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會促使人產生一種雄心壯志：寫一本獨一無二的書，寫一本柏拉圖式的包羅永珍的書中之書，這是歲月也不會使其功德減少的一件東西。抱有此類雄心壯志的人，都選擇了高尚的題材：羅得島的阿波羅尼奧斯，選中了一隻穿越海上危險的船；盧卡努斯，在鷹與鷹之戰中選擇了愷撒和龐培之間的戰爭；卡蒙斯則是在東方的葡萄牙戰火；多恩，根據畢達哥拉斯派理論，選擇了靈魂的輪迴之圈；彌爾頓，則是原罪和天堂；菲爾多西，選擇了波斯王朝的交替更迭。我認為，貢戈拉是第一個提出一部重要作品可以不採用重要題材的人；根據卡斯卡萊斯和格拉西安指出的和非難的，《孤獨》所涉及的泛泛故事是故意寫的瑣碎事（《哲學書簡》，第八卷；《批評家》，第二章第四節）。馬拉美不滿足於日常的題材，他找一些否定的題材：缺少鮮花和女人，一張紙在寫上詩句之前的白色。像佩特一樣，他感到所有的藝術都傾向於像音樂，形式就是背景的藝術；它莊重的職業信念「世界的目的就是一本書」似乎概括了荷馬的說法，即眾神編織了不幸，以便後代不乏可歌頌的東西（《奧德賽》，第八卷，結局）。葉芝大約在一九○○年在操作象徵中尋找絕對，這些象徵驚醒了普遍的記憶或是在個人頭腦中跳動著的普遍的記憶；可以把這些記憶同容格後來的典型相比較。巴比塞在他那本被無情遺忘的《炮火》避免了（他企圖避免）時間的侷限，採用對人的基本行為的詩意敘述；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夜》中，採用了對不同時代特徵的同時表達，為了創造永恆的外表，故意操弄反潮流的東西，這也是龐德和t.s.艾略特所採用的。

我回顧了一些手法；但是任何一個也比不上惠特曼在一八五五年採用之手法的奇異。在談論它之前，我想先談一些在我要說的話之前的一些議論。第一種是英國詩人拉塞爾斯·阿伯克龍比，他說：「惠特曼從他高尚的經驗中提取了生動的和高興的形象：他本人的形象，這是現代文學少有的大事之一。」第二種是埃德蒙·戈斯爵士的：「沒有一個真實的惠特曼……惠特曼是處於原生質狀態的文學：一種簡樸的智力機體，僅限於反映一切靠近他的東西。」第三種是我的：「幾乎涉及惠特曼的所有文章，由於兩個沒完沒了的錯誤，都是虛假的。一個錯誤是簡單地把作為文人的惠特曼同作為《草葉集》半神化英雄的惠特曼等同起來，這位英雄就像是《堂吉訶德》中的吉訶德；另一個錯誤是不明智地同意他詩中的風格和詞彙，也就是說，想要解釋的同一個令人驚歎的現象。」

我們想象一下尤利西斯（以阿伽門農、拉厄耳忒斯、波呂斐摩斯、卡呂普索、佩涅洛佩、特雷馬科、豬倌、埃斯西拉和卡利佩迪斯為依據的）的一份傳記說他從未離開過伊薩卡；這部傳記，還好它是虛構的，它將給我們的失望，同所有惠特曼傳記給我們的失望是一樣的。從他詩句中的天堂世界到他生活乏味的記錄是一種傷感的過渡。當傳記作者想掩蓋有兩個惠特曼時，這種傷感就不可思議地增加了；一個是《草葉集》中「友善和雄辯的野蠻人」和一個創造了這些詩句的可憐的詩人。這位詩人從未去過加利福尼亞或普拉特河口；那位野蠻人在普拉特河口發出呼叫（《構成這個場面的精神》）並在加利福尼亞當礦工（《從巴瑪諾科出發》），這位詩人一八五九年在紐約；那位野蠻人同年的十二月二日在弗吉尼亞觀看處決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流星之年》）。這位詩人出生在長島；那位野蠻人也出生在長島（《從巴瑪諾科出發》），同樣也在南方的一個州（《歸心似箭》）。這位詩人純潔、保守，尤其是沉默寡言；那一位野蠻人則是熱情和放縱的。把這些不同點放在一起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應該明白：《草葉集》詩句中出現的那位可憐的幸運的流浪漢是沒有能力寫出這些詩句來的。

