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說，「與我感覺得到的他們之間的契約緊密相連——他必須告訴她。」所謂「他們之間的契約」一說，我指的是他們兩人都相互承認沒有乾淨的出路，但我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不能對歐內斯廷解釋。「瞧，今天從你這兒瞭解了這麼多的事，有關科爾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著手。」
「那麼，你現在是西爾克家的一名榮譽成員了。除了瓦特，對於有關科爾曼的一切我們誰都不知道該怎麼思考。他為什麼那麼做，為什麼堅持，為什麼母親非得那樣死？如果瓦特沒有制定那道規定，」她說，「誰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誰知道科爾曼會不會隨著歲月的消逝，決心的軟化，告訴他妻子？說不定還會有一天告訴他孩子。告訴全世界。但瓦特及時地凍結了一切。那從來就不是個好主意。科爾曼那樣做的時候還只有二十幾歲。二十七歲的一顆炮仗。但他不會永遠二十七歲。不會永遠是一九五三年。人要老的。國家要老的。問題要老的。有時問題就這麼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凍結了。當然，如果你以狹隘的眼光，僅僅以社會利益的觀點看問題，當然當時對談吐優雅的黑人中產階級而言，按科爾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圖的，正如今天做夢都不想那麼幹才是有利可圖的一樣。今天，倘若你是個中產階級有知識的黑人，想要你孩子進最好的學校，如果你需要全額獎學金，你連做夢也不會想要說你不是有色人的。你根本就不會那麼做。儘管你皮膚可能很白，現在不那麼做才是有利可圖的，就像當時那麼做是有利可圖的一樣。所以又有什麼區別呢？但我能對瓦特那麼說嗎？對他說：‘真的有什麼區別？’我能嗎？首先因為科爾曼對母親所做的事，其次因為當時瓦特眼裡有一場仗要打，而科爾曼不想僅為那些原因而戰鬥，我當然不能說。雖然不認為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努力過。因為瓦特，實際上，並不是個苛刻的人。你想聽聽我哥哥瓦特的事？一九四四年，瓦特是有色人步兵連的一名自動槍手。他和他部隊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時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設了鐵軌的山谷。他們看見一名德國兵沿著鐵軌往東走。肩上挎著個小包，邊走邊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計程車兵舉槍瞄準。‘你幹什麼？’瓦特對他說。‘我要殺死他。’‘為什麼？住手！他在幹什麼？在走路。可能正往家裡走。’瓦特得用勁才把槍從那個傢伙手上奪下來。一個南卡羅來納的孩子。他們走下山脊，攔住德國兵，將他俘虜了。原來他真的在走回家去。他有個假期，他惟一知道通往德國的路便是沿鐵軌往東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麼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樣做的話，但他也是個血肉之軀。因為他是血肉之軀，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促進種族的利益。所以我試過和他談，有時候努力對瓦特說些我自己將信將疑的話。科爾曼是他時代的一部分，我告訴他。科爾曼不能等到通過民權運動獲得他的人權，所以他跳了一級。‘歷史地看他，’我對瓦特說，‘你是個歷史教師——把他當做更大的東西的一部分。’我告訴他：‘你們一個也沒有屈服於命運的安排。你們兩人都是鬥士，而且你們兩人都戰鬥了。你以你的方式戰鬥，科爾曼以他的方式戰鬥。’但這種推理對瓦特沒有效果。什麼都不起作用。那是科爾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訴他——但他不願接受。對瓦特來說，那是科爾曼不想成人的道路。‘沒錯，’他對我說，‘沒錯。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了他想成為的東西，除了他是個黑人。除了？除了？這個除了就改變了一切。’瓦特不能改變他對科爾曼一貫的看法。我又能怎麼辦呢，祖克曼先生？因為哥哥瓦特當時凍結了科爾曼和我們家的關係而恨他？由於哥哥科爾曼對母親的作為，他如何讓那可憐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倘若我恨我兩個哥哥的話，那為什麼停下來呢？為什麼不為我父親所做的一切錯事而恨我父親呢？為什麼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沒有嫁給一個聖人，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愛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兒子又如何呢？要恨這個孩子根本不難。他索性走開，讓你清靜。但恨的危險是，一旦你開始啟動它，你就會得到比你當初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啟動，就不能停下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恨更難駕御的東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這話可是有點道理的。」
「你以前知道，」我問她，「為什麼科爾曼從學院辭職嗎？」
「不知道。我以為他到了退休年齡。」
「他從來沒告訴你。」
「沒有。」
「那麼你不會明白基布林說的是什麼。」
「不完全明白。」
於是，我告訴她幽靈的事，告訴她整個的來龍去脈。當我講完的時候，她搖著頭說，直截了當地：「我不相信曾聽到過一所高等院校做出過比這更愚蠢的事了。聽起來我覺得更像一個愚昧的溫床。迫害一名教授，不論他是誰，不論他的膚色，汙衊他，侮辱他，剝奪他的權威，他的尊嚴，他的威信，就因為那麼一件愚蠢、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是我父親的女兒，祖克曼先生，一位講究辭藻的父親的女兒，而每一天我聽到別人使用的詞彙，使我感到越來越不是對事物真實的描述。從你告訴我的話裡，聽起來今天在大學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聽起來好像裡頭的人都忘記了該教什麼。聽起來好像他們的所作所為更接近於演滑稽戲。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反動權威，這兒在雅典娜他們似乎來勢洶洶。一個人對自己所使用的每一個詞都得提心吊膽嗎？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到哪裡去了？在我童年時代，你也一樣，每一個新澤西的中學畢業生在畢業時都必須手持兩樣東西：一張文憑和一本憲法。你記得嗎？你必須學一年的美國史和一學期的經濟學——當然，如今你不必了：‘必須’已經從課程表中消失了。當時我們許多學校在畢業典禮時依照傳統由校長給你頒發畢業文憑，另外一個人發給你一本美國憲法。今天沒有幾個人對美國憲法有個說得過去的清楚的瞭解了。在美國，據我所見，每時每刻都在變得越來越愚昧。所有的大學都開設了那些補習班，教孩子他們早該在九年級就學會的東西。在東奧蘭治中學他們早就不讀古典名著了。他們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白鯨》，更別說讀過了。我退休那年，小年輕來找我，對我說，為紀念黑人歷史月，他們將閱讀一本由黑人撰寫的黑人傳記。我想問他們，黑人寫的，還是白人寫的，又有什麼區別？我對黑人歷史月壓根兒就感到厭煩。我把二月裡舉辦一個黑人歷史月並集中學習黑人史比做即將變酸的牛奶。你依然可以喝，但味道不正了。如果你要學習馬修·漢森，並研究有關他的事，在我看來你在研究其他的探險者的同時，一併研究馬修·漢森就得了。」
