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誰啊，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嗎？幹嗎小題大做？」
「因為在我眼裡，你是大事。他紐約的電話是多少？」
「你不能去問他。你要問什麼？」
「身為美國人，你不是有權購買閱讀《工人報》嗎？身為美國人，我也有權問任何人我想問的任何事情。他如果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權利。」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該怎麼做呢，參照《第五修正案》嗎？」
「不用。他可以讓我去跳湖。我講給你聽：在美國，就是這麼處理事情的。在蘇聯，有秘密警察，是不是能這麼做事，就不好說了。但是在美國，如果我不想有人干涉你的政治理念，去找這人說就行。」
「他們就沒幹涉你？」我尖銳問道，「戴斯議員不干涉你嗎？蘭金議員不干涉你？你還是講給他們聽聽吧。」
父親讓我坐著，我只能坐那兒，聽他打電話。他在電話上讓艾拉去他辦公室談談。到過我們祖克曼家的人裡，鐵林和伊芙·弗雷姆是最有分量的大人物，然而父親的語調錶明他對此完全不在意。
「他說了好？」父親掛上電話後我問。
「他說內森去的話，他就去。你得去。」
「我不去。」
「去，」父親說，「你要去。你不想讓我考慮一下讓你去他那兒住嗎？想就要去。你怕什麼，怕大家開誠佈公交流思想？那不是把民主付諸實踐嗎？下週三，放學以後，三點半，到我辦公室。兒子，準時來。」
我怕什麼呢？怕父親發火。怕艾拉的脾氣。萬一父親批評他，惹得他像抓巴茨那樣抓起父親，扛到威克瓦西公園湖邊丟進湖，怎麼辦？如果兩人打起來，艾拉揮出致命一拳……
霍桑道盡頭有處住著三戶人家的房子，一樓就是父親的足科診所，房子很樸素，位於我們這區破敗的那邊，外牆該粉刷一下了。我到得早，胃裡難受極了。艾拉是三點半準點到的，神情嚴肅，沒有一點兒生氣的樣子（暫時還沒有）。父親讓他坐下。
「林戈爾德先生，我兒子內森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是長子、好學生，我認為，他比同齡人要超前和成熟一些。我們都很以他為驕傲。我想盡我可能給他一切自由。儘量不像有的父親那樣去妨礙他。我真的認為他前途無可限量，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這孩子出了什麼事……」
父親的聲音沙啞了，一下無言。我怕艾拉要笑話父親，像嘲笑戈爾茨坦那樣嘲笑父親。我知道父親的哽咽不只是為了我和我的前途，還為了他兩個弟弟，父親貧困大家庭中最先有希望上大學當醫生的兩個，都在不到二十歲的時候生病去世了。我們家餐廳邊櫃上擺著兩個組合相框，裡面是他們的畫像。我想到，該給艾拉說說薩姆和悉尼的。
「林戈爾德先生，我必須問你一個問題，雖然我也不想。我認為，別人的信仰，不管宗教方面、政治方面，還是其他的，都與我無關。我尊重你的隱私。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在這兒無論說過什麼，都不會傳出這房間。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產黨，我想讓我兒子知道你是不是共產黨。我不關心過去。我關心當前。