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裡有這句。」我說。
「我想該有這句。」
「潘恩的天賦在哪裡你知道嗎？」林戈爾德先生問我，「這種天賦是傑弗遜、麥迪遜那些人身上都有的。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我說。
「你知道的。」他說。
「反抗英文。」
「這個很多人做過了。不是這個。是用英文來闡述理想。那場革命完全是不可預見的，無組織的。內森，這是不是你從書中獲得的印象？他們要為這革命尋找一種語言。為崇高事業尋求訴諸文字。」
我對林戈爾德先生說：「潘恩說：‘我寫這本小冊子，希望人們能明白他們攻擊的是什麼。’」
「這點他確實做到了。」林戈爾德先生道。
「這一段，」鐵林指著書裡幾行字，「寫到喬治三世。‘若我迫靈魂為妓，立誓效忠一個愚蠢頑固，無用殘忍的傢伙，那麼我該承受魔鬼的苦難。’」
鐵林用他《自由勇敢者》式大眾熱愛的沉啞嗓音背誦的潘恩這兩句話，正是我自己抄寫記誦的十多句中的一句。
「你喜歡這句話。」林戈爾德先生對我說。
「對。我喜歡‘迫靈魂為妓’這句。」
「為什麼呢？」他問道。
太陽照在我臉上，我開始大汗淋漓，因為遇見鐵林興奮激動，現在又要像在課堂上一樣回答林戈爾德先生的提問，坐在身長過六尺、赤著上身的兩兄弟之間，兩人生得高大，態度又親切，一身智慧果斷的男子氣概，令我神往。他們可以聊棒球和拳擊，現在談的則是書籍。談書中存在的問題。他們開啟一本書，不是為了崇拜它、提高修養或迷失於周圍的世界。他們閱讀是為了與書交手。
我說：「因為通常不會把靈魂與娼妓相比。」
「‘迫靈魂為妓’，他要說的是什麼？」
「出賣靈魂，」我回答，「出賣他的靈魂。」
「對。‘若我迫靈魂為妓，那麼我該承受魔鬼的苦難’這樣的表達，比‘若我出賣靈魂’要有力多了，你看出來了吧？」
「看出來了。」
「為什麼會更有力呢？」
「因為他把靈魂擬人化為‘娼妓’。」
「對——還有呢？」
「嗯，‘娼妓’這個詞……不是常用的詞，公眾場合聽不到。沒有人會經常寫到‘娼妓’這個詞，或者，在外面說到‘娼妓’。」
「為什麼不會呢？」
「羞恥心吧。覺得尷尬。守禮。」
「守禮。說得好。對。所以這樣寫夠大膽無禮。」
「是。」
「你喜歡潘恩的就是這一點吧？他的膽識？」
「我想是的。是。」
「現在你能知其所以然了。內森，這你就大大領先了。怎麼做到的呢？研究他用的一個詞，只要一個詞，思考他用的這個詞，就這個詞給自己設問，到後來你就把這詞研究透徹了，像是透過放大鏡，看到了這位偉大作家力量的源泉之一。他是大無畏的。托馬斯·潘恩有膽量。這就夠了嗎？這只是一部分而已。膽識必須有目標，否則就是低階的，太容易做到，而且平庸。托馬斯·潘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膽識？」
我說：「為了他的信仰。」
「這就對了！好孩子！」鐵林突然說道，「不愧是給道葛拉斯喝倒彩的！」
就這樣，五天後，我作為鐵林的後臺嘉賓，參加了在紐瓦克市區最大的劇院「清真寺劇院」舉行的一次聚會。聚會是為新成立的進步黨總統候選人亨利·華萊士而舉行的。華萊士任羅斯福內閣農業部部長七年，在羅斯福第三個任期中擔任副總統。一九四四年，華萊士不再任副總統，由杜魯門接任，華萊士轉而短期擔任商務部部長。一九四六年，總統開除華萊士，因華萊士公然宣稱支援與斯大林合作以及美蘇友好，而恰就在此時，杜魯門和民主黨人開始視蘇聯為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對和平構成嚴重威脅，西方必須抑制蘇聯在歐洲和其它地區的擴張。
民主黨這次分歧，發生在以總統為首的反蘇派和以華萊士為首的反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進步」親蘇派之間。在我自己家，這種分歧反映在我們父子之間。父親對過去在羅斯福門下的華萊士還算欣賞，但他不支援華萊士參選總統，因為美國人一般不支援第三方政黨競選人，華萊士參選會拉走杜魯門的民主黨左翼選票，由此使共和黨候選人、紐約市市長托馬斯·e.杜威的當選幾成定局。華萊士競選團隊稱其黨派可獲六七百萬張選票，佔普選票比例大大高於以往任何美國第三方政黨所得。
「你支援的人只會使民主黨落選，」父親對我說，「如果共和黨當選，會給我們國家帶來多少苦難。你沒經歷過胡佛、哈定、柯立芝的時代。對共和黨的無情沒有切身體會。你討厭大企業吧，內森？你鄙視你和華萊士所說的‘華爾街大人物’吧？但你不瞭解大企業的政黨是怎麼踐踏普通民眾利益的。我瞭解。我知道什麼是貧窮，知道經濟困難的滋味，你和你弟弟有幸沒經歷這些，感謝上帝。」
