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斯的最後一本書——《新世界指南，建設性的世界革命手冊》——初看似乎有被認為純粹是一部謾罵百科全書的危險。在這本可讀性很強的書中，他譴責希特勒「像一隻被擠壓的兔子似的尖叫」；罵戈林是「城市的毀滅者，第二天清掃碎玻璃並重溫前一天晚上的功課」；罵艾登是「國聯中典型的傷心鰥夫」；他罵「荒唐的英國陸軍元帥艾恩塞德」；罵法國軍隊的將軍們「被自覺無能、被捷克斯洛伐克生產的坦克、被步話機的聲音和噪音、被幾個騎腳踏車的信使打敗了」；他罵「明顯的失敗情緒」；罵南愛爾蘭是「怨氣十足的大雜院」；罵英國外交部「好像不遺餘力地要讓已經戰敗的德國贏得這場戰爭」；罵塞繆爾·霍爾爵士是「智力上和精神上的傻瓜」；罵美國人和英國人「背叛了西班牙自由黨人的事業」；他罵那些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不是一張「針對目前混亂」的罪惡處方的人；罵那些認為只要趕走或消滅戈林和希特勒等魔鬼世界就如天堂一般的糊塗蟲。

我收集了一些威爾斯的罵人話：文字上並不是值得記憶的，有些我覺得有欠公正，不過倒是說明他的仇恨或者憤怒是不偏不倚的。同時，也說明在一場戰爭的中心時刻，作家們在英國享受到的自由。更重要的是，這種罵罵咧咧的壞心情（我只舉了一小部分，不難增加個三四倍）是那本革命教科書的教義。這種教義可以歸納為這樣的明確抉擇：英國要麼把自己的事業與一場普遍的革命事業（成立一個聯邦的世界）一致起來，要麼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沒有用。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至五十四頁）確定了新世界的基本原則，最後三章討論了一些枝節問題。

不可思議，威爾斯不是納粹。說不可思議，因為他的同時代的人幾乎都是納粹，儘管他們不承認或者不知道。從一九二五年起，沒有一個報刊撰稿人不認為，出生在某個國家、屬於某個人種（或者人種的好的組合）不是一種稀有的特權和一種足夠有力的護身符，這是必然的、毫不足怪的事實。民主的辯護士們自認為完全不同於戈培爾，卻與敵人用同一套術語，敦促他們的讀者傾聽同一顆聽命於血統和土地的心臟發出的心聲。我記得，在西班牙內戰時期有過一些無法解釋的辯論：一些人自稱是共和主義者，另一些人是民族主義者，還有一些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人都用佔領軍地方長官的語彙，談論著人種和民族，甚至舉著鐮刀和斧頭的人們都成了種族主義者……我還有點吃驚地記得一次為了駁斥反猶太主義而召開的大會。我不是反猶太主義者，有好幾個原因，最主要的是這個：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區別，一般來說是很小的，有時只是想象中的或是感覺不出來的。那天，沒有人同意我的意見；所有人都發誓說，一個德國猶太人和一個德國人有很大的區別。我提醒他們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這麼說的，沒有用；我暗示說，一個反對種族主義的大會不能容許優等人種理論，也沒有用；我引用了馬克·吐溫的精闢的宣言——「我不問一個人是什麼人種，只要是一個人就夠了；誰也不可能比這更壞」（《敗壞哈德萊堡的人》，第二百零四頁）——還是沒有用。

在這本書中，如同在其他書（《智人的命運》，一九三九年；《戰爭與和平的常識》，一九四○年）中一樣，威爾斯呼籲我們要想到我們基本的人類本質，要剋制我們不幸的差異特徵。說實話，這種剋制並不過分：只不過為了更好地共處，要求各國，就像要求個人那樣，要有基本的禮貌。「誰也不會在他正直的理念中，」威爾斯說，「認為大不列顛人是一個優等民族，一個最高貴的納粹人種，要去跟德國人爭奪世界霸權。這裡（擁有美國人支援的英國）必須是人類鬥爭的前線，否則就什麼也不是了。這個責任也是一種特權。」

