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時間，超越空間，一個上帝、一個夢幻、一個神魂顛倒卻又對此毫無察覺的人，各自重複著一個晦澀的表白。描述並評判這些表白的話語以及由這些話語而產生的兩種反響，構成了本文的主題。
故事的起源是人人皆知的，記錄在《聖經》摩西五經第二部——即《出埃及記》——第三章。在該章節中，我們看到，該書的作者和主人公、牧羊人摩西問上帝姓甚名誰，上帝回答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在考察這句玄妙的話語之前，或許我們不應忘記，對原始的魔幻思想而言，名字不僅僅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象徵符號，而且是這個符號所確立的整體概念中生死攸關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澳大利亞的原始居民都會取一個隱秘的名字，不讓相鄰部落的人聽到。在古埃及人中，也盛行類似的傳統。每個人都取兩個名字，一個是小名，讓別人叫的，另一個是大名，是真實的名字，對別人是保密的。根據殯葬文獻，人的軀體死亡之後，靈魂會遭遇到各種各樣的危險，而忘記自己的名字（失去自己的人格身份）可能是其中最大的危險。同樣，知曉諸位神靈的真名實姓，瞭解各路鬼怪姓甚名誰，打聽到各個陰司的真實名字，也被視為非同小可的事情。雅克·旺迪耶曾經寫道：「知道一個神或一個神化了的生靈的名字，就足以制服它。」（《埃及宗教》，一九四九年）無獨有偶，我們從德·昆西口中知道，羅馬的實名也是保密的。在羅馬共和國滅亡前的日子裡，昆圖斯·瓦勒裡烏斯·索拉努斯就曾因為披露羅馬的實名而觸犯天條，被處以極刑。
未開化的人掩飾自己的名字，為的是不至於使自己的名字落入魔掌，以擺脫魔法對持名人的殺戮、迷惑和奴役。至今，遇到造謠中傷和辱罵的時候，人們仍舊保留有這種迷信，或者說，我們仍舊可以看到這種迷信的影子。我們不會容忍別人用某些含沙射影的字眼來影射自己的名字。毛特納曾分析並痛斥過人們的這種思維習慣。
我們看到，摩西問上帝的名字，並不是語義學概念上的好奇，而是想弄明白誰是上帝。說得更準確一點，是在刨根問底，打聽何為上帝。（九世紀，埃裡金納曾經寫道：「上帝也不知道誰是上帝，什麼是上帝，因為上帝不是什麼，也不是誰。」）
如何理解摩西所聽到的那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答話呢？按照基督教神學，「我是自有永有的」這句話表明，只有上帝才是真實存在的。正如大傳道士多夫·貝爾所指出的那樣，「‘我’這個字只有上帝才配使用」。斯賓諾莎的學說把外延和思維視為一個永恆的生靈即上帝的獨有屬性，這個理論是對下列概念最好的印證：一個墨西哥人曾這樣寫道：「上帝才是真實存在的，而我們則屬於不存在。」
照這第一種解釋，「我是自有永有的」是一種對本體的肯定。也有人理解為所答非所問，回答避開了提問。上帝之所以沒有說他是誰，是因為這已經超越了作為人的對話者的理解能力。馬丁·布伯指出，「ehychasherehych」同樣可以翻譯成「我是我將是的人」或「我在我將在的地方」。摩西大概像埃及巫士那樣，想問上帝叫什麼名字，以便把它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上帝可能確實是這樣回答的：「今天我和你對話，明天我可能顯出別的一種什麼形態，也許會是壓迫、無理、不幸的化身。」所有這些我們都能在有關歌革和瑪各的書中讀到。
上帝這句格言式的回答，人們使用多種語言來註釋它，諸如ichbinderichbin，egosumguisum，iamthatiam等。儘管這些註釋使用了多個單詞，但比一個單純的「上帝」這個詞還要使人難以理解，更加晦澀難懂。這種晦澀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深奧，而且更大範圍地在人世間遊蕩。直到一六○二年，莎士比亞創作了一齣喜劇。在這出喜劇中，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側面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一個氣壯如牛、膽小如鼠計程車兵。那個士兵曾經風光一時，靠陰謀詭計晉升為隊長。後來陰謀被揭穿，他被公開貶黜。此時，莎士比亞介入其中，借士兵的口說出了同上帝在山上所講的如出一轍的話。「我不再是隊長了，但我仍可以像隊長一樣吃、喝、睡得舒舒服服。我之所以能活下去，正因為我就是我。」帕洛如此道白。於是，他頓時由一個普通的喜劇角色成了一個人物，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物。
