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是如此，」我說，「在這座山上你可以選擇：或者與歷史失去聯絡，正如我有時選擇的那樣，或者在精神上做你現在正做的事——藉著月光，一連幾個小時，重新獲得對它的控制。」
「所有的敵對，」默裡說道，「還有不斷的背叛。每個靈魂都是製造背叛的工廠。無論何種緣由：為了生存，激動，前進，理想主義。為了可以帶給人的損傷，可以施加於人的苦痛。為了其中的殘酷。為了其中的樂趣。顯露潛能的樂趣。統治別人，摧毀敵人的樂趣。你讓他們吃驚了。那不就是背叛的樂趣嗎？耍弄人的樂趣。這是報復讓你感到低他一等的人的方法，你被他們擊敗，和他們相處感到了挫折。僅是他們的存在就讓你感到恥辱，或者是由於你不是他們，或者是由於他們不是你。於是你給他們應得的懲罰。
「當然也有人背叛是因為別無選擇。我讀過一個俄羅斯科學家寫的一本書，他在斯大林統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賣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嚴訊，恐怖的肉體折磨持續了六個月——到了某個程度，他說：‘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訴我你們想要什麼吧。隨便你們給我什麼我都籤。’
「他們要他籤什麼他都簽了。他自己被判了終身監禁。不能假釋。十四年以後，六十年代，形勢變了，他被放出來，寫了這本書。他說他出賣最好的朋友有兩個原因：一是他扛不住那些拷問，二是他知道這無關緊要了，審訊的結果已經定好了。他說什麼或不說什麼都不會有什麼影響。如果他不說，另一個受拷問的人也會說。他知道他到最後還熱愛的那位朋友會鄙棄他，可是在殘暴的拷問下正常的人無法抵拒。英雄主義在人裡頭是例外的。過著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兩萬個小妥協，沒經過訓練，突然間要毫不妥協，他做不到，更不用說還要頂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們軟弱下來需要拷打六個月。有的人開始就有優勢：他們已經軟弱下來了。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讓步。對這樣的人，你只需說：‘做吧。’他們就做了。來得太快，他們都不知道這是背叛。因為他們做的是別人要他們做的，似乎就說得過去了。到陷進去的時候就太晚了：他們已經背叛了。
「不久前，報上有篇文章，說東德有個人告發他妻子長達二十年。柏林牆推倒後，他們在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裡發現了有關他的檔案。妻子有專業身份，警察想跟蹤調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對此一無所知。只是在他們開啟檔案後，她才發現。持續了二十年。他們有孩子，有姻親，開宴會，付賬單，做過手術，做愛，不做愛，夏天到海邊，在海里游泳，而這期間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師。聰明，博覽群書，甚至還寫詩。他們給他一個代號，他簽了協議，和一個長官每週會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專門的公寓，私人公寓。他們告訴他：‘你是律師，我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就軟弱下來了，就簽了。他要贍養他父親。他父親有重病，渾身無力。他們告訴他，如果他幫他們，他們就會好好照顧他父親，他愛他父親。這樣也可行。你父親病了，或者是你母親，或是姐姐，他們要你幫忙，你心裡是把生病的父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簽下了協議。
