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科爾曼說，「我理解。」但交談了不到兩分鐘，他已經感到無法忍受了。他理性的、能力超強的、隨和的兒子，年紀最大的、頭腦最冷靜的，平靜地和父親談論家庭問題，而父親正是問題之所在，其尷尬的程度並不亞於他非理性的小兒子對他發火，強詞奪理，胡攪蠻纏。他正向他們索取同情——他自己孩子的同情，太過分了！「我理解。」科爾曼又說一遍，而正因為他理解，才更加難堪。
「我希望她沒出什麼太尷尬的事。」傑夫說。
「她？沒有。我只是決定適可而止。」他不敢多說，生怕會說出什麼非常不一樣的話。
「那好，」傑夫說，「我大可放心了。沒有什麼後遺症，如果你指的是那個。太好了。」
後遺症？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科爾曼說，「為什麼說後遺症？」
「你自由了，脫身了？你又恢復原樣了？你說話的口氣多少年都沒像現在這樣自然了。你打了電話來——這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期盼，終於你打電話來了。沒有什麼要說的了。你回到我們身邊了。我們原來就擔心這個。」
「我聽不懂，傑夫。告訴我什麼情況。我不明白我們這會兒談的是什麼。從何而來的後遺症？」
傑夫停頓了片刻才又開口，當他說話的時候，語氣吞吞吐吐：「流產。自殺的企圖。」
「福妮雅？」
「對。」
「流產？企圖自殺？什麼時候？」
「爸，雅典娜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才聽說的。」
「每個人都知道？誰是每個人？」
「好了，爸，沒有後遺症……」
「從來沒有的事，兒子，所以不存在‘後遺症’。從來沒有的事。沒有過流產，沒有過自殺企圖——據我所知沒有。而且據她所知也沒有。但究竟這每個人是誰？活見鬼，你聽到一個像那樣的故事，一個像那樣無聊的故事，為什麼不拿起電話，為什麼不來找我？」
「因為輪不到我找你。我不找你那個年紀的人……」
「好，你不找，是嗎？相反，無論你聽說了什麼關於我這個年紀的人的事，不論多可笑，不論多刻薄和荒謬，你都相信。」
「如果我說錯了話，我真的非常抱歉。你是正確的。當然你是正確的。但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難熬的一段日子。你不像以前那樣容易找到了，因為……」
「誰告訴你的？」
「莉薩。莉薩第一個聽到的。」
「莉薩從誰那兒聽到的？」
「好幾個來源。熟人。朋友。」
「我要名字。我要知道誰是這每個人。哪些朋友？」
「老朋友。在雅典娜的朋友。」
「她親愛的童年朋友。我同事的後代。誰告訴他們的，我想知道。」
「沒有過自殺企圖。」傑夫說。
「沒有，傑夫，沒有。據我瞭解，也沒有流產。」
「嗯，那就好。」
「如果有呢？如果我的確讓那女人懷孕，她做了流產，流產過後企圖自殺，又怎樣呢？設想一下，傑夫，她甚至自殺成功了。又會怎樣呢？又會怎樣呢，傑夫？你父親的情婦自殺身亡。又會怎樣呢？對付你父親？你的罪犯父親？不，不，不——讓我們回到前面去，走回一步，回到自殺企圖。哦，我喜歡那個話題。我真想知道，誰發明了這個自殺企圖。是不是因為流產的緣故，她企圖自殺？讓我們把這個莉薩從她在雅典娜的朋友那兒聽來的情節劇搞搞清楚。因為她不要流產？因為流產是強加於她的？我明白了。我明白其殘酷性了。一個在大火中失去兩個孩子的母親跟情人有孕了。欣喜若狂。一個新生命。一個新機會。一個替代死去孩子的新孩子。但情人——不行，他說，並拽著她的頭髮，把她拖去做流產，然後——當然——在設法使她屈從於自己的意志後，將她赤條條、血淋淋的身體……」
傑夫早已掛上了電話。
但現在科爾曼已不再需要傑夫繼續講下去了。他只要看見老年招待所的夫妻們在自助餐廳裡吃完午飯再去教室上課，他只要聽見他們在裡面從容地談話，盡享餘生之樂——得體的老年人，模樣和腔調都符合規範——就明白即使他所做的世俗的事情也沒有給他帶來寬慰。他不僅是個教授，不僅當過院長，不僅保持了——歷盡滄桑——和同一個令人生畏的女人的婚姻，而且擁有一個家庭，撫育了聰明的兒女——這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慰藉。如果別人的兒女都能理解這些，為什麼他的就不能？所有的學前教育。所有對他們的朗讀。一套套的百科全書。考試前的準備。晚餐時的對話。就生活的多重性進行的無了無休的指導，艾麗斯的，他的。對語言的一絲不苟的要求。我們做了這一切，然後以這種思維來對付我？在上了那麼多學，讀了那麼多書，說了那麼多話，得了那麼多傑出的sat分數之後，讓人無法忍受。過去始終那麼重視他們。當他們說了什麼傻話的時候，照樣嚴肅地對待。全力培養理性、思維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培養懷疑精神，知識豐富的懷疑精神。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而現在竟全盤聽信第一個謠言？所有的教育，一點都沒起作用。無力隔絕最低階的思想。甚至都不問問他們自己：「這聽起來像不像我們父親？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像不像他？」相反，你父親是個一目瞭然的傢伙。從來不讓你們看電視，你們卻表現出肥皂劇的思維模式。只允許你們閱讀希臘的或同類著作，你們卻把生活弄成一齣維多利亞肥皂劇。回答你們的問題。你們的每一個問題。從不迴避任何一個。你們問到你們的祖父母，你們問他們是誰，我告訴你們。我年輕的時候，他們死了，你們的祖父母。爺爺在我上高中時，奶奶在我離家當海軍時。我戰後回家，房東早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街邊上了。沒留下任何東西。房東對我說，他付不起這個那個，收不到租金，我都能宰了那雜種。照相本。信件。我童年的紀念品，他們童年的紀念品，全部的，所有的，點滴不存。「他們在哪兒出生的？他們住在哪兒？」他們出生在新澤西。他們家是出生在那兒的第一代。他是個酒吧老闆。我相信他父親，你們的曾祖父，在俄國開酒館。賣烈性酒給那些俄國佬。「我們有姑媽和叔叔嗎？」我父親有個兄弟，在我還是個小不點時就去了加利福尼亞，我母親是獨生女，跟我一樣。生我之後，她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那兄弟，我父親的哥哥仍然是個西爾伯茲維格——據我所知他一直沒用改了的姓。傑克·西爾伯茲維格。出生在老家，所以保留那姓氏。當我準備乘船從舊金山出發時，我查遍所有加利福尼亞電話簿，企圖找到他的地址。他和我父親合不來。父親認為他是個懶漢，不想和他有任何交往，所以沒人知道傑克叔叔住在哪個城市。我查詢了所有的電話簿。