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八月中旬，就在我離家（後來知道，這次是永遠地離開）去芝加哥大學登記第一年入學前幾天，我登上火車去蘇塞克斯鎮鄉間與艾拉共度一週，就像一年前一樣，那時伊芙和西爾菲德在法國看望西爾菲德的父親——而我自己的父親頭一回要在准許我去之前見一見艾拉。那第二個夏天，我到晚了，從那個鄉間車站再開車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彎彎曲曲地穿過窄窄的後巷和成群的奶牛，開五公里。車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蘭雙門小汽車裡等我。
坐在他身邊前排座裡的是一個穿著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紹說是帕恩太太。那天她從紐約來治療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東的火車回去。她帶著一張摺疊床，我記得是她自己從行李箱裡抬出來的。我就記得這些——她抬床的力氣，她穿著白色外衣，白襪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氣我沒注意到她有什麼特別的。幾乎就沒注意她。她鑽出車，拖著她的床，穿過去走到將載她到紐瓦克的那道鐵軌邊，自此，我再也沒見過這女人。那時我十七歲。在我看來，她就是年紀大了，很衛生，沒什麼重要的。
六月，一張列有151名被懷疑與「共產運動」有關的廣播電視界人士名單出現在一本叫做《紅色路線》的刊物上，引發一輪對職員的解僱，引起廣播界的普遍恐慌。不過，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單上，上面也沒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關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於此，是否正是因為令他感到恥辱的那幾點，因為他是伊芙·弗雷姆的丈夫，因為伊芙自己受著《紅色路線》主辦人的告密者布賴登·格蘭特保護，從而免受了她作為像艾拉這樣知名人物的妻子應受的嫌疑。畢竟，伊芙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過政治集會，在那時，這會讓人質疑她對美國的忠誠度。要給人貼上「運動人士」標籤、讓這人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芙·弗雷姆這樣不關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證據，在認錯人的情況下，就壓根不需要證據了。
但那時我並不知道伊芙在導致艾拉陷入困境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直到大約五十年以後，默裡在我家裡告訴我這些，我才明白。當時我對他們為何沒有找上艾拉的解釋是他們怕他，怕他會挑起鬥爭，怕他身上在那時的我看來的不可摧毀性。我以為，《紅色路線》的編輯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會單槍匹馬打垮他們。艾拉在我們第一頓晚餐上告訴我《紅色路線》的事時，我甚至有那麼一刻生出浪漫的念頭，想象著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個那種澤西州鄉鎮的艱苦訓練營，過去重量級拳擊手常在大賽前去那裡練上幾個月，這裡的重量級選手就是艾拉了。
「至於我的職業該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標準就要由聯邦調查局的三名警察來制訂了。三位前聯邦調查局成員，內森，就是他們操縱了這場《紅色路線》行動。廣播界該僱誰不該僱誰要由這三位喜愛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獲取資訊的傢伙來決定。你會看到在這派胡言面前老闆們是如何勇敢的。看著利益系統是如何應對壓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正式程式——都見鬼去吧。人要被毀了，夥計。失去的不是生計，而是生機。人會死去。他們會生病死亡，他們會跳樓死亡。這一切結束之時，名單上掛了名的人最終會被關進集中營，全是由於麥卡倫先生親愛的國內安全法案。如果我們和蘇聯作戰——這個國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戰爭——麥卡倫會親手把我們都關到帶刺的鐵絲網後面去。」
