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葬禮。
首先是福妮雅的，戰鬥山上的公墓，一個我每每驅車經過總感到心驚肉跳的地方，即使大白天我也止不住起雞皮疙瘩，由於古老墓碑的死寂和時光的凝固而神秘莫測，又由於與原本是印第安墳場相毗鄰的州立森林保護區的緣故，更顯陰森可怖——一片廣袤、林木森森、巨石累累的蠻荒之地，上面分佈著脈絡狀的山溪，晶瑩的水流沿著一座座峭壁跌落而下，林中居住著郊狼、短尾貓，甚至黑熊，還有遊蕩覓食的鹿群，據說其種群之龐大可與前殖民時代相比。牛奶場的女人在黑黢黢的森林邊緣購買了福妮雅的墓地，組織了這樸素無華的儀式。兩人中較為外向的，稱自己為薩麗的那位，發表了第一篇悼詞，在介紹她的合夥人和孩子們以後，說：「我們都和福妮雅同住在奶場上，我們今天早晨來到這裡的原因和你們來到這裡的原因一樣：為了紀念一個生命。」
她講話的嗓音是歡快嘹亮的，她是一個小個頭、強健、圓臉盤的婦人，穿著寬大的長裙，樂天地決心把握一種不會在六個農場長大的孩子心裡引起任何消極情緒的觀點，孩子們都整整齊齊地穿著他或她最好的衣服，每人手裡握著一把鮮花，準備在棺木入土前撒在上面。
「我們中有誰，」薩麗問，「會忘記她那爽朗熱情的笑聲？福妮雅能以她極富感染力的笑聲，也能以她突然做出的某件事情讓我們捧腹不止。而且她還是，你們知道，一個有著深層精神追求的人。一個有著精神追求的人，」她重複道，「精神生活的追尋者——最能描述她信仰的詞乃是泛神論。她的上帝是自然，她對自然的崇拜延伸到對我們小小牛群的熱愛上，其實是對所有的奶牛，對作為人類的養母的最為仁慈的生靈的愛。福妮雅對家庭奶場這個機構懷抱著巨大的敬意。她和佩格，我，以及孩子們，同心協力，努力使家庭奶場作為我們文化遺產的實實在在的一部分在新英格蘭蓬勃發展。她的上帝是你在我們農場四周隨處可見的一切，你在戰鬥山四周隨處可見的一切。我們選擇這裡作為福妮雅的安眠地，是因為自土著居民在這裡向他們的親人道別以來，這地方一直是方聖土。福妮雅講給我們孩子聽的最動人的故事——關於牛棚裡的燕子和田野裡的奶牛，關於高高地在我們田野上空翱翔的紅尾鷹——與你們在這座山頂上可能聽到的故事一模一樣，當然是在伯克夏地區的生態平衡尚未遭到破壞，尚未有……」
無所不曉的語氣來了，悼詞其餘部分的環境保護論的盧梭主義讓我無法集中注意力。
第二名歌功頌德者是斯莫基·霍倫貝克，原雅典娜體育明星、物業總管、福妮雅的老闆，以及——據我從聘用他的科爾曼處得知——一度還是別的什麼。福妮雅實際上是在她第一天加入他的保潔員隊伍就被他招募進入他的後宮的，而一等萊斯·法利不知用什麼手段探知斯莫基拿她派什麼用場，他便從後宮將她攆了出去。
斯莫基沒有像薩麗那樣講到福妮雅崇尚自然的泛神論的純淨性；以學院代表的身份，他將重點放在她作為一名宿舍管理員的能力上，從她為本科生打掃宿舍而對他們產生的影響談起。
「有了福妮雅跟他們在一起，學生髮生了變化。」斯莫基說，「他們有了這樣一個人，不論什麼時間見到，都微笑著跟他們打招呼，噓寒問暖，詢問感冒好了沒，課上得怎麼樣。她總是花上一兩分鐘跟他們聊聊，和他們親近親近，再開始工作。時間一長，她對學生來說不再是個視而不見的人，不再僅僅是個宿舍管理員，而是另外一個他們心懷敬意的人物。因為他們認識福妮雅，其結果是他們更加認識到不能丟下一堆垃圾讓她去收拾。相反，你可能有另外一個宿舍管理員，從不用眼睛看著你，真正對學生敬而遠之，真正不管學生在幹什麼，也不想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嘿，福妮雅可不是那樣——從來不是。學生宿舍的狀況，我發現，直接跟學生和他們宿舍管理員的關係有關。我們要裝配的破玻璃窗的數目，我們得填補的牆洞的數目，都是在學生用腳踢，用拳頭捶，把它們當出氣筒造成的……不論什麼狀況。牆上的塗鴉。全部的。嗯，如果那是福妮雅的樓房，這些一概全無。那幢樓就導向良好的生產效率，導向學習、生活，導向與雅典娜同舟共濟的情感……」
這位個子高高、頭髮鬈曲、相貌堂堂、有家室的年輕男子，曾經作為福妮雅的情人而成為科爾曼的前任，表演得精彩至極。與斯莫基的完美無缺的清潔女工的肉慾接觸，從他告訴我們的話裡，無人想象得到，正如薩麗故事裡的泛神論一樣。「早晨，」斯莫基說，「她打掃北大樓和那裡的行政辦公室。雖然她的任務每天都稍有不同，可每天上午都有基本的任務得完成，她總是幹得好極了。廢紙簍倒空，休息室，樓裡有三間，統統清掃整理得煥然一新。只要哪裡有髒，立即用潮拖把拖乾淨。人流密集的區域每天用吸塵器打掃，不太密集的區域則每週一次。撣塵通常按周進行。前、後門上的格窗幾乎由福妮雅按日清洗，根據人流密集的程度。福妮雅總是非常地專業，十分注意細節。有時你可以開吸塵器，有時你不可以——從來沒有過一次，一次都沒有過，由於福妮雅·法利的緣故招來投訴。她很快就發現什麼時候做哪樣工作最合適，最不影響勞動大軍。」
我在墓地周圍數了一下，不計孩子，共有十四人，其中學院分遣隊似乎只包括斯莫基和一小組福妮雅的同事，四名維修工，穿著西服上裝，打著領帶，默默地站著，聆聽著對她工作的溢美之詞。據我的觀察，其餘的悼念者不是佩格和薩麗的朋友，便是在農場買牛奶以及上那兒參觀得以認識福妮雅的當地人。西里爾·福斯特，我們的郵政局局長，義務消防隊隊長，是我認出的惟一當地人。西里爾是在小鄉村郵局認識她的，福妮雅一週兩次去那裡打掃衛生，科爾曼第一次見到她也是在那裡。
人群裡有福妮雅的父親，一個塊頭很大、上了年紀的人，薩麗已經在她的悼詞裡對他的到場有所表示。他坐在一張輪椅裡，離棺木只有幾英尺，由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看護著，菲傭或伴侶，那女人直接站在他身後，在整個儀式中都毫無表情，倒是他還將前額伏在掌心裡，不時地淌下淚水。
環顧左右，卻不見我認為可能是在網上釋出了悼念福妮雅文字的人。那些文字我是前一天晚上發現的，張貼在雅典娜教職員論壇新聞組。帖子這樣開始：
發件人：克呂泰墨斯特拉@
收件人：教職員論壇
主題：福妮雅之死
日期：1998年11月12日星期四
當時我正出於好奇檢視教職員論壇日曆，看看西爾克院長的葬禮會不會出現在即將進行的事項中，卻偶然發現了它。為什麼發這個滿口髒話的帖子？尋開心，或逗樂子？是否只是（或至少是）迫害狂奇思怪想的悖謬張揚，還是一個精心策劃的背叛行為？會不會是德芬妮·魯斯張貼的？她的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指控？我認為不會。她在那個闖入故事後，再玩她足智多謀的把戲也沒有更多可賺的了，而且倘若「克呂泰墨斯特拉@」被人發現是她的傑作，她會輸得很慘。再說，從手頭的證據看來，裡面沒有典型的德芬妮式陰謀的那種技巧或設計的痕跡——她的詭計是匆促的，即興式的，有一股歇斯底里的小家子氣，一股業餘玩家過分激動的不假思索的衝動，所產生的則是事後令犯事者都覺得不足為信的稀奇古怪的行為：她的反擊缺乏那種刻毒的大師級的挑釁性和深思熟慮的算計，無論其結果如何令人反感。
不，這，極其可能，是受到德芬妮惡作劇的啟發而產生的惡作劇，狡詐得多，自信得多，更加專業化地兇惡——毒性的一次重要升級。現在它又將引發出什麼來呢？這種公眾扔石子的行為到何時方能告一段落呢？這種輕信盲從又到何處才能了結呢？這些人怎麼能夠對一個又一個的人重複德芬妮·魯斯告訴保安的故事——如此透明的虛假，如此明顯的謊言，他們當中怎麼會有人竟然信以為真呢？又如何能證明它與科爾曼之間的聯絡呢？無中生有的事。但他們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相信了。雖然有點離譜——他破門而入，強行開啟檔案，闖入她的電腦，給她的同事發電子郵件——但他們相信這些話，心甘情願地相信，迫不及待地重複。一個無聊透頂的故事，漏洞百出的故事，然而卻沒有人——當然是沒有人公開地——提出最簡單的質疑。為什麼這人把她的辦公室翻得亂七八糟，以引起對他闖入事件的注意，倘若他要的是設個騙局？為什麼他要編出那麼個廣告，而實際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了也根本不會聯想到他？除了德芬妮·魯斯，還有誰會看了廣告就想起他來？如果真要做出她聲稱是他乾的事，他非得是個瘋子不可。但又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他發瘋了呢？瘋狂行為的歷史何在呢？科爾曼·西爾克單槍匹馬使這個學院起死回生——這人是個瘋子？痛苦、憤怒、孤立，不錯——但何至於瘋狂？雅典娜人完全明白情況並非如此，然而，如同在幽靈事件中一樣，他們心甘情願地表現出似乎他們不明白。僅僅看見指控便當作證明。一聽到臆斷便信以為真。作案者不需有動機，更無需邏輯或推理。只需一個標籤即可。標籤便是動機。標籤便是證據。標籤便是邏輯。科爾曼·西爾克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他是個x，因為他是個y，因為他二者皆是。先是個種族主義者，現在又是個厭惡女性者。在本世紀把他稱為共產主義者已為時過晚，雖然這在過去是司空見慣的手法。眼下是一宗仇視女性的罪行，因為犯案者不惜對一名不堪一擊的學生口吐兇惡的種族主義評語的能耐是早已不證自明的了。這就為所有的一切提供瞭解釋。這件事以及瘋狂。