我想告訴他他兄弟死了。我要和他見見面。我惟一的那邊的親戚。所以即便他是個流浪漢，又怎樣？我想見見他的孩子，我的堂兄妹，如果有的話。我在西爾伯茲維格名下找。在西爾克名下找。在西爾伯名下找。也許在加利福尼亞他成了西爾伯。我不知道。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我一點頭緒也沒有。後來我不找了。當你沒有自己家庭的時候，你關心這些事。後來我有了你們，不再擔心有過一個叔叔和堂兄妹……每個孩子都聽過同樣的故事。惟一不滿意的是馬克。大孩子們沒問得那麼多，但雙胞胎窮追不捨。「過去有過雙胞胎嗎？」我的理解——我相信他們是這麼對我說的——曾經有過一個曾祖父，或曾曾祖父，是個雙胞胎。這也是他告訴艾麗斯的故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艾麗斯編造的。這是他們在薩利文街第一次會面時他講給她聽的故事，是他始終堅持的故事，原版定型新聞稿。惟一不滿足的是馬克。「我們的曾祖父母是從哪兒來的？」俄國。「哪座城市？」我問過我父母，但他們似乎不能確定。有時一個地方，有時另一個地方。整整一代的猶太人都像這樣。他們從來都不真正瞭解。老人不多談，美國孩子在這種事情上沒有多少好奇心，他們非常興奮，成了美國人，這樣，在我家裡，就像在許多人家裡一樣，普遍存在著地理健忘症。當我問他們時，科爾曼對孩子們說，只得到「俄國」這個回答。但馬基說：「俄國大得很，爸。俄國什麼地方？」馬基不願意安靜。為什麼？為什麼？沒有回答。馬基要獲得關於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從哪來的知識——他父親永遠也不可能傳授給他的一切。那就是為什麼他加入了正統猶太教？那就是為什麼他撰寫聖經題材的抗議詩歌？那就是為什麼馬基那麼恨他？不可能。有吉特爾曼夫婦。吉特爾曼祖父母。吉特爾曼姑媽叔叔。澤西到處都有小吉特爾曼表兄弟表姐妹。還不夠？他需要多少親戚？必須還有西爾克和西爾伯茲維格？那不成其為怨恨的理由——不可能！然而科爾曼禁不住懷疑，縱然顯得有些沒道理，馬基生悶氣是否跟他自己的秘密有關係。只要馬基跟他不和，他就不能不懷疑，而且這懷疑從來也沒有像在傑夫結束通話電話後那樣使他感到錐心的痛苦。孩子們在自己的基因裡帶著他的起源，而且將把這些起源傳給他們自己的後代，倘若連他們都能如此輕而易舉地懷疑他對福妮雅犯下了最為殘酷的罪行，那麼還能用什麼別的做解釋呢？因為他永遠不能把家史告訴他們？因為他有告訴他們的義務？因為不對他們傳授這個知識是錯誤的？沒道理！報應不是在毫無知覺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存在這樣的一報還一報。絕不可能有。但，在打過電話後——在離開學生會大樓，離開校園，眼裡噙著淚水，駕車返回山裡時——這正是他心裡的感受。
他駕車回家的一路上回憶著他幾乎要告訴艾麗斯的那個瞬間。那是在雙胞胎出生以後。家庭現在完整無缺了。他們成功了——他終於做到了。他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沒有任何他秘密的標記，似乎他從此擺脫了他的秘密。從中解脫出來的狂喜幾乎將他帶到和盤托出全部事實的邊緣。是的，他要將自己所擁有的最偉大的禮品奉獻給妻子：他要告訴他四個孩子的母親他們父親的真實身份。他要告訴艾麗斯真相。在她生下他們漂亮的雙胞胎之後，他是那樣地興奮和輕鬆，腳下的大地顯得那樣地堅實，他帶著傑夫和麥基到醫院去見他們的新弟妹，為他們的擔心，最可怕的擔心，從他的生活中一掃而光。
但他永遠也沒能將這份大禮獻給艾麗斯。他倖免於那麼做的麻煩——或者說他沒有為了卻心願而遭殃——都是因為降臨在她最親近友人頭上的一場災難。她在藝術家協會董事會里的閨蜜，一位漂亮、文雅的業餘水彩畫畫家，名叫克勞迪亞·邁克切斯尼。她的丈夫，縣裡最大建築公司的老闆，驚爆隱私：包二奶。八年來哈維·邁克切斯尼養著一個比克勞迪亞年輕好多的女人，那女人在塔科尼克附近椅子廠當會計，他和她生了兩個孩子，小的一個才四歲，大的六歲，住在緊靠馬薩諸塞州邊界的紐約州里，他每週過去看望兩次，他養著她，似乎很愛她，而邁克切斯尼在雅典娜的家室卻一無所知，直到接到一個匿名電話——一定是哈維建築業對手中的一個——向克勞迪亞及其三個十來歲的孩子揭露當哈維不上班時究竟在幹些什麼。克勞迪亞當晚就崩潰了，完全垮掉了，試圖割腕，幸虧艾麗斯從凌晨三點開始，在一位心理醫生朋友的幫助下，組織搶救，天亮前得以將克勞迪亞送進奧斯汀裡格，一家位於斯托克布里奇的心理治療醫院。艾麗斯，一面給兩個新生兒餵奶，一面看護另外兩個學前男孩，每天上醫院去，跟克勞迪亞聊天，穩定她的情緒，讓她寬心，把盆栽植物帶去讓她照管，拿藝術書籍讓她閱讀，甚至給克勞迪亞梳頭，編辮子，直到五個星期後——不僅由於心理治療，而且由於艾麗斯的投入——克勞迪亞回到家裡，開始採取必要的措施擺脫那個造成她一切苦難的男人。
只花了幾天的工夫，艾麗斯就為克勞迪亞打聽到了一位住在皮茨菲爾德的離婚律師的姓名，帶著所有西爾克的孩子，包括被綁在旅行轎車後座上的兩個嬰兒，開車送朋友前往律師事務所，以確保首先安排分居，並同時著手進行克勞迪亞和邁克切斯尼的離婚程式。當天回來的路上需要做許多鼓舞鬥志的工作，不過鼓舞鬥志是艾麗斯的特長，她決不允許克勞迪亞開始新生活的決心由於後怕而前功盡棄。
「對別人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艾麗斯說，「不在於那個女朋友。夠惡劣的，不過時有發生。不是那些小孩子，連那都不算——甚至那女人的小兒子、小女兒都不算，雖然任何做妻子發現了都會感到痛苦和殘忍。不，是那個秘密——那是傷天害理的事，科爾曼。所以克勞迪亞不想活下去。‘親密無間到哪裡去了？’那才是每次讓她一想到就痛哭流涕的原因。‘親密無間到哪裡去了，’她說，‘什麼時候有了這麼一個秘密？’他能把這瞞著她，他要對她一直瞞下去——那才是為什麼克勞迪亞感到無助，那才是為什麼她仍然想一死了之。她對我說：‘就像發現了一具屍體。三具屍體。三具藏在我們地板底下的人的屍體。’」「是的，」科爾曼說，「就像出自希臘神話。出自《酒神的女祭司》。」「更糟，」艾麗斯說，「因為不是出自《酒神的女祭司》，而是出自克勞迪亞的生活。」
經過幾乎一年時間的門診治療，克勞迪亞和她的丈夫重修舊好，他搬回雅典娜的家裡，邁克切斯尼一家又恢復了和美的生活——當哈維同意放棄另一個女人，但不包括他的那兩個孩子，對那兩個孩子，他發誓會始終做個負責任的父親時——克勞迪亞似乎對保持與艾麗斯的友誼並不像後者那麼積極。在克勞迪亞從藝術家協會引退以後，這兩個女人就不再在社交場合或任何該組織的聚會上碰頭，而艾麗斯通常是那些聚會的主腦。