這個名單沒讓艾拉就此閉口不言，也沒讓他像其他同事一樣四處尋求庇護。名單出版後僅一週，朝鮮戰爭突然爆發，艾拉在寫給老《先驅論壇報》的一封信中（挑戰性地署名為來自《自由勇敢者》的鐵林）公開表示反對杜魯門決意將極小的衝突轉變成資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產黨之間在戰後的攤牌，如此則「瘋狂地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和人類的毀滅設好了舞臺」。這是艾拉就軍隊裡的種族隔離之不公正從伊朗寫信給《星條旗報》後寫給編輯的第一封信，不只是反對向共產主義朝鮮開戰的憤怒宣言，還表明這是一次經過深思熟慮的公開抵抗，針對的是《紅色路線》和它的目標，它不止要簡單地清除共產黨員，還要恐嚇廣播界的自由分子和非共黨左翼分子，使他們緘默屈服。
一九五○年八月在小木屋的那個禮拜，艾拉說的幾乎全是朝鮮。我上次在那裡時，我和艾拉幾乎每晚都躺在屋後搖搖晃晃的沙灘椅上，四周點著香茅蠟燭驅趕小飛蟲和蚊子——自那以後，聞到香茅油的那種檸檬香味總會讓我想起鋅鎮——我抬頭看著星星，艾拉跟我講各種各樣的故事，有新故事，有老故事，講他十幾歲在礦上的歲月，無家可歸四處流浪的那些抑鬱日子，戰時在美國軍隊基地做碼頭裝卸工的奇遇，基地在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那條河流鄰近波斯灣，大致將伊朗和伊拉克分開。我從前從不認得有誰的個人生活如此密切地被如此之多的美國曆史所環繞，自己熟悉這麼多美國地理，親身面對那麼多美國下層社會生活。我從不認得誰如此沉浸於他的時代或是如此具備他所在時代的特質。或是被時代壓制得如此厲害，成了它的復仇者，受害者，和它的工具。離開艾拉的時代去想象他是不可能的。
在小木屋度過的那些夜晚，我傳統的美國以艾拉·林戈爾德的形象顯現在我眼前。艾拉所講述的，關於愛與恨的並不全然明晰（也不重複）的傾訴，激起我崇高的愛國熱情，渴望直接瞭解紐瓦克以外的美國，觸發了我那些已被點燃的同樣是天真兒子式的熱情，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華德·法斯特和諾曼·科溫的思想所促進，此後又因托馬斯·伍爾夫和約翰·多斯·帕索斯的小說而持續一兩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時，暑日將盡，蘇塞克斯山上的夜晚開始有些冷，卻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爐裡的熊熊火焰上新增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木塊，艾拉則小口地喝倒在他有缺口的馬克杯裡的咖啡，他穿著短褲、舊籃球鞋和他在部隊時穿的已褪色的黃綠色t恤——那樣子像極了一名偉大的美國童子軍團長，受到男孩敬重的大個子，可以靠自然土地生存，嚇走狗熊，保證你的孩子不會淹死在湖裡——他不停地講朝鮮，語氣是抗議和厭惡的，在國內任何其他營地你都不太會聽到這種聲音。
「我無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腦子的美國人會相信朝鮮共產黨軍隊會坐上船開過六千英里來接管美國。可這正是人們在說的。‘要提防共產黨構成的威脅。他們要接管美國。’杜魯門給共和黨顯示他的實力——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為了這個。犧牲無辜的朝鮮人民來顯示他的實力。我們要進去炸了這批狗孃養的，明白嗎？都是為了支援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總統杜魯門。好將軍麥克阿瑟。共產黨，共產黨。不是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不是這個國家的不公平現象。不是，問題竟在於共產黨！這個國家有五千名黑人被處以私刑，卻從沒有一個私刑執行者被控有罪。這是共產黨的過錯嗎？自從杜魯門進了白宮滿嘴談論黑人民權以來，九十名黑人被私刑處死。這是共產黨的過錯，還是杜魯門的司法部長克拉克好先生的過錯呢，他在美國法庭上對十二位共產黨領導人採用了殘忍的極刑，為他們的信仰無情摧毀了他們的生命，可到了極刑者身上，卻一個手指都不抬！對共產黨宣戰吧，派兵去和共產黨作戰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處地方，第一個死於反法西斯鬥爭的卻是共產黨人！第一個為黑人，為工人而鬥爭的……」