父親出身紐瓦克貧民區，白天在一家卡車麵包店工作，晚上去夜校學習，就這樣才當上足科醫生。即便在他賺了些錢，我們全家搬進自己的房子以後，他始終都認為自己與他稱為普通民眾而我沿襲華萊士叫法稱為「平民」的那些人的利益息息相關。華萊士是支援羅斯福「新政」的，我努力說服父親，父親斷然拒絕投華萊士的票，我大感失望。華萊士要建立全國醫療系統、保障工會和工人福利，反對《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和虐待勞方，反對《蒙特-尼克松法案》和迫害政治激進分子。《蒙特-尼克松法案》如獲通過，所有共產黨人和「共產黨陣線」組織均須向政府登記在案。華萊士曾說《蒙特-尼克松法案》是邁向極權國家的第一步，意在使美國人民懼怕從而緘默，他說這是國會提出的「最具破壞性」的法案。進步黨倡導思想自由參與華萊士所稱的「思潮市場」裡的競爭。我印象最深的是華萊士在南部競選宣傳時拒絕對種族隔離之下的聽眾做講演，他是第一位如此勇敢和正直的總統候選人。
我對父親說：「民主黨永遠不會著手去結束種族隔離，不會將私刑、人頭稅和《吉姆·克勞法》定為非法。他們從來沒做到過，也永遠不會去做。」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內森，」父親說，「你注意看哈里·杜魯門，他政綱中有公民權條款，現在他已經甩掉了南方那些種族偏激分子，你留心看他的作為吧。」
那一年，脫離民主黨的不只是華萊士，還有父親提到的那些「種族偏激分子」，南方民主黨人，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即「南方民主黨」。推選南卡羅來納州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競選總統，他是個狂熱的種族隔離分子。南方民主黨也會拉走南部通常投給民主黨的選票，這是杜威在選舉中獲得支援、以壓倒多數的選票擊敗杜魯門的又一原因。
每晚在廚房吃晚飯，我都勸父親投票支援亨利·華萊士和恢復新政，父親則盡力要讓我明白在這類選舉中妥協的必要性。然而我是以托馬斯·潘恩這位美國曆史上最不妥協的愛國者為英雄的，單是聽到「妥協」這詞的第一個音節，我就會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對著他，對著母親和十歲的弟弟說，以後只要父親在，我就絕不在這張飯桌前吃飯。每次我要離開，弟弟都用誇張的憤怒語調對我說：「投給華萊士就是投給杜威。」
有天晚飯時，父親換了一種策略，他給我深入剖析共和黨如何輕視我所珍視的經濟平等和政治公正，但我不買賬：兩大黨派在黑人權利方面，同樣缺乏良知；對於資本主義體系固有的不公正，同等漠視；對於因我們國家蓄意挑釁熱愛和平的俄羅斯人民而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同等無視。我含淚鄭重對父親說：「你真讓我驚訝。」彷彿他才是那個毫不讓步的兒子。
更令我驚訝的還在後面。週日下午，將晚時分，父親對我說，他希望我不要去參加當晚在清真寺劇院舉行的華萊士聚會。如果我們談過以後我仍舊要去，他不會攔著我，但希望我起碼聽完他的話之後再做最終決定。週二從圖書館回家後，晚飯時我得意地宣告，我應邀作為廣播劇演員鐵林的嘉賓，參加在市中心舉行的華萊士聚會。結識鐵林我實在太興奮，他對我的關注令我得意忘形，母親乾脆不許父親對聚會提出保留意見，但現在父親要我聽他講，他認為他作為父母有責任跟我探討，我還不能生氣。
父親對我很認真，這點和林戈爾德兄弟一樣，但是父親沒有艾拉那樣政治上的無畏，沒有默裡的文采，最主要是父親做不到像他們那樣不關心我舉止是否得體，會不會長成個好孩子。林戈爾德兄弟好比拳賽中快拳左右開攻，把我引入大賽，引我探知何為真正廣泛意義上的人。他們推動我進行嚴謹縝密的思維，現時的我回顧當年，對此也很認同。他們不在意我會不會做個好孩子。只在意我的信念。他們對我是沒有做父親的責任的，父親的責任是引導兒子規避各類潛在危險。這些事父親是要操心的，老師則不用。父親要操心兒子的行為，操心怎麼讓自己的小湯姆·潘恩適應社會生活。可是一旦小湯姆·潘恩已經為成人圈子所接納，他父親卻仍當他是個小男孩來教育，這父親就沒指望了。沒錯，父親要擔心可能出現的危險陷阱，他不擔心就不對了。但無論如何，父親還是沒指望了。小湯姆·潘恩只能將父親甩在一邊，背叛父親，義無反顧跨向人生第一個陷阱。然後獨自一人，這樣才達成人生真正的統一，從人生一個陷阱邁向下一個陷阱，直至墓穴。若無意外，這總歸是他落入的最後一個坑吧。
「聽我說完，」父親說，「你再拿主意。兒子，我尊重你是獨立的。你要戴華萊士的徽章去上學嗎？戴吧。咱們是自由國度。但你要掌握全部真相。沒有事實真相，你沒法做出明智決定。」