「我不知道馬修·漢森是誰。」我對歐內斯廷說，懷疑科爾曼是否知道，他是否想知道，是否不想知道乃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原因之一。
「祖克曼先生……」她說，相當溫和地，但還是讓我感到無地自容。
「祖克曼先生年輕時沒有參加過黑人歷史月的活動。」我說。
「是誰發現北極的？」她問我。
我突然打心眼裡喜歡上了她，她越變得咬文嚼字地好為人師，我越是喜歡她。我開始和喜歡她哥哥一樣地喜歡她，雖然出自不同的原因。我現在看出來了，如果你把他們倆並排放在一起，就不難辨別出科爾曼是什麼樣的人。人人皆知……哦，愚蠢，愚蠢。愚蠢的德芬妮·魯斯。一個人的真相無人得知，而且往往——正如在德芬妮自己的案件中——當事人是最不知情的。「我忘記了是皮裡還是庫克，」我說，「我忘記了哪一個先到達北極。」
「漢森比他先到。當《紐約時報》報道時，他受到充分的肯定。但等到他們寫歷史書的時候，你只聽到皮裡的名字。如果埃德蒙·希拉利爵士被稱為登頂珠穆朗瑪峰的話，那你就不會聽到有關丹增·諾爾蓋的一個字了。我的意思是，」歐內斯廷說，此刻，置身於她老本行的小天地中，一副專業教師爺與訓導者的模樣——但，不像科爾曼，她從頭到腳都按她父親對她的期待塑造而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門有關健康之類的課程，那麼你會研究查爾斯·德魯博士。你聽到過他嗎？」
「沒有。」
「很遺憾，祖克曼先生。我過一會兒告訴你。但當你有健康課程時，你會研究德魯博士。你不會把他放在二月裡。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你在研究有關探險家、健康專家和其他所有人時，讀他們的書。但現在只有黑人這，黑人那。我盡最大的努力容忍這些，但並不容易。多年前，東奧蘭治中學是優秀的。從東奧蘭治中學，特別是從優等生班畢業的學生，可以自主挑選大學。哦，可別讓我就這個題目開講。由‘幽靈’那個詞在科爾曼身上引發的事端出自同一個巨大的失誤。在我父母的時代，你我的時代中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如此，責任由那個不及格的人承擔。現在則是課程。閱讀古典作品太難，所以該譴責的是古典作品。當今學生把自己的無能當成特權加以宣揚。我學不會，所以作品有問題。而那個非要教這些作品的壞老師就尤其有問題了。現在沒有標準，祖克曼先生，只有意見。我經常和過去每件事的模樣較勁。原來教育是什麼樣。東奧蘭治中學是什麼樣。城市更新摧毀了東奧蘭治，我毫不懷疑。他們——城市之父——談論著城市更新將帶來的各種偉大的變革。把商人嚇壞了，商人跑掉了，商人跑掉得越多，生意就越清淡。然後280號州際公路和公園大道將我們的小鎮化整為零。公園大道取消了瓊斯街——我們有色人社群中心讓公園大道一筆勾銷了。接著是280號州際公路。一場劫難性的入侵。對那個社群幹了些什麼呀！因為高速公路得橫穿而過，沿著歐蘭頓大道、榆樹林大道、楓葉大道一排排漂亮的房子，州政府一下子將它們買斷，一夜之間便統統消失殆盡。我過去可以在商業大街購買所有的聖誕物品。嗯，商業大街和中央大道。中央大道當時被稱做奧蘭治的第五大道。你知道現在我們有什麼？我們有家紹普萊特連鎖超市。我們有個唐恩都樂甜品店。曾經有個達美樂比薩餅店，但關門大吉了。現在又開了一家食品店。還有一家洗衣店。但你不能比較質量。完全不一樣。說真的，我開車上山，到西奧蘭治購物。但那時候我不需要。沒有理由。每天晚上我們出去遛狗，我會和我丈夫一道去，除非天氣非常惡劣——走到中央大道，兩個街區，然後沿著中央大道走四個街區，橫穿馬路，然後一路觀賞櫥窗，回家。有一家阿爾特曼，一家拉塞克斯。有家布萊克－斯塔爾－戈勒姆銀器店。有家巴奇拉克，照相館。一家非常好的男士用品店，明克斯。是猶太人開的，在商業大街上。兩所劇院。中央大道上的好萊塢劇院。商業大街上的皇宮劇院。小小的東奧蘭治有著生活的一切……」
在東奧蘭治有著生活的一切。什麼時候？從前。在城市更新之前。在古典作品被拋棄之前。在他們停止發給畢業生美國憲法之前。在開辦大學補習班教授孩子們應當在九年級就學會的東西之前。在有黑人歷史月之前。在他們建起公園大道和引入280號州際公路之前。在他們迫害一位因為在班上說了「幽靈」的大學教授之前。在她駕車上山，到西奧蘭治購物之前。在一切，包括科爾曼·西爾克，改變之前。那是在一切都不一樣的時候——從前。她哀嘆，永遠也不會跟從前一樣了，不論在東奧蘭治，還是在美國其他所有的地方。
四點鐘，當我把車開出門前車道，準備駛往她投宿的學院招待所時，下午的日光倏然而逝，天空陰雲密佈，陡然變成了朔風凜冽的十一月天。那天上午他們埋葬了科爾曼——前一天上午埋葬了福妮雅——都是在溫暖如春的天氣裡，但此刻一切都執著於宣佈冬的來臨。而且是海拔一千二百英尺高處的寒冬。它已經到了。
當時我的一股衝動，告訴歐內斯廷僅僅四個月前科爾曼驅車帶我到城外奶場看福妮雅五點鐘在午後的炎熱中擠奶——即，看他如何觀察福妮雅擠奶——的衝動，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便剋制了下去。不論歐內斯廷對科爾曼生活的感受尚有什麼不足之處，她都沒有探索的積極性。雖然她很聰明，卻沒有就他如何度過他最後幾個月的日子提出過任何問題，更不要說是什麼引起他在那種情況下死去；雖然她很善良而且謹遵操守，但她寧可對他毀滅的具體細節不假思索，也不願探討在他二十多歲時使他與家人一刀兩斷的造反指令和四十多年後，他作為賤民和變節者與雅典娜脫離關係的憤怒的決定之間有沒有生平上的相通之處。這並非意味著我肯定其間存在著聯絡，存在著一項決定套著另一項的扣環，但我們可以找找看，是不是？科爾曼這樣一個人是如何產生的？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對於他自己的看法較之於別人對他的看法，哪個更不真實，或更真實？諸如此類的事真是可以瞭解的嗎？但認為生活目的捉摸不透的觀點，習俗不可多加思議的觀點，社會的自我畫像可能存在嚴重缺陷的觀點，個人實在並不符合並且超出界定他的社會因素的觀點，後者可能在他本人看來完全是虛擬的——總之，一切鼓動人類想像力的疑惑似乎都被排除在她無可動搖地對於以時間為準繩的經典條文的不貳忠貞之外。
「我沒有讀過你的書。」在車裡她對我說，「這些日子，我傾向於閱讀神秘性質的東西，英國神秘書籍。但我回家以後，打算找出一些你的東西。」
「你還沒告訴我查爾斯·德魯博士是誰呢？」
「查爾斯·德魯博士，」她告訴我，「發現如何防止血液凝固，從而可以庫存。後來他在一次車禍中受傷，最近的醫院不接受有色人，他死於失血過多。」
這是我們在從山上駛往城裡的二十分鐘裡的全部談話。解密的噴發停止了。歐內斯廷說了她所有要說的話。於是德魯博士令人齒寒的、充滿反諷意味的命運獲得了某種意義——一種明顯的與科爾曼和他令人齒寒的、充滿反諷意味的命運之間的特殊聯絡——雖然無足輕重，卻同樣發人深省。
