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躲閃重拳

「人的命運/決定於萬能的神明,有誰能夠逃避?」也是《居里厄斯·愷撒》中的詩行,父親引用給他聽的,然而直到父親進了墳墓,科爾曼才願意洗耳恭聽——當耳邊迴響起這些詞句時,他立刻將它們的意義提升到新的高度。這是由萬能的神有意安排的!西爾基的自由。那個原始的我。充當西爾基·西爾克的一切精妙。

在霍華德,他發現他不僅是華盛頓特區的黑鬼——似乎這給他的打擊還不夠大——他發現他在霍華德還是個黑人,而且是個霍華德的黑人。一夜之間原始的我變成了牢不可破的我們中的一分子,他不願和這個身份或隨之而來的下一個壓迫性的我們沾親帶故。你最後離開了家,我們中的稀有金屬,卻找到另外一個我們?跟那個一模一樣的地方,那個的替代品?在東奧蘭治長大,他當然是個黑人,很大程度上屬於他們約有五千人左右的小社團,但拳擊,跑步,學習,在他全力投入並大獲成功的一切之中,在他獨立漫遊整個奧蘭治以及有或沒有奇斯納醫生的陪同越過紐瓦克的邊界時,他,想當然地,還是其他的一切。他是科爾曼,偉大的先鋒中最偉大的那個我。

隨後他去了華盛頓,在第一個月裡他成了黑鬼,別無其他,他又成了黑人,別無其他。不,不。他看見命運等待著他,可他卻並不擁有它。根據直覺抓住了它,卻又自發地退縮了回來。你既不可以讓大的他們將大的偏執強加於你,也不可以讓小的他們變成一個我們,將它的倫理強加在你身上。絕不接受這個我們的專制,以及我們的說教和我們要壓在你頭上的一切。永遠也別想要他接受這個死命地將你吮吸進去的專橫的我們,這個誘騙性的、無所不包的、歷史悠久的、無從脫逃的、滿口道德經的、以陰險狡詐的合眾為一為特徵的我們。既不是伍爾沃斯的他們,也不是霍華德的我們。而是具備一切靈動性的原始的我。自我發現——這便是造成捧腹狀的那一拳。特立獨行。為爭取獨特性而進行的滿懷激情的鬥爭。特立獨行的動物。滑動的人際關係。不是靜止的而是滑動的。自我瞭解,卻秘而不宣。還有什麼比這更強大?

「留心三月十五日。」滾蛋——什麼也別顧忌。自由。隨著兩大防護牆的消失——大哥在海外,父親死了——他重新充電,自由自在地想當什麼就當什麼,自由自在地追求最高的目標,他骨子裡有信心當自成一品的我。自由到他父親無從想像的地步,自由得正如他父親不自由一般。自由得不僅擺脫了他父親,而且擺脫了他父親不得不忍受的一切。強迫,羞辱,阻撓,內傷和痛苦和故作姿態和羞恥——所有內心飽嘗的失敗及挫折的煎熬。而是自由地走上大舞臺。自由地勇往直前,成就大事業。自由地上演無拘無束、自我導演的有關代名詞我們、他們和我的大戲。

戰爭仍然在繼續,除非明天一早結束,否則他無論如何都會被應徵入伍。如果瓦特在義大利跟希特勒作戰,他為什麼不也去打那個雜種呢?現在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他離十八歲還差一個月。但他能夠很容易謊報年齡——把生日向前推一個月,從十一月十二日推到十月十二日,不會有任何問題。在他忙於應付母親的悲傷以及對他退學的驚訝時,他並沒有立即想到,如果他願意,也可以照樣謊報自己的種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玩膚色這張牌,任意選擇人種。不,他沒有想到,直到他坐在紐瓦克聯邦大樓裡,對著攤開在面前的所有入伍表格,在動手填寫之前,仔細地,如同當年研究中學考卷一樣認真地——彷彿不論他手頭做的是什麼,不論事大事小,在他聚精會神的整個過程中,那便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頭等大事——通讀一遍時。即使在那時,他也沒有想到。當這念頭第一次閃現在他心頭時,他的心開始怦怦亂跳,彷彿一個處於首次犯大罪邊緣的人。

一九四六年,科爾曼退役。歐內斯廷當時已考入蒙特克萊爾州立師範學院的初級教育專業,瓦特在蒙特克萊爾州立學院讀畢業班,兩人都和他們的寡婦母親住在家裡。但科爾曼決心獨居,靠自己生活,住在河對面的紐約,進入紐約大學。較之於紐約大學,他更想住在格林尼治村;較之於為學位苦讀,他更想當詩人或劇作家。但他所能想到的既不用找工作養活自己,又能實現理想的最便捷的門路,便是接受政府的軍人補助金。但他一開始上課,成績全優,越來越有興趣時,問題就來了,不等二年級結束,他已經轉入通往全美優等生聯誼會的跑道,併為獲得古典文學榮譽學位而摩拳擦掌。他敏捷的思維和驚人的記憶力以及課堂上的應對自如使得他在學校的表現一如既往地突出,結果他來到紐約最想做的事卻被身邊所有的人認為他應當做、鼓勵他做、羨慕他做得如此輝煌的專業所替代。這似乎成了一種模式:因為他學業上的功力,不斷被別人所吸納。當然,他可以受之無愧,甚至感到喜悅,那種以超然脫俗的態度做個世俗人的愉悅,但這畢竟不是他所心儀的東西。他在中學時代便是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奇才,而當他想參加金手套大賽時卻得到霍華德獎學金;現在他又成為大學的奇才,可是他的詩作在拿給教授看時卻沒有點燃任何激情的火花。起初他繼續長跑,練習拳擊,純粹是為了興趣,直到一天在體操房有人叫他到聖尼克競技場打一場四回合的比賽,以三十五美元的報酬替代一個被拖下去的拳擊手,他接受了,主要是為了彌補失去金手套的機會,結果卻令他喜出望外,秘密地成為職業拳擊手。

這樣他便有了學校、詩歌、職業拳擊,還有女孩子,懂得如何走路、如何著裝、如何擺動裙子的女孩子,和他從舊金山復員轉業中心前往紐約途中所想像的別無二致的女孩子——懂得如何恰到好處地把格林尼治村的街道和華盛頓縱橫交錯的人行道派上用場的女孩子。在一些春暖花開的下午,在整個戰後凱旋的美國,更不用說在中古世界裡,都難以找到比行走在他前面的女孩的那對美腿更具吸引力的東西了。他並非是從戰場回來後沉溺於此的惟一男子。那個年頭對聚集在格林尼治村咖啡館和露天餐館瀏覽報紙或下棋的紐約大學的退役軍人而言,沒有比鑑賞過往女人的美腿更為引人入勝的娛樂專案了。誰都說不出所以然,不論從社會學角度或別的什麼角度,那年頭是偉大的美國性感大腿時代,每天至少有一兩次,科爾曼尾隨其中一雙走過一個又一個街區,為了不至於看不清它們怎麼移動,是什麼線條以及在街角路燈由綠轉紅站定時,又是怎麼個模樣。當他估計時機成熟了的時候——已尾隨得足以想好用詞,又情不自禁了——便加快步伐,追上去。當他開口講話,賠著笑臉請求被允許走在她身邊,並詢問她的芳名,逗她發笑,讓她接受約會時,實際上,不論她知情與否,是在向她的美腿提出邀約。

而女孩子們,反過來,也喜歡科爾曼的腿。斯蒂娜·帕森,來自明尼蘇達的十八歲少女,甚至寫了一首詩獻給科爾曼,其中就提到他的腿。詩寫在一張筆記本格子紙上,落款是「斯」,折成四方形,塞進他在地下室的房間樓上鋪地磚門廊的信箱。當時距他們第一次在地鐵站調情已有兩個星期,現在是他們第一次二十四小時馬拉松式約會的週日後的星期一。科爾曼已趕去上早課,而斯蒂娜還在盥洗間裡化妝;幾分鐘後她自己也得動身上班,卻在走之前趕寫了那首詩,儘管他倆在前一天都自覺地表現出旺盛的精力,她還是感到不好意思當面交給他。因為科爾曼的日程表催他馬不停蹄地從課堂到圖書館,接著又在晚間跑到唐人街的一個破爛賽場去鍛鍊,所以那天夜裡直到十一點半他回到薩利文街時,才發現露出信箱口的詩。

他有個身體。

他有個美麗的身體——

他腿後以及脖子後的肌肉。

而且他聰明又魯莽。

他比我大四歲,

但有時我覺得他更年輕。

他很甜,安靜,又浪漫,

雖然他說他不浪漫。

對於這個人我幾乎是危險的。

我能說得出多少

我在他身上見到的東西?

