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貝？」福妮雅柔聲細語，「來吧，來吧。是福妮雅。你的朋友。乖小夥。來吧。」但鳥不願意動彈。
「如果他知道你要逮他，他不會下來的。」女孩說，又用鑷子從一個盛著一串死老鼠的盤子裡撿起一隻，遞給蛇。蛇終於，一毫米一毫米地，將上一隻全部吞進了嘴裡。「如果他知道你企圖逮住他，他通常待在你夠不到的地方，但如果他以為你不理他，他就會下來。」
這種充滿人情味的行為把她們兩個都逗樂了。
「好，」福妮雅說，「我讓他一個人待一會兒。」她走到女孩坐著喂蛇的地方，「我愛烏鴉。他們是我最喜歡的鳥。還有渡鴉。我原來住在西里福，所以我瞭解王子所有的事。他老待在西金森商店附近的時候，我就認得他了。他經常偷小姑娘的蝴蝶髮卡。衝著亮晶晶的東西，五彩斑斕的東西下手。他這點很有名。常有關於他的剪報。說的都是他的事，人家在他的窩被搗毀以後收養他的事和他怎樣在商店裡像個大人物似的走來走去的情形。就貼在那兒。」她說，指著房門邊上的一個佈告欄，「剪報到哪兒去了？」
「他撕掉了。」
福妮雅哈哈大笑，這次比剛才幾次都要響亮得多。「他撕掉了？」
「用他的喙。把剪報扯碎。」
「他不要人家瞭解他的背景！對他自己的背景感到羞恥！王子！」她大聲說，轉過去面對籠子，籠門仍然大開著。「你對自己臭名昭彰的過去感到羞恥？哦，你這個乖孩子。你是隻好烏鴉。」
這時她留意到屋子裡散放著的動物標本中的一個。「那是隻短尾貓吧？」
「是啊。」女孩說，耐心地等待蛇慢慢地對新的死老鼠伸出信子，並咬住它。
「是這附近的嗎？」
「不知道。」
「我在山裡看見過的。就像那隻，我見到的那隻。很可能就是他。」她又一次笑起來。她沒喝醉——當她跑出房子時，連半杯咖啡都沒喝完，更不用說酒了——但笑聲聽起來卻像是一個已經幾杯下肚的人。她只是感到待在這兒，和蛇、烏鴉和做成標本的短尾貓在一起，心情舒暢極了。他們沒有一個企圖教她任何東西，他們沒有一個會對她朗讀《紐約時報》上的東西，他們沒有一個會因為人類過去三千年的歷史而跟她過不去。她知道所有她需要知道的人類史：殘忍的和無力自衛的。她不需要日期和名字。殘忍的和無力自衛的，這就是全部的他媽的癥結所在。這兒沒有人試圖攛掇她讀書，因為這兒沒有一個識字的，除了那女孩。那條蛇肯定不認字。它只知道怎麼吃老鼠。慢慢地，從容地。有的是時間。
「那是什麼蛇？」
「黑鼠蛇。」
「整個兒吞下去。」
「是啊。」
「在肚子裡消化。」
「是啊。」
「它要吃幾隻？」
「這是他的第七隻老鼠了。即使對他來說，他吞這一隻都有點慢。可能是他的最後一隻了。」
「每天七隻？」
「不。每隔一兩個星期。」
「有時放它出來還是一直關在那裡頭？」她問，指著玻璃櫃子，蛇就是從那兒搬到餵食的塑膠箱子裡的。
「對。一直關在那裡頭。」
「好傢伙，」福妮雅說，她轉過身，隔著房間看著烏鴉，烏鴉仍然待在它籠子裡的架子上。「嘿，王子，我在這兒。你在那兒。我對你一點興趣都沒有。如果你不想飛到我肩膀上，我還不要哩。」她指著另外一隻動物標本，「那傢伙是幹什麼的？」
「那是隻魚鷹。」
她仔細打量了一番——朝那雙尖利的爪子狠狠看了一眼——隨後，再一次大聲笑了笑，說：「可別跟魚鷹糾纏。」
蛇正在考慮第八隻老鼠。「要是我能讓我的孩子們吃七隻老鼠，」福妮雅說，「我就是天底下最快樂的母親了。」
女孩微微一笑，說：「上星期天王子飛出來兜風。我們所有其他的鳥都不會飛。王子是惟一能飛的。他飛得可快哩。」
「哦，這我知道。」福妮雅說。
「我正在倒水，他突然沿直線到達門口，飛到外面樹叢裡去了。只過了幾分鐘就又有三四隻烏鴉飛過來。在樹叢裡把他團團圍住。一個個兇相畢露。騷擾他，擊打他的背，尖聲厲叫，朝他砰砰猛撞，諸如此類的把戲。他們只要幾分鐘就到了。他的嗓音不對。他不會說烏鴉的語言。他們不喜歡他待在那兒。最後他飛下來找我，因為我在外面。他們會殺了他的。」
「這就是接受人工餵養的結果，」福妮雅說，「這就是他一輩子老跟我們這樣的人待在一起的結果。人性的汙穢。」她說，語氣裡既無反感，也無輕蔑，更無譴責。甚至連悲哀都沒有。事情就這樣——她以她特有的乾巴巴的方式說道，這就是福妮雅告訴喂蛇姑娘全部的話語：我們留下一個汙穢，我們留下一串蹤跡，我們留下我們的印記。汙垢、殘酷、欺凌、謬誤、糞便、精液——要待在這兒就別無二致。和違拗無關。和恩賜或拯救或救贖無關。在每個人的身上。儲存於體內。與生俱來。決定性的。汙穢先於印記。沒有留下印記之前便已存在。汙穢完全是內在的，無需印記。汙穢先於反抗，包圍反抗，並使一切的解釋與理解陷入茫然。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淨化行為純屬玩笑。而且還是個野蠻的玩笑。純潔的幻想是極其可怕的。是瘋狂的。對純潔的追求其實質倘若不是更嚴重的不純潔，又會是什麼呢？她所有關於汙穢的言辭歸結起來無非是說它是不可逃避的。這，自然，便是福妮雅的理解：我們無可避免地都是被汙染的角色。心甘情願地接受這可怕的、原始的不純淨狀態吧。她像希臘人，像科爾曼的希臘人。像他們供奉的神。無不小心眼。爭吵。械鬥。忌恨。謀殺。交媾。他們的宙斯成天只想操女的——女神，女人，母牛，母熊——不僅以他自身的形象出現，還更為令人興奮地將自己裝扮成獸類。作為一頭公牛氣勢雄勁地凌駕於女性之上。化做一隻撲打著雙翼的白天鵝以異乎尋常的方式進入她的身體。對這位眾神之王而言，肌膚之樂永無窮盡，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慾望所帶來的一切瘋狂。放蕩。墮落。最粗野的歡樂。明眼妻子的怒火。不要那絕對孤獨，絕對隱晦，偏執狂似的充當現在、過去及永遠惟一主宰的，窮極無聊卻整日為猶太人操心的希伯來上帝。不要那完美去勢的基督男神和他無染原罪的母親及其所有精緻的超凡性所激發的罪惡與羞恥感。而選擇糾纏於冒險之中，具有鮮活表達力，朝秦暮楚，沉醉於聲色犬馬，精力充沛地享受著他豐富多彩的生活，從不孤單，從不隱晦的希臘的宙斯。而選擇神聖的汙穢。對福妮雅·法利來說，偉大的反映現實的宗教，倘若，通過科爾曼她多少有所瞭解的話。如同譫妄之語所稱，是以上帝的形象創造的，好吧，但並不是我們的上帝——他們的。上帝淫蕩。上帝腐敗。如果真有過上帝的話，是個活生生的神。以人的形象出現的神。
「是啊，我想這是人類豢養烏鴉的悲劇。」女孩回答說，既沒有完全捕捉到福妮雅的思路，也沒有完全沒有捕捉到，「他們不認得自己的同類。他不認得。他應當認得。這叫做烙印。」女孩告訴她，「王子其實是隻不懂得如何做烏鴉的烏鴉。」
突然王子開始嘎嘎叫喚，並非真正烏鴉的叫法，而是他自己瞎撞上，而且讓別的烏鴉發瘋的叫法。他此刻出了籠子，正站在籠門上，幾乎是尖著嗓子直叫。
福妮雅轉身，迷人地笑著說：「我把這當做恭維，王子。」
「他模仿那些到這兒來學他的小學生。」女孩解釋說，「學校組織孩子們郊遊時，他們就模仿烏鴉？這是他印象中的小學生。小學生那樣做。他就發明了他自己的語言。跟小學生學的。」
福妮雅以一種她特有的奇怪的嗓音說：「我愛他發明的那種奇怪的聲音。」此刻她已回到籠子邊，站在離開籠門僅有幾英寸的地方。她抬起手，那隻戴著戒指的手，對鳥說：「看。看。瞧我給你帶什麼來玩兒了。」她褪下戒指，舉起來，讓他就近看個仔細，「他喜歡我的蛋白石戒指。」
「我們平時給他玩鑰匙。」
「嗯，他在世上的地位提升了嘛。我們不都提升了嗎？瞧。三百塊錢，」福妮雅說，「快，玩這個。人家給你一隻貴重的戒指你都不認得啊？」
「他會要的，」女孩說，「他會拿進去的。像有收藏癖的北美鼠一樣。拿著食物，塞進籠子的裂縫裡面，再用喙把它敲進去。」
烏鴉已經牢牢地用喙鉗住了戒指，將頭一左一右地兩面轉動著。然後戒指掉在了地板上。鳥扔掉了戒指。
福妮雅彎下腰，揀起戒指，又一次遞給烏鴉。「如果你扔掉，我就不給你了。你知道的。三百塊錢。我給你一枚價值三百塊的戒指——你當自己是什麼人，小帥哥啊？如果你要，你就得接住。是嗎？ok？」
他再次用喙從她的手指上拔出戒指，牢牢地銜在嘴裡。
「謝謝你，」福妮雅說，「拿進去，」她耳語，不讓那女孩聽見，「拿到你的籠子裡去。去吧。給你的。」
但他再次把它丟在地上。
「他精得很，」女孩在房間那頭大聲對福妮雅說，「我們跟他玩的時候，把一隻老鼠放在容器裡，蓋上。他竟然想出辦法把容器開啟。太驚人了。」
福妮雅再一次取回戒指，遞給他，烏鴉再一次拿過去扔掉。
「哦，王子——你原來是故意的。做遊戲，對吧？」
嘎。嘎。嘎。嘎。衝著她的臉，鳥爆發出一連串他特殊的叫聲。
這時福妮雅伸長手臂，開始撫摩他的頭，然後，非常緩慢地，從頭往下撫摩他的身子，烏鴉讓她這麼做。「哦，王子。哦，這麼美的閃光毛羽。他在哼歌給我聽。」她說，欣喜若狂，彷彿終於破解了一切事物的內涵，「他在哼歌。」她開始對他哼唱：「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她模仿著鳥，鳥果真在感到撫摩他脊背的那隻手的壓力的同時，發出一種哞哞的聲音。接著突然地，喀噠，喀噠，他上下叩起喙來。「哦，棒極了。」福妮雅悄悄說。然後她回頭對著女孩，打心底裡笑著，說：「他出售嗎？這種喀噠聲令人難以忘懷。我要領養他。」說著，她一點點地將自己的嘴唇湊過去貼近他正叩動的喙，對鳥耳語著：「對，我領養你，我要買斷你……」
「他啄人哩，當心你的眼睛。」女孩說。
「哦，我知道他啄人。我已經給他啄過兩三回了。我第一次見到他，他就啄了我。但他也叩喙。哦，聽他叩，孩子們。」
她回想起她曾經多麼想死。兩次。在西里福樓上那間屋子裡。孩子們死後的那個月，在那房間裡我兩次企圖自殺。第一次我做足了準備。是護士講給我聽的。監測器上測心跳的東西都不見了。通常是致命的，她說。但有的女孩有那運氣，而我可是費了大力氣的。我記得衝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牛津棉布長裙。裹過來的。那時，那個夏天在布拉特爾伯勒買的襯衫，繡花襯衫。我記得杜松子酒和安定劑，而且依稀記得那種粉末。我忘了名字。一種鼠藥，很苦，我把它混在奶油布丁里。我有沒有開啟煤氣灶？我是不是忘了開？我臉色有沒有發青？我睡了多長時間？他們什麼時候決定破門而入的？我還是不知道誰救了我。對我來說，準備停當的過程讓我狂喜。生活中有值得慶祝的時刻。凱旋時刻。那種需要精心打扮的場合。哦，我是怎樣裝扮我自己的啊。我梳了辮子。描了眼線。會讓我親生母親感到驕傲的，這話有點意思。就在一星期前給她掛過電話，告訴她孩子們死了。二十年來第一個電話。「我是福妮雅，母親。」「我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人。對不起。」隨著就結束通話了。母狗。在我逃跑以後，她對每個人說：「我丈夫很嚴格，福妮雅不能按規矩過日子。她永遠不能按規矩生活。」經典謊言。可曾有過生活優裕的女孩子因為繼父嚴格而逃出家門的？她逃跑，你這母狗，是因為繼父不嚴格——是因為繼父任意妄為，不讓她安生。反正，我用我最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來。差一點都不行。第二次我沒有穿著打扮。而我沒有穿著打扮說明了所有的問題。我的心思不在上面了，第一次失敗後便沒有了心思。第二次是突發的，衝動的，毫無樂趣的。第一次等待了那麼久，日日夜夜，不停地期盼。配製藥物。購買粉末。搞到處方。但第二次卻是草草了事的。沒有靈感的。我想我停了下來是因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覺。咽喉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氣都透不過來，慌忙解開電線上的結。第一次完全沒有這種慌慌張張的狀況。平靜安寧的。孩子們死了，沒有人要我放心不下，我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是時間。我那次做對了該多好。裡頭包含的快樂。終於一切都不復存在的時候，卻有著那最後一剎那的歡樂，當死亡竟然屈就你的憤怒而大駕光臨，可是你並不感到氣憤——只覺得揚揚得意。我忍不住經常回想起那一刻。整個一星期。他對我讀《紐約時報》上克林頓的事，可我想的盡是凱沃爾基安大夫和他的一氧化物機器。深深地吸氣。往裡吸，直到吸不進為止。