彈丸之地的魔鬼——閒言碎語、妒忌、刻薄、無聊、謊言。不，鄉土毒藥不起作用。大家在這兒都待膩了，他們心生妒意，他們的生活不過如此，並將永遠如此而已，於是，對這個故事不假思索地、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複述——電話裡、街道上、自助餐廳裡、課堂上。在家裡丈夫對妻子，妻子對丈夫。車禍使得他們沒有時間證明這是個荒唐的謊言——實際上倘若不出車禍，她從一開始就沒有可能編造謊言。然而他的死卻成全了她。他的死拯救了她。死插手簡化了一切。一切的懷疑、一切的擔心、一切的猶豫都被最偉大的藐視萬物者橫掃一空，它就是死亡。
當我在福妮雅葬禮結束後獨自走向我的車子時，依然無法確定學院裡究竟誰會有這種心思編造出克呂泰墨斯特拉的帖子——最殘忍的藝術形式，網上藝術形式，因為它的匿名性質——我同樣也無法預測還會有誰，任何人，出來以匿名形式散佈別的什麼。我所能肯定的是邪惡已被釋放，就科爾曼的行為而言，沒有一件荒唐事會被人放過，會不被用來煽動憤怒的情緒。一場瘟疫正在雅典娜蔓延——這就是他的死亡在我的腦海裡即刻啟動的思路——瘟疫蔓延的容器是什麼呢？就在那裡。病原體就藏身在那裡。在以太之中。在廣佈四方的硬碟之中，永恆的、不可刪除的、人類邪惡的標誌。
如今人人都在以《幽靈》為題進行著寫作——人人，然而，尚未包括我。
我將請你們（教職員論壇上的帖子如此開始道來）就一件並不愉快的事情進行一下思考。並非僅僅有關一個無辜的三十四歲婦女的慘死，雖然死亡本身足夠可怕，並且有關那起恐怖事件的特定場合，以及這個幾乎是用藝術手腕設計了那些場合，以完成他針對雅典娜學院及其過去的同事的連環復仇的男子。你們中有些人或許知道在科爾曼·西爾克上演那出自殺式謀殺之前——正是那人當晚將車駛出路面，衝過護欄，落入河裡的所作所為——強行進入巴頓大樓一間教員辦公室，洗劫檔案，傳送一封電子郵件，故意偽造為一名教員所寫，以此設計陷害她。他對她及學院所造成的傷害不足掛齒，但指使那個幼稚可鄙的撬門而入及作偽行徑的決心及惡意卻在當晚稍後時間裡——經過大大的加劇——啟發他在殺死他自己的同時，以冷血手段謀殺了一個學院物業管理處工人，後者已在幾個月前被他玩世不恭地誘騙得手，以供他滿足性需求。
設想一下，如果你願意的話，那個婦女的困境，十四歲逃離家門，學業在中學二年級中斷，在她以後短暫的人生裡成為功能性文盲。想像一下她和一名奸詐的退休大學教授所作的鬥爭吧，後者在他十六年身為學院最專制獨裁的院長的生涯中，在雅典娜行使著比校長更大的權力。她會有什麼機會抵制他的優勢？而一旦屈從於他，一旦發現自己為一個變態的、遠超她自身體力的男性力量所奴役時，她又會有什麼機會探測他利用她久被驅使的肉體以達到他復仇目的的深度，先是生前，再是死後？
在所有先後踐踏她的無情男人中，在所有粗暴、毫無節制、冷酷無情、貪得無厭地折磨、打擊和摧殘她的男人中，沒有一個人會像這個一心要跟雅典娜學院決一死戰的人一樣懷抱著如此被狹隘心胸的敵意所扭曲的心態，選擇一個雅典娜的自家人，以昭然於天下的險惡手段發洩他的復仇情結。發洩在她的肌膚上。在她的四肢上。在她的陰器上。在她的子宮上。今年早先他迫使她進行的人工流產——曾將她投入企圖自殺的萬丈深淵——只是無人得知的無數次在她遭蹂躪的肉體上所犯下的強暴行徑的一個例證而已。我們現在知道謀殺現場的可怖情形，知道他為福妮雅安排的面對慘死的色情姿態，以便更好地記錄在案——畢其功於獨一無二的，不可磨滅的形象——她對他憤怒的蔑視的屈從，她的諂媚（可以延伸為對學校社群的屈從和諂媚）。我們知道——由於警方調查的可怕事實點點滴滴的聚攏，我們正在越來越清楚地瞭解——福妮雅血肉模糊的軀體上的疤痕並不都出自致命的事故，儘管事故猶如天崩地裂一般。驗屍官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都發現有與車禍撞擊無關的青紫塊，是在早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實施的挫傷：不是使用鈍物，便是使用拳頭。
為什麼？這是一個如此微不足道，卻又大得足以令我們發瘋的詞。但猶如謀殺福妮雅的兇手那樣病理性的陰險毒辣的人，他的心理卻是難以探測的。驅使此人的慾望植根於一片深不可測的黑暗之中，那些先天無暴力傾向或後天無復仇意識的人——那些與文明用以限制我們身上的野性及放縱的約束和平共處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這種黑暗。人心之黑暗無可言喻。但他們的車禍絕非偶然，這我敢於斷言，如同我確知我與所有悼念雅典娜的福妮雅·法利的人分享哀思，後者所受的壓迫開始於她的童貞歲月，並延續至她死亡的一刻。這場事故絕非事故：正是科爾曼·西爾克以他全部的力量所渴求的。為什麼？這個「為什麼」我能夠回答，而且願意回答。不僅為了消滅他們兩人，而且為了同步消滅他作為她終極迫害者的一切歷史印記。為了防止福妮雅揭發他的真實面貌，科爾曼·西爾克帶著她和他一道沉入河底。
我們只好留在世上，想像他決心隱藏的罪惡多麼令人毛骨悚然。
次日，科爾曼落葬在他妻子的身旁，花園般的公墓井井有條，正對著學院平整得猶如綠色海洋似的體育場，坐落在北大樓後的橡樹林及其地標六邊形鐘塔的腳下。我前一天夜裡無法入眠，那天早晨起床時，仍然對事故及其意義被有系統地加以曲解並大肆傳播，感到心煩意亂，以致坐立不安，連咖啡都沒能喝完。一個人怎麼能擊退所有這些謊言？即使你說明某件事是個謊言，但像雅典娜這樣的地方，一旦謊言出籠，就賴著不走了。我並沒有繞著房子不安地踱步，等著到時間往墓地去，而是打好領帶，套上茄克，下山往市鎮街去——下到一個我可以在心裡琢磨、幻想以我的憎惡可以做點什麼的地方。
還有我的震驚。我從未想到他會死，更不要說看著他下葬。別的一切姑且不談，一個已經七十多歲的健壯老人死於一場離奇的禍事本身就足以讓人唏噓不已——倘若他是被突發的心臟病，或癌症，或中風奪去生命，至少還說得通些。而且，那時我就肯定——一聽到這個訊息我就斷定——這場事故是不可能在附近見不到萊斯·法利及其貨車蹤跡的地方發生的。當然，凡是發生在任何人頭上的事情都不會事出無因，然而，有著萊斯·法利在視線之內，有著萊斯·法利作為基本起因，對造成法利蔑視的前妻和法利固執地窺視並使之勃然大怒的情人雙雙橫死的這場一箭雙鵰的災難，難道不會因而獲得比捕風捉影更多的解釋嗎？
對我而言，得出這個結論並非出自於一種不願想當然地接受不可知事物的思想傾向——雖然這正是州警在科爾曼葬禮後的那天上午所持的觀點，當時我過去和那兩位首先抵達現場，並發現屍體的警官交談。他們對撞毀車輛的檢查沒有揭露任何線索能夠證實我想像中的圖景。我提供給他們的情況——關於法利對福妮雅的跟蹤，關於他對科爾曼的窺伺，關於在離廚房門不遠處近乎暴力的交手，當時法利吼叫著從黑地裡撲向他們兩人——統統都被耐心地記錄下來，還包括我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然後對我的合作表示感謝，向我保證一切都將嚴格保密，並告訴我，如果查有實據，他們會來找我。
他們再沒來過。
走出去時，我轉身說：「能問個問題嗎？能問一下車裡屍體的情形嗎？」
「你想要知道什麼，先生？」巴里奇警官問，他是兩個年輕人中較年長的一位，面無表情，安詳殷勤，他克羅埃西亞的家人，我記得，曾經是馬達馬斯卡酒店的老闆。
「你們發現他們的時候，究竟看到了什麼？他們的位置。他們的姿勢。雅典娜的謠言……」
「不，先生，」巴里奇說，搖搖頭，「不是那樣的。謠傳不真實，先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
「知道，先生。那明顯是由於速度的緣故。你不能以那樣的速度拐彎。傑夫·戈登也不可能以那個速度拐彎。一個老傢伙，幾杯酒下肚，腦子裡七葷八素，神志不清，像個飆車手似的駛過那個彎道……」
「我不認為科爾曼·西爾克一輩子中曾經像個飆車手似的開車，警官。」
「嗯……」巴里奇說，舉起雙手，掌心對著我，意思是，我滿懷對你應有的敬重，但不論是他還是我都不可能知道，「車是教授開的，先生。」
現在巴里奇警官期待我別再像白痴似的把自己當做業餘偵探干涉他們的事務，別再進一步發揮我的論點，而是禮貌地告辭。他已不厭其煩地一再稱我先生，足以讓我清醒地意識到究竟誰才是這兒的領銜主演。於是我離開了，如我所說，事情到此結束。
科爾曼下葬的那天又是個反季節的風和日麗的十一月天。上個星期，樹上最後的葉片凋零了，山地粗獷的基岩輪廓此刻在陽光中赤裸裸地暴露無遺，它的稜角和條紋彷彿是古老鵰塑上以細緻的影線銘刻出來的。那天早晨當我驅車前往雅典娜參加葬禮時，一種重現江湖的感覺，永珍更新的可能性，由於遠眺春天以來始終被樹冠遮擋、此時方在陽光照耀下盡顯崢嶸面目的山景，不合時宜地在我心中升起。地殼樸實無華的結構，經過幾個月的耽擱，現在終於首次亮相，領受讚賞，是冰川猛烈攻擊所展示的驚人破壞力的紀念物，冰川的攻擊曾擦到隆隆向南傾倒的山體的邊緣，沿途噴射出體積如餐館冰箱般大小的巨石——噴射的速度就像自動投球機扔出快球一般。當我駛過陡峭的林木森森的當地人稱之為「巨石園」的山坡時——這裡離科爾曼的房子僅有幾英里遠，看到，赤裸裸的，沒有被夏日的樹葉及其流動的陰影所蔭庇的那些巨大的石塊，全都側身而臥，猶如傾覆的巨石柱，雖被一起壓倒，卻依然巨大，完好無損，我再次驚駭地想到那一刻造成科爾曼和福妮雅與他們的生命斷離的巨大沖力，那股衝力將他們射入地球永劫不返的亙古。他們此刻猶如冰川般遙不可及。如同星球的開元。如同創世紀本身。