這些話我從前都聽過了，一模一樣的話，聽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這周要結束前，我真等不及要離開他聲音的傳播範圍，趕快回家去。這一次在小木屋度過的時間不像頭一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樣。對於他認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陣線上的戰鬥，他感覺他的大膽獨立做了怎樣的妥協，我幾乎一無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還在走向領導廣播界反對《紅色路線》反動分子的鬥爭並將取得勝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憤怒正義感的那種恐懼和絕望，和他日漸加深的失敗和孤立感。「為什麼政治上我這麼做？我做這些是因為我認為這樣是正確的。我要做些事情，因為該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沒人知道。內森，對我從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頭一年夏天，即使我還不夠考駕照的年齡，艾拉還是教我開他的車。到了我十七歲時，我父親抽時間來教我開車，我知道，如果我告訴他艾拉·林戈爾德八月裡已趕在他前頭教過我了，一定會傷他的感情，於是在父親這裡，我就裝著不明白在做什麼，裝著學開車對我是從沒接觸過的新鮮事。艾拉的一九三九年雪佛蘭車是黑色的，雙開門小汽車，真是很好看。艾拉個子實在太大，看上去像是馬戲團裡的人坐在汽車的一個輪子上。第二年的那個夏季，他坐在我身邊讓我開車，我覺得好像是開車帶著一座紀念碑，一座為了朝鮮戰爭狂怒的紀念碑，一座紀念反戰之戰的戰爭紀念碑。
那車過去是某人祖母的車，艾拉一九四八年買下來時只開過一萬兩千英里。前進三速自動變速，倒擋在第八擋左上方。兩個獨立前排座，後面的空間正好夠擠下一個小孩子，就是不太舒服。沒有收音機，沒有加熱器。要開啟通風窗，需按下一個小把手，擋風玻璃前就拉下簾子，上面有紗窗把昆蟲擋在外面。相當經濟。不通風的窗裝有獨立手柄。座椅面裝飾著鼠灰色絨毛，那個年代的車都是這樣。腳踏板。大行李廂。行李廂底板下擱著備用輪胎和千斤頂。頂端有點尖的散熱器護柵，發動機罩裝飾上有一片玻璃。真正的防泥板，又大又圓，獨立前燈，像兩個魚雷，就在流線型散熱器護柵後面。擋風玻璃雨刷是真空裝置，你一踩油門它就會慢下來。
我記得車裡的菸缸。就在儀表板中央，兩個乘客之間：一片修長漂亮的塑膠，下面裝著鉸鏈，朝著你來回擺動。要啟動車子，就旋轉外面的一個把手。沒有鎖——不出兩分鐘就可以把車子搞壞。車篷兩邊都可以開。方向盤的質地並不光滑閃亮，而是纖維質地，喇叭只在中央。起動器是個圓形橡膠小踏板，頸項處鑲著一圈波紋橡膠。冷天啟動需要的阻氣門在右側，左側是個叫做節氣門的東西。我看不出有什麼用處。貯物箱上放著嵌入式上發條的鐘。油箱蓋恰好在一側，乘客那側車門的後方，像個蓋子能旋下來。要鎖上車子，就按一下司機這側車窗上的按鈕，從車裡出來時，拉下旋轉把手再把車門關上。如果你在想別的事情，就會把鑰匙鎖在車裡。
關於那輛車我可以不停地講啊講啊，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睡覺的地方。和艾拉在一起的第二個夏季，我認識了鋅鎮警長的女兒。一天晚上，我借了艾拉的車，約她去看「免下車」電影。她名字叫薩莉·斯普林，紅頭髮，比我大幾歲，在百貨店工作，當地人眼裡她是「容易得手」的。我開車帶薩莉·斯普林出了新澤西，到賓夕法尼亞州德拉瓦爾對面的「免下車」影院。那時這種影院的揚聲器是掛在車窗裡面的，演的是艾伯特和科斯特洛主演的電影。很喧鬧。我們立刻就開始親吻。她確實是容易上手。有趣的是（如果可以把這事的一部分說成是有趣的話）我的內褲繞著我的左腳。而我的左腳在油門上，所以我和她乾的時候就在給發動機溢油。到我射精的時候，內褲不知怎地繞到了剎車踏板和我的膝蓋上。科斯特洛嚷著：「嗨，艾伯特！嗨，艾伯特！」車窗上都是水汽，發動機在溢油，她的父親是鋅鎮警長，而我被纏在車子地上起不了身。
開車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如何感受，或者我把她帶過州際線和她性交該期待受到何種懲罰，於是我對她說起了美國士兵如何不該去朝鮮打仗。我對著她講麥克阿瑟將軍，好像他才是她的父親。
我回到小木屋，艾拉從他正讀的書上抬起頭：「她好不好？」
我不知道答案。從來就沒想到過這個問題。「隨便誰，都挺好的。」我對他說，我們兩個放聲大笑。
到了早上，我們發現前一晚我太興奮了，以不再是處男的身份走進小木屋前把車鑰匙鎖在了車裡。艾拉又一次大笑了——但除卻這次，我在小木屋的那一週裡，他是一點都樂不起來。