「他們是那麼漂亮的孩子，」他說，「你永遠也不會想到諸如此類的事情會發生在你自己或你朋友的身上。至少福妮雅相信她的孩子現在和上帝在一起。」
某個傻瓜是這樣告訴報紙的。b兩名兒童在當地居民樓火災中喪生/b。「‘根據初步調查，’唐諾德森警官說，‘有證據表明一臺小取暖器……’鄉間路上的居民說他們察覺到起火是在孩子的母親……」
在孩子的母親將自己從她正在吮吸的陰莖上戀戀不捨扯開的時候。
「孩子的父親，萊斯特·法利，幾分鐘後衝出走廊，鄰居說。」
準備一傢伙要了我的命。他沒有成功。後來我也沒有成功。太令人驚訝了。怎麼還沒有人對兩個死掉的孩子的母親下手，太奇怪了。
「不，我沒有，王子。那次也沒成功。所以，」她悄悄地對鳥耳語著，熠熠閃光的黑色羽毛在她手下的感覺是溫暖滑潤的，不像任何她曾經把玩過的東西，「我們才在這裡相聚。一隻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烏鴉的烏鴉，一個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女人的女人。我們相互投緣。娶我吧。你是我的歸宿，你這可笑的鳥兒。」接著她後退一步，鞠一個躬，「再見，我的王子。」
鳥有所應答。以一聲高亢的叫喚，聽上去那麼像「酷、酷、酷」，以致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來。當她轉過身向女孩揮手道別時，她對她說：「嘿，比我離開街上那些傢伙的時候好多了。」
她留下了戒指。科爾曼的禮物。在女孩不注意的時候，她把它藏在了籠子裡。和一隻烏鴉定了終身。這是門票。
「謝謝你。」福妮雅招呼說。
「不客氣。星期天快樂！」女孩在她背後大聲說。隨後，福妮雅駕車回到科爾曼家，去吃完她的早飯，看看和他下一步如何發展。戒指在籠子裡。他得到了戒指。他得到了一枚三百美元的戒指。
到皮茨菲爾德參觀移動牆的旅行是在老兵紀念日進行的，那天下半旗，許多城市舉行遊行——百貨公司降價售貨——和萊斯有相同感覺的老兵在這一天比在一年中任何別的日子裡，對他們的同胞、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政府更感到厭惡。現在輪到他在樂隊奏樂和人人都揮舞著手中小旗的時候，參加某個廉價的遊行隊伍，到處走來走去了？現在讓大家認識一下他們的越戰老兵以換取一分鐘的快樂？要是他們現在這麼急切地想在那兒見到他，當初他回家的時候又何必朝他吐口水呢？怎麼會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個逃避服兵役的傢伙卻睡在白宮裡呢？滑頭威利，三軍統帥。狗孃養的。在老兵預算緊縮的時候卻在使勁捏那個猶太妞兒的胖大奶子。就性交的事撒謊？狗屎。不要臉的政府什麼事都撒謊。不，美國政府已經在萊斯特·法利身上開了足夠的蹩腳玩笑，無需在老兵日的笑話上再增添半點佐料。
然而他還是加入了，偏偏在那一天，乘坐在路易的麵包車裡往皮茨菲爾德駛去。他們的目的地是十五年來一直在國內巡迴展出的真牆一半大的仿製品；它將於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由皮茨菲爾德海外戰爭老兵協會籌辦在華美達酒店停車場展出。和他一道的是陪他闖過中國餐館難關的那同一支隊伍。他們不會讓他單獨一個人去，他們將全程安慰他說：我們會陪著你，會站在你身邊，如果需要，我們會七天七夜陪伴你。路易甚至說在那以後他萊斯可以跟他和他太太住在他們家裡，不論多久，他們都會照顧他。「你不需要一個人回家，萊斯，只要你不想，就不必。我認為你不必勉強。你來跟我和苔絲一起住。苔絲目睹了全過程。苔絲理解。你不必為苔絲擔心。當我回家的時候，苔絲成為我的動力。我當時的觀點是，怎麼可以讓別人告訴我該做什麼。我隨時會莫名其妙地大發雷霆。你知道的。你知道這種事，萊斯。但感謝上帝，苔絲堅定不移地站在我身邊。如果你要的話，她也將站在你身邊。」
路易對他來說是個兄長，任何人所能擁有的最好的兄長，但因為他不放過他非要他去看牆，因為他那麼狂熱地執意要他去看牆，萊斯好不容易才忍住，沒有撲過去掐他的喉嚨，把這個雜種掐死。瘸腿西班牙雜種，放過我！住嘴，別再對我說你怎樣花了十年的工夫才走到牆跟前。住嘴，別再對我說這該死的牆怎樣改變了你的生活。住嘴，別再對我說你怎樣和米基言歸於好。住嘴，別再對我說米基在牆面前對你說了什麼。我不想知道！
然而，他們卻出發了，路上，路易又對他重複這些話：「沒關係，路易——這是米基對我說的，而這也是肯尼將要對你說的。他告訴我的是，萊斯，沒問題，我可以繼續過我的生活。」
「我受不了。路易——調頭。」
「夥計，放鬆。我們已經走了一半的路了。」
「把這該死的東西轉回去！」
「萊斯，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須去，」路易溫和地說，「你必須知道。」
「我不想知道！」
「再服些你的藥怎樣？一點勞拉西泮。一點安定劑。微微過量不會傷到你的。給他倒杯水，契特。」
當他們到達皮茨菲爾德，路易把車停靠在了華美達酒店對面的路邊時，讓萊斯下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幹。」他說，於是其他幾個人只好在車外面站著抽菸，好給萊斯更多的時間，等待過量的勞拉西泮和安定劑發揮效應。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著他。周圍有許多警車和許多大客車。在牆那邊正舉行著一場慶典儀式，你可以聽到有人對著麥克風講話，某個當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發空頭議論的人。「姓名鐫刻在我後面牆上的這些人是你們的親戚、朋友和鄰居。他們是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國人。他們發誓保衛和護佑，並且為了遵守誓言而捐軀。沒有任何的榮耀、任何的儀式能夠充分表達我們的感激和景仰。下面這首詩是幾個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願與你們分享。「我們緬懷你們，微笑著的、驕傲的、強壯的你們／你們告訴我們不要擔心／我們記得那最後的擁抱和親吻……」
這個演講告一段落時，又來了另外一個。「……但我站在鐫刻著名字的牆前面，當我放眼望去，看見像我一樣的中年人，他們當中有的佩著勳章，穿著部分軍服，我看見在他們的眼睛裡有著微微的悲哀——也許這就是我們海軍陸戰隊的弟兄，步兵，離家萬里之遙時，無一沒有學會的那種望眼欲穿的眼神——當我看見這一切的時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這面移動牆的固定同名者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華盛頓開放的。我花了幾乎兩年半的時間才到達那兒。回首那段時間，我明白了，跟許多越戰老兵一樣，我有意遠離它，因為我知道它會引發痛苦的記憶。於是，在一個華盛頓的夜晚，當暮色降臨時，我獨自來到牆面前。我把妻兒留在了旅店裡——我們正在從迪士尼回家的途中——瞻仰了牆，並獨自在它的最高處，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駐足良久。記憶湧上心頭——感情的旋風席捲而來。我回想起一同長大的夥伴，一道打球的夥伴，現在在牆上的人，皮茨菲爾德人。我記起我的無線電發報員，薩爾。我們是在越南相遇的。我們玩「你來自何方」的遊戲。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的哪裡？他來自西斯普林菲爾德。我說我來自皮茨菲爾德。而薩爾在我離開後一個月死了。我四月回到家裡，拿起一份當地報紙，看見薩爾不會在皮茨菲爾德或斯普林菲爾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還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隨後，來了一支樂隊——很可能是一支陸軍軍樂隊——奏起《綠色貝雷帽之歌》，這使得路易認為最好等到儀式徹底結束以後再讓萊斯下車。路易計算了他們的抵達時間，為了不用對付長篇大論的講演或感情色彩濃重的樂曲，但很可能節目開始得晚了，因此他們還是趕上了。不過，看看錶，快到中午了，他估計儀式已接近尾聲。啊，不錯——突然他們完事了。獨支小號吹奏起葬禮號。沒什麼兩樣。站在馬路邊上，被一大批空客車和警車所包圍，聽葬禮號本來就夠受的了，更何況身處此情此景，耳邊迴盪著陣陣啜泣聲，叫人怎麼能又要應付葬禮號，又要應付牆。葬禮號，嘈雜的葬禮號，葬禮號最後的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後樂隊奏起《上帝保佑美國》，路易聽見牆下的人都跟著一起唱——「從高山，到平原，直達白色浪花飛濺的海洋」——一會兒過後，結束了。
萊斯在車裡面仍然抖個不停，但他似乎並沒有不斷地朝後面張望，只是偶爾扭頭看一看「那些東西」，所以路易艱難地爬回車裡，在他身邊坐下，明白萊斯整個的生命此刻充斥著對即將發現的東西的恐懼，因此當務之急便是將他拉到那兒，一次性地解決掉。