「在我看來，戰後十年——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在美國，顯著犯下的個人背叛行為超過我國曆史上任何其他階段。伊芙·弗雷姆做的這樁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們做過不少下流事，要麼是不得不做，要麼是因為他們覺得不得不做。伊芙的行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為。這個國家在此之前何時有過如此不指責而且還獎賞背叛的時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違犯，允許違犯，任何美國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棄道德地位就可以違犯。顯示愛國心而去背叛的同時還保留了貞潔——同時你感到一種滿足，接近了性慾上的滿足，其中模模糊糊地有愉快有軟弱，有侵犯有羞恥：這是來自暗中破壞的樂趣。暗中損害你心愛的人。暗中破壞你的對手。暗中破壞朋友。背叛正屬於這同一類荒謬、不正當、零碎無條理的樂趣。這類樂趣有趣味，可操縱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處。
「甚至有人腦力超常，竟會玩背叛的遊戲，只為背叛自身。絲毫不圖私利。純粹為了自我娛樂。柯勒律治形容伊阿古出賣奧賽羅是‘沒有動機的惡毒行為’，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然而，一般說來，總有個動機來挑起邪惡的力量，引發出惡毒。
「唯一的障礙是在冷戰的高峰歲月，向當權機構告發某人是蘇聯間諜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電椅。畢竟伊芙不是向聯邦調查局告發艾拉是個壞丈夫，和他的按摩師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迴避的組成部分——誰不會背叛呢？——但是在一九五一年，把最醜惡的公共背叛行為與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來就不太妙了。叛國不像通姦，它是死罪。因此，胡亂誇大事實，草率不準確的行為，錯誤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說出同謀的名字——結果都會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我們的蘇聯同盟背叛了我們，滯留在東歐，爆炸了原子彈，全都有道德藉口。
「謊言。到處都是謊言。把事實譯成謊言。把一個謊言譯成另一個謊言。人在說謊上頭顯示的能力。那種技巧。謹慎估量形勢，然後聲音平靜、臉上不帶表情地說出最有成效的謊言。就算他們哪回說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裡也有九回是為了謊言。內森，我從沒有機會以這樣的方式對人講這個故事，而且是如此詳盡。我從前從沒講過，以後也不會再講起。我想講個徹底痛快。講到最末了處。」
「為什麼呢？」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還在世的人，你是唯一關心這故事的還在世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因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後的任務。把艾拉的故事交給內森·祖克曼。」
「我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說。
「那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的責任是講給你聽。你和艾拉對對方都很重要。」
「那就接著說吧。怎麼收尾的？」
「帕梅拉，」他說，「帕梅拉·所羅門。帕梅拉嚇壞了。是她從西爾菲德那裡聽說伊芙撬開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剛一獲悉別人的災禍時似乎通常會想到：這對我有何影響嗎？我辦公室裡的誰誰得了腦瘤？那我就得自己盤點了。隔壁的誰誰那架飛機掉了嗎？死於飛機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來處理我們的垃圾的。