這就是我決定去找州警的時候。而那天，那個早晨，就在葬禮前，我沒在那兒下車的部分原因是，在將我的車子停靠在鎮上綠地對面時，我看見在波林餐館窗子裡，福妮雅的父親正在吃早飯——他和那個前一天在山上葬禮上為他推輪椅的女人坐在一張餐桌邊。我立即進去，在他們旁邊的空桌邊坐下，點了飯菜，邊假裝閱讀什麼人留在我身邊的《馬達馬斯卡週報》，邊儘量偷聽他們的對話。
他們正在談論一本日記。在薩麗和佩格交給福妮雅父親的遺物中，有福妮雅的日記。
「你不想看的，哈里。你根本不想看。」
「我必須看。」他說。
「你不必，」女人說，「相信我，你不必。」
「它不會比別的更可怕。」
「你不會想看的。」
大多數人自我膨脹，吹噓他們僅在夢想中取得的成就；福妮雅卻謊稱自己沒能掌握一門技藝，如此之基本的技藝，只消一兩年的時間就能讓世界上幾乎每個學童略知一二的技藝。
這乃是我沒有喝完果汁便得知的情況。不識字是一種行為，某種她認為取決於她處境的行為。可是為什麼？權力的來源？她惟一的，她僅有的權力的來源？一個以何種代價換取的權力啊？想想看。她同時也以不識字折磨自己。自覺自願地承擔起來。卻並非為扮小，並非為假裝成必須依賴他人的孩子，恰恰相反：為了突出顯示適應社會的野蠻自我。不是把學習作為一種窒息性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種更為強大、更為優越的知識而加以踐踏。她並不反對識字本身——但裝做不識字對她來說感覺更好。日子變得更加麻辣爽口。她就是嘗不夠那種有毒的東西：決不勉強自己遵循非禮勿做、非禮勿露、非禮勿說、非禮勿思的規矩行事，而偏要做不當做的人，展示不當展示的部分，說不當說的話，思不當思的事。
「我不能燒掉，」福妮雅的父親說，「是她的東西。我不能當做垃圾一丟了事。」
「好吧，我能。」女人說。
「那不對。」
「你一輩子都走在這個地雷陣裡。你不需要再走了。」
「那是她惟一留下的東西了。」
「還有槍。也是她留下的。有子彈，哈里。她留下了那個。」
「她是怎麼活過來的？」他說，突然聽起來似乎快掉眼淚了。
「她怎麼活的就是她怎麼死的。死得活該。」
「你得把日記給我。」他說。
「不給。我們根本不該來。」
「燒掉，燒掉，我連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不過是為你好。」
「她說了什麼？」
「不堪複述。」
「哦，上帝。」他說。
「吃。你必須吃點東西。這些煎餅看上去不錯。」
「我女兒。」他說。
「你盡力了。」
「我應當在她六歲時把她帶走的。」
「你不知道啊。你怎麼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不應當把她留在那個女人身邊。」
「而我們根本就不應當到這兒來，」他的伴侶說，「你只需在這兒病倒，那麼一切就功德圓滿了。」
「我要骨灰。」
「他們應當把骨灰埋了。在那兒。和她一起。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沒有。」
「我要骨灰，西爾。那是我的外孫們。那是他們來過這個世界的唯一證明。」
「我把骨灰處理掉了。」
「不！」
「你不需要那些骨灰。你受的罪夠多的了。我不要讓你出什麼意外。那些骨灰不會上飛機。」
「你幹了什麼？」
「我處理了，」她說，「我心懷敬意，但它們不存在了。」
「哦，我的上帝。」
「結束了，」她告訴他，「都結束了。你盡了義務。你不僅盡了義務。你不需要再做什麼了。現在你吃點東西吧。我把房間的東西都收拾了。付過錢了。現在只剩送你回家。」
「哦，你是最好的，西爾維婭，最最好的。」
「我不要你再受傷害。我不會讓他們傷害你的。」
「你是最好的。」
「儘量多吃點。這些看上去真的不錯。」
「來些？」
「不，」她說，「我要你吃。」
「我吃不下那麼多。」
「蘸糖漿。這兒。我來，我來倒。」
我在外面等他們，在草坪上，當我看見輪椅出了餐館大門時，我穿過馬路，在她推著他離開波林餐館時，我做了自我介紹，邊走在他身旁，邊講話。「我住在這兒。我認識您女兒。只是點頭之交，不過我見過她好幾回。我昨天參加了葬禮。我在那兒看見您。我想向您表示哀悼。」
他是個骨架很大、個子很高的人，比當時在葬禮上蜷縮在輪椅裡時看上去大多了。他一定不止六英尺，但他嚴苛、瘦骨嶙峋的面孔（福妮雅的毫無表情的面孔，正是她的面孔——薄薄的嘴唇，高聳的顴骨，輪廓清晰的鷹鉤鼻，同樣深陷的藍眼睛，眼睛上方，圍繞著淺色睫毛的是那相同的眼泡肉，相同的飽滿程度，我在奶場看到她時曾鮮明地感到那是她的一個異國標記，她面孔上惟一誘惑性的標識）——那張面孔上的表情卻屬於一個不僅被判終身輪椅監禁，還必須在餘生中遭受更嚴重的不幸煎熬的人。雖然高大，或曾經魁梧，他身上卻除了恐懼，別無其他。我在他抬頭對我表示感謝的剎那間，看見隱藏在他眼光後面的恐懼。「您太客氣了。」他說。
他大約與我同年，但他的用語，可以追溯到我們兩人都尚未出生的時代，分明表現出有過一個優越的新英格蘭童年。我先前在餐廳裡就對此有所察覺——它，僅以這種用語，這種有錢人的、半英國化的用語，受制於完全異於美國的、禮儀至上的社會習俗。
「您是福妮雅的繼母嗎？」這與使用其他方法引起她的注意沒有任何區別——也許讓她放緩速度不得不如此。我猜想他們是回到草坪對面街拐角的學院招待所去。
「她是西爾維婭。」他說。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停一停，」我對西爾維婭說，「讓我跟他談談。」
「我們要趕飛機。」她告訴我。
既然她明顯地下定決心要把我當場從他身邊趕走，我只好——同時依然跟著輪椅往前行走——說：「科爾曼·西爾克是我的朋友。他沒有把車開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樣做。沒有跡象。他的車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誰應當對您女兒的死負責。不是科爾曼·西爾克。」
「別推了。西爾維婭，停一會兒。」
「不，」她說，「真是瘋了。真是受夠了。」
「是她的前夫，」我對他說，「是法利。」
「不，」他有氣無力地說，彷彿我用子彈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來，不錯，但那隻沒有抓緊輪椅的手卻伸出來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個矮小年輕的菲律賓女人，有著一張小小的、絕不饒人的淺褐色面孔，我可以從她無畏的黑眼睛的決斷表情裡看出，人間事務的紛紛擾擾決不允許稍稍接近由她保護的一切。
「您能不能停一會兒？」我問她，「我們可不可以到那邊草地上坐下來聊聊？」
「這人身體不好。你正在耗費一個重病人的力氣。」
「但你們有一本屬於福妮雅的日記。」
「沒有。」
「你們有一把屬於福妮雅的槍。」
「先生，走開。先生，別煩他，我在警告你！」說著就動手推我——用那隻原來抓住我夾克前襟的手，猛地將我推開。
「她有槍，」我說，「是為了防止法利攻擊她。」
尖刻地，她回答：「可憐的東西。」
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跟著他們拐過街角走到招待所外的門廊。福妮雅的父親此刻已經毫不避諱地哭了起來。
當她轉身發現我還在那兒時，說：「你壞事幹得夠多了。滾，不然我叫警察了。」在這個小個子身上潛藏著一股殘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維繫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別毀了那本日記，」我對她說，「裡頭有記錄——」
「髒東西！有髒東西的記錄！」
「西爾，西爾維婭——」
「他們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親，繼父——整個一窩，踐踏了這個人的一生。他們搶他的錢。他們欺騙他。他們羞辱他。他女兒是個罪犯。十六歲懷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兒院。她父親本可以領養那孩子。她是個眾所周知的婊子。槍支、男人、毒品、汙穢和性。他給她的錢——她用那錢做什麼了？」
「我不知道。我對孤兒院的事一無所知。我也不知道任何關於錢的事。」
「毒品！她偷錢買毒品！」
「我對那也一無所知。」
「全家——髒東西！發發善心吧，求你！」
我轉向他。「我想讓犯下這兩宗命案的人受到法律制裁。科爾曼·西爾克沒有傷害她。沒有殺害她。我只求和您談一分鐘。」
「讓他，西爾維婭……」
「不行！再不讓任何人！你讓他們讓得夠了！」