我禁不住要問他在將我

囫圇吞下之後做什麼。

就著門廊昏暗的燈光他急促地讀著斯蒂娜的手跡,起初他將「脖子」誤認作「黑人」——和他黑人的脊背……他黑人的什麼?直到這個時候他才驚訝地察覺那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被認為是困難的、羞恥的或毀滅性的事不僅易如反掌,而且並無嚴重後果,無須付出任何代價。但此時此刻他汗如雨下。他繼續讀著,比原來更快,但字與字卻組合不成意思。他的黑人b什麼/b?他們一天一夜都是赤條條地膩在一起,大多數的時間裡即使分開也不超過一兩英寸。自他不再是嬰兒以來,除了他自己,沒有第二個人曾經在這麼長的時間裡研究過他身體的結構。既然她頎長蒼白的身軀,他沒有一處不仔細觀察了,沒有一處她隱瞞了,沒有一處他現在不能以畫家的意識,戀人激動的、仔細的品鑑家的眼光,描繪出來,既然他一整天都不僅被他想像中的她叉開的雙腿,而且被她在他鼻孔裡的存在所刺激,那麼可以推斷他的身體也沒有一處沒有被她以顯微鏡似的目光所觀察,在那無處不銘刻著自我進化特點的表面上,在他作為一個獨特個體的男兒身上,沒有一樣東西,他的皮膚、毛孔、唇髭、牙齒、雙手、鼻子、耳朵、嘴唇、舌頭、雙腳、睪丸、血管、陰莖、腋窩、屁股、纏結的陰毛、頭髮、軀體上的茸毛,在他笑、睡、呼吸、移動、散發的氣息裡,以及在他達到高潮時痙攣的抽搐中,沒有一樣東西沒有被她記錄在案。記住了。考慮了。

是否是那個行為本身所起的作用,它絕對的親密性,當你不僅進入另一個人的軀體,而且被她緊緊包裹?或是因為裸體的緣故?你脫去衣服,和一個人躺在床上,那的確是你所隱瞞的一切,以及你的特徵,不論是什麼,不論如何包裝,終將被發現的地方,因此才會產生羞澀,引得人見人怕。在那無政府的瘋狂的狀態下,我身上有多少東西被看見了,有多少東西被發現了?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我清清楚楚地看穿了你,直到你黑人的脊背。

但怎麼發現的,根據所看見的哪樣東西?會是什麼呢?是否只有她看得見?不論是什麼,因為她是個金髮碧眼的冰島荷蘭人,是源遠流長的金髮碧眼冰島人和荷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祖先的後代,不論在家裡、學校裡、教堂裡,在她一輩子與之交往的夥伴中都只……突然科爾曼認出詩中那個字由四個,而不是五個字母組成。她所寫的並不是「黑人」。而是「脖子」。哦,我的脖子!只是我的脖子!……他腿後以及脖子後的肌肉。

那麼這又是什麼意思:「我能說得出多少/我在他身上見到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使得她在他身上所見到的東西顯得如此模稜兩可?如果她用的是「辨別出」而不是「說得出」,會不會明白一點呢?或使意思更為含糊?他越鑽研那簡單的詩行,意思就變得越晦澀——意思越晦澀,他就越肯定地認為她已明確地感到科爾曼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問題。除非她寫的「我在他身上見到什麼」的意思跟懷疑論者常掛在嘴邊,用來質詢墜入愛河的人「你究竟在他身上看中什麼了?」同義。

那這個「說」字又作何解釋呢?她對誰說呢?她用「說」指「理解」——「我能理解多少」等等——不然她是否想說的是揭露,或暴露?「對於這個人我幾乎是危險的」又是什麼意思呢?「對於……是危險的」是否不同於「對……造成危險」?不管那種說法,危險何在?

每次他企圖深究她的寓意,每次都捉摸不透。站在門廊裡度過瘋狂的兩分鐘後,他能夠肯定的只有他的恐懼。而這使他非常驚訝——如同科爾曼一貫的作風,他的疑竇令他吃驚的同時,也讓他感到羞恥,從而發出sos求救訊號,對自我警惕拉響不得鬆懈的警鈴。

聰明,活潑,美麗如斯蒂娜,只有十八歲,剛從明尼蘇達的弗格斯福爾斯來到紐約,然而他卻感到她——及其幾乎難以置信的毫不含糊的金色,比他在拳擊場上所遇見過的任何人都更具威脅性。甚至只有那晚在諾福克妓院,當那女人——一個大奶頭、肥胖、多疑的妓女,並不完全醜陋,但肯定不中看(也許她本人有三十五分之二的東西不是白的)——躺在床上看著他動手脫軍裝時,刻薄地笑著說:「你是個漆黑的黑鬼,是吧,小子?」說著便喚來兩名打手把他攆了出去,只有那晚,他的狼狽才能和讀斯蒂娜詩行時的狼狽相比擬。

我禁不住要問他在將我

囫圇吞下之後做什麼。

即使這他也看不懂。趴在房間裡的書桌上,他和這最後一段似是而非的含義一直較量到清晨,找出又放棄一個接著一個複雜的闡釋,直到天亮,他所能肯定的是斯蒂娜,令人銷魂的斯蒂娜,在他心裡所留存的一切,已化作嫋嫋輕煙,隨風飄走了。

大錯特錯。她的詩沒有任何含義。甚至都不算詩。在她自己思維紊亂的壓力下,支離破碎的心得、粗糙的想法,統統亂七八糟地在淋浴時湧入她的腦海。於是她從他的一本筆記簿裡撕下一張紙,在他書桌上隨手寫下腦子裡蹦出的隨便什麼字眼,然後往郵箱一塞,便趕去上班了。那些詩行只是她做的一件事——她必須做點什麼——因為她難以言表的暈頭轉向的強烈新鮮感。詩人?不沾邊,她笑起來:只是一個剛躍過火圈的人罷了。

他們有一年多的時間在他的床上共度週末,互相吞噬對方,如同單獨囚禁的犯人瘋狂吞食他們每日定量的麵包和水一樣。她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站在他兩用沙發末端只穿著短襯裙跳的舞讓他大吃一驚——也讓她自己大吃一驚。當時她正在脫衣服,無線電開著——辛伏尼希德的作品——但首先讓她啟動,進入情緒的卻是放送的貝西伯爵和一組爵士樂手即席演奏的《小姐乖乖聽話》,野性十足的現場錄音唱片,隨後,又是蓋希文,阿蒂·肖改編的,羅伊·埃爾德里奇將一切都變得火辣辣的主打歌《我愛的人兒》。科爾曼斜靠在床上,正做著他週六晚上在他們最喜歡的十四街地下室餐館享用過價值五塊錢的基安蒂紅葡萄酒、通心粉和卡諾里卷後回到家後最愛做的一件事:看著她脫衣服。突然,並沒有受到他的任何暗示——似乎只因為聽著埃爾德里奇的小號——她開始跳起科爾曼喜歡描述的一個在紐約待了不到一年的弗格斯福爾斯姑娘所跳過的最為妖嬈的舞蹈。她能用那個舞把蓋希文本人從墳墓中驚醒,還有她那樣唱的那首歌。隨著一個有色人號手吹奏的猶如黑人單戀情歌似的歌曲,她翩翩起舞,她通體白色的威力一覽無餘。那白色的龐然大物。「有一天他會來到我身旁……我愛的人兒……他會又強大又結實……我愛的人兒。」詞句毫無驚人之處,連大多數天真的一年級學童都可隨口編造,但當唱片放完以後,斯蒂娜用雙手捂住臉,半真半假地表示羞怯。這個動作並沒有起到任何保護作用,更不用說讓他稍許剋制,反而使他欣喜若狂。「我在哪兒找到了你,瓦露塔?」他問,「我是怎麼找到你的?你是誰?」

就在那個時期,在那最為暈頭轉向的日子裡,科爾曼放棄了晚上在唐人街健身房的鍛鍊並且縮短了他清晨五英里的跑步,最後,對自己變成職業拳擊手一事也無論如何嚴肅不起來了。他已贏了滿滿四場職業賽,包括三場四回合賽,以及,在決賽中,他打了一場六回合賽,全部都是在老聖尼古拉斯競技場舉行的星期一晚間賽。他從沒告訴過斯蒂娜有關拳擊比賽的事,也從沒告訴過紐約大學的任何人,當然更沒對他的家人吐露過半個字。在最初幾年的大學生活裡,這是又一個秘密,即使他在賽場上打拳用的是西爾基·西爾克的名字,聖尼克賽場的比賽結果,第二天用小號字加邊框醒目地刊載在各種小報的體育版上。從他第一場三十五美元四回合賽事的第一回合的第一秒鐘起,他以職業拳手的身份進場的態度便與他業餘時期的大不相同了。並不是說他作為業餘拳手時曾經想輸過。但作為職業拳手,他付出雙倍的努力,哪怕僅僅為了向自己證明只要他願意便有能力在那裡站住腳跟。沒有一場比賽比完全程,在最後一場比賽上,六回合的那場——對手是對陣表上的頭牌波·傑克——他得了一百美元,只在兩分幾秒的時間裡就把那傢伙了結了,而且賽後一點都不感到累。當他沿著過道去迎擊這場六回合賽時,必須走過場邊比賽承包人索利·塔巴克的座位,在此之前後者已經在科爾曼眼前晃動一份合同,如果科爾曼簽字的話,可以在以後的十年中得到他淨賺的三分之一。索利拍拍他屁股,以他有力的耳語聲關照他說:「在第一回合測試一下那黑鬼,看看他有什麼本事,西爾基,讓觀眾覺得花錢買票不虧。」科爾曼對塔巴克笑著點點頭,但在走上臺時,心裡卻想,滾你的。我才賺一百塊錢,我會讓那傢伙打我,讓觀眾覺得花錢買票不虧?我該給坐在第十五排的什麼人弄出點捱打的醜態當回扣?我一百三十九磅,五英尺八英寸半,他一百四十五磅,五英尺十英寸,而要我讓他在我頭上多打四拳、五拳、十拳,純粹為了逗樂子?滾它的蛋。

比賽結束後,索利對科爾曼的行為不滿意。他感到他在耍小孩子脾氣。「你可以在第四回合了結那黑鬼,而不是在第一回合,讓觀眾覺得花錢不冤。但你沒有。我很客氣地要求你,可你不照我的要求做。為什麼,聰明的傢伙?」

「因為我不跟黑鬼調情。」這就是他說的,這位紐約大學古典文學本科生,死去的驗光師、餐車侍應、業餘語言學者、語法學家、教育家的兒子,莎士比亞·克萊倫斯·西爾克的學生,本身曾榮獲畢業班致辭代表的身份。他就是這樣固執,他就是這樣有城府——不論他從事什麼工作,他都是這樣不講情面,這個從東奧蘭治中學畢業的有色人孩子。