科爾曼也就沒有跨越雷池——雙胞胎出生時他的喜悅曾指令他前進——去告訴他妻子他的驚世駭俗的秘密。如此避免了，他想，他所能做出的最幼稚的濫情噱頭。突然開始用傻瓜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突然把每件事和每個人都往最好的方面想，完全拋棄對別人的懷疑、自我謹慎、自我懷疑，以為自己的一切困難都迎刃而解了，一切的困擾都不復存在了，不僅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而且忘記了自己是如何到達的，拱手交出勤勉、紀律、寸土必爭的韌勁……就好像每個人的單打獨鬥都可以放棄了，就好像一個人可以隨手撿回和扔掉自我，獨具個性的、不可改變的——從一開始戰鬥就是為了它而進行的——自我。他連最後一個孩子生下來都是雪白的，這差點兒使他把自身最強大、最智慧的東西掏出來撕得粉碎。他得以倖免，多虧那句老話：「一動不如一靜。」
但先前，早在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他就幾乎做出同樣愚蠢、同樣濫情的事。當時他是一名年輕的來自艾德菲的古典文學教授，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參加為時三天的關於《伊利亞特》的研討會；他遞交了一篇論文，建立了一些聯絡，甚至還收到一位頗具名望的古典學者私下的邀約，鼓勵他申報普林斯頓的一個空缺。於是，在回家的路上，以為自己已登凌絕頂，在澤西收費站不是向北行駛，去長島，而幾乎要向南轉，取道塞勒姆和坎伯蘭兩縣的小路，往高德鎮去，到他小時候他們經常舉行家族年度野餐的地方，他母親的老家去。是的，再說那時，他已當上了父親，他準備讓自己享受一下輕鬆的快感，那種凡是停止思考時人人都會追尋的頗有意思的感覺。但有了一個兒子並不能因此而要求他南下到高德鎮去，同樣，在這次旅途中，也不能因為有了一個兒子就要求他在到達北面的澤西時取道紐瓦克出口，駛往東奧蘭治。還有另一個衝動必須剋制：想見母親的衝動，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帶孩子去看她。這個讓母親見到他本人的衝動，在拋棄她兩年之後，不顧瓦特的警告。不。絕對不行。於是，他繼續往前駛去，直接回家，回到他白人妻子和白人孩子的身邊。
現在大約四十年以後，他從學院駕車回家的一路上，內心充滿反責，回想起他生活中某些最好的時刻——他孩子的出世，興高采烈，一派純真的興奮，他決心的狂野動搖，幾乎摧毀他決心的巨大寬慰——他也回想起他生活中最壞的夜晚，回想起他海軍的差事和他被攆出諾福克妓院的夜晚，那座名叫奧利斯的著名白人妓院。「你是個漆黑的黑鬼，是吧，小子？」幾秒鐘後保鏢就已經將他扔出開著的大門，甩過人行道邊的臺階，丟在了馬路當中。他應當找的地方叫露露，在那頭的瓦維克大道——露露，他們在他身後大聲叫著說，才是他黑屁股的歸屬。他的前額撞在了路面上，但他還是奮力爬起來，朝前跑，直到看見一條小衚衕，才鑽進去躲避大街和海岸巡邏隊——星期六到處都是揮舞著警棍的海岸巡邏隊員。最後他狼狽不堪地在惟一他敢進入的酒吧廁所裡停了下來——一個有色人的酒吧，離漢普頓路和紐波特的紐斯渡口（有渡船載水手到露露去）只有幾百英尺，離奧利斯約十個街區。自他是個東奧蘭治學童以來，這是他去的第一個有色人酒吧，那時候他和一個朋友常到紐瓦克邊界線上的比利夕照俱樂部門外參與橄欖球賭博。在中學的頭兩年裡，除了秘密地練習拳擊，他整個秋天都圍著比利夕照進進出出。也就是在那兒，他積累了酒吧知識，日後他聲稱那些知識是他——作為一名東奧蘭治的白人孩子——從他猶太老爸開設的小酒館裡學來的。
他回想著他怎樣拼命設法止住他臉上傷口的血，他怎樣徒勞地擦拭他的白上衣，而血又怎樣不住地往下滴，濺得滿地都是血跡。蹲坑糊滿了糞便，潮溼的木板地上覆蓋著尿液，水槽——如果那是個水槽的話——一個盛滿痰液和嘔吐物的槽，以致他由於肘部的疼痛開始嘔吐時，寧可往牆上吐，也不願將自己的臉朝著那些汙穢低下去。
那是個可怕、嘈雜的低階酒吧，最壞的，他從沒見過的，他所能想像的最令人作嘔的酒吧，但他必須有個藏身之處，所以，他找到一條離那些雲集在酒吧裡的人渣最遠的板凳，內心充滿恐懼地強迫自己吮吸一杯啤酒，以穩定情緒和減輕疼痛，努力避免引起注意。其實在他買了啤酒，消失在牆角空桌子後面以後，酒吧裡就再沒人朝他的方向看了：正如在白人的低階妓院裡一樣，沒有人懷疑他的身份。
面對第二杯啤酒，他依然明白他待在了一個他不該待的地方，但倘若海岸巡邏隊遇見他躺在街上，倘若他們發現他被攆出奧利斯的原因，他就全完了：軍事法庭，判決，長期苦役，最後羞辱性的退役——一切都是因為他對海軍謊報了自己的種族，一切都是因為他愚蠢地踏進了一道門，門裡僅有的那些純血統黑人不是在洗髒衣服，就是在擦拭汙水。
這就結了。他將服完他的軍役，作為白人度過他的時日，只能這麼結了。因為我不能把軍服脫掉，他想——我根本就不想脫掉。他從來沒經歷過真正的羞辱。他從來沒嘗過躲避警察的滋味。從沒有因為捱打流過血——在所有那些業餘拳擊比賽裡他從沒流過一滴血，也沒受過傷，或在任何方面受到過損害。但現在他的白上衣跟外科繃帶一樣紅，褲子浸透凝結的血液，雙膝落在陰溝裡，褲子撕裂了，骯髒得發黑。手腕受了傷，也許都骨折了，自從他用手撐地減輕落地的分量起，他就再也不能轉動它，不能碰它。他喝完啤酒，又要了一杯，企圖麻木疼痛。
這就是沒有履行他父親理想的結果，將他父親的命令拋到九霄雲外的結果，一股腦兒背叛他死去的父親的結果。如果他像父親那麼做，像瓦特那麼做，一切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他先是違反法律，靠說謊進了海軍，現在又出來找個白種女人操，他陷進了不可能更壞的災難。「讓我熬到退役。讓我退出。以後我再也不說謊了。就讓我服完兵役，沒別的要求！」這是他第一次在他父親死在餐車後對父親說話。
如果他繼續這麼幹，他的生活將毫無意義。科爾曼怎麼會知道這些？因為他父親正在回答他——過去權威性的說教再次從他父親的胸腔裡隆隆發出，迴盪著一個正直人格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如果科爾曼繼續這樣下去，他將遭人割喉管，葬身陰溝。看看他此刻待在什麼地方。看看他跑進什麼地方藏身。怎麼會的呢？為了什麼呢？因為他的信條，因為他目空一切的、傲慢的「我不是你們中的一分子，我不能容忍你們，我不屬於你們黑人的我們」的信條。反對他們的我們的偉大英勇的鬥爭——瞧他現在的德性！為爭取寶貴的個性而進行的激烈抗爭，他為反對黑人命運所進行的單槍匹馬的反抗——瞧，這個蔑視一切的偉人落到了什麼地步！這就是你，科爾曼，來尋找生活深層意義的地方？一個充滿愛的世界，那是你原來擁有的，可是你卻為了這個而拋棄了那個！你悲劇性、魯莽的行為！而且不僅對你自己——對我們大家。對歐內斯廷。對瓦特。對母親。對我。對在墳墓中的我。對在墳墓中的我父親。你還在計劃什麼輝煌的壯舉，科爾曼·勃魯託斯？你打算下一步引入歧途並出賣的是誰？
