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其他歷史，文學的歷史充滿著種種疑團。但是還沒有一件事比克維多偶爾獲得的那份奇妙而又失之片面的榮耀更能觸動我。在世界名人錄中沒有他。我曾多次想調查一下這一奇特的遺漏的原由：有一次，在一次已經記不起的會議上，我曾以為找到了原因，就是他那些措辭生硬的文章不能激發，甚至不能容許最小的感情宣洩（喬治·穆爾說過，「能煽情才能有成就」）。我常說，一個作家要獲得榮譽，不必表現得多愁善感，但他的作品或者生平中某種際遇必須能感動人。克維多的生平也好，藝術也好，我想，不能引起那種柔情的誇張，而這種誇張的重複就是榮耀……

不知道這種解釋是否正確，我現在還要補充下面的解釋：實際上，克維多比誰都不差，就是沒有找到一種抓住人們的想象力的象徵。荷馬有普里阿摩斯，他親吻了阿喀琉斯殺人的雙手；索福克勒斯有一位會解謎的國王，而天意將解開他的命運的恐怖；盧克萊修有一個無限的星體之淵和原子的衝突；但丁有九層地獄和天堂的玫瑰；莎士比亞有暴力和音樂的世界；塞萬提斯有桑丘和堂吉訶德風風雨雨的遊歷；斯威夫特有善良的馬和野蠻的人形獸的共和國；梅爾維爾有白鯨的恨和愛；卡夫卡有層出不窮的骯髒的迷宮。沒有一個世界聞名的作家不曾鑄造一個象徵物；需要提一下，這象徵物不一定是客體的、外界的。比如說，貢戈拉·伊·阿爾戈特或梅里美，他們是作為孜孜不倦地創作一部秘密的作品的那種作家而著稱的，惠特曼是作為《草葉集》的神化的主人公而留名文壇的，相反，關於克維多卻只留下了一個漫畫式的形象。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說他是「從一位高貴的西班牙語文體學家轉變成典型滑稽故事作家」（《耶穌會帝國》，一九○四年，第五十九頁）。

查爾斯·蘭姆說埃德蒙·斯賓塞是詩人中的詩人，對克維多，我們不能不說他是文學家中的文學家。要欣賞克維多，必須得是現在的或潛在的文學家；反言之，沒有一個具有文學才能的人會不欣賞克維多。

克維多的偉大是語言上的。說他是哲學家、神學家或者（像奧雷利亞諾·費爾南德斯–格拉稱他為）國務活動家，都是錯誤的。他的作品的標題可能允許這麼說，但內容不是。在他的專著《上帝的神意，為拒神者痛心，為信神者慶幸：從害約伯的小人及其迫害研究出的學說》中，恐嚇多於說理。他像西塞羅（《論神性》，第二卷第四十至四十四節）一樣，通過具體觀察到的次序，通過「廣袤的星光共和國」，來證明神祇的次序。談完與宇宙論觀點大相徑庭的星體說後，他補充道：「絕對否定上帝存在的人是少數；我要讓那些不敬神的人曝曝光，他們是：德謨克利特的門生米洛斯的迪亞戈拉斯和阿夫季拉的普羅泰格拉、西奧多羅斯（綽號「無神論者」）以及下流而愚蠢的西奧多羅斯的門生——博里斯塞訥斯的比翁。」這完全是恐怖主義行徑了。在哲學史上，有些學說可能是錯誤的，卻對人們的想象力產生一種陰暗的魅惑；例如，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關於靈魂在許多人身上轉移的學說，諾斯替教派關於世界是由一個懷有敵意或發育不全的上帝創造的學說。克維多隻是個研究真理的學者，他不會受那種魅惑的影響。他寫道，靈魂轉移是「獸類的蠢話」和「畜生的狂言」。恩培多克勒說過：「我曾是一個孩子、一個姑娘、一簇灌木、一隻小鳥和一條露出海面的無聲的魚。」克維多批註說（《上帝的旨意》）：「這位愚不可及的恩培多克勒濫用職權，既當律師又當立法人，居然發現自己曾是魚，身居如此對立和敵意的自然中一言不發，卻變成埃特納的蝴蝶死去，眼望著曾是他的故鄉的大海，卻撲向了火堆。」對於諾斯替教派的成員們，克維多稱他們為無恥之徒、該死的壞蛋、瘋子、胡言亂語的編造者（《冥王的豬欄》的結尾部分）。

