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爾和白居謝的故事給人一種簡陋的假象。兩位抄寫員（他們的年齡近五十歲，像阿隆索·吉哈諾一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份遺產使他們不必再工作並遷到鄉下去定居。在那裡，他們嘗試關於農業、園藝、罐頭生產、解剖、考古、歷史、記憶法、文學、招魂術、水療法、體操、教育學、獸醫、哲學和宗教方面的寫作；二三十年之後，上述這些不同類的學科中的任何一科都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失望之際（我們將會看到，「行動」不是在時間中而是在永恆中進行的），他們讓木匠做了一張雙向的桌子，又像以前一樣，抄寫起來。
福樓拜用六年時間，即他一生中的最後六年，來構思和寫作這本書，結果最後還未寫完。極其推崇《包法利夫人》的埃德蒙·戈斯認為這本書是愚蠢的行為，雷米·德·古爾蒙則認為這本書是法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鉅著。
埃米爾·法蓋（熱舒諾夫曾有一次稱他為「發灰的法蓋」）一八九九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其功勞在於包容了所有反對布瓦爾和白居謝的理由，這對評論這部作品倒是個方便的做法。據法蓋說，福樓拜想寫一部人類白痴的史詩，他多餘地給小說安排了兩個人物（受邦葛羅斯和老實人，或許是受桑丘和吉訶德的影響），這兩個人物並不互相補充，並不互相對立，這兩個人物不過是文學的技巧而已。福樓拜創作或塑造出這兩個傀儡來，並讓他們閱讀大量的書，目的是為了使他們搞不懂這些書。法蓋指出了這種手法的幼稚和危險性。因為，福樓拜為了構思這兩個白痴的反應，他自己看了一千五百種有關農業、教育學、醫學、物理、形而上學等等方面的書，目的也是為了搞不懂它們。法蓋評論說：「如果一個人堅持從那種看了也不懂的觀點出發來看書，那麼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會做到什麼都不懂，並由於他自己的原因而成為白痴。」事實上，福樓拜與書本的五年共同生活，使他變成了布瓦爾和白居謝或者（更確切地說）使布瓦爾和白居謝變成了福樓拜。開始時，那兩個人物是白痴，是作者看不起和譏諷的人物，但是在第八章中卻有這麼幾句著名的話：「於是，他們的精神里出現了一種糟糕的才能，即能看到愚蠢的行徑、但又不能容忍它的才能。」接著又說：「無足輕重的事使他們感到悲哀：報紙上的通告，某位資產階級分子的肖像，偶爾聽到的某件蠢事。」在這一點上，福樓拜同布瓦爾和白居謝是一致的，上帝同他的創造物一致。這是在一切長篇作品，或者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中都會有的現象（蘇格拉底成了柏拉圖，培爾·金特成了易卜生）。但是在這裡，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一個時刻裡做夢的人，採用一個類似的比喻來說，他竟發現他自己在做夢，而他的夢的形式就是他自己。
《布瓦爾和白居謝》的第一版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出版的。四月份，亨利·塞亞爾立即為它下了這個定義：「像是變成了兩個人的浮士德。」在七星文庫版本上，迪梅尼稱：「在第一部分開始時浮士德獨白中的頭幾個詞正是《布瓦爾和白居謝》的全部計劃。」浮士德的這些話是對他曾經徒勞無功地學過哲學、司法、醫學感到可悲之極，呀，甚至還學過神學。此外，法蓋已經說過：「《布瓦爾和白居謝》同樣是一個白痴浮士德的故事。」我們在這個譏諷上停留一下，因為這個譏諷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全部錯綜複雜的爭論。
福樓拜聲稱，他的目的之一是檢查所有的現代思想；他的反對者則稱，把這種檢查交給兩個白痴來做則是直接使這種檢查變得毫無價值可言。從這兩個白痴的所作所為中推斷出宗教、科學和藝術的自負不過是一種毫無道理的詭辯或者是一個拙劣的謊言。白居謝的所有失敗不及牛頓的一次失敗。
為了反對這個結論，習慣的做法是否定先決條件。迪容和迪梅尼為此提到了福樓拜的忠實信徒和學生莫泊桑的一段話，這段話說布瓦爾和白居謝是「兩種很清醒、平庸但樸實的精神」。迪梅尼強調「清醒」這個詞，但是莫泊桑的話——或者是福樓拜本人的話，若能找到的話——永遠也不會比作品本身更具說服力，作品似乎是在強調「白痴」這個詞。
