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想談一部民族主義者經常提起的確為傑出的作品。我指的是裡卡多·吉拉爾德斯的《堂塞貢多·松勃拉》。民族主義者說，《堂塞貢多·松勃拉》是民族作品的典型；然而我們把《堂塞貢多·松勃拉》和具有高喬傳統的作品加以比較時，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們之間的差別。《堂塞貢多·松勃拉》裡大量的隱喻同鄉村口語毫不相干，卻同蒙馬特爾高地現代文藝界人士聚會上用的隱喻相似。至於故事情節，顯然受到吉卜林的《吉姆》的影響，《吉姆》的地理背景是印度，它的創作則是受到密西西比河的史詩作品，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影響。我說這番話時，絕無貶低《堂塞貢多·松勃拉》價值的意思；相反的是，我想強調說我們能有那部作品全靠吉拉爾德斯回憶起當時法國沙龍里談的詩歌技巧和他多年前看過的吉卜林的作品；也就是說，吉卜林、馬克·吐溫和法國詩人們的隱喻對於這本阿根廷的書是不可少的，我重複一遍，對於這本書雖然接受了影響仍不失為地地道道的阿根廷的書是必不可少的。

我還想指出一個矛盾：民族主義者貌似尊重阿根廷頭腦的能力，但要把這種頭腦的詩歌創作限制在一些貧乏的地方題材之內，彷彿我們阿根廷人只會談郊區、莊園，不會談宇宙。

現在來談談另一種解答。人們說阿根廷作家應該利用另一種傳統，那就是西班牙文學。這第二個建議當然比第一個寬鬆一些，但也容易使我們受到限制；有許多可以反對的理由，只講兩點就夠了。首先，阿根廷的歷史可以確切地說是一部要求擺脫西班牙、有意疏遠西班牙的歷史。其次，阿根廷對西班牙文學的喜愛（我個人就有），往往是培養出來的；我常常向沒有特殊文學修養的人推薦法國和英國作品，這些書毫不費勁就受到喜愛。相反的是，當我向朋友推薦西班牙書籍的時候，我發現如果不經過特殊的學習這些書很難得到喜愛；因此，我認為有些優秀的阿根廷作家筆法同西班牙作家相仿，並不說明繼承的才能，而是證實阿根廷人的多才多藝。

現在我來談談關於阿根廷作家和傳統的第三種意見，那是我最近看到的，曾使我感到大為驚訝。那種意見認為我們阿根廷人同過去脫離了關係；我們和歐洲之間的連續似乎出現了間斷。按照這種奇怪的看法，我們阿根廷人彷彿處於混沌初開的時期；尋求歐洲題材和方法是幻想，是錯誤；我們應該懂得我們實質上是孤立的，不能同歐洲人平起平坐。

我認為這種意見是沒有根據的。但不少人接受了，因為宣告我們的孤獨、失落和原始狀態就同存在主義一樣有其悲愴的魅力。許多人之所以能接受這個意見，是因為一旦接受之後，自己就覺得孤獨、落寞，能博得別人關心。但我注意到，我們的國家正由於年輕，有一種強烈的時間感。歐洲發生的一切，最近幾年中歐洲的風雲變幻，在這裡都產生了深遠的迴響。西班牙內戰時期，有人支援佛朗哥，有人擁護共和；有人支援納粹，有人支援協約國，這一事實往往導致了極其嚴重的衝突和疏遠。如果說我們同歐洲脫離了關係，這種情況就不至於發生。至於阿根廷歷史，我相信我們人人都有深刻感受；這很自然，因為由於年代和血緣，阿根廷歷史離我們很近；人物、內戰的戰役、獨立戰爭，在時間和家族傳統上都離我們很近。

那麼，阿根廷傳統是什麼呢？我認為我們很容易回答，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我認為整個西方文化就是我們的傳統，我們比這一個或那一個西方國家的人民更有權利繼承這一傳統。我想起美國社會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的一篇文章，討論了猶太人在西方文化中的傑出地位。他問這種傑出地位是不是可以假設為猶太人天生的優越性，他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猶太人在西方文化中出類拔萃，是因為他們參與了這種文化的活動，但同時又不因特殊的偏愛而感到這種文化的束縛；「因此，」凡勃倫說，「猶太人比非猶太的歐洲人更易於在西方文化中創新。」這句話也適用於愛爾蘭人在英國文化中的地位。說起愛爾蘭人，我們沒有理由假設不列顛文學和哲學中愛爾蘭人比比皆是的現象是由於種族傑出，因為許多傑出的愛爾蘭人（蕭伯納、貝克萊、斯威夫特）是英格蘭人的後裔，並沒有凱爾特血統；但是他們只要覺得自己是愛爾蘭人，有所不同，就足以在英國文化中創新。我認為我們阿根廷人、南美洲人，所處情況相似；能夠處理一切歐洲題材，能夠灑脫地、不帶迷信地處理一切歐洲題材，從而達到，事實上也達到很好的效果。

這並不是說阿根廷的試驗是全部成功的；我認為傳統和阿根廷特色的問題僅僅是永恆的決定論的一種當代的短暫的形式。如果我要用一隻手摸桌子，問自己用左手還是右手去摸；然後用右手摸了，決定論者就會說，我不可能採取別的方式，在此之前的全部宇宙史已經決定了我要用右手去摸，如果用左手就成了奇蹟。但是，假如我用左手去摸，他們也會說同樣的話：我註定要用那隻手去摸。文學題材和方法情況也如此。阿根廷作家出色地所做的一切都屬於阿根廷傳統，正如由於喬叟和莎士比亞，處理義大利題材已成為英國的傳統。

我還認為，前面所作的有關文學創作目的的探討，都基於意圖和動機起重要作用的這一錯誤假設。以吉卜林為例：吉卜林一生為特定的政治理想而寫作，想使自己的作品成為宣傳的工具，但是他晚年不得不承認，作家作品的真正實質往往是作家自己不知道的；他還援引了斯威夫特的例子，斯威夫特寫作《格列佛遊記》時的意圖是抨擊人類社會的不公，卻留下了一本兒童讀物。柏拉圖說過，詩人是神的抄寫員，神彷彿是使一連串鐵指環感應磁力的磁石，感應了詩人使他們背離原來的意願和動機。

因此，我要重複說我們不應該害怕，我們應該把宇宙看做我們的遺產；任何題材都可以嘗試，不能因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於阿根廷特色：因為作為阿根廷人是預先註定的，在那種情況下，無論如何，我們總是阿根廷人，另一種可能是作為阿根廷人只是做作，是一個假面具。

我相信，如果我們服從那個名為藝術創作的自我的夢想，我們就能成為真正的阿根廷人，成為虛懷若谷的好作家。

本文是作者在自由高等學院的一次講課的記錄稿。——原注

bartolomémitre（1821—1906），阿根廷軍人，政治家、作家。一八六七年當選為共和國總統，著有《貝爾格拉諾和阿根廷獨立史》、《聖馬丁和美洲解放史》等，他將但丁的《神曲》翻譯成西班牙文，創辦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大的報紙《民族報》。

garcilasodelavega（1501—1536），西班牙軍人，詩人。傳世作品有四十首十四行詩，三首田園詩和若干首歌謠、輓歌。他在詩作中首先採用了義大利詩歌格律，開闢了西班牙詩歌的新道路。

jeanracine（1639—1699），法國劇作家，詩人。

thorsteinveblen（1857—1929），美國社會學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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