拜倫和波德萊爾在他們光輝的著作中，戲劇化了他們的不幸；惠特曼則戲劇化了他的幸福。（三十年之後，在西爾瑪利亞，尼采發現了查拉圖斯特拉；這位教育家是幸福的，或者，無論如何，他是推崇幸福的，但其缺點是，幸福並不存在。）其他一些浪漫主義英雄——該系列中瓦提克是第一位，埃德蒙·泰斯特不是最後一位——他們過細地加劇了他們的不同；惠特曼，以極其強烈的自卑謙遜，希望同所有的人都相同。《草葉集》指出：「這是一個偉大的集體個人的歌，人民的、男人的和女人的歌。」（《全集》，第五卷第一百九十二頁）或者，是不朽的（《自我之歌》，第十七首）：

這些思想並非我個人獨出心裁，

它們實際上為一切人所共有，不分國家和時代。

要不為你我所共有，那它們就要淘汰，或者近乎淘汰；

如果它們不是謎與謎底，那它們就得淘汰；

倘若不是既近又遠，那它們必定淘汰。

它們像草，哪兒有土有水，就會長起來，

它們是大家共有的空氣，把我們的星球覆蓋。

泛神論傳佈了一種說法，它聲稱上帝就是不同對立的東西之集合或者（更明確點）混合物。它的典型句子是：「典禮是我、祭品是我、祭的黃油是我、火是我。」（《薄伽梵歌》，第九章第七頌）此前，不過有點模稜兩可的是赫拉克利特語錄第六十七段：「上帝是白天和夜晚、冬天和夏天、戰爭與和平、飽食和飢餓。」普羅提諾向他的學生描寫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天，在天上「一切都無所不在，任何東西是一切東西，太陽是所有的星星，每顆星星是所有的星星和太陽」（《九章集》，第五卷第八章第四節）。阿塔爾，這位十二世紀的波斯人，歌頌鳥兒們歷盡艱辛找尋它們的國王西摩格；許多鳥兒死在大海上，倖存的鳥兒卻發現它們就是西摩格，西摩格是它們中的每一個和全部。同一性原則延伸的修辭可能性好像是無窮無盡的。愛默生，這位印度教教義和阿塔爾的讀者寫下了一首詩《婆羅門》，組成這首詩的十六行中，最難忘的可能是這一行：如果我在飛，我就是翅膀。與此相似，但更加切中本質的是斯蒂芬·格奧爾格的「我是一個，也是我們兩個」（《聯邦之星》），惠特曼革新了這種手法。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用來定義神明或者用來賣弄詞彙的「同感和不同」；他要用充分的溫柔使自己等同於所有人。他說（《橫渡布魯克林河的渡口》，第十七首）：

我曾頑固、自負、貪婪、膚淺、狡猾、

膽怯、居心不良；

在我身上不乏豺狼、毒蛇和蠢豬……

他也說（《自我之歌》，第三十三首）：

我是人。我曾受磨難。我在那裡。

殉難者的輕蔑和鎮定；

被巫婆判決的母親，在子女面前被用乾柴燒焦；

被關起來的奴隸猶豫不決，倚在圍牆上，

喘息，

渾身是汗；

穿透雙腿和脖子的洞眼，殘酷的彈藥

和子彈；

所有這些我都感到，我就是他。

他感受到了這一切，這一切是惠特曼，但基本上——不是在真實的歷史中，而是在虛構的歷史中——他是這兩行詩中的含義（《自我之歌》，第二十四首）：

沃爾特·惠特曼，一個宇宙，曼哈頓的兒子，

騷動的、肉感的、感官的、吃、喝和繁殖。

他也是在將來，在我們未來的懷念中，由這些詩句的預言所勾畫出來的那個人（《現在，生活充實》）：

今天，充滿生機，實在，可見到，

我，四十歲，美國的八十三年，

尋找你，在一個世紀內或許多世紀內，

你還未出生，我尋找你，尋找你。

你在閱讀我。現在我是看不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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