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是古老的義大利餐館之一，位於城中街道西側，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場和購物中心之間。這些餐館寬只能放三張桌，長不過有四盞頂燈，從芝麻菜發現以來沒有多大變化。小吧檯上的電視正轉播球賽，不時有客人上前向招待打聽比分情況，然後再回到座位就餐。亮綠色塑膠軟墊椅子，帶斑點的肉色地磚，一側為鏡面牆，頂上是仿銅吊燈。作為裝飾，角落有一尊五英尺高、亮閃閃的胡椒磨研機，看起來像賈科梅蒂的作品（瑞典佬說，這是文森特義大利老家給他的禮物）。作為對稱，對面角落裡像雕塑一樣的架子上放置一隻大巴羅洛酒瓶。擺滿蒜香番茄醬瓶的桌子對面就是文森特夫人的收銀臺，那上面的大碗裡有餐後免費享用的薄荷糖。點心推車上有拿破崙蛋糕、提拉米蘇糖、千層蛋糕、蘋果餡餅、草莓蜜餞；我們桌後牆上是題有「送給文森特和安妮」字樣的簽名照片：小薩米·戴維斯，喬·納瑪斯，麗薩·明尼裡，凱·巴拉德，金·凱瑞，傑克·卡特，菲爾·里茲託，約翰尼和喬安娜·卡森。應該有瑞典佬的照片才對，如果我們還在與德國人和日本人交戰，而且街對面又是威克瓦西高中的話，肯定會有他的。
我們這邊的服務生比利，矮胖禿頂，鼻子扁平得像拳擊運動員一樣，不用問就知道瑞典佬需要吃什麼。三十多年來，經比利的手，瑞典佬一直點店裡的招牌菜文森特通心麵，先來點蛤蜊。瑞典佬說：「這是紐約最好的通心麵。」但我還是點自己喜歡的燜雞，在比利的建議下，我要「熟透了的」。比利一邊點菜一邊告訴瑞典佬前一晚上託尼·班奈特曾來過。像比利這種身材的人，可以想像一生整天託著不只滿滿一盤通心麵來回奔忙，多年來承受的壓力所致，嗓門很高，聲音急促有力，聽來有些意外，但也是一種享受。「看見您朋友坐的地方嗎？利沃夫先生，看看他的椅子！託尼·班奈特就坐在那裡。」他對我說道：「知道託尼·班奈特對那些上前來自我介紹的人說些什麼？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他就坐在您現在的位置。」
款待就這些，接下來該幹活了。
他帶來三個孩子的照片，從開胃菜到最後的甜點，所有談話都是關於他十八歲的克里斯，十六歲的斯迪夫和十四歲的肯特。這個孩子的長曲棍球打得比棒球好，但教練對他的限制太多；那個孩子足球和籃球都挺好，一時定不下來到底該幹什麼；另一個是跳水冠軍，還打破學校的蝶泳和仰泳紀錄。這三個孩子學習都很用功，成績全是優秀和良好。一個「迷上」自然科學，另一個喜歡「交際」，還有一個……有張照片上是這些孩子和他們的母親，這位四十歲左右漂亮的金髮女郎是莫里斯縣一家週刊的廣告經理。瑞典佬趕緊補充說，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二年級，她才出去工作。孩子們很幸運有這麼好的母親，現在她每天晚上都陪著他們，先照顧好他們才……
我們邊吃邊談，他聊起這些如數家珍，一切都表露出他的好性情。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聽著他海闊天空般閒聊，耐心地等他透露點實情，但他講的都是些再明白不過的事。我在想，他沒有生命力，有的只是溫和乏味——這傢伙很滿意這樣。他真實的自我藏在後面，使人難以捉摸。在席上有好幾次我都想到自己幹不下去了，如果他老是這樣沒完沒了地誇耀他的家庭的話，恐怕還吃不上甜點我就要抽身走人。到最後我甚至認為他要不是有意把自己遮蓋起來，便是精神上有毛病。
他心中要緊的事使他打住。這改變了他的性情，變得像普通人那樣平淡無趣。有某種東西給他敲了警鐘：一切應順其自然。
瑞典佬比我大六歲或七歲，快到七十了。他看起來還是那麼精神煥發，只是眼角有了皺紋，突出的頰骨下方比硬漢子的標準稍稍凹陷一些。我想這種憔悴大概是跑步或網球運動多的緣故，到最後才知道他冬天剛做過攝護腺手術，現正處於恢復期。連我自己也不清楚，讓我更為震驚的是瞭解到他遭受的磨難，還是他的這番坦言。我甚至在想，他近期的手術以及後來的影響也不足以解釋他這種精神上的不正常。