艾拉間或也請靠我們最近的鄰居雷蒙德·斯維克孜過來和我們共進晚餐。雷是個單身漢，住在沿路下去兩英里遠的地方，在一處廢棄的採石場邊緣，那洞穴看上去極為原始，是人挖出來的巨大深坑，讓人恐懼，好像世界的底部，那種虛無，就是在有陽光的時候也讓我心裡不安。雷一個人住在那裡，是一處單間的建築物，幾十年以前是存放挖礦器材的儲物棚，是我見過最孤寂的人的住所。戰時他曾在德國做過戰俘，回家後得了艾拉所稱的「精神問題」。一年以後，他在鋅礦上——艾拉自己少年時就在那處鋅礦上用鏟子幹過活——鑽井時一次事故中傷了頭骨。地下一千四百尺的地方，頭頂上方一塊像棺材那樣大小、重量超過一千磅的岩石落在他正鑽的一堵牆旁邊，雖然沒有壓到他，但把他面朝下重重擊倒在地。雷活下來了，但他再也沒下過礦，從那時起醫生就一直給他重建頭骨。雷就住在附近，艾拉給他一些零活幹，讓他給蔬菜園下種，他不在時讓他給園子澆水，付錢讓他給小木屋修理修理粉刷一下之類的。大多數時候他付錢給他但沒什麼活給他幹，艾拉住在那裡時，看到雷吃得不好，就叫他來，給他吃東西。雷幾乎從不說話。是讓人愉快的那種遲鈍的人，總是點著頭（據說他的頭很不像事故前他的頭），很有禮貌……就是在他和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艾拉也沒停過攻擊我們的敵人。
我該預料到的。我是預料到的。我期待過。我以為我不會厭煩的。然而我的確是厭煩了。下週我就要進入大學了，艾拉給我的教育已經結束了。快得讓人難以置信，結束了。那種天真也結束了。我走進了皮卡克斯山上那個小木屋，再走出來時卻換了一個人。充滿活力的新力量無論名字如何，全然是自己到來的，無法逆轉。當年從父親身邊分裂出去，由於對艾拉的迷戀而削弱了兒子對父親的愛，現在這樣的事又重現在我失去對他的迷戀這點上。
艾拉帶我去看當地他最喜歡的朋友霍勒斯·布里克斯頓——他和兒子弗蘭克經營動物標本剝製，就在附近一條土路旁布里克斯頓家農舍的一處半改建過的兩個房間大小的牛棚裡，就在這時，艾拉和霍勒斯說的也全是他不停歇地和我說過的那些。前一年，我們去過那裡，那次很愉快，聽的不是艾拉不停地談朝鮮和共產主義，而是霍勒斯不停地講動物標本剝製術。「內森，你可以寫個廣播劇，拿這個人當主角，就只寫動物標本剝製。」艾拉對動物標本剝製的興趣是他仍舊懷有的勞動人民愛好的一部分，與其說這愛好的物件是自然之美，不如說是人對自然的干預，是工業化了的自然和被開發了的自然，是被人觸控過、使用過、損害過的自然，和你在鋅鎮中心開始看到的被人毀壞了的自然。
我第一次走進布里克斯頓家門時，前面一個小房間古怪的凌亂讓我驚愕：到處都是成堆的硝過的皮子；屋頂用一段段金屬絲吊著鹿角，掛著標牌，跨越整間屋子的長度前前後後掛著幾十個鹿角；屋頂還垂著巨大的塗了漆的魚，亮閃閃的，有延伸出的脊鰭和修長的劍狀上顎，其中一條亮閃閃的魚有一張猴子的臉龐；動物的頭顱——小的，中號的，大的，特大的——架在牆壁的每一平方英寸上；地板上密密麻麻鋪滿了鴨子、鵝、鷹和貓頭鷹，很多還張著羽翼彷彿在飛行。有雉和野生火雞，有一隻鵜鶘，一隻天鵝，散在這些鳥中間的還有一隻臭鼬，一隻美洲野貓，一頭土狼和一對海狸。沿牆擺著的灰濛濛的玻璃箱子裡是小一些的鳥類，鴿子，一條小鱷魚，還有蜷縮的蜥蜴、海龜、兔子、松鼠，各種齧齒類動物，老鼠，黃鼠狼和其他我說不出確切名稱的醜陋的小玩意，安頓在衰敗的老式自然場景之中。到處都是灰，做斗篷的毛皮，羽毛，獸皮，什麼都有。
霍勒斯稍稍上了些年紀，他自己的個頭比他的兀鷲展開兩翼的寬度高不出多少，穿著工裝褲，戴一頂卡其色卡車司機帽。他從後面走出來，和我握手，看到我驚愕的表情，他歉意地微笑。「是啊，」他說，「我們沒丟出去多少。」
「霍勒斯，」艾拉說，高高地往下看著這個小矮子，艾拉告訴我說他自己做蘋果酒，自己燻肉，知道每一種鳥的歌聲，「這是內森，年輕的高中生作家。我跟他說了你跟我說過的動物標本剝製：考驗一個好的動物標本剝製師是看他能否製造生命之幻象。他說了：‘這是對一位好作家的考驗。’於是我就帶他來了，你們兩位大師可以聊一聊。」
「這麼說吧，我們對待工作是嚴肅的，」霍勒斯告訴我，「我們什麼都做。魚類，鳥類，哺乳類。獵物頭顱。各種姿勢，各種物種。」
「跟他說說那頭野獸吧。」艾拉說，笑了一聲，指著一隻兩腿細長的高個鳥，在我看來像是隻可怕的雄雞。
「那是鶴鴕，」霍勒斯說，「來自新幾內亞島的大鳥。不會飛。這一隻是馬戲團裡的。巡迴演出的馬戲穿插表演，它死了，一九三八年時他們把它帶給我，我給它體內塞上填料，馬戲團再也沒回來要它。那是隻大羚羊，」他說道，開始為我鑑別他的手工品，「那是隻飛翔的庫柏鷹。南非水牛頭骨——這叫做歐洲標本，頭骨的上半部分。這些是駝鹿的角。龐大。一頭牛羚——頭骨上有絨毛……」
我們在前展覽室花半個小時考察了一遍，等跨進後面的展覽室——「商店」，霍勒斯這樣叫它——看到了弗蘭克，約四十歲，正禿頂，和他父親完全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他正坐在一張血淋淋的桌子前，用一把刀子剝一頭狐狸的皮，後來我們知道，那把刀子是弗蘭克自己用鋼鋸片做出來的。
「你知道，不同的動物有不同的氣味，」霍勒斯對我解釋說，「你聞到狐狸味了嗎？」
我點點頭。
「是，狐狸有一股味道，」霍勒斯說，「可能不那麼好聞。」