我想像不出第二樣東西能比這一次曝光讓科爾曼在我眼裡變得更加神秘莫測。現在我知道了一切，卻又好像什麼也不知道了，歐內斯廷告訴我的非但沒有與我對他的想法相互統一，反而使他不僅變成一個未知數，而且變成一個前後矛盾的人。以什麼比例，在什麼程度上，他的秘密決定了他的日常生活，充斥了他每天的思維？隨著年月的流逝，它有沒有從一個滾燙的秘密變成一個冷卻的秘密，變成一個被遺忘的、不足掛齒的秘密，某種早年關係到他接受的挑戰、他對自我所下的賭注的東西？他有沒有從他的決定中獲得他所追求的冒險，或者是否這決定本身便是冒險？是不是那種誤導作用，這最令他心醉的絕招，隱名埋姓度過一生，提供他無窮的快樂，抑或他不過是簡單地對他不想與之有任何私下或官方牽連的過去、人物、整個種族關上大門？是否他希望繞過什麼社會障礙？是否他僅僅是另一名美國人，繼承偉大的西部拓荒傳統，接受民主的邀請，將你的身世丟進大海，倘若那樣做對追求幸福有所貢獻？或者不止這些？或者少於這些？他的動機有多卑劣？有多病態？假設兩者兼而有之——有什麼關係？假設兩者都對不上號——又有什麼關係？在我遇見他的時候，這秘密是否僅僅微微地點染了他整個的生命色彩，或者他整個的生命只是一生秘密的滄海之一粟？他有沒有放鬆過警惕，抑或猶如永遠的逃犯？他是否擺脫過他不能擺脫的他正在成功的事實——他能在做過所做的事情後以完好無損的力量面對世界，他能在每個人面前顯出一副如同他顯出的那副模樣，從容自在地活在自己的皮膚之中？假設，對，在某一節點上，平衡偏向新生活，另一邊退縮了，但他有沒有徹底克服對暴露的恐懼，以及他將被發現的感覺？當他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因他妻子的突然死亡，如他所設想，遭人謀害，那可怕的，他一輩子與之鬥爭的，但在臨終時刻對她的忠心再次變得堅不可摧的妻子，因而失去理智時，當他受制於那個瘋狂的念頭，跌跌撞撞地闖進我的家門，因為她死了，我義不容辭地應當為他捉刀寫書的時候，他的瘋狂本身難道在本質上不就是一個加密的坦白嗎？幽靈！被一個甚至都不再有人使用的詞彙所毀滅。對科爾曼來說，將他吊死在那上面乃是對一切的平庸化——他複雜精確的謊言，他妙不可言，口徑適度的欺騙，一切的一切。幽靈！可笑地貶低了他大師級出色的表演——他世俗且極其微妙的生活，一種表面上與越軌行為絲毫無緣的生活，因為所有的越軌都存放在秘密之中了。難怪，種族歧視的指控使他火冒三丈。似乎他的成就僅僅植根於羞恥。難怪，所有的指控都讓他火冒三丈。他的罪行超過了他們強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一切。他說了「幽靈」，他有個只有他一半年齡的女朋友——統統是兒戲。這麼可憐，這麼小家子氣，這麼可笑的惡作劇，用這麼一大堆中學生吵吵鬧鬧的玩意兒來對付這麼一個人，在他循規蹈矩的外表下，別的不說，居然狠心對他母親做出那種事情，跑到那兒去，代表他英雄的人生觀，對她說：「結束了。這場戀愛結束了。你不再是我母親，而且從來都不是。」任何膽敢採取這種行動的人不會只想當個白人而已。他要的是有能力那樣做。絕對不會只限於為了獲得快樂與自由。這就如同《伊利亞特》中的野性，科爾曼最心愛的書中人類貪婪的精神。每一次殺戮都有其獨特的品格，每一次殺戮都比前一次更為野蠻。
然而，在那以後，他將體制擊敗了。在那以後，他大功告成了：再也沒有離開過圍城，即習俗的保護。或者，寧可說，既完全生活在圍城裡，又鬼鬼祟祟地完全生活在圍城外，完完全全地關在圍牆外——這便是他，一名創造出來的自我，所享有的充實的獨特生活。是的，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他將它擊敗了，直到所有的孩子生出來都是白色的——突然他又沒能擊敗它。在他的盲區裡還有別的東西是完全不可控制的。這個決心鍛造一個不落窠臼的歷史的人，這個著手旋轉並擰開了歷史彈簧鎖，聰明絕頂地成功改變了個人命數的人，到頭來卻落入他完全沒有考慮到的歷史的掌心：還沒有成其為歷史的歷史，鐘錶正在一分一秒勾銷的歷史，隨著我的筆不斷擴散的、一次增長一分鐘的歷史，未來將比我們更能把握的歷史。這個無處遁逃的我們：當下，共同的命運，流行的情緒，所在國的思潮，鉗制性的歷史，即我們自己的時代。陷入盲區，被一切事物可怕的轉瞬即逝的性質所矇蔽。
當我們抵達南沃德街，我把車停靠在學院招待所外面時，我說：「我想什麼時候見見瓦特。我想和瓦特談談科爾曼。」
「瓦特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就沒有提起過科爾曼的名字。他不願談有關科爾曼的事。在新英格蘭的一所最排斥黑人的大學裡，科爾曼建立了他的事業。課程設定中被白人壟斷的課程，卻正是科爾曼選擇去教的。對於瓦特來說，科爾曼比白人更加白人。除了這，他沒別的好說。」
「你會告訴他科爾曼死了嗎？你會告訴他你這兩天在什麼地方嗎？」
「不會。除非他問起。」
「你會和科爾曼的孩子進行聯絡嗎？」
「為什麼我要？」她問，「應當由科爾曼告訴他們。不由我來。」
「那麼，你為什麼告訴我？」
「我沒有告訴你。你在墓地做自我介紹。你對我說：‘你是科爾曼的妹妹。’我說是的。我只是講了真話而已。我不是個藏頭露尾的人。」這是她整個下午對我所說的最嚴厲的話——也是針對科爾曼的。直到那一刻她都是謹慎地在母親的毀滅和哥哥的憤怒之間保持著平衡。
這時她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個錢包。她展開錢包，讓我看夾在塑膠套子裡的一張照片。「我父母，」她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剛從法國回來。」
兩個年輕人站在一座磚砌的門廊前，嬌小的年輕女子戴著一頂大帽子，穿著夏日長裙，高個子年輕男子，全身戎裝，戴著有帽簷的帽子，挎著皮革子彈帶，手上戴著皮手套，腳蹬錚亮的長筒皮靴。他們膚色很淺，但他們是黑人。你是怎麼看出他們是黑人的？就憑他們毫不含蓄的姿態。
「英俊的年輕人。特別是穿著那身軍裝，」我說，「可能是騎兵制服。」
「純粹的步兵。」她說。
「你母親我看得沒那麼清楚。你母親的臉給那頂帽子遮住了一些。」
「一個人為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只能做那麼多了。」歐內斯廷說，給出這個她惟一情願做出的富含哲理的結論後，她將錢包放回手提包，謝謝我招待她吃午飯，幾乎就在我的眼皮下鄭重地斂起容顏，重新返回那種秩序井然、尋常百姓的生存方式，嚴格地與不論是白人的、黑人的或不白不黑的人的任何幻想保持著距離，她下了車。我並沒有立即駕車回家，相反，我穿過城區，來到公墓，在將車停靠在馬路邊後，走進大門，對正在發生的事尚未完全明白，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佇立在科爾曼棺木上所覆蓋的高低不平的土丘邊，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結尾，以及它的開始，於是，就在當時當地，我開始寫這本書。
我一開始就好奇地設想，科爾曼會是在什麼情況下告訴福妮雅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假設他告訴了她；也就是說，假設他不得不告訴她。假設他在那天闖進來一路大叫「寫我的故事，你他媽的！」時所不能直截了當對我說的事，當他不得不放棄（因為這個秘密，我現在明白了）親自寫這個故事時所不能對我說的事，最後他忍不住要對她，對變成他戰友的學院清潔女工，和盤托出，為這個繼埃莉·瑪吉之後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女人，他能夠為她脫光衣服，轉過身子，以致暴露出插在他光脊樑上的那把用來給自己上發條，從而啟動偉大越軌行為的機械鑰匙。埃莉，在她以前的斯蒂娜，最後是福妮雅。惟一永遠不知道他秘密的是那個他與之共度一生的女人，他的妻子。為什麼是福妮雅？正如心中藏有秘密是人之常情，遲早揭露秘密也是人之常情。甚至，如同在這件案子裡，是對一個從不問問題的女人，對一個你會以為對一個男人——一個保有這樣一個秘密的男人——而言如獲至寶的女人。甚至是對她——尤其是對她。因為她不問問題並不是因為她愚鈍，或不想面對問題；她不問科爾曼問題，在科爾曼眼裡，乃是與她遭蹂躪的尊嚴相一致的。
「我承認這可能完全不對，」我對我完全變形了的朋友說，「我承認其中可能沒有一絲一毫的正確性。但不管怎樣還是開始吧：當你試圖發現她是不是個騙子時……當你試圖揭露她的秘密時……」就在那兒，在他的墳墓邊，他曾經經歷的一切都似乎至少被那一抔黃土的重量和體積所取消了。我等待著，等待著他說話，終於我聽到他問福妮雅她曾經幹過的最糟糕的活是什麼。然後我再一次等待，等待得更長些，終於一點一滴地我聽見了她特有的那種脫口而出的與人頂嘴似的口氣。那就是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我一個人站在暮色沉沉的墓地裡，進入與死亡的專業化的競賽。