但，他仍然不敢離開酒吧到大街上去，因為他害怕海岸巡邏隊，害怕軍事法庭，害怕艦上的禁閉室，害怕將永遠追隨他的不名譽的退役。他內心翻江倒海，以致手足無措，只能不停地喝酒，直到，當然，一名妓女來和他在板凳上做伴。那位妓女，毫不隱諱的，是他的同類。
當海岸巡邏隊在早晨發現他的時候，他們把血淋淋的傷口、骨折的腕部和一身骯髒、揉皺的制服全都歸咎於他在黑人城過夜的緣故，又是一個醉心於黑婊子的白人風流傢伙——一夜間在驚嚇中被折騰得死去活來（順便加上個恰當的文身）——之後被扔在渡船船塢後的那個遍地玻璃碴的地方，等著拾荒者去挑揀。
「美國海軍」，文身只說了這些，高度僅有四分之一英寸的幾個字，用藍色顏料刺在一個藍色鐵錨的兩個藍色臂膀之間，鐵錨本身有兩三英寸長。就軍人的文身而言，是個非常簡樸的圖案，而且謹慎地、恰恰安置在右胳膊肩關節下，無疑是個相當容易隱藏的文身。但當他回想他如何將它刺上去時，它不僅成為一個喚起他生命中最糟糕夜晚狂亂情景的標記，而且成為一個喚起潛伏在狂亂背後之一切的標記——它是他全部的歷史，他的英雄主義與羞恥不可分割性的縮影。鑲嵌在那個文身裡的正是他的一個真實、完整的自我形象。其中可見無法磨滅的身世，如同根深蒂固事物的原型，因為文身恰恰象徵著永遠無可變更的一切。其中也包含著巨大的業績。包含著外部勢力。不可預知未來的整個連結，一切暴露的危險，以及一切隱藏的危險——甚至生命的荒謬性都隱含在那個小小的、傻乎乎的藍色文身之中。
他和德芬妮·魯斯的麻煩是在他返回課堂的第一學期開始的，當時他的一名學生，碰巧是身為系主任的魯斯教授的得意門生，找到她那裡去投訴科爾曼希臘悲劇課上的有關歐里庇得斯戲劇的事。一部是《希波呂託斯》，另一部是《阿爾克提斯》，這位學生，埃琳娜·米特尼克，發現這兩部戲劇有損「女性的尊嚴」。
「那麼我要怎樣做才能讓米特尼克小姐感到滿意呢？從我的閱讀名單中刪除歐里庇得斯？」
「根本不需要。十分清楚，一切有賴於你怎樣教授歐里庇得斯。」
「那麼近來，」他說，「什麼是指定的教授方法呢？」就在他說話的時候他已經在想，這並非是一個他既有耐心，又有涵養來進行的辯論。再說，放棄辯論更容易挫敗德芬妮·魯斯。雖然她自以為學識出眾，卻只有二十九歲，實際上毫無社會經驗，新上任，而且對學院乃至對這個國家而言，都是個新人。他從他們以往的交道中懂得了，對於她裝出不僅是他的上司，而且是個目空一切的上司的企圖——「十分清楚一切有賴於」，等等，等等——最有效的壓制手段便是根本不理會她的判斷。除了她不能容忍他的其他理由之外，她還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使得她雅典娜其他同仁讚歎不已的學術證書至今尚未使這位前院長為之傾倒。然而無論如何，她卻難以逃脫對此人的恐懼，此人五年前非常勉強地錄用了她，當時她剛走出耶魯研究生院的大門。而他以後從未否認過他的懊惱，特別是當他系裡那些心理上的笨蛋竟然決定由一個思維如此紊亂的年輕女人充當他們的主任時。
直到今天，她繼續對科爾曼·西爾克的存在感到心神不定，以致她一心想要他對她感到坐立不安。他身上的某種東西使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一個早慧的孩子怕被別人看穿的恐懼；同時也使她重新產生早慧的孩子怕別人對自己看得不夠的恐懼。惟恐被人戳穿，又渴望被人注視——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身上的某種東西甚至讓她事後對自己的英語都頗感懷疑，而在別的時候她卻是完全有左右逢源的自信心的。每當他們面對面時，總有某種東西使她覺得他只想把她的雙手綁到她身子後面去。
這個某種東西究竟是什麼？是他在她第一次進入他辦公室接受面試時打量她的色情的目光，是他打量她的非色情的目光？要判斷他如何判斷她是不可能的，而那還是在一個她知道她最大限度地排程了她全部威力的早晨。她想顯出驚人的美貌，她做到了；她想要非常流利，她做到了；她想以學者口氣說話，她成功了，她肯定。然而他朝她看著，彷彿她是個小女生，微不足道先生和太太的小不點孩子。
回想起來，也許是因為那條蘇格蘭格子百褶短裙——類似蘇格蘭短裙的迷你裙可能讓他想起女生制服，特別是當穿裙子的人是個苗條、瘦小、黑頭髮的青年女子，有著一張只看見兩隻大眼睛的小臉，體重，連同衣服和別的一切，總共才一百磅。她的打算，穿著迷你裙，黑色開司米高領套頭衫，黑色連褲襪和黑色高統靴，既非用她的穿著使自己非女性化（她到目前為止在美國見到的大學女性似乎無一不在費盡心思這麼做），也不是做出一種試探他的姿態。雖然據說他已有六十四五歲，可是他並不比她五十歲的父親見老；實際上他很像他父親公司裡的一位年輕合夥人，父親工程師同事中的一個，那人自她十二歲起就一直偷看她。坐在院長對面時，她兩腿交叉，短裙前片分開了，她等了一兩分鐘才將裙片合攏——就像你合攏一個錢包似的不經意——只是因為，不論她看上去有多年輕，她並非心懷小女生的恐懼或小女生的拘謹，受制於小女生行為規範的小女生。她不希望給他造成這個印象，同樣也不希望留下相反的印象：讓裙片始終張開，以此誘使他想像她想要他在整個面試過程中凝視她套在黑色連褲襪裡的苗條大腿。她在選擇服裝和如何舉手投足方面，絞盡腦汁，為了打動他，讓他看到由於自身所有的魅力交相輝映，才會在二十四歲上這般丰姿秀逸。
甚至她佩戴的一件珠飾，那天早晨她才戴到左手中指上的大戒指，她身上惟一的裝飾品，也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為了襯托出她是個什麼樣的知識精英：誠然，她公開地、不加防範地、以她毫不矯飾的品味和鑑賞力享受著生活美的表象，卻又將自己納入為學術事業奉獻終身的軌道。那戒指，一枚十八世紀羅馬圖章戒指的仿製品，原來是某位男士佩戴的男式指環。在水平鑲嵌的橢圓瑪瑙上——正是這賦予戒指厚重的陽剛之氣——雕刻著達娜厄接受化身為金雨的宙斯。四年前，在巴黎，當德芬妮二十歲時，教授將自己的這枚戒指饋贈給她，作為定情物——惟一的，她無法抗拒的教授，和那教授她有過一段熱戀。湊巧，他也是名古典文學學者。他們第一次相遇，在他的辦公室裡，他顯得那麼高高在上，那麼苛嚴，她感到自己由於恐懼而全身麻木，直到她發現他是在違反本性地勾引她。這是不是眼前這個西爾克院長正在乾的事？
不論這戒指大得多麼顯眼，院長並沒有要求看一看瑪瑙上鐫刻著的金雨，這，她想也無妨。雖然她如何得到這枚戒指的故事至少驗證了她既大膽又老成，但他可能會認為戒指是輕浮放縱的結果，一個她缺乏成熟慎思的標誌。除了這個離題的希望，她斷定他從他們握手的那一刻起就順著那些思路在考量著她——她猜對了。科爾曼對她的印象是她太年輕，不能勝任這項工作，充斥著太多又尚未解決的矛盾，有些過於自負，同時又像個孩子似的玩弄著自高自大，一個不完全具有自控力的孩子，對不贊同的語氣反應靈敏，具有相當的感到遭受了委屈的才能，既由自我懷疑又由自信心拉動著，既作為孩子又作為女人，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吸引一個又一個崇拜者，征服一個又一個領域。一個對她的年齡來說非常聰明的人，甚至過於聰明，但在感情方面卻是不及格的，並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嚴重地發育不良。