弗蘭克差不多把那隻狐狸右後腿的皮褪光了，只剩下裸露的肌肉和骨頭。「那一隻，」霍勒斯說，「要整個做成標本。會看上去像只活生生的狐狸。」那隻狐狸剛被打死，躺在那裡，就已經很像一隻活的狐狸了，只是睡著了而已。我們都圍著桌子坐下，弗蘭克仍手腳利落地繼續幹。「弗蘭克有靈敏的手指，」霍勒斯帶著父親的自豪說道，「很多人可以把狐狸、狗熊、鹿和大鳥做成標本，可是我的兒子還能把燕雀也做成標本。」弗蘭克最了不起的自制工具，霍勒斯說，是一個小小的挖腦用的勺子，用在小型鳥類身上的，那種勺子你買不到。弗蘭克耳朵是聾的，也不會說話，我和艾拉起身離開時，他已經剝好了整隻狐狸的皮，剩下的是看去精瘦的紅色屍體，大小大概相當於一個人類的新生嬰兒。
「人吃狐狸嗎？」艾拉問。
「通常不會，」霍勒斯說，「但是在大蕭條時期，我們什麼都試著吃。你知道，那時大家身處同樣的困境——沒有肉吃。我們吃過負鼠，美洲旱獺，兔子。」
「哪一種好吃？」艾拉問。
「都好吃。我們總在捱餓。大蕭條期間弄到什麼就吃什麼。我們吃過烏鴉。」
「烏鴉什麼味？」
「嗯，烏鴉的問題是你不知道這些該死的傢伙有多老。有一隻烏鴉吃起來像是鞋子的皮。有些烏鴉真的只適合拿來做湯。我們常吃松鼠。」
「怎麼燒松鼠呢？」
「鑄鐵的黑鍋。我妻子常設夾子捕松鼠。她會剝掉它們的皮，等有了三隻，就在鍋裡燒熟。就像吃雞腿。」
「該把我的小女人帶來，」艾拉說，「你好給她這個菜譜。」
「一次妻子要給我吃浣熊。我知道是浣熊，雖然她說是隻黑熊。」霍勒斯笑了，「她是個好廚子。死在土撥鼠日那天。七年以前。」
「你什麼時候弄到那個的，霍勒斯？」艾拉越過霍勒斯的卡車機帽指著牆上一個突出的野豬腦袋；就掛在櫃子中間，櫃子上滿是鐵絲架和灌了石膏的粗麻架子，上面是動物的皮，伸展開調整好，又重縫在一起，以此製造活著的幻象。那頭野豬確實是個野獸，一頭龐大的野獸，黑乎乎的，有著棕色的喉嚨，兩眼之間蓋著層帶白色的毛髮，讓它的面頰生色不少，口鼻部巨大黝黑堅硬，如一塊黑色溼漉漉的石頭。它的嘴駭人地大張著，你能看到赤裸裸的食肉動物的嘴巴內部和非凡的象牙似的牙齒。這野豬確實給人活著的假象；弗蘭克的狐狸也是如此，雖然我幾乎受不了它的臭味。
「野豬看上去很真。」艾拉說道。
「哦，是真的。不過舌頭不是真的。舌頭是假的。獵手想要原來的牙齒。我們通常用假牙，因為真牙會漸漸斷裂。變得容易碎，就掉下來。可他想用真牙，所以我們用了真的牙齒。」
「這花了你多長時間，從第一天算起？」
「大概三天吧，二十個小時。」
「你做這個野豬標本得了多少錢？」
「七十美元。」
「在我看來似乎還算便宜。」艾拉說道。
「你習慣紐約城的物價了。」霍勒斯告訴他。
「你得到的是整頭野豬還是隻有頭？」
「通常有整個頭骨，從脖子後面切下來。偶爾我們也確實會拿到整頭的熊，黑熊——我做過一頭老虎。」
「老虎？是嗎？你從來沒跟我說過。」我能看出來艾拉雖然是為了給我當作家的教育在引著霍勒斯說，但其實他也喜歡問他問題，聽他用尖利的唧唧喳喳的聲音來回答，那聲音聽上去好像是從一片木頭裡削出來的，「那隻老虎是在哪裡被射死的？」艾拉問。
「是個養著它們的傢伙，像養寵物。有一隻死了。它們價值很高，它們的皮，他想把這一隻做成毛皮地毯。他打電話來，他把它放在擔架上，弗蘭克直接抬進車帶回家，整隻老虎。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給它剝皮或其他什麼的。」
「那你知道怎麼做老虎標本嗎，還是要查查書？」
「書，艾拉？不，艾拉，不用書。你只要做了一陣子，隨便哪種動物你都能摸清楚。」
艾拉對我說：「你有沒有問題要霍勒斯來解答？有什麼你為上學要知道的嗎？」
只是聽聽我就再快活不過了，因此我說「沒有」。
「剝那隻老虎的皮有意思嗎，霍勒斯？」艾拉問道。
「有意思。我很享受。有個人，我僱他給我拍了家庭電影，拍了整個過程，那一年感恩節我放了一遍。」
「是在飯前還是飯後？」艾拉問道。
霍勒斯微笑了。雖然我看不出動物標本剝製具有什麼諷刺意味，但動物標本剝製師自己卻很有美國式的幽默感。「呵，不是一整天都在吃嗎，是嗎？人人都記得那年的感恩節。在一個動物標本剝製家庭，他們習慣了那樣的事，不過你仍舊可以讓他們吃一驚的，你知道。」
於是談話繼續著，愉快安靜的談話，有一些笑聲，最後霍勒斯給我一個鹿蹄作為禮物。從頭至尾艾拉都是溫和平靜的，我從沒見過他和人在一起時這樣。除了聞到狐狸的味道感到噁心，我不記得自己和艾拉在一起時有這樣不感到激動的。我也從沒見過他如此嚴肅對待一件並不是世界大事、美國政治或者人類弱點的事情。談論烹調烏鴉、把老虎做成一塊地毯和在紐約城以外的地方做一個野豬標本的花費解放了他，使他不易激動，平靜，幾乎都認不出是他本人了。