他的《上帝的政治和吾主基督的政府》，據奧雷利亞諾·費爾南德斯–格拉說，應當被看作是一套最正確、高貴和合適完整的政府體系。只要想一想那本書的第四十七章建立在這樣怪異的前提之上，即基督（就是有名的「猶太人之王」）的行為和語言是秘密的符號，政治家必須在這些符號的指引下解決他的問題，就足以評判這一見解的價值了。

克維多篤信這套神秘哲學，他從撒馬利亞傳說中，摘抄出國王徵收的賦稅要輕；從《麵包和魚的奇蹟》中，引申出諸王必須救貧濟困；從宮廷侍眾的禮節規則中，推論出「國王應領導大臣們，而不是大臣左右國王」……他論證方法的隨意性和結論的平庸令人吃驚。可是，克維多卻用語言的莊重掩蓋或者幾乎掩蓋了這一切，不經意的讀者還以為讀了那部作品深受教益。文辭不一的情況在《馬爾科·布魯托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書中的思想不值得記住，但語句卻讓人過目難忘，克維多令人敬畏的文章風格在那篇專著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在他那碑文式的篇章中，西班牙語彷彿又回覆成塞內加、塔西佗、盧坎時代的艱深的拉丁語，回覆成白銀時代的折磨人的難懂的拉丁語。刻意的簡潔、倒裝句式、近乎代數式的嚴謹、詞語的對仗、枯燥乏味、用語的重複，使文章具有感人的精確性，許多語句使人覺得或者說要求人認為是無懈可擊的。比如我抄錄的這段話：「有人用月桂樹葉裝點光榮的前額，以凱旋的歡呼報答偉大而驕人的戰績；有人為了豎立一尊雕像而不惜眾多的近乎神靈的生命，但是要保持月桂樹的枝葉、大理石雕像和歡呼聲不至於從那高貴的特權的位置上跌落，靠的卻不是強求而是功勳。」克維多使用的其他風格也相當成功：如《騙子》明顯的口語風格，《眾生的時刻》放蕩不羈（但並非不合邏輯）的風格。

切斯特頓（《喬·弗·瓦茨》，一九○四年，第九十一頁）認為：「語言不是科學的東西，而是藝術的東西，武士們和狩獵者創造了語言，這比科學要早得多。」克維多從來不這樣認為，對他來說，語言主要是邏輯的工具。詩歌的平庸或永恆——把水比作水晶，把手比作白雪，眼睛如星星般閃光，星星像眼睛一樣窺視——使他看了不舒服，因為太容易了，更因為虛偽。當他譴責這些時，他忘了比喻只是兩個形象暫時的結合，而不是把兩樣東西完全等同起來……他還憎惡習語。為了把習語拿出來「示眾」，他用習語拼湊了一首題為《故事的故事》的敘事詩；然而，幾代人卻為之入迷，他們寧願把這部荒謬之作看成一個精品博覽會，巧妙地利用它從遺忘中拯救出zurriburi（烏合之眾）、abarrisco（黑咕隆咚）、cochiteheruite（莽莽撞撞）、quítamealláesaspajas（為雞毛蒜皮的小事）、atrochi-moche（胡來一通）等習語。

克維多不止一次地被比作薩莫薩塔的盧奇安。兩者有一個根本區別：盧奇安在西元二世紀抨擊奧林匹斯諸神之日進行寫作，是宗教論戰；克維多在西元十六世紀重操干戈，卻只限於對文學傳統的觀察。