為了斯蒂娜的緣故,他結束了拳擊生涯。不論他如何曲解她詩行的含義,他堅信使得他們性慾居高不衰的神秘威力——他們變成脫韁野馬似的戀人,以至於斯蒂娜以新手的身份在自我讚歎、自我解嘲時用中西部人的風格為他們倆提煉出一個標籤「兩個精神病例」——終將有一天成功地幫助他當著她的面把自己的身世一吐為快。那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他不得而知,將如何防止它發生,他也不得而知。但拳擊對解決問題有百弊而無一利。她一旦發現有關西爾基·西爾克的事,問題便會接踵而至,最後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她發現真相。她知道他在東奧蘭治有個母親,是註冊護士,每週必上教堂做禮拜,有個哥哥,剛開始在阿斯伯裡園教七年級和八年級,還有一個妹妹正在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畢業班念教師資格證,每個月有一個星期日他在薩利文街床上的活動得縮短時間是因為東奧蘭治有頓飯等科爾曼回去吃。她知道他父親曾是個驗光師——僅此而已,一個驗光師——還有他老家在佐治亞。科爾曼十分謹慎,不讓她有任何理由對他告訴她的話產生懷疑,當他永遠放棄拳擊後,連那個謊也不需要說了。他對斯蒂娜沒有撒過謊。他不過是遵照奇斯納醫生那天在他們驅車往西點去的路上交代他的話行事(而那已使他在海軍順利服役):如果沒有人問,你就別提。

他請她到東奧蘭治吃星期日正餐的決定,如同他現在所有其他的決定一樣——甚至包括在聖尼克以把對手在第一回合就擊倒的方式一聲不吭地對索利·塔巴克說滾你的蛋的決定——都是依據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別人的。他們相遇已將近兩年了,斯蒂娜二十歲,他二十四,他已不再能夠想像自己走在第八街上身邊沒有她,更不要說繼續活下去身邊沒有她。她日常輕鬆的隨波逐流的外表,與她週末放縱的激情相結合——全都由一種身體發出的熾烈的光所融合,一種少女的、美國閃光燈似的燦爛,幾乎具有伏都教的魔力——已經征服了諸如科爾曼那樣無情的獨立不羈的意志:她不僅使他與拳擊以及被包裹在西爾基·西爾克身份之中的戰無不勝的次中量級職業拳手對長輩的抗爭脫鉤,而且使他擺脫了對任何其他女人的慾念。

然而他卻不能告訴她他是個有色人。他耳邊迴響著那句不得不說的話,那句話必將使一切都顯得比實際情況還要糟——必將使他顯得不如實際上的他。如果他這時就讓她自己想像他的家人,她腦海裡出現的影像肯定會和他們實際的樣子大相徑庭。因為她連一個黑人都不認識,她會根據電影裡所見的或從無線電收聽的或道聽途說的笑話加以想像。他知道她並不偏執,而如果她能和歐內斯廷、瓦特及他母親會面的話,她會立刻看出他們是多麼的世俗,他們碰巧跟她只想離得越遠越好的弗格斯福爾斯一樣注重令人厭煩的體面禮節。「別誤解我的意思——那是個可愛的城市,」她慌忙向他解釋,「很美的城市。非同凡響。弗格斯福爾斯,東面有奧特泰爾湖,離我家不遠有奧特泰爾河。我認為它比那一帶別的差不多大小的城鎮要摩登一些,因為它就在南邊,在法戈-穆爾黑德的東面,法戈-穆爾黑德是這個國家在那個地區的大學城。」她父親開一間五金用品店,還擁有一個小小的木材加工場。「一個勢不可擋、巨人似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人物,我父親。碩大無朋。像一大塊火腿。他能在一個晚上喝乾你酒桶裡所有的酒,不論什麼酒。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現在還是不相信。他就這麼獨斷專行。有一次他對付一個機器部件時,小腿劃開一道裂口——他讓它去,連洗都不洗。他們都像那樣,冰島人。推土機型別的。有趣的是他的個性,讓人歎為觀止的人物。我父親跟人交談起來,整個房間就只聽見他一個人的聲音。他並不是惟一的。還有我帕森祖父母。他父親也是那樣的人。他母親是那樣的人。」「冰島人。我都不知道你叫他們冰島人。我都不知道他們在美國。我對於冰島人一無所知。他們什麼時候,」科爾曼問,「來到明尼蘇達的?」她聳聳肩,然後笑了。「問得真好。我要說是跟著恐龍來的。似乎真是那樣。」「那他就是你想逃避的人?」「我想是的。做那種成天大叫大嚷的人的女兒真是太難了。他好像把你一股腦兒都淹沒了似的。」「那你母親呢?他把她淹沒了?」「那是家裡丹麥的一邊。名叫拉斯穆森的。不,她可是淹沒不了的。我母親非常講求實際,絕對淹沒不了。她家的特點——我認為也不是她一家的特點,我想丹麥人都那樣,挪威人在這方面也沒有區別——他們只對東西感興趣。各種各樣的東西。桌布。碗碟。花瓶。他們無了無休地談論每樣東西的價格。我母親的父親也這樣,我拉斯穆森外公。她一家子。他們心裡沒有夢想。他們身上沒有一點不切實際的東西。一切都是由實實在在的東西構成的,這些東西賣多少錢,可以付多少錢買到手。她走進別人家裡,審視所有的擺設,知道其中一半的來歷,告訴他們到什麼地方買花的錢更少。還有衣服。每一件。照章辦事。實惠。所有的人無一例外,赤裸裸的實惠。節省。極度節省。清潔。極度清潔。就連我放學回家可能會在一個指甲下留著的吸墨水時沾上的一星星墨水跡,她都不會放過。她要是星期六晚上請客,星期五晚上五點鐘左右就擺好餐桌了。一樣不少,每隻酒杯,每件銀器。隨後她將一塊薄紗似的東西往上一蓋,防止出現任何灰塵痕跡。一切都井井有條。烹飪手藝堪稱絕頂,你要是能對哪道菜的香料或鹽或胡椒有意見,我就服了你。或者隨便哪種味道。這就是我父母。我特別不能跟她刨根問底。不管是什麼。一切都流於表面。她將樣樣東西擺弄得有條不紊,而我父親將樣樣東西弄得落花流水,這樣我長到十八歲,從中學畢了業,就上這兒來了。因為如果我到穆爾黑德或北達科他州立大學讀書我就還得住在家裡,我說大學見鬼去吧,就來到了紐約。所以瞧,我在這兒,斯蒂娜。」

她就是這樣向他解釋她是誰,從什麼地方來,以及為什麼要離家出走的。可是在他那方面就沒有這麼簡單了。以後吧,他對自己說。以後——等到他能做出解釋的時候,等到他能要求她理解為什麼他拒絕讓自己的前程被種族這個專制的牌號加以不公正限制的時候。如果她平心靜氣地聽他把話講完,他有把握可以讓她明白為什麼他寧可將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裡,而不是把命運交由一個愚昧的社會任意處置——在這個解放黑奴宣言發表八十多年後的社會里,偏執狂們碰巧發揮的作用過於巨大而不適合他的胃口。他會讓她明白他決定冒充白人並沒有錯,任何具備他的相貌、性情和膚色的人都會自然地做出這個選擇。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當黑人,甚至不當白人——就當他自己,自由自在。他不想以自己的選擇侮辱任何人,也不企圖模仿他心目中的任何一位優等人物,或對他的或她的種族提出某種抗議。他知道,在循規蹈矩的人眼中,世上的一切都早有安排,都是一成不變的,他們永遠也不會認為他做得對。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正確的界限,向來不是他的目標。他的目標是決不將自己的命運交由一個敵視他的世界以愚昧和充滿仇恨的意圖主宰,而必須在人力所能為之的範圍內,由他自己的意志決定。為什麼要以任何別的條件接受生活呢?

他將這麼對她說。她會不會覺得一派胡言,就像為推銷偽劣產品大肆自吹自擂的謊言?除非她先見到他的家人——猛然面對事實:他和他們一樣都是黑人,他們不是她想像的那種黑人,他也不是——說那些話或任何別的話都只會讓她覺得又是一種欺瞞。在她坐下來和歐內斯廷、瓦特,以及他母親一起吃飯,聽他們每個人在一天的時間裡輪流相互說些安慰鼓勵的客套話之前,他對她所做的任何解釋都會顯得是自我標榜、自我美化、自我辯白的彌天大謊,文過飾非的誇誇其談,那種虛假不僅在她的眼裡,就是在他自己的眼裡都是恥辱。不,他不可以說那些鬼話。有失身份。如果他要一輩子跟這姑娘在一起,他現在需要的是勇氣,而不是賣弄辭藻,花言巧語的哄騙,像克萊倫斯·西爾克所做的那樣。

在斯蒂娜拜訪他家人的前一個星期裡,雖然他沒有關照任何人,自己卻以賽前聚精會神做思想準備的方式準備停當,當他們在那個星期天在布里克教堂站走下火車時,他甚至默唸起他總是在比賽鈴響之前幾秒鐘裡半神秘地念叨的咒語:「任務,只有任務。和任務結為一體。別的不讓進來。」惟有那樣做了以後,他隨著鈴聲從角落裡衝出來——或者在這裡,走上通往大門的臺階——他才加上普通大兵的戰鬥號令:「動手幹。」

