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就在那裡，有一點矽鋅結晶體。」
這樣有近一個小時，後來勃朗尼開始把他的標本裝回書包，要回他工作的雜貨店去。
「他會取代我在鋅鎮的位置。」湯米告訴我。
「哦，我不知道，」勃朗尼說道，「我不會像你知道得那麼多。」
「但你還是得去做。」突然湯米的聲音熱烈起來，幾乎是痛苦的，「我想有個鋅鎮人來接替我這裡的位置。我要個鋅鎮人！這就是為什麼我盡我所能來教你。好讓你能有些成果。你有這個資格。是鋅鎮人。我不想教鎮外頭來的其他人。」
「三年前我開始在午餐時間到這裡來。那時我什麼都不懂。他教給我這麼多。是嗎，湯米？現在我乾得很不錯了。湯米能說出礦山的情況，」勃朗尼對我說，「他能告訴你石頭來自礦山何處。哪一層，有多深。他說：‘你得把石頭握在手裡。’對嗎？」
「對。你得把石頭握在手裡。得摸摸礦石。得看看它們不同的基質。如果不懂這個，就不會了解鋅鎮的礦石。他現在知道了，知道這是出自另一個礦區還是出自這個礦區。」
「他教會我這個的，」勃朗尼說，「一開始我辨不出石頭出自什麼礦區。現在能了。」
「因此，」我說，「有一天你會坐在這裡的。」
「希望會。就像這一塊，這是這個礦區的，對嗎，湯姆？這一塊也是吧？」
因為我希望再過一年會拿到去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芝加哥之後，會成為我這一代的諾曼·科溫，因為我哪裡都會去到而勃朗尼哪裡都不會去——但主要是因為勃朗尼的父親已在廠裡被殺死，而我自己的父親還活著，身體很好，並在紐瓦克擔心著我——所以我和這個穿著圍裙的雜貨店助手說起話來比湯米還要熱情，他生活中的希望就是和瑪麗·默斯克結婚，接湯米的位置。「嗨，你很棒！真好！」
「為什麼這麼棒呢？」湯姆說，「因為他就是在這裡學會的。」
「我從這個人這裡學會的，」勃朗尼驕傲地對我說。
「我想讓他成為下一個接替我的人。」
「有生意來了，湯姆。我得趕快走了，」勃朗尼說，「很高興認識你。」他對我說。
「很高興認識你，」我答道，好像我是年紀大的人而他是孩子，「十年後我再回來，」我說，「就在這裡見你。」
「哦，」湯姆說，「他確實會在這裡的。」
「不，不，」勃朗尼喊道，他沿高速公路走著，第一次輕鬆地笑了，「湯米還會在這裡的。不是嗎，湯姆？」
「我們等著看吧。」
其實，十年後在那裡的是艾拉。艾拉被廣播界列上黑名單，一人住在小木屋，需要有個收入來源，湯米就教了他。就是在那裡，艾拉倒下死去。那時艾拉主動脈停止運作，當時他正坐在湯米那塊平坦石頭上，賣礦石標本給遊客和他們的孩子，告訴他們：「女士，你們的孩子出來以後，這裡有給他們的半塊錢一袋子的，特別的石頭，就來自我在那裡挖了三十年礦的礦區。」
艾拉是如此結束他的生命的。他做了看礦石堆的，當地老居民都叫他吉爾，就是冬日也坐在外面，給一些人生上火，得幾塊錢。但是在那個晚上，在我的露臺上，默裡告訴我艾拉的故事之前，我並不知道。
第二年，我離開前一天，阿蒂·索科洛帶著全家從紐約開車來到鋅鎮和艾拉共度那個下午。埃拉·索科洛，阿蒂的妻子，懷孕約七個月了，她是個快樂的女人，黑頭髮，臉上有雀斑，她的父親是愛爾蘭移民，艾拉告訴我說，他曾在阿爾巴尼亞做過蒸氣管道工，是工會里頭一位理想主義的大個子，徹底的愛國者。「《馬賽曲》《星條旗之歌》，俄羅斯國歌，」那天下午埃拉笑著跟我們說，「老人聽到所有這些曲子都要起立。」
索科洛夫婦有一對六歲的雙胞胎，雖然那天下午以一場觸身式橄欖球開始得很愉快——裁判是艾拉的鄰居，雷·斯維克孜——其後是在野外吃午餐，食物是埃拉從城裡帶來的，我們都在池塘邊的斜坡上吃飯，雷也在。最後卻以阿蒂·索科洛和艾拉站在池塘裡告終，他們面對面，互相朝對方大叫，那樣子讓我驚駭。
我正坐在野餐毯子上和埃拉聊《我的輝煌兄弟》，霍華德·法斯特的一本書，她剛讀完。是本歷史小說，場景是古猶太國，寫的是西元前二世紀馬加比家族對抗安條克四世的鬥爭，我也讀過這本書，在艾拉的哥哥第二次做我的英文老師時還在學校為他就此做過報告。
埃拉聽我說，她聽每個人說話都是這樣：全都收納了，好像她被你的言辭溫暖著。我一定是說了近十五分鐘，一字一句重複我曾寫給林戈爾德先生看的國際主義者進步派的評論，埃拉一直顯得好像我講的東西是再有趣不過了。我知道艾拉非常欣賞她一生都是一位激進派，我想讓她也讚賞我是個激進派。她的背景，她懷著孕，形體高貴，她做的一些手勢——她用手掠過的手勢，使她在我看來是特別地無拘無束——這一切都使埃拉·索科洛具有一種英雄式的權威，我想引起這權威的注意。
「我讀法斯特的書，我敬重法斯特，」我跟她說，「不過我以為他太強調猶太人的鬥爭，他們為回到過去的情形，回到他們對傳統的崇敬和後埃及奴隸制時代而鬥爭。整本書裡有太多純粹民族主義的——」
就在那時，我聽到艾拉喊道：「你在屈服！害怕了逃跑了，屈服了！」
「如果沒有，」索科洛也喊道，「就沒人知道沒有！」
「我知道沒有！」
聽到艾拉聲音裡的怒氣，我講不下去了。突然間，我能想到的全是那個故事——我曾經不願相信的——是前中士歐文·戈爾茨坦在他的梅普爾伍德廚房裡跟我說過的關於巴茨，關於艾拉在伊朗要將他淹死在阿拉伯河裡的那個人。
我對埃拉說：「怎麼了？」
「就給他們點空間吧，」她說道，「希望他們平靜下來。你平靜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他們在爭論什麼。」
「他們為出了錯的事互相指責。他們爭的是和演出有關的事。鎮定，內森。你沒見過多少憤怒的人。他們會冷靜下來的。」
他們看上去卻不像會冷靜下來。特別是艾拉。他在池塘邊前前後後地衝來衝去，長胳膊朝各個方向猛伸出去，每次他回過身對著阿蒂·索科洛，我都以為他要用拳頭揍他了。「你幹嗎做那些該死的改變呢！」艾拉喊道。
「保持下去，」索科洛回答道，「我們承受的損失就會多於我們的所得。」
「胡說八道！讓那些混蛋知道我們是說到做到的！把那該死的東西放回去！」
我對埃拉說：「我們不該做點什麼嗎？」
「我這輩子都在聽人爭論，」她告訴我，「這些人為他們似乎不能避免犯下的疏忽和行為而互取攻擊。如果他們打起來了，那就另當別論了。不然的話，你就離遠點。如果在人已經很激動的情況下你再加進去，做什麼事都會是火上澆油。」
「您要這麼說的話就算了。」
「你過去一直給保護得好好，是嗎？」
「是嗎？」我說道，「我是努力不要這樣。」
「最好置身事外，」她告訴我，「部分是出於尊重的考慮，讓他沒有你的干預也能冷靜下來，部分是出於自我保護，部分是因為你的干預只會使事情更加惡化。」
與此同時，艾拉一直不停咆哮：「一週打擊他媽的一回——現在就連這都不行了嗎？那我們在廣播上幹什麼呢，阿瑟？發展我們的事業嗎？一場鬥爭強加在我們身上了，你卻要逃跑！是決一雌雄的時候了，阿蒂，你卻沒膽子地跑了！」
儘管我知道這兩位炸藥桶如果開始動手，我是無能為力的，但我還是跳起來向池塘跑去，身後跟著走路樣子可笑的雷·斯維克孜。上次我尿了褲子。不能再發生這樣的事。我和雷一樣並不知道如何避免災難，但我還是徑直跑進了他們的衝突中。
我們到達他們那裡前，艾拉已經退出，正直截了當地從索科洛身邊走開。顯然他仍很生那人的氣，但是他也很明顯是在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我和雷追上他，走在他身邊，艾拉喘著氣，斷斷續續急促地跟自己說著什麼。
他人在這裡，思想卻在別處，他既在又不在，這兩種狀態的混合讓我困擾，我終於開口說：「怎麼了？」他好像沒聽見，我設法說點什麼來引起他的注意，「是為了劇本嗎？」突然他勃然大怒，說道：「如果他再幹這個，我就殺了他！」他說這話不只是為了戲劇效果。縱然我不願意，仍很難不去百分百地相信他的話。
我想到了巴茨。巴茨。加威奇。索拉科。貝克爾。
他的臉上是暴怒的神情。原始的憤怒。憤怒，和恐懼，都是原始的力量。他的一切都從這神情演變而來。我想，他運氣好沒被關起來，這結論出現得極意外，一個崇敬英雄的孩子兩年以來維繫在他崇拜的英雄的正義氣概上，竟會自發有了這個推論，但我一旦不再如此焦慮，就把它丟到了一邊——這個推論要在四十八年後待默裡·林戈爾德來為我證實。
