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閱讀過英國抒情詩的人們，不會忘記約翰·濟慈的《夜鶯頌》，這位患癆病的、貧窮的、也許情場失意的詩人在一八一九年四月，他二十三歲時的一個晚上，於漢普斯特德的一座花園裡寫了這首詩。濟慈在這座郊區的花園裡，聽到了奧維德和莎士比亞筆下的夜鶯的永恆歌唱，感到了自己來日無多，便把死亡和那看不見的小鳥不死的婉轉歌聲相對照。濟慈寫過，詩人寫詩應該像樹長樹葉那樣自然；兩三個小時裡他就能寫出一頁極其優美、雋永的詩歌，事後幾乎不必潤色。據我所知，還沒有人評價過其詩作的優點，但有人為他的作品作過註釋。問題的癥結就在倒數第二節詩句上。依賴環境的、難免一死的人對小鳥說，「飢餓的世代無法將你蹂躪」，他的聲音現在聽來就像古時的一個下午摩押女子路得在以色列的田間聽到的。
西德尼·柯文（記者，斯蒂文森的朋友）在一八八七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濟慈的專著中，發現或者捏造了我提到的那節詩歌的難點。我抄錄了他那段奇怪的宣告：「濟慈用一個邏輯的錯誤，我認為也是一個詩歌的失誤，把人類生命的短暫，他理解的個體生命，與鳥的生命的長久，他理解的物種生命，對立了起來。」一八九五年，布里奇斯重提了這一譴責；弗·雷·利維斯於一九三六年同意這種觀點並加了注：「當然，在這個觀念中所包含的錯誤，證明使他接受謬誤的那種情感的強烈程度……」濟慈在他的詩歌的第一節中，稱夜鶯為森林女神，另一位評論家加羅德一本正經地援引了這一稱呼說，在第七節中，鳥之所以是不死的，因為它是森林女神，是林間的精靈。艾米·洛威爾則說得更正確些：「有一點想象力或詩歌悟性的讀者馬上就能體會到，濟慈並不是指正在唱歌的夜鶯，而是指夜鶯的種群。」我收集了五位現代和過去的評論家的五種評論意見。我認為所有的意見中最不是無的放矢的是美國人艾米·洛威爾的，但我不同意她提出的把那天晚上生命短暫的夜鶯與夜鶯種群對立。我認為，這節詩歌的密碼，真正的密碼，在叔本華寫的一段難懂的話中，儘管濟慈本人從未讀過這段話。
《夜鶯頌》寫於一八一九年。一八四四年，《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增補的第二卷出版。該書第四十一節寫道：「讓我們坦率地自問，今夏的燕子是完全不同於第一個夏天那隻的另一隻嗎？還有，在兩隻燕子之間，曾經千百萬次地發生過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影無蹤嗎？我很清楚，要是我認真地向某個人保證，說現在在院子裡玩耍的貓就是三百年前在同一個地點蹦蹦跳跳淘氣的那隻，他一定會認為我瘋了；但我也知道，相信這隻貓在本質上與三百年前那隻全然不同，才是瘋得更厲害。」這就是說，個體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種群，濟慈的夜鶯也就是路得的夜鶯。
濟慈可以不無理由地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什麼也沒有讀過。」他通過一本學生辭典猜透了希臘精神。這種猜測或是娛樂極其巧妙地證明，就是他，在一天晚上的一隻隱蔽的夜鶯身上看到了那隻柏拉圖式的夜鶯。濟慈也許不能為「典型」這個詞下定義，但卻把叔本華的論點提前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澄清了一個難點，剩下的就是要說明性質完全不同的第二個難點。加羅德、利維斯和其他人為什麼沒有想到這顯而易見的解釋呢？利維斯是劍橋大學某學院的教授；十七世紀的劍橋聚集了一批劍橋柏拉圖主義者，並在此為他們自己命名。布里奇斯寫過一首柏拉圖式的詩歌，題為《第四維》。光是羅列這些事件，似乎加深了這個謎團，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其原因在於不列顛思想中一些最本質的東西。
柯勒律治認為每個人天生不是亞里士多德派就是柏拉圖派。後者認為階級、秩序和屬類就是現實，前者則認為那些都是普遍化的概念。對於後者來說，語言大概接近於一套符號，而對於前者來說，語言則是世界的地圖。柏拉圖主義者知道，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和諧，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對於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來說，可以是由我們的片面認識而產生的一種錯誤或虛構。在各個地區和各個時代，那兩派不朽的對壘者變換著語言和姓氏：一派有巴門尼德、柏拉圖、斯賓諾莎、康德、弗朗西斯·布拉德利；另一派有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洛克、休謨、威廉·詹姆斯。在中世紀爭鬥不休的玄學中，人人都援引「智者們的導師」（《饗宴》，第四章第二節）亞里士多德，但唯名論者是亞里士多德，而現實主義者卻是柏拉圖。十四世紀的英國唯名論在十八世紀英國認真的唯心主義運動中重新崛起；奧卡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思維經濟原則，引出或者說預先展示了那句也有所指的話——「存在就是被感知」。柯勒律治說，人生來不是亞里士多德派就是柏拉圖派，而英國的頭腦可以說生來就是亞里士多德派的。對這種頭腦來說，現實的東西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個體；不是那隻泛指的夜鶯，而是那些具體的夜鶯。當然，《夜鶯頌》在英國不能被直接理解，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希望沒有人從上面的話中理解出非難或輕蔑之意。英國人不接受泛指的東西，因為他們覺得個體是不可變化的、難以同化的和無雙的。是倫理上的顧忌而不是思維上的無能，妨礙他們像德國人那樣與抽象打交道。他們不理解《夜鶯頌》，這種可貴的不解，使他們成為洛克、貝克萊和休謨，並在四十年之後，寫出聞所未聞的、預言式的警告——《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
夜鶯在全世界所有語言中都有一個好聽的名字（nightingale、nachtigall、usignolo），似乎人們本能地希望這些名字與它讓人驚奇的歌聲相配。詩人們把這歌聲讚美得過了頭，現在反而有點不真實了，讓人覺得那歌聲不像百靈鳥倒像天使。從《埃克塞特書》中的撒克遜謎語（「我，傍晚的老歌手，在莊園裡為貴族們帶來歡樂」），到斯溫伯恩的悲劇長詩《阿塔蘭忒在卡呂冬》，這隻夜鶯一直在英國文學中無休無止地歌唱，喬叟和莎士比亞讚美過它，還有彌爾頓和馬修·阿諾德，但是，我們死心眼地像把威廉·布萊克與老虎的形象聯絡在一起那樣，把約翰·濟慈和它的形象聯絡在一起。
黃錦炎譯
amylowell（1874—1952），美國詩人，著有《濟慈傳》。
在這些人中應該加入天才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他在《駛向拜占庭》的第一節中，講到「死去的一代代」鳥，有意或無意地提到了頌歌。參見託·賴·亨恩《孤塔》，1950，第211頁。——原注
赫伯特·斯賓塞作品。
分別是英文、德文和義大利文對「夜鶯」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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