「有一張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著泳衣，在池塘邊。帕梅拉怕（其實她搞錯了）這張照片也在那書桌裡，和那些共產主義的東西一起，怕伊芙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裡，艾拉會到伊芙那裡拿給她看，釘在她臉上說：‘看啊！’然後會發生什麼呢？伊芙會勃然大怒，說她是蕩婦，把她丟出那房子。而西爾菲德會怎麼想帕梅拉呢？西爾菲德會做什麼？如果帕梅拉被驅逐出境怎麼辦？這是最壞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國是個外國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進艾拉的共產黨困境中，最後上了報紙，她被驅逐出境，那會如何？如果伊芙因為她試圖偷走她的丈夫而設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國又會如何？再見了，波希米亞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國禮儀那一套吧。
「帕梅拉對艾拉的共產黨困境對她構成的危險和國家氣氛的估計也不見得是錯誤的。處處都是指控、恐嚇和處罰的氣氛。特別是對一位外國人來說，看上去很像滿是恐怖的民主集體迫害。危險四伏，帕梅拉這樣恐懼也是正當的。在那種政治氣候下，這種恐懼合情合理。因此，作為對她的恐懼的反應，帕梅拉對這困境使上了她可觀的才智和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態度。艾拉沒錯，過去就發覺她是個機敏清醒的年輕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帕梅拉找到伊芙，告訴她說兩年前一個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車裡，正要去鄉下，他跟她說伊芙已經去了，問她何不上車一起去那裡過一天。天氣又熱得可怕，她就沒費神好好想這事。‘好吧，’她說，‘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們就一起開車到了鋅鎮，他們到了以後，她發現伊芙不在那裡。她盡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藉口，甚至還穿上泳衣，和他去遊了泳。就是那時，他拍了那張照片，要誘姦她。她哭了，竭力甩開他，告訴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對不起伊芙的事，然後坐上了下一班開回紐約的火車。因為她不想給自己找麻煩，就沒把他這次的挑逗行為說出來。她怕如果她不這樣做，人人都會怪她，認為她是個蕩婦，而她不過和他坐了同一輛車而已。人們會為她讓他拍了那張照片而罵她。沒人會聽她這方面的經歷。倘若她敢說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會用可以想見的每種謊言壓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範圍，出於良知，她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隨之發生的是在一個下午，我上完最後一堂課後回到我的辦公室，我弟弟正在那裡等我。他在走廊裡，正給認出他的幾個老師簽名，我開啟鎖，他進了辦公室，在我書桌上丟下一個上面寫著‘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報》。裡面還有第二個信封，這一封是寫給‘鐵林’的。伊芙的筆跡。她的藍色仿羊皮紙文具。《工人報》的辦公室經理是艾拉的一個朋友，他一直開車到鋅鎮把這封信送給他。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對伊芙講了她的故事以後，伊芙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當時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擊。她穿戴整齊，穿著她猞猁毛皮外套，價值百萬美金、夢一般的黑天鵝絨禮服，上面鑲著白色蕾絲花邊，腳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帶面紗的黑氈帽，不是走到‘21’俱樂部去和卡特里娜共進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報》辦公室。《工人報》在大學區，距西十一街只有幾個街區遠。伊芙坐電梯到了五樓，要求見編輯。她被引進他的辦公室，她從猞猁毛皮手籠裡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寫給布林什維克革命的殉難英雄，’她說道，‘人民的藝術家和人類最後最好的希望。’轉過身，走了出去。雖然她在任何反對面前都是備受折磨而且膽怯，但是在她滿懷義憤、錯當自己為貴婦人的日子裡，她也可以是很蠻橫的，讓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這些變形——她也不喜歡中間路線。情感的彩虹上，不論哪一端吧，其過量無度才具說服力。