伊芙由模仿彭寧頓從而走出了她的過往；艾拉則用強力走出來。
爭論爆發時，埃拉的雙胞胎孩子逃離了池塘邊，待我和雷回來時，他們正在野餐毯上躺在她的懷裡。「我想日常生活可能比你瞭解的要無情一些。」埃拉對我說。
「這是日常生活嗎？」我問道。
「我生活過的地方都是如此，」她說道，「接著講。接著講霍華德·法斯特吧。」
我盡力接著講，可是想到她丈夫和艾拉的對峙，而不是索科洛的勞動階級妻子，我仍感到不安。
我說完了，埃拉大笑。從她的笑聲中你能聽出她的自然，還有那些可厭的事情，但她已學會去忍耐。她笑起來就像有的人臉紅：突然一下紅得徹底。「呀，」她說，「現在我拿不準我讀了什麼了。我自己對《我的輝煌兄弟》的評價是簡單的。也許我沒有足夠的深入思考，不過我只是想，這些粗糙堅強又可敬的人相信人是有尊嚴的，並願為之奉獻生命。」
那時阿蒂和艾拉已經冷靜下來，從池塘走到了野餐毯子這裡，艾拉說（顯然他是試圖說一點話，能讓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內，放鬆並恢復當天本來的氣氛）：「我得看一看。《我的輝煌兄弟》。我得要來看看。」
「它會給你的脊樑裡放上鋼鐵，艾拉，」埃拉對他說，接著就張大嘴笑了，又補一句，「我可沒認為你的脊樑需要這個啊。」
於是，索科洛朝她探過身子，大吼道：「是嗎？誰的脊樑需要呢？那是誰的脊樑需要呢？」
聽到這個，索科洛家的雙胞胎哭了起來，惹得可憐的雷也哭了。埃拉自己也頭一回生氣了，氣得好像發瘋，說道：「上帝，阿瑟！鎮定你自己！」
當晚，艾拉獨自和我在小木屋裡，開始氣憤地說到名單，這時我更加全面地明白了下午的迸發裡面隱藏的是什麼。
「名單。列著名字、罪名和指控。每個人，」艾拉說，「都有一張名單。《紅色路線》。喬·麥卡錫。外國戰爭退伍軍人會。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天主教雜誌。赫斯特派系的報紙。這些名單有各自專用的數字——141，205，62，111。對任何事有過不滿，批評過，或是抗議過——或是和批評或抗議過任何事情的人有關聯——的人都列在名單上，都成了共產黨，或是為共產黨作掩護，或‘幫助’共產黨，給共產黨‘金庫’捐助錢財，或‘滲入’了工會，政府，教育，好萊塢，劇院，廣播界，或電視臺。華盛頓每家辦公室和行政部門都在忙著編造‘第五縱隊隊員’的名單。所有反動力量都在交換名字，認錯名字，把名字聯絡起來，以證實一個並不存在的大陰謀的存在。」
「你呢？」我問他，「《自由勇敢者》呢？」
「無疑我們節目裡有不少思想進步的人。現在對公眾說起他們來就成了‘狡猾推銷莫斯科路線’的演員。你會聽到不少這樣的話——比這還要惡劣得多，‘莫斯科的傀儡’。」
「只是演員嗎？」
「還有導演。作曲家。作家。人人都是。」
「你擔心嗎？」
「我可以回唱片廠啊，老弟。如果再糟糕不過，我總還能到這裡來在史蒂夫的加油站給車加潤滑油吧。以前我做過。另外，你還可以和他們鬥爭，你知道。你可以和那些混蛋鬥爭。我最近聽說在這個國家總有地方是有憲法、有人權宣言的。如果你睜著大眼睛朝資本主義的商店櫥窗裡看，你要了還要，你抓了又抓，拿了還拿，你得到了、擁有了又積攢，你的信念就此終結，畏懼就此開始。而我所有的，沒有一樣是不可以放棄的。你明白嗎？沒有！我是怎麼會從工廠街上我父親那處破房子裡成就了這個鐵林的大角色，而艾拉·林戈爾德只上過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這些人，認識我認識的人，享有我現在作為特權階級正式成員所享有的舒適——這一切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間丟失這一切對我來說也不會顯得有何怪異之處。你明白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可以回到芝加哥。我可以在廠裡幹活。如果必須，我會去的。但不會放棄堅持我作為美國人擁有的權利！不會不和那些混蛋幹上一場！」
我一個人坐在回紐瓦克的火車上時——艾拉到了車站，坐在雪佛蘭車裡等著接帕恩太太，我離開的那天，她又從紐約趕回來給他按摩膝蓋，前一天我們踢過一場足球后，他膝蓋疼得厲害——甚至開始奇怪伊芙·弗雷姆怎麼能受得了他，日復一日地。嫁給艾拉和他的怒火不會太有樂趣。我記得去年在歐文·戈爾茨坦家廚房的那個下午聽他說了幾乎是同一套關於資本主義商店櫥窗、他父親破舊的家和他一年半學校生涯的話。我記得聽艾拉說這套話的不同版本有十次、十五次了。伊芙怎麼就受得了對這套辭令的純粹重複和累贅，受得了那名攻擊者的態度，和他不間斷地只管把他那具遲鈍的政治演說的樂器敲個不停？
在回紐瓦克的火車上，我想著艾拉用他的原封不動的大動亂預言猛烈抨擊——「美國要對蘇聯打核戰爭了！記下我的話！美國在走向法西斯主義！」——我還不夠明白，無法理解為什麼當他和阿蒂·索科洛這樣的人正受到最嚴峻的恐嚇威脅時，我卻如此不忠誠，突然間這樣大大厭煩了他，不理解為什麼我覺得自己比他聰明得多。我要急著避開他和他身上讓人不愉快和難以忍受的一面，遠離皮卡克斯山路，去找尋我的靈感。
如果你像艾拉一樣很早就是孤兒，你會陷入成年人勢必都要陷入的境地，但速度要快許多許多，這很難應付，因為你要不就是受不到任何教育，要不就是太易受熱情和信仰的影響而接受人家灌輸的學說。艾拉的青春歲月是一系列斷裂的關係：殘酷的家庭，在學校的挫折，輕率地沉浸於經濟大蕭條——他這樣早就一個人的生活，抓住了像我這樣的男孩的想象，我自己是固定在一個家庭、一個地方和當地的機構裡，剛剛從感情溫箱裡露出頭來；這種早期就成了孤兒的經歷讓艾拉自由地連結任何他所想要與之結合的事物，而且也使得他太無牽絆，會毫不猶豫就獻身於某物，徹底永遠地獻身。從任何角度來說，艾拉都很容易成為烏托邦幻想的靶子。可我就不同了，我是有牽絆的。如果你沒有很早就成了孤兒，反而緊緊聯絡著父母有十三年，十四、十五年，你就會長成個可厭的人，失去童真，追求獨立。如果家庭不是太糟糕，對你放手了，你就準備開始做個男人，就是說，準備好選擇新的效忠物件和新的聯絡，選擇你成年期的父母，你選擇的這父母，因為不需你用愛來報答，你可以愛他們也可以不愛，隨你的便。
他們是怎麼被選上的呢？是通過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大量的毅力。他們怎麼到你這裡的，你又是怎麼到他們那裡的呢？他們是誰？這種非遺傳的血緣是什麼呢？對我而言，我從他們那裡學習，從潘恩，法斯特，科溫到默裡，艾拉以及其他人——是教育我的人，我出自他們。對我而言，他們是各有各的卓越，引人競爭的個性，是代表或信奉強大理念的導師，最先教會我操縱這世界和它的權利，他們每個人到時候都要伴著他們的遺贈一起被丟棄，必須消失，讓路給徹底的孤兒期，即成年期。那時你就全然一人在這世上。
利奧·格盧克斯曼也是名前美國軍人，不過他是在戰後服役的，現在只有二十幾歲，兩頰紅潤，有點胖，外表看上去並不比他教的一二年級的大學生年紀大。雖然利奧還在大學寫他的博士論文，但每堂課他都出現在我們面前，穿著三件套的黑衣服，深紅色蝶形領結，他的著裝顯然是比所有年紀比他大的教職員都要正式。天氣轉冷時，就會看到他披著件披風穿過方庭，這是在那個年代的芝加哥大學這樣一所能不尋常地寬容個性和怪癖並理解獨創及其古怪的學校，興奮的學生活潑地（也是頑皮地）喊道「嘿，教授」，利奧就用他拿著的手杖的金屬頭敲敲路以示知道。一天下午，將晚時分，我交上格盧克斯曼先生布置的關於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的文章，也把我的《托爾克馬達的幫兇》帶給他看，以激起他對我的欣賞。他匆匆看了一眼，就厭惡地丟在書桌上，讓我吃了一驚。
他急速地說話，語調激烈不留情——這位穿著過於正式的青年天才戴著蝶形領結坐在軟椅上，說話中不帶手勢。他身體胖，加上他的個性，代表了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穿的衣服又顯出第三個人。他的辯論則是第四個人——不矯飾，是真正成熟的批評者，對我剖析我在艾拉影響之下的危險，教我在文學上採取不那麼僵化的姿態。正是我新的充實階段所需要的。在利奧的指導下我開始演變，不僅承繼我的家庭，也承繼了過往，承繼比周圍地區更加宏大的文化。
