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來看我，」默裡接著講道，「就是你們倆碰到那次的前一天，他來我家過夜，是為了當天早上他聽到的事。」
「她跟他說要墮胎。」
「不是。前一天晚上她已經說過了，跟他說要去坎登墮胎。坎登有位醫生，早年人工流產手術風險較大，不少有錢人去找他。她這個決定其實也不意外。有好幾周了，她反反覆覆，拿不定主意。她四十一歲了，比艾拉大。臉上雖看不出，但伊芙·弗雷姆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她這個年紀懷上孩子，顧慮不少。艾拉理解，但是接受不了，不願承認她的年紀會成為障礙。你知道，他不是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有一種毫無保留、一往無前的勁兒，所以他一遍遍地勸她，說他們沒什麼可顧慮的。
「他以為已經說服她了，但結果又出了新問題，工作。頭胎生西爾菲德時，兼顧事業和孩子，已經夠不容易了。生西爾菲德時伊芙只有十八歲，那時她是好萊塢新星。嫁給男演員彭寧頓。我年輕那時候，彭寧頓名氣極大。卡爾頓·彭寧頓，默片男星，外形堪稱古典風格的典範。頎長，風度翩翩，黑潤油亮的頭髮，一把黑黑的小鬍子。風雅到了骨子裡。地道的社交場與情場貴族，兩者相互作用，為他的表演提供資源。童話王子，調情高手，合二為一，開皮爾斯鍍銀車送女人直達幸福彼岸。
「婚禮是電影廠安排的。她與彭寧頓的搭檔廣受歡迎，她又那麼傾慕他，電影廠認定他們應該結婚。還認定結了婚就該要個孩子。都是為了消除彭寧頓是同性戀的傳言。當然了，他是同性戀。
「要嫁彭寧頓，先得甩掉第一任丈夫。彭寧頓是第二任丈夫。第一任叫米勒，她十六歲和他私奔，是個沒文化的粗人，海軍服役五年剛回來，大塊頭，德裔美國男孩，紐瓦克附近卡尼一位酒保的兒子。出身低俗，人也粗魯。有點像艾拉，只是沒有艾拉的理想主義。她是在社群戲劇小組認識的他。他想當演員，她也想當演員。他住宿舍，她上高中，還住在家裡，兩人一道去了好萊塢。伊芙就是這樣到的加州，中學時候和酒保兒子私奔過來的。來的當年就成了名，為了甩掉什麼都不是的米勒，製片廠給了他一筆錢了事。也讓米勒在幾部默片裡露過臉，還在最早的有聲電影裡扮演了幾個硬漢角色，但他與伊芙的關係基本已查不到記錄。一直到很後面都是。我們會再說到米勒的。總之她嫁給了彭寧頓，皆大歡喜。電影廠主辦婚禮，有了小孩，然後呢，和彭寧頓過了十二年修女般的日子。
「和艾拉結婚以後，她還是常帶西爾菲德去歐洲看彭寧頓。如今彭寧頓是死了，但戰後他住在法國蔚藍海岸。他在聖託佩山頂有座宅子。每晚喝個爛醉，四處閒逛，過氣了，大罵好萊塢被猶太人控制，毀了他的前程。她帶西爾菲德去法國看彭寧頓，三人在聖託佩吃頓晚餐，彭寧頓會喝上幾瓶葡萄酒，飯席間盯著一位男侍應生看，然後打發西爾菲德和伊芙回酒店。次日清晨，她倆到彭寧頓家吃早飯，那男侍應就穿著浴袍坐在餐桌旁。大家一起吃新鮮無花果。伊芙於是回到艾拉那兒，哭訴那人如何胖了，如何醉醺醺，還總招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睡在家裡，有侍應生，有海邊醉漢，有掃大街的，她是再也不去法國了。然而她又回去了，是好是壞，都一年兩三次帶西爾菲德去聖託佩看父親。對孩子而言一定是不好過。
「在彭寧頓之後，伊芙嫁了一位房地產投機商，弗裡德曼。據她說這人花光了她所有的錢，差點兒要她簽字轉讓房子。因此，當艾拉出現在紐約廣播界，她自然迷上了他。高貴的伐木工林肯總統，爽朗，純淨，偉大的巨人，高尚，高談闊論正義與萬物平等。艾拉和艾拉的理想吸引了各式各樣的人，從唐娜·瓊斯到伊芙·弗雷姆，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各種有問題的人。困擾情緒下的女人為他痴狂。那種朝氣。活力。參孫式的革命巨人。他那種懶洋洋的體貼。而且艾拉身上的氣味好聞。你記得嗎？他那股自然的氣息。洛蘭常說：‘艾拉叔叔聞起來是楓糖漿的味道。’確實。他有樹汁的氣息。
「伊芙送女兒去看彭寧頓這事兒，一開始艾拉氣得不行。我想艾拉是覺得這不只是讓西爾菲德見彭寧頓，怕是彭寧頓還有吸引伊芙的地方。也許她真的還戀著彭寧頓。可能是為著他的怪癖，可能是戀著他的家世。彭寧頓家族是加州名門望族。他在法國生活靠的就是家族財富。西爾菲德戴的一些首飾就是她父親家族收藏的西班牙珠寶。艾拉對我說：‘他女兒住在他家，女兒住一個房間，他就這麼跟個水手睡另一個房間。伊芙應該保護女兒。不該把女兒拖到法國去看這種事兒。她怎麼就不保護女兒呢？’