這兩個男人之間好脾氣地在一起（特別是當時，就在他們鼻子下面，一個美麗的動物正被除去它的美麗外貌），後來直讓我奇怪這個不需要搞得很激動，不需要經歷一番艾拉式的感情就能和人對話的人，也許才是真正的艾拉吧，這個不活躍的艾拉是我們看不見的，而另一個艾拉，那個憤怒的激進分子，是一個假冒的，是模仿了什麼，例如他的林肯或是野豬的舌頭之類。艾拉對霍勒斯·布里克斯頓的尊重和喜愛甚至讓我這個男孩想到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世界，那裡有簡單的人，簡單的滿足，艾拉可以漂進那個世界，在那裡，他所有悸動的熱情，讓他猛烈攻擊社會的那一套裝備（這裝備還不足呢）都會獲得重塑，甚至就此平息下來。也許通過有個像弗蘭克那樣的孩子，他可以為他靈活的手指而自豪，和一個知道如何設夾子抓到松鼠燒來吃的妻子，也許通過使用這類就在手旁的東西，自己做蘋果酒，自己燻肉，穿上工裝褲，戴上卡其色卡車司機帽，聽燕雀歌唱……可又來了，也許不會吧。也許像了霍勒斯，沒有了大敵人，生活對於艾拉會比當時更加難以忍受。
第二年，我們去看霍勒斯的時候，談話中就沒了笑聲，都是艾拉在說。
弗蘭克在剝一個鹿頭的皮——「弗蘭克，」霍勒斯說，「能閉著眼睛給鹿頭剝皮。」——霍勒斯彎腰坐在工作臺的另一頭，「準備頭骨」。攤在他面前的是各類非常小的頭骨，他正用鐵絲和膠水修補。伊斯頓那邊一所學校裡有些科學課教師要一套小型哺乳類動物的頭骨，他們知道霍勒斯可能會有他們想要的東西。「因為，」他對著他面前易碎的小骨頭咧嘴笑了，對我說，「我什麼都不丟。」
「霍勒斯，」艾拉說，「任何一位有一半腦子的美國人會相信朝鮮共產黨軍隊會坐上船開過六千英里來接管美國嗎？你能相信這個嗎？」
霍勒斯正用膠水給一個麝鼠頭骨的嘴裡粘好一顆鬆了的牙齒，他沒有抬頭看，只慢慢搖了搖頭。
「可人們就是這麼說的，」艾拉告訴他，「‘要提防共產黨構成的威脅。他們要接管美國。’這個杜魯門要給共和黨顯示他的實力——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為了這個。犧牲無辜的朝鮮人民來顯示他的實力。我們要去那裡，都是為了支援這個法西斯混蛋李承晚。我們要去炸了這批狗孃養的，明白嗎？好總統杜魯門。好將軍麥克阿瑟……」
艾拉只顧不知疲倦地高談闊論，我無法不感到生厭，我不無惡意地想：「弗蘭克還不知道他聽不見是多麼幸運呢。那隻麝鼠不知道它死了有多幸運。那頭鹿……」
一天早上，我們走過高速公路上的廢石頭堆去看望一位退休的礦工湯米·米納裡克，他是斯洛伐克人，魁梧，熱心，一九二九年艾拉頭回出現在鋅鎮時，他和艾拉一起在礦上幹過活，那時他對艾拉有父愛般的興趣。這一路上還是老樣子——李承晚，好總統杜魯門，好將軍麥克阿瑟之類。現在湯米為鎮上工作，看管廢石堆——那是鎮上一處景點——去那裡的有正兒八經的礦石收集者，間或還有一家人開車帶著孩子來到浩大的石堆裡找尋一塊塊的岩石帶回家放在紫外線燈下看。湯米給我解釋過，礦石在燈光下面「發出熒光」——就是說，閃著紅色、橙色、紫色、芥末色、藍色、淡黃色和綠色的熒光；有的看上去像是黑色天鵝絨做的。
湯米坐在礦石堆入口處一塊平坦的大石頭上，他不管天氣一律不戴帽子，挺英俊的一個老人，四方大臉，白頭髮，淡褐色的眼睛，牙齒都齊全。成人入場，他收二十五分硬幣，雖然鎮上要他收孩子一角錢，但他總是不要錢就放孩子進去。「世界各地的人來到這裡進去看，」湯米對我說，「有人多年來每個週六週日都來，就是冬日也來。有的人我給他們生上火，他們送我些錢。不管晴天雨天，他們每到週六或是週日就來。」
湯米所坐的平坦大石頭旁邊就停著他的破舊汽車，發動機罩上一塊毛巾，上面攤著一些收在他自己地窖裡的礦石樣本，都是用來賣的。大塊的樣品，最多賣五六美元，醃菜罈子裡裝滿了一美元五十美分一塊的小一些的標本，棕色小紙袋裡滿是小塊小片的石頭，賣五十美分。賣十五、二十、二十五美元的那些石頭他放在車子行李廂裡。
「在後面，」他告訴我，「有更值錢的貨色。不能擺在這裡。有時我穿過馬路到加里的機械加工車間去上個廁所什麼的，而這些東西就放在這裡……去年秋天我有兩件標本，在後面，有個人拿個黑東西蓋在上面，用一盞燈看，車裡我還有兩件五十美元的標本，他兩樣都拿走了。」
前一年，我一個人和湯米坐在礦石堆外面，看他和旅遊者、收藏者做生意，聽他說話（後來我就那個早上寫了一個廣播劇，題目叫做《老礦工》）。那是他到小木屋來和我們吃了頓熱狗作晚餐之後的早晨。我在小木屋的所有時間，艾拉都對著我，教育我，湯米被請來做訪問講課人，給我講講工會介入之前礦工困境的實情。
「湯姆，跟內森說說你爸爸。跟他說說你爸爸的遭遇吧。」
「我爸爸是在礦上幹活的時候死的。他和另一個人進了一個地方，還有其他兩個人每天都在那裡幹活，在坡道里，一個垂直的洞。那天他們兩個沒再出現。上面很高的地方，高度過了一百英尺。我爸爸和工頭派進去的另一個人，一個年輕人，很壯實——他體形多美啊！我去醫院，我見到那個人，他沒在床上，而我爸爸手腳伸開著躺在床上，動都沒動一下。我再沒見過他動。第二天我去，這另外一個人正在和另一個人聊天，講笑話，他甚至都沒躺在病床上。我爸爸在床上。」
湯米生在一八八○年，一九○二年開始在礦區幹活。「一九○二年，」他對我說，「五月二十四日。大概是那一天托馬斯·愛迪生到那裡，那個有名的發明家，在那裡做實驗。」雖然湯米不論在礦上待過多少年，在人裡頭仍是個腰背堅挺的壯漢樣子，幾乎不像是七十歲，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靈活了，每回他講自己的故事有點糊塗或是支支吾吾起來的時候，艾拉就得讓他再回到正題上來。「我的思維不再那麼敏捷了，」湯米告訴我們，「我得回過頭去找，從abc開始，你知道，想法子再找上。再搞明白點。我還是靈活的，不過不像過去那麼好了。」
