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專門談及貶低和削弱在英國對福樓拜的崇拜的文章中，約翰·米德爾頓·默裡發現有兩個福樓拜：一個是瘦骨嶙峋的男人，與其說他受人愛戴，倒不如說他很平易近人，一副平常人的音容笑貌，為撰寫半打不同篇幅的文學作品而垂死拼搏；另一個是無形的巨匠，一個象徵、一聲戰鬥的吶喊、一面旗幟。我宣告，我不懂這種反差。為創作一部刻意的和優秀的作品，垂死拼搏的福樓拜確確實實是傳說中的福樓拜（如果他四卷書信中說的不是騙我們的話），他也是歷史上的福樓拜，這個福樓拜，最重要的是由他策劃和實現的重要文學，他是一類新人中的第一個亞當：如牧師、苦行僧和幾乎像烈士一樣的文化新人。

由於我們將要看到的原因，古代不能產生這類人。《伊翁》裡說，詩人「是個輕浮的、長翅膀的、神聖的東西，沒有靈感則一事無成，就像是我們所說的瘋子」。到處流傳的類似這種關於精神的理論（《唐璜》，第三章第八節），對詩人的個人評價懷有敵意，把他貶低為神明的臨時性工具。所以，在希臘的城市裡或在羅馬，有個福樓拜是不可思議的。也許與他最相似的是品達。他是位牧師型詩人，他把他的讚美詩比作鋪設的道路，比作潮水，比作金浮雕和象牙雕，比作樓房；感到和體現了專職作家的尊嚴。

對於古典派們所說的靈感的「浪漫」學說，應該補充一個事實：總的感覺是荷馬已經把詩寫完了，不管怎樣，他已經發現了詩的完美形式——英雄史詩。馬其頓國王每天晚上把他的劍和《伊利亞特》放在枕頭下，而德·昆西則談到有一位英國牧師在佈道臺上「為人類偉大的受苦精神，為人類的崇高願望，為人類的發明創造之不朽祈禱，為《伊利亞特》，為《奧德賽》祈禱！」阿喀琉斯的憤怒和尤利西斯歸來的艱辛不再是普遍的題材；在此種範圍內，後人有了一種希望。凌駕於其他寓言之上，為祈求而祈求，為戰鬥而戰鬥，為超自然的機器而超自然的機器，在二十個世紀內，《伊利亞特》的內容和形式是詩人們最大的目標。嘲諷它是很容易的，但是不嘲諷《埃涅阿斯紀》，因為它是幸運的結果（倫普里爾謹慎地把維吉爾列入荷馬的恩惠之中）。十四世紀，偏愛羅馬榮譽的彼特拉克認為在布匿戰爭中發現了史詩經久不衰的素材。塔索在十六世紀選擇了第一次十字軍遠征。他把它寫成了兩部作品，或者說，一部作品的兩種寫法；一部是著名的《耶路撒冷的解放》；另一部是《耶路撒冷的征服》。他想盡量使之與《伊利亞特》一致；但那隻不過是文學的好奇心而已，此書淡化了原文中強調的東西，對一部主要是強調的作品採用這種手法，有可能導致對它本身的破壞。這樣，我們在《耶路撒冷的解放》（第八章第二十三節）中看到一個受了重傷的、勇敢的、還沒有死的人：

他彷彿是具兇猛不屈的屍體，

支援他的不是生命，而是勇氣。

在修改本中，誇張和效果都消失了：

不是生命，而是勇氣，

支援著那位兇猛不屈的騎士。

之後，彌爾頓活著就是為了寫一部英雄史詩。他從小的時候起，也許在他寫下第一行詩句之間，他就明白他要從事文學。為從事史詩寫作，他擔心自己出生得太晚了（離荷馬太遠，離亞當太遠），他擔心他生在過於寒冷的緯度，但是他在寫詩的藝術上苦練了許多年。他學習希伯來語、阿拉伯語、義大利語、法語、希臘語，當然還有拉丁語。他創作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六韻步詩和托斯卡納式的十一音節詩。他的創作是有節制的，因為他感到無節制的創作會消耗他寫詩的才能。他在三十六歲時寫道，詩人應該是一首詩，「就是說，是一篇文藝作品和最好的東西的典型」，他還寫道，沒有人不值得讚美，應該敢於讚美「英雄人物或著名的城市」。他知道，一本人們不讓它死亡的書將會出自他的筆下，但是主題沒有顯露出來，他要到《布列塔尼的早晨》、《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中尋找主題。在一張偶然遇到的紙（現在是劍橋大學收藏的手稿）上記錄著一百多個可能寫作的題目。最終，他選擇了天使和人的死亡作為題目，這是那個世紀中的歷史性題目。儘管現在我們認為它們是象徵性的或者是神話。