我儘量不顯得非常渴望的樣子，插話問他這段時間在紐瓦克開工廠感覺如何。我這才知道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從七十年代早期就不在紐瓦克了。整個企業早已搬到沿海一帶，因為工會使廠商們賺錢越來越難，再也找不到人做計件活，或者不能像你要求的那樣去做。其他地方有的是工人，經過訓練後他們也可以達到四五十年前的手套廠要求的那種標準。他家在紐瓦克從事這一行已經很久了，出於對工作多年的僱工們（這些人大多數是黑人）負責，瑞典佬在一九六七年的動亂後，考慮到整個行業的經濟現實和他父親的祈求，還是儘量幹下去，堅持了大約六年。動亂後，工人的技術越來越糟，他無能為力，只好放棄，在市裡的經濟崩潰前沒受什麼損失就脫身了。在那四天的動亂中，紐瓦克女士皮件廠所受的損失不過是壞了一些窗戶，而離他們的運貨碼頭大門僅五十碼遠的西市則有兩幢房被燒燬。
「稅收、腐敗和種族問題都使我父親頭疼。任何人，哪怕來自全國各地，就算對紐瓦克的命運再不關心，他都一樣會在邁阿密海灘的小屋或在加勒比海的遊艇上，反覆對他們講他心愛的紐瓦克被稅收、腐敗和種族歧視徹底毀滅。我父親就是王子街的那些人中的一員，他一生都愛那座城市。紐瓦克發生的事讓他心碎。」
「跳級生，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瑞典佬接著說，「那裡以前什麼都出產，現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車盜竊之都。知道嗎？雖然還不是罪惡之首，也夠壞了。盜賊大多數住在我們以前的街區，全是黑人小夥子。在紐瓦克每二十四小時有四十輛車被盜。統計出來的數字就是這樣。有點厲害吧？這些車是殺人兇器，一旦被盜，就成了四下亂飛的火箭，街上任何人都是目標，老人小孩全一個樣。我們的工廠外面在他們看來就是印第安納波利斯賽車場。那是我們離開的另一個原因。四五個孩子吊在車窗外，以每小時八十英里的速度穿過中央大街。父親買下那間工廠時中央大街上跑的是電車，再下去就是汽車展銷房，有凱迪拉克、拉塞爾。那時每條小街上都有生產各種物品的工廠。現在這些街上都是酒館、比薩店和門面破爛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敗，到處用木條釘上。父親買下工廠時，幾步遠的地方是開勒在生產冷卻機、福特岡造消防警報器、拉斯基做胸衣、羅賓做枕頭、侯尼格做筆尖——耶穌啊，我這些話聽上去像父親說的一樣。他講得對，他常說：‘躍躍欲試啦。’現在主要的產業是盜竊汽車。坐在紐瓦克任何地方，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四下張望。我是在萊恩斯附近的貝根街遭到襲擊的。記得亨利商店嗎？公園劇場旁邊的‘愛情小店’，就在那裡，以前是亨利商店的所在地。我高中時第一次約會就在那裡。看完電影，我帶黑人姑娘阿麗娜·丹茲格去那裡的小亭子喝飲料。在貝根街，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不只是喝飲料那麼簡單了，這意味著引起世界上最強烈的仇恨。從單行道一輛轎車逆向朝我駛來，四個小子將身子伸出窗外。兩個人跳下來，笑著，鬧著，用槍抵著我的頭。我交出鑰匙，一個人把車開走了。這一切就發生在從前是亨利商店門前的地方。真的可怕。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襲擊警車，撞擊車尾。觸發安全氣囊，玩轉圈遊戲。聽說過轉圈遊戲？玩過嗎？你沒聽說過吧？他們偷車就為幹這個。高速行駛，猛踩剎車，拉起手剎，轉動方向盤，車就拼命打轉。以極高的速度不停轉圈。對他們來說，撞死行人算不了什麼，殺死駕車者也無所謂，丟掉自己的命也可以。剎車留下的痕跡就能嚇死你。在我的車被偷走的那一週，他們在我家前面玩轉圈遊戲就撞死一個婦女，我親眼所見，就在我動身離開的那天。那車高速咆哮著，發出尖銳的急剎車聲音。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慄。這位年輕的黑人婦女，只是把自己的車從第二街開出來，但還是倒霉了。她有三個孩子。兩天後就輪到我的一個工人，是個黑人。他們才不管是黑人、白人，什麼人他們都要撞死。小夥子叫卡萊克·泰勒，運輸工人，當時正下班回家。他做了十二小時的外科手術後，在醫院躺了四個月，終身殘疾。頭部受傷，體內受傷，盆骨破裂，肩被撞壞，脊骨粉碎。一個瘋小子正開著偷來的車拼命狂奔，警察在後面緊追不捨，他們以每小時八十英里車速衝過中央大道，泰勒給撞個正著，駕駛座旁的車門都被摔壞。盜車賊才十二歲，他得把墊子捲起來坐在上面才能看清路面駕駛。他到詹姆斯堡關上六個月後又會放出來，坐到另一輛偷來的車上。我的處境也一樣。他們用槍指著我搶走車後，把卡萊克弄成殘廢、撞死婦女，都在那一週。這就夠了。」