西爾克一家自一九二五年科爾曼出生前就住在他們獨門獨戶的房子裡。當他們剛來的時候,街上其他的住戶都是白人,賣給他們這幢小小的木板房的夫婦由於對鄰居恨得咬牙切齒,才決心把房子出售給有色人,以此表示對鄰居的蔑視。但私房住戶沒有任何人因為他們家搬了進來而逃跑的,即使西爾剋夫婦從不跟鄰居交往,住在通向聖公會教堂和教區長住宅的那段街上的每個人都對他們和和氣氣的。雖然教區長几年前剛上任的時候,靠在聖壇上,用眼睛掃視了一下四周,看到有不少屬於英國國教的巴加人和巴貝多人在場——其中許多是東奧蘭治有錢白人家的傭工,他們是島民,知道自己的身份,坐在後排,以為已被接受——在開始他第一個禮拜天的佈道前,他說:「我看見我們中間有些有色人家庭。我們得對這件事採取措施。」可是鄰居們依然和和氣氣的。請示過紐約神學院後,教區長設法超越教會基本法規,將為有色人種舉辦的禮拜儀式和週日學校開辦到他們的家裡。後來,中學的游泳池也關掉了,白人孩子從此不必和有色人孩子一起游泳了。這個大泳池多年來用於上游泳課和訓練游泳隊,是體育教程的一部分,但既然僱用黑人孩子父母——當女傭、馬伕、車伕、園丁和場地工——的白人孩子父母提出異議,游泳池的水只得被抽乾,用東西覆蓋起來。

澤西這個四平方英里、人口不滿七萬的巴掌大的居民區小鎮,在科爾曼青年時代和全美國一樣,存在著種種被教會神聖化,被學校合理化的嚴格的階級和種族的區別。但在西爾克家所在的安靜的綠蔭夾道的小街上,普通人不必對上帝和政府亦步亦趨,倒是願意維持社群人性化,以免游泳池和別的一切遭受不純潔思想的汙染,因此鄰里基本上對特別體面、淺色皮膚的西爾克一家——黑人,沒錯,但,用一個科爾曼幼兒園小夥伴通情達理的母親的話來說:「他們的膚色非常討人喜歡,很像蛋奶酒」——相當友好,甚至上他們家來借工具,或借梯子或當車子發動不起來的時候主動過來幫忙查詢原因。可是街拐角的大公寓裡直到戰前還住的全是白人。後來,在一九四五年後期,當有色人——主要是專業人士,教師、內科醫生、牙醫的家庭——入住街道屬於奧蘭治的一端時,每天都有一輛搬家公司的卡車停在公寓外面,僅在幾個月裡半數白人家庭就不見了蹤影。但事態很快平息下來,雖然公寓主人開始租房給有色人,以維持開銷,留在附近的白人一直等到有了並非恐黑症的理由才離開。

動手幹。他拉響門鈴,推開大門,大聲招呼:「我們來了。」

瓦特那天不能從阿斯伯裡園趕來,從廚房走進門廳的是他母親和歐內斯廷。瞧,這是他女朋友,上他們家來了。她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們的想像。但科爾曼母親沒有問。自從他單方面決定以白人身份參加海軍後,她就幾乎沒敢問過他任何問題,惟恐聽到她害怕的事。現在她離開了醫院——在那裡,她最後不靠分斯特曼博士的幫助當上了紐瓦克一家醫院的護士長——並讓瓦特照顧她的生活和接管全家的事務。不,她沒問過有關這女孩的任何問題,有禮貌地謝絕瞭解,同時鼓勵歐內斯廷也不要過問。科爾曼反過來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任何事情。於是就這樣,膚色白到極至,而且——手中提著與淺口皮鞋相配的藍色小包,穿著棉印花布翻領連衣裙,戴著小小的白手套和平頂小圓帽——與任何活著並且年輕的一九五〇年的女孩一樣乾淨利落、中規中矩的斯蒂娜·帕森出現了,冰島和丹麥的美國後裔,其血緣可追溯到克努特王或更加遙遠的時代。

他做到了,按他自己的方式完成的,誰也沒有退縮。談到物種的適應力。沒人張口結舌,沒人沉默寡言,也沒人胡亂跑題。平庸的話題,不錯,老一套,的確——太多的空泛言辭、老生常談、陳詞濫調。但斯蒂娜沒有白白地在奧特泰爾河邊長大:如果都是陳詞濫調,可她懂得怎麼說得好聽。即使科爾曼在介紹三位女士相互認識前就蒙上她們的眼睛,而且一整天都讓她們蒙著眼交談,她們的談話也不會比此刻微笑地直視對方眼睛所說的話更有內涵。其用意也不會超出標準的範圍,即,我不會說任何可能得罪你的話,倘若你不說任何得罪我的話。不顧一切代價地遵守體面的規範——在這方面帕森家和西爾克家不分彼此。

說來奇怪,三位在討論斯蒂娜的身高時卻都犯了糊塗。對,她五英尺十一,幾乎比科爾曼高出整整三英寸,比他妹妹或母親高六英寸。但科爾曼父親是六英尺一,而瓦特比父親高一英寸半,所以對這個家庭來說高大本身並不新鮮,即使,對於斯蒂娜和科爾曼來說,女方碰巧比男方高。然而斯蒂娜的三英寸——大約相當於從她的髮際到眉毛的距離——卻引發出關於身體畸形的、具有顛覆性的、幾乎釀成一場災難的對話,直到十五分鐘後科爾曼嗅出一絲辛辣味,女士們——三個同時——衝進廚房去搶救快要著火的餅乾。

在那以後,從午餐開始到結束,直到年輕的一對動身回紐約,再沒有出現過絲毫的紕漏。從外表上看,完全是個體面家庭所夢想的圓滿快樂的禮拜天,正因為如此,必然與生活本身形成強烈的反差,即使家裡最年輕的成員都已親身體驗到生活所固有的不穩定因素一時一刻都不甘心受到整肅,更不用說當它被逼而顯露出預見之中的本質時。

斯蒂娜是在載著她和科爾曼的列車黃昏時分回到紐約,駛入賓夕法尼亞站時才放聲大哭的。

據他所知,從澤西出來的一路上她都是把頭靠在他肩膀上熟睡著——實際上他們在布里奇教堂站一上車她就開始睡覺,以消除下午她出色的努力所造成的極度疲勞。

「斯蒂娜——出什麼事了?」

「我做不到!」她大叫一聲,接著,沒有再做任何別的解釋,大口喘著氣,痛哭流涕,死命抓著手袋捂住胸口——連睡著的時候他一直替她拿在懷裡的帽子都忘記了——獨自一人衝下火車,飛奔而去,似乎後面有人追殺,自此便杳無音信,再沒有給他打過電話或約他相見。

四年以後,一九五四年,他們突然在中央火車站外幾乎撞了個滿懷。兩人同時停下腳步,拉起對方的手,談話的長度足以重新召回他們分別是二十二歲和十八歲時相互在對方身上喚起的神奇感,然後各奔東西,都沮喪地明白諸如這次邂逅般精妙的奇蹟以後再也不可能發生了。他當時已經結婚,快要做父親了,在艾德菲當古典文學講師,進城來辦事的,而她在街那頭萊辛頓大道的一家廣告公司工作,仍然單身,仍然漂亮,但現在已是個成熟的女人,衣著相當時髦的紐約人,顯然跟現在的她到東奧蘭治去,結局肯定會大不相同,倘若訪問順延至今的話。

那個可能導致的結果——現實已明確投了反對票的結局——他腦海裡卻只有這一個念頭在盤旋。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忘記她,她也根本沒有忘記他。他在轉身離開時,懂得了過去除了閱讀古希臘悲劇外從不費心理解的東西:生活如何輕而易舉地就成了這個樣子而不是那個樣子,一個人的前途如何偶然地就成了定局……可是在另一方面,當事情看來萬無一失時,命運卻又顯得多麼偶然。也就是說他從她身邊走開時,什麼也沒有理解,知道什麼也理解不了,雖然他幻想自己可以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理解他固執地要掌握自身命運的決心有多麼重要的意義……要是這種事情是能夠被理解的。

她在之後的一個星期裡寄到學院轉交給他的迷人信件,寫在兩張紙上,談到他們第一次在他薩利文街的房間約會時他令人驚訝的「猛撲」技巧——「猛撲,幾乎像那些鳥一樣,它們飛過陸地或者海洋,窺見什麼東西在動,什麼血氣方剛的東西,便猛地紮下去……一把抓住」——信是這樣開始的:「親愛的科爾曼,我非常高興在紐約見到你。我們的會面雖然很短暫,但我見到你以後感到一種秋日的惆悵,或許是因為自我們初識以來的六年時光讓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絞的事實:我生命中有多少時日永遠地‘一去不復返’了。你看上去棒極了,我很高興你生活快樂……」末尾那有氣無力,飄忽不定的旋律由七個短句和一個充滿渴望的結語構成,他反覆閱讀之後,認為這幾句話表達了她對自己的損失感到遺憾的程度,也是一種承認自己悔之莫及的暗示,痛楚地向他發出了一個隱晦曲折的致歉的訊號:「好了,就這些。夠了。我甚至都不應該打擾你。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了。保重。保重。保重。愛你的斯蒂娜。」

他一直沒有把信扔掉,當他在檔案堆裡碰到它時,不論正在做什麼,都要停下來看一遍——他都有五六年把它給忘了——他思索著那天在馬路上輕吻斯蒂娜的面頰,跟她道永別以後的念頭:如果她嫁給他——如他所願——她會知道一切——如他所願——那麼,隨之而生髮的關係到他家人、她家人、他們自己兒女的一切,都會跟他和艾麗斯結婚後的情況截然不同。發生在他母親和瓦特身上的事也會很容易地就避免了。斯蒂娜當時如果說「沒關係」,他就會過著另外一種生活。