「是什麼事故呢？」艾拉問湯米，「你爸爸怎麼樣了？告訴內森你爸爸是怎麼回事。」
「那個站塌了。我們在這個四英尺見方的洞背後某個角度上放過一塊木料——我們在後面放了一塊，要用鋤子把它挖出來弄成斜形的，所以我把這個塞進去，在某個角度切開。一個在前一個在那邊。然後我們在那裡放上一塊兩英寸長的木板。」
艾拉打斷他，催他說正經話題：「於是發生什麼了？告訴他你爸爸是怎麼死的。」
「塌了。是震動弄塌的。機器啊，所有的東西都倒塌了。過一百英尺。他再沒復原過。骨頭都斷了。大約一年以後他死了。我們有那種老式的爐子，他就把腳放在裡面，來保持溫暖。他暖和不起來。」
「他們有沒有工人撫卹金？內森，你來問，提問題啊。如果你要做個作家就做這個啊。別不好意思。問問湯米他有沒有工人撫卹金。」
可是我不好意思。和我在這裡一起吃熱狗的是個真正的礦工，在鋅礦幹了三十年。就算湯米·米納裡克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我也不會比這更不好意思了。「他們有嗎？」我問道。
「給你東西？公司嗎？他一個子都沒拿到，」湯米生氣地說道，「公司和工頭們是麻煩。那裡的工頭好像不在乎他們的房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是說他們每天在裡頭幹活的區域。像我吧，如果我是那裡的工頭，我會檢查運去那裡給人在洞上面走的木板。我不知道那些洞有多深，可是有人死在裡頭了，走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斷了。腐爛的。他們從沒注意檢查那些該死的木板。從來沒注意過。」
「你們那時候不是有工會嗎？」我問道。
「我們沒有工會。我父親一個便士都沒拿到。」
我努力想作為作家我還該知道些什麼。「你們那裡不是有礦工聯合會嗎？」我問。
「是後來有的。已經是四十年代了。到那時就太晚了，」他說道，聲音裡又有了憤怒。「他死了，我退休了——而且無論如何工會也沒幫什麼大忙。怎麼辦得到呢？我們有個領導，當地的會長——他不錯，可他能做什麼呢？那樣的權力什麼都做不了。知道嗎，多年以前有個人要把我們組織起來。這個人去路那邊一處泉水那裡給家裡挑水。再也沒回來。再也沒人聽說過他的下落。他要組織工會。」
「內森，問問公司的事。」
「公司倉庫裡，」湯米說，「我看到大家拿到一張白紙條。」
「告訴他，湯姆，白紙條是什麼。」
「就是拿不到工資。公司倉庫把錢都拿去了。一張白紙條。我見過這個。」
「礦山主賺了不少錢吧？」艾拉問。
「鋅礦公司的頭，主要的那個人，在這裡有所大房子，在山上，獨他一家。大房子。我聽他的一個朋友說，他去世時有九百五十萬美元。他有這麼些。」
「那你開始幹活的時候是多少錢？」艾拉問他。
「一小時三十二美分。第一份工是在鍋爐房。那時我二十多歲。後來下礦了。我拿過的最高工資是九十美分，因為乾的是像個監工的活。像工頭一類。監工下面的。我什麼都做過。」
「養老金呢？」
「沒有。我岳父拿了養老金。八美元。他工作了三十多年。一個月八美元，他就拿這麼多。我沒見過養老金。」
「告訴內森你們在礦下都怎麼吃飯。」
「我們得在地下吃飯。」
「每個人都是嗎？」艾拉問。
「只有工頭十二點時到地面上在他們的盥洗室吃飯。其他人都在地下吃。」
次日早上，艾拉開車帶我到礦石區，和湯米坐在那裡，研究利潤動機的罪惡後果。「這是我的孩子，湯姆。內森，湯姆是個好人，好老師。」
「我盡力做到最好。」湯米說。
「他是我在礦下的老師。不是嗎，湯姆？」
「我是，吉爾。」湯米叫艾拉吉爾。那天早餐上我問起為什麼湯米叫他吉爾，艾拉笑了，說道：「在那裡他們都這麼稱呼我。吉爾。從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有人這麼叫我了，就這麼保留了下來。墨西哥人，俄羅斯人，斯洛伐克人，都叫我吉爾。」
一九九七年，我從默裡那裡知道艾拉沒跟我說實話。他們叫他吉爾，是因為在鋅鎮時他自己叫自己吉爾。吉爾·斯蒂芬斯。
「吉爾小時候我教他怎樣放炸藥。那時我是跑腿的，鑽孔，準備好一切，炸藥，木材，以及其他等等。教這個吉爾鑽孔，在每個孔裡放上一條炸藥，接上線路絲。」
「我要走了，湯姆。晚點再來接他。跟他說說炸藥吧。教育教育這個城裡人，米納裡克先生。告訴內森炸藥發出的氣味和對人體內部的傷害。」
艾拉開車走了，湯米說道：「氣味嗎？你得適應才行。我染上過一次，很厲害。我在清除一個礦柱裡的廢石，不是礦柱，是個入口，四英尺的入口。我們鑽孔，燒掉，往上面澆上水，過了一整個晚上，就澆在那個廢石上面，我們叫那個是廢石，第二天那氣味難聞極了。我吸進去一些。有一陣感到不適。病了。不像有的人病得那麼厲害，但還是病得不輕。」
