裝、戴著帽子，就會相互低聲講：「童子軍！童子軍！」我畢業上大學後，一個仍住在附近的夥伴告訴我，雙巨人俱樂部曾給瑞典佬一份合同，可他拒絕了。最後他進了父親的公司。後來我從父母那裡瞭解到瑞典佬與新澤西小姐結婚，新娘在大西洋城競選一九四九年美國小姐前還獲得聯盟縣小姐以及烏普薩拉的春天女王等稱號，是來自伊麗莎白的非猶太人姑娘——多恩·德威爾。他真的如願以償。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到紐約的一個晚上，外出看大都會隊與太空人隊的比賽。當我和朋友在體育場外轉來轉去尋找入口處時，看見瑞典佬，比當年看他為烏普薩拉隊打球時老了三十六歲。他身穿白襯衣，繫條紋領帶，炭灰色夏裝，依然非常英俊。金髮比以前稍許暗淡一些，但還是那麼濃密，不像以前剪短，而是遮住耳朵直到衣領。這套衣服很合身，他看起來比我記憶中穿各種運動裝時個頭更高、身材更清瘦。和我們一道的那位女士最先注意他，她問道：「那人是誰？是……是約翰·林德塞？」我說：「天哪！你們知道那是誰？是瑞典佬利沃夫。」我告訴朋友們，「那是瑞典佬！」
一個身材精瘦、頭髮漂亮、大約七八歲的男孩和瑞典佬走在一起，這個戴大都會隊球帽的小傢伙正用力擊打他左手吊著的棒球手套。很顯然兩人是父子，不知因為什麼事正開心地大笑。我上前自我介紹：「我在威克瓦西認識你兄弟。」
「你是祖克曼？作家？」他答道，用力地握著我的手。
「我是作家祖克曼。」
「啊，傑裡的好夥伴。」
「我想傑裡不會有太好的夥伴。他交友時太精明，常在你家地下室玩乒乓球時把我打得一敗塗地。在乒乓球上打贏我對傑裡很重要。」
「啊，你就是那小子。媽媽常說：‘他來我們家時很乖，很文靜。’你知道這是誰？」他對男孩說，「這傢伙寫的那些書，內森·祖克曼。」
男孩迷惑不解地聳聳肩，咕嚕了一聲：「嗨。」
「我兒子克里斯。」
「這些是我的朋友。」我揮揮手介紹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人。我對他們講：「這是我們威克瓦西高中歷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員，三項運動真正的藝術家。打一壘就像赫南德茲……想想吧。平直球雙殺擊球員，你知道嗎？」我對他兒子說，「你爸是我們的赫南德茲。」
「赫南德茲是左撇子。」他答道。
「對，那是唯一的區別。」我對這直言不諱的小傢伙說，然後對他父親伸出手，「瑞典佬，見到你真好！」
「我也是。放鬆點，跳級生！」
「代問你兄弟好！」我說。
他笑了。我們分手後，有人說：「啊！威克瓦西高中歷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員叫你‘跳級生’！」
「我知道，我不敢相信。」我甚至有些和以前那次一樣感到很榮幸被他注意到。那還是我十歲時，瑞典佬和我變得如此親近，連我在運動場上的綽號都知道。我有這個綽號，只因我在小學時曾跳了兩級。
第一局到一半時，與我們同來的女士轉過頭對我說：「你剛才應看看自己的臉色，你只差告訴我們他就是宙斯了。我看到了你孩童時的模樣。」
下面這封信是我的出版商在一九九五年陣亡將士紀念日前幾週轉給我的。
親愛的跳級生祖克曼：
首先我對這封信將給您帶來的不便致歉。您可能不記得我們在希爾體育場的那次會面了。我當時帶著大兒子（現在已是大學一年級學生），您和幾個朋友也來看大都會隊比賽。那是十年前的事，正處於卡特－古登－赫南德茲年代，您仍然來看大都會隊比賽。而現在您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我來信想問您是否願意什麼時候和我面談一次。若您允許的話，我將無比榮幸地在紐約請您共進晚餐。
我斗膽請您是因為父親去年去世後我想到的一些事。他活了九十六歲，爭強好勝直到最後一刻，這更使大家不願他離去，儘管他年事已高。
我很想談談他和他的一生。我在為他寫點頌詞，準備私下出版送給朋友、家人和生意上的熟人。大多數人認為我父親不可戰勝、麻木不仁，還脾氣暴躁。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瞭解他心愛的人遭到打擊時他是多麼地難受。
請放心，若您沒有時間回信我也能理解。
致禮！
一九四五年威克瓦西高中的塞莫爾·「瑞典佬」·利沃夫
要是其他什麼人來和我談為他父親寫頌詞的事，我會祝他好運，然後自己躲得遠遠的。但有一些理由驅使我當即就回信表示願意效勞。第一條就是瑞典佬利沃夫想見我。也許有點可笑，進入老年了，見到他在信末的簽名，滿腦子還湧現出他在場上場下的情景。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魔力依然不減。記得那一年瑞典佬首次同意加入球隊，我自己每天都到運動場看橄欖球訓練。他在籃球場上已是高分勾手投籃的好手，沒人知道他在橄欖球方面也同樣神通廣大，直到有一天教練孤注一擲，逼迫他上場。我們這個曾在市聯賽中輸得一塌糊塗的球隊一次、兩次，有時甚至一場中三次觸地得分，大家都把球傳給瑞典佬。五六十個小夥子站在場邊觀看他：頭戴皮盔、身穿褐色運動衫，上面有橘黃色的11號數字，正為大學隊與大學預備隊的比賽賣力。大學隊的四分衛左撇子拉文索一次次地傳球（拉——文——索傳給利——沃——夫！拉——文——索傳給利——沃——夫！這有節奏的叫喊總能將我帶回瑞典佬的鼎盛時期），而大學預備隊的隊員全線防守不讓瑞典佬每次都得分。我已六十多歲了，看法已與少年時不完全一樣，但那時的幻覺從未完全消失。如今我依然忘不掉瑞典佬：被人推拉、壓倒在地，喘不過氣來，慢慢爬起，用力擺脫糾纏，抗議似的抬頭望著暗淡下來的秋季天空，發出悲憐的嘆息，毫髮無損地走回混戰的人堆。他得分時，是一種榮耀；而被人揪抓、壓在地上，只是站起身來擺脫了事，則是另一種榮耀，哪怕是在混戰之中。