尊敬的總統遺孀羅斯福夫人後來何以不再支援亨利·華萊士轉而反對他呢？哈羅德·伊基斯是羅斯福信任的忠誠的內政部長，當之無愧的偉人，他何以不支援亨利·華萊士轉而反對他呢？我們國家有史以來最有抱負的工會工業組織聯合會又何以撤回了對亨利·華萊士的資金投入和支援呢？是因為共產黨勢力滲透進了亨利·華萊士的競選活動。父親不想讓我去集會，是因為共產黨幾乎完全控制了進步黨。父親說亨利·華萊士不是太天真，毫不知情，就是太狡詐，不願承認——不幸的是，後者更有可能。但是共產黨人，尤其是來自為共產黨控制的工會、已經被工業組織聯合會開除的那些——
「你這個反共分子！」我吼道，隨後離家，坐14路車去了集會。我遇到了保羅·羅伯遜。艾拉給他介紹說我就是艾拉曾跟他提過的那個高中生，他伸手與我握手。保羅·羅伯遜是黑人演員和歌手，任華萊士總統競選委員會聯席主席。幾個月前，在一次發生於華盛頓的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議活動中，在華盛頓紀念碑腳下，五千名抗議者面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聽證會上，當被問及如法案通過他會否遵守法案規定，他大無畏回答：「我會違反這項法案。」當被問及共產黨支援什麼，他同樣回答得直截了當：「支援黑人取得完全平等權利。」保羅·羅伯遜握住我的手說：「年輕人，不要喪失勇氣。」
我與演員和發言人站在清真寺劇院後臺，同時浸潤於兩個嶄新的獨特世界，左派的氛圍和「派系」的世界，那種興奮，堪比在大型棒球聯賽與球員一同坐在休息室。我立在舞臺一側，聽艾拉再次化身亞伯拉罕·林肯，這次斥責的不是斯蒂芬·a.道葛拉斯，是兩黨派的戰爭販子：「支援世界各地的反抗組織，把西歐武裝起來對抗俄羅斯，將美國軍事化……」我看到了亨利·華萊士本人。他上臺對群眾發言前，我就在他身邊不過二十英尺。集會後的酒會上，艾拉趨前對他耳語時，我就站在他身旁。我凝視這位總統候選人，他來自艾奧瓦，父親是擁護共和黨的農夫，他跟我見過的任何一位美國人一樣，有美國人的容貌和聲音。這位政治家反對高價、大企業、種族隔離和歧視，反對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蔣介石此類獨裁者實行綏靖政策，我憶起法斯特對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遠比傑弗遜的更貼近普通工人群眾。」那晚，這位代表普通民眾、人民和人民政黨的候選人站在講臺上，緊握拳頭，大聲疾呼「我們的自由正被肆意踐踏」，聽得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清真寺劇院那晚六年後，一九五四年，我申請富布萊特獎學金被拒。
我並沒有過也不會有多大影響力，然而這股打敗共產主義的狂潮還是連我都席捲到了。
鐵林一九一三年生於紐瓦克，早我二十年，他家那片兒很窮困，家裡沒有溫情。他上過巴林傑高中，時間不長，除體育課外無一門功課及格。他視力很差，眼鏡也不管用，課本上的字幾乎看不清，更不用說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了。看不清，學不進，於是有一天，照他說是這樣的：「我就沒起床去上學。」
默裡和艾拉的父親，艾拉談都不願談及。那次華萊士聚會後幾個月，艾拉跟我說的最多不過是：「我沒法跟父親講話。他對兩個兒子從沒有過絲毫關注。不是故意的。是獸類本性。」艾拉的母親在他記憶中是他鐘愛的，在他七歲時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為「童話故事裡那種繼母，地道的賤女人」。進高中一年半，他退了學，幾周後，永遠離家，那年他十五歲，在紐瓦克找到一份挖溝的活兒。二戰爆發前，全國經濟大衰退期間，他四處漂泊，先在新澤西，後來走遍全美國，有什麼幹什麼，大部分是重體力活。珍珠港事件後，他就入了伍。他看不清視力表，查視力的隊很長，艾拉繞到視力表前，把表上能背的都背下來，再站回佇列，就這樣通過了體檢。一九四五年退伍後，艾拉在伊利諾伊州卡柳梅特城待了一年，和他部隊裡最好的朋友約翰尼·奧戴同住，約翰尼是鋼鐵工，信仰共產主義。他們一起在伊朗碼頭上做過裝卸工，卸下由鐵路經德黑蘭運往蘇聯的援助物資裝備。因為艾拉做活力氣大，奧戴給他起了個綽號「鐵人艾拉」。到了晚上，奧戴教鐵人如何閱讀書籍和寫信，把馬克思主義教授給他。