我跟你說，當年，在羅斯福之前，我曾經非常反感我們國家的現狀，反感那些對猶太人、對黑人的偏見，還有共和黨鄙視弱勢的人，大企業貪得無厭地榨乾人民。終於有一天，就在紐瓦克這裡——我兒子聽了肯定會震驚，他以為他父親一輩子都是民主黨，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內森，」父親看著我說道，「他們總部，你知道羅伯特崔特酒店吧？就在這條街上。樓上。公園路三十八號。他們在那兒有辦公室。有一個是共產黨的辦公室。我對你母親都沒說過。她知道了會殺了我。那時她還是我女朋友——那應該是一九三○年。有一次，有一天，我發火了。發生了一件事兒。我記不得是什麼事兒了，我在報上讀到了什麼，我記得我跑到那裡，沒人在。門鎖著。他們去吃午飯了。我把門把手晃得直響。我離共產黨如此之近。我晃著門，說：‘放我進來。’兒子，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我說。
「現在你知道了。還好那扇門鎖著。下次選舉讓羅斯福做了總統，曾刺激我跑到共產黨辦公室去的那種資本主義徹底革新了，美國以前沒有過的。一位偉人，從資本家手中拯救了資本主義制度，從共產主義處挽救了我這樣的愛國人民。跟你說吧，讓我震撼的一件事，是馬薩里克之死。林戈爾德先生，那件事有沒有像困擾我一樣困擾著你？從第一次聽說捷克馬薩里克的名字，聽說他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很敬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羅斯福。他被謀殺，該如何解釋，我不知道。你知道嗎，林戈爾德先生？我很困惑。我無法相信共產黨會刺殺那樣一個人。但是他們殺了……先生，我不想進行政治辯論。我只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希望你能回答，讓我和兒子瞭解我們面臨的情況。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不是，醫生，我不是。」
「現在我要我兒子來問你。內森，你問問林戈爾德先生，他是不是共產黨員。」
向人問這樣的問題，完全有悖我的政治原則。但是父親要我問，而且父親已經問了艾拉，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應，所以，為了父親已逝的弟弟薩姆和悉尼，我問了。
「艾拉，你是嗎？」我問道。
「不是。先生，我不是。」
「你不參加共產黨的會議嗎？」父親問。
「我不參加。」
「你要內森去看你的那個地方，叫什麼來著？」
「鋅鎮。新澤西的鋅鎮。」
「你沒有計劃在那兒帶內森去這一類的會議嗎？」
「沒有，醫生，我沒有這樣的計劃。我打算帶他去游泳、遠足、釣魚。」
「那很好，」父親說，「我相信你，先生。」
「祖克曼醫生，現在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艾拉對父親微笑問道，用他扮演亞伯拉罕·林肯時那種逗趣的側著笑，「你怎麼會認定我是赤色分子呢？」
「因為進步黨，林戈爾德先生。」
「那你認為亨利·華萊士也是赤色分子嗎？羅斯福的副總統。你認為羅斯福先生會選一位赤色分子做美國的副總統嗎？」
「不是那麼簡單的，」父親答道，「我倒希望能那麼簡單。但是這世上的事一點都不簡單。」
