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第一位英文老師默裡是艾拉·林戈爾德的哥哥，我是經過默裡結識了艾拉。一九四六年，默裡剛退伍，阿登戰役中他在第17空降師服役。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參與著名的萊茵河空降戰，打響歐洲戰場最後一場戰役。那時，默裡脾氣暴躁，性急，禿頭，個子沒有艾拉高，四肢頎長，結實，時刻警覺地守著我們。他對人態度舉止毫不做作，講起話來則是口若懸河，智識近乎令人生畏。默裡最喜歡作釋義剖析，讓我們去領悟，凡我們談及的論題，他都一一細細分解，達其要素，那種精細不亞於他在黑板上圖解分析句式。他獨到的是讓知識的求索生動起來，即令是對我們的閱讀和寫作做嚴謹分析，口頭講授解析時，也充滿敘事魅力。
林戈爾德先生帶進課堂的是他的健壯體格和過人智力，他的課堂氛圍自然、開放，對我們這幫聽訓守禮的孩子來說，不啻為一種啟蒙，日後我們才領悟到，遵守老師制訂的行為規範，與心智發展其實風馬牛不相及。題若答得不對，一隻黑板擦就迎面飛來，他這特別的癖好，意義之重大，怕是他自己也沒想到。也許並沒有。也許林戈爾德先生心中有數，我們這些孩子，要學的不僅是如何精準表達及培養對語言的敏銳觸覺，還應學會如何能活躍卻不愚魯，如何不會過於內斂或過度恭敬，如何在對聰明孩子威懾最深的體制規矩中，解放自己的陽剛生命力。
在默裡·林戈爾德這樣的高中男教師身上，人們能感受到男性的力量，不為宗教虔誠所規正的男性權威；在默裡·林戈爾德這樣的高中男教師身上，人們能看到其職業的神聖意義，他不曾迷失於美國式漫無邊際飛黃騰達的夢想，他與學校裡那些女教師不同，他本來做什麼都可以，卻選擇了做教師，以此為終生事業。他整日孜孜以求的是與他能夠影響的青年人相伴，並以青年人的回應為平生至大樂趣。
他大膽的教學風格給我的自由觀刻下的印記在當時並不突顯。孩子不太會那樣分析學校、老師和自己。但我對自立的希冀則是在那時萌芽，大抵是由於默裡的榜樣，我把這點對默裡講了，那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九五○年我高中畢業後第一次遇到默裡。他已九十高齡，風采一如當年，實實在在，既無自嘲亦不做作，為學生演示他特立獨行的格言「管他的」，他教給學生，越界違規，無須成為阿爾·卡彭，只須思考即可。「人類社會里，」林戈爾德先生教我們，「思考是最偉大的逾越。」「批、判、式、思、維，」林戈爾德先生指節叩桌，一字一頓說道，「是終極顛覆。」我對默裡講，中學起就從他這樣的男子漢嘴裡聽到此話，看到他親身演繹，這給我的成長提供了最珍貴的指示。我這樣一個小地方的高中生，沒經過風雨，心性又高，追求理性，嚮往著有所作為和自由自在，對當年默裡的話雖似懂非懂，卻緊握不放。
默裡則把我少年時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個人生活全講給我聽，那是困苦厄境，鬧劇充斥其間。艾拉去世已有三十多年，默裡仍不時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毀了，為了信仰，成為政治犧牲品，歷史犧牲品，」默裡道，「但我不記得有誰是像艾拉那樣被擊垮的。沒有倒在他會為自己選擇的偉大的美國戰場上。或許，不論意識形態、政治和歷史如何，真正的災難，其本質總是個人的平庸化吧。生活它使人平凡瑣碎的功力可是不容置疑的。生活它剝奪人的意義，使人的尊嚴傲骨蕩然無存的手段信手拈來，不由得人不折服。」
我問起默裡他的經歷，他也說了他被剝奪意義價值的經歷。他的事我知道個大概，細節知道得不多，因為我在一九五四年大學畢業後也參了軍，有多年不在紐瓦克，而默裡所受政治迫害是從一九五五年五月才開始。開頭，我們聊的是默裡，直到下午將盡，我問他可願留下來共進晚餐。此時，他才彷彿與我有了共識，認為我們的關係更親近了一層，接下來坦率談談他弟弟的事兒也沒什麼不妥。
我住在新英格蘭西部，附近有一所叫雅典娜的小型學院，為老年人開設為期一週的系列暑期課程。九十歲的默裡報了一門課，題目宏大：《千禧年之莎士比亞》。他週日抵達那天，我在鎮上碰到了他，我沒認出他，幸好他把我認出來了。就這樣，我們一起度過了六個夜晚。就這樣，往日再現，寄身於老人，他從不會為自己的不幸遭遇多想一分一秒，除了正經話題，仍不願將時間虛擲在空談上面。時光將他昔日健壯體格吞噬得一乾二淨，但他那股鮮明的執拗勁兒使他仍有堅毅飽滿的風骨。望著默裡以他坦蕩嚴謹的態度談著，我想，這就是了——人類的生命力。這就是堅韌的生命力。
一九五五年，廣播上宣佈將艾拉列為共產分子黑名單後近四年，默裡因拒絕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紐瓦克的四天聽證會，被教育局解聘教職。後來復職，但是在歷經六年訴訟後，才終以州最高法院五對四的裁決得以復職，補發工資，不過要扣除六年來他做吸塵器推銷員養家的收入。