「藝術是武器？」他對我說，「武器」這個詞帶著輕蔑，自身就是個武器。「藝術就是對事事皆採取正確態度嗎？藝術就是提倡好的事物嗎？誰教給你這些的？誰教給你說藝術是口號的？誰教給你說藝術是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服務於藝術——不然藝術就不值得任何人重視。寫作嚴肅文學的目的是什麼，祖克曼先生？是為了解除敵人對價格的控制嗎？寫作嚴肅文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寫作嚴肅文學。你想反抗社會嗎？我來告訴你如何去做——通過寫得好。你想去從事一項失傳的事業嗎？那就不要為勞動階級去奮鬥。他們會過得不錯的。他們會給普利茅斯車把油盡情加個滿。勞動者會把我們全征服——他的無知產生滔滔不絕的言辭，這正是這個平庸國家的文化命運。不久，這個國家裡就會有遠遠糟糕於農民和工人政府的政府——我們會有農民和工人文化。你想有個失傳的事業為之奮鬥嗎？那就為文字奮鬥吧。不是誇張的文字，啟迪人的文字，不是支援這個反對那個的文字，不是向可敬的人宣揚你是個令人欽佩又有同情心、站在被踐踏受壓迫的人民一邊的好人的文字。不是如此，那文字是用來告知不幸住在美國的少數有智識的人，你站在文字一邊！你這個劇是垃圾。很糟糕。讓人氣憤。粗糙，原始，思想簡單，宣傳那一套廢話。它用文字模糊了世界。過分充斥了你的德性。沒什麼比藝術家想要證明自己是優秀的對藝術更具不良作用的了。理想主義的可怕誘惑！你必須取得對你的理想主義、德性以及你的毛病的控制權，取得對最先驅動你去寫作的一切——你的憤怒，你的政治主張，你的憂愁，你的愛——的控制權！開始倡導事物，表明態度，開始從高手的角度檢查自己的視角，而且作為一名藝術家，你是無足輕重的，沒有用處，而且還荒唐可笑。你為何寫這些宣言呢？因為你環顧四周而感到‘震驚’了嗎？因為你環顧四周而被‘感動’了嗎？人太容易就會放棄，還會偽裝感受。他們想即刻就獲得感受，於是‘震驚’和‘感動’就成了最易做到的。也最愚蠢的。除了極罕見的情況，祖克曼先生，震驚總是偽裝的。宣言。藝術不需要宣言！請把你可愛的垃圾拿出這間辦公室吧。」
利奧認為我關於亞里士多德的那篇文章寫得較好（或者，概括說來，他對我本人的評價更高些），因為和我下一次討論時，他要我週五晚去音樂廳聽拉斐爾·庫貝里克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你聽過拉斐爾·庫貝里克嗎？」「沒有。」「貝多芬呢？」「他我聽說過，聽說過。」我說。「你聽過他嗎？」「沒有。」
演出前半小時，我在音樂廳外的密歇根大道和利奧碰頭，我的老師穿著他的披風，那是他一九四八年退役前在羅馬找人做的，我穿著帶風帽的麥基諾厚呢短衣，是為帶去冰冷的中西部上大學在紐瓦克的拉基商店買的。我們一入座，利奧就從他的公文包裡取出我們即將聽到的每首交響曲的樂譜，整場音樂會中，他不是看臺上的樂隊——我以為是該看樂隊的，只有感動時才偶爾閉上眼睛——而是精力相當集中地看向他的膝蓋，一直讀膝蓋上的譜子，樂隊先演奏《科里奧蘭》序曲和第四交響曲，幕間休息後，演奏了第五交響曲。除了第五交響曲的頭四個音符，我聽不出哪曲是哪曲。
音樂會後，我們坐火車回南區，到了他在國際宿舍的房間，中途區一處哥特式大樓，是大學裡大部分外籍學生的住處。利奧·格盧克斯曼自己是西區雜貨商的孩子，比起他的美國同胞，對外國學生在走廊上呈現的與他的貼近——異國烹飪的味道等等——他倒是稍許更願容忍一些。他住的房間甚至比他在大學辦公室裡的小隔間還要小，他給我沖茶喝，燒開水是把水壺放在地上的電熱灶上，這灶擠在沿牆堆放的雜亂的印刷品中間。利奧坐在堆滿書籍的書桌前，鵝頸管檯燈照亮他的圓臉頰，我坐在黑影裡，四周還有好幾堆書，靠近只有兩尺之遙的沒整理的窄小的床。
我覺得自己像個女孩，或是我想象一個女孩最終獨自和一個太過明顯喜歡她的胸部、讓她畏懼的男孩在一起時的感受。看到我變得畏怯，利奧哼了一聲，帶著與他推翻我在廣播上的前途時所懷的同等的嫌惡譏諷，說道：「別擔心。我不會碰你的。我就是受不了你怎麼陳腐得要命。」就在當時當地，他進而開始向我介紹克爾凱郭爾的學說。克爾凱郭爾的名字對我而言，與拉斐爾·庫貝里克沒什麼不同，他要我聽他讀一百年前克爾凱郭爾在落後的哥本哈根已經對「人民」作出的推測——克爾凱郭爾稱之為「公眾」，利奧告訴我這是正確的名稱，是那個抽象事物的名稱，那個「巨大怪異的抽象事物」，「包羅永珍又是虛無的事物」，「巨大的虛無」，按照克爾凱郭爾的說法，那個「抽象荒蕪的空虛，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正是我在劇本中無病呻吟為之感傷的事物。克爾凱郭爾不喜歡公眾，利奧也不喜歡公眾，在那個週五晚上的音樂會以及隨後他帶我去的週五音樂會之後，他在國際宿舍陰暗房間裡的目的即是通過讓我也憎惡公眾來挽救我的文章免於沉淪。
「‘讀過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利奧念道，「都知道愷撒會試做多少事情來打發時間。同樣，公眾養了一隻狗以供娛樂。這隻狗即是文學世界的渣滓。如果有人高出其他人一等，也許甚至是一名偉人，就放狗去咬他，樂趣隨即開始。那隻狗追上他，又咬又撕他的外套後襬，使盡各種可能，粗魯地套近乎——直到公眾厭倦了，說它可以停下為止。這是我舉的公眾如何對人的例子。力量上強於他們、高於他們的人受到粗暴對待——那隻狗仍舊是隻狗，就連公眾也鄙夷它……公眾也無悔意——它並不是真在貶低誰，只是要一點樂子而已。’」
這段文字，對利奧的意義遠遠超出它開始對我產生的意義，但仍然是利奧·格盧克斯曼在邀請我，請我隨他成為「高出其他人一等」的人，成為像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像他自己，正如他不久即會將自己想象成為的——「一名偉人」。我成了利奧的好學生，克爾凱郭爾的好學生，貝爾德託·克羅奇的好學生，托馬斯·曼的好學生，安德烈·紀德的好學生，約瑟夫·康拉德的好學生，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學生……後來不久，我相信，我對艾拉——以及對母親、父親、弟弟，甚至對我長大的地方——的依戀已徹底切斷。人在頭一回接受教導，頭腦變成裝備了書本武器的倉庫時，在他年輕魯莽地為發現這星球上儲藏的所有智慧而歡呼雀躍時，他就容易誇大劇烈變化的新現實，而把其他一切都貶為微不足道。在不妥協的利奧·格盧克斯曼——和他的憤怒狂熱以及他永遠飽含激情的頭腦——的幫助和支援之下，我就是盡了全力如此去做的。
每個週五的夜晚，在利奧的房間，我被魔力鎮住。利奧調動體內所有無關性慾的熱情（也有不少是有關的，但不得不被壓下）對準從前構成我的每個概念，特別是我對藝術家使命所懷的道德觀念。那些週五的夜晚，利奧對我好像我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學生。我開始覺得好像差不多人人都給我來了一下。教育內森。凡我敢對著打個招呼的人都持有此信條。
現在偶爾回想起來，我的一生就是我聆聽的一場長談。其言辭時而新穎，時而悅人，有時是虛假的廢話（隱姓埋名者的談話），時而瘋狂，時而平淡，有時又像銳利的針尖。從記事起就在傾聽了：如何思考，如何不去思考；如何聽話，如何不聽話；厭惡誰，欣賞誰；信奉什麼，又何時逃離；何為痴迷，何為殘忍，何為值得稱讚，何為淺薄，何為邪惡，何為謊言，如何秉持靈魂純淨。和我講話似乎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存在障礙。這也許是我多年來習慣顯得彷彿我需要有人和我談談的結果。但不論原因如何，我的一生這本書是一部聲音的書。我問自己是如何來到我身處之地的，答案讓我驚訝：「通過聆聽。」