「祖克曼醫生，」艾拉說，換了戰術，「你是不是奇怪我和內森在一塊兒幹什麼？我羨慕他，我和他在一塊兒就是這樣的。我羨慕他有你這樣的父親。我羨慕他有我哥哥這樣的老師。我羨慕他視力好，讀書不用戴一尺厚的眼鏡，不是個為了去挖溝而退學的傻子。我沒隱瞞什麼，也沒什麼好隱瞞的，醫生。只有一點，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有一個內森這樣的孩子。也許今日的世界並不簡單，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和您的孩子交談，帶給我很大的樂趣。紐瓦克的孩子，可不是都以湯姆·潘恩為偶像的。」
這時，父親站起身，向艾拉伸出手。「林戈爾德先生，我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內森和他弟弟亨利，亨利也很值得我誇讚。我作為父親有責任……怎麼說呢，就是為了這責任我才找你的。」
艾拉大手抓著父親普通大小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誠懇熱情，力氣太大，父親似是在這一握之下，嘴角湧出了一股清亮的油或是水來。「祖克曼醫生，」艾拉說，「你不想別人把兒子偷走，沒人要偷走他。」
此刻，我禁不住想痛哭，使出超人的力量才剋制住。看到這兩個男人親切握手，我不能哭，使上畢生的精力也不能讓自己哭出來。差一點兒就哭出來。他們談成了！沒吵架，沒流血！沒有發火，刺激人的讓人扭曲的怒火。他們談好了，歎為觀止，儘管其實主要是因為艾拉沒跟我們說實話。
我接下來要在這裡加一段插敘，之後就不會再回過頭寫到父親臉上受傷的表情。我指望讀者今後在合適的時候會記起它。
我和艾拉一起離開父親的辦公室，說是去慶祝我夏天就要去鋅鎮，但其實是去慶祝我們贏了父親。去了幾條街外的斯托西餐館，吃那兒餡料滿滿的火腿三明治。才下午四點十五，我和艾拉就吃了一肚子，等到差五分六點回到家，我一點胃口都沒有，坐在餐桌自己位置上，大家都在吃母親做的晚飯。就在那時，我看到父親臉上受傷的表情。這傷，早在我跟艾拉一起走出父親辦公室而沒有留下來陪父親說說話、等父親下一個病人來了再走時，就種下了。
起初，我覺得那傷可能是我自覺愧疚而想象出來的，因為當我和《自由勇敢者》的鐵林幾乎是手挽著手離開，不說是對父親帶著藐視吧，但確實是有種高高在上的意思。父親不想別人偷走他兒子，嚴格來說，也沒有誰偷走誰，但父親不傻，知道自己輸了，那個六尺六寸高的外來人，不管是不是共產黨，已是贏了。我在父親臉上看到一種認命的失望神情，父親溫和的灰眼睛，由於介乎憂鬱與無望之間的某種東西，軟化了，黯淡了。這神情，當我獨自和艾拉在一起時，或是後來，和利奧·格盧克斯曼，約翰尼·奧戴等等在一起時，我永不能忘記。聽取這些人的指導，似乎就是在背叛父親。眼前總是浮現出父親的臉，臉上帶著那神情，疊加在當時正教導我人生種種前景的人的臉龐之上。父親的臉上帶著被背叛的傷。
當你頭一次意識到自己的父親會被他人傷害，那一刻已經夠難過，但當你明白傷害父親的人是你自己，你認為已不需要父親，父親卻還需要你，當你意識到你竟然會嚇到父親，如果你想，甚至還能壓服他——這念頭，太違背孝道，無法接受。父親吃了多少苦才當上足科醫生，養活全家，保護家人，我卻跟另一個人跑了。另找了那些父親角色，像漂亮女孩找情郎，這在道德上、感情上，都是個自己當時意識不到的危險遊戲。我那時候做的事就是這性質。老把自己弄得特別能讓人收養似的，雖然愛自己的父親，卻還要去找一位替代父親，這樣做的時候我意識到了背叛感。我並沒有為了低廉的什麼好處，在艾拉或別人那兒指責過父親，但我以自由的名義跟上別人，拋下我愛的父親，這已經是背叛。要是我恨父親，就好辦多了。