門廊裡開始有人聚攏來圍觀，還有人從樓上窗戶望下看。也許他們是最後一批遊客，出門觀賞秋日所剩無多的燦爛。也許他們是雅典娜校友。一年到頭都會有一小撮中年及老年校友，參觀市鎮，察看什麼消失了，什麼留下了，回憶著在這些街道上在一千九百多少年裡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每一件哪怕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最好、最美的事情。也許他們是鎮上的觀光客，來看看修繕後的殖民時代的房子，這種房子沿沃德街兩邊幾乎延伸一英里長，雅典娜歷史協會認為，即使不如塞勒姆鎮的房屋堂皇，卻也絕不亞於那座帶有七個尖角閣樓的房子以西的州內的任何一幢。這些人來到學院招待所裡具有講究裝潢時代特徵的臥室入眠並非是為了被他們窗戶下的一場叫嚷比賽吵醒的。在一個猶如南沃德街這般風景如畫的地方，在一個如同今天這樣晴朗的日子裡，爆發這樣的一場戰鬥——一個殘疾人大聲哭泣，一個體格瘦小的亞裔女子尖聲叫嚷，一個從外表看很可能曾是大學教授的男人，正在說著顯然讓那兩人驚恐不已的話——肯定比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交通要道口所爆發的口水戰更加令人驚懼，更加令人憎惡。
「如果我能看到那本日記……」
「不存在任何日記。」她說。此刻我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將他推上臺階邊的坡道，進入大門，消失在招待所裡。
返回波林餐館，我叫了杯咖啡，在一張女侍應為我從收款機下的抽屜裡找出的白紙上，寫下這封信：
我是那個在福妮雅葬禮後的那天上午在雅典娜市鎮街的餐館附近找您講話的人。我住在雅典娜郊外一條鄉間小路邊，離已故的科爾曼·西爾克的家只有幾英里遠，我已向您解釋過，他是我朋友。通過科爾曼，我和您女兒見過幾次面。我有時聽他談起她。他們的戀情是熱烈的，但其中並無暴力。他主要扮演著她的情人，但同時也懂得如何做個朋友和老師。如果她要求關懷，我絕不相信會遭到拒絕。無論她可能吸納科爾曼的什麼精神，都絕不會毒害她的生活。我不知道您在雅典娜聽到多少圍繞著他們以及車禍的惡意的謠傳。我希望一個也沒有。然而，卻有一件令上述一切的愚昧相形見絀的、與正義相關的事情亟待解決。兩條人命遭到謀害。我知道誰是兇手。我沒有目睹這場謀害，但我知道發生了謀殺。對此我絕對肯定。但如果我要警察或律師認真對待我的意見，就必須有證據。倘若您掌握著披露福妮雅在最近幾個月或甚至回溯到她初嫁法利時期的思想狀況的任何東西，我請求您不要銷燬。我想到的是您可能在以往的年月裡陸續收到的她的信函，還有她死後在她房間裡找到的，由薩麗和佩格轉交到您手中的東西。
我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如下……
我就寫了這麼多。打算等他們走後，給學院招待所打電話，編造個什麼故事，從總檯接待員那兒套出那人的姓名和地址，然後當晚寄出我的信。我會到薩麗和佩格那兒去要地址，如果我從招待所裡搞不到的話。但事實上我兩者都不會去做。無論福妮雅在她房間裡留下了什麼，都已經被西爾維婭扔掉或銷燬了——我的信在抵達目的地後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那個一心一意不讓過去的事情進一步折磨他的小個子，絕不會允許她與我面對面時所反對的東西進入他家的四面牆壁。況且，她的方針是我無可置疑的。如果痛苦在那家庭中猶如疾病似的蔓延，也就別無它法，只好貼上一個我小時候常見掛在患了傳染病的家庭門口的牌子，上面寫著「b隔離/b」二字，或者給尚未感染的人看的只是一個大大的黑體「隔」字，小個子西爾維婭便是那個不祥的「隔」字，而我無論如何也是沒有辦法繞過去的。
我撕掉所寫的東西，穿過市鎮，往葬禮走去。
科爾曼的葬禮是由他的孩子們主持的，四人排列在裡山界教堂門口迎接魚貫而入的追悼者。將他由裡山界教堂——學院教堂——送往墓地安葬是家庭內部的決定，依我所見，乃是一個計劃周密的政變的關鍵部分，一個將他們父親的自我放逐一筆勾銷，並將他重新融入他在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學院社團的舉措。
在我做了自我介紹之後，莉薩，科爾曼的女兒，很快把我拉到一邊，用胳膊摟著我，聲音哽咽地耳語道：「你是他的朋友。你是他剩下的惟一朋友。你一定最後見過他。」
「我們一度是朋友。」我說，卻隻字未提幾個月前，在那個八月的星期六早晨，在坦格伍德最後見到他的情形，也沒有告訴她他在那以前就已經故意地讓這短暫的友誼告一段落。
「我們失去了他。」她說。
「我知道。」
「我們失去了他。」她重複一遍，接著便哭起來，不再想說話。
過了一會兒，我說：「我喜歡跟他在一起，我很敬佩他。我和他相識的時間再長一些就好了。」
「怎麼會出事的？」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發瘋了？他有沒有神經錯亂？」
「絕對沒有。沒有。」
「那麼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呢？」
在我沒有回答後，（我怎麼能在開始寫這本書之前知道答案？）她的胳膊慢慢地從我身上滑了下去，在我們繼續站在一起的幾秒鐘裡，我看見她與她父親是多麼地相像——正如福妮雅酷似她父親一樣。有著相同的猶如雕刻出來的木偶般的五官，相同的綠色眼睛，相同的淺褐色皮膚，甚至身架也是肩膀略窄的科爾曼輕量型體操運動員身架的翻版。母親，艾麗斯·西爾克，其有形遺傳基因似乎僅僅留存在莉薩的一頭奇妙的糾纏蓬鬆的深色頭髮中。在科爾曼拿給我看的家庭相簿裡的艾麗斯一張又一張的照片裡，面部五官幾乎顯得可有可無，她作為一個人的重要性，倘若並非她的整體意義，似乎全部集中體現在那頭倔強、富有戲劇性的頭髮上。可是對莉薩而言，她的頭髮與她的性格之間形成的反差，則遠比她單純長出一頭跟她母親一模一樣的頭髮，更令人驚訝。
我在與她待在一起的幾分鐘裡明顯地感到，她和她父親之間的聯絡，固然現在中斷了，但在她的餘生中不會有一天從她腦海裡消失。對他的思念將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自始至終牢牢地與她的每一個細微的思想、每一件她所做或沒做的細小的事情焊接在一起。身為被寵愛的女孩子，曾經深深地愛過他，又在他辭世之際與他斷絕往來，這一切的後果將使得這個女人永無寧日。
三個姓西爾克的男人——莉薩的孿生兄弟，馬克，以及兩個大孩子，傑夫和麥克爾——在跟我打招呼時不像她那樣傷感。我沒有看見馬克作為一個受辱兒子激烈的憤怒，可是大約一個小時後，當他冷靜的面容在墓地邊失去控制時，我見到的卻是一個痛失至親、無望追悔的人。傑夫和麥克爾顯然是西爾克孩子中最堅定的，在他們身上你清楚地看到他們精力充沛的母親的印記：如果不包括她的頭髮（兩人都已拔頂），她的身高，她自信的堅定核心，她磊落的權威。這是兩個從不含糊的人。這在他們所表示的歡迎及所說的寥寥數語中就讓人一目瞭然。當你會見傑夫和麥克爾，特別是當他們兩人並肩而立的時候，你必定感到棋逢對手。在我還沒有認識科爾曼之前——在他的鼎盛期，在他尚未置身不斷變窄的憤怒的牢獄以致飛速失去控制之前，在曾經使他鶴立雞群的成就，即他存在的價值，從他生活中消失之前——你肯定也在他的身上遇見了你的對手，這大約可以解釋，為什麼一旦指控他公開說過種族歧視性的惡言惡語後，與院長過不去的願望便迅速地形成一股合力。
儘管鎮上蜚短流長的謠言不絕於耳，出席科爾曼葬禮的人數卻大大超乎我的想像；自然也超過科爾曼自己可能的想像。前面六七排座位已經坐滿，在我身後還有人源源不絕地湧進來。我在離聖壇有一半距離的地方找到一個空位，我認出身邊的人是斯莫基·霍倫貝克——前天我第一次見到他。斯莫基是否明白他僅在一年前就有可能在這個裡山界教堂裡舉行他自己的葬禮？也許他參加葬禮與其說是為了向這個他情慾的後繼者表示敬意，不如說為了對他自己的好運氣表達感激。
在斯莫基另一側坐著一位婦人，我猜想是他的太太，四十歲上下，一位金髮碧眼的美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他雅典娜的同學，斯莫基早在七十年代就和她喜結良緣，現在是他們五個孩子的母親。當我開始環顧左右時，發現霍倫貝克一家人是除了科爾曼的家人外最年輕的了。大多數都是雅典娜的老人，科爾曼在艾麗斯死之前和他辭職之前認識了近四十年的學院教職員。科爾曼會對這些來到裡山界教堂為他送行的老人作何想法，如果他能夠看到他們坐在他的棺木前的話？他很可能說出如下的話：「一個多麼適合自我肯定的場合啊。他們一定對自身的美德深感欣慰，沒有因為我曾對他們的蔑視而排斥我。」
坐在他的同事們中間，我奇怪地想到，受過如此良好的教育且又彬彬有禮的專業人士卻如此心甘情願地成為歷史悠久的人類痴夢的俘虜，輕信在某種形勢下單獨一個人就能夠體現邪惡。然而這種痴夢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不會消亡的，並有著深刻的含義。
當外面的大門關上以後，西爾克家人在第一排就座時，我看見幾乎三分之二的教堂坐滿了人，三百人，或許不止，等待著這古老而自然的人類事件吸納他們對於生命終結的恐懼。我看見馬克·西爾克，兄弟中惟有他頭頂上戴著小帽。