那會不會就是看不見的戲劇呢？其餘一切會不會都是一場假面舞會呢，掩飾了我固執地忙於其中但其實是沒用的現實？傾聽他們。傾聽他們講話。這完全是荒誕的現象。人人都不把經驗看作是用來擁有的，而是為了談論而去擁有的。為什麼如此？為什麼他們要我去傾聽他們和他們唱的調調呢？什麼地方決定了這就是我的用途呢？還是我一開始就在意願和選擇上都只是一隻尋求語彙的耳朵呢？
「政治最會普遍化，」利奧告訴我，「而文學最會個別化，兩者的關係不僅是互逆的——還是敵對的。對於政治，文學是頹廢、軟弱、離題、枯燥、頑固、無趣的，沒有什麼意義，還真就不該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呢？因為將事物具體化的衝動正是文學。你怎能作為藝術家卻放棄細節呢？可是你又如何作為政治家卻允許細節呢？作為藝術家，細節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簡單化。即使你選擇最簡潔的寫作風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舊是賦予細節，澄明覆雜事物，揭露隱含衝突。不是抹去衝突，否認衝突，而是看到衝突之內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裡。為混亂留出空間，讓它進來。必須讓它進來。不然，你就是製造了宣傳品，若不是為一個政黨、政治運動，那就是為生活自身而產生的愚蠢宣傳品——因為也許生活自己較願出出風頭吧。俄國革命的頭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愛，要有自由的愛了！’可他們一旦掌了權，就不能容許了。因為什麼是自由的愛呢？混亂。而他們不想要混亂。他們不是為此才去進行光輝革命。他們要的是有紀律，有組織，從容不迫，如若可能，還是可科學預見的。自由的愛擾亂了組織，他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機器。藝術也擾亂組織。文學擾亂組織。不是由於它公然支援或反對，或者由於它哪怕是隱晦地支援或反對。它擾亂了組織是因為它不是普遍的。個別的內在本質是要成為個別的，個別性的內在本質是不從眾。將苦難個別化：就是文學了。在一個簡單化、具體化的世界裡讓個別保持生存——這是鬥爭的焦點。你不需以寫作來證明共產主義的正確性，也不需以寫作來證明資本主義的正確性。你兩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對兩者同等不結盟。是，你看到了不同點，自然也看到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點，或者那垃圾比這垃圾稍好一點。也許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職員。不是好戰者。不是信徒。你對這世界和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的處理方式極為不同。好戰者提倡信仰，將改變世界的大信仰，而藝術家則貢獻一個在這世界上沒有位置的產物。沒什麼用處。藝術家，嚴肅作家，給世界引入了在一開始就不存在的東西。上帝在七天之內創造了這一切，鳥，河流，人類，他沒給文學留出十分鐘。‘然後將有文學。會有人喜歡，會有人為之著迷，願意去做……’沒有。沒有。他沒這麼說。如果你接著問過上帝：‘會有管道工嗎？’‘會，會有的。因為會有房屋，就需要管道工。’‘會有醫生嗎？’‘會。因為會有人生病，需要醫生給他們藥吃。’‘那文學呢？’‘文學？你說什麼？那有什麼用處嗎？該擱在何處？夠了，我是創造宇宙，不是大學。沒有文學。’」
毫不妥協。湯姆·潘恩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品性，也是艾拉、利奧以及約翰尼·奧戴的品性。倘若我到芝加哥後曾去過東芝加哥與奧戴會過面的話——這是艾拉給我安排的——我的學生生涯，或許其後的整個一生，都可能會處於不同的誘惑和壓力之下，而我在迥異於芝加哥大學的一個堅如磐石的人的熱情教導下，說不定已著手擯棄出身帶給我的安全約束。然而，芝加哥大學的學業壓力大，更不要提格盧克斯曼先生還為去除我思維中的陳腐因素，而給我補課，因此到了十一月初，我才能在一個週六早晨有空坐火車去見艾拉·林戈爾德軍隊裡的導師，一名鋼鐵工，艾拉曾對我說他「是位徹頭徹尾的馬克思主義者」。
南岸線火車就在六十三街和石島，從我的宿舍走路只要十五分鐘。我登上漆成橙黃色的汽車，找個位子坐下，售票員報出沿線那些骯髒小鎮的名字——「海格維西……哈蒙德……東芝加哥……加里……密歇根城……南本德」——我又像聽到了《勝利手記》一樣激動。我來自新澤西北部工業區，眼前的風景對我不可謂不熟悉。自機場向南望，是伊麗莎白，林登，拉合威，遠遠也可看到煉油廠複雜的上部建築，自煉油廠飄來有毒的氣味，那些塔的頂端有羽狀火焰，是提取石油燃放的氣體。紐瓦克有大工廠和小作坊，骯髒混亂，散發出臭味，縱橫交叉的鐵路線，大量的鋼桶，堆成小山的廢金屬，還有可怕的垃圾場。高高的煙囪吐出黑色的煙，到處都冒著煙霧，風大時，嗆人的化學氣味，麥芽臭氣，錫考克斯養豬場的臭味席捲整個地區。我們也有一輛相仿的火車，開在路堤上，穿過溼地，穿過蘆葦叢、沼澤地草叢和開闊的水域。我們那裡有灰塵，有臭味，但我們那裡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是製造軍用坦克的海格維西。我們沒有生產橋樑主樑的哈蒙德。我們沒有自芝加哥沿運河而下一路都有的帶有升降機的穀倉。我們沒有平爐，工廠大量生產鋼鐵時爐火映紅了天空，晴朗的夜晚，自我的宿舍視窗可一直望到遠在加里的紅色天空。我們那裡沒有美國鋼廠、內陸鋼廠、瓊斯·勞克林鋼廠、標準橋樑廠、聯合化學公司和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我們有的是澤西州有的；這裡則集中了中西部的能源。他們這裡有的是鋼鐵製造業，沿湖綿延幾英里，穿過兩個州，比世上任何其他鋼廠都龐大，焦炭爐和氧氣爐把鐵礦燒成鋼鐵，架空的鋼水包運送成噸熔化了的鋼，滾燙的金屬像熔岩一般傾入鑄模，就在這片亮光，煙塵，危險和噪音中間，工人整日整夜地工作，在攝氏一百度的溫度之下，吸進能毀掉他們健康的蒸汽，活是永遠也幹不完。此處的美國，不是也永不會是我生長的國度，然而卻是我作為一名美國人仍舊擁有的國度。我從火車視窗向外望著——看到在我是十分新式現代化，工業化二十世紀的象徵，卻又是龐大遺蹟的種種——我生命中似乎沒有比這更嚴肅的細節。
在我的右邊，我看到一片片覆蓋著煤灰的平房，鋼鐵工人住的房子，後院裡有涼棚和供小鳥戲水的水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有成排模樣不太光彩的低矮的商店，是他們家人買東西的地方，看到鋼鐵工人日常生活的地方，那樣粗糙清苦。這些總被束縛，總欠著債，總在還債的人身處這樣一個無情世界——想到他們「最艱苦的工作換來最低廉僅可餬口的報酬，累斷了脊樑得來最微賤的報酬」，這對我的啟迪如此之大——不消說，我的任何感受在艾拉·林戈爾德看來都不會顯得奇怪，卻會嚇壞利奧·格盧克斯曼。
「鐵人這個妻子怎麼樣啊？」這幾乎是奧戴對我說的頭一樁事，「如果我認得她，也許我會喜歡她，不過這無法估量。有些我重視的人，他們的親密朋友我就不太在意。生活寬裕的中產階級女人，他現在和她生活的圈子……我不太確定。總之在妻子這方面本身就有問題。大多數結婚的人都太脆弱——他們對妻子孩子的反應已是身不由己。所以要靠他們體內一小點已堅強起來的個性來顧到那些需要顧及的地方。無疑，這一切是苦差事。當然，有個家，一天將盡時有個溫柔的女人等著你，也許還有兩個孩子，都是不錯的。就是了解這一套的人也不免有厭倦的時候。可我眼下的責任是針對拿時薪的工人，在這方面我一點都沒做到我該做的。無論有何犧牲，無論當下的問題如何出現，你應記得這樣的運動總是向上的。」