我在芝加哥第三年，感恩節放假帶了一個女孩回家。她是個溫婉的女孩，文雅、聰明，我記得父母親和她談話多麼開心。一天晚上，姨媽和我們吃晚飯，母親留在客廳陪她，父親和我還有那女孩出門兒到街角的雜貨店，我們三人一起坐著吃冰淇淋聖代。中間我去櫃檯買一管剃鬚膏，回到桌上的時候，看到父親傾身，握著女孩的手，我聽到他對女孩說：「內森十六歲那年，我們失去了他。十六歲，他離開了我們。」他的意思是，我離開了他。數年後，他對我幾任妻子說的都一樣。「十六歲，他離開了我們。」他的意思是，我人生一切錯誤，都源自那次我未加考慮的離去。
他說得對。若不是我的錯，我應該還在家，坐在門前臺階上。
∗∗∗
大約兩週後，艾拉差不多算是講了實情。有個週六，他來紐瓦克看望哥哥，和我在市區碰頭吃午飯，在市政廳附近一處燒烤酒吧，七十五美分，艾拉說的「七毛五」，吃一份炭燒牛排三明治，配菜有烤洋蔥、醃菜、薯條、捲心菜沙拉、番茄醬。甜點每人叫了一份蘋果餡餅，配一片韌韌的美式乳酪，艾拉給我推薦的這種吃法，我估計男人在「燒烤酒吧」吃餅就該這麼吃吧。
艾拉開啟他帶的包，取出一張唱片給我，唱片名《蘇聯紅軍合唱團及樂團精選集》，指揮鮑里斯·亞歷山德羅夫。男低音阿爾圖爾·埃森和亞歷克西·謝爾蓋耶夫，男高音尼古拉·阿布拉摩夫。封面是指揮、樂團和合唱團的合影（圖片由蘇聯駐美新聞圖片社提供），約兩百人，身著俄羅斯軍服，在氣勢恢宏的人民大會堂內演奏。俄羅斯勞動人民的大會堂。
「聽過他們的音樂嗎？」
「從來沒聽過。」我說。
「帶回去聽聽。送給你的。」
「謝謝，艾拉。太棒了。」
可是問題來了。我怎麼能把這張唱片帶回家呢，又怎麼可能在家聽呢？
午飯後，我沒搭艾拉的車回家，我跟他說我要去華盛頓街上的公立圖書館主館寫歷史作業。酒吧外，我又謝了他請我吃飯送我禮物，他上了車，開車回勒海大道默裡家，我沿布羅德街，朝軍事公園和圖書館方向走。走過市場街，到了公園，看著就是要去圖書館，但是，我沒在雷克特街左轉，而是忽地右轉，沿河邊折回，走到賓夕法尼亞車站。
我請車站裡一家賣報的給我兌開一美元。拿著四個二十五美分硬幣，走到寄存區，找了個最小的儲物櫃，往投幣口塞進一枚硬幣，把唱片塞進櫃子。關上櫃門，櫃門鑰匙隨手揣進褲子口袋，然後才去了圖書館，在圖書館什麼也沒做，只在閱覽室坐了幾小時，操心該把鑰匙藏在哪裡為好。
父親整個週末都在家，不過星期一他就回辦公室去了，週一下午母親去歐文頓看她姐姐，於是週一放學後，我跳上學校對面的14路公共汽車，坐到終點站賓夕法尼亞車站，從櫃子裡取出唱片，放入當天早上我夾在筆記本里帶到學校的班貝格購物袋。回到家，我把唱片藏在地下室一個沒有玻璃窗的小雜物倉裡，母親拿紙箱裝了逾越節餐具擱那兒的。到了春天，逾越節那周，她要拿餐具出來用，我就得另找一處地方來藏，但眼下暫時是安全了。
到上了大學，我才有機會在唱盤機上放這張唱片聽。那時我與艾拉已經疏遠了，但聽到蘇聯紅軍合唱團唱起《等待你們的戰士》《獻給軍人的歌》以及《戰士再見》，還有《伐木歌》時，仍喚起心中對全世界勞動人民平等公正的憧憬。在大學寢室，我自豪自己當年有膽量沒把唱片扔了，雖然當年的膽量不足以讓我理解，艾拉給我唱片是在告訴我：「對，我是共產黨。我當然是共產黨。不是壞的那種，不是會殺害馬薩里克或任何其他人的那種共產黨。我是一名出色至誠的共產黨員，熱愛人民，熱愛這些歌曲！」