很可能像在場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期待著科爾曼孩子中的一個跨上聖壇，第一個致辭。但那天早晨將只有一名致辭者，他就是赫伯特·基布林，西爾克院長聘任的，成為雅典娜第一名黑人教授的，政治學教授。很明顯，家庭成員選中基布林致辭和他們選中裡山界舉行儀式出於相同的理由：恢復他們父親的名譽，將雅典娜的日曆翻回原處，將科爾曼送回他以前的地位與威望。當我回想傑夫和麥克爾分別聲色俱厲地與我握手，表示久仰大名，並對我說「非常感謝你的光臨——全家對此感到十分欣慰」時，當我猜想他們一定對每位悼念者，其中的許多人是他們從小就認識的，都重複了類似的一番話時，我不由得想到，行政樓若不重新命名為科爾曼·西爾克大樓，他們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那麼這地方几乎坐滿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們一定自車禍以來便不斷地打電話，以當年老戴利競選芝加哥市長時將選民驅趕到投票站的方式將悼念者聚攏到一起。而且他們一定在科爾曼最瞧不起的基布林身上狠下了一番功夫，說服他自願地充當雅典娜罪惡的替罪羊。我越是想像著這兩個西爾克小子反剪基布林的胳膊，恐嚇他，衝著他吼叫，指責他，也許甚至因為兩年前他背叛他們父親所使用的手法而公開威脅他，就越發喜歡他們——而且也就越發喜歡科爾曼，為了他生下兩個魁梧、堅定、聰明的小夥子，他們對於為他翻案而必須做的一切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不決。這兩個人是會出手將萊斯·法利繩之以法，讓他在牢房裡度過餘生的。
我這個信心一直維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們離開市鎮前，他們——用我想像他們說服基布林一模一樣的直截了當的方式——讓我明白我必須放棄：忘記萊斯·法利，以及事故的境況，千萬別敦促警察局對此事展開進一步的調查。他們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倘若他們父親與福妮雅·法利的戀情由於我的強求而成為一場官司的焦點，他們的反對將是不計後果的。福妮雅·法利是個他們永遠也不想再聽見的名字，更不要說是在一場牽涉醜聞的審訊中。審訊將被當地報紙大肆炒作，並給本地人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如此一來，科爾曼·西爾克大樓就將成為一個永遠不可實現的夢。
「她不是和我們父親身後的名望相匹配的理想的女人，」傑弗裡告訴我。「我們母親才是，」麥克爾說，「那個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一點都沒有。」傑夫重申。很難相信——面對兩人如此熾烈的情緒和堅定不移的決心——他們竟然會是加利福尼亞那邊的大學理科教授。你會以為他們經營著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
赫伯特·基布林是個體格纖細，皮膚很黑的人，現在已經上了年歲，步履有點僵硬，雖然並沒有顯出由於病痛而佝僂或跛行的樣子，在他拘謹的舉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絞刑的法官的嗓音裡，透露出某種黑人佈道士熱切認真的風格。他只要說「我名叫赫伯特·基布林」就足以臣服信眾；他只要，從講壇後，默默地凝視一下科爾曼的棺木，然後轉身對著全體與會者，宣佈他是誰，便可喚醒與朗誦讚美詩相聯的感情領域。他嚴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握刀柄時稍不留意，便會引禍上身。總而言之，這人不論舉止或相貌都令人過目難忘，可以想見當年科爾曼聘任他來打破雅典娜的膚色障礙肯定出自於和布蘭奇－瑞基僱用傑基·羅賓森充當職業棒球隊的第一位黑人球員相同的原因。在一開始就想像西爾克家的小子們迫使赫伯特·基布林服從他們的部署並非易事，除非之後你考慮到對一個個性中有著鮮明的虛榮心、不會拒絕委以主持聖禮重任的人來說，上演自我編導的戲劇則是頗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頭地展示出僅次於君主的權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林，」他開始說道，「我是政治學系主任。一九九六年我加入那些在科爾曼受到犯有種族主義過錯的指控時不願意為他辯護的人群——我，十六年前來到雅典娜時，正值科爾曼·西爾克被任命為院長；我，是西爾克院長任命的第一位學者。太晚了，我站在你們面前，譴責我自己，因為我辜負了我的朋友和恩人，盡我所能——同樣，太晚了——著手努力糾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雅典娜學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冤案。
「在那個所謂種族歧視事件中，我告訴科爾曼：‘我在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對他這麼說的，雖然也許並非完全出於投機、野心或怯懦的心態，不過他很快就認定那些正是我的動機。當時我想如果我留在後臺消解反對的勢力會對他更為有利，倘若我公開與他聯手，而且，由於我肯定會被授予那個類似萬靈丹、愚昧無知的被用作武器的綽號‘湯姆叔叔’的緣故，因而變得無計可施。我認為我可以作為發自那陣線內部的——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聲音，那些人因受到科爾曼所謂的種族主義言辭的挑釁，為兩名學生的失敗，對他以及學院進行不公正的詆譭。我認為如果我表現得機靈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溫，如果不能影響那些最極端的對手，至少可以影響我們當地非裔美國人社團中有思想的、穩健的成員及其白人同情者，後者的敵意從來都只是被動和短暫的。我認為，我能夠及時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讓科爾曼和控告者之間開展對話，並發表一篇宣告，確認導致衝突的誤解的性質，從而將這場令人遺憾的事件以某種較為公正的結論收場。
「我錯了。我絕對不應當對我的朋友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應當說：‘我必須和你站在一起。’我應當反對他的敵人，但不是從內部以迂迴曲折、隱晦誤導的方式，而是從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誠實的努力，以使他能從支援的話語中獲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致醞釀出毀滅性的自暴自棄的情緒，正是這種情緒發展成為傷痛，導致他與他的同事反目，以及從學院退休，並進而導致自我毀滅性的孤立，後者，我相信——對我來說要相信這一點是十分可怕的——並非過於間接地導致了，諸如那天夜裡他死在那輛車子裡那樣的悲劇性的、毫無價值的、毫無必要的死亡。我當時應當大聲疾呼，正如我現在以雅典娜教員中資深非裔美國人成員當著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職員的面要說的話，特別是，當著他的孩子們的面——傑克和麥克，來自加利福尼亞，以及馬克和莉薩，來自紐約——要說的話：
「科爾曼·西爾克在他為雅典娜學院服務期間，從來沒有以任何偏離公正的方式對待過他的任何一個學生。從來沒有。
「所謂的錯誤行為從未發生過。從未。
「他被迫經歷的一切——指控、面談、質詢——直至今天，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感到，依然是對這所機構的抹黑。在這裡，在新英格蘭，歷史上最大程度地表現出美國個人決不屈從於吹毛求疵的社團高壓的地方——我們不由得想起霍桑、麥爾維爾和梭羅——一名美國個人主義者並不以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規章制度，一名美國個人主義者拒絕盲目接受習以為常的以及公認為真理的正統觀念，一名美國個人主義者並不時刻按大多數人的禮儀和情趣的標準生活——再一次，一位卓越的美國個人主義者遭到了朋友和鄰居野蠻的踐踏，以致孤立地度日直至死亡，被他們道德的愚昧剝奪了他道德的權威。是的，是我們，道德上愚昧不堪的吹毛求疵的社團，毫無廉恥地玷汙了科爾曼·西爾克的好名聲，並以此貶低了我們自己。我特別代表那些和我情況相似的人講話，那些人與他過從甚密，並因而瞭解他對雅典娜全心全意效忠的程度，以及作為教育家他奉獻精神的純潔性，卻出自於各種自欺欺人的動機，出賣了他。我再說一遍：我們出賣了他。出賣了科爾曼，出賣了艾麗斯。
「艾麗斯的死，艾麗斯·西爾克的死，正好發生在……」
我左邊第二個座位上，斯莫基·霍倫貝克的妻子開始淌眼淚了，附近還有幾個女人也哭了。斯莫基本人朝前傾著身子，額頭輕輕地託在兩隻手裡，他雙手手指交叉著，放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做出一副模糊的類似祈禱的姿態。我猜想他是要我或他太太或其他可能看著他的人相信科爾曼·西爾克所遭受的不義行為令人無可容忍。我猜想他是想顯出充滿同情的樣子，然而瞭解到他身為模範丈夫所隱瞞的一切，他生活中的狄奧尼索斯層面，上述推斷實在是令人難以下嚥。