從她的履歷以及一份十五頁長、補充性質的自傳性文章——詳細描述了一個自六歲開始的知識探索歷程——他獲得了一個很清晰的畫面。她的學術證書的確非常優秀，但她的一切（包括證書）都使他感到對於像雅典娜這麼一個小地方而言，特別不對勁。優越的隆榭街第十六區童年。魯斯先生，工程師，四十名僱員的公司老闆；魯斯太太（孃家姓德·瓦林古爾），與生俱來的古老的貴族姓氏，外省貴族世家，妻子，三個孩子的母親，中古法國文學學者，撥絃古鋼琴大師，撥絃古鋼琴文獻學家，教皇曆史學家，「等等」。一個多麼意味深長的「等等」！第二個孩子，獨生女，德芬妮畢業於國立詹森·德薩伊中學，在學校裡她學習哲學和文學、英語和德語、拉丁語、法國文學：「以非常嚴謹的態度閱讀了全部法國文學作品。」在國立詹森之後，是國立亨利四世：「……竭盡全力，深入地研究法國文學和哲學、英國語言文學史。」二十歲，在國立亨利四世之後，是巴黎豐特奈高等師範學院：「……從法國知識精英中……每年只招收三十名。」論文：《喬治·巴塔耶作品中的自我否定》。巴塔耶？並非另外一個而已。每一個酷斃了的耶魯研究生都不是在寫馬拉美便是在寫巴塔耶。要理解她想要他理解什麼並不難，特別是因為科爾曼作為一個有家室的年輕教授曾經由福布萊特基金贊助在巴黎進修一年，對於那些由高貴的公學培養的雄心勃勃的法國孩子有所瞭解。接受過極端充分的預備教育，與知識界上層有廣泛的聯絡，非常聰明，卻不成熟的年輕人，被賦予最勢利的法國教育，蓄志接受一輩子的羨慕，他們每個星期六的夜晚都聚集在聖雅克路上廉價的越南餐館裡，談論偉大的事物，從不提及瑣碎小事或閒聊——只談理想、政治、哲學。甚至在他們的閒暇時間裡，當他們完全獨處時，想的也只是黑格爾在二十世紀法國知識生活中所處的地位。知識分子不應當輕浮。生活只是為了思索。不論經過洗腦成為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成為激進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先天性地對一切美國的事物感到驚恐。從這麼一堆只多不少的東西中，她來到耶魯：申請獲准教授本科生法國文學，並被吸納為博士生，正如她自己在自傳性文章中所強調的，她是全法國申報者中惟一被接受的兩名申報者之一。「我來到耶魯時是個笛卡爾信徒，而耶魯的一切則更為多元化，各種聲音都有。」她對本科生頗感新奇。他們的知識層面在哪裡？對他們玩遊戲感到震驚。他們混亂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思考——及生活方式！他們甚至從未看過一部黑澤明的影片——他們的見識可沒那麼廣。她在他們那個年齡早看過了所有的黑澤明，所有的塔科夫斯基，所有的費里尼，所有的安東尼奧尼，所有的法斯賓德，所有的維爾特米勒，所有的薩提亞吉特·雷伊，所有的雷內·克萊爾，所有的文·溫德斯，所有的特呂弗、戈達爾、夏布洛爾、雷奈、羅默、雷諾阿，而這些孩子只看過《星球大戰》。在耶魯她繼續認真履行她的求知使命，選修最新潮的教授的課程。然而感到有點迷茫。混亂。特別不理解其他的研究生。她習慣跟使用相同的知識語彙的人交往，而這些美國人……並非每個人都發現她有趣。本來期待到美國來，會讓每個人都說：「哦，上帝啊，她是個高等師範生。」但在美國沒有人欣賞她在法國所走的那條非常特殊的道路及其崇高的聲望。她並沒有得到她所受的訓練期待她將得到的那種賞識，把她看做法國知識精英中嶄露頭角的新星。她甚至沒得到她接受的訓練期待她將得到的那種怨恨。找了個指導教師，寫了論文。答辯。被授予學位。非常快地就獲得了學位，因為她在法國就已經下過苦功。接受了那麼多的學校教育，下過那麼多功夫，現在就等著到大學校裡任職了——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康奈爾、芝加哥——當她一無所獲時，她變得垂頭喪氣。雅典娜學院的一個客座席位？雅典娜學院在哪兒，是個什麼地方？她不屑一顧。直到她的指導教師說：「德芬妮，在這個市場上，你偉大的工作可以從另一個工作開始。雅典娜學院的客座副教授？你可能沒聽說過，但我們聽說過。無可挑剔的正派學院。作為第一份工作也是非常像樣的。」她的外國研究生同學告訴她，到雅典娜學院是大材小用，太跌身份，但她的為了一個在連鎖便利店鍋爐房裡教書的職位都會大動干戈的美國研究生同學卻認為她的高傲是典型的德芬妮牌的。非常勉強地，她提出了申請——結果便是穿著迷你裙和長筒靴，和西爾克院長隔著桌子相對而坐。為了得到第二個工作，高檔的工作，她首先需要這個雅典娜工作，但幾乎整整一小時西爾克院長聽她說的盡是和雅典娜工作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敘述結構和短暫性。藝術作品的內部矛盾。盧梭隱藏自身但他的修辭卻將他暴露了。（有點像她自己，院長想，在那篇自傳性文章裡。）評論家的語氣和希羅多德的一樣嚴正。敘述學。時空宇宙。氛圍現實性和模仿的區別。相等經驗。文本的預期質量。科爾曼不用問這些都是什麼意思。他知道所有耶魯詞彙以及所有高等師範詞彙之所指，在希臘語中都有它們的原義。可是她知道嗎？他幹這一行都有三十多年了，卻還沒有時間過問這號東西。他想：為什麼有人如此美麗，卻要將她經歷中的人性方面藏匿在這些詞彙後面呢？也許恰恰因為她如此美麗。他想：如此仔細地自我品定，又如此徹底地自我欺騙。
當然她有證書。但對於科爾曼來說她正是那種有威望的學術騙子，只會讓雅典娜學生徒徒浪費腦力，可是她的魅力對於教師中的二流員工將會是不可阻擋的。
當時他想錄用她以示開明。但更有可能的是因為她那麼迷人。那麼可愛。那麼具有誘惑力。而且因為顯得是個女兒家，越發不可抗拒。
德芬妮誤讀了他的凝視，略帶戲劇性地以為——這種衝動是有損她靈秀的障礙之一，不僅匆匆跳至戲劇性結論，而且性感地屈從於戲劇性魔力——他想要做的是將她的雙手反綁到她身子背後：他所要做的，出自一切可能的原因，是不讓她四下走動。所以他才錄用了她。於是他們真的開始不再交往。
現在輪到她把他傳喚到她的辦公室來進行面談了。到一九九五年，科爾曼走下院長寶座，返回講壇的那一年，嬌小漂亮的德芬妮·魯斯全方位的風度，隱秘性慾的妖冶暗示，連同她師範大學圓滑世故的殷勤（科爾曼稱之為「她永恆的自我膨脹」），在他看來似乎已經贏得了幾乎每位可追到手的傻瓜教授的歡心，並且，在尚未越出二十歲範疇的年齡段——但可能正覬覦著曾屬於科爾曼的院長席位——她已經成功地升任為這個小系的系主任，這個系連同其他的語言系科，十幾年前吸納了科爾曼一開始在裡面當講師的古典文學系。這個新的語言文學系裡，共有十一名教職員：一名俄文教授，一名義大利文教授，一名西班牙文教授，一名德文教授，德芬妮教法文，科爾曼·西爾克教古典文學，另有五名超負荷工作的助手、羽翼未豐的講師和幾名當地的外國人教授基礎課程。