簡略地審視了他的散文後，我要討論一下同樣多樣化的他的詩歌。

作為抒發激情的作品，克維多的愛情詩歌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作為玩弄誇張的遊戲，作為著意效仿彼特拉克風格的練習，它們卻常常令人欽佩。克維多是個有強烈慾望的人，但他從未停止過對斯多葛派禁慾主義的嚮往，大概還覺得依賴女人是不明智的（「那是個精靈鬼，對於愛撫，他只是利用並不信以為真」）；這些原因已足以說明，何以在他的詩歌集中（《繆斯》之四）「歌頌愛情和美貌的業績」那段如此虛情假意。克維多個人的聲音體現在其他詩篇中；在那些詩篇中，他說出了他的憂鬱、他的勇氣或他的失望。例如，在從託雷德華納瓦德寄給堂何塞·德·薩拉斯的這首十四行詩中（《繆斯》之二，第一百零九首），他寫道：

隱居於這片寧靜的荒原，

以不多但精深的書籍為伴，

生活就是與亡靈們交談，

用目光傾聽故人的嘆息。

儘管不甚了了，但始終是

彼此坦誠相見或從中有所裨益，

在音樂聲中，那喑啞的旋律

人生的夢境詮釋得十分清醒。

偉大的靈魂謝世留下缺憾，

報復著多年所受的責難，

啊，偉大的約瑟夫，博學的印刷業。

歲月如流水一去不復返，

千秋功過有最好的清算，

教訓和研究使人們完善。

前面這首詩不乏格言派的痕跡（「用目光傾聽」，「人生的夢境詮釋得十分清醒」），但這首十四行詩的功效不在這些痕跡之中，而在於痕跡之外的內容，我並不是說這是實際的寫照，因為實際是寫不了的，但我要說他的語言不如它們描繪的景象或者說話人那具有男子氣的語氣重要。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這一卷最著名的一首十四行詩——《死於獄中的奧蘇納公爵堂佩德羅·特列斯·希隆永垂不朽》——中。

弗蘭德的原野是他的墳塋，

血紅的月亮是他的墓誌銘。

這兩句對句的光彩勝過一切註解，也不需要加註。我這話也適用於下面一句話：軍人之淚；意思不難理解，但卻平淡無奇：軍人們的眼淚。至於血紅的月亮，最好還是不要看作土耳其人的象徵，因為這將由於堂佩德羅·特列斯·希隆的什麼強盜行徑而被搞得黯然失色。

還有不少地方，克維多的出發點是某篇經典文章，像這句難忘的詩句（《繆斯》之四，第三十一首）：

那將是僕僕紅塵，卻更是濃情金粉。

那是借用了普洛佩提烏斯（《哀歌》，第一卷第十九首）的一句詩，經過了加工，或者拔高。

猶如此粉黛，中含吾愛意。

克維多的詩作涉及內容很廣，包括沉思的十四行詩，在某種意義上還早於華茲華斯；有晦澀而佶屈聱牙的嚴峻【注1】，唐突的神學家的魔幻（「與十二人晚餐：我就是那晚餐」），穿插的貢戈拉體的詩句是為了證明他也能玩這種文字遊戲【注2】：義大利式的文雅和甜美（「卑微的棕色和有聲的孤獨」）；佩爾西烏斯、塞內加、尤維納利斯、《聖經》、貝萊的變體；簡寫的拉丁文，低階庸俗的作品【注3】，手法怪異的嘲諷【注4】，毀滅和混沌的陰暗的浮誇。

【註釋1】

門檻連同門扇顫抖戰兢，

那是黑色和陰暗的莊嚴，

冰冷蒼白的亡靈的身影，

被絕望僵硬的法則壓迫。

三個喉嚨敞開狂吠亂叫，

面對著新生純潔的聖光，

三頭犬沉默，但猛然間，

黑暗人群發出深深嘆息。

大地躺在腳底哀鳴呻吟，

白骨灰燼壘起荒山野嶺，

不值一看是蒼天的眼睛，

蠟黃的臉色使原野失明，

虛榮的王國嘶啞的狗們，

增添著恐懼更使人傷心。

陣陣的哀歌夾雜著吠聲，

干擾著聽覺，打破了寧靜。

（《繆斯》之九）——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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