奧戴灰髮，比艾拉年長約十歲。「他這個歲數是怎麼混進部隊的，」艾拉說，「我一直沒搞明白。」奧戴六尺高，瘦得跟電線杆一般，卻是艾拉遇到過的最厲害的傢伙。奧戴隨身帶一個輕便拳擊袋，訓練擊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不得已的情況下」，他能一次擊敗兩三個人。奧戴還極有才華。「那時候我對政治、對政治運動一無所知，」艾拉說道，「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不同流派我一概不懂。他跟我講了不少。他講了勞動者。講到美國的社會狀況。政府對工人利益的損害。他說的都有事實依據。特立獨行是吧？奧戴就是極其特立獨行，沒有一件事按規矩來。奧戴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
那時奧戴和艾拉一樣沒結婚。「牽纏不清的關係，」他對艾拉說，「我永遠都不想摻和。在我看來，孩子根本就為人性之惡所控制。」奧戴也就比艾拉多上了一年學，但他靠自己練了出來，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口頭和書面辯論方面技藝嫻熟」，方法是從各種各樣的書籍中不作甄別大段大段抄寫，再借著小學語法書辨析句子結構。就是奧戴給了艾拉那本艾拉說是重塑了他生命的袖珍詞典。「這本詞典我在夜裡讀，」艾拉對我說道，「像讀小說。我讓人寄來一本《羅熱同義詞彙編》。白天卸一天船，晚上學習詞彙。」
他發現了閱讀的樂趣。「有一天，他們寄來整套的文庫叢書，這一定是部隊犯下的最大過錯之一，」他笑道，「後來我把那些書差不多都讀了一遍。他們搭了座活動房藏書，打好書架，對大家說：‘想看書就來拿。’」是奧戴告訴艾拉去拿哪些書，現在也還是。
艾拉早先給我看過三頁紙，上題「給林戈爾德的幾條具體建議」，這是他們在伊朗的時候奧戴寫的。「第一條：手邊常備詞典一本，富含同義詞和反義詞的好詞典，給送奶工寫便條也要用。詞典要用。不要按老習慣胡亂揣測單詞拼寫和確切含義。第二條：隔行書寫，以便日後新增批註和修正。我不管這不符合個人書信的正確用法，因為這樣才能做到表達準確。第三條：不要把文字排得緊緊的、不作分段。每論及新的概念，或進一步闡述已有論題，要另起一段。可能會顯得不那麼平整流暢，但能大大提高可讀性。第四條：避免用詞陳腐。即使非用不可，也要把你讀過聽過的換種方式表達，不要原文照搬。讀書會那天晚上，你用來陳述觀點的那句話：‘我簡要說了現存體制的一些弊端……’鐵人，這是你讀來的，不是你自己的，是別人的。聽著像罐頭裡出來的。假使你這樣來表達同一個觀點呢：‘以我在伊朗的所見為依據，我論述了土地私有權的影響及外國資本的壟斷。’」
總共有二十條，艾拉給我看是為幫助我寫作，不是我寫的那些高中廣播劇，而是我的日記，我零散記下的「思考」，我計劃中是「政治性的」隨筆雜記。我仿照艾拉開始記日記，艾拉則仿照約翰尼·奧戴。我們三個用同一個牌子的筆記本，伍爾沃思商店出的一種簡易筆記本，一頁五十二行，四寸長三寸寬，頁首裝訂在一起，斑駁棕色底子的硬殼面。
奧戴來信中每提到一本書，隨便什麼書，艾拉都會去弄一本，我也是。我是直接去圖書館借。「最近我在讀鮑爾德《青年傑弗遜》，」奧戴寫道，「同時也在讀其他有關美國早期歷史的著作。那個時期的通訊委員會是具有革新思維的殖民者推進了解和協調計劃的主要代表機構。」我就是這樣在中學時讀到了《青年傑弗遜》一書。奧戴寫道：「幾周前，我買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說是作參考書用，其實翻讀起來樂趣極多。」於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圖書館，坐在參考書區，依我想象中奧戴翻讀的樣子去翻看《巴特里特》，手邊放著日記本，一頁頁翻讀，找尋可促我成熟、成為不容小覷的人的智慧。「我定期買《共產情報局》雜誌（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官方刊物）。」奧戴寫道。共產情報局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簡稱，我知道本地圖書館不會有。謹慎起見，我也沒去查詢。
我寫的廣播劇是對話形式，比起奧戴的具體建議，倒更容易受艾拉和奧戴談話的影響，艾拉把他們的對話複述給我聽，或是逐字演示，彷彿他和奧戴一起就在我眼前。劇本也帶有工人階層慣用語色彩，艾拉去了紐約成為廣播劇演員後很長時間，言語中仍常會突然冒出這類用語。劇本的觀念深受奧戴寫給艾拉的長信的影響，這些信我常請艾拉誦讀。