「米特尼克小姐對這兩篇戲劇的誤讀，」他對她說，「源於根深蒂固的狹隘、偏執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糾正。」
「那麼你不否認她說的話了——你不想幫助她。」
「一個說我應該使用‘派生語言’跟她講話的學生，非我的援助所能及。」
「那麼，」德芬妮輕聲說，「這就是問題之所在，是嗎？」
他笑起來——既是自發的，又是有目的的。「是嗎？我說的英語對一個諸如米特尼克小姐那樣文雅的思想而言，不夠精緻細膩吧？」
「科爾曼，你離開課堂已有很長時間了。」
「而你還從沒離開過哩。我親愛的，」他說，故意的，而且面帶一個故意惱人的微笑，「我一輩子都在閱讀思考這幾部戲劇。」
「但從沒有出自埃琳娜的女性主義角度。」
「甚至都不曾出自摩西的猶太教視角。更不曾出自時髦的尼采關於視角的視角。」
「科爾曼·西爾克，在這星球上，僅有他一人認為除了純客觀文學視角，便沒有任何其他的視角。」
「幾乎沒有例外，我親愛的。」——再一次？為什麼不？——「我們的學生無知透頂。他們所受的教育差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的生活在知識層面上是貧瘠的。他們一無所知地來，大多數也將一無所知地走。他們根本就不懂，當他們走進我的課堂時，如何閱讀古典戲劇。在雅典娜教書，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教授美國曆史上最愚笨的一代人，就跟你走在曼哈頓百老匯時自言自語一模一樣，除了那十八個人是在街上聽見你自說自話，而他們是在教室裡。他們，別無二致，一無所知。在和這種學生——米特尼克小姐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罷了——打了幾乎四十年的交道之後，我可以告訴你，使用女性主義視角閱讀歐里庇得斯是他們根本就不需要的。向最為天真的讀者提供一個女性主義視角詮釋歐里庇得斯是你所能設想的最好的封閉他們思維的方法之一，使得他們的思維甚至都來不及有任何機會摧毀他們之中任何一個沒有頭腦的‘同道’。我很難相信，一個有著像你那樣的法國學術背景的知識女性竟然會相信的確存在詮釋歐里庇得斯的女性主義視角，而不當它只是個愚蠢的玩意兒。你是當真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裡就對它心領神會了，還是僅僅是一種以眼下對自己女性主義同事的恐懼為出發點的老式的名利思想？因為倘若僅僅是名利思想作祟，我沒有意見。那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但如果是在知識層面上贊成這種白痴的論調，那我就大惑不解了，因為你並非白痴。因為你心裡很明白。因為在法國萬萬不會有哪個師範學院的畢業生會把這種東西當真的。他們會嗎？讀了兩部諸如《希波呂託斯》和《阿爾克提斯》的戲劇後，又就每一部聽了一個星期的課堂討論，然後無論對哪一部都無話可說，除了說它們‘貶低婦女’，這不是‘視角’，基督啊——這是漱口水。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
「埃琳娜是個學生。她二十歲。她正在學習。」
「以感情用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學生對你絕對不合適，我親愛的。嚴肅對待他們。埃琳娜並不在學習。她只是在鸚鵡學舌而已。為什麼她直接跑來找你，正因為你恰恰是她學舌的榜樣。」
「不對，不過如果你喜歡在文化層面上對我做那樣的界定，同樣無所謂，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你感到將我放置在那種痴呆的框子裡會使你安全地獲得優越感的話，那麼悉聽尊便，我親愛的，」她此刻喜滋滋地面帶自己的微笑說，「你對待埃琳娜的態度使她很反感。所以她跑來找我。你把她嚇壞了。她很生氣。」
「好吧，我在面對我竟然會聘任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的後果時，往往彰顯令人生厭的個人風格。」
「同樣，」她說，「我們有些學生在面對僵化的教學法時也往往彰顯令人生厭的個人風格。如果你堅持用你習以為常的乏味的方式教授文學，如果你堅持使用你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採用的所謂人文主義觀點探討希臘悲劇，諸如此類的矛盾必將層出不窮。」
「很好，」他說，「讓它們來好了。」隨即走出房間。於是就在那個學期，當翠西·卡明斯跑到魯斯教授面前，兩眼含著淚花，哽咽著說不出話來，十分沮喪地聽說西爾克教授，揹著她，對她的同學使用了一個惡毒的帶有種族歧視的形容詞刻畫她時，德芬妮貿然確定，將科爾曼請到她辦公室對這項指控進行討論只會浪費時間。既然她肯定他的舉止不會比前次一個女生投訴時更為謙和——而且從以往的經驗中她可以推斷，她要是傳喚他，他會再次以恩賜的態度居高臨下地對待她：又有一個女性新貴膽敢調查他的行為，又來了一名女暴發戶，要是他屈尊俯就對她們說話，他就非得將她所關心的問題貶得一文不值——她將這件事上交給了接替他的平易近人的院長。自那以後，她得以騰出更多的時間幫助翠西，穩定她的情緒，安慰她，幾乎照顧起這個姑娘來，一個無父無母的黑孩子，受到那麼嚴重的打擊，以致在事件發生後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她還得設法防止她收拾起行李不告而別——無路可逃——德芬妮獲准將她從宿舍裡搬出來，住進她自己公寓住宅的一個空房間，並且認領她，臨時地，作為某種被監護人。雖然在學年結束時，科爾曼·西爾克，以自動退出教學崗位的方式，在實質上承認了他在幽靈事件中的惡行，但對翠西造成的傷害對於一個一開始就如此缺乏自信的人來說是無法彌補的：由於調查，她沒辦法專心於學業，同時因為害怕西爾克教授以偏見影響其他教師跟她作對，她所有的課程無一及格。翠西打點行囊，不僅離開了學院，而且乾脆從鎮上出走——離開雅典娜，德芬妮本希望在雅典娜為她找份工作，給她輔導，監護她，直到她能夠返回學校。一天翠西搭乘公交車去了俄克拉何馬，去投奔她住在塔爾薩的同母異父姐姐，可是德芬妮用這個塔爾薩的地址卻再也沒找到過這個姑娘。