∗∗∗
「第二天早上怎麼了？」我問默裡，「艾拉那天為什麼到紐瓦克來了？」
「艾拉那天凌晨很晚才睡下。他跟伊芙談墮胎的事談到四點。上午十點左右，他還在睡，被樓下傳來的叫嚷聲吵醒。他睡在西十一街房子二樓的主臥室，聲音來自樓梯腳。是西爾菲德……
「惹火艾拉的第一件事，是西爾菲德跟伊芙說她不來參加他們的婚禮，我跟你說過嗎？伊芙告訴艾拉，西爾菲德在和一個長笛手練個節目，婚禮在週日，長笛手只有週日那天有空排練。西爾菲德來不來婚禮，艾拉並不在乎，但是伊芙在意，她哭了，很難過，這就讓艾拉心煩了。伊芙不斷給女兒傷害自己的工具和能力，然後就被女兒傷害，艾拉這是第一次目睹，氣憤至極。‘母親的婚禮啊，’艾拉說，‘母親希望她來，她怎麼能不來呢？直接跟她說要她來。別問她，命令她來！’‘我不能命令她來，’伊芙說，‘這關係到她的職業生涯呢，她的音樂——’‘好啊，那我來跟她說。’艾拉說道。
「結果是伊芙和女兒談了，天知道說了些什麼，還是承諾了什麼，或者是如何哀求，反正西爾菲德是在婚禮上露面了，穿著她那些衣服。扎著一條頭巾。她是捲髮，喜歡圍那種希臘頭巾，她以為很俏皮，她媽媽卻是完全看不下去。她穿著田園風格罩衫，顯得她體形龐大。薄透上衣有希臘刺繡。大圈耳環。一長串手鐲。走起路來叮噹作響。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繡花布，一身首飾。腳上希臘式涼鞋，格林尼治村賣的那種。鞋帶直綁到膝蓋，勒進肉裡，勒出印子，這也讓伊芙看著難受。不說打扮得怎樣，好歹女兒是來了，伊芙是高興的，所以艾拉也高興。
「八月底，他們兩人的節目都播完了，結了婚，到科德角度了個長週末。等回到伊芙家，西爾菲德不見了。沒留個紙條，什麼都沒有。他們打電話給西爾菲德的朋友，打給法國她父親，想著她也許是決定回去找爸爸了。打電話報警。到第四天，西爾菲德終於出現了。她在上西區，和她從前茱莉亞音樂學院的一位老師在一起。住在老師家。西爾菲德做出一副不知道他們回來了的樣子，所以她才沒有費心從第九十六街打個電話來說一聲。
「那晚，三人一起吃晚飯，席間安靜得可怕。女兒的吃相，伊芙看不下去。平時好日子的時候，西爾菲德的體重都讓伊芙抓狂，何況那晚還不是個好日子。
「西爾菲德每吃完一道菜，總是以同樣的方式掃光碟子裡的東西。艾拉在軍隊食堂和邋遢小餐館都吃過，失禮對他倒沒有什麼。可伊芙是優雅的化身，她看著西爾菲德那樣子吃光東西，西爾菲德很明白，對母親是種折磨。
「西爾菲德側起食指，這樣子，貼著空盤子的邊兒抹，所有湯汁和殘渣都蘸到手指上。把手指上的東西舔個乾淨，接著再來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在盤子上擦得吱吱作響。西爾菲德失蹤後決定回家那晚，晚飯時又老樣子抹盤子，伊芙平時見了都受不了，那晚更控制不住了。臉上再也掛不住完美母親的安詳微笑。‘別舔了！你都二十三了！住手！’
「西爾菲德猛然立起身，對準母親的頭狠打，用拳頭。艾拉跳了起來，就在這時，他聽見西爾菲德對伊芙大喊：‘你這個猶太潑婦！’艾拉又重重坐回椅子。‘不行。這可不行。現在我住這兒。我是你母親的丈夫，你不能當著我的面打她。不能打她，記住。我不准你打她。你不能說那個詞兒，別讓我聽見。永遠不能。永遠不能讓我聽見。永遠不許再說那個骯髒的字眼！’