紐瓦克女士皮件廠現在只在波多黎各經營。離開紐瓦克後，他有一段時間還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政府簽訂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龐塞島上的工廠外，還到布林諾的一家捷克手套廠工作。然而，當他看到波多黎各馬亞圭斯附近的阿瓜迪亞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廠要轉讓，就從捷克撤回來，那裡的官僚從一開始就讓他頭疼。他在波多黎各買下二手廠房裝置，運來機器，建起第二家規模較大的工廠，開設訓練課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來。除了紐瓦克女士皮件廠，差不多所有人都到遠東發展，那裡勞動力充足且價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賓，然後到韓國和中國臺灣，現在到中國大陸。棒球手套這種銷量最大的美國手套，以前是由他父親的朋友登克茨在紐約的約翰斯敦生產的東西，早已挪到韓國生產了。在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當第一個人離開紐約州的格拉威斯維爾到菲律賓去做手套時，人們嘲笑他，就好像他想上月球；而在一九七八年前後他死的時候，這人在當地已有一個四千工人的大廠了，格拉威斯維爾的整個手套產業基本上都遷到了菲律賓。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格拉威斯維爾大大小小的手套廠有九十家，現在一家不剩，他們或是不再幹這一行或是變成了進口商。瑞典佬說：「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們知道該進口各種顏色、各種規格的這種手套十萬副、那種手套二十萬副，但不知道究竟怎麼做出來。」我問：「指岔是什麼？」「手套上各指之間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塊剪下來的一些橢圓形小片。現在有許多人什麼都不懂，他們知道的還不如我五歲時懂的一半多，卻要作出重大的決定。有個傢伙要買鹿皮，質量很好可以做服裝，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卻要買去剪下巴掌大一塊，縫到滑雪手套上。前兩天我和他談過，告訴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買很大一塊新皮子。要是大的訂單，你算算，這就是上萬美元的差額。他卻一無所知。他本可以把一萬美元放進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紐瓦克一樣還幹這一行，他解釋道，自己已經訓練出許多好工人，他們會做手套上的細活，可以生產出達到他父親那時的紐瓦克女士皮件廠標準的產品。他也承認一家人都喜歡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邊的度假別墅，而且離他在龐塞的工廠也不遠。孩子們都願到那裡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熱愛衝浪、帆船、潛水和雙體船運動……他所說的這些事清楚地表明，只要他願意，他就能變得很有情趣，但他似乎對自己周圍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沒有趣缺乏判斷力。或者由於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讓他回到開勒、福特岡、拉斯基、羅賓和侯尼格時代，回到指岔和怎樣做副好手套的細節上來，甚至回到那個只為一塊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買錯鹿皮的小子這事上來。但他一講起來，我就發現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能把他的話題從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陸地上取得的成就上引開。
我們等甜點上來時，瑞典佬說他除了最喜歡的通心粉外，最近也愛吃容易吃胖的薩巴雍，因為在攝護腺手術幾個月後，他的體重依然偏輕十磅左右。
