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紀末的時候，雷蒙·盧爾試圖拿一個以拉丁文詞語分劃成塊的不規則旋轉同心圓盤做成的裝置解決所有的奧秘；到了十九世紀初，約翰·穆勒擔憂有一天音樂組合的數目會用盡，那些尚未成型的韋伯和莫札特們將會沒有立足之地；庫爾德·拉斯維茲則在十九世紀末玩弄起令人厭煩的世界圖書館的奇思怪想，這個圖書館將收集用二十幾個書寫符號組成的所有變化，也就是說用所有語言所表達的一切。盧爾之輪、穆勒的擔憂和拉斯維茲的混亂的圖書館或許是可供揶揄的材料，但它們都誇張地表現了一種共同的癖好：把玄學，也把藝術變成一種組合遊戲。玩弄這種遊戲的人忘記了一本書勝過一個詞語結構，或者說勝過一系列詞語結構；一本書是與讀者展開的對話，是賦與其話聲的語調，也是留在其記憶裡的多變恆久的形象。這一對話永無終結：amicasilentialunae，這些詞語現在的意思是親暱、寧靜、閃光的月亮，而在《埃涅阿斯紀》裡則表示月黑天，指的是掩護希臘人進入特洛伊城的黑暗【注】……文學是不會斷源的，其理由既充分又簡單：單單一本書不是文學。書不是一種無溝通的個體：它是一種關係，是一種數不盡的關係的軸心。一種文學區別於另一種文學，不管是以後的或者是先前的，主要不是因為文章內容，而是由於閱讀方法。如果讓我閱讀任何當代的文章，比如本文，按照二○○○年的閱讀方法，我也會知道二○○○年時文學呈何種狀況。把文學理解為形式遊戲，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會導致精工細雕的章節和詩段，造就一位受尊敬的工藝師（約翰遜、勒南、福樓拜），弄得不好就會產生一部以浮華和隨意杜撰出的驚奇情節構成的作品，而使人感覺不適（格拉西安、埃雷拉、埃雷拉·雷西格）。

【註釋】

在他們被視作模仿的文章中，但丁和彌爾頓就是這樣解釋的。在《神曲》（《地獄篇》，第1歌第60行，第5歌第28行）中我們讀到：「光亮暗淡了」，「太陽消失了」，表示黑暗的地方；在《力士參孫》（第86至89行）中：

對於我太陽是黑暗的，

月亮是寧靜的，

當她捨棄夜晚時，

黑暗的洞窟埋藏在她心中。

摘自歐·曼·蒂里亞德：《彌爾頓時代》，第101頁。——原注

【註釋完】

如果文學只不過是一種口頭代數，那麼任何人都可以創造任何作品，只要藉助變化實驗即可。「萬物皆流」，這條精煉的公式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學簡化成兩句話。雷蒙·盧爾可能會對我們說，有了第一句話，只要實驗一下不及物動詞就足以發現第二句話，並且依靠有規律的僥倖得到那種哲學，以及其他許多種哲學。似乎有必要回答說，由消元得到的公式缺乏價值，甚至缺乏意義。為了使公式具有某種效用，我們應該參照赫拉克利特來理解，參照赫拉克利特的經驗，即使「赫拉克利特」只不過是那種經驗的可能的實施者。我曾經說過，一本書就是一場對話，一種關係形式：在對話中，一個交談者並非他所說的話的總數或平均數，他可以不說話而表現出聰明機智，也可以說出聰明的見解但表現出愚蠢笨拙。文學同樣如此。達塔尼昂做出了數不盡的業績，而堂吉訶德遭受棍打和嘲諷，但是堂吉訶德的價值在人們的感覺中更大。這番話給我們引出了一個迄今為止從未提出過的美學問題：一位作者能否創造出超出自己的人物？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這否定之中包括了理智因素和道德因素。我想從我們身上是不會產生比我們的黃金時代更聰穎、更高貴的造物的。這一見解就是我對蕭伯納的卓越成就的信念的依據。最初幾部作品中的行業工會問題和市鎮問題將失去趣味，或者說已經失去；《愉快的戲劇集》中的戲言在將來某一天有可能比莎士比亞的戲言更令人討厭（我懷疑幽默是一種口頭體裁，一種在會話中突發的恩賜，而不是一種書面之物）；序言和流暢的篇章宣稱的思想可以在叔本華和塞繆爾·巴特勒的作品中找到；但是，拉維妮婭、布蘭科·波斯內特、克雷岡、索托弗德、理查德·杜吉昂，特別是尤利烏斯·愷撒，他們都超越了當代藝術塑造出的任何人物。如果我們把泰斯特先生同上面幾位，或者同尼采筆下的歷史人物查拉圖斯特拉相提並論，就只能帶著驚詫甚至義憤來感受傑出的蕭伯納。一九一九年，阿爾伯特·索爾格爾寫作時反覆提到那個時代的陳詞濫調，「蕭伯納是英雄觀念的剿滅者，是英雄人物的殺戮者」（《當代詩歌和詩人》，第二百一十四頁）。索爾格爾不明白，英雄性質須摒棄浪漫特性，須體現在《武器與人》中的布倫茨利上尉身上，而不是塞希奧·薩拉諾夫少校。

佛蘭克·赫里斯撰寫的蕭伯納的傳記收入了蕭的一封令人崇敬的信，現抄錄以下一句話：「我理解一切，理解所有的人；我即虛無，我即非我。」從這個虛無（完全可以同創造世界前的神的虛無相提並論，可以同最重要的神明相提並論。另一個愛爾蘭人約翰尼斯·斯科圖斯·埃裡金納稱之為nihil）出發，蕭伯納引申出幾乎數不清的人物，或曰「戲劇人物」。我猜想，其中最為曇花一現的卻是那個把一切展示給人們、在專欄中發表了眾多簡明而鋒利的言辭的蕭伯納。

蕭伯納的基本主題是哲學和倫理學：他在我國不受重視是很自然的，甚至無法避免的。或許他只在若干警句方面受到好評。阿根廷人覺得宇宙不過是偶然因素的表現，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的偶然聚合。阿根廷人對哲學不感興趣，對倫理學也不感興趣。對阿根廷人來說，社會性只是一種個人間、階級間或民族間的衝突，在衝突中一切都是合法的，除了受嘲諷或被戰勝。

人的特性及其變化是當代小說的核心主題。抒情詩是對幸運的愛情或失意的愛情作出的令人歡欣的讚美。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的哲學使我們每個人都成為同虛無或同神明進行的秘密且持續的對話中的有趣的交談者。這些方面在形式上可能引起崇敬，卻激起被吠檀多斥責為首要錯誤的那個「我」的幻覺。它們常常在作絕望和憂愁的遊戲，但實際上是在取悅虛榮，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們是不道德的。相反，蕭伯納的作品留下了一種解放的滋味，斯多葛學派的滋味，英雄傳奇的滋味。

一九五一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陸經生譯

斯威登堡亦如此。《人和超人》中說地獄並不是一個懲罰場所，而是死去的罪人出於同類相聚的緣故所選擇的處所，就好像選擇天堂一樣；斯威登堡於1758年發表的《天堂與地獄》一文也表述了同樣的見解。——原注

以上均為蕭伯納作品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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