「艾拉起身出了門，走走路，平靜心情。從格林尼治村一直走到哈萊姆，再走回來。想盡辦法按捺怒氣。為那女兒的發作找了各種原因。想起了我們的繼母和父親。記起他們是怎麼對他的。記起他恨他們的點點滴滴。他發過誓他自己決不會去做的種種不堪。可是他能怎麼辦呢？那孩子對她自己的母親揮拳，罵母親是猶太佬，猶太母狗——艾拉能怎麼辦？
「午夜時分他回到家，什麼也沒做。上床，和新婚妻子睡下。讓人驚奇吧，就這樣。早上，與新婚妻子新任繼女吃早餐，跟她們說，大家要一起和諧生活，為此大家必須相互尊重。他儘量用理性的方式來說，小時候沒人這樣對他講過事情。對於他在這家裡見到的、聽到的，他餘怒未消，還是儘量讓自己相信，西爾菲德不是真正的反猶，不是反誹謗聯盟所說的那種真正的反猶。西爾菲德還真不是，因為她執著於實現自我公正，各個方面都要保證，成了下意識的，乃至於那些宏大的、有歷史傳統的偏見或仇恨，哪怕是最簡單的、要求最低的，比如反猶主義，在她身上也無法生根，她根本沒有空間來容納。反猶主義本來對她來說也太理論化。西爾菲德她受不了誰，都是為了很具體、很實在的理由。跟個人相關的：這人擋了她的路和視線，冒犯了她的王者統治，她做女兒享有的權利。艾拉推測正確，整件事情，與仇恨猶太人無關。猶太人，黑人，任何產生複雜社會問題的群體——比起引發她當下私人問題的某個人——她才不關心。那一刻她只盯著他。因此，她公然吐出了那個罵人的惡毒的詞，她本能地知道，這詞讓人極度反感，粗俗噁心，出格。一旦罵出口，艾拉一定會當即離場，再不會踏進她家一步。說‘猶太母狗’，她針對的不是猶太人，不是她自己的猶太母親，她針對的是艾拉。
「艾拉一夜間就理清了原委，作為他自覺是狡猾的一招，他沒讓西爾菲德向他道歉，更沒有按西爾菲德暗示的意思就此消失，反倒向西爾菲德道歉。他精明，用這個方法收服她，為他闖入她們的生活致歉。他是個陌生人，外來的人，不是她親生父親，是個她不瞭解的人，她沒有理由喜歡他、信任他。他對她說，既然他是另外一個人，人類基本上是不喜歡別的人的，所以她太有理由不喜歡他和不信任他了。他說：‘我知道上個人不怎麼樣。為什麼不試試我呢？我不是長博·弗裡德曼。我是另一個人，另一個機構的，序列號也不一樣。西爾菲德，不如給我個機會吧？給我九十天，怎麼樣？’
「他給西爾菲德講長博·弗裡德曼的貪婪，這種貪婪來自美國的腐敗。‘美國商業是骯髒的遊戲。圈內人才玩得轉，’他告訴西爾菲德，‘長博就是典型的圈內人。長博都算不上是地產投機商，投機商才是真惡劣的。他是投機商的掩護。交易裡他分一小塊兒，一分錢不用投。現在，在美國，大錢基本都是通過秘密賺來的。你明白嗎？地下交易。當然了，大家應該是按同一規則辦事。當然了，也假裝正大光明，公平公正。西爾菲德，你知道投機商和投資者之間的區別嗎？投資者持有地產，承擔所涉風險，收益損失都會有。投機商進行交易。買賣土地像買賣沙丁魚。暴富。經濟大崩潰發生前，人們用抵押地產所得的錢，從銀行分批提取現金，進行投機。貸款要收回的時候，抵押的土地就丟了。被銀行收走了。這時，長博·弗裡德曼這些人出場了。銀行要憑手頭這些一文不值的檔案籌措現金，就得大削價出售，一美元只賣一便士……’
「艾拉這個教育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約翰尼·奧戴的好學生。伊芙歡喜得很，得了新生，世間又美好起來。這是屬於她的真正的男人，她女兒真正的父親。終於有了位盡職的父親！
「‘西爾菲德，這其中呢，非法的地方在於，那是固定交易，’艾拉解釋道，‘其間的共謀行為……’