「我瞭解我弟弟，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說的是我不許你們再去。我跟他說：‘你不是西爾菲德的父親，不能禁止伊芙的孩子做這個做那個。’我說，‘你如果為了這個要脫離這段婚姻，就明白說。不然的話，就留下，受著吧。’
「那是頭一次，我把自己一直以來想說的試著跟他提，哪怕只是暗示。和她來段私情，沒什麼嘛。跟電影明星，幹嗎不呢。可是婚姻？徹頭徹尾的錯。那女人，與政治，特別是共產主義，從無接觸。她能把握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錯綜複雜的情節，特羅洛普筆下的人物名字她可以娓娓道來，對社會對日常的種種事務卻毫無概念。她穿的是迪奧。錦衣華服。上千頂小面紗帽。蛇皮的鞋子手袋。置裝不知花多少錢。艾拉呢，四十九塊錢買一雙鞋。他看到她有張賬單是八百美元買了條裙子。搞不懂。就去她衣櫥看，看看這什麼衣服怎麼會這麼貴。作為一名共產黨人，他應該一開始就看不慣她才對。他沒娶革命同志，卻娶了伊芙，怎麼回事？難道在黨內就找不到支援他、和他並肩戰鬥的人嗎？
「多麗絲總是諒解他，為他開脫。每回我開始說他，多麗絲都為他辯解。‘是啊，’她說，‘艾拉是共產黨，大革命者，一腔熱忱的黨員，一下子愛上了一位沒有頭腦的女演員，她穿的是時興的細腰上衣與長裙，她是明星，光彩照人，浸淫的是貴族那套矯飾，與艾拉所有的道德標準正相對立——可這就是愛情。’‘是嗎？’，我就問多麗絲，‘我看他就是容易受騙和犯糊塗。艾拉對感情問題沒有判斷力。像他這種不妥協的激進分子都這樣。他們這種人心理上不太協調。’多麗絲反駁我的理由則是，愛情的摧毀力他抗拒不了。多麗絲說：‘愛情是沒有道理的。自負虛榮是沒有道理的。艾拉也是沒有道理的。世上的人各有各的虛榮，因此各有各的盲點。伊芙·弗雷姆就是艾拉的盲點。’
「艾拉的葬禮，來了不到二十人。多麗絲本來很怕當眾發言，但她竟然起身就此做了一段演說。她說艾拉是一名熱愛生活的共產黨人，是滿懷激情的共產黨人，不適合封閉的黨內小團體生活，正是這點毀了他。從共產黨的視角看來，艾拉不完美，感謝上帝。對於自我，艾拉是無法拋棄的。它不斷從他身上迸發出來，壓抑不住，雖然艾拉要自己做赤誠的戰士。忠誠於黨是沒錯，忠於自我，無法剋制自我也是很自然的。艾拉身上的任何一面，都不是他能壓制得了的。艾拉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自我的，多麗絲說，徹徹底底的，包括他的矛盾之處。
「也許是吧，也不盡然。他身上的矛盾之處是毋庸置疑的。自我的開放與共產黨人的縝密。家庭生活與黨。想要個孩子，渴望有個家——他這樣有追求的黨員應不應該如此在意有個孩子？就算是這樣的矛盾之處，也要設個限吧。無根無底的人娶個女明星？三十多歲的男人娶個四十多歲帶著已成年大孩子的女人？不般配的地方太多了。挑戰也就在這兒。在艾拉這兒，一件事情，不對的地方越多，需要修正的就越多。
「我跟他說：‘艾拉，彭寧頓這事兒修正不了。唯一修正的方法就是離開。’我跟他講的，大致就是當年他和唐娜在一起的時候奧戴跟他說的那些。‘這不是政治，這是個人生活。不能把你對外部世界的理念帶到個人生活裡。你改變不了她。攤到什麼就是什麼了，如果無法忍受，就離開。這個女人嫁過同性戀，同性戀丈夫對她一碰不碰的日子過了十二年，她知道前夫在女兒面前的行為有損女兒幸福，卻還與他糾纏不清。她肯定認為如果西爾菲德見不到父親會更不好。她左右為難，很可能是怎麼做都不對——所以算了吧，別為這事兒去為難她了，放手吧。’
「接著我問：‘你說，除了這事兒，別的方面你也受不了嗎？有沒有別的什麼事兒你想插手改變的？如果真有，也別想了。你什麼都改變不了。’
「但是艾拉就是為了改變而活著的。這是他生活的理由。他全力投入生活的理由。每件事他都看作是對他意志的挑戰，這是他的精髓。他必須不懈努力。必須改變一切。這是他存活於世上的目的和意義。而這個婚姻，有他想要改變的一切。
「但是一旦你熱烈渴求的東西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就準備好受挫吧，預備屈服吧。