然而，不談斯莫基，人們聚焦在赫伯特·基布林每一個字上的注意力，心無旁騖的全神貫注，強烈而敏感的全神貫注，在我看來是發自內心的，足以讓我想像在場的所有的悼念者都難以抑制對科爾曼·西爾克所忍受的冤屈而感到的悲痛。我懷疑，當然，基布林對於他自己沒有在幽靈事件中站在科爾曼身邊的合理化解釋是否是他自己的杜撰或是西爾克家的小子們想出來的一招，以便讓他既按他們的要求辦，又保全他的顏面。我懷疑他的合理化解釋是否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他的動機，當他說出那句科爾曼痛苦地向我重複多次的話：「我在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
為什麼我不情願相信這個人？因為，到了一定的年齡，一個人的懷疑心修煉到了這種地步以致對誰都不相信了？肯定的，兩年前，當他保持沉默，沒有站出來為科爾曼辯護的時候，原因是人總是不願多嘴的：因為沉默符合他們的利益。自私的權宜之計並非深不可測的動機。赫伯特·基布林不過是又一個企圖為自己洗脫罪名的人而已，雖然以一種大膽，甚至有趣的方式，將罪孽拉到自己的身上，但事實仍然是他在緊要關頭沒有行動。因此，我想，代表科爾曼，呸，去他的。
當基布林走下講壇回到自己的座位前，停下來和每一個科爾曼的孩子握手時，這簡簡單單的姿態卻更加劇了由他的講話所煽起的幾乎是狂暴的激情。之後會安排什麼呢？有一會兒什麼也沒安排。只有沉默，棺木和人群感情的陶醉。隨後莉薩站起來，登上那幾級臺階，走上講臺，在讀經臺後說：「馬勒《第三交響樂》的最後樂章。」這就對了。他們不遺餘力。他們播放馬勒。
唉，有時候你是不能聽馬勒的。當他選中你，讓你渾身震顫時，他豈會半途而廢。不到結束，我們全都痛哭流涕了。
只是對我自己說說罷了，我認為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像這樣使我悲慟欲絕，除非聆聽斯蒂娜·帕森一九四八年在科爾曼的薩利文街床頭翻唱的《我愛的人兒》。
向公墓走去的三個街區的行程令人難以忘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似乎根本就沒發生。有一會兒我們被馬勒的柔板樂章綿延不絕的脆弱所麻木，那並非技巧、並非策略的，那幾乎顯得是隨著生活積澱的節奏，隨著生活所有的對死亡的不甘而展開的單純……有一會兒我們被那精緻絕倫的堂皇與親暱相反相成的結合所麻木，先是由絃樂器靜謐、悠揚、剋制的激情開場，隨後一浪高一浪地洶湧澎湃著通過厚重的假聲結尾，直至匯合成真正的、持久的、氣勢恢弘的尾聲……有一會兒我們被哀歌式的膨脹、升騰、層層迭起、又復歸原位的旋律所麻木。那哀歌以一種一成不變、永不妥協的斬釘截鐵的步履向前，向前，向前滾動，然後又復歸原處，猶如永不消逝的痛苦，渴望……有一會兒我們，由於馬勒持續高漲的堅持，進入科爾曼的棺木，與他分擔無底深淵似的恐怖和逃離死亡的熱切慾望。突然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們這六七十人的隊伍抵達了墓園，看他下葬，一個非常簡單的儀式，一個所能設計出來的合乎常理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卻是我們永遠都無法徹底理解的。每次你都得親眼目睹才能信以為真。
我懷疑大多數人是否原來就打算一路陪同屍體來到墓地。但西爾克家的孩子們具有召喚悲哀並使之持續的天賦，而這，我認為，就是我們有這麼多人緊緊地簇擁在即將成為科爾曼永恆家園的墓穴周圍的緣故，大家似乎都急不可待地想爬進去替代他，獻出我們自己，充當他的代理、替身、陪葬品，倘若那將神奇地使得，根據赫伯特·基布林自己的招供，幾乎是在兩年前從科爾曼身上盜竊的楷模性的生命重新復活。
科爾曼將被安葬在艾麗斯身邊。她的墓碑上刻著1932—1996。他的將刻上1926—1998。這些數字何其直截了當。可它們對所發生的一切所能包含的又是何等地微不足道。
不等我意識到有人在吟誦，就已聽到珈底什的聲音了。剎那間我以為一定是從公墓的另一邊傳過來的，但隨即明白聲音就來自墓穴對面，馬克·西爾克——最小的兒子，憤怒的兒子，像他的孿生妹妹一樣，長得酷似父親的兒子——單獨一個人站著，手中捧著書本，頭上戴著小帽，正用柔和、哽咽的嗓音吟詠著熟悉的希伯來禱文。
iyigadal/i，iv'yiskadash/i...
在美國多數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大約，馬克的同胞手足，都不知道這些詞的含義，但幾乎每個人都察覺到了它們攜帶的清晰的資訊：一個猶太人死了。又一個猶太人死了。似乎死亡並不是生命的了結，而是作為一個猶太人的了結。
馬克讀完以後，合上書本，然後，在他使每個人心中升起一種陰霾的寧靜之後，他自己卻被歇斯底里所控制。這就是科爾曼葬禮的結束——這次我們大家都眼睜睜地望著馬克泣不成聲，手足無措，而他只顧無助地在空中揮舞雙臂，大張著嘴巴，放聲慟哭。這悲傷的自然之音，甚至比他誦讀的禱文更為古老，越來越強烈，直到，他看見他的妹妹張開雙臂，朝他奔過來。他把他扭曲的西爾克面孔轉向她，以純粹孩子般的驚訝叫道：「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心裡的想法並不是我最為大度的想法。那天很難產生落落大方的念頭。我想，這又能起什麼作用呢？當他在這兒的時候，你可並沒有像現在這麼迫切地要見到他啊。
馬克·西爾克顯然原本以為他父親會一直待在不遠的地方，讓他永遠地恨下去。恨，恨，恨，恨，然後，在他本人認為恰當的時刻，在指控的場面達到頂峰，並且在他已經用為人之子的怨恨將他鞭打得只剩一英寸長的性命以後，再實施寬恕。他以為科爾曼將一直待在這兒，直到整場戲劇演完為止，彷彿他和科爾曼並非在生活中各自佔有一席之地，而是坐在雅典衛城南面的山坡上，坐在一個供奉狄奧尼索斯的露天劇場裡，在這所劇場裡，當著一萬名觀眾的面，戲劇的三一律曾經被嚴格地遵循著，而偉大的淨化輪迴一年一度地上演著。人類對於開場、中間和結尾的嚮往——結尾必須與開場和中間大小相稱——從來沒有像在科爾曼所教授的戲劇裡那般徹底地實現過。但除了在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典悲劇裡，對事物圓滿的期待，更不要說對一個公正、完美結局的期待，不過是成年人所懷抱的愚蠢幻想而已。
大家開始三三兩兩地散開。我看見霍倫貝克夫婦向著附近的街道，沿著墓碑之間的小徑蜿蜒而行，丈夫的胳膊摟著太太的肩膀，愛護地引領她離去。我看見年輕的律師，納爾遜·普賴姆斯，曾在幽靈事件中代表科爾曼，和他一起還有位懷孕的年輕女子，正在啜泣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我看見馬克和他妹妹走在一起，仍然需要她的安慰，我看見傑夫和麥克爾，兩位以如此專業的手腕主持了這場儀式，正在離我幾碼遠的地方和赫伯特·基布林輕聲交談。我自己沒有離開，因為萊斯·法利的緣故。在這座公墓外面，他繼續不受干擾地逞強霸道，逍遙法外，製造著他自己殘忍的現實，一個野蠻人，與任何一個他喜歡的人，以任何一種他喜歡的方式發生著衝撞，這統統出自於他內心的、將他想要做的一切都合理化的理由。
當然，我知道不存在圓滿，不存在公正和完美的結局，但這並非意味著，站在離開安放棺木的新墳不過幾英尺的地方，我沒有固執地思索著，這個結尾，即使如願以償地永遠重新確立了科爾曼在學院史上受人尊崇的地位，還是遠遠不夠的。仍有太多的真相隱藏著。
我指的是有關他死亡的真相，並非一兩分鐘後將大白於天下的真相。真相與真相環環相扣。雖然世上滿是那種自以為他們將你或你的鄰居看透了的人，實際上未知的東西卻深不可測。關於我們的真相是無窮無盡的。謊言也同樣如此。陷入兩難境地，我想。遭到思想高尚者的譴責，受到正直之士的垢病——爾後被具有犯罪傾向的瘋子消滅掉。遭到被拯救者，被選中者，無處不在的當下道德標準的福音傳教士們的放逐，然後被殘忍的魔鬼一筆勾銷。人類的兩種急需在他的身上找到接合點。純潔的以及被玷汙的，雙雙嗷嗷待哺，蠢蠢欲動，在彼此對敵人的需求上相依相存。遭到雙人鋸的毒手，我想。被這個世界陰毒的鋸齒所腰斬。被這個世界，其本身即敵意的世界所腰斬。
一個女人，獨自留在敞開的墓穴邊，和我一樣靠得很近。她沉默著，看上去並沒有哭泣。她甚至好像都不在場似的——也就是說，不在墓園裡，不在葬禮上。她好像正待在街角，耐心等待下一班公交車。是她將手袋規規矩矩地拿在面前的樣子讓我想起一個準備好付款的乘客，然後隨車去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可以判斷她不是白人，只要根據她突出的下頜，和她的口型——根據某種暗示性地將她下半部面孔的輪廓突出去的東西——同時，也根據她僵硬的髮質。她的膚色並不比一個希臘人或摩洛哥人更黑，倘若不是因為赫伯特·基布林是僅有的幾名尚未回家的人之一，也許我不會將一個又一個線索加在一起，正經八百地斷定她是個黑人。因為她的年齡——六十五，也許七十——我猜測她必定是基布林的妻子。難怪，她看上去彷彿入定了一般。聽著她丈夫公開地將自己（不論由何種動機所左右）扮作雅典娜的代罪羔羊絕非易事。我可以理解她會有許多想法，可能要花上比葬禮更長的時間才能化解。她的思緒必定仍然停留在此前他在裡山界教堂所說的話上。那才是她正待著的地方。