《讓人民思考》是伯特蘭·羅素的一部雜文選集的標題。威爾斯在我評論的那部作品中，要求我們摒棄地理、經濟或人種方面的偏見來重新審視歷史；羅素也作過普世的勸告。在《自由思想與官方宣傳》一書的第三篇文章中，他建議在小學裡要教授不輕信報章的閱讀方法。我認為這個蘇格拉底式的命題不是沒有用處的。在我認識的人中，很少有人懂得這樣閱讀。他們被鉛字或句法的技巧所矇騙，他們之所以認為一件事發生過，是因為它被用大號黑體字印了出來，他們不願意明白「入侵者多次妄圖越過b地，均被挫敗，傷亡慘重」的說法其實只是委婉地承認b地失陷而已。更糟的是：他們還要偷換概念，以為寫的東西引起恐怖就是親敵……羅素建議，國家應設法給人們作對抗這種苗頭、對抗詭辯論的免疫治療。例如，他建議讓學生通過《總彙通報》公然鼓吹勝利的簡報，來學習拿破崙的敗績，並佈置這樣的作業：等他們學完了英國人寫的跟法國人打仗的歷史，馬上用法國人的眼光重寫這段歷史。我國的「民族主義者們」已經在使用這種悖論法：教阿根廷歷史用的是一種西班牙人的觀點，而不是克丘亞人或是克蘭迪人的觀點。

此外，那篇題為《法西斯主義的譜系圖》的文章也相當精闢。作者一開頭就提出一個觀點，政治事件來自於很久以前的思考，一種學說從宣傳到實行中間相隔很長的時間。所以，那讓我們憤怒或激動、又常常把我們擊垮的「熾烈的現實」，只不過是過去的演說的不完美的反射。以其公開的軍隊和秘密的特務使人望而生畏的希特勒，只是卡萊爾（一七九五年～一八八一年）甚至費希特（一七六二年～一八一四年）的同義反復；列寧則是卡爾·馬克思的翻版。因此，真正的知識分子都回避同時代的論戰：本質的存在總是超越時代的。

羅素把法西斯的理論歸咎於費希特和卡萊爾。費希特在有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第四、五講中提到，德國人優越的依據是不間斷地擁有一種純潔的語言。這種推理具有無窮的欺騙性。我們可以推斷，在地球上不存在一種純潔的語言（即使詞彙是純潔的，其意象也是不純潔的；即使語言純正癖們說「體育」，其意象卻是sport）；我們可以想見，德語不如巴斯克語或者霍屯督語純潔。我們甚至可以試問，為什麼沒有攙雜的語言就好呢……卡萊爾的貢獻要更復雜、更令人信服些。他於一八四三年寫道，民主是因為找不到能領導我們的英雄而絕望的表現。一八七○年他歡呼「耐心、高尚、深沉、團結、富有同情心的德國」戰勝了「好吹噓、愛虛榮、亂比手勢、爭勝好鬥、焦躁不安、神經過敏的法國」（《雜記》，第七卷第二百五十一頁）。他讚美中世紀，他譴責議會那些清談之風，他維護雷神托爾、征服者威廉、諾克斯、克倫威爾、腓特烈二世、沉默寡言的弗朗西亞博士和拿破崙的聲譽，他渴望有一個「沒有配備選舉箱的、混亂的」世界，他憎惡廢除奴隸制，他建議把雕像——對青銅的可怕誤用——改造成有用的青銅浴缸。他讚揚死刑，他主張每個城鎮有一個兵營，他誇獎並捏造了一個條頓人種。誰想了解其他咒語或崇拜語，可以一讀《過去和現在》（一八四三年）和《現代短論》（一八五○年）。

羅素總結說：「在某種意義上，說十八世紀初的氛圍是理性的，而我們時代的氛圍是反理性的，是有道理的。」要我說，句子開頭那個羞怯的副詞短語可以刪掉。

黃錦炎譯

指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指英國政治家安東尼·艾登。

samuelhoare（1880—1959），英國政治家。

quechua，南美印第安人。

querandí，南美印第安人。

西班牙語中，「體育」為deporte。英文為sport，原為disport的簡寫，源於盎格魯–日耳曼語「desporter」，意為「搬運」，引申為「娛樂」、「消遣」，直到19世紀中葉才有今天的意義。

johnknox（1514—1572），蘇格蘭宗教改革領袖。

作者「博爾赫斯」的其他小說

《私人藏書：序言集》《阿萊夫（El Aleph）》《天數》《鐵幣》《杜撰集》《深沉的玫瑰》《老虎的金黃》《另一個，同一個》《面前的月亮·聖馬丁札記》《詩藝》《密謀》《為六絃琴而作·影子的頌歌》《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埃瓦里斯託·卡列戈》《詩人》《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永恆史》《討論集》《布羅迪報告》《沙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