「我對艾拉說：‘你把你無法忍受的所有事情列成一欄，下面劃道橫線，加一加，總和是「完全無法忍受」嗎？如果是，那麼即使你才結婚不過兩三天，即使還在新婚中，也必須離開。因為你犯了錯的時候，你的脾氣是怎麼都不會走。你會拿出我們家族修正事情的激烈態度去修正。眼下我覺得這樣要出問題。’
「他跟我說了伊芙的第三次婚姻，彭寧頓之後那次，和弗裡德曼的。我對他說：‘聽著像是一個災難接著一個災難。你又要做什麼呢，消除這些災難？不僅在臺上，在臺下你也要做個偉大的解放者嗎？你找上她原來就是因為這個？你想給她看看，你比那好萊塢巨星更偉大、更好？你是要給她看看，猶太人不是弗裡德曼那樣貪得無厭的資本家而是你這樣創造正義的機器嗎？’
「我和多麗絲去伊芙那兒吃過晚餐。見識了生活中的彭寧頓-弗雷姆一家，於是我一併都說了，一吐為快。‘伊芙女兒是枚定時炸彈，艾拉。滿腹怨氣，陰沉沉的，又惡毒。只關注展示自己，別的都進不了她的眼。固執，習慣了要什麼有什麼。而你，艾拉·林戈爾德，妨礙了她。當然，你也意志強大，比她強大，比她年長，又是男人。可是你沒法施加你的意志。對於伊芙女兒，你沒法憑你更強大、年長、是男性而獲得任何道德權威。對你這樣的教育權威，挫折一定不會小。在你身上，伊芙女兒會學到她在她媽媽那裡永遠學不到的一個詞：抵抗。你是個六尺六寸高的障礙，威脅到了她對她明星媽媽的專制。’
「我話說得很重。當年我性子挺烈。看到不理性的事就按捺不住，特別是來自我弟弟的。我說得是有點兒過了，但沒誇大事實。去伊芙家吃飯那晚，剛出那門兒，我就看出來了。我以為沒人會看不出來，艾拉惱了。‘你怎麼就知道？怎麼就你知道？因為你聰明，’他說，‘還是因為我太傻了？’‘艾拉，’我對他說，‘那房子裡住著一戶兩口之家，不是三口之家，這兩口人除了彼此外，沒有任何其他實在的人際關係。那家人沒有一件事情是有分寸的。媽媽被女兒情感勒索。你去守護一個被情感勒索的人，不會幸福。那個家，長幼顛倒，太明顯了。耍威風、教訓人的是西爾菲德。一看就知道，女兒對母親怨恨難消。一看就知道，女兒對母親這種積怨，是認為母親犯下了某項不可寬恕的罪過。兩人相互牽纏不清的情感是失控的。她們之間絕無快樂可言。母親誠惶誠恐，女兒永遠斷不了奶還如此過分，兩人間永遠不會有像樣踏實的和諧狀態。
「‘艾拉，母女之間，母子之間的關係沒什麼複雜的。我有女兒，’我告訴艾拉，‘我瞭解跟女兒的事。喜歡女兒，愛女兒，和她在一起，那是一種狀態；怕女兒，和女兒在一起，那是另外一種狀態。艾拉，伊芙女兒對媽媽再婚有意見，這注定了你的家庭生活不會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就是給你描述一下那個家庭的不幸是什麼樣。’
「就在這時，艾拉罵了起來。‘我不住在勒海大道，’他對我說，‘多麗絲我喜歡，她是賢妻良母。不過，中產階級猶太人家裡兩套餐具那種婚姻生活，我個人不感興趣。我就沒守過那套習俗，以後也不打算守。你是要我放棄我愛的女人，那麼有才華、那麼好的一個人，她的路也並不一直那麼順，你要我放棄她，就因為她那彈豎琴的女兒？你認為那是我人生的最大問題？我的問題是我所在的這個工會，默裡，是改造演員工會的困境。我的問題是給我寫劇本的作家。我的問題不是我妨礙了伊芙的孩子，我妨礙的是阿蒂·索科洛，這才是我的問題。他交劇本前我要跟他過一遍，我的臺詞如果有我不喜歡的，我要直接告訴他。我不喜歡的臺詞我是不會接受的。我坐下來跟他爭，最終修改成有社會意義的臺詞——’
「艾拉就是這麼好鬥，問題是他沒抓住要點。他的思維推進不是靠邏輯清晰，他靠的是蠻力。我跟他說：‘你在舞臺上怎麼大展身手，怎麼教人家寫劇本，我都無所謂。我說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講的不是傳統不傳統，中產階級還是波希米亞。我講的是一個家庭裡母親在感情上被女兒任意踐踏。你在我們家長大，有我們那樣一個父親，卻認識不到家庭氣氛有多大影響力，對人有多大傷害，實在荒唐。吵架吵得人疲憊不堪。日復一日的絕望。一小時一小時的拉鋸。她們那個家庭完全是不正常的——’
「艾拉能想都不想就說一句‘滾蛋’，然後再也不見你。他不調整。正開著第一擋，猛地就上到第五擋，走了。我不能住嘴不說，也不願意住嘴。所以他跟我說滾一邊兒去，然後就走了。六週後，我給他寫了封信，他沒回。接著我打電話給他，他也不接。最後我去了紐約，逮住他，跟他道歉：‘你是對的，我錯了。不該我管的事兒。我們想你。想讓你來家看看。你想帶伊芙來就帶，不想帶就不帶。洛蘭想你了。她愛你，她不知道這事兒。多麗絲想你……’等等。其實我想說的是：‘對你的威脅，你看錯了。威脅你的不是帝國資本主義。不是你的公眾行為。威脅你的是你的個人生活。從來都是，永遠都是。’