我斗膽提出，《布瓦爾和白居謝》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是美學的，它同三段論法的四種形式和十九種方式的關係不大或者毫無關係。一是邏輯的嚴密；一是傳統，它幾乎本能地把基本的話語放在普通人物或瘋子的嘴上。讓我們回顧一下伊斯蘭教對白痴的尊崇，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的靈魂已經被吸引到天上去了；我們回顧一下《聖經》裡某些地方講到上帝挑選了白痴用來羞辱聰明人。或者，如果喜歡更具體的例子，我們想想切斯特頓的《活著的人》，這是一座可以見到的簡練之山，是神聖智慧的深淵，或者想想那位胡安·埃斯科託，他認為上帝最好的名字是虛無（什麼也沒有），「他自己也不知自己為何物，因為他不是為什麼……」蒙特祖馬國王說，小丑教的東西比智者教的東西更多，因為他們敢於說真話；福樓拜（自始至終不是在做嚴密的證明、哲學推理，而是作一個諷刺）完全可以小心謹慎地把他最後的疑問和最秘密的懼怕交付給兩位不負責任的人。
還有一條更深層次的、具有說服力的理由。福樓拜是斯賓塞的忠實信徒；在斯賓塞的《第一項原則》中，他說，宇宙是不可知的，其充分和明確的理由是，解釋一件事是把它歸於另一件更普遍的事，而這個過程是沒有底的，因為它把我們引向除了普遍真理即解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東西了。科學是在無限的空間中發展的一個有限的領域；它的每一次新的擴張使之瞭解陌生領域中更多的範圍，但陌生領域是不會窮盡的。福樓拜寫道：「我們仍舊幾乎一無所知，我們想猜猜這個永遠也不會向我們露出真容的最終真理。想得出一個結論的狂熱是一切狂躁症中最不幸的和最貧乏的。」藝術的運作必須是通過象徵來進行的；最大的領域是無限中的一個點；兩個荒謬的抄寫員可以代表福樓拜，也可以代表叔本華或牛頓。
丹納重複了福樓拜的看法，其小說的主角需要一支十八世紀的筆，斯威夫特的簡明扼要和辛辣尖刻。他偶然講到了斯威夫特，因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這兩位偉大和憂傷的作家之間的近似性。他們倆咬牙切齒地仇恨人類的愚蠢行徑；他們兩人記錄下了這種仇恨，長年累月地彙編平庸的句子和愚蠢的意見。在《格列佛遊記》第三部中，斯威夫特描寫了一座令人尊敬的和大規模的學院，學院裡有人提議人類放棄口頭語言以不損耗肺部。有人要軟化大理石來製造枕頭和靠墊；有人熱衷於鼓吹不長毛的羊的品種；有人通過能偶然組合語言的用鐵箍包木頭做成的支架，就以為是解決了宇宙之謎。這種發明是同盧爾的《大藝術》背道而馳的……
勒內·德尚姆研究了《布瓦爾和白居謝》的年代，並對它提出了非難。小說跨越的時間需有四十年左右；主人公們六十幾歲投身於體操，同時布瓦爾發現了愛情。在這樣一部情節繁雜的小說中，時間卻是凝固的；除了這兩位浮士德（或者雙頭浮士德）的試驗和失敗外，什麼也沒有發生；缺少日常生活、宿命和偶然。「結局時的人群仍是開始時的人群，沒有人變老，也沒有人死亡，」迪容說。在另外一頁上，他歸納說：「福樓拜筆下的知識分子正直，使他下了一次可怕的賭注，使他對他的故事過於修飾，使他在寫作時收藏起他那支作家的筆。」
晚年福樓拜的疏忽或輕視或自由使得評論家們不得要領；我卻認為在其中看到了一個象徵。以《包法利夫人》建立現實主義小說的人也是第一個打碎它的人。幾乎就在昨天，切斯特頓寫道：「小說完全可能同我們一起死亡。」福樓拜的本能預感到了這種死亡，因為它正在發生——《尤利西斯》以它的構思、時間和精神，不正是某一體裁的迴光返照嗎？他在小說的第五章中譴責巴爾扎克「統計學和人種學」的小說，並把它推廣到左拉的小說。所以《布瓦爾和白居謝》的時間向永恆傾斜；所以主人公不死，繼續在卡昂附近抄寫他們不合潮流的蠢名錄，在一九一四年時像在一八七○年時一樣無知；所以，此作品是向後看的，朝伏爾泰、斯威夫特和東方的寓言看的，朝前看，則是向著卡夫卡了。
可能另有一個關鍵。為了嘲弄人類的渴求，斯威夫特說他們身材矮小或類似靈長類；福樓拜則把他們說成是粗野的人。很明顯，如果世界的歷史就是《布瓦爾和白居謝》的歷史，那麼，組成這部歷史的一切都是滑稽的和不牢靠的。
我認為從中覺察到一種對福樓拜本人命運的譏諷影射。——原注
rémydegourmont（1858—1915），法國作家、評論家，《法蘭西信使報》的創辦者。
Émilefaguet（1874—1916），法國作家、批評家，一九○一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均為伏爾泰哲理小說《老實人》中的人物。
懷疑論者阿格里帕的理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要求實證，直至無窮無盡。——原注
西班牙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拉蒙·盧爾（ramonllull，1232—1315）的代表作，書中試圖把信仰和理性聯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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