當下的問題是約翰尼·奧戴被趕出工會，失去了工作。我和他在一處寄宿房舍碰面，他已經有兩個月沒付房租；他還有一個星期的期限交出租金，不然就要被趕出去。他的小房間很整潔，有扇窗對著天空。單人床的床墊不是放在箱式彈簧上而是放在金屬網上，床鋪理得很妥帖，甚至是好看的，鐵床架上暗綠的漆不像噪聲很大的散熱器上的油漆，沒有剝落也沒脫落，但依然看上去讓人灰心。總的說來，室內的擺設與利奧在國際宿舍的那些差不多簡陋，但那種孤寂的氣氛卻嚇住了我，讓我覺得我該起身離開——直到後來奧戴溫和平穩的聲音和他特別銳利清晰的發音開始強有力地響起。彷彿一切不在那房間裡的事物都從世上消失。奧戴來到門口，讓我進來，禮貌地請我在僅放得下他的打字機的桌子前坐下，坐在他對面，房裡兩張靠背椅中的一張椅子上面，就在那一刻，我有種感覺，與其說是覺得除了這住處奧戴已被奪走一切，不如說是更糟糕的，那就是覺得奧戴幾乎是惡意地把自己與一切不屬於這個住處的事物剝離開來。
現在我明白了艾拉在小木屋是在做什麼。現在我明白了那小木屋和剝離萬物的起因——為伊芙·弗雷姆所不能容忍的醜之美，使人孤獨遁世，也使人無牽無掛，自由地做個勇敢不畏縮，目標堅定的人。奧戴房間代表的是剋制，表明無論我懷有多少慾望，我仍可以把自己約束在這個房間內。倘若最終你知道你能忍受懲罰，你就可以冒任何危險，這房間就是那懲罰的一部分。這房間給人一種嚴格的印象：自由和剋制之間的聯絡，自由和孤獨之間的聯絡，自由和懲罰之間的聯絡。奧戴的房間，他的小屋，正是艾拉木屋的精神實體。那麼奧戴房間的精神實體是什麼呢？這一點我會在多年以後發現，那次我去蘇黎世，找到了紀念牌上寫著列寧名字的那所房子，用少量瑞士法郎買通看門人，可以參觀列寧隱居的房間，這位布林什維主義革命的奠基人離鄉背井在裡面住了一年半。
奧戴的外表本不該讓我訝異。艾拉對他的描述正是他的樣子，就像一隻鷺：精瘦，整潔，刀片臉，高六英尺，平頂灰髮，眼睛似乎也已轉為灰色，鼻子又大又尖如刀，皮膚佈滿皺紋，好像他早過了四十幾歲。但是艾拉沒說過狂熱行為使他的模樣像個被關起來把過日子當成服苦役的人。是一個別無選擇的人的樣子。他的故事已經預先定好了。他對任何事都沒得選擇。只好為了他的目標，把自己從事物中剝離出去——只有這件事可以做。他又不受別人影響。不只是體格如鋼絲，令人羨慕地細長；還有他的意識，也像工具，輪廓宛如鷺鳥骨架的側影。
我想起艾拉對我說過奧戴隨身帶著輕型拳擊袋，在部隊裡，他出拳快而有力，「如果不得已」，他能一次打敗兩三個人。一路在火車上，我一直在想他房間裡會不會有個拳擊袋。是有的。但不是像我想象的掛在角落裡頭的高度，像健身房裡的一樣，而是在地板上，側放著，靠著扇櫥子門，結實的梨形皮袋子，又舊又破，不太像是皮的，倒更像某個被屠殺的動物顏色褪盡了的某身體部位——好像奧戴是用一頭死河馬身上掉下來的睪丸來練習保持良好的作戰狀態。這個念頭不理智，但因為我起初對他懷著敬畏，就是驅趕不開這念頭。
我記得那晚奧戴對艾拉訴說他感到沮喪、認為不能整天「在港口這裡建黨」時說的話：「我不太擅長組織，沒錯。你得很會和怯懦的布林什維克表示友好才行，而我則更傾向於痛打他們的腦袋。」我還記得，因為我回家以後把這些話記進了那時我正寫著的廣播劇裡，那齣劇寫的是一家鋼廠裡的一次罷工，其中約翰尼·奧戴的所有慣用語都一字不改地出現在一個叫吉米·奧謝的人身上。一次，奧戴寫信給艾拉：「我要成了東芝加哥及其周邊地區正式的混蛋了，就是說我最終要進拳頭城。」「拳頭城」成了我下一部劇本的標題。我忍不住這樣寫。我想寫看上去重要的事情，而看上去重要的東西正是我不知道的。我總用盡方法通過那時我所能運用的詞彙即刻就把事事都變成宣揚和鼓動，就這樣在幾秒鐘之內就丟失了重要事情之重要所在，和直接事情之直接所在。
奧戴一文不名，黨也沒錢僱他來組織，或是以任何途徑來給他經濟上的援助，因此他每天寫些傳單在工廠門口分發，用他從前鋼廠裡的夥伴偷偷捐給他的幾塊錢來買紙張，租了臺蠟紙油印機和一臺裝訂機，然後在每天傍晚時自己到加里發放傳單。剩下的零錢他拿來買吃的。
「我起訴國內鋼廠的案子還沒了結。」他對我說，直奔主題，率直對我，好像我是可與他平起平坐的人，是他的同盟者，倘若還不是他的同志的話。他和我談話的樣子好像艾拉不知怎地讓他以為我是我年齡兩倍那麼大，一百倍獨立，一千倍勇敢。「可是好像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管理層和給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已經開除我，把我永遠記上了黑名單。這個國家的各個階層、各個地方，都開始採取行動來鎮壓我們的黨。他們不知道重大歷史問題並不是由菲爾·默裡的產業工會聯合會來決定的。看到中國了吧。將來會是美國工人來決定重大的歷史問題。在我這個行業，當地工會已有一百多名失業的鋼鐵工人。這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第一次工作機會少於工人數量，甚至連鋼鐵工人，工人裡最遲鈍的這部分人，最終也開始質疑現行體制。要來了，要來了——我向你保證要來了。而我仍然被當地鋼鐵工人工會管理委員會拘捕，因為我是黨員就被開除。這些混蛋不想開除我的，他們要我宣告與黨脫離關係。這一帶卑鄙的新聞界集中對準了我——這裡，」他說道，遞給我打字機旁的一份剪報，「昨天的《加里郵報》。卑鄙的新聞界會就此大做文章，就算我保留了在五金業的工作卡，我上了黑名單的事也仍會傳到承包商和工頭那裡。這是個封閉的行業，因此被工會開除就意味著失去在行業裡的就業機會。哼，讓他們死去吧。無論如何，我還可以在外圍，反倒更利於鬥爭。卑鄙的新聞界，冒充工會的人，和虛偽的加里市政府把我看成危險人物？好。他們要讓我過不下去？好。除了我自己並沒有人要靠我。我也不靠朋友，女人，工作或是其他任何傳統的生存支柱。我怎樣都能過下去。如果《加里郵報》，」他說道，拿回了我在他說話時沒敢去看的那份剪報，整齊地對摺好，「和《哈蒙德時報》以及其他人認為他們用這套伎倆就會把我們赤色分子趕出湖鎮的話，他們就耍錯花招了。如果他們不管我，或許我不久就有一天自己離開了。可是現在我沒錢，哪裡也去不了，他們就得接著對付我了。工廠門口我把傳單遞給工人時，他們的態度總體來說是友好和感興趣的。對我亮出v的手勢，就是在那樣的時刻，書本獲得一刻的決定權。我們當然也有一部分法西斯工人。有一個夜晚，週一的晚上，我在加里大工廠散發傳單，一個胖傢伙開始罵我是叛徒無賴，我不知道他腦子裡還想了些什麼。我也沒等著弄清楚。我希望他喜歡喝湯和吃軟餅乾。跟鐵人這麼說吧，」他說道，頭一回微笑了，儘管是讓人痛苦的樣子，好像逼出一個微笑是他不得不去做的更困難的事之一，「告訴他我身體還不錯。來吧，內森，」他說，我很懊惱聽到這位失業的鋼鐵工人說出我的名字（就是說，我為我在大學裡新的迷戀、正萌發中的導師，以及我對信奉政治的興趣在減退而感到懊惱），而在此之前我剛聽他講了《重大歷史問題，中國一九三九》，用的正是同一個溫和平穩的聲音，同樣仔細的發音，談起來十分詳細精通，不像從書中收集而來，他尤其說到犧牲的無私精神。喊我「內森」的聲音正是「要來了，要來了」的聲音。——「我向你保證要來了」的聲音讓我的胳膊上起了雞皮疙瘩——「弄點東西給你吃吧。」奧戴說道。
奧戴和艾拉言談的不同之處我從一開始就是很明白的。也許因為奧戴的目標之中沒有矛盾之處，因為奧戴正過著他改變信仰後的生活，因為言談正是個藉口，不針對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因為它似乎源自大腦的中心，即是經歷的那部分，他所說的種種皆有緊繃繃切合題旨的品質，思維是牢固樹立了的，言辭本身彷彿充滿決心，不誇張，不浪費精力，在言辭中有智慧的敏銳，並且不論目標如何烏托邦式，仍具有濃厚的現實性，使人感覺使命不僅在他腦中，也在他的手中；不同於艾拉給人的意識，是智慧支配了他的理念，而不是智慧的匱乏。在我看來是一股「真實」的濃烈氣味滲透了他的言談。不難看出艾拉的言談是對奧戴的模仿，但不具有其活力。真實的濃烈氣味……雖然說話的人也是對什麼都不曾笑過。結果他目標的單一性有一種瘋狂，這也使他不同於艾拉。奧戴生活中擯棄了所有人類的偶然性事件，可他卻又吸引了這類事件，這其中就有種明智，是通達、胸襟開闊又不循秩序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明智。