「有些晚上我睡不著，和多麗絲說：‘他為什麼不走呢？怎麼就不離開呢？’你知道多麗絲怎麼說嗎？‘因為他跟大家一樣，事情過了才會明白。你為什麼不離開我呢？造成人與人很難在一起的種種人性問題，我們就沒有嗎？我們也吵架。也有意見不合。人人都有的，我們也有——這個小問題，那個小問題，小小的憋氣日積月累，小小的誘惑也累積起來。你以為我不知道有女人對你有好感嗎？學校裡的老師，工會的女的，被我丈夫深深吸引？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二戰退役後有一年，不確定為什麼還會和我在一起，每天都問你自己「為什麼不離開她？」但是你沒有。因為人一般不會那麼做。每個人都有不滿，但一般都不會離開。尤其是自己曾被人丟下過的，像你和你弟弟。經歷過你們所經歷的，會讓人對安定特別珍視。有可能是過於珍視了。世上最難的事，莫過於捨棄與放下。再病態的行為，人都能去適應，不放棄。他這類男人，為什麼感情上會與她這類女人互相吸引呢？原因很常見：他倆的缺點瑕疵很配。艾拉丟不下這個婚姻，正如他離不開共產黨。’
「話說回來吧，那個嬰兒，約翰尼·奧戴·林戈爾德。伊芙對艾拉說，她在好萊塢帶西爾菲德的時候，對她和對彭寧頓是不一樣的。彭寧頓每天去拍電影，大家都接受；伊芙每天去拍電影，小孩交給保姆看，就成了壞母親，不稱職，自私，大家都不滿意，她自己也是。她跟艾拉說她沒法再經歷一遍。當年對她太艱難，對西爾菲德也太苦。她說那種重負可以說是毀了她的好萊塢生涯。
「但是艾拉說她現在不演電影了，她現在做廣播了。是廣播界重要人物。不用每天去錄音室，一週就去兩天。現在的情況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艾拉·林戈爾德也不是卡爾頓·彭寧頓。艾拉不會丟下她和孩子。他們不需要保姆。見鬼去。如果需要，他可以自己帶大他們的約翰尼·奧戴。艾拉這人一旦咬住什麼，就不會放開。伊芙又架不住人不停地勸。人家盯上她，她就垮了。所以他確信已經說服她了。最後，她對艾拉說艾拉是對的，現在情況是不一樣了，她說好吧，就要了這孩子吧，艾拉欣喜若狂，你該聽聽他說的那些。
「後來，他來紐瓦克，就是你們倆碰上那次，前一晚，她崩潰了，說她不能要孩子。她對艾拉說，他這麼渴望的東西，她不能給他，她也很難受，可是她不能再經歷那樣的事了。這樣連著好幾個小時，艾拉又能做什麼？他們的家庭生活如果有了這樣的背景，對伊芙，對他自己，對小約翰尼，對誰能有好處呢？他很苦惱，那晚他們到凌晨三四點才睡，對他而言是就此結束了。他是很執著，但也不能為了要孩子把伊芙綁在床上七個月。她不想要，就是真不想要。他說會陪她去坎登看人工流產醫生。不會讓她一個人去的。」
聽著默裡講述，記憶不禁湧上心頭，與艾拉在一起的記憶，自己沒有意識到依舊存在的記憶，從前飢渴地汲取他的言辭與信念的那些記憶，我們兩人走在威克瓦西公園，他給我講他在伊朗見到飢餓孩子的那些深刻的記憶。
「我到了伊朗，」艾拉對我講，「當地人得什麼病的都有。他們是穆斯林，大便前後會洗手，不過是在河裡洗，就是我們面前的河。在同一條河裡小便和洗手。他們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內森。那地方由酋長統治。不是浪漫的酋長，是部落獨裁者。你明白嗎？部隊給他們錢，讓當地土著為我們幹活，我們定量配給他們米和茶。就這個。米和茶。那種生活條件，我沒見過那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我也做過苦工，我也不是在麗思酒店長大的，但伊朗那兒不是一個級別的。舉個例子，我們都大便在軍隊發的桶裡。鐵桶，就是個鐵桶。要去倒掉，倒在垃圾堆那兒。垃圾堆那兒有誰，你知道嗎？」
突然間，艾拉講不下去了，說不出話。走不了路。他每次這樣我都很擔心。他知道，所以會輕擺手，示意我別動，等他這陣兒過去，就會沒事兒的。
對他難以接受的事，他做不到平靜。說到人類悲慘境遇，他整個神態會扭曲變形，大概是因為他自己少年時的顛沛流離，對孩子的苦難遭遇他反應尤其激烈。當他問我：「那兒有誰，你知道嗎？」我就知道是誰了，因為他開始那樣喘氣：「啊……啊……」似垂死的人。等他情緒平復、可以繼續走路了，我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問：「是誰啊，艾拉？那兒有誰？」