「不知道還能幹什麼，」默裡微笑道，「就賣吸塵器吧。挨家挨戶，把滿滿一缸菸灰倒在地毯上，再給人家吸乾淨。給人家把整座房子都吸一遍。這樣才能賣掉吸塵器。那時候我把新澤西一大半的房子都吸過塵了。內森，有不少人對我不錯的。我妻子常生病，要花錢治病，我們還有個孩子，照顧我生意的真不少，吸塵器我賣給了不少人。多麗絲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上班了。回到醫院實驗室工作。做驗血工作。後來當上實驗室負責人。那時還未區分技術工作和醫學研究，多麗絲全都做：抽血，做抹片。操作顯微鏡非常耐心非常細緻。受過專門訓練。觀察力敏銳，做事精準，知識淵博。貝斯以色列醫院就在我們家對面，她穿過馬路就回家了，穿著實驗服做飯。據我所知，從來只有我們家是用實驗室燒瓶放色拉醬的。愛倫美氏瓶。用移液管拌咖啡。家裡所有玻璃用具都來自實驗室。我們窮困潦倒的時候，是多麗絲在撐著。一起對付過來了。」
「他們找上你是因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問他，「我一直這麼以為。」
「我也說不準。艾拉認為是。但他們找上我，也可能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從來都沒按教師該有的那樣吧。也許即便沒有艾拉，他們還是會找上我。起初我可是個狂熱分子，內森。滿腔熱情，要樹立教師職業的尊嚴。這可能是最讓他們耿耿於懷的。我開始教書的時候，教師受到何等輕侮，你不會相信。給當成孩子一樣。上級告訴你什麼，什麼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幾點鐘到，按時考勤。在學校要待那麼長時間。下午和晚上還隨時有差事，雖然合同裡並沒有。各式各樣的破事兒。讓人覺得被徹底輕視。
「我投入組織工會的工作，很快升到委員會領導層，任執行委員。我講話沒顧忌，我也承認，有時候不假思索。我認為自己什麼都明白。我關注讓教師獲得尊重，付出的勞動獲得相應的尊重和合理的報酬，等等。教師的薪水、工作條件、福利，都有問題。
「教育廳長跟我關係不怎麼樣。我是反對升他做廳長的主力。我支援另一個人，那人輸了。我從不掩飾對這混蛋的反對，他恨透我了。一九五五年，該來的終於來了，我被傳喚去市裡聯邦大樓，參加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會議。去作證。主席是議員沃特。同來的還有兩名委員會成員。三人從華盛頓來，帶著律師，調查共產黨在紐瓦克市各方面的影響，主要調查他們所謂在工會和教育界的‘共黨滲透’。那時這股聽證風席捲全國，底特律，芝加哥。我們料到這會來的。躲不過去。他們在一天內拿下了我們教師，最後一天，五月一個週四。
「我作證時間五分鐘。‘你現在是不是或者曾經是……？’我拒絕回答。為什麼不回答呢？他們說。你沒什麼可隱瞞的吧。為什麼不坦白交待呢？我們蒐集情報而已。此行別無其他目的。我們是立法的。不是懲戒機構。諸如此類。但是據我對《人權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與他們無關，我就這麼跟他們說的，‘不關你們的事兒’。
「那周前幾天，他們找上了電業工會聯合會，艾拉在芝加哥時候的工會。週一晚上，聯合會一千名會員包車，從紐約趕到調查委員會入住的羅伯特崔特酒店外抗議示威。在《星紀報》筆下成了‘敵對勢力反對國會調查，發起入侵’。不是由憲法賦予權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希特勒對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那種入侵。委員會有位國會議員對媒體指出，很多示威者用西班牙語喊口號，在他看來，這證明示威者對自己手上牌子寫的什麼並不明白，只是愚昧地當了共產黨的‘傀儡’。這位議員對自己言論裡暗含的‘非美’態度絲毫不覺慚愧。紐瓦克警局‘反顛覆隊’已將遊行者監控起來，對此他深感寬慰。車隊回紐約途中經過哈得孫縣後，那邊某警察據稱曾放話：‘我要是知道這幫人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們全關起來了。’週四第一個傳訊我時，當地的氣氛就是這樣的，媒體報道就是這種基調。
「我那五分鐘快結束的時候，對於我的拒絕配合，主席說他很失望，我這樣的教育背景和見識，居然不願協助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我默不作聲。我僅有一次對抗，是有個傢伙最後來了一句：‘我質疑您的忠誠。’我就說：‘我也質疑您的。’主席稱，如果我繼續‘中傷’委員會成員，就趕我出去。他說：‘我們不必坐在這裡聽你誹謗。’我說：‘我也不用坐這兒聽你們誹謗，主席先生。’就這樣。律師低聲示意我別說了，我的聽證就這麼結束了。可以離席了。
「我起身要走，有個議員叫住我，估計是要激我犯下藐視聽證會的錯，他說：‘你怎麼能拿著納稅人的錢，效忠共產黨去教蘇聯那一套？你怎麼能身為自由個體，聽共黨驅遣教他們那套？為什麼不退黨棄邪歸正？我懇請你，迴歸美國生活吧！’
「我可沒上鉤。我沒告訴他們，我教的不過是作文與文學，沒受任何人的擺佈支配。然而最終看來，我說什麼和沒說什麼也無關緊要。當晚，《紐瓦克新聞》體育版頭版刊登了我的頭像，頭像下有個大標題：‘共黨調查證人拒絕配合’，下面寫著：‘「你的假話我們不信。」調查委員會告知紐瓦克教師。’