終於有一天我也享受到這榮耀。我在十歲以前從未有過了不起的事，和場外其他人一樣。要不是由於傑裡·利沃夫的關係，瑞典佬也不會注意到我。傑裡近來有點把我當做朋友，雖然我難以相信，瑞典佬肯定注意到我常在他家轉悠。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天色已晚，他接過拉文索的一個傳球后被大學預備隊的全體隊員壓在地上，教練急忙吹哨宣佈結束比賽。瑞典佬小心翼翼地動了動肘，一瘸一拐地跑下場來，看見我和其他男孩在一塊，他對我嚷道：「跳級生，籃球從不像這樣。」
這尊球神（他自己才十六歲）把我一下子帶進運動員的天國，被崇拜者認可了崇拜者。當然，球星和影星一樣，每個崇拜者都向往與他們有神秘的、私人的關係，而這卻是由球星中最質樸的一員當眾宣佈的，並且是在一群競爭激烈、突然又鴉雀無聲的男孩子面前。那次經歷令人難忘，我萬分驚訝，臉刷地紅了，那周其餘時間我大概什麼都顧不得去想。他裝出的可憐相，男子漢的慷慨大方，王子般的風度，以及球星的自我賞識，這些東西他太多了，可以隨便分一點給觀眾。他的慷慨征服了我，使我飄飄然，因為這和我的綽號也聯絡起來。重要的是這在我心中紮下根來，成為一種象徵，比他的運動天才更可貴：這是一種表現他「本色」的天才，也是一種特異的包容一切的能力，而且有一種聲音和微笑，即使偶爾表現出優越性也毫不影響。那是一種自然表露的謙遜，對他而言沒有任何障礙，他似乎從來不必奮力去開闢一塊自己的天地。現在雖已成年，我還是認為自己不是唯一在充滿愛國主義的戰爭年代熱心於完全美國化的猶太孩子。那一陣子，我們街區整個戰時的希望都集中在瑞典佬那了不起的身軀上，他的一生帶有無人企及的天才少年風範。
瑞典佬身上的猶太人特性太少，他和那些身材高大、金髮碧眼的球星一個樣。我們對待瑞典佬時無形中將他與美國混為一體，這樣的偶像崇拜讓大家多少有些羞愧和自卑。由他所引起的互相矛盾的猶太人慾望馬上又被他平息下去。猶太人的矛盾心理——既想融入社會，又想獨立開來；既認為與眾不同，又認為沒什麼特殊——在看到瑞典佬勝利的那一時刻自然消失。實際上我們街區像他一樣叫塞莫爾的人多得很，祖先也是所羅門和掃羅之類，他們生下斯蒂芬啦，再下面就是肖恩啦。但他的猶太心又在何處？你不可能發現，然而你知道確實存在。他的非理性在哪？他的焦躁不安在哪？世俗的誘惑呢？沒有狡詐，沒有心計，也沒有頑皮。他驅除這一切，達到完美，無需奮爭，不用左右為難、思前想後，只用球星自然的體格塑造風格就已足夠。
只是……他去做這一切的主觀意識是什麼？瑞典佬想的是什麼？一定有某種根基，難以想像出其結構成分。
那就是我回信的第二個原因：瞭解根基。他的思維一直處於怎樣的狀態？是否有某種東西曾經影響他的生活軌跡？沒有誰能一生不被思索、悲痛、迷惑和失敗打上烙印。即使有些人在年輕時就經歷過這些，他們所受的罪都差不離，只分早晚，時多時少而已。肯定有幻滅，肯定有覺醒。無論是哪種情形我都想像不出，至今對他沒有清晰的印象：在殘留的青春期幻想中，我依然覺得瑞典佬的一生總是一帆風順。
談到他去世的父親時，他認為並不像人們評價的那樣麻木不仁，他寫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瞭解，他心愛的人遭到打擊時他是多麼地難受。」他在這封費盡心思、語氣謙恭的來信中暗示的是什麼？不對，瑞典佬肯定受到過什麼刺激。這就是他想要談的，不是他父親的一生，而是他自己的經歷。
我錯了。
我們在西四十街區一家義大利餐館會面。多年來瑞典佬的家人來紐約看百老匯演出或到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場看紐約尼克斯隊打籃球比賽時，就常到此就餐。我一去就知道無法接觸到他的老底。文森特餐館裡的每個人都叫得出他的名字——文森特本人、文森特的妻子、女招待路雅、酒吧招待卡羅和為我們服務的比利——大家親切地和他打招呼，詢問小姐少爺的情況。我後來才知道，他父母在世時，一家人常來文森特舉行週年紀念或過生日。他約我到此不會是僅僅為了證明他在西四十九街受人崇拜的程度和在政府大街一樣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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