「手術順利吧？」
「還不錯。」他回答。
我說：「我的幾個朋友做過後都比預料的差。這種手術對男人來說是場災難，就算由此切除了癌細胞也無法彌補。」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個是喪失了性功能，另一個是既陽痿又失禁，都是我這把年紀。他們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說的「另一個」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頓做了手術，除了波士頓的一個朋友外，我誰也沒告訴。他陪我度過那段難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來。離開波士頓，我往西開車兩個半小時，回到在伯克夏的我獨自居住的房子後，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術和身體虛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還很輕鬆就過來了。」瑞典佬說道。
「我看你也是。」我語氣委婉地附和道，心想這個自我滿足的大傢伙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任何東西。尊重應該尊重的東西，對什麼也沒有異議，從不因自卑煩惱，也不因迷惑難受，或者遭受無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憤怒的驅使……生活對瑞典佬來說就像柔軟的絨線球一樣慢慢展開。
思緒將我拉回到他信中關於將給父親寫頌詞的專業諮詢。我自己不想提頌詞的事，然而未解的迷團不僅在於他為什麼不提這回事，更在於如果不願意提，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他的一生比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所以，我只能推測那封信主要與他的手術有關，涉及到後來發生的、與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種突如其來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親筆信源於他遲遲地發現了不是健康而是病態，不是強壯而是虛弱的滋味；知道了沒有名望是怎麼回事，生理上的恥辱、蒙羞、厭惡和絕望是怎麼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請教是怎麼回事。忽然被曾給予自己保障、使自己優於他人的美妙的身軀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從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親，重新獲取父親的力量來保護他自己。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崩潰，在我看來，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經變成一個衝動、衰弱、急需呵護的人。死亡突襲了他的生活之夢（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樣），令我們這種年齡的人煩惱的那些事並沒有將他放過。
我不知他是否願意再回憶一下臥病在床時的脆弱，這會讓他真正瞭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現出來的那樣，是否願意再回憶一下那種陰影像有毒的霜凍偷偷侵入一層又一層生活的滿足之間。他總算如約前來。這意味著無法忍受的痛苦還在，自我保護沒有恢復正常，緊急狀態並未結束？或者前來露露臉，輕鬆地聊聊難以忍受的一切就是他想借以擺脫最後恐懼的方法？看他坐在對面吃著薩巴雍，顯得那麼單純、誠實，我越想越遠。這人的本來面目令我難以琢磨、無從把握。我苦於對瑞典佬這種混亂不堪狀態的擔憂，只能看到他的外表，無法得出任何結論，不能形成確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處尋根求源、要弄清這傢伙的想法是多麼的可笑。這個謎團我可解不開，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這是關於他的謎團的謎團，我這麼幹如同想從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像嘴裡得到資訊那樣艱難。