「委員會里有個紐約州國會議員，布賴登·格蘭特。你記得格蘭特夫婦吧，布賴登和卡特里娜。美國人都知道這對夫婦。我們林戈爾德家就是格蘭特夫婦手下的羅森堡夫婦。這個精於社交的小子，惡毒的傢伙，毀了我們家。你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嗎？因為，有天晚上，艾拉和伊芙在西十一街辦聚會，格蘭特偕夫人參加，聚會上艾拉跟格蘭特頂上了，以艾拉獨有的那種方式。格蘭特是韋納·馮·布勞恩的同僚，或者說艾拉認為他是，艾拉對他猛烈抨擊。格蘭特這人，一看就是那種矯情的上層人士，讓艾拉厭惡至極那種人。他夫人寫那些婦人愛讀的流行言情小說，格蘭特那時還給《紐約新聞報》寫專欄。在艾拉眼裡，格蘭特就是濫享特權的化身。他受不了格蘭特。格蘭特一舉一動都讓他厭惡，格蘭特的政治觀點也讓他憎惡。
「兩人吵得很激烈。艾拉大吼，大罵格蘭特。艾拉始終認為，那晚以後，格蘭特與我們結下了怨。艾拉是不掩飾自己的，本色做人，不加保留，不找託辭。對你那是他的魅力，仇敵恨他的也正是這一點。格蘭特就是他的仇敵之一。那晚就吵了三分鐘，但據艾拉認定，這三分鐘決定了他和我的命運。他侮辱了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的後裔，哈佛畢業生，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員工，更別提還是一九三八年及一九四二年最暢銷的《艾洛伊斯和亞伯拉德》和《加利萊奧之戀》的作者的丈夫。我們完了：艾拉公然辱罵布賴登·格蘭特，挑戰的不只是這丈夫無可挑剔的資歷，還有他夫人那萬事都要佔理的心氣兒。
「現在想想，我也吃不準是不是都要怪那晚的事兒。當然了，格蘭特濫用職權並沒有遜於其他尼克松同黨。他進國會前給《紐約新聞報》寫專欄，一週三次，寫百老匯和好萊塢的八卦，穿插一些抹黑埃莉諾·羅斯福的內容。格蘭特的公共服務事業是這麼起步的。憑此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佔了一席。早在社會新聞演變到今日這般紅火之前，他就開始寫社會新聞專欄了。最早入行，在偉大先驅的黃金時代。那些人，有喬利·尼克博克，溫切爾，埃德·沙利文，厄爾·威爾遜，戴蒙·魯尼恩，鮑勃·康西丁，赫達·霍珀。這夥人裡頭，格蘭特是勢利的那個。他不是街頭混混，不是底層犯罪分子，不屬於混跡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爾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語訊息靈通人士，他是上層，泡在壁球俱樂部那夥的。
「格蘭特寫專欄起家，專欄名為‘格蘭特內幕’，後來呢，你記得的吧，他差點當上尼克松的白宮幕僚長。格蘭特議員頗受尼克松青睞，和尼克松一樣坐鎮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耍了不少尼克松總統在眾議院的那種強硬施壓的手段。我記得一九六八年尼克松新內閣提名格蘭特任幕僚長，後又放棄，太可惜了。尼克松最錯誤的一個決定。如果尼克松發現，在掩蓋水門醜聞行動上假如不用霍爾德曼而用格蘭特這個波士頓上層庸才，政治上會有多少好處的話，格蘭特的仕途說不定就是以入獄告終了。布賴登·格蘭特在獄中，夾在米切爾和埃利希曼中間的牢房。格蘭特的墳墓。可惜永遠不會了。
「白宮的錄音裡能聽到尼克松對格蘭特大加讚賞。錄音文稿裡有。‘布賴登立場正確，’總統對霍爾德曼說，‘強硬。什麼手段都敢用。任何手段。’他對霍爾德曼說起，關於對付政府的敵人，格蘭特奉行的格言是：‘用媒體整垮他們。’這位醉心誹謗熱衷詆譭的總統隨後讚賞補充道：‘布賴登有殺手的直覺。沒人的活兒能做得比他漂亮。’
「格蘭特議員於睡夢中去世，坐擁富貴權勢的老政治家，在紐約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兒的高中足球場以他命名。
「聽證會中，我觀察布賴登·格蘭特，想著他應該不會只是個為了與我的個人積怨就借全國反共潮伺機報私仇的政客。追求理性，我總想探尋有沒有更高尚些的動機，更深層些的意義。那時候，我還是習慣對不合理的講求理性，在簡單中尋求複雜性。我會要求自己去參悟一些其實完全無需參悟的情況。我會想，他不會真是看上去那麼狹隘乏味吧，不可能全是這樣。一定不止如此。
「其實何必呢？狹隘乏味也有鄭重其事的時候。還有什麼比狹隘乏味更加堅定的呢？狹隘乏味難道會妨礙他精明強硬嗎？會有損於他做要人的目標嗎？醉心權術並不需要對人生有何深刻認識，沒有成熟的人生觀一樣可以當權。其實，成熟的人生觀也許恰恰成了最大的絆腳石，對生活並無成熟的體味恰恰是最大的優勢。要了解格蘭特議員，不必從他的貴族少年時代挖掘不幸遭遇。畢竟他的國會席位前任是原本憎恨羅斯福的漢密爾頓·菲什，跟羅斯福一樣是哈得孫河畔上流人士，就在羅斯福後進哈佛。菲什羨慕羅斯福，也恨他，卻因為菲什的選區包含海德公園，最終成了他的國會議員。徹底的孤立主義者，愚蠢。三十年代，菲什是首位出任那惡劣委員會前身的主席的。典型的自以為是的狂熱愛國主義者，偏狹的混蛋權貴，漢密爾頓·菲什。一九五二年重新劃分這老笨蛋的選區，布賴登成了他部下。