「我們叫斯威夫特先去，萊斯，為你找肯尼。牆相當長。比你一個個名字看過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夥一道過去，預先找到確切位置。名字按時間順序排列在板上面。他們按時間先後排列，從第一個人到最後一個人。我們知道肯尼的時間，你告訴我們的，所以現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
「我不幹。」
當斯威夫特回到麵包車邊時，他把門拉開一道縫，對路易說：「我們找到肯尼了。我們找到他了。」
「ok，好了，萊斯特。乖乖聽話。你得走到那兒去。就在酒店背後。那兒有其他的鄉親做著和我們一模一樣的事情。他們舉行了一個正式的小儀式，不過已經結束了，你不用為那個操心。沒有講演。沒有吹牛皮。只有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他們都準備做同樣的事情。他們準備擺放花圈。他們準備祝禱。但主要是尋找名字。他們會像大家一樣相互交談，萊斯。有的會哭。差不多就這些。所以你知道你在那兒會見到什麼。你慢慢看，不過我們會和你一起去。」
對於十一月來說天氣反常地熱，在走向牆的沿途，他們看見許多人只穿著單襯衫，有的婦女穿著短衫褲。大家在十一月中旬戴著太陽鏡，不過除此而外，鮮花、人群、孩子、祖父母——無一不和路易所描繪的一模一樣。移動牆也毫無令人驚訝之處：他早已在雜誌上，在t恤上見過了，還有一次在電視上，不等他來得及關掉之前，瞥到一眼真正的、足碼的華盛頓特區的牆。順著碎石路面的停車場一溜排開的是那些熟悉的相互連線的板塊，一座垂直的、由矗立著並向兩端逐漸下斜的深色板塊構成的墓碑，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著用白色字母刻成的名字。每位死者名字的高度大約佔一個男人小手指的四分之一長。這使得他們所有的人都得以登入在冊，共有五萬八千兩百零九人，他們不再散步，不再去電影院，然而，不論值得與否，都設法存活了下來，都作為銘文存活在馬薩諸塞州一間華美達酒店背後停車場上的一面可移動的、後面由2英尺乘4英尺見方的框架支撐的黑色鋁板上。
斯威夫特第一次來看牆的時候，他不能走下客車，大夥得把他拽下來，一路不鬆手，直到他和牆相對而視，後來他說：「你能聽到牆在哭。」契特第一次走到牆面前，他開始用拳頭砸牆，並尖叫：「那不應當是比利的名字——不是，比利，不是——那應當是我的名字！」伯波卡特第一次來的時候，他伸手去摸牆，突然，手凍僵了似的，再也抽不回來——得了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醫生稱之為中風的症狀。路易第一次來到牆面前，他沒花多長時間就掂量出要害之所在，並且立刻實話實說：「ok，米基，」他大聲說道，「我來了。我在這兒。」而米基，用的是路易自己的嗓音，立即回答他說：「沒關係，路易。一切都ok。」
萊斯知道所有這些第一次可能發生的故事，現在是他的第一次，可他連一點感覺都沒有。什麼也沒發生。人人都告訴他情況會好轉，你會接受它，每次回去都會感覺好一些，直到我們把你帶到華盛頓，你將在那面大牆上搜尋肯尼的名字，而那，那將是真正的精神癒合——這浩浩蕩蕩的造勢，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生。什麼也沒有。斯威夫特曾聽見牆哭——萊斯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感覺到，什麼也沒聽見，甚至連所有的記憶都喪失了。就像他看見他的兩個孩子死掉的時候。這鋪張的開臺鑼鼓，卻沒有戲。他那麼擔心，惟恐他會過度傷感，可是他什麼感覺也沒有，更糟。這表明儘管做了該做的一切，儘管有路易，並多次到中餐館吃飯，還服藥、戒酒，原來他相信自己已經死掉了的想法始終是正確的。在中餐館裡他有點感覺，那使他暫時受到矇蔽。可是現在他斷定他已經死掉了，因為他甚至都回想不起有關肯尼的任何事情。他以前一直備受折磨，現在他無論如何都和它銜接不上。
因為他是首次造訪，大夥似乎都在他的附近徘徊。他們短暫地離開一會兒，一次一個，去向自己特別的戰友致意，但隨時都有人留在身邊監護他，每個夥伴回來以後，都用一隻胳膊摟著萊斯，擁抱他一下。他們都相信他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心心相印，他們都相信，因為萊斯臉上掛著必要的驚訝的表情，所以他正經歷著他們都想要他經歷的感情變化。他們不知道，當他抬起眼睛凝視著停車場上空的，和黑色的戰俘／戰鬥失蹤人員旗幟一同在風中飄揚的三面下半旗的美國國旗中的一面時，他並不在想著肯尼，甚至也不在想著老兵紀念日的事。他心裡想的是，皮茨菲爾德下半旗是因為他們最終確定萊斯·法利死掉了。這是官方的訊息：整個死掉了，不僅是內心。他沒把這個告訴任何人。有什麼意思呢？事實就是事實。「為你感到驕傲，」路易在他的耳邊悄悄說，「知道你做得到。我知道會這樣。」斯威夫特對他說：「如果你想談談感想……」
此時一種寧靜控制了他，他們誤解為某種療效。癒合傷痛的牆——酒店大門外的招牌是這麼寫的，牆也的確是這麼做的。完成了站在肯尼名字前的任務，他們陪著萊斯沿著整個一面牆走去又走回，大家都看著鄉親們搜尋名字，讓萊斯將一切都記在心上，讓他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正在乾的是什麼事。「這不是一座可以爬的牆，寶貝。」一個女人輕輕地對一個小男孩說，她把他從他正在仔細打量著矮牆頭的地方拉回來。「叫什麼名字？史蒂夫姓什麼？」一個上年紀的男人問他的太太，他正用一個手指頭仔仔細細地，一行一行地從頭梳理著一塊麵板上的名字。「在這兒。」他們聽見一個女子對一個蹣跚學步的小不點說，她用手指摸著牆上的一個名字。「在這兒，寶貝兒。這是喬尼叔叔。」她在胸前畫個十字。「你肯定是二十八行嗎？」一個女人對她丈夫說。「肯定。」「那好，他應當在這兒。第四塊板，二十八行。我在華盛頓找到他的。」「嗯，我沒看見他，我再數一遍。」「這是我表哥，」一個女人說，「他在那邊拉開一罐可樂，罐子爆炸。餌雷。十九歲。在敵後。他安息了，感謝上帝。」有一名頭戴美國軍團帽的老兵跪在一塊鋁板前，幫助兩位黑人婦女，兩人都穿著她們最體面的做禮拜的服裝。「他叫什麼名字？」他問其中一位年紀較輕的。「貝茨。詹姆斯。」「他在這兒，」老兵說。「他在這兒，媽。」較年輕的說。
因為牆只有華盛頓牆一半的大小，許多人不得不跪著搜尋名字，而對於年紀大的人來說，要找到它們就尤為困難了。靠牆擺放著玻璃紙包裹的鮮花。有人把用手寫在一張紙上的詩用膠帶貼在牆根處。路易彎下腰，讀上面的字：「星光閃爍，星星明亮，我今晚見到的第一顆明星……」有人哭紅了眼睛。有的老兵戴著和路易相同的黑色越戰老兵帽，其中一些人還把戰役綬帶別在帽子上。有個胖乎乎的小男孩，大約十歲，倔強地背對著牆，對一位婦女說：「我不要看嘛。」有一個穿著第一步兵師t恤，渾身刺滿文身的漢子——「大紅一師」，t恤上寫著——正拼命控制著自己，神情迷茫地轉來轉去，充滿著恐怖的念頭。路易停下腳步，一把抓住他，緊緊地擁抱了他一下。他們都上前擁抱他。他們甚至讓萊斯也抱了他一下；「我有兩個中學朋友在上面，相繼死於四十八小時內，」只聽附近有人說，「兩人由同一殯儀館安排葬禮。那在金斯敦中學是個傷心的日子。」「他是第一個去越南的，」另一個人說，「卻是我們當中惟一一去不復返的。你知道他想在那面牆上他名字底下襬什麼？就是他在越南想要的。讓我確切地告訴你：一瓶傑克丹尼爾威士忌，一雙結實的靴子，烤進布朗尼蛋糕裡的女人陰毛。」有一個四人小組站成一圈聊天，路易聽見他們是在回憶往事，便停下來聽，其他的幾個留在原地等候。這四個陌生人都是頭髮灰白的男人——此刻不是頭髮中夾雜著銀絲，便是露出灰色的發鬈，其中一個戴著越戰老兵帽，從帽子後面伸出灰白的馬尾巴。
「你在那兒的時候是機械化部隊吧，嗯？」
「是啊。我們負重跋涉了很久，不過遲早你知道還是得回到五十口徑。」
「我們可是做了不少腳板功。翻過整個離奇古怪的中央高地。全都是要命的高山。」
「機械化部隊還有一點，我們從來不待在後方。我想我在那兒的全部時間，差不多有十一個月吧。我剛到的時候，進了基地大本營，後來短期療養又去過一次——僅此而已。」
「路面一有動靜，他們就知道你來了，而且知道你什麼時候到達，所以那種b－40火箭筒就坐在那兒等候了。他有充裕的時間給火箭筒拋光，還把你的名字寫在上面。」
突然路易擠進去，大聲說：「我們都在這裡相聚了，」他對著四個陌生人脫口而出，「我們相聚在這裡了，是嗎？我們都在這兒了。讓我記下名字。讓我記下姓名和地址。」說著從褲子後面的口袋裡掏出筆記本，一面撐在他的柺棍上，一面寫下他們提供的資訊，以便給他們寄去他和苔絲出版並自費郵寄的一年兩期的時事通訊。
然後他們走過那些空椅子。他們在進去的路上沒有看見，因為當時正一心一意地設法護著萊斯走到牆跟前，以防他半路癱倒或掙脫逃跑。在停車場末端，放置著四十一張棕灰色的舊金屬摺疊椅，大約是從某個教堂的地下室裡搬出來的，排成微帶弧形的行列，猶如在一個畢業或頒獎典禮上所見到的那樣——三排十張，一排十一張。將它們如此擺放，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每把椅子的靠背都貼有一個人的名字——在空座位上方，一個名字，一個男人的名字，印在一張白色卡片上。一組椅子單獨擺放著，為保證不會有人坐在上面，四邊都用黑紫兩色的旗布相互扭曲而成的鬆鬆的環扣攔了起來。
那兒懸掛著一隻花圈，一隻大大的康乃馨花圈，當路易，他從不遺漏任何東西，停下來數上面的花朵時，發現，如同他所料想的，共有四十一朵康乃馨。
「這是什麼？」斯威夫特問。
「皮茨菲爾德死去的人。這是他們的空位子。」路易說。
「狗孃養的，」斯威夫特說，「一場他媽的大屠殺。要打就打贏，要麼就乾脆別打。狗孃養的。」
但對他們而言下午還沒完。在華美達酒店門前的人行道上，站著一個皮包骨頭、戴眼鏡的傢伙，穿著一件過於厚重的、不合時宜的大衣，他有著嚴重的問題——衝著路人大喊大叫，對他們指指戳戳，因為使勁叫喊而唾沫四濺，警察從警車裡衝過來，企圖不等他朝什麼人飽以老拳，或，倘若他身上藏有槍支，突然拔出來開上一槍之前，勸說他冷靜下來。他一隻手握著瓶威士忌——似乎他身上並沒帶別的物品。「看看我！」他叫道，「我是個廢物，你們只要看我一眼就都知道我是個廢物。尼克松！尼克松！就是他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就是他！是尼克松把我派到越南去的！」
他們依次進入麵包車時，神情肅穆，每個人都承受著記憶的重擔，但看到萊斯，不像那個傢伙在街上胡說八道，而是處於一種他從未有過的平靜狀態之中，都深感欣慰。雖然他們都不是善於表達超驗情感的人，卻還是在萊斯面前感覺得到一種與這種渴求相生的情愫。在駕車回家的途中，每個人——除了萊斯——都以各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領悟著活著且處於流變之中的神秘性。