不久德芬妮便聽到關於科爾曼·西爾克和福妮雅·法利的關係，對此他正想方設法加以隱瞞。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人退休兩年，七十一歲，卻還幹這種勾當。再沒有膽敢質問他偏見的女學生供他恐嚇，再沒有需要呵護的黑人女生讓他嘲笑，再沒有像她這樣威脅他權威的青年女教授給他當面吹鬍子瞪眼的侮辱，他便設法從學院最底層撈上一個可征服的物件，此人是孤苦無告女性的典型：一個不折不扣的遍體鱗傷的妻子。當德芬妮到人事處去設法瞭解福妮雅的背景時，當她讀到有關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幼兒可怕的死亡情況時——孩子死於一場神秘的，有人懷疑，由前夫所縱的大火中——當她讀到由於沒有文化而限制了福妮雅只能從事物業部門的純體力活時，她明白了科爾曼·西爾克想方設法挖掘到的不亞於出自厭女癖的心願：在福妮雅身上，他發現了甚至比埃琳娜或翠西更為無助的女性，可以進行壓榨的完美女人。不論在雅典娜曾經有誰膽敢頂撞過他荒謬的權威感，現在他都要叫福妮雅·法利做出回答。
而且還沒有人阻止他，德芬妮想。沒有人攔阻他。
他心裡明白他已不在學院的管轄許可權以內，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對她施行報復——對她，是的，對她，為了她曾採取的一切阻止他對他的女學生進行心理恐嚇的措施，對她，為了她所自願扮演的、剝奪他一切權威、將他攆出課堂的角色——她不能忍氣吞聲。他用福妮雅·法利作為她的替身。他正通過福妮雅·法利對她進行反擊。除了我的面孔、姓名和身段，她還能讓你想起誰的——是我在鏡子裡的形象，她能對你暗示的非我莫屬。以引誘一個，跟我一樣，受僱於雅典娜學院的女性，跟我一樣，不到你一半的年齡——然而又是一名在方方面面都是我反面的女人——你精明地偽裝了，同時又悍然地暴露了你一心一意想要毀滅的人是誰。你並非如此迂拙，不懂得玩這一手，此刻，你正高高在上、殘忍地偷著樂哩。但我也並非如此痴呆，認不出你伸出手來要逮的，正是以模擬相出現的我。
理解來到得如此之快，出現在自發性爆炸的句子裡，以致就在她在信的第二頁底部簽名，並在信封上寫上由他到郵局取件的字樣時，她還禁不住氣得七竅生煙，想著天下竟有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把那個地位低下、喪失了一切的女人變成一件玩偶，隨心所欲地將諸如福妮雅·法利那樣受苦受難的人變成玩物，僅僅是為了在她身上發洩自己的私憤。怎麼會是他乾的？不，她已經寫下的任何一個音節都不會更改，不會費神用打字機打出來讓他看得省心些。絕不會讓她親手書寫的向前傾斜的字型所形象地傳遞的資訊失靈，絕不讓他低估她的決心：現在沒有任何東西對她來說比揭露科爾曼·西爾克，使他原形畢露，更為重要的了。
但二十分鐘以後，她將信撕得粉碎。幸好。幸好。當不加約束的理想主義席捲她整個身心時，她倒不是總把它當做美妙的狂想曲的。不錯，她必須譴責一個如此十惡不赦的食人肉者，但連翠西她都束手無策，還能想像去拯救一個像福妮雅·法利那樣墮落的女人嗎？誰能夠想像與這樣一個人開戰並壓倒他，這個人在他痛苦的晚年，不僅掙脫了任何機構的約束，以及——人文主義者他還是！——一切的人道關懷？對她而言，沒有任何幻想比自以為能夠和科爾曼·西爾克較量手腕更荒唐了。甚至一封如此清晰地表明是在白熱化的道德義憤中一揮而就的書信，一封毫不隱諱地告誡他，他的秘密已大白於天下，他已被揭露、曝光、追蹤的信件，落到他手裡，也會變著法子，弄出針對她的指控，倘若機緣湊合，還會徹頭徹尾地毀了她。
他殘忍，他是個狂想症患者，而且不論她願意與否，都有實際問題必須考慮。這些考量早幾年當她是個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師範生時也許並不會使她有所顧忌，必須承認，她那時制裁非正義的無能往往使她失之偏頗。但現在她是名大學教授，早早地就得到了終身教職，已經是自己系的主任，幾乎可以肯定未來某天將到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康奈爾、芝加哥工作，或甚而至於衣錦還鄉，返回耶魯。像這樣的一封信，有她的簽名，而且被科爾曼四下傳播，最後，無可避免地，必定會落入什麼人手中，出自嫉妒，出自氣憤，因為她太年輕或他媽的太成功，可能希望顛覆她……對，這封信非常大膽，充斥著她的滿腔憤怒，但會被他利用來貶低她，以此說明她不成熟，沒有資格凌駕於任何人之上。他有人脈，仍然有人和他交往——他辦得到的。他會那麼做，把她的意思大加曲解……
很快地，她把信撕得粉碎，在一張乾淨紙的中央，用一支她平時從不用來寫信的紅色圓珠筆，以沒人認得出是她筆跡的粗大的大寫字母寫道：
人人皆知
但就此打住。她在這裡擱筆。過了三個夜晚，關燈後不到幾分鐘，她從床上爬起來，恢復了理智，走到書桌邊，打算將開頭寫有「人人皆知」字樣的那張紙揉成一團，扔掉並永遠忘記，但卻不然，靠在桌邊，甚至都沒有坐下——惟恐一等坐下她會再次失去勇氣——就刷刷刷地添上十個單詞，這下足以讓他明瞭曝光只是早晚的事。信封上寫好了地址，貼好了郵票，沒有簽名的短箋封在了裡面，檯燈輕輕地咔噠一聲滅了，德芬妮，終於果斷地解決了她在這種處境裡力所能及的頭等大事，大大地舒了口氣，回到床上，懷著心滿意足的道德感，打算美美地進入夢鄉。
但她必須首先將那驅使她再次爬起來，撕開信封，重新讀一遍她寫的東西，看看她是否寫得太少或者語氣太弱，或者用詞過於簡約的種種思慮壓制下去。當然那並非她的修辭手法。不可能是。所以她才那麼寫——太露骨，太粗俗，太像口號而不可能追蹤到她頭上。但也許正因為如此，而被她自己誤判，並感到忐忑不安。她必須起床看看她有沒有忘記偽裝自己的筆跡——看看她有沒有在那一剎那間鬼迷心竅，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怒火中燒的瞬間，忘乎所以，簽下了自己的姓名。她必須檢查一下有沒有任何地方無意間洩漏了她的身份。而倘若洩露了？她應當簽名。她全部的生活便是一場決不屈服於科爾曼·西爾克們的戰鬥，那些傢伙利用手中的特權，蹂躪其他所有的人，以便為所欲為。對男人們講話。衝著男人們講話。即使對年紀大得多的男人也不例外。學會不要對他們裝出的權威派頭或道貌岸然的造作姿態感到恐懼。肯定她的智力的確是了不起的。敢於想像她與他們平起平坐。學會，當她提出一個論點卻不起作用時，克服投降的渴望，學會調遣起邏輯、信心以及酷的派頭，不斷地辯論，無論他們為了封住她的嘴巴而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學會採取第二步行動，持續努力，而不是崩潰。學會不退讓地論證她的觀點。她不需要遵從他，她不需要遵從任何人。他不再是當時聘任她的院長。也不是系主任。她才是。西爾克院長現在什麼都不是。她真應當拆開那信封，簽上自己的大名。他四大皆空。這有著四吠陀咒詞的一切安慰：四大皆空。