「在沒有了孩子之後，在失火之後，」我聽到她告訴他，「我找到什麼活，就幹什麼活。那時候我連自己在幹什麼都不知道。一片迷茫。就有了那場自殺，」福妮雅說，「在布萊克威爾城外的樹林裡。用一把獵槍。鳥槍。粉身碎骨。我認得的一個女人，酒鬼，西西，給我打電話，叫我過去幫忙。她要去那地方打掃。‘我知道聽起來有點怪怪的，’西西對我說，‘不過我知道你膽子大，又能幹。能不能幫我一把？’那兒原來住著一對男女，還有他們的孩子，他們爭吵起來，他就跑到另外一個房間，把腦袋開啟了花。‘我去把那裡收拾乾淨，’西西說，所以我就跟著去了。我需要錢，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乾的是什麼，就去了。死亡的味道。那個我記得。金屬的。血。那個氣味。只有在我們動手打掃時氣味才發散出來。只有在熱水碰到血的時候才產生充分的效果。那是個木頭小屋。滿到四處的牆上都是血。砰的一聲，他粘在了所有的牆上，粘在了所有的東西上。一等到熱水和清潔劑潑上去……哇呀。我戴著橡膠手套，還得戴上面具，因為連我都不能再聞了。牆上還有大塊大塊的碎骨頭，和血粘在一起。把槍放進嘴裡。砰的一聲。通常也會把骨頭和牙齒打出來的。看見了。到處都是。我記得朝西西看著。我看著她，她搖著頭。‘我們幹嗎要他媽的為這筆錢幹這種事？’我們好不容易才弄完。一小時一百塊。到現在我都覺得不夠本兒。」
「給多少才夠呢？」我聽見科爾曼問福妮雅。
「一千塊。把他媽的房子燒掉。再給也不夠。西西走到外面。她再也沒辦法對付了。但我，兩個孩子死了，瘋子萊斯特到處跟著我，日日夜夜想對我下手，誰在乎？我開始四下搜尋。因為那是我喜歡做的。我想了解那個傢伙究竟為什麼那樣幹。這種事總是讓我很好奇。為什麼人家要自殺？為什麼有人大屠殺？不論什麼樣的死亡，都讓我著迷。看照片。看看有沒有快樂。看看整個的地方。最後我找到藥物櫃。藥品。瓶子。那兒沒有快樂。他自己的小藥房。我估計是治心理病的藥。應當吃的藥，而沒有吃的。很清楚他設法尋求幫助，但沒做到。他沒能吃藥。」
「你怎麼知道的？」科爾曼問。
「我只是猜想。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編的故事。這是我的故事。」
「也許他吃了藥，還是自殺了。」
「可能，」她說，「血。血跡斑斑。你根本搞不掉地板上的血。一條，一條，又一條的毛巾。還有那個顏色。最後變得越來越像三文魚的顏色，但你還是弄不乾淨。就像仍然活著的東西似的。特效清潔劑——不起作用。金屬味。甜甜的。讓人噁心。我沒嘔吐。強忍住了。不過也差不多了。」
「花了多長時間？」他問她。
「我們在那兒待了五個小時。我當了回業餘偵探。他三十五六歲。我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推銷員或別的什麼。性格倔強。山裡人型別。大鬍子。頭髮亂蓬蓬的。她個子小小的。面孔很甜。淺色皮膚。深色頭髮。深色眼睛。非常膽小。被嚇怕了。我從照片裡就看出這些。他是粗壯的山裡人型別，而她是那麼個嬌小膽怯的女人。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我是個解脫監護的未成年人。中途輟學的。我上不了學。別的不說，太無聊了。一切像這樣真正有趣的東西都發生在家裡面。就跟發生在我家一樣，是他媽的再肯定不過的了。我怎麼能進學校去學內布拉斯加的首府在哪兒。我想知道。我想走出校門，看看周圍的世界。那就是我為什麼去了佛羅里達，那就是我怎麼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那就是為什麼我在那屋子裡四處探索的原因。就是四處看看。我想知道最壞的情節。什麼是最壞的？你知道嗎？他自殺的時候她在場。我們到的時候，她已經給送去接受心理治療了。」
「這是你做過的最糟糕的事？你不得不做的最壞的工作？」
「太離奇古怪了。是的。我見過許多事情。但這一件——並不僅僅因為它離奇。在另一方面它還很有神秘感。我想知道為什麼。」
她想知道最壞的。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壞的。她的意思是真相。什麼是真相？所以他說給她聽。自埃莉之後第一個想發現真相的人。自埃莉之後的第一個。因為在那一刻他愛她，想像著她刮洗血漬的樣子。那是他對她最動心的時刻。可能嗎？科爾曼不曾對任何人感到如此親切過！他愛她。因為那是當你愛上一個人的時候——當你看見他們面對最壞的狀況卻做出不以為然的樣子的時候。不是勇氣。不是英雄氣概。僅僅是不以為然。他對她沒有保留。一概沒有。這是不假思索的，未經算計的。一派直覺。幾小時後它可能變成一個非常糟糕的念頭，但在那一刻，不是。他信任她——事情就這樣。他信任她：她刮洗地板上的血漬。她不信宗教，她不偽裝虔誠，不論其他的什麼邪惡使她面目全非，她卻從未被有關純潔的神話所扭曲。她對評判別人不感興趣——她見得太多，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話。無論我說什麼，她都不會像斯蒂娜那樣逃跑。「你會怎麼想，」他問她，「如果我告訴你我不是個白人？」
起初她只是看著他，倘若是發呆，也只是呆了半秒鐘而已。隨即她開始咯咯大笑，爆發出那種她標誌性的笑聲。「我會怎麼想？我會想你在告訴我一件我早就猜到的事。」
「不會吧。」
「哦，是嗎？我知道你是什麼人。我在南方住過。我遇見過他們所有的人。當然，我知道。不然我又為了什麼這麼喜歡你？因為你是個大學教授？要是我把你當做那樣一個人的話，我就是腦子不正常。」
「我不相信，福妮雅。」
「隨你的便，」她說，「你打聽完了嗎？」
「打聽什麼？」
「關於我做過的最壞的工作。」
「當然。」他說。然後等著她打聽他不是白人的事情。但一直沒等到。她似乎並不真正關心。她也沒有逃跑。當他把故事從頭到尾講給她聽的時候，她倒是認真地聽了，但並不是因為她發現故事不真實或不可信或稀奇古怪——也當然不會因為她覺得這種行為該受譴責。不。在她聽起來恰恰與生活相吻合。
二月裡，我接到歐內斯廷打來的電話。也許是因為這是黑人歷史月，她記起要向我確認馬修·漢森和查爾斯·德魯博士的身份。也許她正想著又該是她對我進行種族教育的時候了，特別要觸及到科爾曼所拋棄的一切，一個滿滿當當、應有盡有的東奧蘭治世界，蘊藏著豐富的最難以忘懷的親人的細節，一個成功的少年時代堅實、抒情的河床，一切視之為當然的防衛、忠誠、戰鬥、合法性，無需理論的論證，無需華美或虛幻的掩飾——一個躍動著興奮和常理的幸福開端，一切天賜的質素，全被她哥哥科爾曼抹殺了。
令我驚訝的是，她在告訴我星期天瓦特·西爾克和他的妻子要從阿斯伯裡園來看她之後，說如果我不介意驅車到澤西的話，歡迎我去吃星期日午餐。「你想見瓦特。我想你可能想看看我們的房子。有照相簿。有科爾曼的房間，原來科爾曼和瓦特睡覺的地方。兩張單人床依然放在裡面。後來成為我兒子的房間，但楓木框架原封未動地儲存著。」
我受到邀請去看的科爾曼拋棄的西爾克豐饒之家，彷彿是他的枷鎖，為了生活在一個與他的自我規模感相稱的空間——為了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適合他的人，求得被另一種東西所征服的歸宿。拋棄所有的一切，整個枝繁葉茂的黑人族群，認為他不能以任何別的手段替換它。那麼多的渴望，那麼多的計劃、激情、狡猾和偽裝，統統為了滿足離家出走以及脫胎換骨的飢渴。
變成一個新人。雙重人格。承載美國故事的戲劇，發達後便一走了之的精彩戲劇——以及狂喜的驅動力所要求的能量與殘忍。
「我很高興去。」我說。
「我不能做任何保證，」她說，「不過你是個成年人。你能照看你自己。」
我笑起來。「你在告訴我什麼呀？」
「瓦特快到八十歲了，但他還是座熊熊燃燒的大鍋爐。他說的話你是不會喜歡的。」
「關於白人？」
「關於科爾曼。關於那個費盡心機的說謊者。關於那個不孝之子。關於那個出賣種族的叛徒。」
「你告訴他他死了。」
「我決定告訴他。對，我告訴了瓦特。我們是一家人。我把一切都告訴他了。」
幾天以後，歐內斯廷隨短箋寄來一幀相片：「我無意中發現了這個，並想到我們的訪問。如果你喜歡，請留下，作為對你朋友科爾曼·西爾克的紀念。」一張褪色的黑白照片，大約四英寸寬，五英寸長，經過放大的快照，很可能原來是在人家後院裡用布朗尼箱式相機拍攝的，相片裡的科爾曼是他的對手在鈴聲響起時將發現自己所要面對的一架拳擊機。他不會超過十五歲，雖然那些小小的輪廓鮮明的五官，日後在成年男子臉上顯出迷人的孩子氣，但在孩子的面孔上卻呈現出一副男子氣概。他從事運動，像個專業運動員，虎視眈眈，潛行覓食的食肉動物的專注凝視，一切都排除殆盡，只有勝利的慾望和毀滅的技巧。目光平視，直接發自內心，猶如一道命令，就連尖尖的小下巴頦都筆直地塞在瘦骨嶙峋的肩膀裡。他的手套以經典的架勢做好準備——擺在面前，彷彿不僅承載著他的拳頭，而且承載著他一十五年全部的威力——每一隻的周長都大於他的面孔。你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孩子有三顆腦袋。我是個拳擊手，以這兇狠的架勢趾高氣揚地宣佈，我不是把他們打趴下——我將他們碎屍萬段。我凌駕於他們之上，直到他們終止戰鬥。毫無疑問，是她命名為堅定先生的哥哥；果然，相片背後有著淺藍色鋼筆墨水題詞，肯定是歐內斯廷小時候的筆跡，「堅定先生」。