那晚我回到火車上時，如此為奧戴堅決不移的宗旨所迷惑，以至於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該如何去告訴我父母三個半月的大學生活就夠了：我要退學，搬到印第安納州東芝加哥的鋼鐵小鎮上去。我不是要他們給我經濟支援。我會找工作自立，多半是低賤的活——但若不是全然為此，也差不多就是為了這個。我不能再繼續認同中產階級的前程，不論是屬於他們的還是我的，我見過約翰尼·奧戴後就不能再如此下去，奧戴言辭溫和以掩飾他的激情，但他仍舊是我見過的最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更甚於艾拉。最精力充沛，最不可動搖，最危險的人。
危險是因為他不像艾拉對我一樣地在意我，也不像艾拉一樣瞭解我。艾拉知道我是別人的孩子，直覺地明白——也另外被我父親告知過——也沒試圖拿走我的自由或者把我帶離我原先在的地方。艾拉從沒試圖教導我越過某個點，他也沒有緊緊抓著我，儘管他可能一生都渴求愛，極度需要愛，會總渴望著親近的感情。他只是在到紐瓦克時借我一時，獨自在紐瓦克或一個人待在小木屋時偶爾借我來聊聊天，但從沒帶我去接近過共產黨聚會。他整個那一部分生活對我是全然隱形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怒吼，激烈言辭，雄辯，和裝飾性的一套。他並不僅僅是無拘無束——他對我是講策略的。雖然他狂熱執著，在我面前他卻很通情理，溫柔，意識到某類危險是他自己願意面對卻不願讓一個孩子去面臨的。在我這裡，這位憤怒的人顯現了很是好性子的另一面。艾拉認為對我的教導只該到某一點為止才妥當。我從沒見過這個狂熱分子完整的樣子。
可是對約翰尼·奧戴而言，我就不是他要保護的誰的孩子了。在他，我是他要吸收的人。
「別碰那所大學裡的托洛茨基分子。」午餐時奧戴跟我說，好像我為了託派分子的問題到東芝加哥來和他討論。我們頭挨著頭坐在一家陰暗的小酒館的隔間裡，他在波蘭裔店主處信用還算好，我這樣一個容易為男人間親密關係著迷的孩子發現他很喜歡那裡的氣氛。那條小街距廠子不遠，全是小酒館，只有一個街角有一家雜貨店，另一角是教堂，就在路對面有一塊地，堆了一半廢料，一半垃圾。東面來的風很大，帶來二氧化硫的氣味。屋內則是香菸和啤酒的氣味。
「我不算保守的，我認為也可以和託派分子玩玩，」奧戴說道，「只要你事後洗手就好。有人每天都對付毒蛇，甚至擠出它們的毒液用來研究解藥，但很少有人被咬死，正因為他們知道蛇是有毒的。」
「什麼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問道。
「你不知道共產黨和託派間的根本分歧嗎？」
「不知道。」
隨後幾小時裡他告訴了我。敘述中充滿「科學社會主義」、「新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這樣的字眼，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比如（首先是）利昂·托洛茨基，像伊斯門，洛夫斯通，季諾維也夫，布哈林一類的名字，和「十月革命」、「一九三七年大清洗運動」這類我不知道的事件，還有公式化的陳述，起頭是「馬克思主義格言說到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和「托洛茨基分子依從他們的錯誤論斷，密謀阻止目標的實現……」。但不論敘述的細節如何深奧複雜，奧戴說的每個字都讓我感到是尖銳的，一點也不遙遠，他談論的話題不是為了談而談，他談它不是為了讓我就此寫篇學期論文，而是談的他所經歷的一場殘酷的戰爭。
近三點時，他放鬆了對我注意力的控制。他讓你傾聽的方法很特別，大多出於他默許給你的一個諾言，那就是，只要你注意聽他說的每個字他就不會危及你。我累透了，小酒館裡幾乎沒有人了，我還是覺得身邊仍在發生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回想起高中時那個晚上，我頂撞了父親，去作為艾拉的客人參加了紐瓦克的華萊士聚會，我又一次感覺到沉浸於一場關於生活的重要爭論中，是我自十四歲以來一直在尋找的一場光輝戰役。
「跟我來，」奧戴看了一眼手錶後對我說道，「給你看看屬於未來的面孔。」
我們到了那裡。我在那裡。它就在那裡，那個我長久以來暗自夢想著成為男人的世界。汽笛響了，大門洞開，他們來了——是工人們！科溫筆下遍佈各地的普通人，不起眼，然而自由。小人物！大眾！波蘭人！瑞典人！愛爾蘭人！克羅埃西亞人！義大利人！斯洛維尼亞人！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冒著被燒被壓或被炸開的危險製造鋼鐵的人，那都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我非常激動，竟看不到人的臉龐，不能真的看到人。我只看到一夥夥地穿過大門回家去。美國的大眾！擦過我身旁，撞到我身上——那面龐，是未來的力量！我不能抑制要喊出來的衝動，為悲傷，憤怒，抗議，勝利喊出來，也壓抑不住地想加入到這不給人威脅就不算是群眾的人群中去，加入這一連串急匆匆穿著厚底靴子的人，跟他們一路到家。他們的嘈雜聲就像角鬥場裡角鬥前人群發出的喧譁聲。角鬥呢？正是為了美國平等的角鬥。
奧戴屁股後面掛著一個小袋子，他從裡面掏出一疊傳單塞給我。就在那裡，在這座像冒煙的大會堂的工廠範圍內，我們兩人並肩站著，給下班的每個工人發一張傳單，他們伸出手拿走一張。他們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我整個的生命都因而翻騰不已。美國針對這些人也就是針對我！我立了分發傳單者的誓言：我什麼也不做，只做他們實現目標的工具。我只做個正直的人。
是的，和奧戴這樣的人在一起，你感覺得到他的引力。約翰尼·奧戴不是把你帶上半路就丟下你一人不管。他一路都帶著你。革命會抹去這點代之以那點——政治上的卡薩諾瓦式人物就是如此清晰，不挖苦人。你在十七歲時遇到一個有積極態度的人，他已經把理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都弄明白了，他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房子——沒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個方向的那些東西，沒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個方向的那些感情，沒有艾拉那樣由於人的天性而經歷的劇變，不像艾拉忙亂於一面想從事改變世界的革命，一面也和一位漂亮女演員結成夫婦，有了個年輕的情人，又和上了年紀的妓女胡來，渴望有個家，和繼女鬥爭，住的是演藝城裡豪華的房子和野地裡的無產階級木屋，決意繼續在私下是一個人，在公眾前是另一個人，兩者間隙處又是第三個人，作亞伯拉罕·林肯、鐵人和艾拉·林戈爾德三者累積而成的狂熱而容易激動的整合自我——他反而除了思想別無主張，只對思想負責，幾乎確定無疑地明白他的正直生活需要什麼，於是你就像我想的那樣想到，這才是我歸屬的地方！
艾拉在伊朗遇到奧戴時很可能也這樣想過。奧戴同樣給了他觸及內心的影響。使他與世界革命相聯。只是艾拉最終費了同樣大的力氣去取得在其他事情上面的勝利去了——而奧戴所擁有和想要的一切不過是真實的事。是因為他不是猶太人嗎？因為他是非猶太人？是因為像艾拉對我說過的，奧戴是在一家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緣故嗎？是不是因此他就能夠如此徹底無情而醒目地只過最最基本的生活？