她接連幾個星期帶著裝有那密封信封的小手提包四下走動，思索著她的理由，不僅為了要不要寄出，而且為了是否要鬥著膽子簽下大名。他選中這個倒霉的女人，一個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女人。跟他較量連門檻都找不到的。在智力上壓根都不存在的。他選中一個從來沒有進行過自衛的女人，不可能進行自衛，在這個地球上可供利用的最弱小的女人，在各個方面都絕對比他低劣的——選中她，則是出於最明顯的對照動機：因為他認為所有的女人都等而下之，因為他懼怕任何有頭腦的女人。因為我敢於為自己講話，因為我不願意受支使，因為我很成功，因為我很漂亮，因為我獨立思考，因為我接受過一流教育，一等學位……
後來，她在一個星期六去了紐約，去看傑克遜·波洛克的展覽，在那兒，她從小手提包裡抽出信封，幾乎將這封十二個單詞的信，沒有簽名的，丟進港務局大樓裡面的一個郵筒，她從波南沙公交車下來第一眼就看見的郵筒。當她乘上地鐵時，信還在她手裡，但一等列車啟動，她就把信的事全忘記了，又將它插回小手提包裡，一心一意地享受著乘坐地鐵的快感。她依然保持著對紐約地鐵的驚羨與興奮。她在巴黎的地下鐵道里從沒留意過它，但紐約地鐵裡乘客的憂鬱和焦慮卻一再使她堅信她來到美國是正確的。紐約地鐵是她為什麼要來的象徵——她拒絕迴避現實。
波洛克展覽在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以至於她從一幅令人驚歎的繪畫走向另一幅時，體會到那種膨脹的、喧囂的、瘋狂慾望的感覺。一個女人的手機突然鈴響，而此時一幅標題為「1a號，一九四八」的繪畫的混亂正狂野地擠進那天早些時候——那年早些時候——原來只是她身體的空間。她一下子火冒三丈，轉過身來，大聲指責：「夫人，我真想掐死你！」
然後，她到四十二街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她每次在紐約都會這麼做。她參觀博物館，看畫廊，聽音樂，她去看電影，那些絕對不會進入偏僻的雅典娜惟一一座寒酸電影院的影片。最後，不論她到紐約來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辦，她都要花上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坐在圖書館主閱覽室裡，閱讀身邊所帶的隨便什麼書。
她閱讀。她四下張望。她留意觀察。她對那裡的男人幾乎沒一個動心。在巴黎，她在一個節日裡曾看過《馬拉松人》這部片子。（沒有人知道她在看電影時是個可怕的濫情者，經常掉眼淚。）在《馬拉松人》裡，那個人物，那個假學生，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外面徘徊，被達斯汀·霍夫曼帶走，所以她始終以那個浪漫的眼光思量紐約公共圖書館。至今都還沒有人從那裡將她帶走，除了一名醫科學生，那人太年輕，太生硬，立刻說了錯話。一開口他就針對她的口音說了些什麼，而且她沒法忍受他。一個根本沒有生活的男生。他讓她感覺自己像個老祖母似的。她不到他那個年齡就已經歷過那麼多次的愛情，那麼多的思考和再思考，那麼多層次的苦難——在二十歲上，比他小好幾歲，她就已經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親身遭遇了偉大的愛情。她到美國來，有一部分就是為了逃避她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為了從一部名為《等等》的長篇戲劇的小角色的扮演中退出，那部戲劇幾乎是她母親罪惡的成功的一生）。但此刻她在自己求偶的困境中卻感到異常的孤獨。
其他的男人有時企圖帶她走的時候說的話還算中聽，有時譏諷冷嘲或淘氣得討人喜歡，但——因為近看她比他們原來所想的還要美，而且，對於一個如此嬌小的姑娘來說，比他們所預計的略為過分高傲了些——他們害羞起來，退避三舍。那些對她頻送秋波的人又是她自發地不喜歡的人。而那些埋頭苦讀的人，那些迷人地心無旁騖、迷人地稱心如意的，卻……忘情於書海。她在尋找的是誰？她在尋找那個將認出她的人。她在尋找那位偉大的慧眼識珠者。
今天她讀的是一本法語書，一部由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撰寫的，研究憂鬱的十分精妙的論著。而在她對面的下一張桌子邊她看見一個男子讀的，無獨有偶，也是一本法語書，克里斯蒂娃的丈夫，菲利普·索萊爾斯的作品。索萊爾斯的頑主態度她已不再認真對待，儘管在她智力發展的早期曾經當過真；鬧著玩的法國作家，不像東歐的那些鬧著玩的作家諸如昆德拉，早已不再使她滿意……但這並不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問題所在。問題是這種巧合，一種幾乎是險惡的巧合。在她飢渴難耐、坐立不安，正閱讀著克里斯蒂娃的境況下，她放飛的思緒進入有關那個正在閱讀索萊爾斯的男子的千百種揣測之中，感到一觸即發的將不僅是一次約會，而且是一場戀愛。她知道這個黑頭髮的四十或四十二歲的男人恰恰具有她在雅典娜任何男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的沉穩莊重的氣質。她從他靜靜地坐著讀書的姿態裡所能夠猜測到的東西使她越來越充滿希望，某種事情即將發生。
事情果然發生了：一位姑娘過來找他，絕對是個女孩，比她還要年輕，他們倆便一前一後走了出去。於是她收拾起自己的東西，離開圖書館，在她看見的第一個郵筒前，從小手提包裡抽出信——她放在小手提包裡拎來拎去都有一個多月的那封信——一把塞了進去，胸中的怒火與她在波洛克畫展上對那女人說她要掐死她的時候頗為類似。好吧！滾吧！我完成了！妙！
足足過了五秒鐘，這錯誤的分量才使她覺得心頭髮慌，兩膝發軟。「哦，上帝啊！」即使她沒有在上面簽名，即使她使用的粗俗修辭並非是她自己的，信的源頭對一個諸如科爾曼·西爾克那樣把她當做眼中釘的人來說，是不會成為一個謎團的。
現在他絕不會放過她了。
指克林頓性醜聞女主角之一凱瑟琳·威莉（kathleenwilley）。
指弗農·喬丹（vernonjordan，1935—），美國民權運動的領袖人物，曾是克林頓執政期間的貼身顧問。
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中狡猾殘忍的人物，暗施毒計使奧賽羅出於嫉妒和猜疑將無辜的妻子殺死，被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反面人物典型。
麥克爾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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