「辦公室經理拿到信，開上他的車，把信帶給了艾拉。艾拉在被解僱以後就一個人住在鋅鎮。每週開車到紐約和律師商談——他要起訴廣播公司，起訴節目贊助商，控告《紅色路線》。到了城裡，他順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頭回心臟病發作，臥床在家，在上西區。接著他就到紐瓦克來看望我們。不過，艾拉通常是在木屋裡，滿腔氣憤，思索著，又身心疲憊，處於深深的困擾之中，為碰到過礦下事故的鄰居雷·斯維克孜做晚飯，和他一起吃飯，對著他大談他的事，而他一半心神並不在那裡。
「艾拉是在拿到伊芙給他的信的那天到了我的辦公室，我讀了信。這封信現在和其他艾拉的檔案一起放在我的公文櫃裡；我不能將它譯述出來，因為這樣就看不出它的好。長達三頁。措辭激烈。明顯是一氣呵成，運轉自如。辛辣尖刻，駭人的文字，卻寫得完全徹底。伊芙在盛怒之下，在印著她姓名的藍色便箋紙上寫下的文字，還頗是個新古典主義者。這些對他的嚴厲斥責若以誇張的英雄雙行體結尾，我也不會感到奇怪。
「記得哈姆雷特咒罵克勞狄嗎？第二幕裡，就在那戲子國王講過普里阿摩斯的殺戮之後，有這麼一段，記得嗎？在那段獨白的中間，是這樣開始的：‘我啊，只算得是遊民，是農奴罷了！’‘血腥的，荒淫的奸賊！’哈姆雷特說道，‘狠心，奸詐，淫蕩，沒人性的奸賊！仇要報，恨要雪！’伊芙那封信的要旨大致是沿襲了這些：你知道帕梅拉對我的意義，一天晚上我對你吐露過帕梅拉對我的全部意義，只對你一人。‘自卑情結’。這就是伊芙描述的帕梅拉的問題。有自卑情結的女孩，遠離家鄉、祖國和家庭，伊芙監護的人，伊芙有責任照顧她、保護她。然而，正如他醜化了所有他染指的事物，他狡詐地企圖把帕梅拉·所羅門這樣的女孩變成一個像唐娜·瓊斯小姐一樣的脫衣舞表演者。偽造藉口引誘帕梅拉到了那處偏遠的下流地方，像個變態者一樣對著她穿泳衣的照片垂涎，用他那猩猩般的爪子緊扣住她毫無防備的身體——就為了純粹的滿足，把帕梅拉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妓女，以他能想出的最虐待狂式的方法羞辱了西爾菲德和她自己。
「她告訴他，但是這次你走得太遠了。我記得你跟我說過，她說，你如何作為偉大的奧戴的門徒，驚歎於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現在我明白了你從《君主論》裡學了些什麼。我明白了為什麼我的朋友多年來一直要說服我，你所做所說的每件事，都說明你是個不折不扣、無情、敗壞的馬基雅弗利式人物，毫不在意對與錯，只信奉成功。你試圖強迫這位有自卑情結、有才幹的漂亮年輕女人和你性交。你為什麼不試試和我性交，以此為表達愛意的方式呢？我們相識之時，你一個人住在下東區，流氓無產者的骯髒懷抱裡。我給了你一所美麗的房子，屋裡滿是書籍、音樂和藝術。我給了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漂亮書房，幫你建起圖書室。我把你介紹給曼哈頓最有趣、最智慧、最有才能的人，帶你進入這個社交圈，你從沒夢想過自己會進入這個圈子。我盡我所能要給你一個家。是，我是有個苛刻的女兒。我有個很麻煩的女兒。我知道。可人生本就充滿要求。對於一位負責任的成年人，生活就是要求……以這樣的語調如此不斷地寫下去，一直很費力，帶著哲學思辨，是深思熟慮過的，有理性，熱誠懂理——直到她以此恐嚇收尾：
「既然你躲在你的模範哥哥家裡時，他不讓我和你講話，或是寫信給你，我就通過你的同志來和你聯絡。共產黨好像比任何人都更能接近你和你的心，雖然這心也不過爾爾。你就是馬基雅弗利，指揮大師的典範。那麼，我親愛的馬基雅弗利，既然你彷彿仍不懂得你為了能隨心所欲而對另一個人做下的任何事所帶來的後果，也許是時候來教教你了。