「孩子。孩子們住在那兒。從垃圾堆裡揀東西吃——」
他又停下不說了，這次我擔心極了，怕他困住，陷進去，被情緒，被無邊無際的孤獨感淹沒，失去力量，再也做不回我崇拜的那位英雄，我知道我必須做點什麼，隨便什麼，於是我試著替他說完話。我說：「真是可怕。」
他拍拍我的背，我們又向前走下去。
「對我而言是的，」他終於答道，「對我部隊的戰友則毫無關係。我沒聽見有人說過什麼。沒見有人，來自美國的人，感到痛惜。我是真氣憤，但束手無策。軍隊裡沒有民主。你明白嗎？不能跟上面講。多少年了都是那樣。世界歷史就是如此。就這種生存條件。」他爆發了，「被整得這樣生存！」
我們在紐瓦克四下走走，艾拉帶我看那些我從沒了解過的非猶太居民區，一區，他長大的地方，住著義大利窮人；唐內克區，住著愛爾蘭和波蘭貧民，艾拉就一直講給我聽，與我長大過程中聽到的正相反，這些人不僅是非猶太人，還是「和全國各地勞動人民一樣的勞動人民，勤勞，貧窮，無權無勢，勤勞終日只為過上像樣的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走進紐瓦克的三區，黑人住進了那裡老猶太移民貧民窟的街道和房子。艾拉遇見人就聊，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問他們都做什麼，過得怎麼樣，想不想去改變一下那種剝奪了他們的平等權利的「破體制和愚昧無情模式」。他在殘破的雲杉街上一家黑人理髮店外長凳上坐下，那裡距貝爾蒙特大道上我父親長大的廉租公寓樓不遠。他對聚在路邊的人說：「我這人好插話。」然後開始跟他們講平等權利，在我眼裡，此刻的他從未如此酷肖紐瓦克埃塞克斯鎮法院大樓前寬闊臺階腳下那尊修長的林肯青銅雕像，出自格曾·鮑格勒姆之手的聞名當地的林肯雕像，坐在法院大樓前大理石長凳上迎候大家，姿態友善，面龐枯瘦，一把大鬍子，智慧，嚴肅，慈祥，賢明，善良。在雲杉街那家理髮店門前，當有人問艾拉，艾拉慷慨激昂答道：「黑人有權在自己願意付賬的任何地方用餐！」此時我發現我從沒想過，更不要說是目睹一位白人可以與黑人如此隨意自在地相處。
「多數人誤以為黑人沉悶愚笨的那些特徵，內森，你知道其實是什麼嗎？是一層保護殼。在沒有種族偏見的人面前，你再看黑人是什麼樣的，他們不需要那層殼了。當然黑人也有不正常的，但哪個種族沒有呢，你說。」
有一天，艾拉在理髮店外發現了一位年紀很大、言辭尖刻的黑人，這人最喜歡激烈抨擊人性之惡——「大家所知道的一切，並非出自暴君的暴政，而是來自人類的貪婪、愚昧、野蠻和仇恨的暴行。邪惡之源是民眾自己！」我們又回去好幾次，人們聚攏來，聽艾拉批駁這位不滿一切的人。這人一直穿著整齊，一身黑西裝，打著領帶，別人尊稱他為「普雷斯科特先生」。艾拉挨個去改變他們的看法，一次對一名黑人，林肯對道葛拉斯式辯論的新形式。
艾拉親切問他：「你還是認為勞動階級會繼續撿帝國主義者餐桌上掉下的麵包屑？」「是的！無論什麼膚色，大眾向來是也永遠是沒有頭腦、遲鈍、惡劣、愚蠢的。真有機會改善貧窮狀況的話，也只會更加沒有頭腦，遲鈍，惡劣，愚蠢！」「普雷斯科特先生，這個問題我認真思索過，我堅信你錯了。因為沒有那麼多面包屑來餵飽勞動人民、讓勞動人民一直聽話，單這一個事實，就駁斥了你的理論。在場諸位都低估了工業衰退已近在眼前。沒錯，杜魯門和馬歇爾計劃如果能保住咱們的工作，咱們大多數勞動人民還是會繼續支援。但是，矛盾的是，把產能集中在為美國軍隊和傀儡政府的軍隊生產戰爭物資上，這正在讓美國工人陷入貧困啊。」
即使面對普雷斯科特先生看似深得人心的憤世嫉俗，艾拉也仍努力在探討中注入理性和希望。在普雷斯科特先生身上可能做不到了，但艾拉還是希望能在路邊的聽眾心裡，建立這樣一種意識，即大家協同一致採取政治行動，就能推動變革。在我看來，這正如華茲華斯描述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正是極樂天堂」：「黎明時分活著多麼幸福i／/i然而年輕著才正是極樂天堂！」我們兩個，白人，被十來個黑人圍著，卻無需擔憂，無需恐懼：我們不是他們的壓迫者，他們也不是我們的敵人——壓迫者對敵人，我們都懼怕的這種關係，而這正是我們社會組織運轉的方式。
我們第一次去雲杉街後，艾拉請我在韋誇希利小飯館吃芝士蛋糕，邊吃邊給我講起他在芝加哥時一起工作的黑人。