「艾拉講課終於結束了，伊芙站起身，走過去握住西爾菲德的手，說：‘我愛你。’不是說一次。嗯。是‘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邊緊抓孩子的手不放，邊說著‘我愛你’。每重複一次都比上一句更真切。她是做表演的，真切的東西，她能讓自己信服。‘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艾拉有沒有自己想到：我該走了吧？艾拉有沒有自己想過：這女人身陷困境，她的困擾我略有所知：她這個家庭矛盾重重，我對此無能為力。
「他並沒有。他以為，鐵人擊退種種不利成就了今天，是不會被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擊敗的。他被情感軟化了：瘋狂愛上伊芙·弗雷姆，沒見過這樣的女人，想和她要個孩子。想有個家，有家庭，有未來。想和大家一樣吃晚餐，不再在快餐店一個人吃，從滿是汙垢的糖罐往咖啡里加糖，而要和自己家人一起，在像樣的餐桌上吃飯。就因為有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發了通脾氣，他就會放棄自己夢寐以求的一切嗎？要跟壞傢伙作鬥爭。教育他們。改變他們。能推動事情、理順他人的，也就是艾拉和他的執著不懈了。
「形勢確是緩和了。不再揮拳相向。沒有怒氣沖天。西爾菲德似是領會了。有時候，艾拉在晚餐桌上講話，她也能聽上那麼兩分鐘。艾拉以為這是他的震撼作用。完全是。因為他是艾拉，因為他不讓步，不放棄，每件事他耐心對每個人講解多遍，他認為已經搞定。艾拉要求西爾菲德尊重母親，相信自己能讓西爾菲德做到。西爾菲德恰恰不能接受這要求。她只要能把母親支得團團轉，就要什麼有什麼，艾拉礙了她的事。艾拉也喊也吼，但在伊芙生命裡，艾拉是第一個尊敬她的男人。西爾菲德受不了。
「西爾菲德開始專業演奏，為無線電城音樂廳管弦樂團作第二豎琴替補。常被召去演出，一週一兩次，週五晚上還在東六十區一家高階餐館演奏。艾拉開車送她，帶著琴，從格林尼治村到餐館。等她結束了，再去接她和琴。他那輛商務車開到房子前，他進屋，把豎琴扛下樓。豎琴套著氈套，艾拉一隻手扶著琴柱，一隻手插進琴背部音洞裡，搬起琴，擱在車裡軟墊上，開車把西爾菲德和琴送到市裡餐館。到了餐館，把豎琴從車裡搬出來，以他這樣的大廣播明星，扛進餐館。十點半，餐館晚餐服務結束，西爾菲德可以回格林尼治村了，他回來接她，把整個操作過程再來一遍。每個星期五。他也恨這個體力活兒，琴重八十磅呢，他還是幹了。我記得他崩潰住院後對我說：‘她和我結婚是為了讓我給她女兒扛琴！就是為了這個！為了搬那破琴！’
「週五晚上的接送途中，艾拉發現，他可以和西爾菲德談一些有伊芙在的時候不能談的內容。他問西爾菲德，作為電影明星的孩子，生活是什麼樣。他對她說：‘你小的時候，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不一樣的，發現一般人不是你這樣過的？’西爾菲德告訴他，是觀光車在貝弗利山莊他們那條街上來來去去的時候她意識到的。她說十多歲前她沒看過父母演的電影。父母儘量讓她過普通的生活，在家裡提到那些電影都是淡化處理。在貝弗利山莊，與其他明星的孩子過著富家孩子的日子，似是很普通了，直到觀光車在她家房前停下，她聽見導遊講：‘這是卡爾頓·彭寧頓的房子，他和妻子伊芙·弗雷姆住在這裡。’