「內森，記得我辦公室裡那張椅子嗎，在書桌邊上——那張讓人感覺如坐針氈的椅子？我檢查你們的作文，你們就坐在上面流汗。我看那封信的時候，艾拉就坐在那裡。我問：‘你真的勾引過那個女孩嗎？’‘我和那女孩有過六個月的關係。’‘你幹了她。’‘很多次，默裡。我以為她愛上我了。她竟這樣，我很驚訝。’‘那你現在呢？’‘我過去是愛她的。我想和她結婚，和她建個家。’‘哦，這就好多了。你不思考，是嗎，艾拉？你就是去行動。行動，就這樣。你大喊大叫，和女人性交，你採取行動。六個月來，你和她女兒最好的朋友性交。她的乾女兒。她監護的人。而如今有事了，你就「驚訝」了。’‘我愛過她。’‘直說吧。你愛幹她。’‘你不明白。她來到小木屋。我迷上了她。我是驚訝。她的行為絕對讓我驚訝！’‘她的行為。’‘她把我出賣給我妻子——而且這過程中她還說了謊！’‘是嗎？所以？讓你驚訝的那部分是什麼呢？你這樣就有麻煩了。你妻子要給你大麻煩了。’‘是嗎？她要做什麼？她已經做過了，和她的夥伴格蘭特夫婦一起做的。我已經被解僱了。我很潦倒了。她要弄成性關係上的事，你知道，但不是那麼回事。帕梅拉知道不是這樣的。’‘嗯，可現在就是這樣了。你被人發現了，你妻子斷言會有新後果。會是什麼呢，你認為？’‘什麼也沒有。沒什麼剩下。這樣愚蠢，’他對我揮舞著那封信說道，‘親手送信到《工人報》。這就是後果。聽我說。我從沒做過一件帕梅拉不想做的事。她不再要我的時候，我痛苦極了。我一生都夢想有這樣一個女孩。讓我痛苦極了。但我還是做了。我走下那樓梯，走到街上，留下她一人。再沒打擾過她。’‘那麼，’我說，‘即使如此，雖然你體面紳士地告別了和你妻子的乾女兒混在一起的六個月，但你還是有點麻煩了，我的朋友。’‘不，帕梅拉才有麻煩！’‘是嗎？你又要行動了嗎？你又要不假思索就行動嗎？不行。我不會讓你做的。’
「我不讓他做，他也沒做什麼。現在，很難說這封信給了伊芙多少寫作的原動力，讓她匆忙寫了那本書。不過，如果伊芙是在尋找動機真正全力去做那件她生來要做的失去理性的大事，那麼她從帕梅拉這裡得到的東西並不會傷到她。她嫁過米勒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隨後嫁給彭寧頓這樣的同性戀，接著是弗裡德曼這樣狡猾的人，再就是艾拉這樣一位共產黨，你會以為無論她對非理性的壓力負有何等的義務，她都已履行了。你會以為只要她穿著她猞猁毛皮外套和相配的手籠去了《工人報》，她或許就已了結了‘你怎麼能對我這樣？’最糟糕的部分。但是沒有，伊芙的命運一直是把她的無理性推至高之又高的高度——就在這時，格蘭特夫婦又出現了。
「是格蘭特夫婦寫的那本書。這是雙重代寫。封面上用的是布賴登的名字——‘布賴登記錄’——因為這與放上溫切爾的名字幾乎無異，但其中流露的是他們兩人的才能。伊芙·弗雷姆知道什麼共產主義？她和艾拉去過的華萊士聚會里有共產黨。《自由勇敢者》裡有共產黨，到過他們家，和他們吃過晚飯，那些晚會上也都在場。這一小群和節目有關的人很想要儘可能多地控制節目。私底下保密，愛搞陰謀那一套——僱用志趣相投的人，盡其所能影響劇本的意識形態傾向。艾拉就和阿蒂·索科洛坐在他的書房裡，努力往劇本里塞進所有能放進去的陳詞濫調，以及所有的所謂進步情緒，篡改劇本，不論什麼歷史背景，就把他們認為正確的垃圾都插進去。他們以為會改變公眾的思維。作家不僅要觀察記述鬥爭，還應該加入鬥爭。騙人的大話。宣傳。但是憲法並不禁止騙人的大話。那年代的收音機裡都是這一套。《掃蕩犯罪集團人員》，還有《你的聯邦調查局》。凱特·史密斯演唱《主佑美國》。甚至還有你的偶像科溫——宣傳理想化的美國民主。最終就沒什麼不同了。艾拉·林戈爾德和阿蒂·索科洛不是間諜特工。他們是宣傳特工。有所區別。這些人是蹩腳的宣傳家，唯一可與之抗爭的規則只有美學，即文學趣味。
「還有美國電視廣播藝術家聯盟，對這個組織控制權的爭奪。大量的爭吵，可怕的暗鬥，不過這是全國範圍的。在我的工會里，差不多在每個工會，都有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共產黨一派爭奪控制權。艾拉是工會執行委員會的一員，他和人通電話，天知道他還能大喊大叫。當然是在她面前說的。艾拉說什麼就是什麼。黨不是艾拉辯論的場所。不是討論會社。不是公民自由聯合會。‘一場革命’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一場革命。他認真對待這辭令。你不能自稱是革命者，卻不嚴肅奉行。這不是偽造的。而是真實的。他很重視蘇聯。艾拉在美國電視廣播藝術家聯盟裡是認真的。
「大部分這些事我從沒見艾拉幹過。我確信你也從沒見艾拉幹過大部分的事。可是伊芙對這些是一點也沒看見。她對所有這些都不在意。現實是伊芙所不在乎的。這女人很少關注她周圍的人在說什麼。對於生活，她是十足的外行。那對她而言太粗俗了。她的心思從來不在共產主義或者反共產主義上。她的心思從不在任何在場的事情上，除了西爾菲德在場的時候。