「聽證結束後，格蘭特離開三個委員及其律師所在的講臺，徑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對我說了‘我質疑您的忠誠’，此時他親切微笑著，彷彿這笑容是他自己獨創的。他伸出手來，這手令我厭惡，我還是握了。像拳擊手開賽前互碰對方手套，彬彬有禮地握了這隻無理性之手，後來好多天，女兒洛蘭都震驚於我這一行為。
「格蘭特說：‘林戈爾德先生，今天我遠道而來，協助你證明自己清白。你能再協力一些多好呢。對我們這些同情你的人，你都不配合。你知道嗎？原本並不是安排我帶隊來紐瓦克。聽說你要做證人，我才要求來的。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納德·傑克遜出面的話，我看對你不會有大好處的。’
「傑克遜接任了尼克松在委員會的位子，加州的唐納德·l.傑克遜。思想不凡啊，動輒公開宣稱：‘依我看，誰要做美國人，誰不要做美國人，眼下即見分曉。’帶頭搜捕新教神職人員共黨破壞分子的，就是傑克遜和維爾德。他們認為此事緊迫，事關國家利益。尼克松退出委員會後，格蘭特就成了委員會的智囊，為他們做重大決策。他也確乎不枉擔此名。
「他對我說：‘比起那位來自加州的尊敬的先生，我以為也許我更能幫得上你。不管你今天的表現如何，我還是認為我可以幫你。我想要你知道，你先好好休息一晚，然後如果你決定要證明自己清白——’
「就在這時，洛蘭迸發了。她才十四歲。和多麗絲坐在我後面，聽證會整個過程中她都怒氣衝衝，比她母親動靜還大。十四歲身體內怒火難抑，坐立不安。‘證明他什麼清白？’洛蘭問格蘭特議員，‘我爸爸都做過什麼？’格蘭特對她露出親切的微笑。他長得十分好看，一頭銀髮，身材勻稱，一身昂貴的特里普勒西裝，彬彬有禮，不會冒犯任何人的母親。嗓音恰恰好，富有尊嚴，既溫和又有男子氣，他對洛蘭說：‘你對爸爸很忠心啊。’洛蘭可不會就此罷休。我和多麗絲也沒想插手。‘證實他的清白？他不需要證實，他就沒有汙點，’她告訴格蘭特，‘你才是玷汙他清白的人。’‘林戈爾德小姐，你離題了。你父親犯過事。’格蘭特說。‘什麼事？他犯過什麼事？’他又微笑道：‘林戈爾德小姐，你這個年輕人很不錯——’‘我是不是不錯與此無關。他犯過什麼事？他做過什麼？他要證明什麼清白？我爸爸做過什麼，你說啊！’‘那得你父親來告訴我們。’‘我爸爸已經講了，’她說，‘你們歪曲他的話，捏造一堆謊言，只為讓他出醜。他是清白的。晚上能安心入睡。而先生你呢，我想不出你怎麼才能做到。我爸爸為國效忠，跟大家一樣。他知道什麼是忠誠、奮鬥，什麼是屬於美國的。你們就這樣對待效忠祖國的人嗎？他拼搏就是為了這個嗎？為了讓你們坐在這裡抹黑他？給他身上潑汙水？這就是美國？你們所說的忠誠？你為美國做了什麼呢？寫社會新聞專欄？這就是真正美國的？我爸爸有原則，正派的美國原則，你們才別想去毀我爸爸。他去學校，他教孩子，盡心工作。應該有成千上萬他這樣的老師。問題就出在這兒？他太優秀了？所以你們要編造他的謊言？離我爸爸遠點兒！’
「格蘭特仍未作答，洛蘭喊道：‘怎麼了？你坐在臺上的時候不是有很多話說嗎？現在變啞巴了？閉嘴了？’她說到這兒，我探手按住她手，說：‘好了。’她衝我發火了。‘還沒好。除非他們不這樣對你。格蘭特先生你不打算說點什麼嗎？因為我十四歲就什麼都不跟我說，這就是美國？就因為我沒有選舉權，是這麼回事嗎？哼，我當然絕不會投票給你和你那幫爛朋友！’她哭了，格蘭特對我說：‘我的聯絡方式你有。’然後對我們三人微笑一下，就回華盛頓去了。
「這事兒就是這樣玩兒的。整了你，然後告訴你：‘整你的是我，不是加州那位先生，這是你運氣好。’
「我沒去和他聯絡。其實我在政治方面的主張是很地方化的。從未像艾拉那樣龐大崇高。我不像他那樣關心世界的命運。我比較關心從我專業的視角來看社群公眾的境遇。我關心的，與其說是政治意義上的，不如說是經濟上的，社會學方面的，具體到紐瓦克市教師的工作條件和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長對新聞媒體說，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來教孩子，教育局以行為與教師身份不相稱為由對我進行審查。上級看出這是一個可趁機甩掉我的正當理由。我沒有回答政府主管部門的質詢，據此可認定我不稱職。我對教育局說，我的政治信仰無關我在紐瓦克的學校任英文教師。解僱只有三條依據：不服從安排，不勝任工作，道德敗壞。我認為這三條無一條適用於我。從前的學生到聽證會上作證，證明我在課堂內及其他場所都沒有對任何人灌輸過意識形態學說。學校所有人，家長，學生，同事，只知道我教導學生重視英文，從沒有人聽到過我向任何人灌輸任何其他思想。以前我部隊裡的上尉為我作證。從布拉格堡趕來。很讓人感動。
「賣吸塵器也挺有趣。有的人看到我來了就繞到路對面去，他們也不好意思吧，但又不想受牽連。我其實沒所謂。教師工會內部有不少人支援我，外界也有很多支援。有捐款，多麗絲掙工資，我還賣吸塵器。我結識各個行業的人，接觸教書以外的真實世界。你知道，以前我是專業人士，教師，閱讀書籍，教莎士比亞，讓孩子分析句子、背誦詩歌、賞析文學，我以為除此以外別的生活方式都沒有意義。後來呢，我走出去推銷吸塵器，碰到的人裡有許多人我都很欣賞，現在我還是心存感激。這段經歷讓我對人生有了更好的認識。」