他顯得十分寧靜，卻是個偽裝。他心意已決。用他的車。把他們都幹掉，包括他自己。沿著河邊，直接朝他們開過去，走同一車道，走他們的車道，就在河道拐彎的彎道口。
他拿定了主意。沒有什麼可丟失的，反而會賺回所有的一切。這並非一件如果那個發生了，或者如果我看見了這個，或者如果我這樣想我就幹，否則就不幹的交易。他決心堅定的程度已達到無需思索的地步。他進行的是一項自殺式使命，內心翻江倒海，登峰造極的時刻。沒有言語。沒有思想。只有視覺、聽覺、味覺、嗅覺——是憤怒，腎上腺素，又是屈從。我們不在越南。我們已超越越南。
（一年以後他再度被禁閉在北安普頓老兵管理局裡的時候，他試圖用簡單明瞭的英語對心理醫生解說這種純粹的有卻是無的狀態。反正不管怎樣，內容都必須保密。她是位醫生。醫療倫理。嚴格地限於他們兩人之間。「你當時想什麼？」「什麼也不想。」「你應當有想法。」「沒有。」「什麼時候你上車的？」「天黑以後。」「你吃過晚飯沒有？」「沒吃晚飯。」「你認為你為什麼要上車？」「我知道為什麼。」「你知道你要到哪裡去。」「去逮住他。」「逮住誰？」「猶太人。猶太教授。」「你為什麼要那樣做？」「逮住他。」「因為你非做不可？」「因為我非做不可。」「為什麼你非做不可？」「肯尼。」「你打算殺死他。」「哦，對。我們大家。」「那麼，是有計劃的。」「沒有計劃。」「你知道你要幹什麼。」「對。」「但沒有計劃。」「沒有。」「你是不是以為你回到了越南？」「沒有越南。」「你眼前回閃過過去的景象嗎？」「沒有回閃。」「你認為你是在叢林裡嗎？」「沒有叢林。」「你以為你會感覺好些嗎？」「沒有感覺。」「你想著孩子們嗎？這是報應嗎？」「沒有報應。」「你肯定嗎？」「沒有報應。」「那個女人，你告訴我，殺死了你的孩子，‘一個吮吸陰莖的婊子，’你告訴過我，‘殺死了我的孩子’——你是在企圖報復她，為那件事復仇嗎？」「沒有復仇。」「你感到壓抑嗎？」「不，沒有壓抑。」「你出門去殺死兩個人和你自己，而你不感到憤怒？」「不，不再感到憤怒。」「先生，你上了你的卡車，你知道他們會在什麼地方，你朝他們的前燈直衝過去。可是你現在試圖告訴我你沒有打算殺死他們。」「我沒有殺死他們。」「誰殺死了他們？」「他們自己。」）
只顧開車。他所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有計劃同時也沒有計劃。知道同時也不知道。另一輛車的前燈越來越逼近，隨後消失了。沒有相撞？ok，沒有相撞。一等他們歪到路邊，他便改換車道，徑自往前駛去。他只是繼續開車而已。第二天早晨，他等著和修路隊一道出工的時候，在鎮上車庫裡聽到別人議論這件事。大夥都已經知道了。
沒有相撞，所以，雖然他有一點感覺，卻不知細節，當他開車回到家，走出卡車時他並不肯定發生了什麼。對他來說登峰造極的日子。十一月十一號。老兵紀念日。那天上午他和路易一起——他和路易一起到牆那兒去了，那天下午他從牆那兒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出門去殺死所有的人。是嗎？不能斷定，因為沒有衝撞，但從治療的角度看，仍然是了不起的一天。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療效更顯著。現在方才獲得了一種真正的寧靜。現在肯尼能夠和他對話了。和肯尼肩並肩地射殺，兩人都開啟全自動開關，只聽海克特，隊長，厲聲下達命令：「拿好你們的東西，我們衝出去！」突然肯尼死掉了。就那麼快。在一座小山包上。遭到襲擊，撤退——肯尼死掉了。不可能。他的戰友，也是個農場上長大的孩子，相同的背景，只是來自密蘇里，他們將共同經營牛奶場，一個在六歲看著父親死去、九歲看著母親死去的小夥子，被叔叔收養，他愛他叔叔，老是談論他，一名成功的牛奶場主，擁有相當大的牧場——一百八十頭奶牛，在擠奶廳的一邊就有十二臺機器同時給六頭牛擠奶——而肯尼的腦袋不見了，他死了。
似乎萊斯此刻正和他的戰友交談。向肯尼表示肯尼並沒有被忘記。肯尼要他那麼幹，他幹了。現在他知道無論他幹什麼——即使他連是什麼都不清楚——他都是為肯尼乾的。即使他的確殺了人，去蹲大牢，也沒有關係——不可能有關係，因為他已經是個死人了。這就是為肯尼所做的最後一件事。和他兩清了。知道現在肯尼沒事了。
（「我走到牆面前，他的名字在上面，卻只有沉默。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聽不見任何聲音，沒有任何感覺，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肯尼有問題。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不知道是什麼。但他不會就那樣離開我的。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給我留下隻字片語的緣故。因為我為肯尼做得還遠遠不夠。現在呢？現在肯尼沒事了。現在他可以安息了。」「而你還是個死人嗎？」「你是個什麼東西，笨蛋嗎？哦，我跟你說不通，你這個笨蛋！我那麼做就因為我已經死掉了！」）
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他在車庫裡聽到的就是她和猶太人遇上車禍。每個人都揣測她正在吮吸他，他失控，他們偏離路面，衝過護欄，越過河堤，車頭首先落入淺淺的河水之中。猶太人失去對車子的控制。
不，他並不把這事和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聯絡起來。他當時不就是開車出門嗎，完全處於一種不同的心態之中。
他說：「是嗎？出了什麼事？誰殺了她？」
「猶太人殺了她。開出路面。」
「她很可能正趴在他身上。」
「人家都這麼說。」
就這樣。對這事也沒有任何感覺。還是沒有感覺。除了他的痛苦。為什麼他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那麼痛苦，而與此同時她卻能夠繼續在那老猶太人身上幹吮吸的勾當？他才是承受痛苦的人，可現在她倒好，一走了之。
不管怎樣，他在鎮上車庫裡啜飲早晨的咖啡時，事情在他看來就是這樣的。
當每個人都起身向卡車走去的時候，萊斯說：「我看星期六夜裡那音樂再不會從那幢房子裡傳出來了。」
誠然，如同有時所發生的那樣，沒人明白他說的是什麼，但他們照樣哈哈大笑，並且在笑聲中開始了又一個工作日。
如果她表明自己的住址是在西馬薩諸塞州，那麼她訂閱《紐約書評》的同事就會根據廣告追蹤到她的頭上，特別是如果她進而描述她的長相和列出她的學術證書的話。然而如果她不明確地說出她的住址，她很可能到頭來在半徑為一百，兩百，甚至三百英里的範圍內都別想得到任何人的回應。既然在她研究過的刊載在《紐約書評》上的私人廣告裡女人所披露的年齡都比她本人的要大到十五乃至三十歲不等，她怎麼可以徑自暴露她自己的正確年齡——準確地描述她各方面的情況——而不引起懷疑，她不是隱瞞了什麼非同小可的事，便是曾犯下什麼過錯，一個女人聲稱自己如此年輕，如此迷人，如此富有學養，以致感到大有必要通過私人廣告徵尋一位男友？倘若她用「滿懷激情」形容自己，可能立即被那些色膽包天的人解釋為故意挑逗，認為言下之意是「不檢點」或更糟，於是信件便會如雪片般地飛進她的《紐約書評》信箱，而寫信的都是她根本不屑一顧的男人。但倘若她做出一副女學者的派頭，顯出性慾絕對比不上她在學術、學位及知識方面的追求，她就肯定會鼓勵那種過於陰柔的型別向她示愛，而她卻是能夠和一個她能信任並託付的性愛對手竭盡顛鸞倒鳳之能事的。倘若她將自己描述為「漂亮」，她就把自己和一種模稜兩可、來者不拒型別的女人聯絡在了一起。然而倘若她直截了當用「美麗」形容自己，倘若她敢於坦誠地啟用這個在她情人眼裡從未顯得過分的字眼——他們曾稱讚她華美奪目（如同在「華美奪目！你有一張像貓咪的臉」中所說），光彩照人，令人驚歎——或倘若，為了在一篇只有大約三十個字的廣告文裡求得精確，援引近似於她的長輩注意到的她與她父親總是喜歡大加讚賞的萊斯利·卡倫之間有相似之處的說法，那麼除非是個自大狂，否則誰都會害怕得退避三舍，或者拒絕把她當做知識分子加以嚴肅對待。如果她寫道：「隨信附照片一張，將十分感謝。」或，簡單地，「請寄照片。」那可能被誤解為她對漂亮長相比對智力、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更加看重；而且，她收到的任何照片都可能經過修飾，多年前的，或壓根是個偽製品。要求寄照片來甚至可能恰恰讓那些她心心念念想引誘的男人打退堂鼓。可是倘若她不要求照片，其結果便可能是她一路跑到波士頓，或紐約，或更遠的地方，為自己找到的晚餐夥伴卻是個根本不合適，甚至大倒胃口的人。而且大倒胃口並不一定單單出自於相貌的緣故。如果他專門說謊怎麼辦？如果他是個騙子呢？如果他是個精神變態者怎麼辦？如果他患有艾滋病怎麼辦？如果他粗暴、兇惡、已婚，或正在接受治療，怎麼辦？如果他性情乖戾，是個她無法擺脫的人怎麼辦？如果她把姓名、工作單位給了一個跟蹤狂呢？但，他們第一次會見時，她怎麼能不通報自己的姓名呢？在尋找一個導向婚姻和家庭的嚴肅的、熱烈的愛情時，一個爽朗、誠實的人怎麼能在一開始便就如同她的名字那樣基本的事實說謊呢？另外，種族怎麼處理？她應不應當加上善意的勸誘「種族不重要」？但並非不重要；該是不重要的，應當是，完全應當是，倘若不是當年她十七歲時在巴黎遭遇的那場慘痛的失敗使她堅信另一種族的男人是個行不通的——因為是個不可知的——伴侶。
她很年輕又充滿冒險精神，她不想謹慎從事。他來自布拉扎維爾一個良好的家庭，最高法院法官的兒子——或者他自己是這麼說的——在巴黎的楠泰爾當一年的交換生。他名叫多米尼克，她將他視為文學的精神戀人，與自己志同道合。她在一個米蘭·昆德拉講座上遇見他。他在那兒與她結識，講座外，他們依然沐浴在昆德拉有關《包法利夫人》的心得體會之中，雙雙感染上了德芬妮興奮地暗暗稱之為「昆德拉病」的東西。昆德拉作為一名捷克作家，作為一名在捷克斯洛伐克偉大的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的失敗者遭受迫害，而被他們所推崇。昆德拉的嬉笑怒罵並不顯得輕浮，一點都不。《笑忘錄》是他們之所愛。在他身上有種值得信賴的品質。他的東歐性。知識分子不安分守己的天性。一切無不困難重重的觀點。兩人都被昆德拉的謙遜所折服，與超級明星的派頭截然相反，兩人對他思維的與忍受痛苦的精神氣質深信不疑。所有那種知識分子的磨難——還有他的相貌。德芬妮深深愛上這位作家詩意的金牌賽手的容貌，在她眼裡，是一種內心劇烈衝撞的外在標誌。