「‘記錄’的意思是整個惡毒的故事都是格蘭特夫婦憑空捏造出來的。全然不是為了伊芙，儘管卡特里娜和布賴登痛恨艾拉，但也不僅是為了摧毀他。對艾拉造成的影響是他們的部分樂趣，但遠不止於此。格蘭特夫婦捏造這些是為了讓布賴登借廣播界的共產主義問題進入眾議院。
「那種寫作風格。《美國雜誌》式的散文體。外加卡特里娜的句法。還有卡特里娜的感性。整本書都有她的風格。我立刻就知道伊芙沒寫這個，因為伊芙不會寫得這麼差勁。伊芙太精通文學，讀過太多書。她何以會讓格蘭特夫婦寫她的書呢？因為她一貫讓自己差不多是被所有人左右。因為強者的能力是駭人的，弱者的能力也是駭人的。都是駭人的。
「《我嫁給了共產黨人》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出版，那時格蘭特已經宣佈了他的候選資格。接著，十一月，艾森豪威爾大勝，他也一併被推進了眾議院，作為紐約第二十九區的代表。無論如何，他總會被選上的。他們的廣播節目是人們最愛的週六早晨節目，那個專欄他也寫了多年了，他背後還有哈姆·菲什，他畢竟也是格蘭特家族的，是美國總統的後裔。我仍舊懷疑若不是為了‘格蘭特內幕’協助揭發並從廣播公司清除的名人赤色分子，喬·麥卡錫自己會不會到達切斯縣在他身旁亮相。所有的人都在波基普西為他開展競選運動。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在那裡。赫斯特報系所有的專欄作家都是他的好友。所有憎恨羅斯福的人，在對共產黨的詆譭中找到了詳盡逼迫民主黨方法的人都在。伊芙要麼是不知道她被格蘭特夫婦利用去做了什麼，要麼，更有可能的是，她知道，但是她不在乎，因為她做過攻擊者了，她感到自己如此有力又勇敢，最終回擊這些怪物了。
「然而，她既然瞭解艾拉，又怎能出版了這本書卻不認為他會有所舉動呢？這可不是寫到鋅鎮的三頁紙的信。這是在全國暢銷的書，影響很大。這東西具有成為暢銷書的一切因素：伊芙有名，格蘭特有名，共產主義是當時在國際範圍內的危險。艾拉自己不如他們兩個出名，雖然這本書保證他不會再在廣播界工作了，結束了他這段偶然的職業經歷，但這本書高居榜首五六個月，因此艾拉從沒像這樣惹人注目過。伊芙一擊之下，就去除了她自己生活的個性，賦予共產主義幽靈一張人類的面孔——是她丈夫的面孔。我嫁給了共產黨人，我和共產黨人共眠，共產黨折磨我的孩子，全美國都在聽廣播裡一個共產黨人的節目，沒有懷疑過他，而他是扮成愛國者的樣子。書裡寫了這個邪惡的兩面派惡棍，裡面有真正明星的名字，冷戰大背景——無疑這會成為暢銷書。她對艾拉的控訴在五十年代可以贏得廣大公眾的注意。
「點出其他與艾拉節目有密切聯絡的猶太裔布林什維克也無妨。冷戰帶來的多疑，其來源之一正是潛在的反猶主義。因此，伊芙在格蘭特夫婦的道德指導之下——他們自己正如理查德·尼克松一般熱愛無所不在的惹麻煩的左翼猶太人——對美國非猶太人的指證，在紐約和好萊塢，廣播界和電影界，隱藏的共產黨人十有八九是猶太人。
「但是她竟認為這位好公然攻擊他人的暴躁的人竟不會作任何回應？這個人過去常在她的餐桌上進行激烈爭論，在他們家客廳裡橫衝直撞對著人咆哮，而且終究是個共產黨人，知道何為採取政治行動，已經牢牢控制了他的工會，重寫了索科洛的劇本，脅迫索科洛這樣蠻橫的人——她以為他現在沒有任何舉動嗎？她難道一點都不瞭解他嗎？那麼她在書裡的描寫又如何呢？如果他是馬基雅弗利，那麼他就是馬基雅弗利。人人都奔跑躲避。
「她想，我真發火了，帕梅拉的事，赫爾吉的事，都讓我生氣，還有整修小木屋的事，對西爾菲德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我要讓這個荒淫無恥的馬基雅弗利混蛋注意起來。哈，真沒錯，她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不過，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一根熱棒子捅進他的屁股顯然會惹惱他。對那樣的屁事，人們是不會愉快地聽之任之的。人們不喜歡在暢銷書榜上看到對自己的揭露，而且那些指責還是錯誤的，也不必非是艾拉·林戈爾德才會發怒。才會採取行動。只是她從沒想到過這個。促成她計劃的義憤，還有其無可責難之點，都讓她不能想象任何人會對她做任何事。她所做的不過是報了宿仇。艾拉做了所有可怕的事——她僅是用她這邊的故事來反駁他。她做了最後一擊，她認為唯一帶來的後果是她該得的那些。應該如此——她做過什麼了？