我作品的主題是普通老百姓的命運，廣播劇作家諾曼·科溫在《勝利手記》中贊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這齣劇六十分鐘長，歐洲戰役結束當晚，哥倫比亞廣播電臺播放了該劇（應大眾要求，八天後重播了一次），這齣劇使我沉湎於以文學救世的抱負，期冀借寫作匡正這世上的弊端。時至今日，我不願去判斷我曾如熱愛《勝利手記》般熱愛的東西是不是藝術，它給了我最早關於藝術神奇魔力的感受，加強了我對自己希望和期待中的文學家語言作用的最初認識，即為銘記戰爭中人民的鬥爭。（它也教我可以在句首用「而且」，跟我們老師堅持的正相反。）
科溫的劇本形式鬆散，沒有情節——「是試驗性的」，我對足科醫生父親和居家母親這麼說。風格非常口語化，用頭韻，這種風格部分源自克里福德·奧德茨，部分源自馬克斯韋爾·安德森，二三十年代美國劇作家為舞臺打造的一種獨特樸實格調，自然又帶抒情色彩和嚴肅的寓意，是詩意化的語言。在諾曼·科溫作品中體現為日常用語的韻律與略帶文學矯飾的語言結合為一種語調，在十二歲的我看來其精神是民主大眾的，其影響又是英雄風骨的，與公共事業振興署藝術家計劃中藝術家所畫壁畫極為相像。惠特曼稱美國屬於粗獷的人，諾曼·科溫則認為美國屬於小老百姓——這小人物正是剛打了愛國戰歸國併為人民所愛戴的美國人。這名小人物正是美國人自己！科溫的「小老百姓」正是「無產階級」的美國人，以我現在所理解的，美國工人階級戰鬥並贏得勝利的革命，其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論如何卑小，都是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這場革命證實了存在一種為所有人共享的神話般的國民特性。
包括我在內。我是猶太孩子，毋庸置疑，但我不願帶上猶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清楚它是什麼。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國民的特性。對於生在美國的我父母來說，對於我來說，沒有比這更自然、更合適的了。對於我而言，沒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諾曼·科溫的語言意義更深刻，戰爭在人民中激起的振奮情緒在他的語言中昇華了，是二戰的禱告文，高尚的大眾詩歌。
歷史取了縮影，人格化了；美國取了縮影，人格化了；對於我，這即是諾曼·科溫及那個時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歷史，歷史也湧入你。你匯入美國，美國匯入你。一切都是由於十二歲的我，活在一九四五年的新澤西，守著收音機聽廣播。那時大眾文化充分連結著上個世紀，仍易受老百姓語言影響，這一切令我著迷。
終於可以講了而不會破壞這場運動：
衰落的民主，拙劣的布林什維克，容易上當的、軟弱的人，
最終卻比納粹惡棍更頑強、更機智；
因為他們並未鞭笞牧師，焚燒書籍，打猶太人，沒有把女人關進妓院，從孩子身上取血，
各地民眾，普通的自由人，從家常日子中醒來，清晨起床，活動肌肉，學習用武器，越過危險重重的平原與海洋，擊敗正規軍。
他們做成了。
若需確認，請看上期公報，上有最高聯合司令部標記。
從晨報上剪下來吧，交給孩子好好儲存。
《勝利手記》單行本發行後，我馬上買了一本（是我沒用借書卡去借、自己直接買下的第一本精裝書）。幾周內，我背下了六十五頁自由詩形式的篇章，尤其喜歡那些遊戲般隨意使用日常市井用語的句子（「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古鎮上今晚一度氣氛熱烈」），或是把看似無甚關聯的專有名詞放在一起，產生給人意外刺激的反諷效果（「在來自巴爾的摩的雜貨店員面前，那非凡武士擱下了他的日本武士劍」）。這場大戰讓我這年紀的人牢固樹立了愛國情緒，戰爭開始時我差不多九歲，結束時差半年十三歲。戰爭終了之時，廣播中單是提到美國的城市和州名（「新漢普頓刺骨夜風中」，「自埃及直至俄克拉何馬草原上的小鎮」，「在丹麥的哀悼與在俄亥俄的哀悼是出於同樣的緣由」），就足具令人敬仰的效果。
他們投降了。
終於精疲力竭，叛徒死在威廉斯特拉斯後一條小巷。
鞠躬謝幕吧，美國兵，
鞠躬謝幕吧，庶民。
明日的英雄就在今日午後你們這些平民的腳下。
該劇以這首頌詩拉開序幕。（廣播中果敢的聲音與鐵林相仿，將讚美堅定地獻給我們的英雄。那是學校教練——教練還教英文課——在中場休息時的聲音，堅定，飽含熱情有些沙啞，帶點威嚇陣勢，這是平民大眾共同良知的呼聲。）以下是科溫的尾聲部分，是一段禱文，紮根當下，在已是堅定無神論者的我看來，一方面是完全世俗和非宗教的，同時卻又比我在學校每日清晨聽人背誦的禱文，或是陪父親在至聖日禮拜時讀到的祈禱書，都更強大、更勇敢。