彌爾頓、塔索和維吉爾都獻身於詩的寫作；福樓拜則是獻身於（我給此單詞的詞源活力）創作一部純美學散文作品的第一人。在文學史上，散文在詩歌之後，這種奇談激起了福樓拜的雄心。他寫道，「散文是昨天誕生的」，「詩是古代文學的最好形式，詩的韻律組合已經耗盡；散文的組合卻不是這樣」；另一方面，「小說正在等待它的荷馬」。

彌爾頓的詩包括天、地獄、世界和混亂，但它仍是一部《伊利亞特》，一部包容宇宙的《伊利亞特》；相反，福樓拜不想重複和超越以前的模式。他認為，每種東西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表達。而尋找這種方式則是作家的義務。古典派和浪漫派展開熱鬧的爭論，福樓拜說，他們的失敗可能會不同，但是，他們的目標是一樣的，因為美的東西總是必需的、正確的。布瓦洛的一句好詩就是雨果的一句好詩，他相信一種事先設定的悅耳與準確的和諧，並對「確切的單詞和韻律單詞之間的必要關係」感到驚喜。對語言的這種迷信可能會使其他作家編織出不良句法和正音習慣的小方言。對福樓拜則不是這樣，他的基本誠實使他擺脫了他自己學說的危險。他用長期的誠實追求最正確，的確，他沒有擯棄共同的東西，以後，在象徵派的晚餐聚會極少有的自負中可能會蛻變。

據歷史記載，著名的老子想過隱居的生活，不想出名；不想成為名人的同樣意願和不求名聲的同樣意願正是福樓拜的目標。他不希望出現在他的書裡，或者幾乎想像上帝那樣以看不見的形式出現在他的創造物裡一樣，他幾乎以看不見的形式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事實上，如果我們事先不知道同一支筆寫了《薩朗波》和《包法利夫人》，我們就不會猜到是他寫的。不可否認，想到福樓拜的作品，就會想到福樓拜，就會想到那個如飢似渴地參考了許多書、寫下不少草稿的勤奮工作的人。堂吉訶德和桑丘比創作他們的那位西班牙戰士更現實，但是，福樓拜筆下的任何人物都不如福樓拜那麼現實。說他的重要作品就是《書信集》的人可以論證福樓拜目標的面孔就在他那些勤奮的書卷裡。

這種目標仍然是典範，就像拜倫是浪漫派的典範一樣。我們把《老婦人的故事》和《巴西利奧表兄》歸為對福樓拜技巧的模仿；他的目標以玄妙的讚美和神秘的變化在馬拉美的書中重複（他的碑銘「世界的目的就是一本書」，使福樓拜的信念固定了下來）；在穆爾的詩中，在亨利·詹姆斯的書中以及在編織錯綜複雜的《尤利西斯》的愛爾蘭人的幾乎是無窮盡的作品中重複。

johnmiddletonmurry（1889—1957），英國作家、評論家，小說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丈夫，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有較大影響。

歐里庇得斯據古希臘伊翁神話創作的劇作。

他的反面是浪漫派詩人愛倫·坡的「古典」學說，他使詩人的勞動變成了腦力勞動。——原注

johnlemprière（1765—1824），英國古典學者。

此處及下文塔索的詩都採用王永年先生的譯文。

義大利文藝復興發源地。十三世紀這一地區出現以圭託內·達雷佐（guittoned’arezzo，1235—1294）為代表的詩歌流派，在愛情詩中抒發城市市民對世俗生活的興趣和追求社會平等的意識，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達到中世紀抒情詩的高峰，史稱托斯卡納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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