她也很有意思，我想。我為少年拳擊手找到一個透明的塑膠鏡框，將他安放在我的書桌上。那家子的勇氣並沒有隨著科爾曼開始與結束。這是個大膽的禮物，我想，來自一位並不顯山露水的大膽的女人。我非常想知道她請我上她家是出自什麼想法。我也非常想知道我接受她的邀請是為什麼。想到科爾曼的妹妹和我竟然會如此你來我往，真是有點奇怪——雖然只是有點奇怪而已，倘若你記得科爾曼的一切，要奇怪上一萬，兩萬，十幾萬倍都不止。
歐內斯廷的邀請，科爾曼的照片——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二月第一個星期日，在議會投票否決將克林頓趕出白宮辦公室的動議之後，動身前往東奧蘭治，為什麼我會走上一條偏遠的山道，平時進進出出從來不走的，除非在把它當做從我家到7號國道的一條捷徑的時候。那就是我怎麼會注意到，停在我原來只會疾馳而過、一眼都不看的一大片田野的邊緣，那輛破舊的灰色貨車，有著戰俘／戰鬥失蹤人員事務局的保險張貼，我肯定，只會是萊斯·法利的。我看見貨車，不知怎麼就曉得是他的，不能只顧朝前開，而不記錄車的樣子和行蹤，我踩剎車，停了下來。我倒車，直到我的車到了他車的正前方，然後才在路邊泊車。
我猜想我一直沒有弄明白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什麼——不然我怎麼會那樣做呢？——但那時已有差不多三個月科爾曼·西爾克的生活比我自己的更貼近我的心，所以不假思索地便恰恰在那座寒冷的山頂停了下來，將一隻戴手套的手放在那輛車子的發動機罩上，正是那輛車曾沿著錯誤的車道飛速行駛，將科爾曼猛地撞出公路護欄，使他和坐在身邊的福妮雅一起在他七十二歲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墜入河底。倘若這是謀殺工具，謀殺者便近在咫尺。
當我意識到我正朝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並再一次為收到歐內斯廷的資訊，被邀請與瓦特見面，為我整天，往往直到深夜都在思念著一個與我相識不到一年並從來都不是我最親密朋友的人而感到驚訝的時候——事態的發展似乎相當符合邏輯。這是你寫書的時候通常發生的情況。不僅會出現一些狀況，逼著你去探詢一切——某些狀況甚至開始將一切都自動地陳列在你的行車道上。突然之間，你連一條可以避免一頭栽進你夢魘的退路都不復存在。
於是，你便著手做我做的事情。科爾曼，科爾曼，科爾曼，你這個現在連誰都不是的人此刻卻統領著我的生存狀態。當然，你不會寫這本書。你的已經寫完了——那書便是你的生命。書寫個人的事既是揭露又是隱瞞，但對你來說，只能是隱瞞，所以永遠不能奏效。你的書乃是你的生命——你的藝術？一旦你啟動，你的藝術便是成為一名白人。成為，用你哥哥的話來說，「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那就是你發明的獨特行為：每一天你醒來扮演你創造的自我。
地面幾乎沒有殘雪，只在開闊的田野裡的短茬上還殘留著蛛絲網似的雪痕，沒有步行道可遵循，於是我拔腳朝另外一邊走去，那兒有一排稀疏的樹木，透過樹木之間的豁口，我可以看見另外一片田野，我便再向前走，直到抵達第二塊田野，我橫穿過那一塊，穿過另一排茂密得多的、長滿高大常青樹的林子，眼前出現了一個冰封湖泊的熠熠閃光的眼睛，橢圓形，兩端都是尖尖的，被白雪斑斑的棕褐色山崗環繞，而高山，層層疊疊，一個弧形接著一個地向遠處退隱。在離開大路走了五百碼以後，我來到了——不，是擅自闖入，幾乎有種違法的感覺……我擅自闖入了一個，我設想，如同包圍新英格蘭任何內陸水域那樣的原始、未開墾、寧靜而未經汙染的地域。它使你想到，這種地方往往會這樣——正因為如此而備受眾人的喜愛——世界在人類進入之前是什麼樣子的。自然的威力有時具有非常強烈的鎮定作用，這正是個具有鎮定作用的地方，喝住你卑瑣的念頭，同時又不使你因為想起生命旅程的卑微和寂滅的浩淼而感到敬畏。一切都安全地處於世俗崇高的檔次。一個人能暢飲美，而內心卻不感到壓抑或恐懼。
幾乎在冰面的正中有一個孤獨的身影，穿著褐色的連衣褲，戴著黑色的帽子，坐在一個黃色的矮桶上，彎腰對著一個冰窟窿，戴手套的手裡握著一根縮短的魚竿。我直到他抬頭看見我時，才踏上冰面。我不想突然，或以任何顯得似乎是故意的方式接近他，倘若這垂釣者真的是萊斯·法利。如果真是萊斯·法利，他便不是一個你想讓他受驚的人。
當然我想到轉身回去。我想到重新朝大路走去，想到鑽進我的車，想到繼續朝前開到南7號國道，再往前通過康涅狄格，上684號輔助州際公路，從那兒開到新澤西州立公園大道。我想到參觀科爾曼的臥室。我想到會見科爾曼的哥哥，他因為科爾曼的所作所為，在他死後都不能不恨他。在我一路穿過冰面，去看一眼殺死科爾曼的兇手的時候，只想到這些，別無其他。直到他面前，我說：「嗨。手氣如何？」我想：悄悄走上去還是不悄悄走上去，並沒有差別。無論如何你都是敵人。在這一片空曠的、白花花的冰天雪地的舞臺上，惟一的敵人。
「魚咬了嗎？」我說。
「哦，不太好，也不太壞。」他只是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又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冰孔上，散落在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湖面上的，在岩石般堅硬的冰面上開鑿出的十二或十五個相同大小的冰孔中的一個。很有可能，這些孔同是用那個放在離他黃色矮桶——實際是個裝七加侖洗潔劑的大桶——僅僅幾步之遙的工具鑽通的。鑽具包括一根約四英尺長的鑽桿，其鑽頭是一個螺旋刀片式的寬寬的長圓錐體，一個結實的、真正的鑽孔器具，相貌堂堂的鑽頭——由轉動頂部曲柄而旋轉——在陽光中閃爍，好像是新的。一個鑽孔機。
「達到了目的，」他喃喃道，「消磨時間。」
似乎我並非第一個，而更像是第五十個人，碰巧跑到當地山上的一條偏離鄉間小路五百碼的冰凍湖面的中央，來詢問關於垂釣的情況。因為他戴著一頂低低地壓在額頭上，又蓋住耳朵的黑色羊毛水手冬帽，還由於他蓄著一撮深色泛灰的山羊鬍和相當濃密的唇髭，只有一窄條面孔露在了外面。如果那面孔有任何特殊之處，便是它的寬度——在水平軸線上，一張空闊的橢圓形平扁的大臉。深色的眉毛又長又濃，眼睛是藍色的，間隔特別地遠，而坐落在唇髭上方的卻是一個孩子的扁平、無鼻樑的鼻子。在法利暴露在口套似的唇髭和羊毛帽子之間的一小條自我中，各種各樣的原則在起著作用——幾何學的和心理學的，但沒有一項與其他的相互協調。
「美麗的景點。」我說。
「所以我待在這兒。」
「寧靜。」
「接近上帝。」他說。
「是嗎？你感覺到了？」
現在他蛻去外殼，他內心的防護罩，蛻去一些他在我撞見他的那一剎那時的情緒，顯得似乎準備進行一個比無聊的閒扯更有意義些的溝通。他的姿勢沒有改變——依然是垂釣，而不是閒聊式的——但至少反社會的氣息稍稍被一種我沒有料想到的略為深沉、反思的調門所驅散。若有所思的，你甚至都可以這麼說，雖然是以一種異常超脫的方式。
「遠遠地在一座山頭上，」他說，「周邊沒有房子。沒有居民。湖上也沒有度假屋。」在每一項陳述之後，都有一個沉思性的停頓——宣言性的評述，富含深意的沉默。任何人在句子結尾處都會猜測，他是否對你講明白了。「這裡沒有什麼動靜。沒有噪音。三十英畝的湖面。沒有一個手裡拿著電鑽的傢伙。沒有他們的噪聲和他們汽油的臭味。七百英畝的空曠良田和樹木。一個非常美的區域。只有和平和寧靜。而且清潔。一個乾淨的地方。遠離塵世喧囂和瘋狂。」最後是將我收入眼底的向上的一瞥。為了評估我。一個百分之九十晦澀、難以讀透，百分之十令人驚訝的透明的快速一瞥。我在這人身上沒有看到絲毫幽默的地方。
「只要我保守秘密，」他說，「它就不會變化。」
「說得很對。」我說。
「他們住在城市裡。他們生活在日常工作的繁忙嘈雜之中。上班瘋狂。幹活瘋狂。下班回家瘋狂。交通。擁堵。他們身陷其中。我出來了。」