主啊，揮劍開闢……
主啊，新鮮麵包，寧靜的清晨……
主啊，外套，薪水……
將新自由精準分配……
公佈證言，使大家相信兄弟情誼……
坐在談判桌前，越過重重困境，為庶民的希望護航……
數千萬美國家庭在收音機旁收聽，雖然比他們過去常聽的要複雜，但我竊以為，在他們心中激起了一股曾同樣作用在我身上的變革與忘我的衝動，從沒有哪個廣播節目能對我產生這種影響。這廣播節目的力量！收音機裡走出靈魂，如此奇妙。平民精神激發了民粹崇拜，語言噴湧而出，從美國人民之心升騰，自美國人民之嘴釋放，一小時節目獻給科溫所謂的普通美國人民——「廣大民眾，平常但自由」——身上的高貴品質。
對我來說，科溫將湯姆·潘恩現代化，將事業的危險大眾化，使之不單是一位正直狂人個體的問題，而是集全體正直人民力量為一體。高尚的事業，於是民眾同心。崇高的追求，於是民眾同心。令人激奮的理念。科溫為之奮鬥，實現理想，至少是在創作的作品中實現吧。
戰後，艾拉首次自覺加入階級鬥爭。他對我說，自己一輩子忙忙碌碌，不知忙些什麼。在芝加哥時，他在一家唱片廠工作，週薪四十五美元，電業工人聯合會為工廠訂立的合同嚴密可靠，甚至有工會職業介紹。奧戴則回到印第安納港國內鋼廠做裝船固定工。奧戴常想著辭去工作，晚上在他們的房間裡對艾拉發牢騷：「如果我能有六個月全職來做，不受限制，我就能在這個港口建起我們的黨。這兒好人不少，缺的是能把全部時間投入組織的人。沒錯，組織方面我不是太好。要跟膽小的布林什維克示好合作，我卻更想敲他們腦袋。但其實又有什麼區別呢？這裡的黨太拮据了，招不起全職人員。蒐羅到的每分錢都要用來維護黨的領導地位。用來作宣傳，以及很多不容延緩的事情。付完上一份賬單後我就沒錢了，靠賒賬過了一陣子。可是還有稅啊，車啊，這樣那樣的……鐵人，我應付不了——必須去工作。」
我喜歡聽艾拉跟我轉述他們工會里粗漢之間用的那些切口，就連約翰尼·奧戴這樣的人也說這些行話。奧戴用的句子結構不像一般工人的那麼簡單，但他很明白他們用詞的力量，同義詞彙編可能給奧戴一些不良影響，但這類工人用語奧戴一直運用自如。「我得緩緩……管理方高舉斧頭……我們一跟他們掰……他們一旦上街……他們要是逼我們接受黃犬契約，不讓我們加入工會，那就是磚頭上濺血……」
我喜歡聽艾拉說他們電業工會聯合會的活動，聽他跟我講他唱片廠裡的人。「工會很團結進步，由普通人領導控制。」普通人——這個詞使我激動，就如為辛勞工作、堅強意志以及融合兩者的正義事業而激動。「每組輪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當中，有一百多個參加每兩週一次在廠裡的聚會。雖然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時薪，」艾拉對我說道，「但廠子裡沒人耍威風。你懂的？老闆有話要跟員工說的時候，還是很有禮貌的。工人就算是犯了大過錯，被叫進辦公室的也還有主管。這就很不錯。」
艾拉跟我講工會例會都有什麼內容——「一些例行公事，比如新合同提案，曠工的問題，對停車場的投訴，討論戰爭逼近」（他指的是蘇聯美國之間的戰爭），「種族主義，工資與物價相互作用之迷局」——不停地說啊說啊，不僅是因為十五六歲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為，他們如何說話、做事和思維。艾拉在離開卡柳梅特城到了紐約，在廣播界工作，牢固樹立《自由勇敢者》中的鐵林形象後，還是會談起唱片廠和那些工會會議，用的是他工人同事那種吸引人的語氣和詞彙，彷彿他還每早去那裡上班一樣。其實是每晚，因為沒多久他就轉到了夜班，空出白天做「傳道工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指發展新人入黨。
在伊朗碼頭上工作時，奧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產黨。孤單一人的艾拉正是奧戴最合適的目標，正如我最適合艾拉發展入黨，雖然我並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艾拉工會舉辦的華盛頓-林肯誕辰募款會，是他到芝加哥第一年的二月，會上有人想到把艾拉扮成阿貝·林肯。艾拉瘦高結實，關節粗大，頭髮粗黑像印第安人，走路懶洋洋步子很大。給他裝上絡腮鬍，戴上大禮帽，穿上高幫鞋和不合身的老式黑禮服，讓他上臺，朗讀一段林肯和道葛拉斯的辯論詞，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對奴隸制的譴責。他把「奴隸制」這個詞演繹為濃重的工人階級政治語調，贏得一片掌聲，自己也陶醉其中，接著誦讀了他上了九年半學唯一能背誦的葛底斯堡演說。最終那句，有史以來無論天國抑或人間最輝煌果決的句子，博得滿堂喝彩。有三次，他舉起關節多毛的靈活大手，揮舞著，以他異常修長的手指中最長那根直指工會聽眾眼球，壓低嗓音，說出「為民」一詞。