我在信中告訴過他電話號碼，如果他不再為死亡感到恐懼，為何不來電話取消約會？既然一切恢復到以前的樣子，他又奪回了曾使他無往不勝的那種鼎盛榮光，還找我幹什麼？不，他的信沒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則他是不會來的。肯定有迫切想改變的事，或者是曾經使他大病一場的東西並未離他遠去。一種未經檢驗的存在再也不能適應他的需求了，他要讓人把某些事情記錄下來，所以找到我：寫下可能忘卻的事情。被省略或被忘卻。會是什麼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個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確實存在，為什麼不可能？我對瑞典佬的動機進行的胡亂猜測不過是職業性的急躁，對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種托爾斯泰對他筆下的伊凡·伊里奇懷有的偏見，這個人物在他嚴厲苛刻的小說中被大大貶低，用專業術語講，那是因為他創作的初衷就在於要無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東西。伊凡·伊里奇是個身居高位的法官，過著「社會公認的紳士生活」，但在臨死時深受焦慮和恐懼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許自己未能像應該的那樣活過」。從一開始，托爾斯泰就總結性地寫道，作為大法官，在聖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盧布的可觀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簡單、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許是吧。在一八八六年的俄國可能是這樣。但在一九九五年新澤西州的舊裡姆洛克，當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爾夫和朋友回到俱樂部吃午餐，得意洋洋地宣稱「沒有比這更好的」的時候，這也許比托爾斯泰筆下的情形更接近實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簡單、最平常，但按美國的標準卻最了不起。
「傑裡是同性戀嗎？」我突然問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會開玩笑。」
我也許是在開玩笑，惡作劇似的問這樣的問題，想沖淡這煩悶的氣氛。但我忽然記起在他給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親「在心愛的人遭到打擊時他是多麼地難受」，這使我又開始亂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同時我也想起傑裡那次遭受的羞辱。我們高中一年級時，傑裡極力想贏得班上一個相貌一般、大家認為輕而易舉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歡心。
作為情人節的禮物，傑裡用倉鼠皮給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張倉鼠皮曬乾，用從父親廠裡偷來的彎針縫製，他就是在廠裡才想起這麼幹的。有人贈給學校生物系約三百隻倉鼠用於解剖課教學，傑裡裝出很勤快的樣子，從生物系學生手裡將倉鼠皮收集起來，他的古怪和天賦使大家相信了他說的要在家裡進行「科學實驗」。他還設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設計了樣式。在車庫頂上把倉鼠皮曬乾，去除臭氣（他以為全部弄乾淨了），再仔細地縫製，並用白色降落傘上的絲綢鑲邊，那還是哥哥從北卡羅來納的切裡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寄給他作紀念物的次品降落傘。