在昆德拉講座結識以後，和多米尼克分享的完全是一種肉體經驗，她以前從未有過的，完全和她的肉體相關聯。她剛和昆德拉講座產生了緊密的聯絡，她誤把那種聯絡當成她與多米尼克的聯絡，一切發生得如迅雷不及掩耳。什麼都不復存在，惟獨她的肉體。多米尼克不理解她要的不僅僅是性。她要的是，不止被當做一塊肉插在烤簽上放在火上旋轉，燒烤。可那卻是他所做的——甚至也就是他所說的：旋轉她，燒烤她。他對其他一切統統不感興趣，最不感興趣的就是文學。放鬆以及關緊——這就是他對她的態度，她卻陷了進去，無以自拔，然後那可怕的夜晚來到了，當她出現在他房間裡時，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等候著她。並非她現在持有偏見，只是她意識到她絕不會如此誤判一個她本民族的男人。這是她最嚴重的失敗，她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救贖僅僅在她和送她羅馬戒指的教授交往時才遲遲到來。性，是的，美妙的性，但卻是與玄學同在的。和一個舉止沉穩，又不虛榮的男人發生與玄學同在的性關係。一個與昆德拉相似的男子。這便是她的計劃。
此刻，她獨自坐在電腦前，天早已黑了，巴頓大樓裡只剩下她一個人，害怕離開辦公室，害怕待在寓所裡面對又一個連做伴的貓都沒有的夜晚——她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她的廣告詞里加上，不論措辭多麼微妙，一句實際含義為「惟有白人需要申請」的話。倘若雅典娜有人發現是她明確定下這麼個禁忌——不，對一個在雅典娜學術統治集團內地位提升得如此神速的人來說，絕對不行。然而她別無選擇，只有要求一張照片，雖然她知道——由於她儘可能周詳地考慮到每件事，對一切都杜絕天真，並根據她作為一個獨立女性短暫的生活經驗思考男人可能的表現——她知道沒有任何手段可以制止一個色情狂或變態者寄來一張經過設計的照片以達到誤導的效應，特別是在種族的問題上。
不，整個這件事都太冒險——同時還有失尊嚴——發廣告求見一個她自始至終都沒能在土得掉渣的雅典娜這麼個地方的教職員中發現的對口徑的男人。她不能做這種事，也不應當做，然而正當她思慮著一個女人對陌生人發私人廣告以尋找一個合適配偶的不穩定因素，危險性，正當她思慮著為什麼一位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向同仁們披露自己並非僅僅是一名嚴肅的教師和學者——暴露自己是個有著七情六慾的人，雖然完全符合人性，卻是不可取的，可能被故意曲解，被用來貶低她——的同時，她的手卻沒有停下來：剛剛給系裡的每位教師發去電子郵件，通報她最新的關於高年級論文題的想法後，正試圖編纂一篇廣告詞，既使用標準的《紐約書評》私人廣告欄中的陳詞濫調，又能真實無誤地呈現對她本人口徑的評估。努力了一個多小時，她還是不能擬定一個令她滿意的不太屈辱的文稿，即便是匿名用電子郵件發給刊物。
麻省西部。二十九歲。嬌小，熱情洋溢，巴黎教授，深諳莫里哀，並且
聰明伶俐，令人豔羨的伯克夏大學教授，烹調圓形牛排與擔綱文科系主任同樣
得心應手，
尋求
嚴肅的單身白人女性學者尋求
單身白人女性耶魯博士。出生巴黎的大學教授。嬌小玲瓏，學者風度，
愛好文學，具有時尚意識深色頭髮女性尋求
漂亮吸睛，嚴肅的學者尋求
單身白人女性博士，法裔，常住馬薩諸塞州，尋求
尋求什麼？隨便什麼，只要不是這些雅典娜男人——插科打諢的小男生，娘娘腔的老太太，膽小乏味的妻管嚴，專業老爹，他們全都那麼忠心耿耿，又那麼缺乏男子氣概。她對他們為自己承擔一半的家務而引以為榮的事實大為反感。無可容忍。「對，我得走了，我得接替我太太。我得和她分擔換尿布的活，你知道。」當他們吹噓自己是太太的好幫手時，她總要哆嗦一下。做就做唄，得，可別庸俗地掛在嘴上嘛。為什麼要把自己當成與太太平起平坐的丈夫而當眾大出洋相呢？只管去做，但閉上嘴巴。她的反感表現出她和她女同事之間的巨大差異，後者因為這些男人的「多情善感」而對他們崇拜有加。難道對自己老婆大加吹捧便是所謂的「多情善感」？「哦，薩拉·李是如此這般地這和那。她已經發表了四篇半文章……」多情善感先生不提到她的榮耀絕不罷休。多情善感先生談到大都會博物館的某次偉大展覽時，斷然不可不用下列開場白：「薩拉·李說……」他們要不盛讚自己的老婆，要不悶著頭，一聲不吭。老公沉默寡言，變得越來越鬱悶，而她從來沒有在別的國家碰到過類似的情況。如果薩拉·李是個學者，找不到工作，而他，假如，只是勉強應付他的工作，他寧可丟掉工作也不願讓她以為自己吃了虧。甚至如果形勢倒轉過來，他成了那個不得不待在家裡的人，而不是她，他甚至會產生某種自豪感。一個法國女人，即使一個法國女性主義者都會覺得這樣的男人令人厭惡。法國女人智商高，性感，是真正獨立的，倘若他話說得比她多，那怎麼樣，問題究竟在哪裡？這些激烈的辯論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哦，你注意到了嗎？她完全受制於她粗暴、權慾薰心的丈夫。」不，女人味越濃的法國女人，越要男人投射他的威力。哦，五年前剛到雅典娜的時候，她曾那麼熱誠地祈禱，以期能遇上一個威力四射、令人讚歎不已的男子，可是絕大多數年輕男性教職員都是那種依戀家庭、全然沒有男子氣概的型別，知識方面毫無進取心，平庸，一味吹噓薩拉·李的老公們，她在給巴黎友人的信件中已津津有味地將他們納入「尿布派」。
還有「帽子族」。他們是「駐校作家」，美國難以置信地自命不凡的駐校作家。很可能，在小小的雅典娜，她尚未見到其中最糟糕的，不過這兩名就夠嗆的了。他們每週來上一次課，都已成婚，他們是主動找上她的，但他們絕無指望。我們什麼時候一起吃午餐，德芬妮？對不起，她心裡想，我不感興趣。她在昆德拉的講座上喜歡他的原因是，他總是微微地有點陰鬱，甚至有時有些襤褸，儘管如此，一位偉大的作家。至少她是那樣看的，也是他身上她喜歡的東西。可是她肯定不喜歡，不能忍受，美國的「我是作家」的型別。這些人，她知道，在朝你看的時候怎麼想，你的法國信心，法國時尚，法國精英教育，使得你的確非常法國，但你只是個教師，而我是作家——我們彼此並不平等。
這些駐校作家，據她推測，花大量的時間籌措他們的頭飾。是的，詩人以及散文作家都對帽子懷有一種異常的迷信，因此她在她的信件中將他們歸入「帽子族」。其中一個總是打扮得像查爾斯·林德伯格，一身古老的飛行員裝束，她無法理解飛行員裝束和寫作之間有什麼關係，特別是駐校寫作。她在寫給巴黎友人的幽默信件中對此事進行過揣度。另一位是鬆軟帽子型，不擺譜的型別——當然，完全是矯揉造作的——他在鏡子前花八個小時把自己的穿著弄得漫不經心的樣子。虛榮，不值一看，到現在為止已經結過一百八十六次婚，而且難以置信地自高自大。她對這一個與其說是恨，倒不如說是蔑視。然而身陷伯克夏山溝，對浪漫愛情飢渴難耐，她有時也會對帽子族生出愛恨交織的情愫，不知她應不應當把他們嚴肅地當做滿足性慾的候選人，至少。不，她不可以，在她給巴黎寫了那些信之後，不可以。她必須抵制他們，光憑他們竟敢鸚鵡學舌，試圖用她的語彙跟她交談。因為其中一個，年紀較輕的，稍微不那麼自高自大的那個，讀過巴塔耶，因為他對巴塔耶不多不少略知一二，又讀過幾本黑格爾，所以她和他外出過幾回，從來沒有一個男人當著她的面如此迅速地使他自己喪失了性吸引力；隨著他講的每一個字——使用的是，以他的方式，她現在都不能確定是否是她自己的語彙——他將自己直截了當地從她的生活中開除了出去。
至於年長的那一號，既不酷，又身穿花呢服，「人文主義者」……嗯，雖然她在學術會議上以及發表的文章裡都必須迎合潮流，按專業要求寫作或演講，但人文主義者卻實在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她有時感到親手將它出賣了，因此她被他們所吸引：因為他們固守本分，從來不變，因為她知道他們把她認作一名叛徒。她的課有號召力，但他們認為那種號召力只是時下的流行現象，打心眼裡瞧不起。這些年長者，人文主義者，老式的傳統人文主義者飽讀經書，精神重生教師（她在心裡是這樣評價他們的），讓她有時覺得自己十分淺薄。她的號召力他們加以嘲笑，她的學術成果他們不屑一顧。在教職員會議上他們直言不諱，你會認為他們應當那樣；在課堂上他們敢於說出自己的感受，而同樣你也會認為他們本該如此；結果，在他們面前她直不起腰桿。既然她本人並不對她在巴黎和紐黑文撿來的所謂敘述理論具有充沛的信心，內心裡她也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她需要那種語彙幫助她成功而已。獨自在美國打拼，她要取得成功所欠缺的條件太多了！然而為了成功所做的一切努力無不帶來負面效應，這使她感到自己越來越不真實，而將她的困境戲劇化地稱作「浮士德交易」也於事無補。
不時地她甚至覺得自己背叛了米蘭·昆德拉，於是，默默地，當她獨處時，她會在腦海裡描繪他的形象，對他講話，請求他的寬恕。昆德拉講課的意圖是將智力從法蘭西的詭辯中解脫出來，將小說看作與人類生活、人性喜劇相關聯的東西來加以討論；他的意圖是將他的學生從結構主義、形式主義以及現代性的桎梏裡解放出來，將他們身上被哺育的法蘭西理論盪滌一空。傾聽他的演講曾經是巨大的慰藉，因為儘管她不斷地發表文章和享有越來越高的學術聲譽，她始終對使用文學理論應付文學作品感到力不從心。在她喜歡的東西和她應當推崇的東西之間——在她應當如何評論她應當推崇的東西和她如何對自己評說她珍視的作家之間——竟然會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致她背叛了昆德拉的感覺，雖然並非她生活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有時也會變成近似於出賣了一位良善的、信任的、不在眼前的情人的羞恥。
惟一她經常與之相約外出的男人，說來奇怪，是校園裡最為保守的人士，一位離過婚的六十五歲的男子，亞瑟·蘇斯曼，波士頓大學經濟學家，曾被提名任第二屆福特政府的財長。他略顯矮胖，略顯拘謹，總是穿著西服套裝；他痛恨肯定性的行為，痛恨克林頓，他一星期從波士頓過來一次，在這兒得到天文數字般的酬金，人們認為他將這地方，將小小的雅典娜放上了學術地圖。女人們一口咬定她和他睡過覺，僅僅因為他曾經有權有勢。她們看見他們偶爾在自助餐廳共進午餐。他走進自助餐廳，一副百無聊賴的模樣，直到看見德芬妮其神色才為之一變。當他詢問可否與她做伴時，她說「您今天大駕光臨，我們倍感寵幸」或這一類的話。他喜歡聽她挖苦他，在某種程度上。午飯過程中，他們進行了德芬妮所謂的「真正的交談」。他告訴她，政府擁有三百九十億財政盈餘，卻不打算退還給納稅人一分錢。是老百姓賺的，他們應當把它花掉，他們不該讓官僚們決定怎麼使用他們的錢。午飯過程中，他詳盡地解釋為什麼社會保障應當交由私人投資分析家管理。他告訴她，人人都應當為他們自己的未來投資。為什麼有人信託政府籌劃老百姓的未來，當社會保障返還你的只是個未知數，而那些投資股市的人卻個個獲得雙倍的回報，或許還不止？他論點的核心始終是個人自主權、個人自由，而他始終不能理解的是德芬妮斗膽告訴這位從未上任的財長的話，對大多數百姓而言，他們並沒有足夠的錢進行選擇，沒有接受過足夠的教育進行有深度的測算——對市場沒有足夠駕御的能力。他的模式，她向他解釋道，是建立在激進的個人自由的理念上的，而後者在他的腦子裡縮減為激進的市場主權。盈餘與社會保障——讓他激動不已的兩大議題，自始至終都是他們討論的熱點。他似乎最恨的是克林頓將他心中之所想一律改換為民主黨的版本。「好事一樁，」他對她說，「那個小矮子鮑伯·萊克不在那兒了。他會叫克林頓花上幾十億美元讓老百姓接受二度培訓，以便接手那些他們一輩子也無法適應的工作。大好事，他總算離開了內閣。至少他們有鮑伯·魯賓，至少他們還有一個頭腦清醒的傢伙，知道屍體埋在什麼地方。至少他和艾倫把利率保持在應有的位置上。至少他和艾倫使得復甦繼續進行……」