「假使法庭沒有判您復職。您還會有這美好認識嗎？」
「如果我輸了？我應該還能過得不錯。能好好地過下來。或許會有一些遺憾。但性情不會變。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再差也還是有條出路的。丟了工作，報紙上稱你為賣國者，確實極其令人難過。但還不是極權的情況。我沒入獄，沒受到拷打。孩子沒有因此失去什麼機會。奪去了我的工作，是有人不跟我講話了，但另外也有人欽佩我。太太欽佩我。女兒欽佩我。許多從前的學生欽佩我。公開表達的。而且我可以訴諸法律。我有行動自由，可以與記者見面，籌集錢款，僱律師，上法庭對質。我都做了。當然，你可能會一味鬱悶苦惱，竟至突發心臟病。但你也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我也做到了。
「話說回來，如果工會失敗了，那就會影響到我了。我們沒失敗。奮起抗爭，最終贏得勝利。使男女同工同酬。初中和小學教師同工同酬。確定下來所有放學後的課外活動首先是自願的，而且是有報酬的。爭取到更多病假。據理爭得五天假期，休假目的完全由個人決定。以考核決定升職，反對靠關係，弱勢群體都有公平機會。吸收黑人加入工會，並隨著入會人數增長，進入到領導層職位。但那是許多年前了。現在的工會大大令我失望。變成了斂財機構。有錢拿就行。沒人關心教育。太令人失望。」
「您那六年處境很惡劣吧？」我問道，「把您給拖垮了？」
「我不認為我有什麼垮了的。真沒有。當然了，是有無數個夜晚輾轉難眠。難以入眠。思緒紛雜，這件事要怎麼做，接下來要做什麼，去找誰，等等。總是把發生過的重過一遍，再預估會發生什麼。晨曦降臨，起了床，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
「對您的事兒艾拉怎麼想的？」
「他非常難過。可以說是垮了，雖然他其實早被其他一切遭遇拖垮。我一直堅信我會贏，都跟他說了。說他們沒有合法理由開除我。他總說：‘別騙自己了。他們不需要有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人被開除了。最終我是贏了，但他依然覺得是他害我攤上這些事兒。他餘生一直沒能擱下。還有你的事兒，知道嗎？你碰到的事。」
「我？」我說，「我沒什麼事兒啊。那時候我還小。」
「哈，你可是有事兒的。」
發現自己的人生竟包含了一項重大事件，自己卻全然矇在鼓裡，自己的人生竟然自己知之甚少。當然，這在現在看來也不算意外。
「還記得嗎，」默裡說，「你大學畢業沒有申請到富布萊特獎學金，就是因為我弟弟。」
自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四年，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最後一年，曾申請富布萊特獎學金去牛津讀文學研究生，但遭到拒絕。在班裡我是成績拔尖的，還有人熱心舉薦，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事後第一次想起此事，當年我很震驚，不僅僅是因為申請被拒，而且因為這個去英格蘭研習文學的富布萊特獎學金給了班級排名遠遠落後於我的一位同學。
「默裡，是真的？我當時只覺得有點古怪，不公平而已。命運弄人。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以為是被奪去了個機會，後來就應徵入伍了。你怎麼知道是這麼回事的？」
「是一個特工告訴艾拉的。聯邦調查局的。跟蹤調查艾拉多年。順道去看他。想讓他舉報別人。說是這樣才能自證清白。他們以為你是艾拉的侄子。」
「艾拉的侄子？怎麼會呢？」
「我怎麼知道。聯邦調查局也會弄錯。可能是有時候就不想弄對。那傢伙對艾拉說：‘你知不知道你有個侄子申請富布萊特獎學金？芝加哥那個。他沒拿到獎學金就是因為你是共產黨。’」
「你認為確實如此。」
「沒錯。」
我始終傾聽默裡，望著他這樣一個敏銳的人，想著他的體格是他那種連貫條理的體現，源自他一生對一切事物的淡然，唯有最嚴正意義之自由除外……想著默裡是個本質主義論者，他的個性不是隨性任意的，無論在何種處境，即使是推銷吸塵器，他都能做到不失尊嚴……想著默裡（從前我不愛他，也不需要去愛他；和他之間僅是師生關係）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實際的艾拉（艾拉則是我確實熱愛的），他是有著更實際、更清晰明確社會目標的艾拉，沒有艾拉誇張的英雄主義抱負，不像艾拉那樣對事事都抱有熱烈的滿腔激情，是不為衝動和處處較真所困擾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畫面，默裡裸著上身，四十一歲的年紀，仍魁梧挺拔，充溢青春。這幅畫面是一九四八年一個秋日，週二近晚時分，我看到的默裡·林戈爾德在勒海大道上，從他與妻女住的那處二樓公寓視窗探身卸下紗窗。