他身上絲毫沒有我體內的那種軟弱。他看出我的軟弱了嗎？我不會讓他看到。去除掉我的軟弱，在東芝加哥這裡和約翰尼·奧戴在一起生活！就在這家工廠門口，早上七點，下午三點，晚上十一點，在工人每次輪班後給他們分發傳單。他會教我怎麼寫傳單，寫什麼，如何寫得最好以讓工人採取行動，把美國變為一個公正的社會。他會教給我一切。我要從原先的舒適監獄裡搬出，站到約翰尼·奧戴身旁，介入這個責任重大的環境，即為歷史。低賤的工作，貧困的生活，不錯，但在這裡，站在約翰尼·奧戴身旁，生命不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一切都有了意義，都成了深刻重要的！
你想象不到從這樣的情緒之中我還能抽身回來。但是到了午夜我仍沒有打電話給家裡告訴他們我的決定。奧戴給我兩本薄薄的小冊子讓我在回芝加哥的火車上看。一本叫做《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是共產黨全國教育部準備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系列課程」中的第一課，短短五十頁內犀利剖析了資本主義、資本家的剝削和階級鬥爭的本質。奧戴答應下次我們見面時討論我讀過的東西，他會給我上第二課，他說，這一課「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闡述了第一課的主題」。
那天我帶到火車上的另一本小冊子《誰擁有美國？》，詹姆斯·s.艾倫著，主張——預測——「資本主義，即便是美國這個它最強大的化身，也有在不斷擴大的範圍內再製造災難的趨勢」。封面是幅藍白色的漫畫，一個胖傢伙戴著高帽，留著辮子，傲慢地坐在鼓起的錢袋上，上書「利潤」，他自己鼓鼓的肚皮上畫著個美元圖樣。背景是不停冒煙的美國工廠，代表了富有的統治階級從「資本主義的主要受害者」——掙扎中的工人處以不當手段剝奪來的財產。
這兩本小冊子我在火車上都讀過了；在宿舍裡又讀了一遍，希望從書頁中找到勇氣，打電話回家告訴他們我的訊息。《誰擁有美國？》的最後幾頁標題為「做一名共產黨員吧！」，我大聲朗讀出來，彷彿是約翰尼·奧戴自己在對我講話：「是的，我們會一起贏得罷工勝利。我們將建起工會，聚集起來一步步、一段段地與反動勢力、法西斯勢力和主戰勢力作鬥爭。我們將一起尋求興起一場獨立偉大的政治運動，與托拉斯的黨派競爭全國大選。一刻都不放過篡位者和給國家帶來滅亡的寡頭政治。不讓人質疑你的愛國精神和對國家的忠誠。加入共產黨吧。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你可以真正實現你美國人的責任。」
我想，這為什麼就辦不到呢？就像你坐上公共汽車去市裡參加華萊士聚會一樣去做啊。你的生活到底是你的還是他們的？你是有勇氣實現你的信仰還是沒有呢？這是你想在此生活的那個美國嗎，還是你打算出去給它來場革命呢？或者你是不是像你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理想主義」大學生一樣是另一個自私的、享受特權的、只顧自己的偽君子？你怕什麼呢——是怕辛苦，怕不光彩，怕危險，還是怕奧戴本身？若不是你的軟弱，你又怕什麼呢？別指望父母幫你。不要打電話回家請求他們准許你加入共產黨。裝好衣物和書籍回到那裡動手去幹吧！若你沒做到，那麼你勇於改變的能力與勞埃德·勃朗又有什麼區別，你的膽識又與想繼承湯米·米納裡克在鋅鎮礦石堆外的雜貨商助手勃朗尼有何區別？那麼內森在沒能放棄家裡的期望去爭取真正的自由上與勃朗尼沒做到反對他家對他的期望去爭取他的自由又有多少不同？他待在鋅鎮賣礦石，我待在大學裡研究亞里士多德。我最終不過做了個有學位的勃朗尼。
凌晨一點，我從宿舍出發迎著暴風雪穿過中途區到了國際宿舍，這是我到芝加哥後第一場大風雪。服務檯的緬甸學生認出我，給我開啟安全門，我說：「找格盧克斯曼先生。」他點點頭，也不管當時幾點鐘就放我進去。我走上利奧那層樓，敲他的房門。某個外國學生在房間裡電熱鍋上自己燒過晚餐後才過了幾小時，你還能在走廊上聞到咖哩的味道。我想到，有印度孩子遠道自孟買來到芝加哥學習，你還怕去印第安納住。起來與不公正作鬥爭吧！轉過身，走吧——機會是你的！記住工廠大門！
但是因為我已經有太多個小時——太多年的青春歲月——弦繃得太緊，被所有這些新理想和對真理的幻想壓倒，以至於利奧穿著睡衣開啟門時，我哭了出來，因此大大誤導了他。我一股腦傾倒出所有不敢在約翰尼·奧戴前流露的種種。軟弱，男孩氣，所有我身上不具奧戴特性的無用的一切。我身上一切不重要的特性。為什麼就做不到呢？我缺乏的我認為艾拉也缺乏，即不把事物斷然分為兩極的心態，像細瘦得令人羨慕的奧戴那樣清楚明白的心態，願意擯棄除革命以外的所有人和事。
「哦，內森，」利奧溫柔地說道，「我親愛的朋友。」這是他第一次叫我「祖克曼先生」以外的稱呼。他讓我在他書桌前坐下，就站在幾英寸外看著我，我還在啜泣，一邊解開短呢外衣的鈕釦，外套被雪花打溼了，沉甸甸的。他或許以為我準備把衣服都脫了。我卻開始對他講我見過的那個人。我告訴他，我想搬到東芝加哥去和奧戴一起工作。為了良知，我必須如此。可是我能不告訴我的父母嗎？我問利奧這樣是否誠實。
「你這垃圾！你這個娼妓！走！離開這裡！你這個兩面派，戲弄男人的娼妓！」他說道，用力把我推出房間，砰地關上門。
我不明白。我沒真正理解過貝多芬的音樂，我仍舊讀不懂克爾凱郭爾，也不明白利奧對我喊叫的內容和他為什麼對我喊叫。我所做的不過是告訴他我正考慮和一位四十八歲的共產黨員鋼鐵工人一道生活，他的樣子有一點像年紀大的蒙哥馬利·克利夫特——而利奧轉而把我趕了出來。
不只是住在過道對面的印度學生，幾乎走廊裡所有的印度學生和非洲學生都跑出房間看出了什麼亂子。在這個鐘點，他們大多穿著內衣，他們看到的這個男孩剛剛發現在十七歲的年紀不那麼容易獲得英雄主義，不像十七歲時那麼容易擁有被英雄主義和差不多是所有事物的精神層面吸引的天分。他們以為他們所見到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自己仍舊沒搞明白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所見。後來，到了下一堂人文課上，我才意識到利奧·格盧克斯曼自此以後將把我記作不只是不比別人高明，更別說不會成為一名偉人，還把我看作是芝加哥大學所收過的最不成熟、文化上最落後、最可笑的平庸之輩，真是不像話。那一年餘下的時間裡，所有我在課上的發言、為課程所寫的文章，以及我寫的長信，都在為自己解釋、道歉，指出我並沒有離開大學去和奧戴一起做事，但這些都沒有打消他的看法。
次年夏天，我在新澤西州挨家挨戶賣雜誌——與在黎明、黃昏和夜色中在印第安納的鋼廠散發傳單不太相同。雖然我和艾拉通過幾次電話，定好了我在八月去小木屋看他，但他在最後時刻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計劃，我輕鬆了，後來回到學校。過了幾周，一九五一年十月最後幾天，我聽說他和阿蒂·索科洛，還有導演、作曲和節目的另兩位主要演員，著名節目報告員邁克爾·j.邁克爾斯被開除出《自由勇敢者》。父親在電話上告訴我這個訊息。我不經常看報紙，他告訴我，前一天紐瓦克的兩份報紙和紐約所有的日報上都已登載了這條訊息。《紐約新聞報》的標題中稱他為「激進赤色分子鐵人」，布賴登·格蘭特是那份報的專欄作家。報道登在「格蘭特內幕」欄目中。