我做不到。這句話包含著智慧,相對於一個年輕女孩而言的大智慧,絕非那種二十歲女孩普遍擁有的智慧。但正因為如此,他才愛上了她——正因為她這種堅實的智慧——為自己著想的常識。如果她沒有……如果她沒有,她不可能成為斯蒂娜,而他也不可能要她做妻子。

他反覆思索著這些無用的念頭——對像他這樣並無巨大才華的人無用的念頭,如果對索福克勒斯另當別論的話:一個人的命運成為定局是多麼地偶然……或者說,當它是無可避免的時候,卻顯出多麼偶然的一派假象。

在她第一次向科爾曼描述她本人及出身時,艾麗斯·吉特爾曼已具有任性、聰明、暗中叛逆的個性——從小學二年級起就秘密策劃如何逃離令她窒息的環境——一個整日轟鳴著對每種形式的社會壓迫(特別是拉比的權威及其彌天大謊)的仇恨的帕塞伊克家庭。她那說意第緒語的父親,如她所刻畫,是個徹頭徹尾的異端無政府主義者,以致沒有讓艾麗斯的兩個哥哥施行割禮。同時,她父母自己也不屑於領取結婚證,並拒絕俯首帖耳地接受世俗婚禮。他們自認為是夫妻,自我標榜為美國人,甚至稱自己是猶太人。這兩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移民無神論者在看到一位拉比路過時,會立刻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但他們卻自由自在地愛怎麼稱呼自己就怎麼稱呼,並不要向如他父親所輕蔑描述的,一切天然及善良東西的虛偽的敵人——即官方,那些非法執掌大權的傢伙——徵求許可。位於默特爾大道,他們的家庭糖果鋪——一間擁擠不堪的店面,那麼小,她說:「別想把我們五個人並排埋進去。」在冷飲櫃上頭,在那面滿布裂紋、汙漬斑斑的牆上懸掛著兩幅肖像,一幅是薩科,另一幅是凡澤蒂,都是從報紙的插圖頁上撕下來的照片。每年八月二十二日,馬薩諸塞州一九二七年以謀殺罪名——艾麗斯及其兄長被告知純屬捏造——處決這兩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週年紀念日,生意都要暫時停下,全家人退避進樓上那間狹小、幽暗的公寓房間——其瘋狂的混亂與樓下的店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絕食一天。這是艾麗斯父親,做出教長的派頭,以憑空杜撰的儀式,古怪地模仿猶太人的贖罪日。她父親對他所謂的思想並沒有真正的認識——深深植根於他內心的不過是絕望的愚昧、無從剝奪他人財產的痛苦、一籌莫展的革命者的仇恨。每句話都是捏緊拳頭說出來的,每句話無不是危言聳聽。他知道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名字,但對他們的著作一無所知,他在公寓房間裡無時無刻不把無政府主義意第緒語週刊《勞工自由之聲》捧在手裡,每夜他卻很少不是沒看上幾個字就呼呼入睡的。她父母,她向科爾曼解釋——一切都是當他在華盛頓廣場邀上她以後,坐在布里克街咖啡館裡戲劇性地,異常戲劇性地發生的——她父母其實是頭腦簡單的人,被一個他們連說都說不清楚,更無法進行理性辯護的幻想所控制,可是為了這個幻想他們寧可狂熱地犧牲朋友、親戚、生意、鄰居的善意,乃至他們自身的神志,即使他們孩子的神志也在所不惜。他們只知道與他們毫無共通之處的是什麼,而那些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艾麗斯眼裡,卻是身邊的一切。社會之所以成其為社會的一切——它不斷變動的力量、無處不在的利與害的潛網、激烈的爭權奪利的戰鬥、無了無休的吞併降服、派系的縱橫捭闔、狡詐的道德術語、習以為常的仁厚獨裁、變幻不定的穩定的幻覺——社會之所以成其為社會的一切,始終如此、必須如此的一切,對他們而言,居然跟康涅狄格的揚基人眼中的亞瑟王朝一樣陌生。然而,這種情況的出現並非因為他們被最為牢固的紐帶與另外某個時代或地域相連,爾後又被逼迫到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落戶的緣故:他們更像是直接從搖籃踏入成年時期的兩個人,沒有接受過有關人類獸性如何發作與控制的干預性教育。艾麗斯從她還是個娃娃起就不明白,她究竟是在由瘋子還是由幻想家所撫養,她必須分享的激烈仇恨究竟是出自對可怕真相的揭露,還是本身就是一個荒誕的笑話,一種神經錯亂的表現。

整個下午她對科爾曼講述著如同民間傳奇般有趣的故事,致使在帕塞伊克糖果鋪樓上活下來並長大成為諸如莫里斯和艾瑟爾·吉特爾曼那樣生動愚昧人物的女兒似乎是引自俄羅斯滑稽小報,而非俄羅斯文學中的恐怖冒險,吉特爾曼夫婦彷彿就是題目叫做《卡拉馬佐夫孩子》的星期日滑稽連環畫裡那個神志不清的鄰居。對一個剛從河對岸的澤西逃出來的——他在村裡的熟人,有誰不是逃出來的,有的還是從遙遠的阿馬裡洛逃來的哩——剛滿十九歲的女孩來說,故事講得算是出神入化,令人叫絕的了。一個除了自由,別的念頭一概全無,第八街舞臺上的又一名身無分文的異鄉人,一個舞臺效果極強、濃眉大眼、活力充沛、膚色黝黑的姑娘,感情上充滿原動力,用當時的時髦話來說,「渾身性感」,在遠離鬧市的藝術學生聯合會半工半讀,靠給寫生班當模特賺取獎學金,其做派是不加隱瞞的直露,在公共場合招搖過市的膽量似乎並不亞於肚皮舞者。她一頭頭髮頗具特色,由迷宮般錯綜複雜、起伏不定的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髮捲所構成,毛茸茸的,猶如攀援植物,龐大得足以當作聖誕節裝飾品。她童年的全部煩惱似乎都轉換成了她這一頭相互糾纏、扭曲、濃密的頭髮。她不可逆轉的頭髮。你可以倒上一罐又一罐髮油,卻絕對無法改變它的建構,彷彿是從黑黢黢的大洋深處採集上來的、某種構成礁石的有機物,一種濃稠的珊瑚和海藻的石華混合物,說不定還富含藥用元素哩。

整整三小時,她以她的喜劇、她的憤怒、她的頭髮,以她生產激情的天賦,以一種瘋狂的、未經訓練的少年的智力,以及演員點燃自身、對自己的每句誇張言辭信以為真的能力,讓科爾曼著迷,使科爾曼——絕無僅有的自我配置者,其配方的專利除了他自己,天下沒有第二人掌握——感到相形見絀,活像個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傻瓜。

但當他那晚把她帶到薩利文街時,一切都變了樣。原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你一旦穿過她的頭髮,便發現她所有的一切都是糊狀物。恰恰與瞄準生活的箭頭,即二十五歲的科爾曼相反——同樣是自我解放的鬥士,然而卻是一個找不到北的,暈頭轉向的版本,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版本。

如果她得知他是在一個有色人家庭出生長大的,並且幾乎一輩子都承認自己黑人的身份,她連五分鐘的腦子都不會傷的。倘若他要她為他保密,她也不會有任何思想包袱。容忍出格的人與事絕非艾麗斯·吉特爾曼所不能承受的負擔——出格的人與事對她來說反而最符合法理。同時當兩個人而不是一個?有兩種膚色而不是一種?隱瞞身份,或以偽裝面貌走在大街上,既非此,又非彼,而是居於兩者之間?具有雙重、三重、四重人格?在她看來這類離奇古怪的事情絲毫也不可怕。艾麗斯開明的觀點甚至都不屬於那種自由主義分子或鼓吹自由至上人士引以為榮的道德品質;更像是狂人的特徵,褊狹的瘋狂反面。大多數人不可或缺的期待、對意義的假設、對權威的信任、對連貫性和秩序的神聖化,比生活中任何別的東西更讓她感到——荒誕不經,莫名其妙。如果叫作常態的東西是生存所固有的,那麼世事怎麼會那樣發展,歷史書怎麼會那樣寫?

然而,他告訴艾麗斯他是猶太人,西爾克是埃利斯島對西爾伯茲維格的簡化,由一名慈悲心大發的海關官員強加給他父親的。他甚至有聖經記載的割禮標誌,當時在他東奧蘭治的黑人朋友中實屬罕見。他母親由於在一個猶太醫生佔絕大多數的醫院裡工作,對剛萌發的割禮重要的衛生意義也深信不疑,因此西爾剋夫婦安排了這個傳統上只在猶太人中流行的儀式——日後,被越來越多的非猶太教父母選擇為孩子出生後的外科手術——由一名醫生在他們出生兩週後的男嬰身上施行。