我不需要問「他們」是誰。我可能住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我可能並不擁有電鑽，但我是他們，我們都是他們，除了這個匍匐在湖面上，手中擺弄著短魚竿，寧願對著冰窟窿，對著我們腳下僵硬的水，而不是對著我——作為他們的我——說話的人。
「也許有個徒步跋涉者會路過這裡。或者一個越野滑雪運動員，或者像你這樣的人。瞅見我的車，他們就在這裡找到我，於是就上我這兒來，就像你這樣跑到冰上來——像你這樣不釣魚的人——」說到這兒他又抬頭打量一次，揣測，神秘地，我的不可原諒的「他們」性質。「我猜想你不釣魚。」
「不釣。不。看到你的卡車了。不過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駕車兜兜風。」
「唉，他們跟你一樣，」他告訴我，似乎自打我在岸邊出現的那一刻起，便沒有過疑惑，「他們總是在見到有人釣魚的時候過來，他們好奇，他們問他釣到什麼魚，你知道。所以我要做的是……」但此刻他腦子似乎突然失靈，被他自己的思路所阻斷，我在幹什麼呀？我究竟想幹什麼？當他又拾起話茬時，我的心立刻由於恐懼而狂跳起來。現在他的垂釣被毀掉了，我想，他決定和我玩一把。他要行動了。他不當漁翁了，要當萊斯以及許多現在又是又不是的東西了。
「所以我要做的是，」他接著說道，「如果冰面上有魚，我就做我看見你的時候所做的事情。我會馬上揀起所有釣到的魚，把它們放進塑膠袋，放進我的桶裡，我坐在上面的這隻桶。這樣魚就藏起來了。當人家過來問：‘釣得怎樣？’我說：‘沒釣到。我認為這兒什麼魚也沒有。’也許我已經釣到三十條了。成績很好的一天。但我會告訴他們：‘喏，我準備走了。我在這兒守了兩小時，一條也沒釣到。’每回他們都立刻轉身離開。他們會到別的地方去。他們會傳出話說那個池子沒魚。這就是這麼秘密的緣故。也許我會變得有點不誠實。但這地方就成了全世界被保守得最嚴密的秘密。」
「現在我懂了，」我說，我看出根本沒有辦法讓他和我這個干涉者一道對他的偽裝哈哈一笑，沒辦法以笑嘻嘻聽他說話的方式讓他稍許放鬆，所以我連試都沒有試一下。我意識到雖然我們二者之間沒有發生任何真正個人性質的事情，按他的決定，倘若並非我的，我們兩人已走出微笑可以解決的範圍。我陷入一場對話，這場對話在這個偏遠、人跡罕至、冰天雪地的地方突然顯得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我也知道你坐在一大堆魚上面，」我說，「在這隻桶裡。今天多少？」
「嘿，你看上去像是個能守住秘密的人。大約三十條，三十五條。對，你看上去是個老實人。我想我好像認識你。你不就是那個作家嗎？」
「正是。」
「不錯，我知道你住哪兒。在蒼鷺住的那個沼澤對面。杜默奇爾的地方。杜默奇爾在那兒的小屋。」
「我從杜默奇爾手上買的。那麼告訴我，既然我是個守口如瓶的人，為什麼你坐在這兒，而不是那兒？這一大片冰凍的湖面。你怎麼會單單選中這兒釣魚？」即使他並沒有盡力把我留在那兒，我卻似乎在主動竭盡全力讓自己不能離開那兒。
「唉，你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他告訴我，「你到你上次逮住它們的地方。如果你上次逮到魚了，你會永遠到這個地方來的。」
「原來如此。我一直想不通。」現在走吧，我想。這是全部必要的對話。比必要還多了。但關於他是誰的念頭吸引我繼續下去。關於他的事實吸引我繼續下去。這並非揣測。這並非沉思默想。這並非創作小說的思維方式。這是事實本身。謹慎的規則，在我工作之外，在最近五年以來一直嚴格地控制著我的生活之後，突然中斷了。在穿過冰面走過來的時候不能轉身回去，現在我不能轉身逃跑。跟勇氣沒有關係。跟理性和邏輯沒有關係。他在這裡。這才是唯一有關係的東西。這以及我的恐懼。穿著厚重的褐色連衣褲，戴著黑色羊毛水手冬帽，腳上蹬著厚底黑膠靴，兩隻手套在獵戶（或士兵）的迷彩無指尖手套裡，這正是謀殺了科爾曼和福妮雅的兇手。我肯定。他們沒有駛出路面，開進河裡。這就是兇手。他就是那個人。我怎麼能走？
「魚總在那兒，」我問他，「當你回到上次所在的地點？」
「不，先生。魚成群遊動。在水下面。一天它們會在池子北邊，第二天可能在池子南邊。也許有時它們會接連兩天待在同一個地方。它們會依然在那兒。它們的習性是什麼，魚的習性是成群結隊，它們不太移動，因為水太冷。它們能夠根據水溫調節，水這麼冷，它們就不多動彈，需要的食物也不多。但如果你進入一個魚聚集的區域，你就會釣到許多魚。可是有些日子你會去同一個池塘——你不可能釣完一池的魚啊——你會在五六個不同的地點嘗試，鑽洞，卻一無所獲。一條魚也逮不著。你是沒找準魚群的地點。那麼你就枯坐在那兒好了。」
「接近上帝。」我說。
「你明白了。」
他說話的流利——因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強烈地吸引了我。他樂意清晰地解釋池塘裡的生物在寒冷水中的習性，這同樣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怎麼會知道我是「那個作家」的？他是否還知道我是科爾曼的朋友？他是否也知道我參加了福妮雅的葬禮？我猜想在他腦子裡此刻有著許多關於我的問題——以及我在這裡的使命的問題——正如我腦子裡有著許多關於他的問題一樣。這個廣袤明亮的拱形空間，這個寒冷的地面穹隆似的山峰，其頂端摟抱著一片不小的橢圓狀淡水，冰凍得猶如岩石般堅硬，這種種古老的活動，湖中的生命，冰的結構，魚的新陳代謝，一切無聲無息的，亙古不變的力量不屈不撓地運作著——彷彿我們在世界之巔相會，兩個隱秘的腦子互不信任地轉動，相互仇恨以及不論在何處都是惟一內省的偏執。
「那麼你是怎麼想的，」我說，「如果你逮不到魚？當它們不上鉤時，你會怎麼想？」
「告訴你我剛才正在想什麼。我想著一大堆事情。我想著滑頭威利。我想著我們的總統——他奇怪的運氣。我想著這傢伙每次都能躲過去，我想著那些什麼都躲不掉的傢伙。他們沒逃過兵役，就沒躲過死劫。似乎不公平啊。」
「越南。」我說。
「對呀。我們可得登上怪模怪樣的直升機——我第二趟去，當了個艙門射手——我正想著的是那次我們進入北越去營救兩名飛機駕駛員。我坐在這兒，想著那時候的事。滑頭威利。那個狗雜種。想著那個雜種龜兒子在橢圓辦公室裡用著納稅人的錢，讓人舔他的雞巴，然後想著那兩名飛行員，他們是去河內港執行空中打擊任務的，這兩人傷得實在厲害，我們是從無線電裡收到訊號的。我們甚至都不是救援直升機，但我們就在附近，他們發出求救訊號說他們要跳傘了，因為他們所處的高度他們不得不跳傘，否則就要爆炸。我們連救援機都不是——我們是射擊機——我們是冒險去營救兩條性命的。我們都沒有得到許可到那裡去，我們就去了。你憑直覺行動。我們一致同意，兩名艙門射手，飛機駕駛員，副駕駛員，雖然機會不大，因為我們沒有掩護。但我們還是去了——冒險營救他們。」
他在給我講一個戰鬥故事，我想。他知道他在講述這個故事。裡面有個他要說明的中心思想。一個他要我隨身帶走的東西，帶到岸上去，帶到我車上去，帶到他知道地點並希望我知道他知道地點的那幢房子裡去。作為「那個作家」帶走呢？還是以別的什麼身份——一個知道甚至比這個池塘的秘密更大的他的秘密的人。他要我明白並不是很多人看見過他所見過的東西，到過他所到過的地方，幹過他所幹過的事，而且如有必要，還可以再幹。他在越南被謀殺，他把兇犯帶回到伯克夏，隨著他從一個作為戰場的國家，一個恐怖的國家，回來，回到這個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另外一個地方。
冰上的鑽具。赤裸裸的鑽頭。沒有比蠻荒之地中央的這個鑽頭髮出的無情的寒光更紮實地體現出我們的仇恨。