聽父親的聲音就能知道他最擔心的是我——擔心艾拉認我作過朋友會牽連我——於是我惱火地對他說：「因為他們說他是共產黨，因為他們扯謊說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他們可以扯謊把你也說成是共產黨，」他說，「是的。」「讓他們說吧！就讓他們說啊！」但是不論我如何對著自由派的足科醫生爸爸大吼，好像他是開除艾拉和他同事的電臺管理人，不論我如何大聲說明這類指控不適用於艾拉，也將同樣不適用於我，我仍知道我可能是犯了大錯，因為我剛和約翰尼·奧戴一起度過了當天下午。奧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剛認識他時，他仍收到奧戴寫來的長信，還回信給奧戴。接著就是戈爾茨坦和他在他家廚房裡說的一切。孩子，別讓他給你灌個滿腦子的共產主義思想。共產黨找上艾拉這樣的笨蛋就利用他。從我家裡滾出去，你這個共產分子蠢貨……
我一直有意拒絕把這些聯絡起來看。這些和那張唱片，還有更多。
「記得在我辦公室的那個下午吧，內森，他從紐約來的那次？我問過他，你也問過他，他跟我們說的什麼？」
「說的真相！他說了真相！」
「‘你是共產黨嗎，林戈爾德先生？’我問過他。‘你是共產黨嗎，林戈爾德先生？’你問了他。」父親聲音裡有種我從沒聽過讓我震驚的東西，他喊道：「如果他撒了謊，如果那個人對我兒子撒了謊……！」
我在他的聲音裡聽出一股要殺人的決斷。
「你怎麼能和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對你說謊的人打交道呢？怎麼能？這不是孩子的謊言，」父親說，「這是成年人的謊言。是有動機的。徹頭徹尾的謊言。」
他一直說下去，我同時在想，艾拉何苦費這個力呢？他為什麼沒告訴我真相？我無論如何還是會到鋅鎮去的，或者總會爭取去的。不過，他不僅僅是對我說了謊。問題不在這裡。他對誰都沒說真話。如果他在這點上對所有的人都說了謊，而且習慣性地一直如此，那就是有意為之，以求改變和事實的關係。因為沒人能就此不作準備臨時編造。對這個人說真話，對另一個人說假話——行不通。因此，他在此事上面說謊是他穿上那件制服後自然的一部分。不說出真相是他懷著這個信仰所自然具有的本性。他從沒想過要說出真相，特別是對我；那不但會危及我們的友誼，還會危及我。他有很多理由不說真話，縱然我當時完全都明白，也沒一條能對我父親解釋清楚。
我和父親（還有母親，她說：「我求你爸爸不要給你打電話，不要惹你心煩的。」）談過以後，我試著給西十一街的艾拉打電話。電話整晚都是忙音，次日早晨我又撥，接通了，旺德魯斯——伊芙常用艾拉厭惡的小鈴喚到餐桌前的那個黑女人——對我說「他不住這裡了」就掛了。因為艾拉的哥哥仍是「我的老師」，我就忍著沒打電話給默裡·林戈爾德，不過我給艾拉寫信，寫到紐瓦克勒海大道，請林戈爾德先生轉交，又寫了一封到鋅鎮的信箱。沒有回信。我看了父親寄給我的關於他的剪報，大聲喊道：「謊言！謊言！卑鄙的謊言！」但接著我想起了約翰尼·奧戴和歐文·戈爾茨坦，我不知道該如何看待。
不出六個月，美國書店裡出現了——匆忙出版了——《我嫁給了共產黨人，伊芙·弗雷姆口述，布賴登·格蘭特記錄》一書。前後封面是一幅美國國旗的複製品。前封面上的國旗被撕裂得參差不齊，橢圓形的裂口內是艾拉和伊芙最近的一張黑白照：伊芙外表柔和漂亮，戴著一頂小帽，垂著她聞名的帶圓點的面紗，穿著毛皮外套，拿著環形小包——伊芙和丈夫手挽著手走在西十一街上，對著鏡頭粲然一笑。但艾拉看上去一點都不快樂；在淺頂軟呢帽下，他透過厚厚的鏡片看著鏡頭，神情嚴肅憂慮。幾乎在緊靠著封面正中心印著書名《我嫁給了共產黨人，伊芙·弗雷姆口述，布賴登·格蘭特記錄》的地方，醒目地用紅色圈出了艾拉的頭部。
書中，伊芙稱鐵林，「別名艾拉·林戈爾德」，是一位「共產主義瘋子」，用共產主義思想「攻擊威嚇」了她，每天晚餐時對她和西爾菲德進行說教，對著她們大喊大叫，盡其所能給她們兩人「洗腦」，讓她們為共產主義運動服務。「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見過像我年輕的女兒所做的如此崇高的事，她只熱愛整日安靜地坐著彈奏豎琴，面對這個共產主義瘋子和他的斯大林主義、極權主義謊言，她竭力為美國民主辯護。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見過像這個共產主義瘋子所做的如此殘酷的事，他用盡一切蘇聯集中營的手段要讓這個勇敢的孩子屈服。」
封頁上是西爾菲德的照片，但不是我認識的西爾菲德，不是那個體形龐大，二十三歲，諷世的西爾菲德，她穿著吉卜賽服裝，風趣輕鬆地幫我吃完那晚宴會的晚餐，隨後把她母親的朋友一個個批評過來逗我樂，而是一個圓臉小小的西爾菲德，黑黑的大眼睛，梳著辮子，穿一件晚會禮服，守著一塊貝弗利山莊生日蛋糕對著她美麗的媽媽微笑。西爾菲德穿著白色棉質禮服，上面繡著小草莓，裙子被襯裙撐開，縛著腰帶，在背後打成一個蝴蝶結。是西爾菲德四十二磅的時候，那時她六歲大，穿著白短襪，黑色瑪麗珍鞋子。這個西爾菲德不是彭寧頓的孩子，甚至也不是伊芙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這張照片達到了伊芙一開始取這個朦朧夢幻的名字想要達到的效果：使西爾菲德超凡脫俗，從固體昇華成了氣體。西爾菲德成了聖人，不帶絲毫邪惡，不在這世上佔有任何位置。西爾菲德成了對抗者所不是的一切。
「媽媽，媽媽，」一次高潮場景中，這勇敢的孩子無助地對媽媽喊道，「他書房裡那些人在說俄語！」
俄國特工。俄國間諜。俄國檔案。自世界各地共產黨處日夜湧入家裡的密信、電話和派人送來的信。在這所房子裡和「新澤西州最偏僻地區共產黨的秘密藏身處」召開的支部會議。還有「在格林尼治村他短期租借的一處全層公寓，在華盛頓廣場北街、著名的喬治·華盛頓雕像對面——鐵林短期租住這所公寓是為了給逃避聯邦調查局追查的共產黨分子提供安全庇護所。」
「謊言！」我喊道，「十足瘋狂的謊言！」可是我怎樣確信呢？誰又能做到呢？倘若她這本書的驚人前言是真的又該如何？可能嗎？許多年來我不願去讀伊芙·弗雷姆這本書，儘可能長期保護我和艾拉原本的關係，而與此同時，我已在逐漸放棄他和他誇誇其談的演講，已經到了幾乎可以擯棄他的地步。但是，因為我不想讓這本書成為我們之間故事的不良結尾，我就跳著看，沒有仔細看前言以後的部分。對報紙上寫到《自由勇敢者》主演的奸詐虛偽，我也不太感興趣，他演過那麼多偉大的美國人，儘管他自己全然成了個更邪惡的角色。根據伊芙的宣告，他自己負責把索科洛的所有劇本交給一名俄國特工，以尋求他的建議和贊同——我為什麼會願意加入這個呢？此中沒有樂趣，對此我也無能為力。
即使把對他從事間諜活動的指控放在一邊，要讓我相信把我帶入成人世界的那個人會就他是共產黨這點對我的家庭說假話，此事對我而言，其痛苦也不亞於要我相信阿爾傑·希斯或羅森堡夫婦會對國人扯謊，否認他們是共產黨。我哪一部分都不肯讀，正如在此之前我哪一部分都不肯相信。
伊芙的書開頭是這樣的，前言，開篇即是一顆炸彈：
我這麼做對嗎？我這麼做容易嗎？相信我，遠遠不容易。這是我一生最可怕、最艱難的工作。我怎可能把此看作我的道德和愛國義務而去告發一個我像愛鐵林一樣深愛著的男人呢？
因為我是一名美國演員，我曾宣誓全身心地與表演界的共產黨滲透作鬥爭。因為我是一名美國演員，對給了我如此多的愛和肯定的美國觀眾負有莊嚴而不可撼動的責任，暴露揭穿共產黨對廣播界的控制程度，我通過我嫁的這個人知道了這些，我愛他超過我認得的所有男人，但是他卻決意利用大眾文化的武器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
這個人就是廣播劇演員鐵林，別名艾拉·林戈爾德，美國共產黨正式黨員，致力於控制美國廣播界地下共產黨間諜部門的美國頭目。鐵林，別名艾拉·林戈爾德，受命於莫斯科的美國人。
我知道我為什麼嫁給了這個人：出於女人的愛。而他為什麼娶了我呢？因為共產黨命令他！鐵林從沒愛過我。鐵林利用了我。鐵林和我結婚是為了更好地滲入美國表演界。是的，我嫁給了馬基雅弗利式的共產黨人，這個道德敗壞的人詭計多端，幾乎毀了我的生活、事業和我愛的孩子的生活。這一切都是為了推進斯大林統治世界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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