帕里斯島球隊在那裡打贏了陸戰隊棒球錦標賽該季度的最後一場。傑裡將衣服的事只告訴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檔。他打算用薰衣草紙包好，紮上天鵝絨帶子，放在母親的班貝傑百貨公司的大衣包裝盒裡給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後變得很硬，他無法摺疊起來裝進盒子裡。他父親後來解釋說是由於他那種愚蠢的乾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館裡瑞典佬的對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見過這模樣：這個大傢伙當時穿著襯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會獲得惠特尼藝術博物館所有獎項，但在一九四九年的紐瓦克，沒人知道偉大藝術，傑裡和我絞盡腦汁想把那件衣服裝進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隻紙盒，因為她開啟時就會以為是來自班貝傑百貨公司的高檔服裝。我卻在考慮要是她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她會怎麼想。要吸引這麼個皮膚很糟，又沒有男朋友的胖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著費那麼大的勁。但我還是幫了傑裡，他這人風風火火，要麼抽身走開，要麼照他說的辦，再說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還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獎品。傑裡最後把衣服整個撕開重新縫製，使線縫在中間以便摺疊放入盒子，我幫他一起做，就像在縫製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個用紙板剪出的心形圖案，用哥特體簽名，再用郵包寄走。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將一個根本不可能的想法變成一件瘋狂的作品，對人類而言是一段短暫時光。
她開啟盒子時大叫起來。她的朋友們說她「怒不可遏」。傑裡的父親同樣怒不可遏。「你就這樣糟蹋你哥哥給你的降落傘嗎？剪掉它？剪掉一隻降落傘？」傑裡很自卑，不敢告訴父親自己為的是要那個女孩撲進他懷裡，親吻他，就像拉娜·特納親吻克拉克·蓋博那樣。他父親和他一道在中午的太陽下曬皮料時，我正好在場。「皮子要適當處理。適當！適當並不是在陽光下而是在陰暗處風乾。不能曬焦，真見鬼！傑羅姆！只教你這一次，記得住怎樣儲存皮料嗎？」他邊說邊做，開始時有些激動，想到親生兒子做皮件活也這麼笨頭笨腦，他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向我倆講解他們怎樣在衣索比亞教商販們處理羊皮，然後再用船運到紐瓦克女士皮件廠來加工。「可以用鹽，但成本高，特別在非洲，非常貴。那裡的人偷鹽，他們沒有鹽，你得在鹽裡下毒才不被偷走。另一種方法是將皮子捆紮起來，用木板或者框架，各種東西都行，然後放在陰暗處風乾。孩子，在陰暗處。我們稱這些為僵板皮。撒上點火石粉以防腐爛和蟲蛀——」我鬆了一口氣，他已經以驚人的速度由憤怒轉向耐心的、有些煩瑣的技術性灌輸，這似乎比他父親吹鬍子瞪眼睛的怒罵更使傑裡難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傑裡發誓決不去碰他父親乾的那一行。
為了去除皮子上的惡臭，傑裡用母親的香水噴灑衣服。當郵遞員送去時，皮衣又開始散發之前一直斷斷續續地發出的臭味了。那女孩開啟盒子時頓生厭惡，她覺得遭受了奇恥大辱，驚恐萬分，從此以後再也不和傑裡講話。據其他女孩講，她認為傑裡肯定出門去獵殺了這些小畜牲再送給她，只因她的皮膚很糟。傑裡知道後氣憤不已，就在我們下次玩乒乓球時，他大聲咒罵她，稱所有的女孩都是該死的蠢豬。如果在那之前是他沒有勇氣約人出去，之後就是他再也不想嘗試。他是沒參加高中班級舞會的三人之一，另外兩個被我們稱作「娘娘腔」。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問瑞典佬有關傑裡的事，而在一九四九年我絕對想不到這種問題，那時我壓根不懂什麼叫同性戀，也不會想到我熟悉的任何人會是。當時我只知道傑裡就是傑裡，一個天才，對女孩既狂熱又天真。在那些日子這種解釋就足夠了。也許現在仍能說明問題。我問他「傑裡是同性戀嗎？」，只是想試試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動這不可一世的瑞典佬，讓他說點有趣的，不然我就會失禮在與他的談話中昏睡過去。
