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第八卷中說，神編織了災難，為的是讓後代的人不缺嗟嘆歌吟的題材；馬拉美說，世界的目的就是為了一本書，他的話似乎重複了三千年前從美學角度為不幸辯解的概念。但是這兩種目的論並不完全一致：希臘人的論點屬於口頭文學時代，法國人的論點屬於書寫文學時代。前者涉及說唱，後者涉及書籍。任何一部書對我們來說都是神聖的東西：塞萬提斯也許沒有聽到人們所說的全部話語，但他「愛看書，連街上的破字紙都不放過」。蕭伯納的一部喜劇裡寫到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遭到大火威脅，有人驚呼道人類的記憶將要焚燬，愷撒對他說：「讓它燒掉吧。那只是惡行的記憶。」依我看，歷史上的愷撒只會或贊同或指責劇作家加在他身上的見解，但不會像我們一樣，把它當作一句褻瀆神明的玩笑話。

眾所周知，畢達哥拉斯的學說從不形諸文字；西奧多·貢貝爾茨（《希臘思想家》，第一部第三章）辯護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口頭教導效果更好。畢達哥拉斯只是消極迴避，柏拉圖則明確無誤地說出了他的看法。他在《蒂邁歐篇》中說：「發現宇宙的創造者和主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一旦發現之後，也不可能向所有的人宣佈。」在《費德魯斯篇》裡，他敘說了一個反對文字的埃及寓言（使用文字的習慣使人們不注意鍛鍊記憶，對符號產生依賴），說是書籍好像畫出來的人形，「看來栩栩如生，但向他提問時，他卻一言不發」。為了減少或者消滅這種不便，柏拉圖想出了哲學對話的形式。老師可以選擇徒弟，書本選擇不了讀者，而讀者可能是愚蠢不肖的。柏拉圖的這種顧慮在異教文人亞歷山大的克雷芒的話裡也存在：「最謹慎的做法是述而不著，教學都口頭進行，因為白紙黑字就成定論。」（《雜記》）在同一篇裡，他又說：「在書裡暢所欲言，等於是把一把劍交到小孩手中。」福音書裡也有類似的說法：「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這句話是口頭講學的大師耶穌說的，他生平只有一次用指頭在地上畫字，誰也沒有見到那幾個字是什麼。

亞歷山大的克雷芒是在二世紀末說出他對文字的疑慮的；四世紀末，心理活動過程開始，幾代人之後，達到了書寫文字壓倒口頭語言、筆壓倒口的頂點。一個偶然的機會促使一位作家確定了這一巨大過程開始的片刻（我稱之為片刻，一點也不誇張）。聖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第六卷裡寫道：「安布羅斯閱讀時眼睛盯著書頁，全神貫注地琢磨意思，不出聲，也不動嘴唇。誰都可以進他的房間，當時也沒有通報來人的習慣，我們多次看到他默讀，毫無例外，我們過一會兒便離開，心想他利用這短暫的間歇養養精神，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擾，也不願做別的事情，也許怕一個注意的聽眾要他解釋一段晦澀難懂的文字，或者想和他探討，這一來他就無法閱讀許多書籍了。他的聲音很容易嘶啞，我還認為這樣默讀是為了保護嗓子。不論他有什麼目的，這樣做肯定是好的。」西元三八四年前後，聖奧古斯丁是米蘭主教聖安布羅斯的徒弟；三年後，他在努米底亞撰寫自己的《懺悔錄》時，還為那奇特的情景感到詫異：一個人在屋子裡不出聲地看書。

那人略去了發音符號的階段，從書寫符號直接到達直感認識。他開創的默讀的奇怪辦法導致了奇妙的後果，許多年後，書籍的概念因之有了改變，書籍不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成了目的本身。（這個神秘的概念運用到世俗文學上決定了福樓拜和馬拉美、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喬伊斯的非凡命運。）與人們交談、吩咐他們做什麼、不准他們做什麼的上帝的概念，如今又加上了絕對的書或《聖經》的概念。在穆斯林的心目中，《古蘭經》不僅僅像人們的靈魂或宇宙那樣是真主的創造；而且像他的永恆或憤怒一樣，是真主的特性之一。《古蘭經》第八章說該經的原本，「眾經之母」，存放在天國。經院派的阿爾·加扎利說：「《古蘭經》是抄本，用嘴念，用心記，但它的原本永遠儲存在天國中心，並不因抄寫的書頁和人們的理解而改變它的內容。」喬治·塞爾指出，《古蘭經》無非是「眾經之母」理念或者純理論的標準型；加扎利可能借助《精誠兄弟會典》和阿維森納傳給伊斯蘭教的標準來證實「眾經之母」的概念。