「同樣的自欺，曾給她帶來過多少痛苦，在和彭寧頓、弗裡德曼、西爾菲德、帕梅拉、格蘭特夫婦的事上，甚至還有和赫爾吉·帕恩——最終，這種自欺毀了她。我高中教莎士比亞的老師稱此為悲劇性缺陷。
「一個偉大的目標控制了伊芙：她自己的目標。她的目標，體現為假借無私鬥爭的崇高名義，從赤色浪潮中拯救美國。人人都有失敗的婚姻——她自己就有四次。但是她還需要不同於他人。她是明星。她要表明她也是重要的，有頭腦，有力量去鬥爭。這個演員鐵林是誰啊？我才是演員！我才是有名的那個，我擁有這名字的力量！我不是你可以隨心所欲對待的弱女子。我是明星，該死！我的婚姻不是平常的失敗婚姻。而是明星的失敗婚姻！我失去丈夫不是因為我和女兒陷在這可怕的困境中。我失去丈夫不是因為那些下跪哀求‘我懇求你’等等。我失去丈夫不是因為他那位有顆金牙、喝得醉醺醺的妓女。應該比這更崇高些——而且我必須是無可責難的。她拒絕承認這其中人之常情的部分，把它變成誇張刺激的東西，錯誤，但是暢銷。我因為共產主義失去了我的丈夫。
「而說到那本書真正的內容，它實際所達成的東西，伊芙一無所知。為什麼對公眾把鐵林描繪成危險的蘇聯間諜特工呢？是為了讓另一個共和黨人入選眾議院。讓布賴登·格蘭特進眾議院，把喬·馬丁放上發言人的位置。
「格蘭特最終十一次當選。在國會中是位要人。卡特里娜成了共和黨在華盛頓的女主人，艾森豪威爾年代裡一直是社交權威之秀。對於一位滿懷妒意和自負的人來說，這世上再無比決定誰坐在羅伊·科恩對面更有意義的工作了。在華盛頓晚宴的等級焦慮中，卡特里娜之對抗才能，她那種純粹嗜血的精力，出於對權威地位的愛好——把統治階級自己應得的甜點獎賞給他們，或者不給他們——都在此找到了……絕對統治權，我想是這個詞。那女人以卡利古拉式的專橫殘暴，列出邀請名單。她在首都引起一陣陣震顫。在艾森豪威爾之下，後來又在布賴登的導師尼克松之下，卡特里娜凌駕華盛頓社交界，就如恐懼自身。
「一九六九年，大家突然開始猜測尼克松會在白宮給格蘭特安排個位置時，這位國會議員丈夫和女主人作家妻子登上了《生活》雜誌封面。不，格蘭特永遠成不了霍爾德曼，但是最後他也因為水門事件翻了船。把命運與尼克松聯在一起，面對所有不利於他領導的證據，在眾議院為他辯護，直到他辭職的那個早晨。格蘭特就是因此在一九七四年落選。不過，他一開始就在效仿尼克松。尼克松有阿爾傑·希斯，格蘭特有鐵人。為了在政界迅速取得顯要地位，他們每人都有一位蘇聯間諜。
「我在c-span電視臺上看到卡特里娜參加尼克松葬禮。格蘭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後來她也死了。她和我差不多年紀，可能大一兩歲。在約巴林達市舉行的葬禮上，降著半旗，國旗飄揚在棕櫚樹間，背景是尼克松的出生地，但卡特里娜在這裡仍舊是我們的卡特里娜，她頭髮白了，消瘦了，但還是那個要勸人從善的人，和芭芭拉·布什、貝蒂·福特、南希·里根攀談。生活彷彿從來沒能迫使她承認絲毫她的虛榮做作，更不要說是放棄了。她仍決心做正確行為的全國權威，對執行正確事物是極端嚴厲。看到她在那裡和我們另一位偉大的道德指路人參議員多爾交談。她認為她說的每個詞都是最重要的，在我看來，她似乎一點也沒有放棄這個想法。仍然不注意緘默內省。仍舊在監察別人正直與否。毫不悔改。非常頑固，而且還炫耀這個荒謬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愚蠢是無藥可救的。這女人就是道德野心及其有害性和荒唐性的化身。
「格蘭特夫婦所關心的只是如何讓艾拉服務於他們的目標。而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呢？美國嗎？民主嗎？若愛國主義成了追逐私利、自我犧牲、自我崇拜的託詞……你知道，我們從莎士比亞那裡知道講述故事時對任何一個角色都不可放任你幻想的態度。我不是莎士比亞，但我還是鄙視那個受僱誹謗他人的文人和他的妻子，為了他們對我弟弟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毫不費力，支使伊芙就像支使一隻狗去前門廊拿報紙。記得格洛斯特怎麼說老李爾王的嗎？‘國王盛怒了。’我在約巴林達看到卡特里娜·範塔索時自己就是如此盛怒。我對自己說，她什麼都不是，無足輕重，一個小角色罷了。在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的惡毒事蹟的遼闊歷史中，她不過是扮演了小丑般的角色罷了。然而，看到她，我還是幾乎難以忍受。
