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群情歡呼的日子使我產生三個不同性質的驚奇：當別人告訴我巴黎解放了時，我會高興得渾身舒暢；發現集體的情緒也可能是卑鄙的；許多希特勒的信徒神秘而明顯地感到興奮。我知道要調查興奮的原因就要冒風險，人家會覺得我像一個徒勞的水文地理學家，在調查為什麼一塊紅寶石足以擋住一條河的水流。許多人會指責我在調查憑空想象的東西。可是，這的確發生過，成千上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可以作證。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去問那些當事者本人是無濟於事的。那些善變者們，因為慣施變術，已經完全沒有對行為的不一致應當說明理由的概念：他們崇拜日耳曼人種，但討厭「撒克遜」的美洲；他們譴責凡爾賽的條約，卻歡迎「閃電戰」的奇蹟；他們是反猶太主義者，但信奉起源於希伯來的宗教；他們讚美潛艇戰，但激烈地指責英國的海盜行徑；他們控訴帝國主義，卻維護和宣揚生存空間論；他們把聖馬丁奉為偶像，但又說美洲的獨立是個錯誤；他們用耶穌的教規來衡量英國的行動，卻用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去評價德國的行為。

我也考慮過，寧願心存懷疑，也比同那些與混亂有親緣關係的人談一次話而被他們搞迷糊強。他們無數次地重複著那句裝模作樣的套話「我是阿根廷人」，使別人不再用廉恥和同情去要求他們。另外，弗洛伊德不是論證過，沃爾特·惠特曼不是曾預感到，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的深層動機知之甚少嗎？也許，我想，巴黎和解放兩個符號的魔力之強大，使那些希特勒的信徒忘記了這是他們的軍隊的一次失敗。想煩了，我就選擇了一種假設，那就是投機善變、恐懼和單純的順應現實是問題最可信的解釋。

以後的幾個晚上，一本書和一個回憶使我豁然開朗。那本書是蕭伯納的《人和超人》：我指的是關於約翰·坦納的玄奧夢境的那個章節，裡面說地獄的可怕在於它的非現實性；這個理論可與另一位愛爾蘭人約·斯·埃裡金納的論點相對照，他否認實際上存在罪和惡，並宣稱，一切創造物，包括魔鬼，都將回歸上帝。至於回憶，是有關那個美好的、被八月二十三日反過來詛咒的日子：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一個親德分子，我不願想起他的名字，在那天走進我的家，站在門口宣佈了一個大訊息：納粹軍隊佔領了巴黎。我體會到一種悲哀、厭惡和難受混在一起的感覺。有些我不理解的東西阻擋了我，得意忘形而傲慢無禮不能解釋他為何用大嗓門粗暴地宣佈訊息。他還說，軍隊很快將打進倫敦。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他們的勝利。這時我才懂得，他也被嚇壞了。

我不知道我說的事是否需要闡釋。我認為可以這樣解釋：對於歐洲人和美洲人來說，有一種——只有一種——可能的秩序，它以前被稱為羅馬秩序，現在叫西方文明。充當納粹（玩窮兵黷武的野蠻遊戲，扮演北歐海盜、韃靼人、十六世紀的征服者、高喬人和紅色人種）從長遠觀點看，是一種精神障礙和道德障礙。納粹主義患了脫離現實的毛病，就像埃裡金納說的地獄，那是不能居住的；人們只能為它去死，為它說謊，為它廝殺，為它流血，誰也不能在他內心的孤獨中渴望獲勝。我斗膽猜測：希特勒希望自己被打敗。希特勒在冥冥中與躲不開的軍隊配合把自己消滅，就像鐵鷹和龍（不應該忘記它們是魔鬼）神秘地配合了赫拉克勒斯。

黃錦炎譯

zoroqster，也稱祆教、拜火教和波斯教，由古代波斯的瑣羅亞斯德（約前628—約前551）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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