科爾曼現在已有好幾年允許自己做個猶太人了——或任由別人這麼以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自從他意識到在紐約大學就像在咖啡館聚集地裡一樣,他認識的許多人一直以為他是猶太人。他在海軍裡學到的技法是你只要對自己的身世堅持一種過得去而且始終如一的說法,別人是不會多問的,因為沒有人會有那種興趣。他的紐約大學和格林尼治村裡的熟人會很容易地猜想——就跟他在軍隊裡的戰友一樣——他有中東人血統,但當時正是猶太人的自我陶醉在華盛頓廣場知識分子先鋒派中達到戰後巔峰的時期,當鞭策他們猶太人精神勇氣的自我誇張開始顯得失控,一種文化重要性的氣息不僅從《評論》、《中流》、《黨派觀點》,而且從他們的玩笑、他們的家庭軼事、他們的笑聲、他們的扮醜、他們的譏誚、他們的辯論——甚至從他們的辱罵——中滲透出來的時候,他難道會拒絕追趕潮流嗎?特別是他在中學時代協助奇斯納醫生,當過埃塞克斯縣猶太孩子的拳擊教練,倘若聲稱自己是個新澤西猶太男孩比假裝成有著敘利亞和黎巴嫩血統的美國水手所冒的風險要少得多。披上人造的聲望,以一個敢想敢為、自我解析、蔑視禮教的美國猶太人身份,盡情嘲弄曼哈頓邊緣生存方式,原來並不那麼瘋狂,比不上他花上幾年時間苦思冥想為自己設計的偽裝。然而,足以令人欣慰的是,它還是相當聳人聽聞的——當他回想起分斯特曼博士提出給他家提供三千美元,要科爾曼假裝在畢業考時馬失前蹄,致使才華橫溢的伯特成為畢業班致辭代表一事時,不禁感到那也是件聳人聽聞的滑稽事,一件驚世駭俗的特大笑話。這個世界有著多麼偉大的包羅永珍的思想,才使他變成這麼一個人——多麼崇高的世俗惡作劇!倘若曾經有過某種完美的獨一無二的創造物——難道獨樹一幟,特立獨行不始終是他內心深處自我利益推動的雄心壯志嗎——那便是他魔幻般變成他父親的分斯特曼兒子。

他不再遊戲人生。有了艾麗斯——思維紊亂,未經馴化,與斯蒂娜截然不同,不信猶太教的猶太人艾麗斯——作為他重新起步的載體,他最終步入正途。他不再試一個,扔一個,不再無了無休地練習和熱身。就是這一個了,這就是答案,他秘密的秘密,其中摻和了一丁點笑料——救贖性的、慰藉性的笑料,生活對每個人類決定的小小奉獻。

作為迄今尚無人知曉的最無共通之處的美國自有史以來便遭人嫌棄的兩樣東西的混合物,他現在終成正果。

不過,其間還有過一個插曲。在斯蒂娜之後,艾麗斯之前,一個五個月的插曲,名叫埃莉·瑪吉,一個身材嬌小玲瓏的有色人姑娘,黃褐色皮膚,鼻樑和麵頰上散落著零零星星的淺色雀斑,外貌尚未越過少女和女人的分界線,在第六大道的村門商店打工,興奮地出售書架部件和門——帶腿的書桌門和帶腿的床門。飽經滄桑的老猶太店主說,僱用埃莉使他的生意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原來這兒什麼都賣不動,」他告訴科爾曼,「勉強餬口。但現在村裡每個小夥子都要給書桌配扇門。大家都進來,他們要見的不是我——他們指名要見埃莉。他們打電話來,要找埃莉說話。那小姑娘改變了一切。」此言不虛,沒有人阻擋得了她的魅力,包括科爾曼,他先是被她蹬在高跟鞋上面的兩條腿所吸引,然後被她一派自然而然的風格所折服。今天跟被她吸引的紐約大學白人男生外出,明天跟看上她的紐約大學有色人男生約會——一個晶瑩閃亮的二十三歲孩子,尚未受到任何傷害,從她在那兒長大的揚克斯搬來格林尼治村,過著正如廣告上所宣稱的,不落俗套的村生活,只是「不」字寫得小些而已。她是一大發現,於是科爾曼也走進去買了張不需要的書桌,當晚就帶她出去喝一杯。在斯蒂娜之後,在經受了喪失心上人的痛楚之後,他重新快樂起來,重新活過來了,而一切都起自於他們開始在店裡調情的那一刻。當時她是不是以為他是個白人男生?他不知道。有意思。後來那天晚上她咯咯笑起來,滑稽地斜著眼看他,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她一眼認出了什麼,並脫口這麼問。但此時他沒有像誤讀斯蒂娜詩時那樣大汗淋漓。「我是什麼人?你愛當我是什麼人就當我是什麼人好了。」科爾曼說。「你就是這麼玩的?」她問。「當然這就是我的玩法。」他說。「那麼白人女生以為你是白人?」「我不管她們怎麼想,」他說,「隨她們自己想。」「也隨我自己想?」埃莉問。「同等待遇。」科爾曼說。這是他們玩的小遊戲,成為他們的興奮點,在模稜兩可上做文章。他並沒有和任何人親密到無話不談,他學校裡的熟人以為他正和一個有色人姑娘約會,而她的朋友以為她正和一個白人男生交往。被別人當做重要人物刮目相看的滋味真是太好了,他們所到之處人家幾乎都以這種目光看他們,那是一九五一年。朋友們問科爾曼:「她什麼樣?」「熱辣辣的。」他說,把這個字眼拖得長長的同時,還用手作上下扭動的狀態,就像當年東奧蘭治的義大利人。在這一切之中有著日復一日、分分秒秒的奇妙感,他的生活中多了一絲電影明星的光耀:只要他和埃莉一起外出,他便進入特寫鏡頭。第八街上沒有人瞭解實情,他滿心喜歡。她有兩條美腿。她老笑個不停。她是個毫不矯揉造作的女人——從容隨和又天真爛漫,他的心都醉了。有點像斯蒂娜,惟有她不是白人,結果他們沒有急急忙忙地去拜會他的家人,也沒有去拜會她的。他們幹嗎要去呢?他們住在村裡。帶她去奧蘭治的念頭,他壓根沒想過。也許因為他不想聽到那一聲欣慰的嘆息,被告知,即便是無言的,他這次做對了。他想起把斯蒂娜帶回家的動機。不欺騙任何人?結果怎樣?不,不要家人插手——無論如何至少現在不要。

與此同時,他和她在一起時是那樣地心情舒暢,以致一天夜裡真相滔滔不絕地冒了出來。甚至連他當拳擊手的事也沒有漏掉,他對斯蒂娜絕對說不出口的,告訴埃莉卻不費吹灰之力。她沒有表示異議,更使得他對她的評價提高了一分。她不落俗套——卻通情達理。他與之交往的是個完全沒有心眼的人。了不起的姑娘什麼都想聽。於是他侃侃而談,無拘無束的時候,他的談鋒非同一般,埃莉聽得入迷了。他告訴她當海軍的經歷。他告訴她他的家庭情況,原來和她的家庭大同小異,只是她在哈林區開藥房、當藥劑師的父親還健在,雖然不贊成她搬進村,但所幸的是他忍不住一如既往地愛她。科爾曼說給她聽霍華德的事,告訴她他怎樣無法忍受那個地方。關於霍華德他們談了很多,因為那也是她父母想要她去的地方。自始至終無論他們談到什麼話題,他都發現自己能輕而易舉地讓她忍俊不禁。「我以前從沒見過那麼多有色人,即使家人在南澤西大團圓時也沒有。霍華德大學在我看來是個擠滿了黑人的小地方。各種派別的,各種型別的,但我就是不要像那個樣子跟他們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和我能扯上什麼關係。那兒的一切都高度地濃縮,就連我曾經擁有的任何自尊都被削減了。被一個高度濃縮的,虛假的環境徹底削減了。」「像一瓶太甜的蘇打水。」埃莉說。「嗯,」他告訴她,「倒不是放進了太多的什麼,而是別的一切都被抽掉了。」和埃莉開誠佈公地交談使科爾曼渾身舒暢,如釋重負。不錯,他不再是英雄,但也絕不是壞蛋。對,她是個鬥士,這位鬥士。她獲得獨立的超脫,她成為一名格林尼治村姑娘的轉化,她處理和家人關係的手法——她似乎是以一種你應當能夠做到的樣子成長起來的。

一天晚上,她把他帶到布里克街上的一間小珠寶店,店主是個白人小夥子,能用琺琅做出美麗的飾品。只是逛逛街,看看櫥窗而已,但在他們離開時,她告訴科爾曼那小夥子是黑人。「你搞錯了,」科爾曼對她說,「他不可能是。」「別說我錯了,」——她笑起來——「你才是瞎子哩。」另一個晚上,將近午夜時,她帶他到哈得孫街一家酒吧去,畫家們常聚在那兒喝酒。「看見那人沒有?那個奶油小生?」她輕輕地說,腦袋傾向一個漂亮的白人男生,二十五六歲,正在向吧檯上所有的姑娘大獻殷勤。「他也是。」她說。「不可能,」科爾曼說,現在輪到他笑了。「你在格林尼治村,科爾曼·西爾克,美國最自由的四平方英里。每隔一個街區就有一個。你那麼自負,以為都是你自己的獨創。」如果她知道有三個——她的確知道——那麼就會有十個,只多不少。「他們從全國各個角落,」她說,「直接來到第八街。就像你從小小的東奧蘭治來一樣。」「可是,」他說,「我根本看不出來。」這讓他們笑啊,笑啊,笑啊,笑個沒完,因為他無藥可治,看不出別人身上的印記,又因為埃莉是他的嚮導,把他們一一指出來。