我說：「傑裡年輕時有些神秘，沒有女朋友，也沒有親密夥伴，除了他的聰明才智還有其他某種東西把他隔離於……」
瑞典佬望著我點點頭，似乎懂得我內心深處的這種以前誰也沒有過的念頭。我敢肯定他那尋根究底的注視實際上什麼也沒看，所有這些表情毫無意義，一點也未透露出他的想法。不知他的心思在何處，甚至搞不清他是否有「思維」。我中途停頓下來，細心品味自己講的這番話，發現並未引起另一位的注意，與他的思緒毫不沾邊，他聽後馬上又忘得乾乾淨淨。我原打算閉口不談，結賬後就抽身走掉，再過五十年，也就是等到了二〇四五年才會想再見他一面。他的眼神似乎總在向人們承諾絕不會幹壞事，但我現在覺得這雙無辜的眼睛越來越令人厭煩，便拿出他的信來。
人要戰勝自己的假想、淺薄，面對他人時才能不帶脫離現實的期望，才沒有太多的偏見、希望、自大；儘量不要像坦克一樣，不需要加農炮和機關槍，也不需要半英尺厚的鋼甲，只需赤著雙腳毫無威脅地走向他們，而不是用履帶壓爛草皮，以寬廣的胸襟對待他們，做到真正平等，人對人的交流，如同我們常說的那樣，這樣你就絕不會把人看錯。但你還是可能有坦克一樣的頭腦。在見他人之前你已誤解他們，而你打算前去見面；和他們待在一起也會誤解他們；你回家談起這次見面時還會再次誤解他們。同樣的情形不斷重複，這確實令人迷惑、眩暈，簡直是一齣不可理喻的誤解鬧劇。我們認為本來該有的意義漸漸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滑稽可笑的意義，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對方的思維執行和不可猜測的目的，但究竟該怎樣處理這類非同小可、涉及他人的事情？是否每個人都該關起門來像孤獨的作家那樣把自己隔離開來，待在隔音的小間，遣詞造句將人物呼來喚去，認為這些紙面上的人物比我們每天因自己的無知而混為一體的那些人還更為真實？不管怎樣說，正確理解他人還算不上人生的全部意義。生活就是誤解，不斷地誤解、誤解、再誤解，深思熟慮後還是誤解。我們知道自己活著，靠的就是這個：我們誤解了。可能最好是忘掉有關他人的對與錯，一切順其自然。若能做到這一點——好吧，你就算幸運了。
「在信中你談到你父親和他受的打擊，我曾想這是指傑裡。你家老頭在對付性情古怪的兒子時不會比我家的那個好多少。」
瑞典佬笑了笑，並未顯得高人一等，也使我放心一些，他心裡對我沒什麼排斥，只在向我示意：儘管他被人崇拜卻不比我優越，和我比起來甚至還差一些。「是啊，父親很幸運，他並不是非得那樣。傑裡既是他的兒子又是他的醫生，傑裡比任何人都要使他感到驕傲。」
「傑裡是醫生？」
「在邁阿密，心外科醫生，每年掙上百萬美元。」
「結婚了？傑裡結婚了？」
他又笑了。笑容中的那種脆弱令人驚訝，那是我們這位破紀錄運動家用他賴以生存的冷酷來掩蓋的脆弱。不管他內心是否讚許，他的微笑還是表明不願承認一個人在七十年的生活中所需的那種野蠻的固執。似乎所有十歲以上的人都相信能通過微笑征服他人，用和藹溫馨的笑容應付所有煩惱，當意外之神的強壯手臂向你的腦袋突然襲來時，一次微笑便可化險為夷。我又一次想到他可能真的精神不正常，這種微笑也許就是狂亂的跡象。沒有做作，但更糟糕，這微笑毫不虛偽，也未仿效他人。那是一幅諷刺畫，是經過一生的努力使自己越來越深地陷下去才形成的東西，但到底陷入的是什麼？自己是街區明星的想法包圍著他，將他永遠裹成一個男孩？似乎他已從他的世界剔除一切他不適應的東西：欺騙、暴力、嘲弄和冷酷，還有那些粗糙的天性，任何可能的威脅，以及惱人的絕望先兆。他對我似乎就像對他自己一樣，始終顯得樸實和真誠。
除非，除非他不過是性格成熟，和其他成熟的人一樣狡詐。也許是他的癌症手術觸動了什麼東西，使其臨時穿透了一生舒適的假象，百分之百的復原已經幾乎不可能。除非他並不是沒有性格的人物，而是個不願被人揭示的人物、敏感的人物。要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隱私看得很重，總想讓心愛之人過得好些，這世界上最不能信任的那就是勤奮的小說家了。不告訴他你一生的經歷，只用燦爛的笑容將他打發，用溫柔王子的微笑武器朝他轟擊，再吃掉薩巴雍，回到新澤西的舊裡姆洛克，然後各走各的道。