「那家工廠位於芝加哥黑人區中心，」他說道，「員工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種，我跟你說的那種生機，就在此處萌生。我去過的地方，那是唯一黑人與其他人絕對平等的一處。所以白人不會良心不安，黑人不會一直憤怒。你明白嗎？工作晉升僅以年資為依據，不做手腳。」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什麼樣？」
「就我判斷，他們對我們白人沒有猜疑。首先，他們知道，電氣工會聯合會派到這家廠子的白人，不是共產黨員就是共產黨的忠誠同情者。因此他們不覺得拘束。他們知道，我們這批白人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人了。看到有人讀報紙，十有八九讀的是《工人報》。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衛報》和《賽馬訊息》。赫斯特報系和麥考密克報系兩大陣營。
「黑人實際是什麼樣？生活中。」
「哦，朋友，黑人中有一些醜的，如果你問的是這個意思的話。現實中是有的。但只是極小的一部分。頭腦開放的人，坐電車穿過黑人區一趟，就會明白黑人怎麼長成這樣的。我體會最深的黑人特點，是熱情友好。還有就是，在我們唱片廠，黑人對音樂的熱愛。我們廠到處都有喇叭，有擴音器，有人想聽什麼曲子，說一聲就行，還都是在工作時間。他們就唱著，搖擺著，常有人拉上一個女孩就跳起舞來。員工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都是好女孩。大家抽菸，讀書，煮咖啡，大聲辯論，工作同時進行，沒有停頓。」
「你有黑人朋友嗎？」
「當然，當然有。有個大個子，叫厄爾還是什麼的，我一見就喜歡上了，因為他長得像保羅·羅伯遜。沒多久我就發現他是和我一樣打散工的。厄爾和我一樣要坐很久有軌電車，我們約好乘同一輛車，路上能聊聊天。一路直到廠門口，我和厄爾都是有說有笑，跟在上班時一樣。車一進廠，上來他不認識的白人，厄爾就閉嘴不說話了，我下車的時候，他只說句‘再見’。就這樣。你明白嗎？」
艾拉從戰場帶回來的棕色小筆記本里，記錄了他的觀察、思考和信念，散見其間的，記著他在部隊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計程車兵的名字和美國地址。他已經開始找尋這些人，往全國各地發信，拜訪住在紐約和新澤西州的人。一天，我們坐車去了梅普爾伍德郊區，就在紐瓦克西邊，看望前中士歐文·戈爾茨坦。在伊朗時，他跟約翰尼·奧戴一樣是極左的，艾拉稱他是「相當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回鄉後，我們發現，他和在紐瓦克開床墊廠的一個家族聯姻，現在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追隨了他一度反對的一切。談到《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種族關係、價格管制，他一點兒都不跟艾拉爭。只是笑。
戈爾茨坦的妻子孩子下午和他岳父母出去了，我們在他家廚房喝汽水。戈爾茨坦小個子，精瘦，態度是那種市井精明人的傲慢，艾拉說什麼，他都是嗤笑嘲諷。他怎麼解釋自己的大轉變？「以前我什麼都不懂啊。哪知道我自己說的是啥？」對我，戈爾茨坦則說：「孩子，別聽他的。你生在美國，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有全世界最偉大的體制。當然了，人民也有不幸。你以為在蘇聯就沒有嗎？他告訴你說資本主義殘酷無情，不殘酷無情那還叫生活嗎？這制度和生活才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才是成功的。共產黨說資本主義的那些，完全正確，資本主義說共產主義的那些，也正確。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資本主義制度成功，因為它建立在人人自私這個真理之上，他們共產主義制度不成功，因為建立在天下皆兄弟的童話之上。這個童話太荒誕，他們把人抓起來流放西伯利亞才能逼人信。為了讓人相信他們那套手足情誼，他們要控制人的思想，不聽話的就槍斃。