她喜歡他的一點是，他除了作為粗暴的業內人士對經濟問題有所看法之外，碰巧也對所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如指掌。更令人難忘的是，他熟知他們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部她向來為之傾倒、喜愛有加的文本。當他邀請她外出到大巴林頓進餐時，情況就變得更加浪漫，更具才情，絕非自助餐廳所能相比。進餐時他喜歡用法語跟她交談。多年前被他征服的女性中有一個是巴黎人，他喋喋不休地談論著那個女人。德芬妮在他大談特談其巴黎豔遇或前前後後多樁感情事件時並沒有像初出茅廬者似的張大嘴巴。關於女人他吹噓不停，以一種要不了多久就讓她覺得絲毫也不文雅的貌似文雅的語氣。她不能忍受的是他誤認為她對他所有的征服饒有興趣，但她並不計較，只是略感枯燥乏味，因為除此而外，她為和一位聰明、自信、滿腹經綸、人情練達的人共進晚餐而頗為高興。吃飯時當他拉起她的手時，她會撂下話，自然非常委婉地，讓他明白，倘若他以為將跟她上床的話，他便是異想天開。有時在停車場，他用雙手合抱她，將她緊貼在身上，說：「我不能和你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而不產生激情。我不能請一個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外出，和她談話，談話，談話，什麼別的也不做。」「我們在法國有句諺語，」她告訴他，「叫作……」「叫作什麼？」他問，心裡想著他也許可以從討價還價中撿到一個新的好彩頭。微笑著，她說：「我不知道。以後會想起來的。」隨即溫柔地推開他那摟著她身子的強壯得令人驚訝的胳膊。她對他是溫柔的，因為這樣做很有效果。她對他溫柔，因為她知道他以為問題在於年齡。而事實上，她坐在他的車裡往回開時向他解釋道，這並非那麼平庸的問題：而在於「思想框架」。「關係到我是誰。」她對他說，倘若沒有其他原因的話，那句話讓他兩三個月裡沒有來找她，直到他下次在自助餐廳露面，環視左右尋找她。有時他夜深時給她打電話，有時在凌晨。從他的后海灣居所的床上起來，他想跟她聊性的問題。她說她寧可談馬克思，而這足以使得這位保守派經濟學家望而卻步。然而不喜歡她的女人們都一口咬定，因為他有權有勢，她跟他睡過覺了。她們不能理解的是，儘管她生活慘淡孤獨，她對成為彷彿是掛在亞瑟·蘇斯曼胸口的小徽號似的情婦角色卻不感興趣。她也聽說她們中有一個說她「這麼過時，簡直是對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拙劣模仿」。此話的意思是波伏瓦將自己出賣給了薩特——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結果成了他的奴隸。對這些觀察她和亞瑟·蘇斯曼共進午餐卻把什麼都弄錯的女人來說，一切都是問題，一切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姿態，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出賣。波伏瓦出賣，德芬妮出賣，等等，等等。德芬妮身上有種東西讓他們臉色發青。
她還有個問題。她不願和這些女人反目。然而在哲學層面上，她和女人們的距離並不比和男人們的小。雖然她對她們就這一點直話直說是不謹慎的，但以美國人的眼光，這些女人卻比她更是女性主義者。不謹慎，因為她們的態度相當排斥，似乎總是知道她的立場，總是懷疑她的動機和目的：她迷人，年輕，瘦削，自然而然地優雅時尚，她這麼快地就爬得這麼高，名聲已遠播校外，和她巴黎的朋友們一樣，她不用也不必使用她們的陳詞濫調（正是熱切地使用這些陳詞濫調，尿布派才得以去除剛性，變得略微柔軟）。只有在發給科爾曼的匿名信裡她才動用了她們的修辭，那不僅純屬偶然，還因為她當時思想負擔過重，但，說到底，是故意的，為了隱瞞身份。事實上，她的思想解放程度與雅典娜的女性主義者相比毫不遜色，抑或更勝一籌：她隻身離開自己的國家，敢於離開法國，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努力發表科研論文，一心想功成名就；像她這樣孤身奮鬥的女子，必須成功。她是完完全全的孤家寡人，自力更生，無家可歸，沒有祖國——孤獨彷徨。置身於一個自由的國度裡，卻經常感到淒涼地孤獨彷徨。雄心勃勃？她碰巧比所有那些倔強地單打獨鬥的女性主義者加在一起還要雄心勃勃，但因為男人們被她吸引，而其中又有一個如同亞瑟·蘇斯曼那樣的名人，因為，為了好玩，她穿最精緻的香奈爾上裝和緊身牛仔褲，或在夏天穿吊帶連衣裙，因為她鍾情於開司米和皮革，女人們憤憤不平。她給自己定下規矩，不去關注她們醜陋的衣著，所以她們有什麼權利老是對她們認為她屢教不改的服裝說三道四呢？她知道她們對她看不上眼時所說的每一句話。她們說她勉強尊敬的男人們盛傳——這更讓人受不了——她是個江湖騙子，非法的。她們說：「她在耍弄學生。」她們說：「學生怎麼就看不穿這個女人呢？」她們說：「他們難道看不出她是個披著女人衣服的法國大男子主義者嗎？」她們說她當選為系主任是因為山中無大樹。她們還拿她的語彙開玩笑。「唉，當然，是她的語篇互文性的魅力給她贏得了信眾。歸功於她與現象學的關係。她是個如此出色的現象學家。哈——哈——哈！」她知道她們為了嘲笑她而說的這些是什麼，然而她記得她在法國，在耶魯，為了獲取這類語彙而玩命的經歷；她相信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文學評論家，她非得具備這種語彙不可。她需要了解語篇互文性。那就意味著她是個騙子嗎？不！這意味著她具有難以歸類的特質。在某些圈子裡這可能被認為是她的奧秘所在！但在這個偏僻的破地方，僅僅具有一點點這種特質就惹惱了所有的人。甚至讓亞瑟·蘇斯曼都不高興了。究竟為什麼她連電話性愛都沒有？在這方面也要當另類，當一個他們不能與之和解的什麼東西，為此，他們折磨你。具備難以歸類的特質乃是她這部成長小說的一部分，她一貫由於堅持難以歸類性而活力四射，雅典娜無人理解。
有一個女性三人幫——一名哲學教授，一名社會學教授和一名史學教授——尤其逼得她幾乎要發瘋。對她充滿敵意僅僅因為她不像她們那樣老牛拖破車似的埋頭苦幹。由於她的時尚風度，她們便以為她沒有讀過足夠的學術性刊物。因為她們的美國獨立觀與她的法國獨立觀之間的差異，她們便認為她勾引有權勢的男性而對她嗤之以鼻。但她究竟做過什麼引起她們的懷疑，除了她善於排程系裡的男教員之外？不錯，她是和亞瑟·蘇斯曼在大巴林頓共進晚餐。那是否意味著她就不把自己當做他智力上平等的夥伴了？她心裡從不懷疑自己與他平等的地位。她和他外出並不感到受寵若驚——她想聽他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說法。她起初難道沒有嘗試和她們三位共進午餐，而她們的態度還能比當時更加倨傲嗎？當然，她們不屑閱讀她的學術論文。三人中沒有一個閱讀過她寫的東西。純屬觀念的問題。她們見到的是德芬妮在所有任職的男性身上施展她所理解的被她們辛辣地稱之為「小小的法蘭西風情」。然而她卻一心想巴結這個三人幫，向她們傾訴她不喜歡法國風情——否則她會留在法國！她並不掌控男教員——她不掌控任何人。不然她為什麼會獨自待在這兒，成了惟一在夜裡十點鐘還枯坐在巴頓大樓辦公桌前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星期，她不努力與這三個逼得她幾近瘋狂，令她無所適從的女人交結，但所有的嘗試無不宣告失敗，她即便施盡渾身解數，都不能使之著迷、將其智取或籠絡。「三女神」，她在給巴黎的信中這麼稱呼她們，惡意地把「女神」一詞拼作「油脂球」。三個油脂球。在一些晚會上——德芬妮並非真正想出席的晚會——三個油脂球毫無例外地到場。當某位大牌女性主義知識精英蒞臨時，德芬妮至少想受到邀請，但從來沒有過。她可以去聽演講，但從未被邀請出席晚宴。可是發號施令的地獄三女巫卻總是有份的。
對她的法蘭西化的不完全的反抗（同時又對她的法蘭西化念念不忘），自願脫離她的國家（如果並不是脫離她自己），陷入這三個油脂球對自己的蔑視之中，以致沒日沒夜地算計做出何種回應方可贏得她們的尊敬，又不會進一步模糊她的自我意識及導致她對自己原有的天然的女性屬性的表達出現偏差，由於在必須如何對付文學以賺取功名，與一開始為什麼走向文學，兩者之間存在著的巨大落差，致使她不時深感羞愧。德芬妮驚愕不已地發現自己在美國竟然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失去祖國，被孤立，遭冷落，對於生活中一切實質性的東西大感困惑，陷入迷茫渴望的絕望境界，身處將她定為敵人的一片喝罵聲中。這都是因為她熱切地追尋一種特立獨行的生存方式。這都是因為她非常勇敢，拒絕接受別人對她的指令。她覺得似乎在她令人讚歎的、成就她自己的努力中，她卻已經顛覆了她自己。生活中竟有如此卑鄙的東西，對她下這種毒手。其內心非常卑劣，滿懷報復慾望，不按照邏輯推理，卻根據敵意悖謬的心血來潮行事。敢於向你自己的活力交出你自己的一切，就等於落入一個老奸巨猾的罪犯的魔掌。我要到美國去充當我生活的主宰，她說；我將不按我家庭所限定的正統觀念建構我自己，我要反抗這種限制，將豪情萬丈的自我意識推向極致，表現出最優秀的個人主義——到頭來她卻以一場非她所能控制的戲劇收場。她最終一事無成。人人都有掌控事物的強烈動機，可是被掌控的卻往往是我們自己。
為什麼僅僅想知道該怎麼做竟會如此一籌莫展？