我錯了。
當我轉身時，她碰巧也轉過身來，於是，只隔著一兩英尺，我們四目相對。
「我名叫內森·祖克曼，」我說，「我是科爾曼生命終結前的朋友。」
「你好。」她說。
「我相信你丈夫今天改變了一切。」
她並沒有好像我錯了似的看著我，雖然我的確錯了。她也沒有不理我，決定擺脫我，繼續往前走。她也沒有顯出不知所措的樣子，雖然她若是左右為難，是會不得不那樣的。科爾曼生命終結前的朋友？考慮到她的真實身份，她又如何能說一聲「我不是基布林太太」便徑自走開呢？
但她所做的只是站在那兒，面對著我，毫無表情，被當天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啟示驚呆了，不設法瞭解她是科爾曼的什麼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注意到的，很快注意到的，以快速的累計法得出的，如同通過你不斷放大到正確聚焦點的望遠鏡所看見的遼遠的星辰一樣，並不是與科爾曼的相似之處。我所看到的——此時我終於看到，歷經一切才看到，清晰地通往科爾曼秘密的東西——是與莉薩面部的相似之處，莉薩較之於她父親的女兒，更多地卻是她姑媽的侄女。
我從歐內斯廷嘴裡——葬禮後待在我居屋裡的幾個小時內——得知了大部分我現在知道的有關科爾曼在東奧蘭治長大的故事：關於分斯特曼醫生企圖叫科爾曼在期終考試時假裝失手，以便讓伯特·分斯特曼超越他，成為畢業班致辭代表；西爾克先生如何在一九二六年發現東奧蘭治的房子，至今歐內斯廷依然住在裡面。當年賣給父親的那對「夫妻」，歐內斯廷告訴我：「實在給他們隔壁的人家氣瘋了，所以決定把房子賣給有色人以此羞辱他們。」（「瞧，你可以判斷我所屬的時代。」她那天后來對我說。「我用‘有色人’以及‘尼格羅’。」）她告訴我她父親如何在大蕭條中失去了眼鏡店，如何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克服沮喪情緒——「我不肯定，」她說，「他是否真的克服了」——又如何找到一份餐車侍應的工作，並在餘生中一直為鐵路服務。她談到西爾克先生如何把英語稱做「喬叟、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語言」，並堅持要孩子們不僅學會中規中矩地講話，而且還要他們有邏輯地進行思維、分類、分析、描述、舉一反三，不僅學英語還要學拉丁語和希臘語；他如何把他們帶到紐約那些博物館，帶他們去看百老匯戲劇；如何，當他發現科爾曼秘密地成為紐瓦克男孩俱樂部的一名業餘拳擊手時，用那個無須提高音量便輻射出權威的嗓門對他說：「如果我是你父親我會說：‘你昨晚贏了？好。現在你可以以不敗的紀錄退休了。」從歐內斯廷的嘴裡我得知奇斯納醫生，我本人在紐瓦克參加他的課餘班的那一年中的拳擊教練，如何在科爾曼離開了男孩俱樂部後對小科爾曼的才華大加讚賞，他如何要他為匹茲堡大學打拳，本可以為他作為一名白人拳手申請到匹茲堡獎學金，但科爾曼如何報考了霍華德，因為那是他父親的計劃。他們父親如何在一天夜裡在火車餐車上服務時倒地猝死，科爾曼如何立即退出霍華德，參加了海軍，而且是以白人的身份。從海軍退役後他如何搬到格林尼治村，上了紐約大學。他如何在一個星期天把那個白人女孩帶回家來，從明尼蘇達來的漂亮姑娘。那天餅乾如何烤焦了，因為她們統統一心一意地只顧著別說錯話。如何，大家有福，已經開始在阿斯伯裡園教書的瓦特，那天不能驅車回家吃飯，每件事如何進行得盡善盡美以致科爾曼找不出抱怨的理由。歐內斯廷告訴我科爾曼母親對那姑娘是如何地溫厚。斯蒂娜。她們對斯蒂娜是如何地關切和藹——斯蒂娜對她們也一樣。他們母親如何一貫地辛勤操勞，她如何在他們父親死後完全憑藉優秀的工作表現提升為紐瓦克一所醫院外科樓的第一位有色人護士長。她如何疼愛她的科爾曼，科爾曼如何不論做什麼都不能摧毀他母親對他的愛，甚至決定從今以後假裝他母親是別的什麼人，一個他從未有過的、從未存在過的母親，甚至這也不能使西爾克太太放棄他。在科爾曼回家來告訴他母親，他準備和艾麗斯·吉特爾曼結婚，她將永遠也不會成為她媳婦的婆婆或她孫子孫女的奶奶之後，或當瓦特禁止科爾曼再與家人有任何聯絡的時候，以及瓦特如何正告他們母親——以他們父親統治他們所用的同樣的堅定不移的權威——她也不可以再和科爾曼聯絡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好意，」歐內斯廷說，「瓦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母親，使她免受傷害。讓她每逢生日、節日、聖誕時不會因為科爾曼而傷心。他相信如果通訊線路暢通，科爾曼就會再讓母親心碎一千遍，跟他那天所做的一模一樣。瓦特對科爾曼非常氣憤，因為他事先沒做任何準備便跑到東奧蘭治來，沒跟我們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告訴一位上年紀的婦人，一個可憐的寡婦，就像法庭宣判似的。弗萊徹，我丈夫，總為瓦特的做法提供一個心理原因。但我卻認為弗萊徹不對。我不認為瓦特真正妒忌過科爾曼在母親心目中的地位。我不接受這種說法。我認為他受到侮辱，因而火冒三丈——不僅為母親，而且為我們大家。瓦特是家裡的政治成員；他當然要發火了。我自己並沒有以那種方式發火，我從來沒有過，但我可以理解瓦特。每年科爾曼生日的那一天，我總要打電話到雅典娜跟他談談。一直到三天前。那天是他生日。他七十二歲生日。我想那就是他遇害的一天。他吃過生日晚餐後開車回家。我打電話祝他生日快樂。沒人接電話，所以我第二天又打，才得知他的死訊。房子裡有人拿起話筒，告訴了我。我現在知道那是我的一個侄子。我只是在科爾曼的妻子死了，他離開學院，一個人住以後，才開始把電話打到他家裡的。在那以前我總是打到辦公室。從來沒告訴過任何人。覺得沒有必要。在他生日那天給他打電話。在母親死的時候給他打電話。在我結婚時給他打電話。在我兒子出生時給他打電話。在我丈夫死的時候給他打電話。我們總是聊得很開心。他總是想聽各種訊息，甚至包括瓦特和他提級的訊息。每次艾麗斯生孩子，傑弗裡，麥克爾，還有雙胞胎，我都接到科爾曼的電話。他打到我學校來。那對他來說總是個嚴峻的考驗。他生那麼多孩子和命運較量。因為他們和他所拋棄的過去在基因上是互相連線的，總會有機會，你知道，他們可能以某種特別的方式回到過去。他非常擔心。這種事很可能發生的——有時的確發生過。但他還是不顧一切，生下了他們。那也是計劃的一部分。過一個充實、正常、碩果累累的生活。不過，我相信，尤其是在頭幾年裡，自然每當一個新生兒呱呱落地時，科爾曼都要為他自己的決定遭受內心的煎熬。沒有任何一件事情逃得過科爾曼的注意，在感情問題上也一樣。他可以和我們斷交，卻不能和他自己的感情一刀兩斷。在有關孩子的問題上尤其如此。我想他漸漸明白隱瞞對於一個人的身世來說如此關鍵的事情是很可怕的，知道他們的承傳乃是他們生的權利。而且還隱含著危險。想想看，倘若他們的孩子生下來時一眼就看出是黑人的話，他將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什麼災難啊。至今為止他還算幸運，指的是在加利福尼亞出生的兩個孫兒。但想想他的女兒，還沒結婚。假設有一天她有個白人丈夫，這是完全可能的，她生下個黑孩子，她有可能——很有可能。她作何解釋呢？她丈夫會怎麼想呢？他會以為孩子是別人的。一個黑人。祖克曼先生，科爾曼不告訴他孩子們真相是極其殘酷的。這並非瓦特的評判——是我的。如果科爾曼一定要將自己的種族作為秘密加以隱瞞的話，那麼他應當付出的代價便是不生孩子。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相反他埋下了一顆沒有引爆的炸彈。那顆炸彈在我看來當他談到他們的時候始終在他的腦海裡盤旋。特別是當他談起，不是那對雙胞胎裡的女兒，而是那個兒子，馬克，跟他麻煩不斷的那個男孩時。他對我說馬基大約因為他自己的理由而恨他，卻好像已經猜到真相似的。‘我罪有應得，’他說，‘即使他出自錯誤的原因。馬基甚至連出自真相而恨他父親的奢侈都沒有享受到，是我剝奪了，’科爾曼說，‘他那部分生的權利。’我說：‘但他也可能根本不因為那而恨你，科爾曼。’他說：‘你沒聽懂我的話。並不是他會因為自己是個黑人而恨我。這不是我所謂的真相。我指的是他會因為我從來沒告訴過他而恨我，因為他有權利知道。’因為有著那麼多引發誤解的事情，我們就不再繼續談那個話題了。但很清楚，他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和孩子們的關係建立在一個謊言上，一個可怕的謊言。馬基出於直覺，感到孩子們帶著他們父親相同的基因，並且將把這種相似點傳給他們自己的後代，至少在基因裡，也許甚至在可察覺的肉體上，卻永遠沒能完全探知他們現在是誰，他們過去是誰。這有點猜測的性質，不過我有時認為科爾曼把馬基看做是他對他自己母親所作所為的報應。雖然，這一點，」歐內斯廷補充道，謹慎地，「是他從來沒有說過的。至於瓦特，我要說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乃是繼承我們父親的遺願，保證母親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心碎。」