在美國，在歐洲，共產黨明明知道真相，還是繼續編織童話。一開始你是不明白。其實有什麼不明白的呢？明白了人，就什麼都明白了。就明白這童話不可能成真。年輕人信這個，情有可原。二十歲，二十一，二十二，說得過去。過了這個年齡呢？有正常智力的人，怎麼會輕信這種共產主義童話。‘我們的事業是美好的……’其實呢，咱們還不瞭解自己的兄弟嗎？他就是個渣。咱們還不知道咱們的朋友嗎？就是個半拉子渣。我們自己也是半拉子渣。怎麼可能美好得起來呢？用不著憤世嫉俗，用不著懷疑論，單是平常觀察觀察，就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要不要到我的資本主義工廠，看看資本家怎麼做床墊？你會見到真正的工人。艾拉他是廣播明星。你跟他談，你不是和工人談，是和明星談。艾拉，是吧？你是傑克·本尼那樣的明星，你哪知道什麼做工啊？這孩子到我廠裡，會看到我們怎麼生產床墊，看到我們把控生產，看到我得監視生產過程每個步驟，確保床墊質量合格。他會看到萬惡的生產資料擁有者過的是什麼日子。是一天二十四小時賣命幹。工人五點鐘回家，我不能。在廠裡待到午夜。回家後也不睡，腦子裡把賬過一遍。早上六點又到廠了，去開門。孩子，別讓他灌你一腦子共產主義。都是騙人的。去賺錢吧。錢不騙人。錢不做假，民主。賺上錢，然後呢，如果你還是想的話，你再去證明天下皆兄弟什麼的。」
艾拉仰靠椅背，一雙大手交叉枕在腦後，毫不掩飾蔑視，為達到諷刺戈爾茨坦的極致效果，沒對著戈爾茨坦，卻專門對著我說：「人生一大美好感覺是什麼你知道嗎？可能是頂好的，那就是沒什麼怕的。這房子的主人，這個唯利是圖的傢伙，他呢？他什麼都怕。就這麼回事。二戰的時候，歐文·戈爾茨坦是不怕的。現在呢，二戰結束了，歐文·戈爾茨坦怕他妻子，怕他岳父，怕收賬的，什麼都怕。你睜大眼睛往資本主義商店櫥窗裡瞧，要了還想要，取了再取，拿了還拿。買下了，到手了，攢起來。到這一步，信念沒了，開始怕上了。我呢，我有的，沒一樣我放不下的。你明白嗎？我不像唯利是圖的人，會被什麼東西拴住脫不了身。我，艾拉·林戈爾德，從工廠街我父親那處破房子，到今天成就了鐵林的角色，我就上過一年半高中，能遇上這批人，認識我認識的這些人，成了特權階層一員，過上他們那種安逸日子，都太不可思議了，假如一夜之間我又一無所有，對我來說也沒什麼奇怪。你明白嗎？你懂我嗎？我可以回到中西部。可以到廠裡幹活。一定要去的話，我會去的。但決不會當他這種膽小鬼。你現在政治上就是這個，」他說，終於看向戈爾茨坦——「不是個有骨氣的男人，是個膽小鬼，毫無價值。」
「鐵人，在伊朗的時候你就整天胡說八道，現在還是。」然後，戈爾茨坦又對著我說——我是傳聲筒、搭檔表演的、炸彈導火索——他說，「艾拉說的那一套沒人聽得進去。沒人拿他當回事兒。這人太可笑了。不會思考。從來不會。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學。共產黨拿艾拉這種笨蛋純粹是利用。天下沒人蠢得過他了，」他又轉向艾拉，說，「從我家裡滾出去，共產主義蠢蛋。」
我的心怦怦直跳，這時我看到戈爾茨坦從身後裝銀餐具的碗櫥抽屜裡掏出一把手槍。我還沒如此近距離見過手槍，紐瓦克警察後腰槍套裡的除外。那把槍看上去極大，並不是因為戈爾茨坦個頭小。槍是真大，不可思議的大，黑色，做工精良，模塑，機制，威懾力十足。
戈爾茨坦是站著，舉槍指著艾拉前額，就是站著他也不比艾拉坐著高多少。
「我怕你，艾拉，」戈爾茨坦對艾拉說，「一直都怕。你太野了。你對巴茨下那種手，我不會坐等你對我下手的。還記得巴茨嗎？小巴茨？起來，給我滾，鐵人。把小馬屁精帶上。馬屁精，鐵人沒跟你說過巴茨？」戈爾茨坦對我說，「他要殺巴茨，要把巴茨淹死。把巴茨從食堂拖出去——艾拉，你沒告訴這小孩？你在伊朗的事兒，在伊朗發作的事兒。巴茨一百二十磅，操起一把餐刀，那可是非常危險的武器，撲向鐵人，鐵人一把抄起巴茨，扛出食堂，拖到碼頭上，頭朝下吊在水面上，抓著他腳，說：‘遊游水吧，鄉巴佬。’巴茨哭喊：‘不要，不要，我不會游泳。’鐵人又說：‘不會嗎？’就把他丟進了水。頭朝前飛過碼頭邊沿，栽進了阿拉伯河。水深三十英尺。巴茨一沉到水底。艾拉轉身吼我們：‘誰也別管這混蛋！都走！不許過去！’‘鐵人，他要淹死了。’‘讓他淹死，’艾拉說，‘別過來！我有數！讓他沉底兒！’有人跳進水去救巴茨，艾拉隨即也跳下去，抓住這人，掄起拳頭，猛錘他腦袋，挖眼睛，壓住他。你沒跟這孩子說過巴茨？怎麼會呢？也沒跟他說過加威奇？索拉科呢？貝克爾呢？起來，起來，滾，你這個瘋子，殺人犯。」