德芬妮會完全陷入孤立，要不是系秘書，瑪格·露茲，一個三十幾歲，膽小如鼠，離了婚的女人，同樣孤獨，極其能幹，害羞至極，心甘情願地為德芬妮做任何事情，有時在德芬妮的辦公室裡吃三明治，最終成為系主任在雅典娜惟一的成年女性朋友。還有駐校作家。他們似乎恰恰喜歡她身上別人痛恨的東西。但她不能忍受他們。她怎麼會這樣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她又如何才能抽身？正如戲劇性地將她進退維谷的處境看做浮士德交易、不能提供任何安慰一樣，她竭力試圖將她左右為難的窘狀想像成「昆德拉式的內心放逐」也無濟於事。
尋求。好，就這樣，尋求。按照學生所說的去做——大膽幹！年輕，嬌小玲瓏，女人味十足，漂亮，學術成就斐然的法國出生的單身白人女性學者，巴黎背景，耶魯博士，麻省工作，尋求……？得，直話直說。不要隱瞞你真實的情況，不要隱瞞你真正的追求。一位美豔驚人、才華橫溢、情慾超亢奮的女人尋求……尋求……明確地，不屈不撓地尋求什麼？
她現在急速地寫起來。
有骨氣的成熟男性。無牽累。獨立。譏誚。活潑。不唯唯諾諾。坦率。教育程度優良。具有嘲諷精神。魅力。深諳並熱愛偉大的書籍。口才出眾，直率。體格矯健。五英尺八或九。地中海膚色。綠色眼睛更佳。年齡不限。但必須是知識分子。灰白頭髮可以接受，甚至賞識……
就在這時，只有在這時，這位受到熱切召喚來到螢幕上的神秘男士終於凝聚為一張她認識已久的某個人的照片。陡然她的手停了下來。此番習作只是一次實驗，嘗試從禁錮的枷鎖中稍稍放鬆一下，以便重新編寫的廣告詞不會由於拘謹而過分稀釋。然而她還是被她所不期而遇的東西，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人物驚呆了，情急中，她只想儘快地把這一百來個毫無意義的字詞刪除殆盡。同時她也思索著導致她加入這個丟人現眼的策劃的種種原因及由於把失敗當做福氣，並且放棄擺脫兩難困境的希望而蒙受的羞恥……思索著倘若她留在法國，她絕不需要這個廣告，絕不需要任何廣告，最不需要的是用廣告找男人……思索著來到美國是她一生中最為勇敢的行為，但究竟有多勇敢，她當時卻無從得知。她只把它當做實現抱負的下一步，而且並非不成熟的抱負，一個有尊嚴的抱負，獲得獨立的抱負，但現在她不得不面對後果。雄心。冒險。榮耀。到美國去的榮耀。優越感。出門遠遊的優越感。為了有一天，經過闖蕩又衣錦還鄉的快樂而離鄉背井。離鄉背井，因為我想要有一天迴歸故土聽到他們說——我要他們說什麼呢？「她成功了。她做到了。如果她做到那件事，她就什麼都能做得到。一個體重一百零四磅、身高不足五英尺二英寸、二十歲的女孩，名不見經傳，獨自一人，獨自一人闖蕩江湖，她成功了。白手起家。無名之輩。功成名就了。」我要聽見誰說這些話呢？如果他們說了，誰說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在美國的女兒……」我要他們說，不得不說，「她在美國是靠自己打拼獲得成功的。」因為我不能造就一個法國人的成功，一個真正的成功，其中不帶有我母親及其籠罩萬物的陰影——她各種學養的陰影，更為糟糕的是她家族的陰影，瓦林古爾家族的陰影，家族姓氏源於十三世紀受封於聖路易王的領地，至今依然遵從他們自十三世紀確立的家族理想。德芬妮恨透了所有族中的家庭，內省的純粹血統，古老貴族，他們所有的人都想著一樣的念頭，呈現出一樣的面容，分享一樣的陳規陋習，謹遵一樣的宗教禮數。不論他們有多大的抱負，不論他們如何督促子女上進，他們全都按照一樣的禱文調教子女，調教他們仁慈、無私、紀律、信仰、尊重——並非尊重個人（打倒個人！），而是尊重家族傳統。高居於智力、創造性，在脫離他們之後，個人深層次發展之上，高居於一切之上，是那愚蠢的瓦林古爾家族的傳統！正是德芬妮的母親體現了這些價值觀，將它們強加在全家人頭上，若是她惟一的女兒沒有力量從少年時代起就儘可能地遠離她，她一定已成功地將她從出生到墳墓套在了那些價值觀的鎖鏈上。德芬妮同輩的瓦林古爾子弟或陷入絕對的服從，或以可怕的令人不可理喻的方式造反，德芬妮要成功，二者皆不可取。從一個絕少有人開始復甦的背景中，德芬妮已成功地實現了獨一無二的逃離。僅靠來到美國，上耶魯，到雅典娜就職，她已經，在實際上，勝過了她母親，後者做夢也不會想過離開法國——沒有德芬妮父親和他的錢，凱瑟琳·德·瓦林古爾在二十二歲上，幾乎做夢也想不起離開皮卡第到巴黎來。因為倘若她離開皮卡第和她家族的要塞，她還會是誰呢？她的姓氏又有什麼意義呢？我離開是因為我想要獲取一種沒有人能夠誤解的功名，跟他們沒有任何牽連的功名，屬於我自己的成就……她思索著她得不到一個美國男人的歡心並非因為她得不到的緣故，而是因為她不能理解這些男人，她永遠無法理解他們，而她不能理解這些男人的原因乃是她的英語不流利，以她引以自豪的流利程度，以她全部的流利，她居然不流利！我認為我理解他們，而且的確理解他們；我不理解的不是他們說什麼，而是他們不說的一切，一切他們不說的。在這兒她只啟動了她智力的百分之五十，可是在巴黎她卻是對所有的微妙含義都能心領神會的。聰明伶俐在這兒又有什麼意義呢，我不是本地人，便在實際上成了聾啞人……思索著她惟一真正懂得的英語——不，她真正懂得的美語——只是學術美語，幾乎不成其為美語，這就是她不能深入其境，永遠不能深入其境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她永遠也不會找到心上人，為什麼這兒永遠也不會成為她自己的家園，為什麼她的直覺是錯誤的，永遠是錯誤的，為什麼她在巴黎當學生時享受的愜意的學術生涯永遠一去不復返了，為什麼在她的餘生中她對這個國家最多隻能理解百分之十一，而對這些男人的理解則只會是百分之零……想到她全部的智力優勢都被她的孤獨彷徨所湮沒……想到她已失去視覺神經末梢功能，只能看見正前方的東西，卻不能以眼角餘光見到任何其他的東西，她在這兒所具備的並不是一個像她這樣有才智女性的眼光，而是一個平板、純粹正前方的視野，一個移民或更換位置了的人，一個被誤置了的人的視野……想著，為什麼我要離家出走？因為我母親的陰影？這就是為什麼我放棄了屬於我的一切，我熟悉的一切，把我造就成古靈精怪的一切，以致我現在變成了一堆稀裡糊塗的東西。我所愛的一切我全部都放棄了。人家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國家由於法西斯的控制而無法生存，並非因為他們母親的陰影……想著，為什麼我要離家出走，我做了什麼，簡直無法想像。我的朋友，我們的談話，我的城市，男人，所有聰明的男人。我能夠與之交談的自信的男人。能夠理解我的成熟的男人。穩定、激情洋溢、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強壯、不受恫嚇的男人。男人，合法又毫不含糊的男人……想著，當時為什麼沒人阻止我，為什麼沒人對我說點什麼？離家不到十年，卻彷彿已過了兩輩子……想著，她依然是凱瑟琳·德·瓦林古爾·魯斯的小女兒，並無一絲一毫的改變……想著，作為雅典娜的法國人也許在當地人眼中顯得異乎尋常，卻不會使她在她母親眼裡變得略微與眾不同，永遠也不會……想著，對，這就是她為什麼離家出走，為了逃避她母親的亙古不變的籠罩一切的陰影，這也是阻撓她回家的障礙，而現在她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左右為難，既非此也非彼……想著，在她奇異的法蘭西風情下，她在自己的心裡始終是她自己，所有異國風情的法蘭西特色在美國卻使她成為最可憐、最受誤解的外國人……想著，她甚至比左右為難更糟——她身處流放之中，偏偏成了一個由愚蠢迫使自己捨棄母親的焦頭爛額的流放者——德芬妮疏忽了，沒有留意，此前，在一開始的時候，她並沒有將廣告投遞地址設為《紐約書評》，而是自動地設為她先前的收信者、她大多數信件的收取者——雅典娜語言文學系的十名教師。她先是沒有發現這個錯誤，爾後，在她神不守舍、心煩意亂、百感交集的狀態下，她沒有撳下刪除按鈕，卻在這小小的不足為奇的錯誤上，又加上一個小小的不足為奇的錯誤：撳下傳送按鈕。於是乎，這尋求科爾曼·西爾克復製品或摹真本的廣告便無可挽回地傳送了出去，並非發到《紐約書評》的分類廣告版面，而是發到她系裡每一位教師手中。
電話鈴響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一點鐘。她早已跑出辦公室——跑出辦公室時，心裡只想著去拿護照，逃離這個國家——此時離她通常就寢的時間已過了好幾個小時，突然電話鈴響，報告她這個訊息。她由於將廣告當做電子郵件錯發，並沒有入睡，還在她的寓所裡來回走動，扯頭髮，對著鏡子唾罵自己，將頭伏在廚房桌子上雙手捂著面孔哭泣，彷彿是從夢中驚醒——至此精心設防的成年人的睡夢——她跳起來叫道：「不會有這種事！我沒有幹！」但誰幹的呢？過去似乎總有人拼命設法壓制她，無論如何都要清除掉他們眼裡的她這個眼中釘，那些無情無義、她好不容易才學會如何防範的人。但今天晚上沒有人可以指責：她自己的手揮出這毀滅性的一拳。
狂亂地，在劇烈的狂亂狀態下，她試圖想出什麼招數，任何招數，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但在她令人難以置信的絕望之中她可以想見的只是最具災難性的彈道軌跡：時間飛逝，天色破曉，巴頓大樓的一扇扇大門開啟，她系裡的同仁一個個進入他或她的辦公室，開啟電腦，佐以早晨咖啡的芳香，在螢幕上發現，她絕對無心發出的尋求科爾曼·西爾克復製品的廣告。她系裡的成員讀了一遍，兩遍，三遍以後，再在網上一字不漏地轉發給每一位講師、教授、職員、辦公室秘書和學生。
她班上的每一名學生都將看到它。她的秘書將看到它。不等到下班，校長就已經看過了，學院董事會成員也不無例外。即使她聲稱廣告只是個玩笑，一個圈內人士的玩笑，為什麼董事們就一定會允許玩笑的始作俑者繼續留在雅典娜呢？尤其是在她的玩笑登上學生的報紙之後，而這是毋庸置疑的。還有當地報紙。在它被法語報刊收錄之後。
她母親！對她母親的羞辱！還有她父親！他的失望！所有循規蹈矩的瓦林古爾的表兄妹們——他們的幸災樂禍！所有那些可笑的保守的舅舅和可笑的虔誠的姨媽，共同維繫歷史的陳規陋習——這個訊息將使他們大喜過望，在他們勢利地相互靠攏坐在教堂裡時！但假設她解釋說，她不過是在實驗如何把廣告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獨自一人在辦公室全然不帶感情色彩地玩弄私人廣告，把它當成……當成功利性的俳句。沒有用。太可笑了。什麼都沒用。她母親，她父親，她兄弟，她朋友，她老師。耶魯。耶魯！醜聞將傳到她認識的每一個人的耳朵裡，羞恥將無情地伴隨她一生一世。即使用護照能往哪裡跑？蒙特利爾？馬提尼克？過日子的錢打哪兒來？不，就是到說法語的天之涯海之角，人家也不會允許她教書，一旦他們聽說了她登私人廣告的事。她為之精心策劃、辛勤勞作的純淨、頗有聲望的職業生涯，隔離緋聞、無可指責的腦力生活……她想到給亞瑟·蘇斯曼打電話。亞瑟會為她出點子的。他可以拿起話筒，跟任何人談話。他很堅韌，很精明，是她所認識的最為見多識廣、處世最聰明、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人。像亞瑟這樣有權勢的人，無論多麼正直，都不會受制於永遠講真話的原則。他會找到可以解釋一切的對策。他會想到對策的。但當她告訴他所發生的事情後，他憑什麼要幫她的忙呢？他會想到的是她喜歡的是科爾曼·西爾克，而不是他。他的虛榮將主導他的思路，引領他得出最愚蠢的結論。他會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樣想：她朝思暮想的物件是科爾曼·西爾克，並不是亞瑟·蘇斯曼，更別提尿布派或帽子族了，是科爾曼·西爾克。想像一下她愛上了科爾曼·西爾克，他將把話筒一摔，再也不理她。