「大家都以為我是太激動，以致不能自已，」艾拉對我說道，「以為我是為了激情。其實不是。我那是第一次為智慧深深感動。一生中第一次明白自己講的到底是什麼。我明白了這個國家的意義。」
那晚以後，每逢週末和假日，他遊遍芝加哥地區，足跡遠至蓋爾斯堡和斯普林菲爾德，走入林肯的地道美國，在產業工業聯合會代表大會，文化節目，遊行，野餐會上扮演亞伯拉罕·林肯。他上了電業工會聯合會廣播節目，即使沒人能看到他比林肯還高出兩英寸。他演得極好，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將林肯帶給大眾。艾拉·林戈爾德登臺演出時，人們帶著孩子去看。演出結束後，一家子上臺去和他握手，孩子們要求坐在他腿上，對他說聖誕節想要什麼禮物。他演出的那些工會，一般都是在產業聯合會主席菲利普·默裡一九四七年開始肅清聯合會內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和共產黨成員後，與產業工會聯合會決裂或者被聯合會開除的那些當地工會，這也不奇怪。
但在一九四八年，艾拉是紐約正值上升期的廣播明星，剛娶了美國最受尊敬的廣播劇女演員，當時他是安全的，還沒被那場要從工會運動中及全美國肅清親蘇親斯大林政治勢力的運動所波及。
他如何從唱片廠的工作發展到演廣播劇的？他最初是為了什麼離開了芝加哥和奧戴？那時我絕不會想到與共產黨有關，主要是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
據我所知，廣播劇作家阿瑟·索科洛有次到了芝加哥，有天晚上在西區一處工會會堂看到了艾拉演林肯。艾拉在部隊時就見過索科洛。那次他作為軍人到伊朗演出《這是部隊》節目。一同巡迴演出的有不少左派分子，有天深夜，艾拉和幾個左派分子去了場自由討論會，艾拉記得，會上他們討論了「世上一切政治問題」。其中就有索科洛，不多時即為艾拉所推崇，艾拉眼裡他是為理想而奮鬥的人。索科洛年幼時就是底特律街頭與波蘭人對抗的猶太孩子，艾拉很認同他這點，一見他就有親切感，對無根無底的愛爾蘭人奧戴，艾拉沒體會過這樣的感覺。
索科洛那時是個正在寫《自由勇敢者》的平民。那次他恰巧到了芝加哥，當時艾拉已在臺上演了一個小時的林肯，不光是背誦或朗讀演講詞和文書，還假亞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觀眾就當前政治論爭的提問，用林肯式尖厲的鄉下鼻音，笨拙巨人的手勢，風趣直率的言談方式。林肯支援控制物價。林肯譴責《史密斯法案》。林肯捍衛工人的權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參議員比爾博。工會會員熱愛他們這位堅定的自學成功者極具說服力的口技，他對林戈爾德主義、奧戴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林肯主義的大融合。（「加油！亞伯！」他們衝黑髮絡腮鬍的艾拉大喊，「別饒了他們！」）索科洛也是，他把艾拉介紹給另一位猶太老兵，這人是紐約肥皂劇製片人，有左傾傾向。正是因為認識了這位製片人，艾拉在試演後得到了一部日間肥皂劇餘下的一個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魯克林的房客。
報酬一週五十五美元。哪怕在一九四八年來看也不算多，但工作穩定，比他在唱片廠掙的多。新工作也跟著紛至沓來，處處都有活兒接，跳上候著的計程車，從一處錄音室衝到下一處錄音室，從這場日間演出衝到下場演出，一天演出多達六場，演的都是勞動階級出身的角色，言辭粗魯，艾拉說刪去他們的政見才能通過稽核，「為了上廣播把無產階級搞成符合美國標準的，拿去了膽氣和頭腦」。這些工作將他推上了索科洛每週一小時知名節目《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的時候開始身體不適，促使他轉回東部換新工作。他肌肉痠痛難忍，一週要有好幾次——不用忍著疼痛去演林肯或發展新人的時候——直接回家，在房間外門廳那邊，浸在一大缸熱氣騰騰的水裡泡上半小時，隨後上床，帶上本書、詞典、筆記本和就手找到的吃的。他覺得這病是他在部隊裡挨的那幾次打落下的。最厲害的一次，碼頭上一夥人認定他「同情黑鬼」便揍了他，他因此住院三天。