卸下紗窗，再把紗窗安上，清除積雪，化冰，清掃走道，修剪樹籬，洗車，將落葉歸攏起來燒掉，十月至來年三月，每日兩次下到地下室，照料取暖的火爐，添燃料，用灰掩上火，把灰鏟走，裝在桶裡從樓梯拖到外面的垃圾房：租人家的房住，要在上班前和下班後做完這些雜活，體格要好，要自覺，勤快，強健。妻子也要長得結實，才能穩穩站定在地板上，身子探出洞開的後窗，不管什麼氣溫，立在那裡，彷彿纜索上工作的船員，將溼衣服晾到外面衣繩上，一件件用衣夾夾好，直到溼衣物都掛了上去，繩子上滿滿的，在紐瓦克工業區的空中吹動。待衣服幹了可以熨燙了，又將繩子拉進屋裡，一件件取下來，疊好放入洗衣筐，搬進廚房。養一個家，首要是維持生計，有規有矩，同時也有這些粗重活，爬高，拖拽，收線放線——每次我騎車兩英里從家到圖書館，這一切打我身邊晃過，滴答，滴答，老式美國城市家常日子的節拍。
林戈爾德先生勒海大道房子的對面是貝斯以色列醫院，女兒出生前，林戈爾德太太在那兒做實驗室助理，街角是奧斯本街圖書館分館，我每週騎車去借次書。醫院、圖書館，以及由我老師所代表的學校，所有這老一套的日常事務，可說都在這條街上了，盡在眼前，令人感到可親。一九四八年那個下午，鄰里的家常日子正紅紅火火，我看到林戈爾德先生自窗臺上探身卸下前紗窗。
我剎著車從勒海大道斜坡上滑下來，看著他將繩子穿在紗窗的一個角鉤上，對下面喊一聲「來啦」，紗窗沿兩層半高的樓面滑降到花園裡一個人那邊。那人解開繩子，將紗窗靠門前臺階摞起。林戈爾德先生完成這樣一個既有運動性又家常實用的動作，我看了很是驚歎。要有他那樣的優美自如，體格得極結實。
我騎到房子前，花園裡那人戴著眼鏡，身材高大。他就是艾拉。他到我們學校禮堂演過亞伯拉罕·林肯。身著戲服，一個人在臺上，做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和第二次就職演講，結尾那句之優美，媲美以往任何美國總統及作家所寫詞句，長長的句首如隆隆作響的火車頭，以一串沉沉的車廂收尾，演講者的兄長林戈爾德先生後來花了整整一節課要我們以圖示分析討論此句：「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我們對任何人都抱有好感，上帝讓我們看到正確的事，我們就堅定地信那正確的事，讓我們繼續奮鬥，以完成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去治療國家的創傷，去照顧艱苦作戰的志士和他的孤兒遺孀，盡力實現並維護在我們自己之間和我國與各國之間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餘下的時間，亞伯拉罕·林肯脫去大禮帽，與支援奴隸制的參議員斯蒂芬·a.道葛拉斯辯論。道葛拉斯是反黑人中最狡詐的，我們當代俱樂部課外小組對他大發噓聲。他的臺詞是由安排「鐵林」來學校的默裡·林戈爾德朗誦的。
林戈爾德先生不著襯衫領帶，連汗衫都沒穿就出現在公共場合，已經讓人不知所措，但這還不夠，鐵林穿得幾乎跟拳擊手一樣少。短褲，運動鞋，沒別的，差不多是裸著身體。我近距離見到過的人裡，屬他最高大，也最有名。每週四晚上，廣播裡有鐵林的節目《自由勇敢者》，這是個很受歡迎的系列劇，每週一集，取材自美國曆史上的勵志事件，他在劇中扮演內森·黑爾、奧維爾·賴特、懷爾德·比爾·希科克和傑克·倫敦等人物。實際生活中，他娶了伊芙·弗雷姆，她是「美國廣播劇場」首席演員，劇場每週播出「正劇」劇目。我母親在美容院看雜誌，以掌握鐵林和伊芙·弗雷姆的所有軼聞動態。那些雜誌她從不會買，她是極不讚許這類讀物的。我父親也是，他希望自己有個模範家庭。母親坐在烘發機下看這些雜誌，週六下午去她朋友斯沃斯基太太那裡，斯沃斯基太太和先生在貝根街上開了家時裝店，母親在那兒幫忙的時候會把所有時裝雜誌看一遍。緊挨著那家店就是昂特伯格太太的女帽店，母親偶爾也會在週六和復活節前生意忙的時候去幫幫忙。
有天晚上，聽完「美國廣播劇場」的節目——自我記事兒起就聽這節目了——母親對我們說起伊芙·弗雷姆和鐵林的婚禮，還有出席婚禮的戲劇界及廣播界人士。伊芙身著灰粉色兩件套羊毛裙，袖口鑲兩圈同色狐狸毛，頭上那頂帽子，世上再沒有第二個人戴上去如她那般動人。母親把它稱作「勾人的面紗帽」，式樣因伊芙在和默片男星卡爾頓·彭寧頓合演《來啊，親愛的》中戴過而出名。在那部劇中，她演一位嬌縱的年輕社交名媛，演得極傳神。這頂面紗帽正是她在美國廣播劇場演出時所戴，為人所熟知。她立在麥克風前，手持劇本，戴著這頂帽子。她在麥克風前的照片，也有戴著垂邊軟氈帽的，還有平頂小圓帽、巴拿馬草帽。母親記得，有一回她上鮑勃·霍普節目做嘉賓，戴了一頂黑色卷邊小圓草帽，垂著魅人的蛛絲般面紗。母親告訴大家說伊芙·弗雷姆大鐵林六歲，她的頭髮一個月長一寸，她為百老匯演出將頭髮染成淺色，她女兒西爾菲德彈豎琴，茱莉亞音樂學院畢業，是她與卡爾頓·彭寧頓所生。
「這些誰關心啊！」父親說。「內森啊，」母親辯解道，「鐵林是林戈爾德先生的弟弟。林戈爾德先生是他偶像。」
父母親看過伊芙演的默片，那時她是個美麗的女孩。如今她依然美麗。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就在四年前，我十一歲生日，頭回跟父母去看百老匯劇，約翰·p.馬昆德的《喬治·阿普利遺事》，伊芙·弗雷姆就在劇中。父親對伊芙年輕默片時代顯然是仍有著愛慕的記憶，看完劇後，他說：「她英文講得太好了。」母親不曉得有無領會到父親的讚美之辭由何促成，也說道：「是啊，可是她太不注意保養了。她話講得美，戲演得好，短短的齊肩發樣子可愛，不過伊芙這樣小巧的身材，重了幾磅，穿著那樣緊身的白色提花夏裙，不管裙襬寬不寬，都不太好看。」