猶太人比穆斯林更離奇。他們的《聖經》第一篇就有那句名言：「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秘哲學家們認為上帝這一指示的法力來自組成詞句的字母。六世紀在敘利亞或者巴勒斯坦編的《創世之書》說，眾軍的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和萬能的主用從一到十的基數和二十二個字母創造了宇宙。畢達哥拉斯和揚布利科斯的教義是數字，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而主張字母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則清楚表明了新的文字崇拜。《創世之書》第二章第二段說：「二十二個基本字母：上帝把它們刻畫、組合、掂量、調換，用它們生產了一切現有的和將有的事物。」然後它說明哪些字母對水、火、智慧、和平、恩惠、睡夢、憤怒具有支配的力量，比如說k那個能左右生命的字母如何形成宇宙中的太陽、日曆中的星期三和人體的左耳。

基督徒們走得更遠。神明寫過一本書的想法，促使他們進而認為神明寫過兩本，另一本就是宇宙。十七世紀初，弗蘭西斯·培根在他的《學術的進展》裡聲稱，上帝給了我們兩本書，以免我們犯錯誤；一是揭示他旨意的《聖經》，二是表明他力量的造化萬物之書，後者是前者的鑰匙。培根的用意遠不是打個簡單的比方；他認為世界可以分解為基本的形式（溫度、密度、重量、顏色），這些數目有限的形式組成一張自然字母表，也就是用以寫出宇宙大塊文章的一系列字母。托馬斯·布朗爵士在一六四二年寫道：「我學習神學的書籍有兩部：《聖經》和人所共見的、天地萬物的公開手稿。在第一部書中沒有看到的東西，可以在第二部書中發現。」（《一個醫生的宗教信仰》，第一章第十六節）同一節裡還說：「一切事物都不自然，因為自然界本是上帝的作為。」二百年後，蘇格蘭作家卡萊爾在多處，特別是評論卡廖斯特羅伯爵的一篇散文裡超越了培根的推測，斷言宇宙歷史是一部寫到我們，而我們難以辨明和撰寫的《聖經》。之後，萊昂·布洛瓦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他究竟是誰。誰都不知道他來這個世界幹什麼，他的所作所為、思想感情有什麼目的，也不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名字，他在光明之國表冊裡不朽的名字……歷史是禮拜儀式上的長篇大論，其中每個小標點的重要性不低於整段整段的文章，但是它們各自的重要性是無法確定的，隱藏得很深。」（《拿破崙的靈魂》，一九一二年）按照馬拉美的說法，世界為一本書而存在；布洛瓦卻說，我們是一部神奇的書中的章節字句，那部永不結束的書就是世上唯一的東西：說得確切一些，就是世界。

一九五一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王永年譯

參見塞萬提斯作品《堂吉訶德》第1部第9章。

參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7章第6節。

參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8章第3至11節：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對耶穌說：「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法利賽人一個個的都走了，只剩下耶穌和站在當中的婦人。

這段評論說明當時的習慣是大聲朗讀，以便更好地瞭解含義，因為那時的文字沒有標點符號，片語也沒有間隔，再說手抄本很缺，朗讀給大家聽，可以減輕或解決缺書的不便。盧奇安的對話集《駁無知的購書者》對2世紀時的那一習慣有所闡述。——原注

伽利略的著作中常有將宇宙比作書本的概念。法瓦羅編輯的選集第二部（《伽利略·伽利雷：思想、格言與評斷》，佛羅倫薩，1949）題為《自然界之書》。我引用其中一段話：「哲學寫在那本一直開啟在我們眼前的浩瀚無比的書裡（也就是宇宙），但如果事先不學習那本書所用的文字、不識那些字母的話，是無法理解的。那本書的文字是數學，字母是三角形、圓圈，以及其他幾何圖形。」——原注

countalessandrodicagliostro（1743—1795），原名朱賽培·巴爾薩莫，義大利騙子、魔術師、冒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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