這幫人在艾拉和三里外河邊那片隔離區幾個黑人士兵結交後就盯上他了。那時奧戴組織了一個小組，在活動房碰面，在他指導下討論政治和書籍。有九名或十名士兵每週兩三晚在飯後聚到圖書館，討論貝拉米的《回顧》、柏拉圖的《理想國》，或是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隔離區兩名黑人加入小組前，基地上幾乎無人留意這圖書館和那些士兵。
艾拉先是和部隊上這幫叫他黑鬼分子的人論理。「你們憑什麼侮辱有色人種？對黑人全是詆譭。你們不僅反黑人，還反勞工，反自由主義，反智。反對一切對你們有益的東西。你們怎麼會這樣？在部隊服役三四年，看著朋友死去，受傷，生活被打亂，卻絲毫不明白背後的原因以及這些都是為了什麼。你們就知道是希特勒挑起來的。只知道是徵兵局找你們的。其實呢？我跟你們說，你們如果處在德國人的位置，會跟他們一模一樣。可能比德國人要晚一點，因為我們社會的民主因素。但是因為人們如你們一樣滿嘴胡言，我們最終會整個變成法西斯，獨裁者，諸如此類。碼頭這些官員的歧視就夠惡劣了，可是你們呢，你們出身貧寒，沒幾個錢，不過是流水線、血汗工廠和煤礦的飼料，被社會壓迫剝削，低工資，高物價，龐大利潤，可你們竟成了一群吵吵嚷嚷、一肚子成見、還迫害赤色分子的渾蛋。你們不知道……」然後艾拉跟他們說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這類激烈爭論於事無補，艾拉也承認因為他的脾氣反而使事情惡化。「我一開頭就太激動，本來想打動他們的，結果大部分沒達成。後來我學會對這些人保持冷靜，用事實影響到了一些人。和這些人對話是非常艱難的，他們腦中的成見根深蒂固。給他們分析種族隔離的心理起因、經濟起因、他們熱衷使用‘黑鬼’一詞的心理原因，他們無法理解。他們說，為什麼喊黑鬼，因為黑鬼就是黑鬼——我一遍遍跟他們分析，他們的回答就這個。我反覆說兒童教育和個人責任，沒用，還是被他們痛打，打得厲害到我覺得自己快不行了。」
艾拉給《星條旗報》寫了封信，控訴部隊中的種族隔離，呼籲種族融合，這件事後，他同情黑人的名聲給他自己帶來很大危險。「寫這封信就用上詞典和《羅熱同義詞彙編》了。這兩本書我啃透了，通過動筆寫東西來操練。我寫信好比搭腳手架。真正懂英語的人也許會持批評意見吧。我那語法實在沒法看。但我還是寫了這封信，我覺得應該寫。我氣壞了。你懂嗎？明白嗎？我要站出來告訴大家這是錯誤的。」
那封信刊出後，有一天，他在裝貨筐裡幹活，正在艙底上方，管拉筐的傢伙威脅他，說如果他對黑人的事再不放手，就把他摔下艙底。一次次把他降下十尺，十五尺，二十尺，說下一次就會鬆手，摔他個粉身碎骨。他也害怕，但就是不說他們要聽的話，最後他們還是放他出來了。次日早晨，在食堂，有人叫他猶太雜種。和黑鬼鬼混的猶太雜種。「是個大嘴巴的南方土老帽，」艾拉告訴我，「老是在食堂說猶太人和黑人。那天早上我飯快吃完了，屋裡也沒多少人了，他開始大聲胡扯起黑人猶太人什麼的。我還在為前一天船上那事憋著一肚子火，忍不下去了。我把眼鏡摘下來，遞給和我坐一起那人，他是唯一還會和我坐的人。然後我穿過食堂，屋裡坐著兩百多號人，我為著政見完全被他們排斥。我衝著那渾蛋撲了上去。他是列兵，我是中士。我把他痛踢一通，從食堂這頭直踹到另一頭。後來軍士長走過來說：‘你要指控他嗎？列兵冒犯士官？’我心想，我照做肯定就完了，不照做一樣完了。對吧？但打那以後，只要我在，沒人再說過一句反猶太的話。說黑鬼還是照樣。黑鬼這個黑鬼那個，一天上百遍。當晚，那山裡人又來找我麻煩。我們正洗餐具。那裡用的那種臭烘烘小刀你知道吧？他拿著那麼一把朝我撲來。我又把他收拾了，收手以後沒再怎麼樣。」
幾小時後，夜色中，艾拉遭到埋伏，進了醫院。他在唱片廠幹活時開始肌肉痠痛，就是那次兇暴毆打造成的傷害所致。老是拉傷肌肉或關節扭傷，腳踝，手腕，膝蓋，脖子，而且常常是壓根沒做什麼，光是坐公交車回家下車，在吃飯的小餐廳從櫃檯那頭拿個糖罐。
這就是為什麼艾拉一聽到去為廣播劇試音，不管希望多渺茫，還是迫切抓住了這個機會。
艾拉移居紐約，在廣播界一夜成名，其中也許還另有原委，當時我沒有多想。用不著想。這個人，是他把我帶到諾曼·科溫以外的世界，讓我知道科溫沒談到過的美國兵的情況，這些士兵不像《勝利手記》中的人物那樣好或那樣反法西斯，出國作戰前，作戰歸國後，他們腦中的詞一樣是黑鬼和猶太鬼，沒變。艾拉這人，慷慨激昂，飽經風霜，科溫沒觸及的美國殘暴的一面，你都能在他身上看到第一手證據。艾拉在廣播界一舉成名，我看無需和共產黨有什麼關聯。我就是覺得，這人太厲害了。他就是個鐵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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