輪到母親請她麻將會的女士們來家打牌的那周，她們一定會議論伊芙·弗雷姆是不是猶太人，特別是幾個月後我跟艾拉去伊芙那兒吃了晚飯以後。她們與我一樣迷戀她，總忍不住要談起人們都說她其實姓弗魯姆金。查娃·弗魯姆金。布魯克林有家弗魯姆金，她去好萊塢後就改名易姓，與家庭脫離了關係。
客廳里正打著麻將，一本正經的父親如果恰好走過客廳又正巧聽到這個話題，就會說：「誰會在乎這個！好萊塢的人都改過名字。她開口講話，就是一堂演說技巧課。她上臺去演淑女，你知道淑女就是她演的那樣子。」
「人家說她是弗拉特布什的，」女帽店昂特伯格太太照例要插上一句，「聽說她父親是猶太肉販。」
「人家還說加利·格蘭特是猶太人，」父親提醒諸位女士，「法西斯分子說羅斯福是猶太人。說什麼的都有。這個我不關心。我看重的是她的表演，照我看那是無與倫比的。」
「好吧，」和丈夫一起開時裝店的斯沃斯基太太說道，「魯斯·圖內克的內弟娶了弗魯姆金家的人，紐瓦克的弗魯姆金。她有親戚在布魯克林，他們發誓說伊芙·弗雷姆是他們的表妹。」
「內森怎麼說？」考弗曼太太問道，她是家庭主婦，母親少女時代結交的朋友。
「他沒說什麼。」母親答道。是我讓她這麼說的。我是怎麼做到的呢？也簡單。她代表大家問我，我可知道美國廣播劇場裡的伊芙·弗雷姆其實就是布魯克林的查娃·弗魯姆金。我跟她說：「宗教信仰是人類的麻醉劑！這種事情無關緊要，我不關心。我不清楚，也不關心！」
「她家裡什麼樣子啊？她穿著什麼？」昂特伯格太太問母親。
「她都上了什麼菜？」考弗曼太太問。
「她梳什麼髮型？」昂特伯格太太問。
「他真有六尺六寸嗎？內森怎麼說？他穿十六碼的鞋？有人說只是炒作罷了。」
「他皮膚真像照片裡那樣滿是痘痘嗎？」
「內森怎麼說她女兒的？西爾菲德是什麼名字啊？」謝塞太太問道。她丈夫和我父親一樣是足科醫生。
「是她的真名嗎？」斯沃斯基太太問。
「不是猶太名。」考弗曼太太說，「‘西爾維亞’才是。西爾菲德是法語名吧。」
「孩子父親不是法國人啊，」謝塞太太說，「卡爾頓·彭寧頓。伊芙同他一道演了那麼多電影。那部電影裡頭，就是他演老男爵的那部，她跟他私奔了。」
「就是她戴那頂帽子的那部嗎？」
昂特伯格太太說：「這世上沒人戴帽子能像她那樣的。乾淨小巧的貝雷帽，鑲花小禮帽，卷邊草帽，帶面紗的黑色大寬邊淺頂帽，隨便哪頂帽子，綴著羽毛的棕色蒂羅爾式氈帽，白色針織頭巾帽，鑲毛派克風帽，不拘什麼帽子，她戴著都美極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有張照片，」斯沃斯基太太說，「她穿著一件金線刺繡的白色晚禮服，捂一隻貂皮手籠。那樣優雅，我這輩子都沒見過。有一齣戲，叫什麼來著？姑娘們，我們一起去看的。她穿了件酒紅羊毛裙，上身豐滿貼身，裙襬上呢，是最迷人的那種蔓葉繡花——」
「對啊！還有那頂相配的面紗帽。酒紅高頂氈帽，」昂特伯格太太說，「垂著縐紗。」
「還記得有出什麼戲，戲裡她穿的荷葉邊嗎？」斯沃斯基太太說道，「沒人像她那麼會穿的。黑禮服裙上鑲雙層的白色荷葉邊！」
「可是西爾菲德那名字，」謝塞太太又問了，「西爾菲德是什麼起源呢？」
「內森知道。問內森吧，」斯沃斯基太太說，「內森在嗎？」
「他在做功課。」母親說。
「問問他。西爾菲德是什麼名字？」
「我以後再問他吧。」母親說。
母親不會來問我，這點她懂，雖然我自從進了那奇妙的圈子，私下其實憋不住見人就要說一說。他們都穿什麼？吃什麼？吃飯的時候都談什麼？那裡到底什麼樣子？樣子太華美了。
在林戈爾德先生房前第一次遇到艾拉的那個星期二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那天，遠遠望到他們兄弟倆正合力卸下紗窗，若不是世界棒球大賽週一剛結束，我也許就會礙於對老師私人生活的尊重，畏怯地打房前加速騎過去了，既不揮手，也不喊一聲打個招呼，直接騎到街角，左拐上奧斯本街。然而巧的是，就在前一天，我剛在林戈爾德先生辦公室那層樓聽了廣播裡印第安隊擊敗老波士頓勇者隊的決賽。那天早上，他帶了一臺收音機。放學後，他請家裡還沒有電視機的學生——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上完他第八節英文課後就從教室直接出來，沿走廊湧進英文系主任那間小辦公室，聽廣播裡的決賽，比賽已在勇者體育場開賽。
於是，出於禮節，老遠我就減慢車速，對他喊道：「林戈爾德先生！昨天的事謝謝啦。」同樣出於禮節，我對院子裡的大高個兒點頭笑了笑，生硬地停下車，嘴巴發乾，向他介紹自己。他直接來了句：「老兄，都好？」我怔了一下，傻愣愣回他說，那天下午他在禮堂，朝斯蒂芬·a.道葛拉斯大發噓聲的學生裡就有我，當時斯蒂芬對林肯宣稱：「我反對黑人獲得任何形式的公民權。（噓聲。）我相信我們的政府建立在白種人的基礎之上。（噓聲。）我相信它是為白人而設，（噓聲。）永遠為白人及其後裔謀福利。（噓聲。）我贊成將公民許可權定給白人，反對將它給予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劣等種族。（噓聲。噓聲。噓聲。）」