「她講給他聽，那些電影明星孩子的生日派對是怎樣的排場，有小丑，魔術師，小馬駒，木偶戲，每個孩子都有保姆照看，保姆穿著白色護士制服。餐桌上，每個孩子身後都有一位保姆。彭寧頓家有自己的放映室，播放電影。孩子們都來看。十五個，二十個孩子。保姆也都來了，坐在後排。放電影的時候，西爾菲德必須打扮得非常漂亮。
「她對他說起她母親的衣服，在她這樣小孩子的眼裡，母親的衣服實在驚人。各式各樣的緊身褡、胸衣、緊身衣、束腰帶、長襪，還有難以置信的鞋子，那個時代女人的繁複穿戴。西爾菲德想著，自己怎麼可能應付得來呢。永遠做不到。那些髮型。吊帶裙。濃烈的香水。她記得當年無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要這樣。
「她還跟艾拉聊起了父親，只講了幾件事，艾拉聽得出來，小時候她父親是很喜愛她的。她父親有一艘船叫作西爾菲德，停靠在聖莫尼卡。週日的時候，把船開到聖卡塔利娜島，父親掌舵。兩人一起騎馬。那時候，有條馬道沿羅迪歐大道直通向日落大道。她父親在貝弗利山莊酒店後面打馬球，然後單獨去和西爾菲德在這條馬道上騎馬。有年聖誕，父親找了電影廠一個特技替身，把送她的禮物從單翼飛機上投下。在後草坪上低空俯衝，空投禮物。她說，父親的襯衫是在倫敦定製的。西服和鞋也在倫敦做。那個年代，貝弗利山莊沒有人不穿著西服、戴著領帶的，她父親是穿著最得體的一個。對於西爾菲德，全好萊塢的父親都比不上她父親那樣英俊迷人。後來，十二歲那年，母親和父親離了婚，西爾菲德發現了父親的越軌行為。
「那些週五的晚上，西爾菲德對艾拉講了這些，艾拉又在紐瓦克轉述給我。聽了以後，我覺得自己是判斷錯了，艾拉會和西爾菲德成為朋友的。他們才剛開始同住，艾拉與她聊這麼多是要建立聯絡，和她好好相處什麼的。似乎是奏效了，兩人有點熟悉親近了。西爾菲德晚上練琴的時候，艾拉會走進去問她：‘你怎麼會彈這玩意兒的？我跟你說，每回看見有人彈豎琴啊——’西爾菲德接話道：‘你就想到了哈普·馬克斯是嗎？’兩人笑了，因為確實如此。‘聲音從哪兒發出來的？’他問她，‘琴絃的顏色為什麼不一樣？你怎麼記得住哪個踏板是哪個呢？手指頭不疼嗎？’他問了一百個問題，表示他極感興趣。她呢，都解答了，解釋豎琴的原理，給他看手上的老繭，情況在好轉，絕對在轉好。
「可是那天早上，伊芙說她不能要孩子，哭了又哭。艾拉想，好吧，就這樣吧，同意帶伊芙去看坎登的醫生。那天早上，他聽到西爾菲德在樓梯下，和母親吵，痛罵母親。艾拉跳下床，開啟臥室門，聽到了西爾菲德說的話。這次她不是叫伊芙猶太母狗。比那還惡劣。惡劣得讓艾拉回了紐瓦克。就是這樣你才遇到艾拉的。艾拉在我家沙發上睡了兩夜。
「那個早上，那一刻，艾拉明白了，伊芙不是覺得年紀大才不能跟他要孩子。他明白了，伊芙並不是擔心要小孩會影響她的事業發展。他才意識到，伊芙跟他一樣，也想要孩子的，決定流掉跟自己愛的男人的孩子是不容易的，特別是在四十一歲的年紀。這個女人深深意識到自己的無力，體會到自己不夠寬厚，不夠強大，不夠自由來要這孩子，這才是她哭得那麼厲害的原因。
「那個早上，他明白了墮胎不是伊芙的決定，而是西爾菲德的。他醒悟到，要決定如何去處理的，不是他的孩子，是西爾菲德的。伊芙借墮胎逃避女兒的怒火。警鐘響了，但仍不足以使艾拉就此離去。
「西爾菲德身上這些本性上的東西與豎琴無關。艾拉聽到西爾菲德對她母親說：‘你再敢，再敢試圖生個孩子，我就把那個小白痴掐死在嬰兒床裡！’」
阿蒂是阿瑟的暱稱。
作者「菲利普·羅斯」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