「不過我們第三十七任總統的整個葬禮也幾乎是讓人無法忍受的。海軍樂隊和合唱團演奏了所有讓人停止思維、製造恍惚狀態的歌曲：《向領袖致敬》《美國》《你是雄偉舊國旗》《共和國戰爭之歌》，當然還有那些讓人人暫時忘記一切的麻醉劑中最激動人心的，全國的麻醉劑，《星條旗之歌》。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比利·格雷厄姆那種讓人昇華的講話，裹著國旗的棺材，以及一隊不同種族的抬棺軍人——整件事隨著《星條旗之歌》達到高潮，隨後是猛烈的二十一響鳴炮，和葬禮號——要引導大眾昏厥。
「然後就由現實派來控制，他們是建立交易和中斷交易的行家，以最無恥的方式破壞敵手的大師，道德因素總是最不被他們重視，他們說了所有大家熟知的不真實，全是偽善的言不由衷之詞，卻隻字未提死者真正熱愛的事物。克林頓盛讚尼克松的‘光輝歷程’，他為自己的真誠所感動，對尼克松給過他的所有‘睿智的忠告’私下表示謝意。皮特·威爾遜市長深信不疑地對大家說，大多數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就想起他‘傑出的智慧’。多爾和他滔滔不絕湧出的哀痛言辭，都是陳詞濫調。品格高尚、思想深邃的基辛格‘博士’，用他最自命不凡的方式——帶著泥漿般的聲音的權威感——引用了一句其聲望不輸於哈姆雷特獻給他被謀殺的父親的頌詞的句子來描述‘我們英勇的朋友’。‘他是個大丈夫，徹頭徹尾的，我不會再看到他這樣的人。’文學不是基本的現實，而是一種昂貴的裝飾品，使用它的哲人自己已是滿身飾品，因此他對哈姆雷特談到那位無與倫比的國王時的雙關語境毫無所知。不過，大家坐在那裡，看著最後的掩飾卻要維持表情嚴肅，承受著這種巨大壓力，誰還會計較這個宮廷猶太人，因為他引用了不適宜的文學經典而在文化上失言呢？誰會去忠告他該引用的不是哈姆雷特說他父親，而是說他叔叔克勞狄的段落呢？哈姆雷特說這位新國王、謀殺了他父親的篡位者的段落。在約巴林達市有誰敢喊出來：‘嗨，博士——引這句吧：「人們將目睹邪惡之事i／/i儘管泥土已將之淹沒」？’
「誰？傑拉爾德·福特嗎？我從不記得從前看到過傑拉爾德·福特像在這塊墓地上如此精力集中，如此充滿智慧。羅納德·里根對著穿制服的名譽衛兵致他那個著名的禮，總是半瘋狂的感覺。鮑勃·霍普坐在詹姆斯·貝克邊上。伊朗反政府分子軍火商阿德南·哈朔吉坐在羅納德·尼克松旁邊。竊賊g.戈登·利迪也在，傲慢的腦袋剃過。最不光彩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那張不知廉恥的暴徒的面孔。最迷人的副總統，活潑的丹·奎爾，看上去清楚得像粒鈕釦。這個可憐的人費了大勁：總是呈現出有智慧的模樣，卻總是做不到。所有這些人在加利福尼亞的陽光和動人的微風中一起進行老一套的哀悼：被控告者與未被控告者，被判有罪者與未被判有罪者。最終，他的傑出智慧安眠在星條旗覆蓋下的棺材裡，不再緊抓、追尋過度的權力，他顛覆了整個國家的道德規範，製造了一場巨大的全國災難，是美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從親手挑選的繼任者那裡贏得對他在任期內犯下的那些破門入侵罪行全面無條件諒解的總統。
「還有範塔索·格蘭特，布賴登可敬的遺孀，那位無私的公僕，陶醉於自己的重要地位，信口說個不停。整個葬禮過程中，這位無所顧忌的惡毒的人不停咕嚕她對我們國家的重大損失的哀傷。她竟生在美國，真是太可惜。在這裡，她只得安於做一位暢銷書作家、廣播界名人、華盛頓最上層的社交界女主人。
「我活過的這九十年裡，見過兩場誇張滑稽的葬禮，內森。第一場舉行時我在場，那時我十三歲，第二場我是在電視上看的，就在三年前，八十七歲時。這兩場葬禮多少界定了我的意識生活。它們不是神秘事件，不需要有天分才能探索出它們的意義。它們只是人類自然的事件，像杜米埃一樣清晰展現了人類獨特的記號，無數的二元性將其本性編成人性的結。第一場葬禮是魯索曼諾先生給那隻金絲雀辦的，鞋匠拿著棺材，有抬棺人，馬拉的靈車，莊嚴地埋葬了他鐘愛的吉米——而我弟弟打斷了我的鼻子。第二場葬禮是他們以二十一響軍炮埋葬理查德·尼克松。我只是希望在老一區的義大利人能在場，在約巴林達市，和基辛格博士、比利·格雷厄姆在一起。他們會知道如何欣賞這景象。他們聽到那兩個人的言辭會笑倒在地，那兩人為了給那個極不純潔的靈魂以尊嚴，墮落到了有損尊嚴的地步。
「若艾拉還活著，聽到他們的話，他會再次發狂，因為這世界上事事都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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