開始時,他盡情享受著他問題的解決。丟掉秘密,他撿回了小男生的感覺。那個有這個秘密之前曾經的小男生。重又像個頑童似的。他從她的自然而然的處世態度中獲得返回天然自我的樂趣和從容。倘若你打算當個騎士和英雄,你得全副武裝,而現在他得到的卻是解除武裝的快樂。「你是個幸運兒。」埃莉的老闆對他說。「幸運兒。」他重複一遍,真心誠意的。有了埃莉,秘密不再起作用。不僅因為他什麼話都能對她說,他正這麼做著,而且因為如果或一旦他想回家,他可以馬上拔腿就走。他能面對他哥哥,否則,他明白,他永遠也不能。他母親和他也能重歸於好,恢復往日親密無間的關係。但半路來了艾麗斯,一切就了結了。和埃莉在一起很開心,而且一直都很開心,可是少了某個方面。整個事情缺乏雄心壯志——不能滿足他一輩子都受其驅使的自我意識。正好艾麗斯來了,於是他又回到競技場。他父親曾對他說:「現在你可以以不敗的紀錄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此刻他咆哮著衝出他的角落——他重新撿回他的秘密。還有重新擁有秘密的天賦,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許另有不下一打的像他這樣的傢伙在村裡流連,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天賦。也就是說,他們即使有,也都是小裡小氣的:他們總在撒謊。他們不像科爾曼那樣,以堂堂正正又煞費苦心的方式保有秘密。他重返外向流軌。他已獲得懷有秘密的丹方,如同會流利地說另一種語言——彷彿處在一個不斷產生新鮮感的境地。他已在失去它的境況下生活過了,很不錯的,沒有發生任何可怕的事情,沒有令人反感的回憶。很開心。天真的樂趣。但其他的一切都有缺憾。誠然,他撿回了童真。不錯,是埃莉還給他的。但童真何用之有?艾麗斯給得更多。她將一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艾麗斯使他得以重返他一心向往的那種規模宏大的生活。

他們相遇兩年以後決定結婚,這是為了他領取的這份執照、他測試過的這個自由、他膽敢做出的這項決定——他是否真能以更為狡詐或聰敏的手段成就一個可上演的自我,大到足以包容他的雄心,強到足以應付整個世界——而被迫支付的第一筆龐大經費的時候。

科爾曼到東奧蘭治去見他的母親。西爾克太太並不知道艾麗斯·吉特爾曼的存在,不過當他告訴她他打算結婚,而且姑娘是個白人時,一點都不驚訝。甚至當他告訴她姑娘不知道他是有色人時,也處之泰然。如果有人感到吃驚的話,反倒是科爾曼。在公佈自己的意圖之後,他突然懷疑這項決定,他一生最壯觀的舉措,是否建立在一個所能想像得到的最為不嚴肅的東西上:艾麗斯的頭髮,那些宛如灌木叢似的糾纏盤繞,遠比科爾曼的頭髮更像黑人的頭髮——比他的頭髮更像歐內斯廷的頭髮。當歐內斯廷還是個小女孩時,經常問那個有名的問題:「為什麼我沒有媽媽那樣的飄飄頭髮?」——意思是,為什麼她的頭髮不會在微風裡飄動,不僅不像她母親的,而且和家庭母系親屬中所有女人的頭髮都不相同。

面對母親的極度痛苦,科爾曼心頭掠過一絲離奇古怪的恐懼:自己想從艾麗斯身上得到的莫非就是她的相貌對他們孩子的髮質所能提供的解釋。

但諸如這樣一個直截了當、明晃晃的功利主義的動機又怎麼會直到現在才引起他的注意呢?因為是無稽之談?眼見母親遭受如此的折磨——內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震驚,然而卻咬著牙,如同科爾曼一貫的作風,決定將手頭的事進行到底——他怎麼能夠對這令人愕然的念頭無動於衷?即使他端坐在他母親的對面,顯出一副從容鎮定的模樣,心裡卻明明白白地感到他出自世界上最愚蠢的理由選擇了一個老婆,而他自己則是世界上心靈最空虛的男人。

「那她相信你父母雙亡,科爾曼。你是這麼對她說的。」

「對。」

「你沒有哥哥,你沒有妹妹。沒有歐內斯廷。沒有瓦特。」

他點點頭。

「還有什麼?你還告訴了她什麼?」

「你認為我還會告訴她什麼?」

「任何適合你口味的事。」這是她一下午所能說的最刺耳的話了。要她對他生氣,她過去做不到,以後也永遠難以做到。只要見到他,從他出世的那一刻起,便喚起她無法抵禦的感情,和他的身價毫不相干。「我永遠也別想認識我的孫兒們了。」她說。

他有備而來。要緊的是忘掉艾麗斯的頭髮,讓她講下去,讓她一鼓作氣講下去,從她自己柔和的語流中創造出他的辯解詞。

「你永遠不會讓他們見到我,」她說,「你永遠不會讓他們知道我是誰。‘媽,’你會關照我,‘媽,你到紐約火車站,坐在候車室的那條板凳上,上午十一點二十五,我會帶著穿戴得跟星期天一樣整齊的孩子走過你面前。’那將是五年後我的生日禮物。‘坐在那兒,媽,別做聲,我會慢慢走過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會等在那兒的。火車站。動物園。中央公園。不論你說哪裡,我當然就去哪裡。你告訴我惟一能讓我撫摸我孫子的辦法是,你僱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護孩子,照看他們睡覺,我會照辦。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給你打掃房子,我也會照辦。我肯定會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別無選擇。」

「沒有嗎?」

「有選擇?是嗎?我的選擇是什麼,科爾曼?」

「跟我脫離母子關係。」

幾乎是以嘲弄的態度,她假裝考慮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對你如此絕情。是的,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認為我到哪兒才能找到對我自己如此絕情的力量?」

這不是他回憶童年的時刻。這不是他讚賞她的洞察力或她的譏諷或她的勇氣的時刻。這不是允許自己被這幾乎是病理現象的母愛所淹沒的時刻。這不是他聽得見她沒有說出來然而卻比說出來的更有力的語句的時刻。這不是思考他有備而來之外的念頭的時刻。當然這不是訴諸解釋,開始精明地合計優缺點,假裝這只不過是個符合邏輯的決定的時刻。他給她造成的蹂躪,沒有一個解釋能夠說出口。此刻應當強調他上這兒來要達到的目的。如果與他脫離母子關係對她而言是一個拒絕接受的選擇,那麼接受打擊便是她所能做的一切。安詳地講話,少說為妙,忘記艾麗斯的頭髮,同時不管需要多長時間,讓她繼續使用語言將他所做的最殘忍的事情的殘忍性吸收進她的身心。

他正在謀殺她。你無須謀殺你父親。世界將為你動手。有的是各種勢力要逮住你父親。世界會關照他的,正如它關照西爾克先生那樣。需要謀殺的是母親,他正眼見自己對她下手,兒子是被愛過的,就像他被這個女人深愛過一樣。代表他令人振奮的自由理想殺死她!沒有她,一切容易得多。但只有通過這個考驗,他才能成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義無反顧地和他與生俱來的東西一刀兩斷,自由自在地為自由,如同任何個人所企求獲得的自由,而鬥爭。為了以自己的條件從生活中得到這另一個命運,他必須做無可迴避的事。難道大多數人不都想要邁出老天派給他們的倒霉命運嗎?但他們做不到,那就是他們之所以是他們的緣故,而這正是他之所以成為他的原因。揮拳出擊,砸爛一切,永遠鎖上門。你不能對一個無條件愛你、使你幸福快樂的好母親下此毒手,你不能將這痛苦強加於她,然後還以為能夠回到從前。太可怕,你所能做的只有一輩子承受著它。你一旦做了一件像這樣的事,你所施加的暴行便永遠無法消解——這正是科爾曼想要的。正如在西點那傢伙倒下去的那一剎那。只有裁判才能夠使他逃過科爾曼心裡想對他做的事。當時就像現在一樣,他正體驗著作為一名鬥士的威力。因為,將真實的、不可饒恕的人性意義賦予斷絕關係的殘忍性,當你的命運橫亙在某種巨大的東西面前時,以當時最強烈的現實感和清晰度給予抗擊,乃是又一種考驗。這就是他的。這個人和他的母親。這個母親和她至愛的兒子。如果,為了磨練自己,他動手去做想像中最為心狠手辣的事情,那麼眼下的正是,只差沒有用刀捅進她的心窩。這使他直達問題的要害。這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行動,而他也鮮明地、自覺地感受到它無與倫比的威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更好的心理準備,科爾曼。我應當有,」她說,「你幾乎從來到這兒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發出清晰的警告。你甚至認真地拒絕接受我的乳房。是的,你不情願。現在我明白為什麼了。即使那樣做都會延誤你的出逃。我們家總有某種東西,我指的不是膚色——我們身上有種東西妨礙了你。你像個奴隸似的思維。你是的,科爾曼·勃魯託斯。你白得像雪,但卻像黑奴似的思維。」

這不是稱讚她智力的時候,她甚至可以使用最動人的詞語體現某種特殊的智慧。他母親常常能夠使聽者感覺似乎她瞭解的比她說出來的要多。這理性的另一邊。這是將雄辯讓給他父親,相比之下似乎父親說了算的結果。

「現在,我只能告訴你,無路可逃,你一切逃跑的企圖只會將你帶回你起步的地方。這就是你父親會對你說的話。在《居里厄斯·愷撒》裡可以找到佐證。但一個像你這樣人見人愛的年輕人?一個漂亮、迷人、聰敏的年輕小夥子,有著你這樣的體格、你的決心、你的機智、你所有的美好的天賦?有著你綠色的眼睛、深色的長睫毛?唉,對你來說會有什麼難題呢?我想回家來看我是越來越難了,看看你坐在這兒多麼鎮定啊。這是因為你知道你的行為有道理。我知道有道理,因為你不會追求一個沒道理的目標。當然你將失望。當然結果不會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儘管你如此鎮定地面對我坐著。不錯,你特殊的命運將是特殊的——但又怎樣呢?二十六歲——你要明白還早著呢。但倘若你什麼也不做,也會有同樣的結果?我猜想生活中任何重大的改變都必須對某人說:‘我不認識你。’」