重現。把當時的情景回想一下。試圖獲取充足的視角以做出理智的舉動。她沒有想傳送。她寫了，不錯，但她不好意思傳送，不想傳送，而且並沒有傳送——然而電郵卻走掉了。和匿名信相同——她沒有想寄出，把它帶到紐約，沒有寄出的意圖，而它卻走掉了。可是這次走掉的是糟糕得多得多的東西。此刻她如此之絕望，以致凌晨一點二十分決定要做的理智的事情便是給亞瑟·蘇斯曼打電話，不管他怎麼想。亞瑟必須幫助她。他必須告訴她怎麼做才能消除她已經鑄下的大錯。突然，正巧在一點二十分，她拿在手中給亞瑟·蘇斯曼撥號的電話鈴聲大作。亞瑟打電話給她！
但說話的卻是她秘書。「他死了。」瑪格說，嚎啕大哭，德芬妮都聽不清她說的是什麼。「瑪格——你沒事吧？」「他死了！」「誰死了？」「我剛聽說。德芬妮。太可怕了。我在給你打電話，我必須，必須給你打電話。必須告訴你這可怕的事。哦，德芬妮，時間很晚，我知道很晚了……」「不！不會是亞瑟！」德芬妮喊道。「西爾克院長！」瑪格說。「死了？」「可怕的衝撞。太恐怖了。」「什麼衝撞？瑪格，出了什麼事？在哪裡？講慢些。再講一遍。你在說什麼？」「在河裡。和一個女人一起。在他的車子裡。衝撞。」瑪格現在已語無倫次，而德芬妮所受的驚嚇如此之大，以致，事後，她回想不起是放下聽筒，還是直接哭著衝到床上，還是躺在那裡嚎叫著他的名字。
她放下聽筒，然後她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堪的幾個小時。
因為廣告他們會以為她喜歡他？因為廣告他們會以為她愛他？但他們會怎麼想，倘若他們現在看到她哭得就像是他的遺孀似的？她不能閉上眼睛，因為當她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他的眼睛，他的那對瞪大的綠眼睛，轟然爆炸。她看見車一頭衝出路面，他的腦袋往前方投射出去，在衝撞的那一剎那，他的眼睛爆炸。「不！不！」但當她睜開眼，看不見他眼睛時，她看見的都是她所做的一切，以及那將引發的嘲笑。她睜著眼看到的是她的羞恥，閉著眼看見的是他的崩潰，整個夜裡痛苦的鐘擺將她從一端推到另一端。
她醒來時處於和她入睡時同樣的極度紊亂的狀態之中。她不記得她為什麼發抖。她想是因為她做了噩夢的緣故。他眼睛爆炸的噩夢。但不，那已經發生了，他死了。還有廣告——那也發生了。每件事都已經發生了，無可奈何了。我要他們說……而現在他們說：「我們在美國的女兒？我們不談她。她對我們而言，再也不存在。」當她企圖鎮定下來，決定行動計劃時，啟動不了思維：只有錯亂，恐怖引發的螺旋式上升的隱痛。早晨五點剛過。她閉上眼，試圖入睡，將一切驅離，但一等她的眼睛合攏，便出現他的眼睛。它們瞪著她，隨之便轟然爆炸。
她穿衣服。她尖聲叫喊。她走出家門，天剛破曉。沒有化妝。沒有飾品。只有她受驚嚇的面孔。科爾曼·西爾剋死了。
當她抵達校園時，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烏鴉。時候尚早，國旗還沒有升起來。每個早晨她總在北大樓頂尋找它；每個早晨，一看到它，便會在一剎那之間感到志得意滿。她離家出走，她敢於這麼做——她來到了美國！對她自己的勇氣充滿自豪，也為她瞭解這一切背後的艱辛而心懷感念。但美國國旗不在那兒，她也沒有看見國旗不在。除了自己所必須做的，她別無所見。
她有巴頓大樓的鑰匙，她走了進去。她走進她的辦公室。她已做了這麼多了。她猶豫著。她此刻在思索。ok。但她如何進得了他們的辦公室去操縱他們的電腦呢？她昨天夜裡就該這麼做，而不是慌慌張張地跑掉。為了恢復她的自控力，拯救她的名聲，阻止導致她身敗名裂的災禍，她必須繼續思索。思索是她做了一輩子的事。她從一開始上學所受的訓練還教過她什麼別的嗎？她走出辦公室，沿著走廊前行。她的目的清楚了，她的思維也明斷了。她將直接走進去把那刪掉。她有權刪除它——她傳送的。她根本就沒做那事。那不是故意的。她不負責任。它自己發出去的。但當她扭動每扇門的把手時，統統上了鎖。下一步她試圖用她的鑰匙開鎖，先是她大樓的鑰匙，然後她辦公室的鑰匙，但兩把都不行。當然它們開不了。昨晚也不會開得了的，現在也開不了。至於思想，她巴不得能像愛因斯坦那樣思想，但思想也打不開這些門。
回到她自己的辦公室，她開啟檔案櫃。尋找什麼呢？她的履歷。為什麼要找履歷？這是她履歷的結束。這是我們在美國的女兒的結束。因為結束了，她把抽屜裡所有懸垂的檔案一把拉出來，扔在了地板上。整個抽屜都出空了。「我們沒有女兒在美國。我們沒有女兒。我們只有兒子。」現在她沒有竭力讓自己動腦子。相反，她開始扔東西。所有堆在她書桌上的東西，所有她牆上的裝飾物——管它什麼東西碎了？她努力了，她失敗了。這是那些無懈可擊的個人履歷的結束，也是履歷尊嚴的結束。「我們在美國的女兒失敗了。」
她一面啜泣一面拿起話筒給亞瑟打電話。他將一下子跳下床，直接從波士頓駕車趕來。不到三小時他就會抵達雅典娜。九點鐘時亞瑟就在這兒了！但她撥的號碼卻是貼在電話機上的報警號。她並不想撥這個號，就像她不想傳送那兩封郵件一樣。她心裡只有一個純人性的求救願望。
她說不出話來。
「喂？」另一端的人說，「喂？你是誰？」
她幾乎說不出口。在任何語言裡的最困難的兩個字。自己的名字。無可簡約的，不可替代的。代表她的一切。代表她過去的一切。現在卻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兩個字。
「誰？哪位教授？我聽不懂你的話，教授。」
「保安嗎？」
「大聲一點，教授。對，對，我們是校園保安。」
「快來，」她請求說，又一次她哭了起來，「立刻來。出了可怕的事。」
「教授？你在哪裡？教授，出了什麼事？」
「巴頓。」她又說一次讓他聽明白，「巴頓121，」她告訴他，「魯斯教授。」
「什麼事？教授？」
「可怕的事。」
「你沒事吧？出了什麼事？什麼事？有人在那兒嗎？」
「我在。」
「沒事吧？」
「有人闖進來過。」
「闖進哪裡？」
「我的辦公室。」
「什麼時候？教授，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夜裡。我不知道。」
「你沒事吧？教授？魯斯教授？你在那兒嗎？巴頓大樓？你肯定嗎？」
猶豫。努力想一想。我肯定嗎？肯定嗎？「絕對肯定。」她說，此刻啜泣已失去控制，「趕快，求你們！馬上趕來，求你們！有人闖進我辦公室！一團糟！可怕至極！恐怖之極！我的東西！有人闖入我的電腦！趕快！」
「闖入？你知道是誰嗎？你知道誰闖入了？是個學生嗎？」
「西爾克院長闖入，」她說，「趕快！」
「教授——教授，你在那兒嗎？魯斯教授，西爾克院長死了。」
「我聽說了，」她說，「我知道，很可怕。」然後她尖叫起來，對發生的一切感到恐怖而尖叫，想到他最後所做的，針對她，針對她的事而尖叫——這以後，德芬妮的一天便成了馬戲團。
西爾克院長和一個雅典娜學院的清潔女工一起死在車禍裡的驚人訊息剛剛傳入學院的最後一間教室，關於德芬妮·魯斯辦公室遭劫，西爾克院長僅在致命事故前幾小時企圖利用電郵製作騙局的傳言便開始擴散。大家正為這一切不知該不該相信時，突然另外一個故事，一個關於案發現場情況的故事從鎮上傳到校園裡來，更使大家如墮五里霧中。儘管細節令人髮指，故事卻據稱來自可靠的源頭：發現屍體的州警察的兄弟。據他稱，院長失去對車的控制乃是因為，坐在他旁邊副駕駛座上的雅典娜女清潔工，在他駕駛的時候，正在滿足著他的需求。這一點，警察可以在撞毀的車子被發現並打撈出河水時，從他凌亂的衣著和她身體的姿勢以及在車裡的部位推斷出來。
大多數教職員，特別是與科爾曼有過多年私交的教授，起初都不願相信這個故事，而且對人們將它作為無可辯駁的事實津津有味地抱著不放感到義憤填膺——侮辱的殘酷性使他們不寒而慄。然而，隨著這一天時間的推移，出現了更多的有關闖入的事實，尤其是更多的關於西爾克跟清潔女工不正當關係的細節也浮出水面——眾多的人曾經看到他們倆鬼鬼祟祟地在一起——以致教師中的年長者也感到越來越難以「堅守」——如同當地報紙第二天在人情專欄中所稱——「傷心欲絕的否認」。
此時大家開始記起兩年前沒有人願意相信他把兩名黑人學生稱做幽靈；大家記起他如何在羞辱中辭職後與原來的同事絕交，如何對在鎮上偶遇他的任何人態度無禮乃至粗暴；大家記起他大肆張揚地表達對與雅典娜有關的每件事和每個人的厭惡的同時，據說也設法和自己的孩子割席斷袍……唉，甚至那些在當天一開始拒絕任何流言蜚語，根本不相信科爾曼·西爾克的生活竟會落到如此駭人聽聞下場的人，那些老前輩——不忍心相信一個像他那樣享有崇高學術地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教師，一位活力四射並影響深遠的院長，一個迷人、生命力蓬勃、在七十歲依然老當益壯的男子，四個長大成人、極其優秀的孩子的父親，竟然會丟棄一切他曾珍視的東西，陡然滑進一個遭唾棄的乖戾的另類的充滿醜聞的死亡——甚至那些人也不得不面對緊接著幽靈事件之後所發生的徹底逆轉，這一逆轉不僅將科爾曼·西爾克送上黃泉路，而且也造成——不可原諒地造成——福妮雅殘酷的死亡，那個不幸的三十四歲不識字的女人，現在人人皆知，他在老年將她納為情婦。
出自濟慈詩《聖亞尼節前夕》。
比爾·克林頓在政壇上的綽號。
指羅伯特·萊克（robertb.reich，1946—），曾任克林頓第一屆內閣勞工部長（1993—1997）。鮑伯（bob）是羅伯特（robert）的暱稱，下同。
指羅伯特·魯賓（robertedwardrubin，1938—），曾在克林頓執政時期任美國財政部部長（1995—1999）。
指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926—），曾是美國第十三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1987—2006），任期跨越6屆美國總統。
原文為法語，複數女神（grâces）和油脂球（grasses）的拼法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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