艾拉一動沒動。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如小鳥要從他臉上飛出去。抽搐，霎動著，我從沒見過他那樣，全身似已化成骨，緊繃，如他眼睛霎動一樣駭人。
「我不走，歐文，」他說，「有槍指著我臉，我不會走。想讓我走，你開槍，要不叫警察來。」
我說不出來他們兩人誰更嚇人。艾拉幹嗎不聽戈爾茨坦的，我們幹嗎不離開這兒？一個是床墊廠廠主，手槍上了子彈，一個是巨人艾拉，讓他放膽開槍。哪個更瘋狂？這是什麼情況？新澤西梅普爾伍德陽光明媚的廚房，大家好好地在喝一瓶皇冠威士忌。三個猶太人。艾拉是來見老戰友。出什麼問題了？
艾拉腦中在轉什麼不清醒的念頭，臉都走了形。我渾身發抖，他收起了這神情。隔著桌子，他看到我牙齒打戰，兩手控制不住地顫，他醒過神來，緩緩起身。兩臂舉過頭頂，就像電影裡銀行劫匪大喊「搶劫」時人們做的那樣。
「沒事兒了，內森。天黑了，不吵了。」他裝作輕鬆的語氣，帶著嘲諷的意思舉起雙手暗示投降，我們穿過廚房門，離開屋子，沿車道走向默裡的車。戈爾茨坦還是一路跟著我們，手槍距艾拉頭只有幾英寸。
恍惚間，艾拉開車穿過梅普爾伍德寂靜的街道，經過那些好看的一家一戶的房子，房子裡住著原來紐瓦克的猶太人。他們才買下人生第一處房子，第一片草坪，第一回入鄉村俱樂部。這樣的居民，這樣的社群，怎會想到餐具裡藏著把手槍。
車子開過歐文頓線，駛入紐瓦克，艾拉才回過神來，問：「你沒事吧？」
我很難受，儘管現在不那麼怕了，只覺得丟臉、害臊。我清清嗓子，不想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說：「我尿褲子了。」
「是嗎？」
「我以為他要殺了你。」
「你很勇敢。非常勇敢。很不錯。」
「走在車道上的時候我尿了褲子！」我憤憤道，「該死！他媽的！」
「是我的錯。整件事。讓那笨蛋當著你的面，拿著槍！槍！」
「他為什麼要那樣？」
「巴茨沒淹死，」艾拉突然說，「沒人淹死。沒人會淹死。」
「你把他扔河裡了？」
「沒錯。確實把他扔河裡了。他就是叫我猶太佬的那渾蛋。那事兒我跟你講過。」
「我記得，」但他跟我講的只是一部分，「就是那天晚上他們伏擊你的吧。打了你。」
「對。打了我，好。把那渾蛋撈上來以後來打我的。」
他開車到我家門前放下我。家裡沒人，我把溼了的衣服丟進洗衣籃，衝了個澡，平靜一下。洗澡的時候，我又戰慄起來，不是因為回想起餐桌前戈爾茨坦用槍指著艾拉額頭，也不是因為回想起艾拉眼睛瞪得像是要飛出腦袋，而是因為我想到，吃飯的刀叉中間放著裝滿子彈的手槍？在新澤西的梅普爾伍德？為了什麼？是因為加威奇！因為索拉科！因為貝克爾！
在車裡沒敢問他的所有問題，一個人洗澡的時候，我大聲問了出來：「艾拉，這些人你把他們怎麼了？」
我父親不像母親，不認為艾拉能給我帶來什麼提升，艾拉找我，父親一直不太理解，還很操心：一個成年人，對我孩子這麼感興趣，想做什麼？他還沒想得太陰暗，但覺得事情不單純。「你跟他都去了些什麼地方？」父親問我。
有天晚上，父親發現我在書桌前讀一份《每日工人報》，他心裡疑慮一併爆發。「我不想家裡出現赫斯特的報紙，」父親對我說，「也不要家裡有《工人報》。這兩個沒什麼區別。如果這人給你看《工人報》——」「什麼‘人’？」「你那個演員朋友。林，自稱林的那個人。」「不是他給我的。是我在城裡買的。我自己買的。法律不準嗎？」「誰讓你買的？是不是他讓你去買的？」「他沒讓我做任何事。」「希望是真的。」「我不說假話！就是沒有！」
確實沒有。我是記得艾拉說過《工人報》上有霍華德·法斯特的專欄，但是我自己去買的報紙，在普羅克特電影院對面市場街一個報攤上，表面上是為了讀霍華德·法斯特，其實也是純粹好奇。「你要沒收嗎？」我問父親。「我不沒收，如不了你的願。我不會成全你，讓你成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我只希望，你讀過、研究過、思考過以後，能辨別出它是滿紙謊言，然後自己收起來。」
學年快結束時，艾拉請我夏天去他的小木屋過一週。父親說我不能去，除非艾拉先和父親談一談。
「為什麼？」我要知道原因。
「我要問他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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