那是在夏季，早上九點就已經很熱了，但即便是在戶外，在難看的礦石堆那邊，高速公路對面就是那個機械加工車間，湯米就用那裡一個不太衛生的衛生間，頭頂的天空卻是湛藍美麗的，很快就開始有一家子又一家子的人開車來參觀。一個人從車窗裡探出頭問我：「這裡是小孩可以進去挑石頭什麼的地方嗎？」
「沒錯。」我說，我沒說「是」。
「你帶孩子了嗎？」湯米問他。
他指指後座裡兩個孩子。
「就是這裡，先生，」湯米說道，「進去看看吧。出來的時候回到這裡，半塊錢一袋石頭，是挖了三十年礦的礦工特別給孩子的岩石。」
一位年紀大的女人開車來，帶了滿滿一車孩子，可能是她的孫子吧，她從車裡出來時，湯米向她打個招呼：「女士，你出來的時候，要是想從一位挖石頭挖了三十年的礦工這裡給小傢伙們買一袋漂亮石頭的話，到這裡來吧。五十美分一袋。特別給孩子的石頭。會發出美麗的熒光。」
我也投入進來——投入利潤動機在鋅鎮運轉所帶來的快樂——我跟她說：「女士，他的東西很好。」
「我是唯一一個，」他告訴她，「做這些袋子的。這些袋子裡是好礦石。別人的截然不同。我沒往這裡頭放差勁的東西。這裡是真貨色。如果在燈光下面看，你會喜歡那裡面的東西。這裡頭有的只有這個礦區才出，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
「你在大太陽下沒戴帽子，」她對湯米說，「你這樣坐在這裡不熱嗎？」
「我這樣好多年了，」他告訴她，「看到我車上這些石頭了嗎？這些石頭髮出不同顏色的熒光。看上去難看，可是在燈光下面就漂亮了，裡面有不同的東西。有很多不同的質地。」
「這個夥計真正瞭解岩石。在礦上幹了三十年。」我說。我稱他為「夥計」，不是「小夥」。
接著，有一對夫婦停下車來，他們比其他遊客都更像城裡人。他們一下車就開始仔細看湯米汽車發動機罩上價格高的標本，一起低聲商量。湯米悄悄對我說：「他們非常想要我的石頭。我有一批收藏品，誰都不能碰。這裡是這個星球上最特別的礦床——而我有裡頭最好的東西。」
這時我大聲說了：「這個人有最好的貨色。在礦上幹了三十年。他這裡有漂亮的石頭。漂亮的石頭。」他們買了四塊，打折後總共五十五美元，我就想，我幫上忙了。我幫了一位真正的礦工。
「如果還要什麼礦石的話，」他們拿著買的東西回車裡的時候，我說道，「就到這裡來。這裡是這個星球上最特別的礦床。」
我過得很快活，後來，將近中午時，勃朗尼來了，直到這時才顯出了我如此熱心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在傻乎乎地信口亂扯，連我自己也看出來了。
勃朗尼，勞埃德·勃朗，比我大幾歲，瘦瘦的，留了個平頭，尖鼻子，面色蒼白，看上去最沒什麼惡意，特別是他穿著乾淨的白襯衫，打著對夾式領結，又在新粗布褲子外面穿著看店人的白色圍裙的樣子。因為他本人之簡單是如此地一目瞭然，當他看到我和湯米在一起時他的那種懊惱就全身都是了，很讓人同情。和勃朗尼相比，我覺得自己單是靜靜坐在湯米·米納裡克身邊就成了個生活最豐富、最瘋狂的孩子；和勃朗尼相比，我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說我的複雜嘲弄了他，那麼他的簡單也嘲弄了我。我把一切都變為一次歷險，總是盼望改變，而勃朗尼活著只是懷著實際的必要感。他沒有任何不是孕育於鋅鎮的要求。他要想的念頭只是鋅鎮上所有其他人都要想的念頭。他希望生活一遍遍重複自己，而我則想衝出去。我覺得自己像是個要成為不同於勃朗尼的怪物——也許是頭一次，但絕不是最後一次感覺到。有熱情衝出去從生活中消失會是什麼樣子？做勃朗尼該會是怎樣的？這不就是著迷於「人」的真正意義嗎？身為他們是什麼樣的？
「你忙嗎，湯姆？我可以明天再來。」
「留在這裡吧，」湯米對那男孩說，「坐吧，勃朗尼。」
勃朗尼恭敬地對我說：「我每天只在午餐時間到這兒來，我和他聊聊石頭。」
「坐吧，勃朗尼，我的孩子。你拿了什麼來啊？」
勃朗尼把一個破舊的書包放在湯米腳下，開始從裡頭往外拿石頭標本，大小和湯米擺在他車子發動機罩上的石頭差不多。
「黑矽鋅礦吧，啊？」勃朗尼問道。
「不是，是赤鐵礦。」
「我以為是樣子古怪的矽鋅礦。那這一塊呢？」他問，「是亞鉛雲母吧？」
「是。小矽鋅礦。還有一塊方解石。」
「五塊錢一塊怎麼樣？太貴嗎？」勃朗尼問道。
「有人可能會要。」湯米說。
「你也是這一行的嗎？」我問勃朗尼。
「這是我爸爸的收藏品。他過去在工廠。被人殺了。我賣這個要結婚用。」
「好女孩，」湯米告訴我，「討人喜歡。是個漂亮女孩。斯洛伐克女孩。瑪斯柯工廠的女孩。人很好，又誠實，人乾淨，會運用頭腦。她那樣的女孩不再有嘍。他要一輩子都和瑪麗·默斯克在一起。我跟勃朗尼說：‘你對她好，她就對你好。’我有那樣一個妻子。斯洛伐克女孩。世上最好的。這世上沒人能取代她的位置。」
勃朗尼拿起另外一件標本：「是錳矽灰石嗎？」
「是錳矽灰石。」
「上面有一點矽鋅結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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