有一種比禮節更深層、更內在的東西（渴望著憑藉道德信念使自己為人欣賞），驅使我打破羞澀，告訴他，告訴在艾拉身上合為一體的那三個人——舞臺上為愛國殉身的亞伯拉罕·林肯，廣播中自然堅強的美國人鐵林，紐瓦克一區出身的野漢艾拉·林戈爾德，告訴他說是我煽動了大家喝倒彩。
林戈爾德先生從二樓公寓樓梯走下來，只穿著卡其褲和一雙莫卡辛軟皮鞋。林戈爾德太太跟在他身後，在一隻托盤上擺放了一罐冰水，三隻玻璃杯，又上樓去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四點三十分，一個炎熱的秋日，我年少時光中最神奇的一個下午，我把腳踏車撐好，與伊芙·弗雷姆的丈夫、《自由勇敢者》中的鐵林一同坐在我英文老師家門前臺階上，聊世界棒球大賽，鮑勃·費勒丟了兩局，難以置信，拉里·多比二十二球擊中七球，他是美國聯隊首位黑人隊員，對他我們都很欣賞，不過不同於對傑基·魯濱遜。
接著我們聊到拳擊：路易斯在傑西·喬·沃爾科特大比分領先的情況下將他擊倒獲勝；託尼·扎爾從羅基·格拉齊亞諾手中奪回中量級冠軍，六月份，就在紐瓦克路珀特體育館，第三輪中一記左勾拳將他擊敗，又在幾周後，九月份，澤西市，敗給一位法國拳擊手，馬塞爾·塞爾丹……鐵林本來正和我說著託尼·扎爾，突然又說起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幾天前的一次講演令他氣憤，他在演說中建議美國不要銷燬核彈儲備，因為全靠核彈來防止共產黨統領世界。他講溫斯頓·丘吉爾與他講里奧·杜羅切和馬塞爾·塞爾丹沒什麼兩樣。他稱丘吉爾是混蛋反動分子、戰爭販子，恰如他將杜羅切喚作牛皮大王，稱塞爾丹是個懶漢。他說起丘吉爾就好像丘吉爾是在萊昂斯街上開加油站的。我們在家裡談論溫斯頓·丘吉爾不是這樣的。倒更像我們說起希特勒。他和他哥哥一樣，談話中不存在某種無形的尺度分寸，也沒有傳統意義上那些禁忌，可以把隨便什麼東西都攪和在一起：體育，政治，歷史，文學，無所顧忌抒發意見，引經據典展開辯論，理想主義情懷，道德品行……令人振奮，帶人進入一個迥異的世界，危險，嚴格，直接，積極，無需取悅他人。沒有學校的束縛。鐵林不僅僅是廣播明星。他是我課堂外認識的人，暢所欲言，無所畏懼。
我剛讀完一本關於另一位無懼暢言的人——托馬斯·潘恩的書，霍華德·法斯特所著的歷史小說《公民湯姆·潘恩》，就在我腳踏車簍中，要去圖書館還的那些書裡。那堆書已從車簍中翻倒在門廊下走道上。艾拉對著我譴責丘吉爾的時候，林戈爾德先生走過去細看書脊，看我都在讀什麼書。一半書是關於棒球的，約翰·r.圖尼斯的，另一半是美國曆史，霍華德·法斯特所著。我的理想主義（以及我對於人的理念）由兩條平行線構建，一條線來自寫棒球冠軍的小說，他們在逆境、屈辱和失敗中奮力拼搏，最終贏得勝利。另一條線則來自以英勇美國人為主角的小說，他們與暴政和不義作戰，是美國和全人類的英雄。英雄磨難。我專攻的領域。
《公民湯姆·潘恩》情節不用一般的小說模式，書中貫穿極華美的詞句，刻畫了這位聲名不太好的作家兼革命者身上的矛盾，才智過人，擁有最純粹的社會理想。「他是全世界最為人憎恨的——也許又是最為一些人所熱愛的。」「人類歷史上極少有人有他這般不息的精神。」「以一己之靈魂承天下人之苦痛。」「他的思想理念遠比傑弗遜更貼近普通工人群眾。」這就是法斯特筆下的潘恩，有野性的赤誠，不易為人親近，非凡的傳奇鬥士，不修邊幅，邋遢，穿著乞丐式的衣服，在戰時費城混亂街道上端一把步槍，銳利苛刻，常常喝醉，出入妓院，為刺客追殺，沒有朋友。他獨來獨往：「惟以革命為友。」讀完這本書，我認定，若決心為人類自由而向冷漠統治者和粗俗民眾尋求社會變革，惟有像潘恩那樣去生與死。
他孤身一人。法斯特筆下的潘恩有著與生俱來的叛逆獨立。法斯特用筆並不渲染感情色彩，但潘恩身上最吸引人的無疑就是這一點。潘恩去世時也是孤身一人，年邁多病，窮困潦倒，獨身一人，遭眾人排斥，被出賣——為世人所嫌恨，因為他在最後的自白《理性時代》中寫道：「我不相信無論猶太教會、羅馬教會、希臘教會、土耳其教會、基督教會還是任何教會所信奉的信條。我自己的頭腦即是我自己的教會。」讀他的事蹟使我感到勇敢、憤怒，最重要的是，勇於為信念而奮鬥。
《公民湯姆·潘恩》正是林戈爾德先生從我車簍中選出來的書，拿到了我們坐的地方。
「這本書你知道嗎？」他問弟弟。
鐵林伸出阿貝·林肯的碩大手掌接過書，翻看頭幾頁。「不知道。沒看過法斯特的書，」他說，「但應該讀一讀。這人很不錯。有膽識。一開始就是華萊士一派的。每次看《工人報》，我都讀他的專欄，不過我沒空讀小說了。在伊朗的時候讀小說，那時讀了斯坦貝克、厄普頓·辛克萊、傑克·倫敦、考德威爾……」
「如果要讀法斯特的書，這本是他最優秀的作品，」林戈爾德先生說，「我說得對嗎，內森？」
「這本書非常好。」我答道。
「你讀過《常識》嗎？」鐵林問我，「讀過潘恩的作品嗎？」
「沒讀過。」我答道。
「讀一讀吧。」鐵林仍舊翻著書對我說道。
「霍華德·法斯特引用了不少潘恩的文字。」我說。
鐵林抬頭說道：「‘群眾合力就能革命，人類歷經數千年奴隸制，卻毫不醒悟。’」
作者「菲利普·羅斯」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