第二種說法出現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斯威夫特所度過的漫長的痛苦時期裡的某一年。或許，那些年代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一時難以忍受的瞬間，只是地獄作為永恆的一種表現形式。他曾以冷淡智慧為生，也曾靠冷落仇恨度日，然而，愚蠢卻迷惑了他終生（就像迷惑福樓拜一樣）。這也許是因為他知道瘋狂正在前面等著他。在《格列佛遊記》的第三部，他以極度厭世的情緒想象了一個腐而不朽的家族，其成員全部有一個微不足道但卻是永遠不能滿足的慾望：他們無法與同類對話，因為時間的程式改變了語言，說不通也看不懂，記憶無法使他們從此岸到達彼岸。可以設想，斯威夫特幻想這種恐怖，是因為他懼怕它，又或許是為了使用魔法驅邪避災。一七一七年，他曾對《哀怨：或夜思》的作者愛德華·揚說過：「我就像這棵樹，我將從樹冠開始死去。」斯威夫特的這種思想不僅貫穿在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中，還體現在他留給我們的為數不多的誇大其辭的語句中。他那種陰鬱的說教式風格甚至滲透到後人對他的評議中。例如，人們在評論他的時候，使用的語言比他本人更具說教色彩。薩克雷就曾寫道：「想到他，猶如想到一個偉大帝國的廢墟。」然而，人世間沒有什麼比他對上帝的隱語的執著更悲哀的了。
充耳不聞、精神錯亂、懼怕瘋狂及晚年的愚蠢呆笨加劇了斯威夫特的憂鬱。他開始失去記憶力。他不願使用眼鏡，以致不能閱讀，最後連寫字也不行了。他每天都在乞求上帝把死亡降臨到他頭上。垂暮之年，神志恍惚，臨終的那個下午，不知他是聽天由命，還是絕望至極，抑或像有人斷言的那樣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人們只是聽到他嘮叨著：「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自有永有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已經覺察到「我將成為一個不幸，但還要我行我素」，他認為「我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像其他部分一樣，這是必然的，無法逃脫的」，「我是上帝安排我所成為的人，我是宇宙法則所鑄造之人」。或許，是因為他已經體會到「是就是成為一切」。
對這個警句的考察到此告一段落。作為結束語，且讓我引用一段叔本華臨終之前對愛德華·格里澤巴赫所說的話，這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他說：「如果有時我會感到不幸，那是因為糊塗和錯誤所致。我會把自己看作是另外一個人，例如，看作是一個得不到替補職位的替補者，一宗誹謗案的被告，一個被心愛的姑娘小看的戀人，一個不能走出家門的病人或另一個像我一樣遭受同樣苦難的人。我不像他們那些人，這種不幸至多是我穿舊丟棄的一件衣服上的一塊布料而已。我究竟是什麼人呢？我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的作者，我是曾經回答過什麼是‘是’這個謎而引起未來世紀思想家關注的人。這就是我。在我有生之年，哪一個人敢對我持有異議呢？」正是因為叔本華寫出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本書，所以他非常清楚，作為一個思想家，就像當一個病人，當一個被人小看的人一樣，都是虛構的，不是真實的。所以他非常清楚，從根本上說，他是另外一個東西。這另一個東西就是：意志，帕洛隱晦道白的緣由，斯威夫特的那一套。
潘仲秋譯
柏拉圖的對話之一《克拉底魯篇》對詞和事物之間存在一種必然的聯絡持異義，認為應予以否定。——原注
諾斯替教派信徒繼承並深化了這個獨特的見解，由此形成了一套專門詞彙。據伊裡奈烏斯稱，巴西里德斯將其精縮為一個多音重複的迴文單詞kaulakau（開啟天門的萬能鑰匙）。——原注
布伯（《什麼是人》，1938）寫道：「活著即是進入一個奇怪的精神的房間，它的地面是一個我們同變化無常的，有時甚至是令人可怕的對手下的一盤非下不可的、輸贏未卜的棋的棋盤。」——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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