「傑裡結了四次婚，破我們家裡的紀錄。」瑞典佬微笑著說道。
「你呢？」我已從他的三個孩子猜測過，那位四十來歲、涉足高爾夫俱樂部的金髮女郎很可能是他的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但離婚與我心目中的這個人不符，他這個人拒絕承認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若真的出現離婚，也只能是那位新澤西小姐引起的。或者她死了。也許是她嫁給了一位總是想讓自己的成就顯得圓滿、全身心地幻想穩定生活的人，這反而使她自殺。也許那就是……遭到的打擊。我企圖尋找某種丟失的碎片，來拼接成一個完整連貫的瑞典佬，想從他歲月滄桑的完美面容仔細辨認紊亂的跡象，但在那上面一無所獲。我弄不清他顯出的這種空白究竟是像大雪掩蓋了什麼或者說那下面本來就沒有什麼。
「我？兩個妻子，這是我的極限。比我弟弟的膽量差一點。他的新妻子只有三十幾歲，比他小一半。傑裡是位專娶護士的醫生，四個全是他的護士。她們對利沃夫醫生崇拜得五體投地，四個妻子生了六個孩子，這使我父親有些煩惱。但傑裡是個大塊頭，生性粗野的傢伙，高大魁梧的一流外科醫生，任意支配整座醫院，連父親也得聽他的指揮。沒辦法，不然就會失去他。我這同胞兄弟並不四處拈花惹草，他每次離婚，父親都大鬧一番，想把傑裡殺掉一百次。但只要傑裡再婚，娶的新妻子在父親眼裡又成了比先前那個更好的公主。‘她是個漂亮女孩，很可愛，我的乖乖！’如果有誰對傑裡的那些妻子說三道四，父親都想殺了他。父親也喜歡傑裡的孩子，五個女孩，一個男孩。父親很愛那男孩，但那幾個女孩更是他的掌上明珠。為這些孩子他沒有什麼不願去做。對大家的孩子都這樣，只要我們大家，所有孩子，圍在他身邊，他快活得不得了。他直到九十六歲，從未病過一天。他中風後過了六個月才去世，那段日子真糟。他這一生不錯，活得瀟灑，是個真正的勇士。他有一種自然的力量，沒有人能阻擋他。」在他談論父親快結束時，語氣有點輕飄，話音裡帶著對父親的無比崇敬，自然流露出父親的期望對他的一生的巨大影響，這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因素。
「很痛苦？」
「本來還要糟。只不過六個月，其實他有一半的時候已什麼都不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悄悄地離去……」
我說「很痛苦」是指他在信中所說的他父親「在他心愛的人遭到打擊時」他是多麼地痛苦。即使我把他的信帶去，在他面前揮舞，瑞典佬還是會極力躲閃，就像應付五十年前在市運動場舉行的那場比賽中我們最差的對手、南邊隊的爭搶球員一樣。他連續四次過人，創下了州紀錄。當然，我要發掘底層的那種衝動、那種持續的懷疑絲毫未減。我清楚許多的東西還未被發現，這也使他感到恐懼，擔心我會刨根問底，會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不是他希望我們相信他是的那種人。但我也在想，為什麼對他有這些看法？為什麼非要去了解這傢伙？就因為他曾經專門對你說過「跳級生，籃球從不像這樣」，你便渴望去了解他？為什麼要抓住他不放？你怎麼啦？除了你所看到的，他什麼也沒有，他就在你面前，一覽無餘。他一直就這樣，並沒有裝出神秘的樣子，你在挖掘並不存在的深層。這傢伙是個空殼。
我錯了。我一生中對其他人從未這麼失算過。
指投手不讓對方有安打或得分的比賽。
約等於四十八點九攝氏度。
常稱西班牙革，一種高階皮革。
美國金融家、政治家（1870—1965），曾任四屆總統（從威爾遜到肯尼迪）的顧問。
分別指格雷·卡特（garycater）、戴維特·古登（dwightgooden）和凱思·赫南德茲（keithhernandez），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效力於紐約大都會棒球隊。
即阿爾伯託·賈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刻家和畫家，受立體派影響，作品以人物細如豆莖的骨架風格著稱。
一種以雞蛋、糖和甜酒製成的義大利著名甜點。
「傑裡」是「傑羅姆」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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