「她心碎了嗎？」我問。
「祖克曼先生，不可復原——永遠。在她在醫院裡臨終的時候，在她彌留之際，你知道她說什麼？她不斷地呼叫護士，就像過去病人呼叫她一樣。‘哦，護士，’她說，‘哦，護士——把我送上火車。我家裡有個生病的小寶寶。’一遍又一遍，‘我家裡有個生病的小寶寶。’我坐在她床邊，握著她的手，看著她逝去。我知道那生病的小寶寶指的是誰。瓦特也知道。是科爾曼。她是不是會好過些，要是瓦特沒有用他那種將科爾曼永遠驅逐出去的方式加以干涉的話……唉，我還是不能肯定。但瓦特作為一名男子漢，他的特殊才能是他的果斷。也是科爾曼的。我們全家的男人都很果斷。爸爸是那樣，他的父親也是那樣，祖父是佐治亞州衛理公會的牧師。這些男人一旦做出決定，便一言九鼎。不過，他們也得為自己的決斷付出代價。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我今天明白了。但願我父母當年也明白。我們是個教師之家。自我祖母開始，還是個年輕的女奴時，就由她的女主人教會了識字，後來，黑奴解放後，進入當時叫做佐治亞州立有色人師範及工業學校。就這麼開始的，就這樣我們成了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我看見科爾曼的孩子們時所意識到的。他們中除了一個，全是教師。我們所有的人——瓦特、科爾曼、我，我們也都是教師。我自己的兒子是另外一回事。他沒讀完大學。我們之間有些齟齬，現在他有個重要的另一半，就像人家稱呼的，而我們對於那個看法也不盡相同。我應當告訴你，白人阿斯伯裡園的學校體制中，在瓦特一九四七年去報到的時候還沒有有色人教師。你必須記住他是第一個。隨即又是他們的第一任黑人校長。然後又是他們的第一任學校督察。這讓你對瓦特多少有些瞭解。那兒原本已經有一個很有根基的黑人社群，但直到瓦特四七年去了以後情況才開始變化。他的果斷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你出生在紐瓦克，我也不敢肯定你知道一九四七年前新澤西一直在法律上、制度上贊成種族隔絕、種族歧視的教育。在多數社群裡既有有色人學校，又有白人學校。在南澤西的初級教育中存在著嚴格的種族隔離。從特倫頓、布朗斯維克起，一路南下，你看到的都是種族隔離學校。還有普林斯頓。還有阿斯伯裡園。在阿斯伯裡園，瓦特剛去的時候，有一所叫做斑恩大街的學校，其中一所——東校或西校——是給住在斑恩大街周邊的有色人孩子唸書的，另一所則是給住在那附近的白人孩子唸書的。其實是一幢房子，但分成兩半。當中用一道籬笆隔開，一邊是有色人孩子，另一邊是白人孩子。同樣地，一邊的教師是白人，另一邊的是有色人。校長是白人。在特倫頓，在普林斯頓——而普林斯頓不算南澤西——直到一九四八年還有隔離學校。不在東奧蘭治也不在紐瓦克，雖然曾有一度即使在紐瓦克也有一座有色人學校。那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但在一九四七年——我正在指出瓦特在這一切中所處的位置，因為我要你理解我的哥哥瓦特，我要你在一個當時更廣泛的社會背景裡看待他和科爾曼的關係。那時民權運動還遠未發生。甚至科爾曼的行為，他所做的決定，拋棄他的黑人血統，以另一個種族成員的身份生活——那在民權運動之前絕不是匪夷所思的決定。就有電影講這種事。記得吧？一部叫做《蕩姬血淚》，還有一部，梅爾·弗爾主演的，不過片名不記得了，也很火爆。改變你的種族——沒有民權可言，沒有平等，於是大家就往那上面做文章，做白人也做有色人。也許有這想法的比付諸實施的要多，但這個念頭還是使人著迷，如同迷上神話一般。但在一九四七年州長召集了一個憲政會議，修改新澤西州憲法。那是個有意義的開端。其中一項修改是此後新澤西不會再有隔離或歧視性的國民警衛隊部隊。新憲法第二部分，第二個改變，說不再強迫兒童在他們的社群路過一所學校，到另一所學校去上學。措辭大約是這樣。瓦特可以逐詞逐句地說給你聽。這些修改取消了公立學校和國民警衛隊中的隔離。州長和教育董事會必須執行。州董事會叫所有的地方教育董事會著手履行合併學校的計劃。他們建議首先將學校的教員合併起來，然後再慢慢地將在校的學生合併起來。瓦特打完仗回家，甚至在他還沒到阿斯伯裡園之前，還是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學生的時候，他就屬於那種關心政治的型別——一個退役軍人，已經在為新澤西學校合併而積極戰鬥。甚至在憲法修正之前，更別說在修正之後，瓦特一直都是在合併學校的戰鬥中最活躍的一分子。」
她所要強調的是，科爾曼並非是那些為消除隔離，為種族平等，為民權而鬥爭的退役軍人；以瓦特的觀點，他除了為自己之外，從來沒有為任何其他的事情進行過戰鬥。西爾基·西爾克。那就是他進行戰鬥的身份，他戰鬥的目的，也是為什麼瓦特永遠不能忍受科爾曼的原因，即使在科爾曼還是個小男生的時候。為自己而投入，瓦特過去常說。永遠只為科爾曼一個人而投入。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走人。
我們在我家裡吃過午飯已有好幾個小時了，但歐內斯廷的精力絲毫也沒有顯露出衰減的跡象。每件事都在她腦海裡盤旋——並不僅由於科爾曼的死，也由於她在過去五十年裡努力探索的有關他秘密的一切——以致她滔滔不絕地述說著，不一定是她這個當了一輩子嚴肅的小城鎮教師的婦人一貫的說話風格。她是個相貌端莊的女人，顯得很健康，雖然面孔略顯乾癟，你絕不可能想像她有過人的食量；從她的衣著和姿態，從她吃午飯時謹小慎微的舉止，甚至從她在椅子上的坐姿，就可清楚地判斷出她的個性是委曲求全的，在任何衝突中的條件反射是自動地充當調停者——完全操控著理智的反應，更願意當個聽眾，而不是演講者，然而環繞她自稱為白人的哥哥猝死的亢奮情緒，一個對她的家人顯得彷彿是漫長、悖謬、蓄意傲慢的背叛的生命的終結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卻是難以用慣常的尺度加以衡量的。
「母親直到入土都不明白科爾曼為什麼要那麼做。‘六親不認。’她是這樣說的。在母親家裡他並不是第一個。有過其他的人。但他們是別人。他們不是科爾曼。科爾曼在他的生活中從來沒有因為是個黑人而發過脾氣。據我們所知沒有過。這是事實。當個黑人對他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你會看見母親夜裡坐在椅子裡，一動不動地坐著，你知道她正在猜想：會不會是這，會不會是那？是不是為了擺脫爸爸？但等到他那麼做的時候，爸爸早已過世。母親會提出理由，但沒有一個是有充分的說服力的。是否因為他認為白人比我們優秀？他們比我們有錢，肯定的——但比我們優秀？他相信這一點？我們連最細微的證據都從來沒有看到過。現在，人一長大，便出走，和他們的家人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也不必是有色人才那麼做。這種事全世界每天都有。他們那麼恨所有的一切，所以一走了之。但科爾曼小時候心裡沒有仇恨。你看都看不夠的最輕鬆活潑、樂觀的孩子。長大以後，我比科爾曼不快樂得多了。瓦特比科爾曼不快樂得多了。他有那麼多的成功，那麼引人注目……不，母親始終沒有明白。思念從來沒有停止過。他的照片。他的成績單。他的田徑獎章。他的畢業班年刊。他當選畢業班致辭代表的證書。甚至到處可見科爾曼的玩具，他小時候喜歡的玩具，她保留著所有這些，她瞪著眼望著它們，彷彿算命的人凝視水晶球，似乎它們會揭示一切。他有沒有對任何人承認過他所做的事？他有沒有，祖克曼先生？他有沒有告訴他妻子？他的孩子？」
「我想他沒有，」我說，「我肯定他沒有。」
「所以他始終是科爾曼。一旦決定要做，就非做到不可。這是他從小就有的特點——他全心全意地堅持每一項計劃。對他的每個決定他都矢志不移。所有由那個大謊言所引發的各種謊言，他都會對他的家人，對他的同事，堅持到底。甚至連下葬都以猶太人的身份。哦，科爾曼，」她傷心地說，「如此堅定。堅定先生。」在這一剎那，她更像在笑，而不是哭。
作為猶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確的話，也作為一名猶太人，遭到殺害。假扮身份者遇到的又一個難題。
「如果他曾對什麼人坦白過，」我說，「也許是對那個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對福妮雅·法利。」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願聽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為她很通情達理，不得不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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