「我們心裡想，ok，反正我們快死了，我們快死了。所以我們朝上升，按他們的訊號導航，找到目的物，看見一個降落傘，我們在空地上降落，救起那個身上一點傷都沒有的傢伙。他一下跳起來，我們把他拉進機艙，就起飛，沒有任何攻擊。所以我們對他說：‘你知不知道？’他說：‘他向那邊飄。’於是我們升到空中，但那時他們知道我們來了。我們又向前飛了一段距離，尋找另一個降落傘，這時整個倒霉的地獄都炸開了。我告訴你，簡直不能相信。我們始終沒有救起那個傢伙。直升機受到的攻擊，是你根本無法想象的。叮叮砰砰砰。機槍。地面火力。我們只好掉頭儘可能快地離開那裡。我記得那個我們救起的傢伙開始哭起來。這就是我要講的。他是個海軍飛行員。他們從佛瑞斯塔號航母上起飛的。他知道另一個人不是被殺了，就是被俘了，他開始號啕大哭。這對他來說是可怕的。他的夥伴。但我們不能返回。我們不能用直升機和五名戰友冒險。我們很幸運，救出一名。所以我們返回基地，鑽出來，看著直升機，上面有一百五十一個子彈孔。沒一顆擊中水壓線、燃料線，但水平旋翼上彈坑累累，許許多多子彈打在上面。把它們打彎了一點。如果他們擊中尾翼，你就直接掉下去，但他們沒有。你可知道他們在那場戰爭中打下五千架直升機？我們失去兩千八百名噴氣式戰鬥機飛行員。他們在北越作高空轟炸時失去兩百五十架b－52。但政府永遠不會告訴你這些。不會告訴你這些。他們告訴你他們想告訴你的東西。滑頭威利一次都沒給逮到過。是那個服兵役的傢伙給逮到了。一次又一次。不行，不公平。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想著要是我有個兒子，他現在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冰釣。這就是你走過來的時候我腦子裡所想的東西。我抬起頭，看見有人走過來，而我像做白日夢似的，我想，那可能是我兒子。不是你，不是像你這樣的大人，而是我兒子。」
「你沒有兒子嗎？」
「沒有。」
「沒結過婚？」
這次他沒有立即回答。他看著我，操縱導航儀定位，彷彿我像那兩名跳傘的駕駛員似的拉響了警報器，但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因為他知道，我想。他知道我出席了福妮雅的葬禮。有人告訴他「那個作家」在那兒。他以為我是個什麼樣的作家？一名專寫像他所犯的那種罪行的作家？一名在書裡描繪兇殺犯和兇殺案的作家？
「死了，」他最後說，重新盯著冰窟窿，晃動他的魚竿，只見他的手腕上下抖動了十幾下，「婚姻死了。從越南迴來，一肚子的憤怒和怨氣。患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症。得了他們叫做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的病。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當我回來的時候，我不想認得任何人。我回來了，但我跟這裡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接不上氣，只要是文明的生活都不行。我在那邊待了那麼久，一切都瘋掉了。穿乾淨衣服，大家相互問候，大家微笑，大家參加派對，大家開車——我不再能銜接上。我不知道怎樣和任何人交談。不知道怎樣跟任何人打招呼。我在很長時間裡自我封閉。我常鑽進車，到處轉，到樹林子裡，在裡面走來走去——最稀奇古怪的事情。我躲避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戰友們給我打電話，我也不回。他們擔心我會死在車禍裡，他們擔心我會……」
我打斷他。「為什麼他們要擔心你會死在車禍裡？」
「我酗酒，我一邊開車，一邊酗酒。」
「你有沒有撞到過別人？」
他微微一笑。沒有停頓，沒有死盯著我。沒有朝我遞來有特殊含義的威脅目光。沒有跳起來掐我的脖子。僅僅微微一笑，微笑中所包含的善意比我能夠相信他肚子裡所有的，願意展示的要多得多。以一種故意造作的輕鬆心態，他聳聳肩說：「別人撞到我還差不多。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你知道吧？車禍？出車禍？就是出了，我也不會知道的。我認為我沒有。你正患有他們叫做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的病。各種東西不斷跑進你的潛意識，讓你以為你回到越南，重返部隊。我不是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連這些都不懂。大家恥笑我，說我這不好，說我那不對，可是他們甚至都不知道我受了什麼罪，連我也不明白——你明白？我沒有受過教育又懂得這些事情的朋友。我只有臭娘們做朋友。哦，夥計，我指的是真正保證回收百分之百或雙倍本錢的臭娘們。」又一次聳肩。笑話？故意想說的笑話？不，更像是以無憂無慮的腔調錶達的惡意。「所以我能做什麼呢？」他無奈地問。
哄我。耍我。因為他知道我知情。這會兒只有我們兩個待在這山上，而我是知情的，他又知道我知情。鑽具也知道。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你所需知道的一切，一切都銘刻在它弧形的鋼刀片的螺旋體上。
「你是怎麼發現你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的？」
「退伍軍人協會的一個有色人姑娘。請原諒。一位非裔美國人。一位非常聰明的非裔美國人。她得了碩士學位。你有碩士學位嗎？」
「沒有。」我說。
「唉，她得了，這就是我怎麼得知我得了什麼病的。否則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樣我就開始瞭解自我，瞭解我正經歷的東西。他們告訴我。並不是我一個。別以為只有我一個。成千上萬的人遭受和我相同的痛苦。成千上萬的人半夜醒來又回到越南。成千上萬的人別人給他們打電話，不回。成千上萬的人做那些真正壞的噩夢。所以我把這些說給那個非裔美國人聽，她都能理解。因為她有碩士學位，她告訴我那些東西是怎麼進入我的潛意識的，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成千上萬的其他人身上。潛意識。你不能控制的。就像政府一樣。就是政府。又是政府。它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成千上萬的人結了婚，婚姻死了，因為他們在潛意識裡對越南有怒氣，有怨氣。她對我解釋了這一切。他們啪的一下把我從越南拉進一架c－41空軍噴氣機，送到菲律賓，然後又登上一架世界航空公司的噴氣機飛到特拉維斯空軍基地，然後他們給我兩百美元，叫我回家。所以我花了，大約，從我離開越南到回到家裡，花了大約三天時間。你回到文明社會。你死了。你老婆，即使十年了，她還是死了。她死了，她究竟幹了什麼？什麼也沒幹。」
「仍然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症嗎？」
「嗯，我還是喜歡孤獨，不是嗎？你認為我在這兒幹什麼？」
「但不再酗酒駕車了，」我聽見我自己說，「不再出車禍了。」
「從來沒有出過車禍。你沒聽見？我已經告訴你了。據我所知沒有。」
「婚姻死了。」
「哦，對。我的錯。百分百。她是個可愛的女人。完全沒有錯。都是我的。向來都是我的。她配得上比我好得多的男人。」
「她出了什麼事？」
他搖搖頭。傷心地聳聳肩，一聲嘆息——一派狗屎，故意做出的透明的狗屎。「不知道。跑掉了。我把她嚇成那個樣子。嚇壞了那個女人。她不管在哪兒，我都記掛著她。清清白白的一個人。」
「沒孩子。」
「沒有。沒孩子。你呢？」他問我。
「沒有。」
「結婚了？」
「離子。」我說。
「那麼，和我彼此彼此。像風一樣自由。你寫什麼樣的書？破案的？」
「我想不是。」
「真人真事？」
「有時候。」
「什麼呢？愛情故事？」他問，笑嘻嘻的，「不是色情吧，我希望。」他假裝這是個不受歡迎的念頭，即使一閃而過都令他不愉快，「我肯定希望我們的本地作家不會在山上麥克·杜默奇爾的屋子裡寫作發表色情的東西。」
「我寫像你這樣的人。」我說。
「是嗎？」
「是的。像你這樣的人。他們的問題。」
「你有本書叫什麼名字？」
「《人性的汙穢》。」
「是嗎？我買得到嗎？」
「還沒出版。還沒寫完。」
「我會買的。」
「我給你寄一本。你叫什麼名字？」
「萊斯·法利。對，寄來。你寫完了，寄給鎮上的車行轉交給我。6號國道，鎮車行。萊斯·法利收。」又一次戲弄我，有種戲弄每個人的樣子——他自己，他朋友。「我們的本土作家，」他說，這個想法已經開始讓他發笑，「我和那些傢伙會看的。」他並沒有笑出聲來，而是抿著一個大笑的誘餌，逐步接近它，並繞著它轉，牙齒卻沒有真正咬下去。非常接近那危險歡樂的吊鉤，但並非近到可以一口吞的地步。
「我希望你會。」我說。
我不能轉身離開。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不能在他又蛻去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感情偽裝的時刻，不能在有可能更進一步窺視他內心的瞬間。「你在服役前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問他。