她連續不斷地說了將近兩小時,一篇回溯到他嬰兒時期自主性的長長的講話,老練地以描述她不贊成、無望加以反對,並且不得不忍受的一切來吸納痛苦。其間,科爾曼竭盡所能不去注意——在那些最普通的東西之中,比如她變稀的頭髮(她母親的頭髮,而不是艾麗斯的頭髮),她前傾的頭,她水腫的足踝,她隆起的腹部,她大門牙誇張的外露——自從三年前的那個星期天,當她極盡殷勤之道,幫助斯蒂娜獲得賓至如歸的感覺以來,她已又被向著死亡拖近了多少。下午過去一半的某個時刻,科爾曼似乎覺得她踏上了那巨大變化的邊緣:像老年人那樣,抵達了轉折點,變成一個小得可憐的不成形狀的東西。她講的時間越長,他越相信這種變化正在發生。他努力不去想像將置她於死地的疾病,他們將為她舉行的葬禮,在她墓旁將朗讀的悼詞,以及將為她獻上的祝禱。但他也努力不去想像她繼續活下去的景象,他離開,她待在這兒,活著,年復一年,她思念他、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更多的歲月消逝,而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由於斷絕在她的心裡只會越來越牢固。

不論是他母親的長壽或死亡都不能影響他正在做的事情,她一家人在勞塞德掙扎求生的經歷也不能。她出生在勞塞德的一間破板棚裡,跟她父母和四個兄弟住在一起,直到她七歲那年父親去世為止。她父親的家人自從一八五五年就住在新澤西的勞塞德。他們是逃跑的奴隸,由貴格會教徒通過「地下鐵路」從馬里蘭帶到北方,送到西南澤西。黑人開始把這地方稱做「自由天堂」。當時沒有白人住在那兒,現在也只有一小撮,遠遠地住在兩千座城鎮中的一個小鎮邊上,幾乎每個居民都是受到哈登菲爾德的貴格會教徒保護的逃跑奴隸的後代——市長、消防隊長、警察局長、稅務員、小學教師、小學生。但作為黑人城鎮的勞塞德的獨特性並沒有對任何事情產生影響。位於澤西更南面,靠開普梅的高德鎮的獨特性也沒有。她母親的家人是從那兒來的,她父親死後她一家便搬到那兒去了。另一個有色人的聚居地,許多人幾乎是白人了,包括她自己的祖母,每個人都跟另一個人有親緣關係。「很早很早以前。」科爾曼小時候,她常向他解釋——盡她所能地將她聽來的傳說簡化濃縮——一個奴隸屬於一個大陸軍士兵,士兵在法印戰爭中被殺。奴隸照顧士兵的遺孀。他幹所有的活,從早到晚手腳不停地料理所需料理的一切。他砍伐拖運木料,收割莊稼,掘地搭蓋白菜屋,貯藏白菜,儲存南瓜,把蘋果、蘿蔔、土豆埋起來過冬,把黑麥、小麥堆進穀倉,殺豬,醃豬肉,宰牛,醃牛肉,直到有一天寡婦和他結了婚,他們生了三個兒子。兒子們娶了高德鎮的姑娘,這些姑娘的家庭源自於十七世紀最早建立的定居點,由於獨立戰爭這些人家都是相互通婚,血緣極其混合的。他們中一個又一個,或全部,她說,都是一個和瑞典人結婚的住在位於印第安菲爾茲的大利內浦聚居地的印第安人的後代——當地瑞典人和芬蘭人已經替代了原有的荷蘭居民——那印第安人和他的瑞典人妻子生了五個孩子;一個又一個或全部都是那兩個混血兄弟的後代,兩兄弟由一條從格林尼治駛往布里奇頓的商船從西印度群島帶來,給為他們出路費的土地所有者當傭工,後來他們自己又給兩名荷蘭姐妹出路費從荷蘭來跟他們結婚;一個又一個或全部都是約翰·芬尼克孫女的後代,約翰·芬尼克,英國男爵的兒子,克倫威爾公國軍的騎兵軍官,兄弟會成員,在新凱撒利亞(位於哈得孫和特拉華之間被英王的弟弟立契轉讓給兩名英國業主)變成新澤西后沒多少年,去世。芬尼克死於一六八三年,葬在他購買、建立並統治的私人領地的某處,他的領地從布里奇頓向北延伸到塞勒姆,往南及東延伸到特拉華。

芬尼克十九歲的孫女,伊麗莎白·亞當斯,嫁給一個有色人,高德。「那毀了她的黑人」是她祖父在遺囑裡描述高德的用語,他在遺囑裡剝奪伊麗莎白分享他房地產的權利,直到「主讓她睜開雙眼看見她對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依據傳說,高德和伊麗莎白的五個兒子中只有一個沒有夭折,他是本傑明·高德,娶了芬蘭姑娘,安,做妻子。本傑明死於一七七七年,此前一年在特拉華對面的費城簽訂了《獨立宣言》。他留下一個女兒,薩拉,和四個兒子,安東尼、塞繆爾、阿比佳和埃利沙,高德鎮由此而得名。

科爾曼從母親嘴裡得知追溯到貴族約翰·芬尼克時代迷宮般的家史,約翰·芬尼克之對於新澤西西南地區猶如威廉·佩恩之對於包圍費城的賓夕法尼亞那部分一樣——而且有時候似乎高德鎮所有的居民都成了他的後代——然後他又從姑奶奶、叔爺爺嘴裡,從曾姑奶奶和曾叔爺爺嘴裡,從將近一百名親屬嘴裡重又聽說一遍,雖然細節並非全部吻合,那是在他們孩提時代,他、瓦特、歐內斯廷跟父母南下到高德鎮參加一年一度的家族團圓的時候——幾乎有二百多名親屬,來自西南澤西、費城、大西洋城,還有遠遠從波士頓來的,吃油炸藍魚、煨雞、炸雞、自制冰激凌、糖漬桃子、餡餅、蛋糕——整天品嚐心愛的家常菜,打棒球,唱歌,回憶往事,述說從前女人如何紡織,燉肥豬肉、烤大面包給男人帶下地,縫製衣服,從井裡汲水,用主要是從樹林裡採集的藥草泡製而成的藥物治療麻疹,用糖蜜和洋蔥配置的糖漿治療百日咳。有的故事講述家庭主婦開辦牛奶場製作可口的乳酪,女人進費城當管家、裁縫、教師,女人在家成為傑出的好客主婦。有的故事講述男人如何在林子裡設套子捕捉、射殺冬季獵物提供肉食,農夫犁田,伐木用做柴火和築圍欄,做買賣,屠宰牲口。發財的人,經商的,把成噸的鹽浸過的乾草,從他們擁有的海灘和河灘鹽鹼沼澤地割來的草,出售給特倫頓陶器作坊做包裝用。有的故事講述男人們離開樹林、農場、沼澤、杉樹叢,去當兵——有的作為白人,有的作為黑人——參加南北戰爭。有的故事講述男人下海當走私販子,到費城開殯儀館,當印刷工、理髮師、電工、雪茄工和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會牧師——還有一個隨泰迪·羅斯福及其第一義勇騎兵團出征古巴,也有幾個惹上麻煩的,逃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有的故事講述像他們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經常衣衫襤褸,有時都沒鞋或外套穿,冬夜睡在簡陋房屋冰冷的房間裡,烈日炎炎的夏季和大人們一起叉草、裝草、運草,但由父母管教,懂得禮貌,在長老會辦的學堂裡通過問答學習聖經——也學讀書寫字——即使在那種日子裡也始終能吃上足夠的豬肉、土豆、麵包、糖蜜和野味,長大以後體格強壯,誠實,健康。

但一個人並不因為勞塞德逃跑奴隸的歷史、高德鎮大團圓豐碩的一切以及盤根錯節的家族美國譜系而決定不當拳擊手——或因為勞塞德逃跑奴隸的歷史、高德鎮大團圓豐碩的一切以及盤根錯節的家族美國譜系而決定不當古典文學教師——正如一個人可以因為這些而什麼也不當一樣。許多事情從一個家庭的生活中消失了。勞塞德是一個,高德鎮是另一個,家譜是第三個,而科爾曼是第四個。

在近五十多年中,他並非第一個聽說過為特倫頓陶器作坊收割鹽鹼地乾草的故事或在高德鎮大團圓時吃過油炸藍魚和糖漬桃子,而長大後像這樣消失的孩子——消失了,如同過去家裡人常說的那樣:「直到無影無蹤。」「對他的家人來說音信全無」是他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祖先崇拜——科爾曼這樣稱呼它。尊重過去是一回事——作為偶像崇拜的祖先崇拜,又是另一回事。讓那種束縛見鬼去。

那個晚上從東奧蘭治回到村裡後,科爾曼接到他哥哥從阿斯伯裡園打來的電話,事態的發展比他預計的要快得多。「不准你再靠近她。」瓦特警告他說,嗓音裡迴盪著勉強壓制下去的東西——因為被壓制而越發可怕——自從父親過世後科爾曼再也沒聽到過的。家裡又有了另一股力量將他一股腦兒推到另一邊去。這個發生在一九五三年的行為,是由一個大膽魯莽的年輕人在格林尼治村犯下的,一個特定的人在一個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時間做出的,但現在他將永遠地待在另一邊了。然而這,如他所發現,正是問題之關鍵所在:自由是危險的。自由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沒有一件事會長期屈從你的條件。「不准你再找她。不準有任何聯絡。不準打電話。什麼也別想。永遠不準。聽到沒有?」瓦特說,「永遠不準。永遠不准你再在那幢房子附近顯露你那張純白種人的面孔!」

原文為拉丁語,epluribusunum,美國國徽上的格言之一。

科爾曼將詩句裡的「脖子(neck)」誤認作「黑人(negro)」,進而把「脖子後(thebackofhisneck)」看成了「黑人的背脊(thebackofhisne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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