「這是為了你的書嗎？」
「是的。是的。」我大聲笑了起來。不假思索地，隨著一股可笑的、強悍的對抗的衝勁，我說，愚蠢地，「都是為了我的書。」
他此刻也比剛才更為放肆地笑出聲來。在這個瘋人院似的湖面上。
「你原來是個合群的人嗎，萊斯？」
「是呀，」他說，「我是的。」
「和大夥？」
「沒錯。」
「喜歡和他們玩個痛快？」
「對。數不清的朋友。飆車。你知道，全是那種玩意兒。我上全日班。但在我不上班的時候，沒錯。」
「你們越戰老兵都在冰釣？」
「我不知道。」那種抿著嘴的笑聲又來了。我想，要他殺死一個人比叫他開懷大笑容易得多。
「我開始冰上垂釣，」他告訴我，「並不很久。在我老婆跑了以後。我租了間小棚子，在樹林子裡面，在蜻蜓湖上。樹林深處，緊貼水邊，蜻蜓湖，我總在夏天釣魚，釣了一輩子，但我對冰釣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總以為那兒太冷，你知道？所以我住到湖上的第一個冬天，那個冬天我不正常——倒霉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我就這麼看著那個人一步步走過去，看他怎麼在冰上釣魚。我仔細觀察他兩三回，有一天我穿上衣服，散步到那兒去，那個人釣了一大堆的魚，黃鱸魚、鱒魚，什麼都有。所以我想，這種釣法並不比夏天差，說不定還更好哩。你只需要穿上足夠的衣服，配備恰當的工具。我照辦。我下山買了把鑽子，呱呱叫的鑽子」——他用手指著——「釣竿，引線。你可以買到幾百種不同的引線。幾百種不同的廠家和型號的。各種各樣的尺碼。你在冰上鑽進一個窟窿，把你最喜歡的引線連同上面附帶的誘餌丟下去——只不過手動一動而已，你只要上下抖動釣竿，你知道。因為冰層下面很黑。哦，真的很黑，」他告訴我，並且，在整個對話中，他臉上第一次顯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晦暗，太少的欺騙，太少的偽裝。在他講話的時候，嗓音裡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弦外之音：「真正的黑暗。」一種令人頭皮發麻、大驚失色的弦外之音，由此使得關於科爾曼事故的來龍去脈統統變得一目瞭然。「所以下面任何一點閃光，」他補充道，「都會把魚吸引過來。我猜想它們能夠適應黑暗的環境。」
不，他不笨。他是個畜生，一個殺手，但並非如我所設想的那樣愚痴。不缺心眼。在無論什麼偽裝之下，缺心眼是極為罕見的。
「因為它們得吃東西。」他解釋給我聽，科學地，「它們在下面找得到食物。它們的身體能夠適應那種異常寒冷的水，眼睛能夠適應黑暗。一有動靜它們便能感覺到。如果它們看見任何一絲閃光，或者感到你牽動引線發出的震動，它們就被吸引過來。它們知道有活的東西，說不定可以吃。但倘若你不抖動魚竿，就一條也別想釣到。如果我有個兒子，你知道，這就是我剛才在想的，我會教他怎麼抖動。我會教他怎麼在引線上掛誘餌。有不同種類的誘餌，你知道，大多數是蒼蠅蛆或蜜蜂蛹，他們專為冰釣培養的。我們會下山到商店裡去，我和小萊斯，我們會在冰釣商店選購。用小杯子盛的，你知道。如果我現在有小萊斯做伴，你知道，如果我一輩子沒有給這種古怪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毀掉，我就會和他一起待在這兒，教他全部的技巧。我會教他怎麼使用鑽子。」他指著那工具，工具依然放在他身後稍稍夠不到的地方，「我用的是五英寸的鑽子。鑽子的規格從四英寸到八英寸。我比較喜歡五英寸的窟窿。再好不過的。我從來沒碰上過從五英寸窟窿里拉不出魚的問題。六英寸略大一點。六英寸太大的原因，是刀片寬出一英寸，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如果你看看這五英寸的鑽子——瞧，我拿來給你看。」他站起身，走過去，拿起鑽具。儘管他穿著棉連衣褲，長筒靴，使他粗大的身軀更顯矮壯，卻是靈活地走過冰面，只用一隻手就一把抄起鑽子，其架勢就像你打出一個飛球后，小跑步返回板凳時順手從球場上抄起棒球棒一樣。他走到我面前，舉起鑽子，將雪亮的長鑽頭直逼我的面孔。「就是這。」
就是這。這就是根源。這就是本質。就是這。
「如果你看著這五英寸的鑽子和六英寸的鑽子作比較的話，」他說，「就大不相同了。當你用手鑽過一英尺到十八英寸的冰層時，用六英寸的鑽子要比用五英寸的費勁得多。用這把我可以在大約二十秒鐘的時間裡鑽通一英尺半厚的冰層。倘若刀片鋒利結實的話。鋒利是最要緊的。你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刀片鋒利。」
我點頭。「冰面上真冷。」
「你還是相信為妙。」
「到現在才注意到。我越來越冷了。我的臉。讓我架不住了。我該走了。」我朝後退了第一步，離開他周邊稀薄的雪水和他垂釣的窟窿。
「不錯。你現在知道該怎樣冰釣了，是吧？也許你想寫本書，談談那個，而不是破案的故事了。」
往後面一次退半步，我朝岸邊退了有四五英尺遠，但他仍然用一隻手端著鑽子，螺旋刀片對準我眼睛原來所在的高度。完全潰敗，我開始撤退。「現在你知道我的秘密地點了。連這你也知道了。你知道所有的事，」他說，「但你不會告訴別人，是吧？有個秘密地點感覺很不錯的。你不會告訴別人。你學會了什麼都不說。」
「我會守口如瓶的。」我說。
「山上有條小溪流進來，越過一道道山脊。我有沒有告訴過你？」他說，「我從沒探尋過源頭。反正是一股源源不斷的水流，從那兒流到這兒的湖裡。湖的南邊有個溢洪口，水從那口子流出去。」他用手指著方向，依然端著鑽子。他一隻戴著無指尖手套的大手緊緊地抓著它不放。「湖下還有數不清的泉眼。水從湖底上來，所以水不斷地更換。它自我淨化。魚必須有清潔的水才能存活，長得大而且健康。這地方具備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上帝創造的。人跟這些沒有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幹淨，這就是為什麼我到這兒來。如果有人來插上一腳，立刻離遠點。這就是我的座右銘。一個潛意識裡充滿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的人的座右銘。遠離人群，接近上帝。所以別忘記這是我秘密的藏身之地。一旦秘密洩露，祖克曼先生，就是你講出去的時候。」
「我聽明白了。」
「還有，嘿，祖克曼——那書。」
「什麼書？」
「你的書。把書給我寄來。」
「你一定會有的，」我說，「郵寄來。」說著便開始穿過冰湖往回走。他待在我身後，依然端著那個鑽具，看著我慢慢地走開。路很長。即使我逃脫，我也知道我一個人待在我房子裡的五年告一段落了。我知道如果真寫完那本書，當我寫完書的時候，我將不得不搬到別的地方去落腳。
我剛安全跨上湖岸，便轉過身，回頭看，看看他最後是否要尾隨我到樹林深處，把我幹掉，讓我永遠沒有機會走進科爾曼·西爾克童年的家，像在我之前的斯蒂娜·帕森一樣，作為白人客人，和他東奧蘭治家庭成員坐在一起，共進星期日大餐。僅僅是面孔朝向他，我都能感到鑽頭的恐懼——即使他已經重新在桶上就座：皚皚的冰封湖面包圍著一個微小的黑點，那是一個人，大自然中惟一的人類標誌物，彷彿是由一名文盲留在一張紙上簽字畫押用的x符號一樣。這就是，如果不是全部的故事，也是全部的畫面。只有在極為稀有的場合，在我們這個世紀的末尾，生活才會呈現出諸如這幅畫面般純潔寧靜的景象：一個孤獨的人，坐在桶上，通過十八英寸的冰層垂釣，這位於美國的一座田園牧歌似的山巒頂部的湖泊有著長流不絕的水源。
傑夫的大名。
negro，源自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意為「黑色」。黑人初抵美國時自稱「尼格羅」，但後來在部分地區逐步演變成帶有歧視意味的詞。1960年代黑人權利運動後，已基本被black一詞所取代。
兩家都是高階百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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